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颜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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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宗（1123年3月1日－1189年1月20日），名完颜雍，女真名乌禄，金太祖阿骨打的孙子。于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出生。他的父亲完颜宗尧（初名宗辅），是阿骨打的第五子。宗尧比较有头脑，当太祖诸子带兵出征时，宗尧经常运筹于帷幄之中。他主张以汉制对汉人，同宗翰等推行的杀戮政策有一定区别。金太宗天会十三年（1135年），宗尧四十岁那年，去世了。那时完颜雍只有十二岁。他的母亲李氏，出身于辽阳渤海大族，聪明能干。幼年的金世宗，主要受母亲的教养。依金的习俗，丈夫死后，妻子应当嫁与宗族的人。李氏却不愿接受这种落后的习俗，就在辽阳出家为尼。完颜雍长得很魁伟，性格沉静明达，又善于骑射。年轻时，他每次出猎，很多老年人都跟了去看，赞赏他的骑射技术，“国人推为第一”。他为人宽厚，常随叔伯们四处征战，将士都很推崇他。金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8年），完颜雍以宗室子授光禄大夫，封葛王，为兵部尚书。

金熙宗在位后期，时常酗酒，杀戮亲贵大臣，唯有对完颜雍比较好。什么原因呢？原来完颜雍的父亲伐宋时，得到了一条宋朝皇帝用过的白玉带，作为传家之宝。完颜雍很珍爱它。金熙宗时，完颜雍的妻子乌林答氏，对他说：“此非王邸所宜有也，当献之天子。”完颜雍觉得她的话有道理，就将白玉带奉献给金熙宗，博得熙宗的悼平皇后的欢心，也得到熙宗的信任。海陵王即位之初，完颜雍判会宁（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牧，不久，判大宗正事，改为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后又改为燕京（今北京）留守、济南府尹、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等职。完颜雍能文能武，在女真贵族中威望较高，海陵王对他很不放心，经常调动他的官职。乌林答氏又劝完颜雍多向海陵王进献珍异，以打消他的猜疑，免遭诛身之祸。完颜雍照妻子的话，把辽骨睹犀佩刀、吐鹘良玉茶器之类的珍宝，送给海陵王。海陵王认为完颜雍怕他，对他又很恭顺，疑忌之心稍解。但在完颜雍任东京留守时，还派了心腹高存福任东京副留守去监视他。

正隆六年（1161年），海陵王动员了大量的兵力、物力、财力南伐宋朝，搞得“民皆被困，衣食不给”，“民不堪命，盗贼蜂起”。契丹人不愿当兵，杀了金朝官吏，夺取三千副兵甲，举行起义。海陵王的统治更加不稳。完颜雍的舅父李石劝他积蓄力量，夺取金朝最高统治权，他们也积极修造兵甲。这件事让高存福知道了，偷偷派人去告诉海陵王；同时还同推官李彦隆图谋杀害完颜雍。幸好高存福的家人向完颜雍告了密。海陵王得悉，派谋良虎去杀害宗室兄弟。完颜雍听到这些，心里非常恐惧，李石劝他及早即位。经过一番商议，决定以讨论备“贼”事为借口，将东京官吏召到他母亲出家的清安寺开会。高存福不敢来，完颜雍派人多次去召他，他才来。完颜雍当场把高存福和李彦隆抓起来。十月初三，南征万户完颜福寿等率领金军两万人从山东前来，完颜谋衍率兵五千从常安（今辽宁沈阳东北）前来，他们都来投奔完颜雍。七日，各路军队入城，共同击杀高存福等人。第二天，诸军官属来到完颜雍的府第求见。完颜雍刚刚走出来，诸军官属在庭下高呼万岁。完颜雍推让了一番，将领、官员一再劝进。于是，完颜雍亲赴太庙，祭告祖先，再来到宣政殿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金世宗。金世宗即位后，改元大定，废黜海陵。从此开始了他为期二十八年的统治。

