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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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卒于崇祯三年（1630年），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市。祖父袁西堂经商西迁，定居于蒙江岸边的白马圩。父亲袁子鹏，生三子，长崇灿，次崇焕，季崇煜。袁崇焕自幼勤奋学习，好谈兵事。他生就一副热心肠，喜欢结交朋友。十四岁时应藤县试，补弟子员。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赴乡试来到桂林，在瞻仰独秀山雄姿时，曾吟诗曰：

玉笋瑶簪里，兹山独出群。

南天撑一柱，其上有青云。

袁崇焕

即有作“南天一柱”，报效国家的青云之志。

在袁崇焕生活的明朝末年，国事确有可虞。世代繁衍生息在辽东苏克素浒河流域的建州女真部，这时，在其领袖努尔哈赤的领导下正在崛起。努尔哈赤是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的后裔，其祖、父都被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所杀。努尔哈赤为了洗雪杀祖戕父之仇，反抗明王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政策，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遗甲十三副”起兵，攻打明廷扶植的建州女真苏克素浒部的首领尼堪外兰。继而挥戈董鄂部、浑河部、哲陈部、完颜部，到万历十六年（1588年），斩杀了世仇尼堪外兰，完成了建州女真的统一，称王于费阿拉。

接着，努尔哈赤挥师哈达、辉发、乌拉、叶赫诸部，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统一了海西女真；并以“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政策收服了“野人”女真。至此，生活在东北广袤地域上的女真民族摆脱了多年分裂割据相互倾轧的局面，统一在努尔哈赤的旗帜之下。

努尔哈赤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创建了八旗制度，使原来各自为政、松散如沙的女真各部，形成有严密组织，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整体，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他还主持创制老满文，发展生产，立法治民……仅仅三十年，女真民族从分散、落后的奴隶制社会迅速迈进到封建社会，成为能与明王朝抗衡逐鹿的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于赫图阿拉，建元天命，国号曰金，即史称的“后金”。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自觉羽翼业已丰满，即将八旗锋芒指向明王朝。四月十三日，他以“七大恨”告天，誓师起兵，接连轻取抚顺、清河，公开打出叛明的旗号。

然而与此同时，貌似庞大的明王朝却无可挽救地一天天衰败下去。最高统治者神宗朱翊钧，在位长达四十八年，成为明代在位最久的君主。然而他的荒怠，他的贪婪，也开创了历史的纪录。

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起，神宗就不视朝政，不祭郊庙。朝臣空缺而未补，内阁只叶向高一人，六卿中赵焕兼领吏、兵二部。都察院长达八年无正官，十三道皆以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常任职十余年而无人替换，郡守空缺达十分之三。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边警告急，大学士方从哲率群臣伏文华门外，请皇上阅视奏章，增兵发饷，终不被理睬。两个月后，方从哲再求神宗召见廷臣，面商战守方略。吏部尚书赵焕又率诸臣伏文华门，坚请皇上临朝议政，可是又白白地等了一整天。赵焕气愤地上疏说：“有朝一日敌人铁骑临郊，陛下能藏在深宫里，称病退敌吗？”

国家大事可以一二十年不闻不问，搜刮挥霍民脂民膏却不曾有一日停止。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　始兴矿税，太监陈增、梁永、陈奉、高淮等穷凶极恶、横征暴敛，杀人莫敢问，天下生灵涂炭。各地灾祸频仍，而京师兴修不止。神宗之爱子常洵封于洛阳称福王，其婚费即达三十万两，营建洛阳邸第又二十八万两，十倍于常制。这已经侵占了九边军饷。神宗更提出福王就藩需庄田二十万顷，中州沃土不够，以山东、湖广补足，同时又赐以四川盐榷茶银及淮盐一千三百引，进一步鲸吞了国家岁入，边饷自此更是日绌一日。因此，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四十八年（1620年）连续加派天下田赋。称之为“辽饷”，共增九厘，总计白银五百二十万两，百姓卖儿鬻女，怨声载道。

天子荒怠贪婪，群臣文嬉武恬，辽东边防兵不练，饷不核，更是千疮百孔。自丧失抚顺、清河之后，明廷调集四方大兵，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总兵刘、李如柏、杜松、马林分东南西北四路，领兵二十万，加之叶赫、朝鲜援军数万，号称四十七万。明军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誓师辽阳，企图合围赫图阿拉，犁庭扫穴，彻底摧毁后金势力。然而明军兵力分散，人生地疏，各路将领中杜松轻敌冒进，马林临阵先逃，刘误中埋伏，李如柏闻风鼠窜，数十万大军仅仅一个月间便丢盔卸甲，一败涂地。萨尔浒战役充分暴露了明军的腐败，也给明朝一切有识之士敲响了警钟。

就在这一年，三十五岁的袁崇焕第二次进京会试，考中进士第三甲第四十名。袁崇焕踌躇满志，兴奋地赋诗曰：

战罢文场笔阵收，客途不觉遇中秋。

月明银汉三千里，歌碎金风十二楼。

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

嫦娥必定知人意，不钥蟾宫任我游。

踏入仕途的袁崇焕最初在工部任职，不久便授福建省邵武县知县。他为官清廉，明于决案，尽心民事，申雪冤屈。有一次发生火灾，他亲自上房救火，矫捷有力，如履平地，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东北边防接连告紧，袁崇焕身在南国，也不得不忧。他结识了一些曾经卫戍过辽东的老校退卒，日日和他们谈论塞上的地理人情。他自认为有领兵打仗的才能，向往着有朝一日投笔从戎，立功于千里之外。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驾崩，短命的光宗才做了一个月皇帝也死了，年幼的朱由校被扶上皇位，称为熹宗，改元天启。后金努尔哈赤趁明朝易主之隙，连连发动攻势。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迭克名城沈阳、辽阳，经略袁应泰自焚而死。第二年正月，又破西平、取广宁，辽抚王化贞落荒而逃，与经略熊廷弼一起撤入山海关。自此关外尽失，明廷朝野惶惶。

