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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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沈（？—266年），晋武帝时尚书令、录尚书事。字处道，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人。少好书，善作文。初为魏大将军曹爽掾吏，累迁中书门下侍郎。爽诛免官。后起为治书侍御史、秘书监。魏高贵乡公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与荀𫖮、阮籍共撰《魏书》。获知高贵乡公欲攻司马昭时，便去告密，因功历封至博陵侯。西晋立国，加官晋爵，增封邑二千户。晋武帝泰始二年（266）拜相，任尚书令，旋改任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兼统城外诸军事，增邑一千八百户。为政期间，进用贤才，广开言路，改革陋习，重视教化，择善令以行之，并能奖励有治绩的官吏。同年卒，谥号“元”。武帝下诏赞扬他说：“建国设官，首登公辅，兼统中朝，出纳大命，实有翼亮佐世之勋。”追赠司空。

贾、裴、王，乱纪纲。

王、裴、贾，济天下。

这是西晋泰始年间，传唱于京城洛阳民间的歌谣。这“贾、裴、王”即指西晋开国重臣贾充、裴秀、王沈。

王沈，字处道，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他的祖父王柔，字叔优，东汉时做过使匈奴中郎将。他的父亲王机曾做魏国的东郡太守。王沈尚年幼，父亲谢世，他被堂叔王昶收养。王昶，字文舒，魏文帝曹丕做太子时，王昶曾为太子的属官，侍从左右。即而升为洛阳典农，转迁为兖州刺史，明帝曹睿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后又由征南大将军迁为骠骑将军，官至司空，职位甚高。王沈就生活于这样的官僚家庭之中，从小具备优越的条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幼年丧父寄养于叔父家中，使其过早成熟。他知书达理，孝义兼备，积累了丰富的为人处事的经验。对待叔父王昶就像待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言出必听，十分尊敬。王沈的哥哥王默英年早逝，王沈侍奉继母寡嫂可谓无微不至。因此王沈以忠孝和仁义名闻一时，为乡里所称赞。

王沈自幼酷爱读书，常与王昶之子王浑、王深一同读经论史。《春秋》、《左传》，以至《汉书》等王沈都精心研读，孔子的《诗》、《书》对王沈的影响较大。王沈文采特好，善写文章，兄弟之间也常常联章对句。有些佳作，常为时人传诵。正值大将军曹爽要选部分属官，看中了王沈、王浑、裴秀、羊祜等人，羊祜不从，王沈就去劝羊祜。王沈开始步入封建官场，但好景不长，后来曹爽遭到诛除，王沈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

曹爽，字昭伯，魏国大司马曹真之子。年少时于东宫侍俸太子曹睿，后曹睿即位是为明帝。明帝见曹爽做事谨慎，非常爱敬，就晋曹爽为散骑侍郎，后迁城门校尉加散骑常侍，再转武卫将军。明帝病重时，拜曹爽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并领尚书事。景初三年（239）正月下旬，齐王曹芳被立为太子，即位后，由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同时辅政。曹爽重权在握，一改常态，与其兄弟横行朝野，假借圣意，以利己乐。太尉司马懿假装病重，设计铲除了曹爽三兄弟，官至中书门下侍郎的王沈因是曹爽的属官，也遭到了免职。但因王沈文才早负盛名，故又被朝廷重新起用，任命为治书侍御史，转迁为秘书监。

嘉平六年（254），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废了曹芳，立年仅13岁的曹髦为帝。曹髦，字彦士，魏文帝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曹髦做了魏主，改元正元。王沈此时升迁为散骑常侍，职掌规谏、不典等事。后再迁侍中，专掌经典著作，侍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应对顾问，地位越来越高。王沈与尚书荀、文学名士阮籍共同编著了《魏书》，书中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多因当时的局势而迴避太多，成为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作，不过也算是一部史书，为陈寿撰《三国志》提供了不少的有用史料。

曹髦幼年时也好学喜文，颇具文采，即位后经常与王沈、裴秀等在东堂联文串句，讲习文学故事。故王沈被曹髦称为“文籍先生”，散骑长史裴秀被誉为“儒林文人”。王沈、裴秀即成为曹髦的心腹之臣。