金世宗能顺利地登上皇帝宝座，并非偶然的事。从他本人来说，自为官以来“久典（主管）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有丰富的实际统治经验。因此，无论在女真贵族或渤海大族中，他都很有声望。从当时金朝最高统治者海陵王来说，他由于指挥南伐宋朝的战争，远离了金朝的统治中心，给完颜雍的即位带来有利的条件。更主要的是，海陵王的伐宋战争，极不得人心，金朝从上到下，都反对这场战争。这就更为完颜雍的即位，提供了条件。

稳定政局

金世宗虽然顺利地即了位，但他即位后的金朝政局并不稳定。金朝自阿骨打建国以来，至金世宗已历四帝，即金太祖、金太宗、金熙宗和海陵王。在这期间，金朝从政治到经济都有很大的改革和发展，统治区域已经扩展到中原地区。女真贵族依靠契丹、汉族地主建立起一套仿效汉制的统治机构和典章制度。经济上也被迫逐步放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采用新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对农业，金统治者越来越重视。这都有利于北方农业经济的恢复。但是，金朝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统治阶级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相当激烈。以金太宗的儿子宗磐和太祖的儿子宗雋为首的保守派，反对改革，极力打击以太祖的侄子宗翰、宰相完颜希尹为首的改革派，致使宗翰愤懑而死，希尹也一度被罢去宰相的职务。在改革派和保守派激烈斗争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十分激烈。金熙宗杀完颜希尹，就是改革派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金熙宗十六岁即位，大权都掌握在女真贵族手中。他亲政以后，无法摆脱贵族势力的影响。为了控制政局，他大肆屠戮贵族。从兄弟、叔侄到皇后、妃嫔，都遭到诛杀。最后他自己也被完颜亮所杀。完颜亮即位（即海陵王）后，他继续执行以杀戮来稳定政局的政策。金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全被杀死，甚至连他自己的母亲由于反对南伐宋朝，也被他杀害了。朝中人人自危。

金世宗即位时金朝的政局不稳，还表现在金朝境内布满了各族人民的起义。海陵王时，女真族大量南迁，金朝政府授予他们土地，这必然要侵夺当地人民的土地，因而激起人民的反金斗争。同时，海陵王伐宋，在民间“征敛烦急”。女真、契丹和奚三个民族的壮丁，全部要应征入伍，这还不够，又强征汉族壮丁。丁男不能从事农业生产，而军队需要大批粮饷，就产生了经济危机。这也激起各族人民的反金斗争。其时“盗贼蜂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人民的起义动摇着金朝的统治。

金世宗即位时，从对宋的战争看，金朝正处于失利的局面。海陵王的伐宋，不像金朝初期，女真贵族处于奴隶社会时代，奴隶主贵族为满足掠夺的贪欲，都积极支持伐宋战争。这时的女真已向封建社会过渡，女真贵族大多已沉溺于富贵享乐的生活之中，不愿再去战场冲锋陷阵。金朝的军队，大部是从各民族征来的壮丁，自然也不愿打仗。海陵王不顾政治上的动乱，经济上的贫困和从上到下的厌战情绪，仍一意孤行。可是，他刚刚率军出发，“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连接）于道”。十月初八，海陵王渡过淮河，进兵庐州。就在这天，金世宗在辽阳即位。海陵王得到这个消息，仍然继续进兵。当他们抵达采石准备渡江时，金军遭到宋军英勇抵抗，大败而退。

金世宗就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即位的。他即位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稳定政局。

