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宽(1848~1919年),字浩然,北京人,他出生于伊斯兰经学世家,幼年因为聪颖为其叔祖王守谦所钟爱。王守谦知识渊博,精通经学,被称为“北方经学泰斗”,他出门讲学传经,总把王宽带在身边,以各种方式培养他。王宽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知识之后,投师于沧州名师刘辑五门下,系统地学习经学知识。在刘阿訇的指导下,王宽博览了伊斯兰教的经籍,潜心研究伊斯兰经典精深的哲理,成为饱学通经之士。
王宽学成后,回到北京,在牛街礼拜寺任阿訇。王宽经学根底扎实,讲解义理明晰,深入浅出,同时对生徒要求非常严格,不准有丝毫懈怠。严师出高徒,王宽培养出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经师和学者,如达浦生、马德宝等。
王宽阿訇爱教,并立志兴教,可是,他所处的清朝末年国势衰败,外侮不断,广大伊斯兰教信众饱受苦难。如此情势,何谈振兴伊斯兰教?
1905年,王宽携弟子马德宝赴麦加朝觐,足迹遍及埃及、土耳其、沙特等伊斯兰教诸国,曾受到土耳其国王哈米德接见。哈米德国王赠给他一千多卷经书,还派了两名经师随他到中国,传授经文的读法。在上述各国,王宽除了留意在经学方面扩大见闻增进知识外,还注意观察了解各国社会状况,把眼界放宽到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领域。他看到许多伊斯兰教国家受制于欧洲人,与中国有相似之处。欧洲人在文化科学知识方面远远领先是控制他国、奴役其民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认为只有提高自身的智能,才能与欧洲人抗衡。能够获得这样的认识,可以说是他此次出国最大的收获。
1907年,王宽回到国内,便倾全力改良教育,创办新式学校。20世纪初,清朝政府虽然在废除科举后办了不少学堂,但是上学的都是富家豪门子弟,平民百姓无力供养子女上学,普通回民子弟上学更难。王宽办学,则首先面向回族普通民众,并且改变过去经堂教育个别传授的教育方法、专攻经义的教学内容和局限于培养教职人员的教育目标,增设了文化科学课程,着眼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1907年,在北京牛街礼拜寺内创办“回教师范学堂”,向原来接受经堂教育的学员提供新式教育,以培养回民教育的师资,教务由他的弟子达浦生主持。第二年,又在礼拜寺后院办起了“京师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请来马邻冀担任学校监督,此后又相继创建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小学。所谓“两等”,即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七年一贯。初小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格致(自然常识)、体育、图画、手工、音乐等;高小增设历史、地理、几何、代数等,另有阿拉伯语。课程设置与现在小学很接近,从传统的经堂教育到新式学校教育,是从认识到实践的一大跨越
办学一切靠自己,自然不是容易事,聘教师、建校舍、置设备,除劳神费力外,还需要耗费不少资金。为了办学,王宽用尽了个人全部资产,有一次,要给教师发放薪水了,可是账房里已是捉襟见肘,王宽在家里搜寻了半天,也未找到一件值钱的东西可当可卖,最后只好把一条扎腿的带子拿到当铺去质钱。当铺老板平时就敬慕王宽的人品,又得知他典当东西是为了公益事业,便收下这件轻微的质押品,当给他白银五十两。小物当重金,二人同行义,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王宽创办清真小学,发展回族新式教育,深得北京回族群众的赞许,他们曾联名给王宽赠送一块匾,上题“敬教劝学”四个大字,并记述王宽创办学校的经过。此匾悬挂于清真小学,可见王宽此举是符合回族群众心愿的。后来,王宽出任过上海、南京、开封、呼和浩特等地清真寺教长,他在上述地方讲经宣教时,都一再强调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在他的鼓励和带动下,穆斯林筹资办学在许多地区都形成了风气,这对于改变长期以来,回回民族念经的人多,念书的人少,文化水平偏低的状况有很大作用。当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在评价王宽办学业绩时说:“这是中国回教徒第—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这场文化运动,不仅对回族,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与觉醒,都有重要意义
王宽创办新式学校,从办学形式、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都突破了以往经堂教育的局限,符合时代的要求。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眼界开阔,目标明确,既爱教又爱国,深知兴教必先兴国。
为了兴教兴国,1912年,王宽等人在北平组织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他被推举为副会长,后来任理事长。该会的宗旨之一就是“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体现了各民族团结的思想,说明王宽等人所关心的不只是回族自身的利益。俱进会章程中许多条文具体规定了俱进会的任务和活动内容,如:办报刊、兴学校、宣传法政知识、移风易俗等,这与王宽开发民智,抗衡欧洲的初衷是一致的。他热心参与和领导俱进会的活动,在呼和浩特时,还组织当地群众创办了分会,“中国回教俱进会”是中国穆斯林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由于回族人民是“大分散、小集中”,遍布全国各地,很需要有这样的组织,以利于自身的发展,因此俱进会的成立,也是王宽对其民族的贡献。
王宽排行第五,人称“王五阿訇”,因为他知识渊博,精通经典,而且具有远见卓识,爱国爱教,锐意进取,因此赢得人们称颂。
在政治上,王宽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反对帝制,拥护共和。1912年,孙中山到北京,在“中国回教俱进会”(北京)会见王宽,谈话非常投机,王宽深受启发,思想比以前更为进步。辛亥革命后,甘肃原清廷提督回族出身的马安良,受复辟势力指使,兴兵东犯,对抗革命。王宽电告马安良:“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无妨教典。”告诉他不应对抗革命,并进忠言“勿中奸人谣言之诡计”、“不为一姓尽愚忠”。王宽的正告和回汉人民的反对,迫使马安良撤回兵马。1916年,孙中山发动“护国运动”讨伐复辟帝制的袁世凯,王宽派其弟子孙绳武赴广东,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在历史转折的关头,王宽顺应时代潮流,坚定地站在革命势力一边,对一位宗教人士来说,也是十分可贵的。
1918年,已经70岁的王宽不顾年老,漫游蒙古,一路劳顿,回京后哮喘不止,次年3月病逝。王宽一生为振兴民族和国家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可以他的字来评价: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