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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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奕䜣（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号乐道堂主人，清宣宗道光帝第六子，清文宗咸丰帝奕詝同父异母弟，生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晚清核心政治家、外交家、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清代十二位世袭“铁帽子王”之一，封号恭亲王，朝野俗称“六爷”，守旧派蔑称“鬼子六”，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一生三起三落，是中国近代化早期最重要的宗室改革者。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奕䜣生于紫禁城。自幼天资超群，文武兼备，读书过目成诵，骑射技艺冠绝诸皇子，性格机敏果决、眼界开阔，深得道光皇帝偏爱。道光晚年秘密立储，长期在嫡四子奕詝与六子奕䜣之间摇摆。南苑狩猎考核中，奕䜣斩获无数猎物尽显勇武，奕詝却空手而归，以“不忍杀生、体恤万物”打动道光；加之道光深念孝全皇后（奕詝生母），最终道光二十六年写下两份密诏，一份立奕詝为储君，一份册封奕䜣为恭亲王，埋下兄弟二人一生隔阂的伏笔。

咸丰元年（1851），奕䜣正式受封恭亲王，赐恭王府。早年兄弟尚有温情，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直逼京师，朝廷震动，咸丰破例命奕䜣署理军机处，这是宗室亲王时隔百年再入军机。但兄弟嫌隙日渐加深：奕䜣为生母静贵妃求封皇太后，咸丰内心抵触，勉强尊为“孝静康慈皇太后”，待其去世后便刻意削减丧葬规格，随后罢免奕䜣一切差事，令其退回王府闲置，长达五年远离中枢。这一阶段的冷遇，让奕䜣看透皇权猜忌，也为他后来临危理政积蓄了隐忍与谋略。

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破天津直逼北京，咸丰仓皇携后妃、重臣逃往热河避暑山庄，临行前授予奕䜣“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京主持和谈，等于将残破京城、万千百姓、战败屈辱全部压在27岁的奕䜣身上。

彼时京城文武官员四散，守军溃散，圆明园遭联军焚毁，朝野人心崩溃。奕䜣身处绝境，一面安抚城内官民、收拢残兵维持秩序，一面与英、法、俄三方使团艰难斡旋。他亲眼目睹西方坚船利炮的碾压优势，内心痛彻，却放下天朝上国的虚骄身段，以务实态度谈判，先后签订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换取联军撤出北京，保全清廷统治根基。条约内容包含割地赔款、增开通商口岸等丧权条款，奕䜣自此背负“媚外”骂名，被守旧官僚起外号“鬼子六”，但客观上阻止列强推翻清朝、直接瓜分华北，避免更大规模战乱屠戮百姓。

议和结束后，奕䜣深刻反思战败根源，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系统提出近代外交与自强改革方案，成为洋务运动纲领性文件：其一，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管外交通商；其二，分设南北通商大臣管理口岸外贸；其三，整顿海关增加国家财税；其四，聘用外籍技师学习军工制造；其五，开设新式武备学堂训练新军；其六，创立同文馆，培养翻译、外交人才。咸丰帝全盘批准，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外交机构，彻底终结传统朝贡外交体系，奕䜣任首任总管大臣，执掌晚清外交近三十年。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病逝热河，遗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辅政，完全排斥奕䜣，同时授予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印章制衡八大臣。肃顺集团专断跋扈，既压制太后权力，又敌视在北京手握外交、京畿兵权的奕䜣，两派矛盾不可调和。慈禧深知孤身无力对抗顾命八大臣，秘密传信联络奕䜣；奕䜣以奔丧为名，不顾危险奔赴热河，与两宫太后密室密谋，敲定政变计划。

奕䜣返回北京后，暗中联络醇郡王奕譞、手握京畿兵权的胜保，拉拢不满肃顺的宗室与汉臣，布下天罗地网。九月三十日，咸丰灵柩返京当日，奕䜣当众宣读谕旨，当场抓捕载垣、端华，城外驿站擒拿肃顺，顾命八大臣顷刻瓦解：肃顺菜市口斩首，载垣、端华赐自尽，其余革职流放，史称辛酉政变（祺祥政变）。

政变成功后，六岁同治帝登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䜣获封议政王大臣，同时领班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监管宗人府、内务府，军政外交大权集于一身，朝廷政令几乎出自其手。为表彰功绩，特封世袭罔替恭亲王，成为满清第十位铁帽子王，迎来人生权力巅峰。

执政初期，奕䜣推行宽松务实国策，调和满汉矛盾，全力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汉人大臣，放手编练湘军、淮军，借助中外力量联手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稳定全国局势。内政上整顿吏治、减免战乱地区赋税、修复河道漕运；外交上确立“外敦信睦，隐示羁縻”方针，以条约体系约束列强，减少无端冲突，这一段内外安定的时期，后世称为“同治中兴”，而奕䜣是中兴局面的核心缔造者。

