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如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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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如圭（1918年2月～1949年7月20日），名国瑞，字景星，1918年2月出生于宝庆太一乡流光湾（今邵东县流光岭桃花村）一个封建豪绅家庭。其父尹先觉（尹仲），曾任太一乡团防局局长。

尹如圭是尹家的独生儿子，从小聪明伶俐，备受长辈宠爱。刚6岁，他的父亲就教他读书识字。其父发迹后，为尹如圭请了家庭塾师，两年后又在流光湾朱公祠、阳和塘、燕子塘等地读书。在他的塾师中，曾颂君对他影响最大。曾颂君为人正直，能诗善赋，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强调“教书乃育人也，读书乃为时代所用”。他常常以古代、近代史上那些英雄豪杰启迪学生行侠仗义、爱国爱民的感情。曾颂君藏书颇丰，有不少进步文学和《大众哲学》之类的新书。在曾的影响和指导下，尹如圭饱览群书，广泛涉猎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作品，尤其喜欢李白、杜甫、岳飞、文天祥等脍炙人口的诗词，从而陶冶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操。

一段时间，尹如圭认真学习了《大众哲学》，写出了《我对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看法》，洋洋一万余言。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唯心论的观点是当代人立身处世的大敌，只有唯物论才是联系当前实际，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尹如圭写诗作画都有较好的功底。当他还是十四、五岁的少年时，就写了不少相当出色的旧体诗。太一乡一位民间诗人杨季睿读了后夸赞道：“一字一灵珠，往往成年人所无！”尹如圭写诗作文有鲜明个性，常以诗词直抒胸臆，揭露时弊，鞭挞邪恶，歌颂光明。1936年，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共产党则围剿堵截，企图一举消灭。17岁的尹如圭深有感慨，写了《吊三闾大夫》。他借古讽今，抒发自己有心救国而报效无门之叹，反映出思想上的苦闷和迷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尹如圭面对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现状，胸怀激荡，愤恨难平，作《从军行》一首。他很想投笔从戎，请缨杀敌，挽救祖国的危亡。

1938年，尹如圭与好友禹问樵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在家乡自发办起了“救亡图书馆”。他捐资收集进步图书几百册，以及从战地拍摄的日本鬼子野蛮蹂躏和屠杀我同胞的《日寇暴行录》等等，深深地吸引着广大热血青年。他们利用星期天，以“时事座谈会”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传播革命思想。还在流光岭、禁山岭附近办起了几所民众夜校，并张贴标语、办墙报，走乡串村，为抗日救国做了许多工作。

1939年，地下党员彭柏林、赵勤来团山、流光岭一带发展党的组织，他们对尹、禹（问樵）极为赞赏。尹如圭在党组织启发教育下，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团结御侮，挽救民族危亡。从此，他思想上产生新的飞跃。同年5月，尹如圭由彭柏林、赵勤介绍，加入党的地下组织，不久担任流光岭支部负责人。

1940年秋，邵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流光岭区委书记尹舫仙变节自首后，还想向国民党邀功获赏，动员尹如圭一同投案，遭到严词拒绝。尹舫仙即向他父亲尹先觉告密。尹先觉发觉自己的儿子参加了共产党，顿时怒火万丈，咆哮如雷：“非枪毙这个逆子不可！”尹如圭只得逃到安乡，住在他叔叔尹季周家中。稍后，他沿湖帮工、做生意，自食其力，浪迹江湖，并且在劳作之余，写诗抒发自己的家仇国恨，计有200多首。面对腐败、险恶而令人激愤的现实，尹如圭毅然决然结束流浪生涯，投身抗日浪潮。

1943年，尹如圭辗转回到家乡。尹先觉见自己的独生儿子回来了，甚是高兴。他以为地下共产党已经瓦解，儿子已“回心转意”，所以没有重提旧事。次年，日寇攻占邵阳，家乡沦陷。尹如圭目睹家乡人民惨遭敌寇屠杀和蹂躏，官僚地主尹渔江、尹之骧那伙人竟在此时组织维持会，充当为虎作伥的汉奸，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寻找潜伏在乡下的地下党员禹问樵。

他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禹问樵。尹如圭语气坚决地说：“我们俩在一起，好像一个人一样，一切都好办。今后，你拿笔杆子宣传抗日，我拿枪杆子和鬼子拼。”禹问樵早有此意，听他这么一说，劲头更大，他霍地站了起来：“鬼子太残忍了！我虽是文弱书生，胆是‘逼’出来的，也敢拿枪杆子！我们一起干！不过，令尊大人愿不愿把大本钱拿出来？”尹如圭含笑不语，禹问樵明白，他父亲已经答应儿子的要求，为保卫家乡，父子俩都豁出去了！

尹先觉顽固反共，“马日事变”后，惨杀12位共产党员，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为了抗日，他把多年看家的本钱——包括两挺轻机枪，100多支长、短枪拿了出来，成立一个300人左右的游击大队，尹如圭自告奋勇，当上了大队长。