王沈虽为曹髦心腹，但是他不忠于主上的行径为当时世人所不齿。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曹髦为帝，司马氏握有重权，正元二年（255）二月，司马师死，他的弟弟司马昭继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司马昭，是司马懿的次子，此人常有篡逆之心。正元三年（256）五月上谷及邺两地有报说：天降甘露，于是在夏六月改元为甘露元年。七月安西将军邓艾在上邽与蜀军对阵，大败蜀军大将姜维。高贵乡公曹髦下诏封赏，司马昭加号大都督，出入时常常由三千铁甲骁将前后簇拥，作为护卫，一切内外事务，不再上奏朝廷，就于府内裁决。此时朝内大臣多因惧怕司马昭而纷纷归附于他，忠于曹家的人随即愈来愈少。甘露五年（260）四月的一天，司马昭昂首挺胸，腰佩宝剑上殿，魏帝连忙起身相迎，落座后，群臣上奏魏帝：“司马将军功德巍巍，天下无能与比，应当封为晋公，并加九锡。”曹髦低头不语，司马昭厉声问道：“我司马氏佐助天下，父子三人都是魏国的大功臣，天下人都这样认为，今天难道连个晋公都得不到封赐吗？”曹髦心里非常害怕，此时他很希望群臣中有忠于他的臣子出来替他说几句话，将此事敷衍过去，怎奈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司马昭的怒目和厉声发问，使曹髦来不及再向群臣中瞥一眼，连声应允，将司马昭晋为相国，封为晋公，加九锡。这九锡是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者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一车马、二衣服、三乐悬、四朱户、五纳陛、六虎贲、七钺、八弓矢、九柜鬯圭瓒（后世权臣篡位之前，一般是先加九锡）。这样，司马氏权势熏天，曹魏政权岌岌可危。曹髦回到后宫，想到朝上发生的事，心中越来越不安宁，于是召重臣侍中王沈、尚书王径、散骑常使王业三人入内议事。曹髦见到王沈等三人，掩面痛哭。王沈等也不知如何是好，上前劝奏：“圣上自重，勿伤玉体。”曹髦哭着说：“在朝上你们都看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自恃权重，越来越不把朕看在眼里。朕不能坐等被废，现在你们应当和朕一齐讨伐司马昭。”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尚书王径说：“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容忍季氏的专权，讨伐失败而外逃，以致于丢掉了国家。这是前车之鉴，千万不能轻举妄动，请圣上三思”。

王沈也力劝曹髦说：“陛下一定要考虑周全，依臣之愚见，不如先忍，从长计议。”曹髦说：“忍到何时，忍到他把我废掉吗？”

王径再叩头，流着泪道：“如今大权握在司马昭手中，朝庭内外的臣僚大多顾不上什么顺逆之理而依附于他。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天了。况且我们掌握的兵甲太少，也没有能够担当此重任的大将，实在没有力量来对付他，这样做太危险了。”

无论王径怎么流涕的劝说，曹髦主意已定，从怀中拿出黄绸诏书扔在地上说：“今天就实施，我现在的危险胜过垒卵，力量弱小并不是一天就能壮大的，过这样的日子与死有什么区别呢？况且还不一定是谁死呢。”说完，就进宫秉告太后，准备反击司马昭。

曹髦哪里知道王沈、王业都是司马昭的依附者。王沈见曹髦如此举动，无疑是以卵击石。就与王径商议说：“这事已到如此地步，我们不能自等灭族之祸，不如到司马公府门下自首，以免一死。”

王径大怒：“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你们怎么能怀有二心呢？”说完拂袖而去。

立身之道，莫过于仁与义，所作所为如果有悖于仁义，后悔也来不及了。王沈具有文采，满腹经纶，以其自身出众的才能，成为曹氏心腹，颇得曹髦信任。然而深宫之密泄，门外之祸至。王沈见王径不从，连忙拉着王业一路小跑，撞进司马昭的门内，气喘嘘嘘的将曹髦要动戈之事告诉司马昭。应变有备的司马昭派中护军贾充出面反击，很快杀了怀有侥幸心理的曹髦。立常道乡公曹璜为帝，是为元帝，改元景元元年。曹璜字景召，改名曹奂，是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封司马昭为丞相、晋公，赏赐十万钱，司马昭又重权在握。王沈因向司马昭告密有功，加官进爵，被封为安平侯，年薪二千石。

