王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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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淮（1126年—1189年），南宋孝宗时参知政事、右丞相、左丞相。字季海，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为台州临海（今浙江临海）尉。以朱倬荐，除监察御史，寻迁右正言。首论吏治之弊，劝高宗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条宰相汤思退罪数十，劾罢之。除秘书少监兼恭王府直讲。任太常少卿、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命择文学行宜之士，荐郑伯熊、李焘、程书达。淳熙二年（1175），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时相位久虚，与李彦颖同行相事。上诚贤不废故亲、非才不以私庇之论。孝宗善之，擢知枢密院事、枢密使。八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事。赵雄罢相，蜀士多自危欲去。淮谓此唐末党争之象，不可长。以次进迁之，蜀士乃安。王抃怙宠为奸，劾罢之。章颖论事切直，孝宗欲黜，淮以当开言路谏阻之。拜左丞相。时镇江饥民强取粮，有司欲严惩，淮阻。与唐仲友善。朱熹劾仲友，淮多方袒护。又擢迁陈贾为监察御史、郑丙为吏部尚书，使两人协力攻道学，开庆元党禁之先声。后以观文殿大学士判衢州（治今浙江衢州），改提举洞霄宫。卒，孝宗辍视朝，以示哀悼。赠少师，谥号“文定”。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的铁蹄正在残暴地蹂躏着黄河两岸的壮丽河山，江浙一带远离战火，还暂时显得比较平静。此时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一户姓王的人家新添了一名男婴，父亲大概对淮河以北的弥天硝烟深感忧虑，为他取名王淮，字季海。

金华是一座文化名城，王淮生于此长于此自幼聪颖机敏，悟性极高，稍大一些便开始力学属文。年仅19岁便于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及第，授官为台州临海（今属浙江）县尉。台州知州萧振对王淮的精明干练深表赏识，称他为宰辅奇才。

绍兴二十三年，萧振调知成都府、安抚制置使，特地把王淮辟为自己的幕僚。萧振因四川军储匮乏，奏请宋高宗留上供米8万斛以足军食，奸相秦桧竟诬告萧振是在故意谎报缺粮、扰乱军心，唆使御史弹劾萧振，萧振被贬知池阳。安抚司的同僚们都对萧振无辜遭贬鸣不平，欲联名上疏替他辩白，王淮说：“萧公胸怀天下，岂会计较利禄得失？是非曲直事久自明，毋须强辩。”他知道，秦桧当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上疏强辩不仅不会给萧振洗刷冤屈，相反还会使他的处境更加不利。众人都佩服王淮的见识。此事不久，王淮迁为校书郎。

秦桧死后，宋高宗鉴于秦桧当权时御史谏官多是他的爪牙，令御史中丞朱倬举荐新御史，朱倬推荐王淮，遂拜监察御史，不久迁为右正言。王淮做谏官，刚正不阿，直言敢谏，他首次上言就说：“如今的朝廷，是大臣养尊处优，小臣持禄苟且，以括囊私财为机智，以不事实务为高明，很少有为国尽职，为君分忧的。希望陛下能够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左相汤思退继承秦桧的衣钵，面对金兵的南侵依然倡和误国，受到抗金派的猛烈抨击。王淮连续上疏列举了汤思退数十条罪状，迫使宋高宗将汤思退罢相。其他如吏部侍郎沈介欺世盗名，都司方师尹狡诈阴险，大将刘宝贪污受贿，都被王淮弹劾免官。

宋孝宗即位后，王淮任秘书少监兼宋孝宗的第三个儿子恭王赵惇府的直讲。赵惇的夫人李氏生了儿子取名赵挺，可巧两个月后，宋孝宗的长子邓王赵的夫人钱氏也生了一个儿子。若按年龄算，赵挺出生在前，应该算是长孙，但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儿子、孙子的名份却是有嫡庶之分的。尽管赵和赵惇都是郭皇后所生的一母同胞，都属于宋孝宗的嫡皇子，但因有长幼之别，孙子们的名份也就不能单纯按出生早晚来排高低了。这本来是宗法制度的常规，王淮却不肯认这个理，他觉着既然赵惇和赵都是嫡皇子，他们的儿子就应该一视同仁，谁出生得早谁就应是嫡长皇孙，所以他上书朝廷，说：“恭王夫人李氏生的赵挺应是嫡长皇孙，请求议论有关封崇的典礼。”岂料邓王赵的夫人钱氏恰好是朝中掌握实权的参知政事钱端礼的女儿，听了王淮的话，钱端礼大为不满，就对宋孝宗说：“嫡庶之别在《礼记》中记载得很清楚，讲官们应当用正道辅导皇子，说出这样的话太不合适了。”宋孝宗也说：“是啊，这算什么话呢？岂不要引人生出邪念吗？”当即下令遣王淮出知建宁府，后改任浙西提刑。