金世宗首先把都城迁到中都。金朝迁都中都，始自海陵王，当时遭到女真保守势力的反对。由于海陵王是杀金熙宗即位的，统治期间又大杀宗室贵族，所以，在女真贵族眼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合法的。金世宗即位于金的东京辽阳府，辽阳府地理位置偏僻，不适合做都城。在海陵王之前，金的都城在上京会宁府。世宗即位，多数大臣建议他还都上京。但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不同意这种意见，已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的李石，对金世宗说：“正隆（指海陵）远在江淮，寇盗蜂起，万姓引领东向（伸长脖子向东看，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东京的金世宗身上），宜因此时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万世之业也。”另一位参知政事独吉义也劝说：“今正隆已渡淮，窝斡（指契丹人民起义领袖）未至太盛，将士在南，家属皆在北，惟早幸中都为便。”从当时形势看，上京偏于一隅，对于已进入中原地区的金政权来说，不利于控制全国；而且，那里的女真旧贵族的势力太大，不利于皇权的集中。为此，金世宗毅然采纳了李石等人的意见，十一月，诏群臣宣布迁至中都的日期，决定以中都为都城。十二月，金世宗率臣属抵达中都。

稳定最高统治集团，这是金世宗即位后的又一项稳定政局的措施。金世宗一反金熙宗和海陵王滥杀宗室贵族反对派的做法，一即位就表示维护宗室贵族和对海陵王手下的高官采取宽容大度的政策。金世宗即位后，下诏历数海陵王杀皇太后、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孙，毁上京等几十条罪过，把他贬为炀王，然后给完颜亶除掉东昏王的称号，恢复名誉，加谥号为熙宗，改葬于思陵，又修复被海陵王毁掉的会宁府宫殿，恢复上京称号。他还多次下诏令，对那些被无辜杀戮大臣的家属、沦为奴仆的，恢复他们的身份，对那些大臣的遗骨，派人到各处去访求，得到以后，由官府收葬；对那些被海陵王无故削职、降职的官员，给予改正，量才录用。这些措施都起到了安抚、笼络女真宗室贵族的作用。史书记载金世宗“临御（统治）三十年，绝少诛夷宗族之事”这确是事实。对于原来反对过他而有才能的人，金世宗不忌前怨，仍然重用。海陵王时的尚书左丞、右领军大都督纥石烈志宁，很有才干，在金世宗即位前，曾与将领白彦敬等准备去攻打完颜雍。世宗即位后，派使者争取他们归附，志宁不但不肯归顺，还先后杀死使者九人。世宗在用武力征服志宁之后，不但没有加罪于他，还委以重任。海陵王时任东京路转运使的张玄素，也很有才能。他曾在海陵王面前告过完颜雍的状。世宗即位后，张玄素去见他，世宗对过去的事“一切不问”，反而升任他为户部尚书。海陵王时曾任宰相和南京留守的张浩，是金代几朝老臣。金世宗即位后，拜他为太师、尚书令，封南阳郡王，让他入朝可以不拜，还给他在大殿的东边专门设了座位，对他十分尊敬。金世宗不忌前怨的任人政策，使得女真贵族和海陵王手下的官员，纷纷前来投奔，最高统治集团很快就稳定了。

各族牧民大起义，尤其是契丹人移剌窝斡领导的牧民大起义，严重威胁着金世宗的统治。所以他即位以后，立即采用招抚和镇压两手，来对付起义军。他先派移剌扎八去招降起义军，结果扎八见窝斡势盛，反而参加了起义军。正隆六年（1161年）年底，窝斡称帝。金世宗忙派兵去镇压，派去的兵都被窝斡起义军打得大败。第二年正月，金世宗又派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等统兵前去镇压，并对归降者许以优厚条件，还在起义军中大搞策反活动，以此孤立窝斡一人。到这年秋天，窝斡被人出卖，捕至京师遇害，起义失败了。一部分起义军投奔了南宋。金世宗对起义首领的镇压十分残酷，不仅把窝斡枭首于市，而且把他的手足砍下来，分悬于各个京府。然后又派人前去招抚奚、契丹各族。为了防止契丹人民的反抗，金世宗把参加起义的契丹人分别编入女真的猛安谋克各部，使之杂处，便于统治。这样，金的境内暂时取得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促成南北讲和

