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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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韶（1830年—1908年），字夔石，又字赓虞，号耕娱，晚年号退圃，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咸丰二年（1852）进士，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历任朝官、地方官，仕途生涯五十余年。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晚清动荡、外敌入侵之时，时局多变，但他谙熟官场，明于趋避，虽两次被弹劾，然均能受朝廷恩典，很快除去处分，并乘云直上、官运亨通。

王文韶咸丰二年（1852）中进士，然后就顺利地踏入仕途。先在户部任职，他以认真仔细受到重视，任福建司主事，后升四川司员外郎、陕西司郎中。同治三年（1864），在京官考察中被列为一等，授职地方，任湖北安襄郧荆道，不久又加盐运使头衔。当时太平天国余部———捻军从楚入豫，与蒋凝学所率官军在襄阳交战，蒋军溃败，这一事件震惊全国。这时，王文韶积极筹集十几万军饷，收集蒋军溃散人员，对捻军实行防、堵措施，所辖境内赖以保全。同治六年（1867）二月，左宗棠督剿捻军凯旋而归，他上疏荐举王文韶，称赞他“才长心细，器识宏伟，素为中外信服。”同时两广总督李鸿章也荐举王文韶“才大心细，为中外难得之才。”由于他们的荐举，王文韶被提拔为湖北按察使。同治八年（1869），调任湖南布政使，同治十年（1871），任湖南巡抚。任职湖南期间，他详细考察湖南形势，积极筹措军饷援黔防境，任命席宝田率军援助云南，扑灭苗族的反抗，俘虏了首领张秀眉及主要干将严大五、杨大六、江老拉等。这一方面使云南形势缓解，另一方面使湖南境内得以安宁。他还增广贡院房舍，筹加书院奖励，亲自选拔各校人才；创设候审所、栖流所，安置穷困百姓与刑满释放人员，这些举措，深得百姓欢心，他们对王文韶称颂不已。光绪四年（1878），任兵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注：军机大臣上行走：清朝军机大臣的正式名称。学习行走：有见习之意）。当时各省灾荒、旱情十分严峻。两宫用素膳，宫中日夜祈祷求雨，皇上明谕引咎自责，并命大小臣工恐惧修省。这时翰林院侍讲张佩纶、编修何金寿先后上书指斥缺失，认为责在枢臣（即军机大臣，当时恭亲王奕任军机大臣），与他人无干。这时王文韶随奕等以奉职无状，请求惩处，衙门议处革去职位，蒙上开恩改为革职留任。但同年四月补授礼部左侍郎，七月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行走，十月，赏赐他紫禁城骑马。光绪五年（1879），任军机大臣。不久京官考核，又免去了他的处分，调补为户部左侍郎，兼官三库（即清代户部所辖银库、缎疋库、颜料库）事务，仍兼兵部左侍郎。光绪六年（1880）正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书详议筹边之策，其筹边之策分为边防、筹饷、储才三大方面，共八条，均奉旨实施。光绪七年（1881）三月，文宗孝贞显皇后去世，文韶被赏穿孝百日。光绪八年（1882）正月，任户部尚书。七月，彗星出现，御史洪良品上疏，说之所以上天出现灾异，是因为权柄之臣营私舞弊，请求罢斥。他认为户部尚书王文韶在云南报销案中受贿巨万。此事使朝廷震惊，责成亲王奕及翁同龢、麟书、潘祖荫等详加询问、彻底根究。一年之后，王文韶以滥保劣员、失察部下被降二级使用。不久，文韶母亲去世，丁忧。光绪十四年（1888），重任湖南巡抚，湘人欢呼，认为王文韶再来造福湖南。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升为云贵总督，次年正月到任，上书陈述云贵地方情势。任职云贵期间，对越南游勇的侵扰内地、沿边游民土司的叛乱，采取了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的方针，云贵安宁。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赏戴花翎。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结局是陆军退却、海战惨败，沿海形势十分紧张。朝廷特召王文韶回京，帮办北洋事务，次年正月，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他详细调查了海防、军情，上疏请求统筹北洋海防，并陈述了一系列的措施。六月，因代奏布政使王廉请托一事，降三级调用，加恩改为降三级留任。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京察免去处分。这期间，王文韶继李鸿章之后兴办洋务，凡李鸿章未办成之事，文韶皆次第办成。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又奉命在军机处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九月，赏赐他在紫禁城乘坐肩舆。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王文韶七十生辰，赏赐尤多，不久升为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光绪帝三十大寿庆典，赏加王文韶太子少保头衔，五月任国史馆副总裁。不久，义和团兴起，对此王文韶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持镇压主张。慈禧、光绪西逃西安，王文韶后得消息，携军机处大印、钥匙，以七十岁高龄，徒步追随，追了三天，方在怀来县追上。避居西安之时，事无巨细，无不咨询文韶，日后的各项议和条约也皆参与商讨。十月，转体仁阁大学士。次年，任国史馆正总裁，赏戴一般人极少得到的双眼花翎。十二月，督办路矿总局，转文渊阁大学士。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请求告老，赏假两月。这样请求五次，皆给假休养。次年五月又一次请求，恩准回籍休养，并赏给驰驿。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以乡举重逢，赏加太子太保头衔。十二月，文韶去世，享年79岁。死后谥号文勤。宣统三年（1911）二月，湖南巡抚杨文鼎认为王文韶对湘人颇有功德，奏请在湖南建立专祠，被允准，春秋官为致祭。