此后，王沈官至尚书，出领豫州各路军事，任奋武将军、豫州刺史。上任之初，王沈为了求得贤名，谋求上司的好评，别开生面地抛出一项新政策。一日，他上座正堂，对属下们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和贤良的臣子，都希望能听到有关指点他自己过失的言语，愿意听到街头巷尾对自己的议论。因为即使是一个割草的平民也可能有可以记到史书的事；一个砍柴的樵夫也可能会提出治国平天下的方略。然而，自从本官上任之日起，还没有听到过一句逆耳之言，也没有人向我回报关于对我的议论，是不是我没有表明诚心接纳的态度，使言者心有疑虑？”

属下们面面相觑，不知这位刺史大人的心思，谁也不敢多言。王沈瞥了一下属下，接着说：“传令本州所有官吏兵士和百姓，如果谁能举荐出隐居于山野之中而满腹经纶的才学名士；有办法消除祸乱，清除谄媚之人；有能陈述官吏的好坏，诉说百姓忧虑的，对于兴利除弊成绩卓著的建议，奖给粮食五百斛，有一言九鼎的气势说出本官得失及有利于当朝政道，使好政策贯彻得合乎情理的，奖给粮食一千斛。”

主簿陈、褚进言劝说：“听到大人明见，我们感慨万分，您为国为民日夜操劳，求贤之心溢于言表，下官自愧不如。我们私下认为，您的求贤之道，是不是再考虑周全一些，以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

王沈听出了陈、褚的言外之意，说道：“你们对此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不妨说出来，让我听听。”

陈说：“我认为：只要上官有所要求，平民定会无所不应。最近没有上书言表的，也没有街言巷语传报上来，也就是说有关得失方面的议论还没有。您令我们传谕百姓，表明您招纳贤士和安邦治国的苦心。属下斗胆说一句，您的这种教谕可能不太恰当，那些清正廉洁而又不重名利的人，他们因不愿得到奖赏而不说，而一些贪婪之人，为了钱财胡言乱语，他们讲的话可能会不适于实际，不起什么作用，奖赏当然不会给他。不了解内情的人又不知道他说的是否有利于时政，往往只看到了进谏而没有被采用，得不到奖赏，就认为您设置了奖赏制度却不真正执行，实为沽名钓誉。所以我认为，还是暂不传谕的好。”

王沈听了，不以为然地说：“德才浅薄而谋求高位，功劳轻微而思得厚禄，这是贪婪之人的处事原则，清廉志高之人绝不会如此。不过，你们所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可各执一词，寻找自己的理据，谁说的正确就按谁的办。”王沈又说：“如果推心置腹的向本官上书陈言，且对本州有很大益处，举荐隐居贤士，除去奸佞之徒，上可显德利于国家，下有名分利于自己，这就是君子的德操，怎么能说没有上书陈情的呢？敢于直言不讳、畅谈肺腑之言是忠正，施恩加惠于州郡的黎民百姓是仁义，有功不居而不取奖赏是廉洁。凭此而推行这见仁见智的大事，为什么还要怀疑它的作用而阻止实施呢？”

褚见状，接过话题，用尧、舜、周公之所以能使人忠心进谏的原因来劝说他。王沈反问道：“我诚恳真挚之心不显著吗？”褚接着说：“冰块和火炭，本身不会说话，而它们冷热的自然本质显而易见。”他说如果喜好忠直之言，忠正不阿、敢于直言不讳之臣就会归之如流水，逆耳之言也会不求而至。如果德行不能与唐尧、虞舜相比，贤明不能与周公相似，实质不能像冰炭那样坦诚，就是悬以重赏，忠心至诚的劝谏之言也不一定能听到。最后，褚说：“我们还没经历过，甚至还没听说过悬重赏来等待进谏之臣，悬谷帛来求百姓指弊揭误的，请大人再三思。”