正隆六年（1161年）海陵王伐宋，想使海内一统。但当时，金朝社会矛盾重重，政治上动乱、经济上贫困，不具备完成南北统一大业的条件。结果，伐宋未成，海陵王反自取灭亡。金世宗“鉴海陵之失”，即位不久，即着手创造与南宋议和的条件。大定元年（1161年）十二月，他派出以元帅、左监军高忠建等为报谕宋国使，“语以罢兵，归还正隆所侵地”。第二年正月，他又“命河北、山东、陕西等路征南军士，并放还家”。这两个措施，前者立足于议和；后者为了缓和海陵时期因征调过度而造成的社会矛盾。

就南宋来说，本来是个偏安政权，并无恢复中原之心。但在正隆六年（1161年），由于击退海陵王的进兵，朝中的抗战派力量稍稍抬头。大定二年（1162年），宋高宗传位给太子赵昚（慎的古体字），即宋孝宗。宋孝宗初即位，血气方刚，欲意恢复中原，抗战派在朝中占了优势。第二年五月，南宋分道出兵攻金，初战告捷，恢复宿州（今安徽宿州）。可是，当时的南宋已很腐败，军势、军威已大大削弱，将领内部又不能精诚合作，要想在军事全局上有个突破是不大可能的。所以，金兵又很快占领了宿州。朝中以宰相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又大肆活动，主张议和。汤思退甚至派人去金朝，要金出兵来压服宋朝同意议和。金世宗在宋孝宗即位时，又派高忠建到临安商议“遣使报聘”，同时祝贺孝宗即位。后来，他看到南宋抗战派抬头，对议和不抱积极态度，就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于大定二年（1162年）十一月，任命右丞相仆散忠义为都元帅，总戎事，居南京（今河南开封），节制诸军，任命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副元帅，驻军淮阳，摆出准备攻宋的架势。另一方面，在仆散忠义将去赴任时，金世宗对他说：“宋若归侵疆，贡礼如故，则罢兵。”这实际是让仆散忠义到南京后，先去同宋议和。金世宗的这两手，意图非常明显，只要维持旧的和约，就可以议和。仆散忠义到南京后，于大定三年（1163年）三月，一面以十万重兵屯河南，声言要取两淮，一面让副帅纥石烈志宁致书宋帅张浚说：“宋若归还近年占领的金的地方，各自还按原来划定的疆界，凡事均依绍兴和议的去办，我们就可以撤兵。”张浚接书后，一面请朝廷以大兵屯驻盱眙、泗、濠、庐备战，一面复书纥石烈志宁，同意金宋商讨议和之事，但同时驳斥了金书上关于疆界的论点。这表明，南宋的抵抗派并非完全不同意议和，只是想即使议和，也要争取比“绍兴和议”体面一些的条件。四月，南宋出兵，双方战事又起，南宋先胜后败。宋孝宗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只好同意与金议和。谈判期间，宋一度同意归海，泗、唐、邓四州于金，两国约为叔侄。仆散忠义向金世宗请示，金世宗为了促成和议，同意把条件降低些，使宋对金由称臣改为称侄。他向仆散忠义表示：“若宋人归疆，岁币如昔，可免奉表称臣，许世为侄国。”这对宋孝宗来说毕竟体面了一些。仆散忠义又致书于宋，前后共七次。宋朝仍未应允，仆散忠义把军队移至江淮，攻取了濠、滁、楚等州，进一步用武力逼和。金世宗了解到金军又给宋以打击之后，想到天下人苦于战争，应当让百姓得到安宁，就下诏给仆散忠义，让他适可而止。这说明金世宗确实想尽快结束对宋战争，实现和议。双方在商定和议条件期间，仆散忠义曾认为宋失信，扣留了宋朝的使者胡昉。金世宗听到此事不以为然地说：“使者何罪，要放胡昉回去。议和的事，再好好考虑考虑。”经过反复谈判，双方于大定四年（1164年），也就是宋孝宗隆兴二年，达成和议。和议的内容是：南宋每年给金“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朝放弃收复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交换的条件是宋不再向金称臣，而是改称侄皇帝。第二年正月，南宋使臣魏杞等带着议和书至金，正式为金世宗批准。在议和的过程中，金宋双方各陈武力，讨价还价。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无论哪一方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征服对方、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金世宗对这种形势，认识得比较清楚，所以和议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他的手里，最终基本上按照他的意志达成了和议。而南宋，由于投降派汤思退之流的从中破坏，议和的条件越降越低。“隆兴和议”的条件对宋来说尽管比“绍兴和议”好一些，但并不是理想的和议。

