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绍鏊(1886年-1970年3月31日),字却尘,江苏吴江人,生于1886年。青年时代,由于家境清贫,在亲友资助下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科。受当时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影响,他曾一度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抱有幻想,以为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可以救中国。1911年毕业回国。辛亥革命之后,王绍鏊看到同盟会内部出现混乱局面和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暗杀,因而对同盟会不满,遂与章太炎等于1912年1月在上海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3月改为统一党),与同盟抗衡,并在同年冬进行的第一届国会竞选中当选为众议员,随后又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从事宪法起草工作。
1913年,袁世凯为了加强独裁统治,先后派人刺杀了宋教仁,镇压了“二次革命”,并在11月下令撤销了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对此,王绍鏊极为愤慨,毅然南归。当袁世凯称帝时,他积极投身于讨袁护国运动。1917年,又参加了反对段祺瑞的反动统治的护法运动,主张和孙中山合作,并独自到广州出席国会非常会议,拥护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1923年,曹锟收买议员,演出贿选总统丑剧,王绍鏊联络江苏籍参众两院二十名议员,拒绝贿选。后又在国会内组织秘密团体,极力反对曹锟企图强制国会通过丧权辱国的法案,遭曹锟通缉。当国民革命军即将出师北伐时,他在江浙秘密组织了“新苏公会”,还与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了“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积极策应北伐,又遭孙传芳通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面对白色恐怖,凛然不惧。为了进一步寻找中国的出路,他先后在武汉、上海开始刻苦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从中看到了光明,认识到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救中国。指出:“要除掉中国社会的病根,非彻底革命不可”,“专制魔王蒋介石一天不倒,任何政治改革,绝没有办法。”①从此,他投身于反蒋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绍鏊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在上海邀集各界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随后又赶到北平,同蓝公武等人发起组织了“救国协会”,并为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尽力募款,1933年5月,吉鸿昌、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赶去声援。1934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还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活动。在他上海的寓所里,经常向宾客们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谴责蒋介石卖国反共的罪行,因而遭致蒋介石的密令通缉。1936年6月,他奉中共组织指示去北方策动阎锡山、冯玉祥的部队参加抗日倒蒋的联合行动,在南京浦口过江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经中共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他按照党的指示在苏南地区组织武装抗日队伍,并参加了太湖抗日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地下党组织交予的各项繁重而艰险的任务,为抗日救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疯狂发动内战,王绍鏊全力以赴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为了推动和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他和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等爱国民主人士于1945年12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从此,为实现民进的政治主张,进行了积极的组织领导工作,带领全体成员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与会员中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合办了一所民本中学,并担任校长,在办学的同时使该校成了民进会员经常集会、商讨问题、推动民主运动的重要场所。同时,他担任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组织的领导工作,广泛联系社会各阶层的进步人士,共同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独裁统治的斗争。1946年5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民进与上海市六十八个人民团体实行联合,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王绍鏊被选为理事。他为该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大量实际的组织工作。
为了彻底揭露美蒋反动派的阴谋,争取永久和平,中国共产党决定领导上海人民开展一次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民进立即响应这一号召,积极参与了这一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王绍鏊一方面为运动出谋献策,一方面又与其他民进负责人一起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强烈谴责蒋介石企图发动内战的罪行和美国政府表面调停、暗中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反动立场。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10万群众在北火车站举行了反内战、欢送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大会,王绍鏊不畏强暴、不避艰险担任了大会主席。在会后举行的示威游行中,尽管有国民党特务一路破坏捣乱,他和陶行知、周建人、林汉达等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这场斗争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此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还组织领导了反对警管区制、反对伪国大、反暴行、反饥饿、反迫害等一系列斗争,他无不带头参加,并主持了其中许多群众性的集会,作了许多鼓动人心的讲演,对于推动爱国民主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此后,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民进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947年冬,在国民党勒令解散民盟,决心取缔一切人民民主团体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王绍鏊与马叙伦等民进主要领导人在中共的秘密协助下转移到香港,成立了民进港九分会,继续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懈的斗争。他还用秘密通讯的方法指导在沪的民进会员坚持斗争,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王绍鏊同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立即致电响应。随后,他与马叙伦等到达东北解放区,积极参加筹建新政协的工作。1949年9月,王绍鏊作为民进的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并担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等职。他多次参加各种重要会议,经常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讨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他多次赴各地参观调查,并对民进地方组织工作进行指导,为民进的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同时,他还向中共中央提出要让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建议,为我国的政党制度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1970年3月31日,王绍鏊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