王文韶历职中外，仕途生涯五十余年，历仕三朝，周旋于帝党、后党之间，且宦海得意，官运亨通、恩宠优渥。时值晚清，政局变幻莫测，王文韶能取得如此高官厚禄，最大的诀窍便是遇事圆滑，善于趋避。

《清史稿·王文韶传》说王文韶明于趋避，往往为人讥讽。王文韶为人极圆滑，凡遇争议之事而又难以表态时，他便模棱两可、不置可否。所以清人何刚德说：“王文韶人极圆滑通达，人以琉璃球目之。”郑逸梅说：“王文韶为人柔和婉转，有‘琉璃蛋’之称。”《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京师士大夫盛传王文韶有“油浸枇杷核”之称。枇杷核本来就又圆又滑，再用油浸湿，其油滑是可想而知的。官场圆滑，历朝如此，但晚清更甚，而王文韶则是典型的一例。

王文韶圆滑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遇有争执的事情需要他表态时，他便推三躲四、装聋作哑。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王文韶入军机处后耳聋更甚。一天，两大臣争议一事，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慈禧问王文韶持何看法，王文韶不知如何回答，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文韶还是笑，慈禧说：“你是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文韶还是笑。王文韶的耳聋是半真半假，在难以表态的情势下，他的耳聋就成了一种伪饰的最佳手段。这一奥秘虽未必人人皆知，但明察秋毫的显贵梁士诒在给他父亲的书信中便指明，王文韶确有点耳聋，但遇事则聋上装聋。

王文韶圆滑，但更善于趋避。仕途中凡遇有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王文韶非常善于躲避风头，知道怎样做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深得上司欢心，故宦海生涯中颇为得意。如：光绪四年（1878），任兵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当时天久旱不雨，各省都发生灾荒，为此两宫进素膳、皇上引咎自责并命大小官吏修行反省。这时，因敢于纠劾权臣而有“清流党”之称的翰林院侍讲张佩纶、编修何金寿先后上疏，指陈缺失，认为错在朝廷任用专横弄权的枢臣（指军机大臣奕），不必归咎他人。恭亲王奕以奉职无状，请求处罚。实际上这也是慈禧与恭亲王权力的又一次较量，他们的第一次较量在同治四年（1865），以慈禧的获胜告终，虽然事后奕仍掌权军机，但气焰已远不如前。当时，王文韶在军机处只不过是见习任职，他见风使舵，为博西太后欢心，他也以同样的理由请求惩处。兵部衙门定罪革职，蒙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事后，他连连升任，比革职前的职位高得多。这次事件中，王文韶本来微不足道，矛头所向也不是他，但他明于趋避，以退为进，故有他日后的飞黄腾达。