隆兴和议之后，金宋之间四十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这就有利于双方的社会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议达成后，金世宗立即诏天下“罢兵”。仆散忠义向他报告说在江淮一带的官军有十七万多人，准备留十一万六千多人屯戍。金世宗认为现在既然已同宋讲好，不需要留那么多屯戍的军队，他说只要留六万军队就可以了，“余并放还”。放还的士兵，多数是农民，就可以回乡去生产。由于减去了战争的额外负担和繁重的兵役，金朝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金史·世宗纪》赞扬他说：“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

致力于改革

金朝自建国以来，一直是在不断地改革中发展的，其中以海陵王的改革措施最为显著。尽管金世宗是以反海陵王而即位的，但在改革的问题上，应当说他是同海陵王一致的，而且有所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巩固统治的要求。金世宗在稳定政局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

金世宗的各项改革，首推吏治改革。他的吏治改革内容，一是任人唯贤唯才，不重资历。金朝自太宗以后，选官以资历为标准。而金世宗认为，“止限资级，安能得人”。他对臣下说：“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若拘以资格，则往往至于耆老（老年），此不思之甚也。”金世宗还举了个例子说，参知政事阿鲁罕为人忠正、沉厚，有才干，不阿谀顺从。但他本人是出自低微的胥吏，当他按资历升迁到参知政事时，已经年老了。金世宗说：“若是能早让阿鲁罕担任重要的职务，朝廷就必然能得到他的辅佐，可惜现在他已经衰老了。”所以，金世宗认为，按照资历用人，只是对待一般的人来说，对于才干过人者，怎么还能拘泥于常例呢！按照这种思想，在他统治期间，朝中任用了一些出身低微的小吏。如移剌道，原来不过是个都督府长史，世宗得知他的政绩，建议大用。但按他的资历最高只能升为翰林直学士。世宗认为这样不足以尽其才，就派他去担任中都路的转运使，后又升任宰相。选官不重资历，这就把一批有才干、年富力强的人选到了领导集团中来。二是官吏的升迁以政绩为准，反对苟且因循。金世宗认为对官吏应“察其奋勤则升用之”，凡是“苟简于事，不须任满，便以本品出之”。有一次，金世宗去上京，一路所过州郡，都征发众多的民夫，大修桥梁驰道，以博得金世宗的欢心。唯独同知北京（今辽宁凌源西）留守刘焕，只派少量的人把道路修得平整些。金世宗认为刘焕做得好，就升他为辽东路转运使。正是由于他以政绩好坏来选拔升迁官吏，因此，在他统治期间，出现了一批政治上有作为、正直清廉的官吏。三是官吏到了一定年龄，就应当辞官。他认为人到晚年，精力总是不足的，他以自己为例说：“朕今年五十有五，若过六十，必倦于政事。”因此他规定朝中大臣“许六十致仕”，也就是允许六十岁辞去官职。他在吏治方面的改革除上述几点外，还有对官吏赏罚分明、中央和地方官经常交流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吏治改革，保证了金世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

