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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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玖（1915～2002年），字佩之，山东淄博周村人，著名的历史学家。

杨志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他依靠母亲和兄长劳作、借贷和师友们的接济，同时凭借自己刻苦努力和一贯优异的成绩所获得的助学金读完了小学、初中。1931年，他考入山东省著名的济南高级中学，获得县教育局资助。1934年夏高中毕业，在全省高中毕业会考中取得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省教育厅等部门的奖金，以此作为旅费，前往北平考大学，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1938年，杨志玖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1934年考入时在北平，毕业时在云南蒙自）。1939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元史。1941年，毕业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的南开大学历史系。他曾被借调到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了两年的助理研究员。抗战结束后回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大辞典》总主编、《历史教学》编委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回族学会顾问等职。还曾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天津市第六、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和常委。

“由于出身回族家庭，我想研究回族史”，成为了他学术生涯的起点。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是回族知识分子文化自觉与民族责任感的体现，杨志玖对回族史的研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934年，他在北大史学系学习期间，陈垣先生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成为了他研究回族史的启蒙文献，使他萌生了从事回族史研究的念头，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1939年，杨志玖写出《元代回回考初稿》，并因此论文获准报考并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这篇论文根据原始材料，独立编排，说清楚了元代回回人的情况，为他进一步研究元代回族史打下了基础。此后，他还写了《说元史中的回回、回鹘与畏兀儿》《元史与中国回教史》《元代回汉通婚举例》《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关于赛典赤》《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生年问题》以及《释阿衡》等文章。《元代回族史稿》则是他倾注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力作，他是继陈垣、白寿彝之后在回族史这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之一

杨志玖潜心研究元代回族史，像在大海遨游一样，从浩瀚的史书中搜索原始资料。他把当时能看到的中外史料，尽量地细读，并写出有关回回人资料的卡片。他看过多处记载元代回回人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同样记下了卡片。1941年夏天，杨志玖在研究生毕业前夕，从明修《永乐大典》卷19418所引元修《经世大典·站赤》中发现了马可·波罗离华的记载。1940年以前，中外史学界一直未能在中国史书上发现马可·波罗来华的可靠史料，杨志玖这一重大发现及所发表的《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的论文，以坚不可摧的证据考证出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他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的时间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西方人所说的1292年年初，这就解决了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这一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悬案。杨志玖这一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受到了中外史学界的很高评价，并获得中央研究院的名誉学术奖。当年杨志玖仅二十六岁，他幽默地说：“我之发现那材料，事出偶然，好像花子拾金。”其实，偶然中有必然，那些材料是他一直坐冷板凳专心搜集元代回回人资料时获得的重要的“一件副产品”（杨志玖先生语）。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为应对美英学者怀疑、否定马可·波罗来华的再次挑战，杨志玖认为这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影响中意友好关系的问题，他又用了20年的时间，有理有力地反驳了怀疑、否定论者，使其偃旗息鼓。这又把马可·波罗来华问题国际范围内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他也进一步被中外史坛公认是马可·波罗研究的权威。1999年年底出版的《马可·波罗在中国》是杨志玖集数十年研究马可·波罗的成果的代表作，不仅受到了中外学者的好评，还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称赞，他委托南开大学将其翻译成英文版，赠送给有关国家的领导人。

20世纪50年代，杨志玖在讲授隋唐史讲义的基础上，编著了《隋唐五代史纲要》一书，先后由新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完成《纲要》这部新中国成立初期颇受欢迎的优秀教材和断代史著作后，他又撰著了一部《隋唐史通俗讲话》，由通俗读物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发行，这部作品的出版对当时普及隋唐历史知识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两部著作的问世，使他在隋唐五代史学科建设和一些重要史实考证及理论上的建树，受到了史学界广泛的认可和称赞。