乾道三年，皇长子赵死。乾道七年（117），赵惇被立为皇太子，宋孝宗对王淮的态度也有所变化。王淮到朝廷禀报治下政情，宋孝宗诏令王淮到东宫时，太子赵惇必须对他施弟子之礼，既迎又拜。不久就召王淮入朝任太常少卿，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累迁翰林学士、知制诰。

王淮担任翰林学士，不仅起草的制词文笔雅训，辞旨得体，而且善恶分明，颇能坚持原则。龙大渊是宋孝宗的潜邸旧臣，张说是宋孝宗寿圣皇后的妹夫，宋孝宗即位后对他们极为宠信，他们遂招权纳贿，专擅朝政，成了气焰嚣张的佞倖权臣。乾道四年，龙大渊死，宋孝宗拟追赠他为太师，仍旧享受开府仪同三司的恩礼，又欲升张说为太尉，兼任在京宫观使。王淮将这些圣旨一律驳回，拒绝起草诰命。对一些品学兼优的士大夫，王淮则极力保荐，象郑伯熊、李焘、程叔达等人，都是在王淮的荐举下获得擢用的。

淳熙二年（1175）闰九月，王淮升拜签书枢密院事。次年七月迁同知枢密院事。淳熙四年五月，拜参知政事。从淳熙二年九月叶衡罢相后，至淳熙五年，宋孝宗一直没有任命新丞相，这期间王淮便和参知政事李彦颖一起代理行使丞相的职权。王淮处事公允，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他说：“授官的唯一标准就是甄别其贤能与否，不应该有所避讳。确实是贤能之人，不应因乡里故旧而不予荐举；无德无才之辈，也不应因私情而加以庇护。”淳熙五年，赵雄拜相，王淮升为枢密使。这时辛弃疾、王佐、刘焞分别在江西、湖南、广西平定了当地的农民起义，王淮论功行赏，处置得当，给予诸将以极大的支持。对于积有战功的武臣老将，王淮也尽可能厚加优抚，宋孝宗曾嫌武臣退职后担任闲差吃俸禄的人数太多，应予裁减。王淮说：“老将们都是戎马倥偬、冲锋陷阵的有功之臣，国家在他们年轻力壮时用其力，等他们老了却要丢下他们不管，这样如何砥励人们尽忠报国的气节？”宋孝宗对王淮的见识深表嘉许，当面夸奖他：“陈康伯虽说颇有人望，但他的处事才略却比不上你。”

淳熙八年（1181）八月，王淮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这年从夏到秋，江浙一带连续四五个月干旱无雨，说来也巧，王淮拜相的这一天恰好阴云密布，大雨如注。士大夫们纷纷上表祝贺久旱逢甘霖，宋孝宗也觉着是王淮拜相带来了祥瑞之气，喜形于色，当即诏命蠲免诸郡一年的人头税，总计80余万贯。不久，王淮进为左丞相。

王淮在朝野上下众口一词的赞许声中登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之位，任相凡8年之久，并且在淳熙八年至淳熙十四年二月的6年间是一人独相。

王淮为相，依然坚持处事公允的施政原则。他拜为右相的同时，赵雄罢相。赵雄是四川人，南宋初期，四川的地位十分特殊，它既是军事经济战略要地，对朝廷的兴衰存亡有着直接的关系，又因地理遥远，交通不便，与朝廷的联络显得不那么顺畅。朝廷也在四川采取了一些有别于其他诸路的特殊政策，人们看待四川人难免有些异样，而四川籍的士大夫也就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赵雄罢相后，在朝中任职的四川人便颇不自安，纷纷打算挂冠求去。王淮察觉这一动向，说：“按出身籍贯决定士大夫的进退，这是唐末党祸之胎，岂是圣世所应有的？四川同样是大宋江山，四川人同样是大宋子民，岂能另眼相待？”他从大局出发，把朝中的四川人根据其劳绩一一加官晋级，使他们安心下来。