奕䜣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与最高决策者，核心纲领为“自强”“求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不颠覆封建君主制度的前提下，全面引进西方工业、军事、教育技术，搭建中国近代工业、军事、外交、教育基础框架。

军事自强层面，他全力支持地方督抚创办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均得到总理衙门经费、政策全力扶持；推动购置西洋枪炮、军舰，组建新式水师，改造八旗、绿营旧式军队，开设北洋、南洋水师筹备工作，开启中国近代海军建设。

教育革新层面，1862年奕䜣主持开办京师同文馆，最初仅教授英、法、俄语翻译，后增设天文、算学、格致（物理化学）、医学等西学课程，聘请外籍教习，招收八旗子弟入学，打破传统儒学垄断教育的格局；他力排守旧派“奉夷人为师”的谩骂，顶住倭仁等理学重臣的激烈弹劾，坚持推广西学；同时批准曾国藩、李鸿章提议，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是中国官派留学的开端，为后世培养詹天佑等大批科技人才。

实业求富层面，奕䜣支持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主张官督商办模式，打破列强垄断中国航运、矿产、纺织市场；推动海关规范化管理，聘用赫德整顿关税，大幅提升朝廷财政收入，为改革提供资金支撑；支持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逐步改造传统交通通讯体系。

外交制度革新上，奕䜣主导建立使节互访制度，1875年派遣郭嵩焘出使英国，设立驻外使馆，结束中国无驻外使臣的千年历史；处理天津教案、伊犁危机等重大外交事件时，坚持据理力争，利用国际法制衡列强，尽可能减少国土与主权损失。

但改革自始至终存在巨大局限：奕䜣的所有革新，目的都是维护清王朝专制统治，只学习西方器物技术，绝不触碰君主专制、科举礼教核心制度，这也注定洋务运动只能实现浅层近代化，无法彻底挽救王朝危机。

奕䜣手握重权、才干出众，却始终无法摆脱慈禧太后的猜忌与打压，一生经历三次重大贬斥，锐气被常年消磨。

第一次失势：同治四年（1865），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弹劾奕䜣揽权纳贿、目无君上，慈禧借机发难，下诏罢免其议政王头衔，撤销军机、总理衙门一切职务。满朝宗室、军机大臣联名求情，加之列强公使纷纷施压支持奕䜣，慈禧迫于内外压力，数月后恢复其军机、总理衙门差事，但永久剥夺“议政王”称号，奕䜣从此失去独揽朝政的合法身份，君臣地位彻底反转。

第二次重创：同治十二年，同治帝亲政，一心打压恭亲王，以奕䜣阻止修复圆明园为由，下诏革去其亲王爵位，降为郡王，次日在两宫太后干预下方才恢复。同治早逝后，光绪继位，慈安太后尚在，尚能制衡慈禧，奕䜣得以安稳理政；光绪七年（1881）慈安暴崩，朝堂再无人约束慈禧，奕䜣处境急转直下。

第三次彻底闲置：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清军前期战事失利，慈禧借机清洗军机处，发布“甲申易枢”谕旨，将奕䜣连同全班军机大臣全部罢免，令其居家养病，自此闲置十年之久。这十年间，慈禧重用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等庸碌宗室，朝堂守旧风气复燃，洋务事业停滞，北洋海军建设经费遭克扣，为甲午惨败埋下隐患。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全线溃败，朝野上下恳请重新启用奕䜣。慈禧无奈之下再度召其出山，复任总理衙门大臣、督办军务。此时奕䜣已年过花甲，常年抑郁体弱，锐气全无，只能调和各方矛盾，奔走各国公使寻求调停，无力扭转战局。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后，他目睹国家危亡，身心彻底垮掉，常年卧病不起。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维新变法，光绪帝锐意革新，朝堂分化为主张激进变革的帝党与坚守旧制的后党。病重的奕䜣明确反对全面变法，成为制衡维新派的关键力量。他认为康、梁书生激进，全盘更改祖制会引发朝野动荡、招致列强干涉，多次劝谏光绪不可操之过急；同时弹劾帝党核心翁同龢，促使慈禧将翁同龢罢官回籍，削弱变法核心力量。临终前，奕䜣留下遗言，告诫光绪远离康有为等变法人士，主张循序渐进改良，不可颠覆体制根基。

同年四月初十（5月29日），奕䜣病逝于恭王府，终年67岁。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多次赴王府探视，听闻死讯后，光绪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赐谥号“忠”，全称恭忠亲王，极尽哀荣。他死后仅十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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