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思谦(611年~689年),武则天时同凤阁鸾台三品、纳言。祖居襄阳(今湖北襄阳),后移居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八岁丧母,为人仁孝。本名仁约,字思谦,以读音类武则天父讳,遂以字行。进士及第后,补应城令,岁余调选,授监察御史。性格豪迈,严于律己,不愿依阿贵戚,敢于抗衡。曾弹劾中书令褚遂良购买田产而未按价付钱,被褚遂良贬为同州刺史,不久再贬为县令。他自己以“清直敢言,上报朝廷,不愿以一家之私、保全妻子”为人生处世之道。后迁右司郎中。高宗永淳初(682),迁尚书左丞、御史大夫。武则天临朝,转宗正卿(即司属卿)。光宅元年(684),为右肃政大夫。垂拱元年(685)拜相,赐爵博昌县男,迁凤阁鸾台三品。垂拱二年(686),代苏良嗣为纳言。翌年,上表告老辞官。永昌元年(689)九月,卒于家,赠幽州都督。
唐宗时期、武周政权时代,郑州阳武(今河南郑州)韦氏家族中出了三位官至宰相、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那就是韦思谦及其儿子韦承庆、韦嗣立父子三人。
韦思谦,名仁约,以字行。因为他的本名与武则天的父亲武士的名字发音极为相近,所以只称字不而呼其名,以示避讳。
韦思谦本籍郑州阳武,后迁至长江中游名城襄阳(今属湖北)定居下来,因此有人将他归之襄阳人。
韦氏家族,尤其韦思谦以孝闻名于时。进士及第后,补官应城县(今湖北中部、大洪山与江汉平原之间)县令,仅任职一年多便因政绩显著而调职升迁。后来,经过吏部尚书高季辅的举荐,韦思谦被擢升为监察御史,参予了大量的疑案要案的审理与裁决,以公正、清廉而得到了唐高宗的信任与器重。韦思谦也因此声誉鹊起,名震朝野。
某次,韦思谦曾对别人说:“作为朝廷的御史官员,在出朝巡察地方的时候,若其威势不能动摇山岳,不能让州县官吏感到震慑,那便是真正的不称职!”韦思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京朝官,还是地方州县官员小吏,一视同仁;因此,韦思谦得罪了不少人。如,韦思谦曾因事弹劾开国元勋、中书令褚遂良,使褚遂良被贬出京城,出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不久,褚遂良重新被起用,韦思谦则遭到了压抑与排斥,离开了京师,出任清水县(今甘肃东部,与陕西邻接处)县令。这次变故,明眼人都看得很明白,不少人还劝慰韦思谦,韦思谦正色答道:“我本人的狂鄙性格,假以雄权,触机便发,身遭灾难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本人并不后悔;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地为人,明目张胆地报答国恩,决不能做一位碌碌无为的臣僚,只求妻子儿女平安无事!”
数旬之后,检校沛王府长史、左肃机皇甫公义挺身举荐,韦思谦得以出任沛王府仓曹,寻即迁职右司郎中。唐高宗永淳初年,韦思谦历任尚书左丞、御史大夫。
位居权要的韦思谦,耿介的性格依旧,刚任职尚书左丞,韦思谦就上疏唐高宗说:“陛下为官择人,非其人就空缺。如今陛下对臣下万分厚爱,让臣下制定选人制度,这是陛下对臣的恩赐和了解,也是微臣效命的时候,臣定当鼎力不辞。”并组织力量,研究对策,对振举朝政纲目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韦思谦在御史台任职御史大夫期间,每每见到王公贵族,常不施行拜礼,惹得王公贵族们很不高兴。有人曾为此劝诫过他,但他依然故我,回答道:“、鹗、鹰、鹯,难道是众禽鸟推崇的偶像吗?为什么要施行拜礼去亲近讨好他们呢?况且,我身为耳目之官,本来就应该独立行事。”
当时,武侯将军田仁会与侍御史张仁祎关系不好,时常发生口角,甚至在朝廷上当众发生矛盾冲突,弄得大家十分尴尬。后来,田仁会上书皇帝,诬陷张仁祎;唐高宗对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也略知一二,对于田仁会的奏弹,不免有些疑虑,便召集张仁祎亲自询问。对于皇帝的追询,张仁祎惶惧不已,以至于回答语无伦次,使唐高宗以为张仁祎的不轨属实。韦思谦察知后,历阶而奏道:“臣与张仁祎同为监察官吏,非常明白这其中的缘由。张仁祎本来性情懦弱,所以难以妥善处理这件事。如果田仁会眩惑陛下,以致判定张仁祎有罪,那么,臣等也是事君不尽,罪当难诿。恳请陛下明察其状。”其辞辨清晰,义理鲜明,唐高宗十分高兴地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避免了一场冤、错命案的发生。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韦思谦转任宗正卿;官署改名后,改为司属卿。光宅元年(684),朝廷分置左、右肃政台,复以韦思谦出任右肃政大夫。垂拱元年(685),赐予韦思谦爵位博昌县男,迁职凤阁鸾台三品。垂拱二年,韦思谦取代苏良嗣为纳言。垂拱三年,韦思谦上表告老,请求退休,恩准后仍加太中大夫。永昌元年(689)九月,韦思谦病逝于家中,诏赠幽州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