在改革吏治的同时，金世宗在官制、法制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并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他即位以后，在熙宗、海陵王改革官制的基础上，着眼于集权于皇帝，又进行了改革。新订的官制，以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官，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宰相增员，可以分散宰相的权力，以集权于皇帝一人，也可以使更多的官员参与政事。在法制上，金世宗主张择善而从。他认为旧的法律条文有不合适的地方，应当更改，唐朝、宋朝的法律有可用的，就用。他还对臣下说：“制定法律条文，不要只局限于按照旧律，而且一些条文还很难让人看懂。历代的法律都在不断地修订、补充。文化低的百姓，常因不懂法律而违法。如果对那些难懂的条文，加以删改，让百姓一看就明白，不是更好吗？应当修订法律，务必让大家明了。”大定年间，金朝的法律经过修订，更加完善了。金世宗重视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他初即位时，有人提出要罢科举，世宗就召张浩来商议，问张浩说：“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学之士的吗？”张浩回答说：“有。”金世宗又问：“谁呀？”张浩说：“秦始皇。”金世宗看看左右的大臣说：“怎么可以让我成为秦始皇那样的人呢！”这样一来，科举制不仅没有罢，反而进一步发展了。大定四年（1164年），金世宗下令：“进士文优则取，勿限人数。”大定六年（1166年）开始置太学，学生最初只有一百六十人，后发展到四百人。大定十六年（1176年）又设置府学十七处，有学生上千人。金世宗尤其注意培养女真贵族子弟，他派人把《论语》《孟子》《老子》等，都译成女真文字，供女真贵族子弟学习。他还挑选猛安谋克良家子弟，让他们在地方的学校学习，共有三千多人。大定十一年（1171年），创设女真进士科。两年以后，又创设女真国子学，在各路设女真府学，聘请新科进士为教授。对女真贵族子弟承袭猛安、谋克的职位，金世宗要求他们要学会一种文字，即女真、契丹或汉字。这样，在大定年间，女真贵族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了。金世宗对状元、进士，不仅要求其有才，而且要求人品要好。他规定，状元品行不好的，要除名。对中状元的人，先要访察他在乡里的品行，品行好的，才能按状元的待遇对待。金世宗一朝，科举制从人数到考试科目、到中举的质量，都有了发展和提高。官吏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科举考试。科举制的发展，为金朝政府广招人才，进一步充实了统治集团。

在经济方面，金世宗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金世宗即位时，北方的农业生产同金灭辽和北宋时相比，有所恢复，但由于海陵王发动攻宋战争，造成“兵兴岁欠”“仓廪久匮”。要想巩固统治，社会兴旺发达，必须恢复和发展北方的经济。金世宗看到了这一点，他先从减轻农民的兵役、徭役和赋税负担着手。海陵王时农民的徭役、兵役负担很重。为营建中都和南京，海陵王役使人夫工匠达三百余万。发动对宋战争，征发壮丁达二十七万。金世宗即位后，于大定二年（1162年）正月，命河北、山东、陕西等路被征发攻宋的步军，“并放还家”。至大定五年（1165年），对宋战争结束后，又命除留守江淮的六万戍军外，“余并放还”。在徭役方面，他极力主张减轻农民的负担，要求各地把差科负担的详情，向他如实上奏。大定三年（1163年），他了解到河南、陕西、山东、北京以东及北边州郡，“调发甚多”，而地方上仍然照例征取赋役，造成百姓负担过重、影响正常生产的现象，就规定免去百姓的一部分负担。他还提出：“凡有徭役，应当让富户分担，不要让贫民分担。”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大定十三年（1173年），“民间科差，计所免已过半矣”。在赋税方面，海陵后期为攻宋，增加了许多杂税，有菜园、房税、养马钱等。金世宗时南北议和之后，宰相宗尹建议罢去杂税，金世宗立即同意了。“于是，养马等钱始罢。”大定年间，金世宗因各地水旱灾害，多次减免赋税。一些政府部门因财用不足，建议向百姓预借租税，金世宗一般都不同意。总的来说，金朝时期农民的赋税负担要比辽、宋少，而金世宗时的赋税，比海陵王时更少些。

