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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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端（1279—1340），字敬德，号桤斋，四川遂宁人，元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蜀学家，《元史》评曰：“元世蜀士以文名者，曰虞集，而谢端其次云。”谢端家族因宋蒙四川战争于淳祐前后出蜀，流寓江陵，至端始居武昌。端幼承蜀学，天资颖异。在荆南时，与宋本以文学齐名，时号“谢宋”。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朝开科取士。延祐五年（1318），端中进士，后累官至翰林直学士，阶太中大夫，谥“文安”。

谢端在成均、翰林日，与二宋、虞集、许有壬、苏天爵等元代文坛巨擘交往甚密。端以文字为职业，尚高古，鄙俗流，制、表、散文皆是一等。曾预修英宗、明宗、文宗、宁宗四朝实录，世称“有史才”。元文宗曾对近臣阿荣言：“当今文学之士，朕惟未识谢端。”诚知端之名。端对前代政治、人物贤否，尤有独见，以不克修撰辽、金、宋三史为大憾。曾与苏天爵合撰《正统论》，刊有《谢文安集》《谢文安遗文》，均佚。

谢端虽不生长于蜀地，但蜀学世家孕育了他的人生性格和终身成就。祖父谢元贲深通玄象，擅预测，端亦通《易》。端在大都，广交蜀士，被认为是“川党”先锋，仅次虞集。他照顾乡人后进，馆于家中，论道不倦。虽存文极少，亦有思蜀之辞。其为法书名画题辞常款“蜀郡谢端”“遂宁谢端”，其章则曰“青石谢端”。

在元代，由于种族歧视的政策，“南人”极难在朝廷身居高位。谢端的前半生以教育为重心，后半生出仕，以期改造政治，终以笔墨相伴。屠寄有论云：“有元一代以江南后服，猜防南人，视若殷之顽民。”苏天爵叹端曰：“众皆推公材识，惜其不果于从政也。”又云：“士有抱负艺能而不克尽施于用者，岂独公乎！”可知端之政遇乃具有普遍性，即使有足够才能也未能用极。

学界关注谢端不多，往往是在研究史学史、科举史时偶有提及。宋褧在《祭谢桤斋文》中言谢端之一生：“其来也，滔滔江汉之波；其成也，嶻嶻嵩岱之山。”作为元代仅次于虞集的蜀学家不应被遗忘。本文即基于以上管见，试对谢端的生平、交游、著述和乡情作一刍考，冀为巴蜀文化和元代文学研究作出绵薄努力。

南宋祥兴二年（1279），宋亡。据《谢公神道碑铭》载：“公卒以至元六年夏五月庚午，享年六十有二。”又《祭谢桤斋文》云：“当公寿旦，闻讣襄樊。”知谢端于此年夏出生。《元史·谢端传》载，端自幼颖异，“五六岁能吟诗，十岁能作赋”。十岁，谢端就读于江陵郡学，习科举文，“援笔立就，屡出同舍生上，其师异之”。宋褧云：“惟公之生，天性卓然，正学既明，多艺且贤，聪悟非常。”谢端与宋本相识于江陵，二人同师于大儒王奎文，讲程朱性理之学。后又同授业于此，以文学耀眼于荆南，时号“谢宋”。直到皇庆二年（1313）元仁宗复科举前，谢端主要在荆南一带从事教育工作。

延祐元年（1314），谢端参加在汴州举行的河南江北行中书省乡试，中举。至元四年（1338），宋褧在汴州曾作诗纪念二十五年前在此参加河南乡试的经历，题为《予以延祐元年从先兄正献公入汴，始识彦辉吴征君。是岁，故中丞马公伯庸、今翰林学士谢公敬德、国子博士王君师鲁，乡贡河南行省，迄今二十五年。予再以按行至汴，居监察行院，去征君所居仅半里，犹以公事未毕，尚迟于请见。时马公亦薨，谢、王在馆阁，感念存殁，赋唐律一首，先遣持遗征君正之》，知当年谢端是与宋本、宋褧两兄弟一同举乡贡。因母亲去世，端未参加第二年会试。