20世纪70年代末，杨志玖应聘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总主编和“隋唐五代史”分卷主编。这是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历史学家集体协作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大型辞书。杨志玖除了撰写大量辞条外，还写出有关辞条的考证订误文章，供其他编纂者参考。由于辞典出自众多学者之手，辞条的体例、风格、内容多有不同，杨志玖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逐一核对材料、统一体例、纠正错误，有些太差的干脆自己重写。这种烦琐枯燥的改稿，前后持续了二十年，杨志玖的工作量无法计算，特别是最后几年超负荷的审定稿工作，造成他视力急剧下降，一眼失明，一眼只剩0.25的微弱视力。他就是用这一只“二五眼”，借助放大镜，审定了上百万字的“隋唐史”全稿，主编了上千万字的大辞典。杨志玖耗费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巨大牺牲使这部《中国历史大辞典》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扛鼎之作”（《人民日报》语）于1999年12月如期出版。杨先生不计功利，甘为他人垫石铺路的奉献精神，也深深感动了史学界同仁。

杨志玖知识渊博，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除回族史、蒙元史外，对隋唐史、中西交通史、土地制度史等都有深入的研究，颇有建树。他的治学投入更是无与伦比，一位毕业于南开历史系的天津市领导动情地说：“这些年的春节，常去看望一些高校的老师和同志，一般人过年都休息，一些人还向客人展示新装修的房间和家具，而每次到杨志玖先生家，总看到先生大年初一仍埋头于书堆中，和客人交谈，也总是介绍自己的著述情况。”这位领导非常感动，劝杨志玖多休息，保重身体。杨志玖说学术工作者，如不读书、写作，生命就没什么意义了。

杨志玖对他所钟爱的学术事业的追求达到了一个超功利和忘我的境界。他一生清贫，去世时只留下两万多人民币；他别无嗜好，只注重教书、著述。为了研究的方便，他先后学习了英、日、俄、德、法、阿拉伯、波斯、蒙古等八国语言，有的语种水平颇高。他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注意史学的普及问题，他先后发表了不少通俗读物，这些作品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杨志玖是一位把全部的精力献给学术、献给学生和读者的人，他对学术的追求也永无止境。累累的硕果他都看作是过去了的事情，临终前的大作《元代回族史稿》，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中许多观点是几十年前考证提出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争鸣，这些观点仍然是颠扑不破、被广为认可的。但他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企盼安拉承领、襄助，再攀登回族史研究的新高峰。他在《史稿》后记中这样写道：“我愿天假之年，头脑无病，就《史稿》后继续写下去。是为记。阿米乃”。

杨志玖在史学园地上耕耘了六十多年，他那严谨的治学精神、人格魅力及学术成就，在史学界有口皆碑，得到了广泛的赞誉。2002年5月24日杨志玖归真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师生、校友，举行追思会，纷纷发言，悼念他们的良师益友。先生的高足、著名画家范曾说：“我没有看到杨先生有洋洋得意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疾言厉色的时候，没有看到他卑躬屈膝的时候，更没有看到他阿谀奉承的时候。杨先生很文弱，似乎风一吹就可以摔倒，但他有一副铁的肩膀，有不可动摇的史学家的品德，他保持了崇高的士气。”

《人民日报》的学术动态在2002年07月27日以《严谨治学科学客观》为题对杨志玖与马可·波罗研究进行评价时指出，杨志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严谨治学、科学客观，一直是杨志玖教授的学术风范”。“杨志玖教授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对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

《光明日报》2002年7月30日对杨志玖的史学贡献和成就进行报道，认为其贡献主要有四：“一曰精于考证，二曰追求真实，三曰富有创见，四曰从善如流。”并说，他“正自己的个别失误或不足”的做法，“颇赢得学界的尊重和敬佩”。

《光明日报》2003年4月10日以《元史大家杨志玖》为题对杨志玖在蒙元史上的突出成绩进行报道。并指出，“杨先生的蒙元史研究还有两个重点，一是探马赤军，二是回回人。在这两个问题上，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北京日报》《四川经济日报》等报纸及期刊《中国穆斯林》《中国史研究动态》《回族研究》《历史教学》《西北民族研究》等都对杨志玖先生予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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