金世宗还采取各种措施，劝民力田。海陵后期爆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许多农民逃避兵役、徭役而离开了家乡。世宗在大定二年（1162年）二月，派官去安抚山东百姓，招谕起义农民和躲避起义或逃避徭役离乡的百姓，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及时耕种，不问罪名轻重，都予以免去。三月，又诏令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官府，把“良民”错当起义者俘虏的，加以改正，让他们还乡生产。金朝初入中原，曾把许多耕地占为牧场、苑囿和猎地。金熙宗时，已逐渐弛禁，世宗时则进一步开弛禁地，将一些猎地、苑囿与民耕种。辽灭亡时，一些贵族的土地为百姓耕种。金统治者后来不断把这些土地入官，仅山东一地所括田达两万余顷，这就造成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亡。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金世宗诏令，将山东路所括民田，依原数还民，仍免租税。金世宗还多次下令对破坏农业生产的人，给予法律制裁，包括亲王、公主势要之家在内。他还诏令天下，把“劝民力田”好坏，作为衡量官吏的标准。大定年间，土地兼并也很严重，有些豪强还冒占官田，这自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也加剧了豪强地主同政府的矛盾。金世宗为了抑制豪强占田，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大定二十一年规定，占官地十顷以上的，都括籍入官，将这些地平均分赐贫民。还规定，女真贵族只许在一处占地，其余各处都要收为官地。对女真贵族冒占官地的，他采取处罚其手下官吏和把田地归为政府的办法。抑制豪强兼并土地，也大大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金世宗再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是实行通检推排。通检推排是政府每三年普遍检查一次户口和土地、奴婢、园地、屋舍、车马、牛羊等资产数，然后根据人户的钱财、物力多少，推排出各类人户的等级，再依不同的户等征收物力钱和摊派差役。通检推排的目的是解决“赋调轻重不均”“差役不均”的现象。金世宗认为同为谋克户，拥有的奴婢多少不同，而所担负的科差却相同，这怎么合理呢？而解决赋税、差役不均的目的是抑制新富，增加国家收入。从大定四年至大定二十六年（1164—1186年），进行过四次通检推排。开始，并不顺利。派到各地的使者，大多苛刻百姓，有的把百姓的产业增加数倍，使百姓身受其害。金世宗了解到这种情况，让各路以搞得比较好的东平、大名地区为标准，进行通检推排。实行通检推排最显著的效果是国家的收入增加了。以辽东为例，大定十七年（1177年），原有赋税收入六万余石，通检后将近二十万石。而且，实行通检推排，使地多财富的豪强之家，多少要多负担一些赋税和差役，而地少财薄的农民，也多少减轻了一点负担。

此外，金世宗还采取措施，兴修水利，放免了处于奴隶地位的“二税户”及奴婢，鼓励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增加货币铸造，促进商业的发展，等等。

金世宗的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定年间，金朝的政治由混乱逐步转为稳定、清明。史书记载，其时“天下治平，四民安居”，“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金朝的经济，也由崩溃的边缘而逐步恢复发展繁荣起来。“户口殷繁充实”，“仓廪有余”。北宋末及金初，北方人口大大减少，至金世宗初年恢复到三百余万户，到金世宗末年已增到六百七十多万户。在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一带，已是“人稠地窄，寸土悉垦”。

思想和作风

金世宗自幼受母亲的教育，母亲李氏是渤海望族，汉化很深，自然用儒家思想教育儿子。世宗年轻时博读史书，熟悉汉家皇帝的统治思想。鉴于海陵行暴政的失败，所以，称帝后的金世宗是以儒家的“仁政”思想来治世的。史书上也说他“一向以仁政自居”。他对大臣说过：“海陵纯尚吏事，当时宰执止以案牍为功。卿等当思经济之术。不可狃于故常也。”他崇尚仁政、宽政，但又主张遵守纲纪，赏罚分明，不能宽大无边。他提倡科举，大办太学、府学，令人翻译五经，也都是他用儒家思想治世的表现。他对臣下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耳。”正由于他笃信儒学，对佛、道两教思想均不以为然。他曾对大臣说：“至于佛法，尤所末信”，他认为梁武帝舍身同泰寺，辽道宗以民户赐给寺院，是被迷惑太深的缘故。他还说：“人皆以奉道崇佛设斋读经为福，朕使百姓无冤，天下安乐，不胜于彼乎。”他认为做君主的如果为百姓做好事，才符合天意，福自然会来到；相反地，如果做坏事而嘴上祈福，又有什么用呢？