延祐五年春，谢端四十岁，赴大都参加会试，中乙科进士。以进士授潭州路同知湘阴州事，阶承事郎（正七品），自此开始后半生为官之路。据《谢公神道碑铭》和《元史》谢端传，他历任潭州路同知湘阴州事、国子博士、太常博士、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国史院编修官、翰林待制、国子司业、翰林直学士，散阶升迁承事郎、奉训大夫、朝列大夫、中顺大夫、亚中大夫、太中大夫。

谢端在担任湘阴州同知之时，兴学、重农、保民，使湘政出现清平局面。宋褧曾到湘阴访友，其诗《书湘阴谢使君厅壁》自注云：“湘阴为湖南下州，而谢君敬德三年未尝挈家。”知其为官清正，亦可推知其在湘三年。《谢公神道碑铭》言其离湘赴京任职二十年后，湘阴的老百姓仍“颂其遗爱”，诚可谓有元一代之名吏。

至治元年（1321），谢端秩满，调京师。受丞相张珪推荐，入为国子博士，阶儒林郎（从六品）。谢端在担任太常博士期间创作的《道溪书院记》，提到了自己担任国子博士的经历：“昔予备员国子博士，郡邑有以立书院文移至国子，乃上之集贤，以至仪曹。或资之以入仕，或利之以复役，以故或从或否。独是书院之设，悉无所觊，则亦庶乎知远于宠利矣。”谢端认为朝廷对书院建设的不重视，是一种短见。可知，谢端在京为官伊始就充满了批判精神，无怪乎欧阳玄认为“公材器宜居言官”，可谓知端矣。

据《南城校文联句并序》载，泰定三年（1326）秋，大都举行乡试，时任太常博士的谢端和友人翰林直学士马祖常、左司都事宋本为同考官，三人于贡院联句赋诗，该诗记叙了元代京师科考的盛况。可知，谢端最晚于泰定三年即任太常博士，阶奉训大夫（从五品）。

泰定四年夏四月甲子，有盗入太庙窃走第八室黄金主。第二日当时享，众议纷纷，或云“为位祀之”。时任太常博士的谢端进言“四时之祭皆用孟月，有故则用仲月。今盗入柘室，震惊神灵，当用仲月”。上从之。《元史》云，端因此事“坐罢去”，又云“端礼官，非典守，不当坐，亦不辨”。然《谢公神道碑铭》未载被罢事。考《元史》列传第六十九宋本传，宋本在太庙失窃后进言“在法，民间失盗，捕之违期不获犹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应捕官皆当罢去”。宋认为涉及此案的官员均应被罢，然“皆不报”。一方面太常博士为礼官，非典守职责，一方面宋本言罢“典守及在京应捕官”的意见未被采纳。可知，谢端并未被罢。再考《石渠宝笈》，天历元年（1328）正月，谢端与虞集等同观王羲之《曹娥碑》，虞集跋中称谢端为“奉训大夫太常博士”，可知端确未被罢。

据《石渠宝笈》载，天历二年正月九日，谢端与宋本、王守诚、简正理、偰玉立、林宇、赵期颐等于柯敬仲家再观王羲之《曹娥碑》。谢端在宋本为该法书的题跋中官衔为“翰林修撰”。又，谢端在此年正月所作《送张文琰序》中亦署名“翰林修撰谢端叙”。可知端在此年被任命为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仍阶奉训大夫。

至顺元年（1330）五月，《英宗皇帝实录》五十卷成，其中《事目》八卷，《制诰录》二卷。钱大昕在《元史艺文志》中云：“至顺元年五月进，翰林学士吴澂、侍讲学士曹元用、马祖常、谢端。”似谢端此时为“侍讲学士”。《藏园群书经眼录》录有至顺元年本《四书集义精要》的官牒，其中有云“据待制欧阳玄，修撰谢端、李黼，应奉苏天爵等呈”，可知端此时实为翰林修撰。

据《谢公神道碑铭》，端在担任翰林修撰后“三年，就迁待制，官朝列大夫”。谢端在天历二年（1329）被任命为翰林修撰，那么迁翰林待制则在至顺三年（1332）。据《乡贡进士翰林书写杨君墓志铭》载，谢端在元统元年（1333）曾担任会试考官。