四川安抚制置使一职有缺，宋孝宗就委派何人征询王淮的意见，王淮推荐了留正，宋孝宗说：“他不是福建人吗？”福建在北宋时自从出了蔡京、章悼、吕惠卿等几个所谓的“奸臣”之后（事实上蔡京可以称得上是真奸臣，而章惇、吕惠卿被视作奸臣只不过是北宋“元祐党人”因政见不同而扣上的诬陷不实之辞），福建人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不太好。王淮听了宋孝宗的话，严肃地说：“人的好坏在于他的本质不在他的籍贯。福建固然出了章惇、吕惠卿，但不也出了曾公亮、苏颂、蔡襄等等这些众所公认的贤臣吗？人们平时都说江浙多贤臣，可是不也出了丁谓、王钦若、秦桧这样的奸邪之徒吗？”宋孝宗觉着很有道理，不住地点头，当即任命了留正。

王淮说到做到，对于贤臣奸佞爱憎分明。王抃是宋孝宗的宠臣，官任枢密都承旨，他与曾觌、张说等佞悻之徒相勾结，恃恩专恣，作恶多端。校书郎郑鉴、宗正丞袁枢、吏部侍郎赵汝愚等人多次向宋孝宗揭发王抃的罪状，宋孝宗都置若罔闻。赵雄当丞相时也对王抃畏惧三分，当时著作郎胡晋臣上疏弹劾王抃，赵雄竟私下劝胡晋臣不要轻易惹王抃，要他绕过王抃，找几个不关痛痒的小人物弹劾一顿了事。胡晋臣依言而行，但还是被王抃怀恨在心排挤出朝。王淮当丞相后，慨然说：“君主遭受人们的非议，往往是从偏袒奸佞开始的。”便利用各种机会极陈王抃之罪，终于使宋孝宗下决心把王抃贬罢出朝。京官章颖上疏奏事时言辞激烈，宋孝宗看了很不高兴，要黜谪章颖。王淮说：“陛下乐意听到直言，士大夫也就以敢于直言而相互推崇，这种风气可喜可贺。陛下若处罚了章颖，不仅恰好成全了他的敢言之名，反而显得陛下有拒谏饰非之嫌啦。”宋孝宗留任了章颖。

“隆兴和议”签定后，宋金边境基本相安无事，王淮便致力于内政的建设。天长军发生水灾漂没了70余家，报告送达朝廷，有人认为灾情并不严重，用不着奏报宋孝宗，王淮说；“古人讲君主不可一日不闻水旱盗贼之事，《礼记》也说：‘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意思都是让皇上居安思危，关心民瘼。这次灾情虽小，却岂有不奏闻之理？”镇江府饥民聚集官府喧闹，要求强借官粟，执政大臣请求痛加惩治，王淮说：“百姓遭灾，官府理应赈济，饥民迫于生计，借粟存活，罪不至死。”有8名进士请求获得破例升迁，王淮说：“8人得之，则会有百人援以为例。”龚颐作为执政大臣的门客被补为官，又请求到吏部任职，王淮认为此类无功躐进之门不可轻启，断然拒绝。

当时各地水旱频仍，朝廷以实行救荒之政为急务，迫切需要选拔得力的地方官主持救荒。王淮上言：“李椿老成练达，可任长沙安抚使。朱熹学行笃实，可任浙东提举。让他们励精图治，作各地的表率。”后来论功行赏，宋孝宗说：“朱熹虽然是个学问家，但也颇能留意职事。”王淮说：“修举荒政，也算是朱熹利用自己的学问办了些实事，如果他真的给百姓带来了实惠，就应当给他加官晋级。”与宋孝宗商定晋升朱熹为徽猷阁学士。但王淮是个实干家，他在内心里终究对朱熹倡导的理学空谈心性、不切实务的学风深怀反感，恰好朱熹上疏弹劾王淮很赏识的台州知州唐仲友，王淮就擢任陈贾为监察御史，让他上疏说：“近来道学泛滥，假借圣贤之名，兜售伪学之弊，请求颁诏痛加禁革。”吏部尚书郑丙也和陈贾一起连篇累牍展开了对道学的抨击，终于使朱熹被免职赋以闲差。这场对道学的清算活动成了后来庆元年间实行“伪学”之禁的发端。

淳熙十五年（1188），王淮上章极力辞职，五月，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职出判衢州，王淮又力辞不就，改任提举洞霄宫。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光宗即位，特诏向王淮询问初政之要，王淮以尽孝进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作答。

淳熙十六年，王淮因母亲去世居家守丧，忽然得了重病，他对家人说：“《周易》有六十四卦，我的年纪恰好与此相同。”不几天他就溘然长逝。噩耗传到朝廷，宋孝宗、宋光宗都为之哀悼不已，辍视朝，追赠他为少师，谥号“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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