光绪八年（1882），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云南报销案。此案系云南派崔尊彝、潘英章来户部办理报销，户部官员趁机索取贿赂。恰好该年七月，彗星出现，御史洪良品上疏弹劾景廉、王文韶，说他们营私舞弊，为云南报销，户部索贿13万，后来追回8万了事。实际上景廉、王文韶均受贿巨万。这一奏疏，使慈禧、光绪大为震惊，认为洪良品不会无端地草率地弹劾景廉、王文韶，此事重大，于是派亲王奕及翁同龢传御史详细询问，一定要有真凭实据。惇亲王回报士大夫商贾万口一词，不得真象。后又派麟书、潘祖荫彻底追究、弄个水落石出。这时力主清议、号称“铁汉”的给事中邓承修上疏说，权臣被弹劾却查无实据，这是有原因的。被参弹的王文韶职权在身，应先罢免其职，使其党羽失去依恃，从而使办案人员无所顾忌方可查明证据。晚清官场贪污受贿是十分普遍的，大概王文韶也不免，在光绪七年（1881）邓承修就曾上疏弹劾“王文韶平庸贪婪，家资丰厚，众所周知。如果盘查他资产的由来，必有来路不明者。”后来案情查至户部书吏张瀛，他供称崔、潘来京找他办理报销，许给他们银两，他们每人均得笔墨费多少不一。是否张瀛以牺牲自身来保全王文韶不得而知，但王文韶至少与受贿脱了干系。这时王文韶请求免去职务以奉养母亲，而太后看重文韶，不允许。王文韶再次请求后，才允许他回籍养亲。这样王文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以看来合乎情理的理由远离了京城，远离了那些弹劾他的人。但张佩纶等并没就此罢休，他们又两次上疏要求罢免王文韶。这种情势下不处分王文韶对朝野、尤其是那些颇负盛名的“清流党”、敢于纠劾大臣的“铁汉”是无法交待的。于是交衙门议处，后以王文韶没能查清部下收受贿赂、滥保劣员之名降二级调用。在这众目睽睽的大案中王文韶仍能化险为夷、使大事化小，可见其圆滑趋避的本领。

王文韶对于自己的圆滑趋避之道是颇为欣赏、并以此沾沾自喜的。他当军机大臣时，每天凌晨入宫值班，轿前有一灯笼，上面写有很大的“王”字，使人一望便知是他。有人劝他去掉王字，革命党人正谋炸权贵，王文韶得意地说“我一向与人无争，没有仇人，写‘王’字正是怕被人误伤，所以故意把灯笼上的‘王’字写得很大。”王文韶的圆滑由他本人的自白便可见一斑。

王文韶在处世原则上讲求圆滑趋避以保全自身，但这并非说明他内心深处没有是非、在重大问题上没有自己的态度。如在充实海防力量、兴办矿务以充实军饷、保国卫民上还是有自己的主张的。在任职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时，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凡李鸿章没有办成的事务王文韶皆次第完成。

1894年，朝鲜日本发生战争。出于保家卫国的考虑，清政府派兵援朝，结果陆军屡次败退，海军全军覆没。这时军情紧急，沿海各省戒严。正在担任云贵总督的王文韶被特召回京商国事，任命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上任后，他料理军中储备、制定严格的赏罚制度，鼓励士气，为士兵宣讲交战、守卫的机宜。事无大小，一律细心筹办。和议之后，他又积极做好遣散四五百营士兵的工作，做到使各方将士皆无怨言。

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上疏陈述统一筹划北洋事务。他认为，旅顺为北洋门户，左顾辽沈，右卫津沽，而大连湾扼其喉、金州抚其背。大连湾防卫不坚固，那么旅顺便不能守住；金州防卫不坚固，那么大连湾便不能守住。旅顺、金州守不住，则北洋全局危在旦夕。甲午海战便是前车之鉴。前北洋大臣李鸿章经营北洋事务20余年，因经费不足，只能择要而修，故不能处处严密。他还认为，北洋防务除修复被毁的旧有炮台，尚须加强整个海防的实力，不然会重蹈覆辙。他与德国克虏伯炮厂委员克驰马、格鲁森炮厂总办年弥一同前往旅顺，察看地形，描绘地图，制定出详细的计划、核计所需军费。总之，甲午海战失败之后，王文韶力主加强海防实力，以期做到战能胜、守能成。

京汉铁路为我国南北铁路的第一干线，但修筑这条铁路耗资甚巨。限于当时国力，围绕着是否兴建的问题，议论纷纭，迁延良久，双方相持不下，朝廷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故把这事全权委托王文韶议办。王文韶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往返讨论多次，最后决定借款兴筑，终于修成。这条铁路的修筑与国计民生关系甚大，为运兵济饷、物资运输、人员的南北往来等方面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另外，王文韶又奏请勘探吉林三姓金矿，以实力、裕饷、通商；奏开磁州煤矿，认为这里为芦汉铁路的必经之地，铁路一旦告成，可供铁路用煤亦可运往他处；奏请开垦天津新农镇一带营田5万余亩，以兴民利；减免望都县粮赋、玉田县差役，以恤民艰；挖永定河淤泥、治潮白河故道、筑温榆河各坝，并设水利总局，以除患兴利，等等，这些奏请均得实施。