尹如圭率领游击大队在湘乡、衡阳边界昼伏夜出，出奇制胜打击来犯之敌。

一次，一小股装备精良的日本兵向太一乡进犯。尹如圭果断地指挥部队埋伏在小河两边的山上，日本鬼子进入伏击圈时，尹如圭一声令下：“打！”机枪、步枪一齐扫射，日本鬼子遭到突然的迎头痛击，被打得落花流水。

过了不久，又有100多人的日伪军进入崇山铺。尹如圭早就料到敌人会来报复，他指挥游击大队，占领德二堂山上的有利地形，严阵以待。由于部队沉不住气，过早向敌人开火，日伪军未受到大的创伤。但敌军知道，这里有不少“山匪”。

日本鬼子依仗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优势，第三次入侵太一乡，尹如圭早已派人侦察敌情。牛形山是双峰与邵阳的交界地，尹如圭率领游击大队埋伏在山上。敌人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当他们爬上山，壮着胆子往前行时，尹如圭的游击大队好似从天而降突然开火，打死打伤敌人10多人，活捉两人，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日伪军溃逃。从此，尹如圭的游击大队威震敌胆，骄横的敌人再也不敢贸然进犯太一乡了。

当时，太一乡是邵阳东乡唯一没有遭受日军蹂躏骚扰的净土，大家称之为“太平乡”。那时，在崇山铺这个小镇上，商贾云集，空前繁荣，故有“小南京”的雅称。

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抗日游击大队完成了历史使命。尹如圭因抗日有功，在太一乡享有崇高的威望，被民众推选为乡长。但是，他不在乎那一官半职，他对禹问樵说过：“新闻事业，是我理想的彼岸！”

1946年，尹如圭与禹问樵、陈芸苍一道，以《善汉周报》为基础，在乡间创刊《开平周报》，并发起成立“文化服务社”（主要是为印刷、推销周报服务），揭露国民党制造内战、残害人民的罪行。这样思想内容新颖的周报，很受读者欢迎。

1947年夏，尹如圭和禹问樵商议，为了扩大《开平周报》的影响，在舆论界取得更重要的地位，将《开平周报》迁到邵阳城出版，由油印的周报改为铅印的日报。《开平周报》迁往邵阳城改为日报以后，不久就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经费上的极端困难。为此，尹如圭心急如焚，只得将自己的三亩水田卖掉充做办报经费，以救燃眉之急。恰在这时，国民党三青团主办的《铁报》也因经济困难不能继续维持，于是提出与《开平周报》合并的要求。尹如圭权衡利弊，提出了三青团保留董事长兼发行人的席位，其余的由我方全权处理。当时，一些人对《开平周报》与《铁报》的合并难以理解，怀疑两报合流另有意图。禹问樵因病住院，尹如圭特为此事写信予以解释。

两报合并后，改名为《劲报》，名义上打着三青团的招牌，实际上主持工作的是尹如圭和禹问樵。尹如圭担任社长，禹问樵任主笔，《劲报》于1947年12月20日正式出版。合并后的《劲报》同样面临着经费困难，还要顶住反动政府的“禁令”和干预，随时都要担当风险。尹如圭为了《劲报》的生存和发展，四处奔走，筹措经费，广揽人才。他和禹问樵跑长沙，通过进步办报人——地下党员孟树德等与省工委取得了联系，得到省工委支持。省工委先后派共产党员叶苓、江骛、刘少川到邵阳，以《劲报》为掩护，开展工作，发展党组织。叶苓担任总编辑，江骛主编副刊，刘少川担任采访部主任。他们在报社成立了党支部，由叶苓任支部书记。党组织对尹如圭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认为他完全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1948年7月，党组织再次批准他入党。

当时，在湖南新闻界《劲报》以“敢言”著称，它成为邵阳地下共产党活动的立足点和对敌斗争的武器。到1949年春，整个编辑部完全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中。由于《劲报》集进步性、战斗性、趣味性于一体，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发行量由600余份上升到5000余份，成为共产党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最好工具。

1948年9月，《劲报》如实报道了辽沈战役我东北野战军全歼蒋介石的王牌军——全部美式装备的第九兵团10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廖耀湘（邵阳人）的消息，引起了很大震惊。《劲报》的报道早于中央社，《劲报》是什么人在操纵呢？敌人为此召开党、政、军头头特种情报会议，研究封闭《劲报》，逮捕《劲报》工作人员的问题。国民党当局还恐吓说：“宣传赤化，判处死刑。”报社因此受到多次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尹如圭毫不畏惧，他接受党的派遣，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各阶层，做党的统战工作。当时军统特务赵斌（赵凯）与尹如圭私交甚深，尹如圭认为这个人不是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有意要他兼任《劲报》经理，于是尹如圭对其以私交晓以大义，要他多为民众做好事。据禹问樵回忆：“此人在尹如圭多次劝说下，实际上已站到我们的立场上来了。”对驻邵阳的宝永警备司令魏镇和副司令宋涛，尹如圭都向他们做了党的统战工作。因此，魏、宋在会上对国民党中统头子封报、抓人的主张，提出查一下消息来源再说，有意把中统的方案以拖延压下来，致使《劲报》能够继续办下去。