《谢公神道碑铭》载，端迁待制后“凡再任，阶中顺大夫”，此事应在元统二年。之后，端“选为国子司业，升亚中大夫”。考《加封圣号诏书碑》，此碑为至元二年（1336）十月立。碑上书有“奉训大夫国子司业臣潘迪书，亚中大夫国子司业臣谢端篆，臣茅绍之刻”，知谢端应在至元二年担任国子司业。最后，谢端“复入翰林为直学士”。考许有壬《圭塘小稿》，其中有谢端《文过集序》。根据许有壬自序言“丁丑分省，予以五月二日发京师，八日达上京。……七月十七日，奏归日定，有司次第治行”及端序云“故自始至及归，仅八九十日，又以酬机务接造请之余，出其所有已”，知端序作于至元三年八月。文中又有“端承乏翰林”之言，知谢端应于此年再入翰林院，为翰林直学士，阶太中大夫（从三品）。

《山右石刻丛编》所录《故奉训大夫兴和路等处壹拾柒站都脱脱禾孙李公孝思之碑》中有“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谢端篆”之文，胡聘之还在按中专论，云《元史》不载谢端为翰林侍讲学士，“可据此碑补”。此说虽有碑文作为依据，似较可信，但据以上考证，端实未任此职，胡之说亦无他证。程文在《贞白先生郑公千龄行状》中言郑千龄曾与“礼部尚书谢公敬德、吏部尚书刘公伯宣、侍郎夹谷之奇交”。按，郑千龄在至顺二年（1331）去世时，谢端方任翰林修撰，程说不知何由。

至元六年（1340）五月十八日（夏至），谢端卒于任上，年六十二。朝廷追赠国子祭酒、轻车都尉、陈留郡侯，谥“文安”。谢端仕至翰林直学士，终身以文字为职业，不克尽其才。欧阳玄、苏天爵等均为之遗恨不已。

《谢公神道碑铭》云：“累朝信史、典册、制诏，当代公卿祠墓碑版，多出公手。”《元史》云：“预修文宗、明宗、宁宗三朝实录，及《累朝功臣列传》，时称其有史才。”谢端参与了元代四朝实录的编修。至顺元年（1330）五月，谢端向元文宗进《英宗皇帝实录》五十卷，端之《进实录表》云英宗“四年无前之盛治，兆民至今而永怀”。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和魏源《元史新编》均认为谢端曾与修《英宗实录》。因天历二年（1329）谢端被任命为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且端在《进实录表》中云“臣等事征四系，学愧三长，焕乎文章，无能名其为大；写之琬琰，庶有补于将来”，可知谢端确参与了《英宗实录》的编撰。谢端还与修了《明宗实录》《文宗实录》和《宁宗实录》。元统元年（1333），元惠宗诏修《泰定帝实录》《明宗实录》《文宗实录》《宁宗实录》，至元六年（1340）四朝实录修成。这些实录后来成为了明初修《元史》的重要史料来源，赵翼《廿二史劄记》云：“明初修史诸臣即抄撮成书，故诸列传尚多老笔而无酿词。”苏天爵还言谢端对于前代君臣得失、国家兴废、人物贤否犹为精熟，“以不克纂述三史为憾”。

有论者云谢端曾参与过《经世大典》和《国朝文类》的编纂，实则非也。至顺元年（1330）正月，奎章阁学士院领撰《经世大典》事，命虞集和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总裁。《元史》载，虞集曾进言请翰林修撰谢端、应奉苏天爵等协助，“帝以尝命修辽、金、宋三史，未见成绩，《大典》令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故谢端并未参与《大典》的修撰。谢端亦未参编《国朝文类》。至元二年（1336）十二月，谢端与翰林修撰王文煜、应奉黄清老、编修吕思诚、王沂、杨俊民等呈请中书省刊印《国朝文类》，呈文有云“伏睹奎章阁授经郎苏天爵，自为国子诸生，历官翰林僚属，前后搜辑，殆二十年，今已成书为七十卷”。可知《国朝文类》乃是苏天爵一人之力编纂而成。