王沈思虑良久，无言以对，于是听从了陈和褚的劝说，废止了此举，并给他俩奖励。

王沈为官尽心尽责，竭力做到为政清廉，他在豫州确实办了不少好事。他案查了前任刺史贾逵所制定的各种规定和条令，所有要实施的，都选择比较完善的实行，不完善、不利于民的废弃或加以修改，在兴利除弊方面功不可没。他看到当时民风民俗多有不正，富家子弟游手好闲，非常忧虑。他认为：现在的人们，不向先王贤臣学习治国理家之道，而希望治国有良方，政道有作为，这是不可能的。文韬武略兼备、刚柔相济、威恩并施才是治理国家的有效策略。腐化、庸俗、落后、保守的观点不能再保留，必须进行改革。除旧立新、废庸存雅的关键在于督促人们学习。王沈指出：先前原伯鲁不喜欢学习新东西，不接受新思想，不求上进，闵马公预料他必然会衰败，以致穷困潦倒。现在的官宦门生、纨绔子弟，或者游手好闲，或者聚赌斗殴，如果不好好教育他们，放任自流，必然会做出伤风败俗之事，以致于游戏人生而导致风俗日坏，与国与家百害而无一利。于是他传命各郡，重视学馆，移风易俗，不学无术者不得从于政道。在他的倡导下，各郡富家子弟，纷纷归于学道，研习经书、崇尚礼仪之道，乡俗日上，民风淳朴。

后来王沈改任征虏将军、持节。全权都督江北各路军事。景元四年（263）十一月，魏国派大将邓艾大举进攻摇摇欲坠的蜀国，吴国军队集中而出进攻魏国，以声援蜀国。此时曹魏国内空虚，江北边境形势急，危难之际王沈统领各路军马回防得力；且吴军没有抓住有利战机，又因魏国兵势强大，魏军英勇作战，使吴军大败而去，魏国险恶的形势得以化解，王沈因功加封为镇南大将军。

咸熙元年（264）三月，晋王司马昭命裴秀等筹建五等官爵。这五等官爵分别是王、公、侯、子、男五等，王沈被封为博陵侯，食邑千户，地方50里。

咸熙二年（265）五月，曹奂同意司马昭建天子旌旗，八月司马昭死。太子司马炎嗣相国、晋王之位。九月，王沈由镇南将军迁升为御史大夫、开府、守尚书令、加给事中。王沈凭借他的才能和威望，显名于当世。就是卫将军贾充、光禄大夫裴秀等，事关创业守稷之谋还要到王沈那里讨个主意或策略。

司马炎极重用王沈、贾充、裴秀等，主要是他们都是魏国颇具名望的重臣，而且3人在平息吴、蜀之战及治理国家方面颇有计谋，立有大功。因此王沈、贾充、裴秀遂成为司马氏的心腹之臣，佐助司马炎以晋代魏。

咸熙二年（265）十二月，司马炎在王沈、何曾的劝谏下废了魏帝曹奂，仿照尧舜禅让的古式，司马炎祭天受禅，建立政权，国号大晋（史称西晋），司马炎是为晋武帝，改元为泰始元年。王沈因辅佐武帝有功，转封骠骑将军、领尚书事，加以散骑常侍，统领洛阳城外所有军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实权派。王沈更是尽心尽责。晋武帝见王沈忠心持政，又晋封他为博陵郡公。王沈此时已达到了做为人臣的最高顶点，可以说已知足了，又因自己年事已高，坚决推辞不任，于是转进爵为县公，食邑1800户。

泰始二年（266）五月，司马炎又想委王沈以重任，掌理国家机要。不料王沈因年老体弱生病死亡。晋武帝身着素服为之吊唁。赐给他棺木一具，朝服一套，钱三十万，布料百匹，墓地一顷。赐谥号为“元”。第二年（267），武帝追思王沈在建朝立国中的卓著功勋，感慨万千，下诏称赞王沈说：“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博陵元公王沈，胸中经纶无限，才识过人。文能著书立说，出谋划策，治国安民；武能领兵打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武帝还称颂王沈尊循礼法，做事正明，办事精干，清正廉明，在晋朝立国中，率百官僚臣创开国之功，常善言劝谏，有佐世之劳。为把他树为后世楷模，追赠王沈为司空。按照王沈生前的功绩，当封为郡公之爵，但他坚决推辞不受，武帝为了表彰他谦逊礼让的美德，在王沈死后准许以郡公官爵的规模祭祀他。

王沈死后，武帝见他平时恭俭节廉，没有经营家产地业，就下诏为他建房50间，传其子孙。后来，王沈的妻子荀氏病故，合葬时发现王沈的棺木已毁，武帝得知，就重新赐给他皇室使用的棺椁一具，再追谥为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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