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爚

王爚[yuè]（？—1275）南宋度宗时左丞相。字仲潜，一字伯晦，绍兴新昌（今浙江新昌）人。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知常熟县。历江淮制置司、泰州通判、知滁州、瑞州籍田令、监三省枢密院门。归居复起，自太府寺丞累迁至太府卿。景定（1260—1264）间，为真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极言正论，帝喜，迁礼部尚书，进端明殿学士。咸淳初，迁签书枢密院事，拜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十年（1274），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德祐元年（1275），元军进迫，数请罢相回乡招募忠义抗击元兵，未允。遂渡钱塘江至萧山。召回，奏言贾似道误国丧师之罪。旋进平章军国重事。因素与右相陈宜中不合，求去不已，罢相奉祠。为人清修刚劲，不阿权贵，曾充上蔡书院长，著有《言子》。

初入仕途的王爚，先是担任了一个时期的地方官，在常熟、泰州、滁州、瑞州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王爚为官清廉、公正，体察民情，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也深深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因此在担任地方官时，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

淳祐二年（1242），改任监三省枢密院门。之后又历任太府寺丞、秘书丞、户部郎官、尚书左司员外郎等职。

宝祐元年（1253），王爚担任国史编修一职。对王朝兴衰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对国家政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曾经上书朝廷，希望陛下下诏，要各大臣“互相商议治乱之方。”他认为：“治理国家应该居安思危，修德行政，摧垮奸佞小人的气焰。如果这样，才能使国内明治，百姓拥护。在外则强大无比，能够抵挡住外来入侵。”针对当时外部蒙古日益强大，而南宋朝政腐败的现实，王爚恳请理宗振奋起来，振兴朝廷。但是，此时的理宗在位已30年，整日醉生梦死、昏昏沉沉，哪里能听得进去这样的劝告？王爚的话也只能说说而已。

看到皇帝如此昏庸，王爚十分伤心。这时，任京湖宣抚大使的赵葵对王爚仰慕已久，派人延揽王爚，王爚遂到了赵葵军中。赵葵乃南宋名将，在对蒙战争中屡建战功，王爚在其手下，为其出谋划策，成为赵葵的得力助手。

开庆元年（1259），王爚授集英殿修撰、枢密都承旨、权吏部侍郎。景定元年（1260），为真侍郎兼太子左庶子，负责对太子赵的教育培养。王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工作中，为太子选择书籍，教太子治国治民之道，严格要求，孜孜不倦。他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得到了太子的尊敬，也深为理宗喜欢。

咸淳元年（1265）正月，王爚拜签书枢密院事。不久，王爚又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一职。咸淳二年（1266），任参知政事。这时宋廷朝政被贾似道一手把持，他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打击忠良，陷害正士。朝中正直的大臣都不愿与其同流合污，王爚、叶梦鼎等人多次上书，乞归田里，但是，都没有得到允准。

在贾似道的统治下，朝政越发腐烂不堪，加之外部蒙古日益严重的威胁，南宋小朝廷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到咸淳九年（1273）元军攻下襄樊后，分水陆两路大举进攻南宋。在元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南宋将士逃的逃，降的降，大片宋土沦于敌手，南宋危在旦夕。而身为臣子的大部分官员这时也顾不了什么“忠”“义”了，丢下皇帝自己逃命去了。度宗在咸淳十一年（1275）任命王爚、章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王爚极想有所作为，无奈，元军已兵临临安城下。城内人心惶惶，虽然王爚久负名望，留在朝中多少镇定了人心，但却不足以解决朝廷的困境。为了能够挽救宋廷，王爚恳求朝廷准许他回乡，召募忠义之士抗击元军，以图复兴，但是未获准许。这时的王爚已顾不了许多，虽然朝廷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他仍然按原计划，渡过钱塘江到了萧山，招募忠义之士抗击元军。正在王爚实施自己的抱负时，朝廷召回他的诏书却到了。王爚重又回到朝中。他对腐败不堪的政局向皇上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目前朝政不堪目睹的现状都是贾似道专权造成的。恳请皇上改过自新，励精图治。王爚固然有忧国忧民之心，然而，国事到了这等地步他又能拿出什么灵丹妙药呢？

王爚似乎也感觉到了宋廷的灭亡即在眼前，他为无力挽救而难过，他想，与其眼睁睁地看着社稷倾覆，倒不如远离的好。于是王爚又多次乞请归隐田里。但宋廷正值危难之际，还需重臣扶辅，遂任命他为平章军国重事。不久，王爚因与宰相陈宜中不和，去职。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王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