尹如圭领导的报社全体职工，生活清苦，律己极严，因此他们有信心对地方恶势力、黑暗面公开在报上揭露。有一次，《劲报》头版报道了“徐县长敢摸老虎屁股，亲自抓赌”的消息，引起了一场风波。原来赌场是陈光中开的，此人曾任国民党军中将师长，是血洗江西莲花的大刽子手，后因贪赃枉法被蒋介石革职。他回到邵阳，自立山头，开设赌场、妓院，无恶不作，地方人莫不怕他。而徐君虎县长敢于抓赌，无私无畏，致使陈光中不得不软下来。这条消息登出后，陈光中即派出十几个流氓前去报社闹事，想砸烂报社。尹如圭在报社党组织的领导下，沉着冷静，亦组织了20多名职工严阵以待。由于报社态度坚决，不被权势所左右，流氓们灰溜溜地跑掉了。

1949年春，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进军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下。邵阳东乡李建中、张大野和南乡莫新春等先后率部起义。尹如圭受邵阳地下工委的派遣，离开报社回到家乡，筹备武装起义。但昔日尹如圭率领的抗日游击大队，此时已变成尹先觉所属的“邵阳东乡剿匪总指挥部”。尹如圭凭着曾任抗日游击大队长的优势，打入该指挥部任副总指挥，从而掌握了指挥权。这支具有两面性的武装，成员十分复杂，兵油子多。在邵阳县工委派来的共产党员何牧、刘陶畅、李龙牧的协助下，尹如圭做好这支部队的转化教育工作，使这支队伍得到了改造。

同年6月26日，尹如圭趁其父去邵阳之机，率领这支部队联合李（建中）、张（大野）、莫（新春），在邵阳东乡（今邵东）棠下桥宣布起义，并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解放总队湘中第二支队（系省工委授予的番号，简称湘中二支队），尹如圭被任命为司令员。当晚，尹如圭按照原定的战略部署，率领第二大队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与祁、衡毗邻的中一、中二乡，搜缴那里的地主武装。中一乡的地主闻风而逃，中二乡的枪支全部被缴，给地方的反动势力以致命的打击。首战告捷，军威大振。

6月29日，尹如圭率湘中二支队与李建中、张大野部在仁风乡会师，转战邵、祁、衡边区。部队所到之处，开仓济贫，散发传单，很受群众拥护。雨天农民挑煤渣铺路，晚间持火把相迎。反动派大为震惊，急忙调集大批兵力对刚刚成立不久、立足未稳的湘中二支队进行全面“围剿”。在水东江等地激战两天，终因众寡悬殊，湘中二支队遭受挫败。尹如圭当机立断，做出化整为零的决定，命令部队紧急疏散，组成多股小分队，以游击战术分散打击敌人。他和副政委叶苓率领司令部警卫队越过衡宝公路，撤往自己熟悉的太一地区。陈奇和匡国军的围剿部队得到情报尾随而来，形成包围圈。在部队孤立无援，又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尹如圭带领部队于16日深夜向万安乡转移。由于二支队有叛徒将部队行动密告了匡国军匪部，部队行至廉桥六合亭附近，开至峡谷地段时，遭到匡部伏击，情况万分危机。尹如圭沉着冷静，立即下令一边回击，一边迅速突围。在激战中，一颗无情的子弹打中他的右脚，顿时血流如注，尹如圭几乎昏倒。但他仍然顽强地指挥战斗，在率领部队突围时被敌人发觉，不幸被捕。

尹如圭深夜被押至廉桥六合亭，敌人欣喜若狂，以为抓到了司令员，就可以将这股“共匪”一网打尽。敌人对他进行威胁利诱，施展各种伎俩，迫使他供出组织内幕，下令部队缴械投降。但尹如圭大义凛然，严词怒斥：“我误遭暗算，落入魔鬼的掌中，一个共产党员岂能向魔鬼低头！”匪军黔驴技穷，什么也没有捞到，保安司令丁廉气急败坏，下令：“不见活人，只见人头，在廉桥六合亭就地枪杀！”从开第一枪（未伤要害）到剐尽两臂肌肉，最后用钝刀砍下脑袋，达一小时之久。尹如圭怒目圆睁，忍受着敌人对他的惨无人道的折磨，始终未发出一丝呻吟，直至最后牺牲，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这时东方欲白，天已黎明。

1949年10月10日，灾难深重的邵阳人民喜庆解放。是年12月5日，邵阳各界在导群中学大礼堂为尹如圭烈士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告慰地下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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