从作风上看，金世宗比较讲求实际。他吸取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和海陵“专任独见”的教训，能较好地听取大臣的进谏。他对大臣说：“朕为天子，未尝敢专行独断，每事徧（遍）问卿等，可行则行之，不可则止也。”他多次要求大臣向他进谏，并且说：“我初即位，许多政事不熟悉，都要靠你们同心辅佐，以及百姓上书言事，对我也有所补……正隆专任独见，不谋臣下，以取败乱。卿等其体朕意。”他让大臣高衎传令：“凡上书言事，被一些官府阻止的可以直接向我进表。”大定二年（1162年）正月，金世宗去中都郊外大房山祖陵祭祀，然后就想去游猎。左丞相李晏等劝阻说：“边事未宁，不宜游幸。”金世宗接受意见还宫，后对李晏等说：“我常常敬慕古代帝王，虚心纳谏。你们应当有意见就提，不要心里有意见嘴上不说。”他经常批评朝臣不要明知他做得不对，却当面顺从，以致“成朕之失”。

金世宗在作风上还很崇尚节俭。他对秘书监移剌子敬等说：“昔唐虞之时，未有华饰，汉唯孝文（汉文帝）务为纯俭。朕于宫室唯恐过度，其或兴修，即损（减少）宫人岁费以充之，今亦不复营建矣。”他说自己“从即位以来，服御器物，往往还是用旧的”。据说他吃的也比较俭省。一次他正在吃饭，女儿来了，他竟没有多余的饭菜给女儿吃。还有一次，太子詹事刘仲诲向金世宗请求增加东宫的收入和陈设。他不同意，并且说：“东宫收入已有规定，陈设也都有，为什么还要增加呢？太子生于富贵，容易养成奢侈的习惯，你们应当引导他崇尚俭朴。”他反对铺张浪费。他曾对移剌子敬说：“亡辽的日子杀了三百头羊来庆贺，哪里用得了那么多，这是白白的伤生呀！我虽然处在至尊的地位，每次吃饭，常常想到贫民的饥饿状况，仿佛就在面前一样。”大臣们认为皇帝不同于常人，可以豪华点。他不以为然地说：“天子也是人，浪费有什么必要？”对各地进贡的食品，他几次下诏罢止。他听说自己到各地住过的殿堂，都封闭起来，不让别人住了，认为这样做太无聊，就让臣下诏令，这些房子仍然可以住人。他经常教育太子、亲王，要他们节俭，并以自己所穿的衣服为例说，“此服已三年未尝更换，尚尔完好，汝等宜识之”。这些记载虽有所夸张，但多少也说明他的个人生活是比较节俭的。他崇尚节俭，是因为认识到这样做才不会失天下。他对臣下说：“前代的君主，享受富贵，不知道耕作艰难的人很多。他们失去天下，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还说：“辽朝的君主听到民间缺粮食，就说为什么他们不吃腊肉呢？这是因为他自幼没有老师教导他懂得俭朴，等到即位，也就不知民间疾苦了。”

金世宗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元月二十四日病死于中都，享年六十七岁。死后葬于大房山兴陵。

金世宗的政绩。使他赢得了封建史学家的美誉，称他为“小尧舜”，颂他有“汉文景风”，说他统治的时期“号为小康”。这些赞颂虽有过分，但历史地分析金世宗在位时的所作所为，他称得上是我国封建社会里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的。

像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者一样，金世宗对人民起义的镇压十分残酷，对蒙古等少数民族，则实行的是民族压迫政策。所以，在金世宗统治期间，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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