《元史》云：“端又与赵郡苏天爵同著《正统论》，辨金、宋正统甚悉，世多传之。”谢端与苏天爵合撰之《正统论》，又称《正统论辩》，《元史艺文志》《补辽金元艺文志》《元史新编》《千顷堂书目》等均载有此书，并言该书为一卷，乃谢端所作。从谢端和苏天爵修史的成就和史识评判，应撰有此书。《辽史纪事本末》在引用书目中云谢端所撰之书为《宋辽金正统论》，那么《正统论》是否就是《宋辽金正统论》呢？王鸣盛《蛾术编》云：“其时王理祖谢端著《三史正统论》，咸欲以宋为正统，然一时诸臣之论，终以元承金，金承辽之故而疑之，仍并立为三。”顾景星《论正统论》云：“元人谢端正金辽统，元得之辽也，皆私也。谓正则皆正，谓不正则皆不正也。”两位学者所称谢端正统论的观点竟截然不同，那么他们评论的是一本书么？考王圻《续文献通考》，言杨维桢《宋辽金正统论辩》时附录了作者为“谢端”的《辩宋辽金正统》，该文认为五代应通作《南史》，辽、金应为《北史》，北宋为《宋史》，建炎以后之宋为《南宋史》。王圻还在文后特意注释了“端，遂宁人”。实则，王鸣盛和顾景星所评述的正统论当为《辩宋辽金正统》，该文即为收录在《国朝文类》中的《辩辽宋金正统》，元初学者王恽（1227—1304）在《玉堂嘉话》中早录有此文，文末有“燕山修端谨记”。知《辩宋辽金正统》一文，实则是元初学者修端所作。谢端和苏天爵确合著过《正统论》，但没有流传，修端的这篇正统论经过明代学者王圻之手后流传开来，便造成了诸家误读。目前已不知谢端和苏天爵合著的《正统论》主旨，只知道“辨金、宋正统甚悉”，推知他们的观点可能和修端为近。

苏天爵云“累朝信史、典册、制诏，当代公卿祠墓碑版，多出公手”。谢端所作《加封孔子父母制》《御史大夫相嘉硕利封谥制》（该制在四库本《元文类》中，与《国朝文类》之文同，所书对象换成了“僧格实喇”，未知其因）为有名。谢端之《贺亲祀南郊表》文辞高古雄健，被明代学者蒋一葵认为是有元一代“贺亲祀南郊表第一”。谢端所作墓志铭以《元故将仕郎澧州路教授王君墓志碣铭》为代表。端亦以书法显，著名的《加封圣号诏书碑》即由他篆额。至元二年（1336）十月，国子监将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十九日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诏书，刻碑于大都先师庙，谢端所篆“加号诏书”四字古朴浑厚，原碑仍存北京孔庙。

谢端平日尤喜饮酒赋诗。宋褧在《次韵谢敬德司业冬至夜见念诗二首》中以“陶令惟耽饮，虞卿漫著书”，将他和虞集的平日生活作了比较。在《寄慰翰林谢敬德学士》中，宋褧又赞端“高文大册有清誉，赋诗酌酒无白头”，表达了欣羡之情。许有壬亦有很多与谢端的和诗，其《和谢敬德学士见寄韵二首》云：“平生疏懒是天姿，今岁春来起亦迟。好酒或如陶靖节，杜门深愧郑当时。”谢端扈跸上京时曾作诗十二首，许氏亦以十二首和之。王沂在《和谢敬德题杜宏道西岩小隐诗韵》中云：“闻君结屋近西山，知在燕南赵北间。黍熟东皋多釀酒，杖藜吾欲扣柴关。”友人们的和诗都突显了谢端是热衷于饮酒赋诗、性情豁达通明之人。惜谢端诗歌今仅存数首。至元四年（1338）四月，在友人傅若金即赴岭南任职之际，谢端与虞集、欧阳玄、掲傒斯等为之践行，端高歌“自古诗人天所放”，颇具蜀中唐风。

《元史》云“元世蜀士以文名者，曰虞集，而谢端其次云”，诚知端之文在当时中央帝国的影响力。谢端著作有《谢文安集》《谢文安遗文》，虽不传，但我们亦可通过遗篇一窥其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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