推动洋务的同时，他积极倡办教育，设立各种专门学校，如北洋大学、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西学水师各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以造就各种应用之才。这一方面是形势所迫，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注重人才的培养。

如同所有的封建官吏一样，对于所辖境内各族人民的暴动，王文韶也依然采取的是剿灭安抚的办法，以求息事宁人。

同治三年（1864）六月，任职湖南襄郧荆道。当时太平天国余部广东捻军由楚入豫，与蒋凝学所率官军交战，蒋军大败，败军溃逃襄阳。这一消息使时局大为震动。王文韶赶快筹集军饷10万两，收集蒋军溃亡之众，一边预防粤捻的袭击，一边实行围追堵截，这样使得所辖境内免受兵灾之苦，百姓得以安宁。

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任湖南巡抚。这时捻军时有攻势、云南苗族也乘机暴动。王文韶任席宝田为将领，经过苦战猛攻，依次收复了不少城镇、关隘，湖南境内稍得安宁，湘黔驿道也逐渐通畅。不久，桂东苗族起事，王文韶全力筹集军饷，督促各路兵马奋力讨伐。1872年，席宝田患病不能督战，王文韶认为战前易将乃兵家所忌，于是令席宝田各部将领苏元春、龚继昌、唐本友、谢兰阶、戈鉴分领士卒，而仍以席宝田调护各将，结果将帅和衷共济，军心稳固。苗族首领张秀眉知大势已去，率其部卒聚集于山冈绵延20多里、地形至为复杂险要的乌鸦坡。席宝田所率各部经过一番苦战，苗族士兵降者7万余人，首领张秀眉、严大五、全大五、杨大六等被俘，用槛车送往长沙斩首。战后，王文韶又对苗族作了善后安抚工作。后来贵州全部平息了暴动，贵州巡抚曾璧光上疏，极力称颂王文韶派兵援黔，殚精竭虑、不遗余力。这一切为他后来的官位直上做了最好的铺垫。

光绪十六年（1890），抵任贵州，任贵州总督。当时越南散出游勇，深入内地，与边境土司和各省教派连结一起，聚众暴动。王文韶对此采取剿抚并用措施：安抚沿边各路土司，剿灭越南游勇，擒其首领刀老五，第二年又擒获陆老钻、莫金保。在剿抚内乱的同时，王文韶对祖国土地寸土不让、据图力争。光绪二十年（1894），英、法兼并越南缅甸，围绕疆界问题与中方发生争执。王文韶一边抚恤边境各路土司，令他们各自为守，一边与出使英、法、日、比四国大使薛福成根据地图索还疆界，从而使国土寸土不丢，除患于无形，这可以说是王文韶任职云贵期间最大的功绩。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于津门虎视耽耽。这时义和团捕杀外使、捣毁教堂、围攻使馆，义愤填膺，准备痛击八国联军。这时清政府围绕是和是战展开争论。朝廷权贵十之七八主张支持、运用义和团，以痛击入侵之敌。这时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立山坚决主张“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主战主和两派相持不下，王文韶实亦主和，这也是他的一贯主张，但他以其圆滑趋避的处世原则，并没象徐、许那样表现得旗帜鲜明。后来许景澄、袁昶先被主战派斩首，徐用仪、立山、联元也接着被杀。主战派也连及文韶，只是由于慈禧的蔽荫，才幸免。王文韶对内民众的暴动采取剿灭安抚的态度是他的一贯作风，这次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他也依然如故。徐用仪被斩三天，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西逃西安。当时内外交讧，军机处值班只有王文韶一人。由于宫禁森严、消息隔绝，两宫西逃后王文韶才知晓，于是他急忙携带军机处的大印与钥匙，以70岁高龄、在崎岖山路上徒步追赶两宫，追了三天才在怀来县追上。慈禧听说王文韶赶来，立刻召命前来相见，君臣相持而泣，慈禧很感激，她说：“以后国家就只有依赖你了！”至西安后，一切诏令实际上均出王文韶之手，日后的许多和约王文韶也都参与商议。和约签订后，两宫有希望回归北京，慈禧因王文韶不避险难、同心协力而赏戴双眼花翎。清代汉族官员极少有此殊荣，非有特殊之功勋，是绝无可能赏戴双眼花翎的。由此也可见慈禧对王文韶的赏识和依重。

纵观王文韶的一生，虽然他圆滑趋避并因此而官运亨通，但他忠于清王朝、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倡办各种学校以选就各类应用之才的态度是明确的，并于行动中积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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