这时，袁崇焕正在京城履行例行的官吏考核，成绩优等。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上疏说：“广宁不守则山海关震撼，山海关不固则京师动摇。现在保卫山海关，就是保卫京师的门户，戡祸定乱必须借助于谋臣猛将。目前在京朝觐的邵武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于是袁崇焕被授予兵部职方司主事。这一年他正值三十八岁。

监军关外

然而一心渴望着立功封疆的袁崇焕，对兵部这一远离前线的职务仍觉不合心意。上任不久，他未经请示上司，又没告诉家人，即单骑出阅关内外，察看地理人情。回京后，便声言：“只要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人就能扼守山海关！”在明军连告败绩，官吏们谈虎色变，榆关唯恐难保的时刻，袁崇焕的这番言行确实需要有非凡的胆识和勇气。但是他过于自信，有时言过其实，这也是他一个很大的缺点。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兵部给事中蔡思允上疏曰：“山海一关，只有残兵五万，　皆敝衣垢面，　一带城垣，　低薄塌圮。溃卒、难民聚集此如斗之城，互煽互惊，立见乌合兽散之势。”为了整顿榆关防务，他说：“访得原任辽东兵备阎鸣泰、新升兵部主事袁崇焕，皆饶有才略，宜勒令分任榆关。”圣旨一下，于是袁崇焕升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

从偏僻八闽之区的七品知县，未经两个月，即升为五品佥事，这一提拔确属破格，但更令袁崇焕兴奋的是，他那马革裹尸、燕然勒名的壮志能够得以实现了。他在《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中，对朝廷保证道：“誓不以身蒙速进之耻”，“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他自诩说：“谋定而战，臣有微长也。”

辞朝出关之前，袁崇焕谒见了前辽东经略熊廷弼。熊廷弼曾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巡按辽东，杨镐丧师后又出任经略。他有胆知兵，主张防边以守为上。他督军士们修造战车，练治火器，浚壕缮城，分置士马，祭死恤伤，曾使战局一度转危为安，深受辽民爱戴。但由于逆党弹劾，于天启元年（1621年）罢去。袁应泰失沈阳后，熊廷弼再任经略，又因手握重兵的辽抚王化贞不听调度，先是贸然出击而后仓皇逃窜，以致尽失关外土地。这时熊廷弼正在京师听候处置。袁崇焕特意登门求教，熊廷弼问道：“操何策以往？”袁崇焕回答：“主守而后战。”二人不谋而合，熊廷弼很高兴，将从辽东到宣府一带的关壑隘口画成地图，标明戍守重点及注意事项。二人斟酌商讨战守机宜，谈得十分投机，直至日暮方散。

继熊廷弼之后任辽东经略的是原兵部侍郎王在晋。袁崇焕一出关就烧了三把火，公开申明“我不惜命”，深得王在晋的倚重。第一把火：由于军令不严，一部分兵士酝酿结阵而逃，王在晋令袁崇焕查问，他亲自追截，立斩数人乃定。第二把火：当时明军仅驻榆关，前屯城郭不完，居舍未备，粮糗告绌，甲仗全无，十分艰难。王在晋令袁崇焕赴前屯安置辽之难民。他夜行荆棘虎豹中，四更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他还主动要求领兵镇守前屯卫。第三把火：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就款，阎鸣泰与袁崇焕受命出关歃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王在晋对他的评价是：“胆魄称雄”“志力并矫”，且“澡涤之襟”“光明之心”“迥迥逸群”“职心重之爱之”。

但是，袁崇焕对于王在晋这位只求守关、不图恢复的上级却十分不以为然，在两件事上与王在晋公开争执起来。

其一是援救十三山难民。自明军广宁溃败，后金大掠辽西，奸淫烧杀，义州人民奋起反抗，义侠杨三、毕麻子聚众数万于十三山，虽遭围困，但誓不投降。他们多次派人到关内求援，而王在晋却置若罔闻。袁崇焕对此极为不满，他要求带兵五千，出戍榆关以东二百里之宁远城，策应十三山义民，进而派兵援救。王在晋终不理睬，十三山遂陷，逃归者仅六千余人。

其二是议筑关外重镇。当时熊廷弼、王化贞撤兵入关，后金并未尾随，关外唯有蒙古部驻牧。诸将遂议关外筑一重镇，以护关门。王在晋胆小朒缩，欲定此镇于距关门仅八里远之八里铺，并得到逃将邢慎言等人的支持。袁崇焕等人坚决反对，提出应筑城宁远。王在晋不听，袁崇焕等即接连两次报告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叶向高闻后说：“这不能凭想当然做决定。”这时同为阁臣的孙承宗便要求出关阅视，相机而行。

孙承宗，字稚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考中进士。天启初曾充当熹宗的讲官。广宁溃败后，擢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亲自勘察了关外的山川关隘，驳斥了筑镇八里铺的种种理由，支持了袁崇焕等人的主张。他回朝后力奏王在晋不足任，并自请出关督师。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熹宗命孙承宗督理山海关及蓟、辽等处军务。于是便开创了辽西战线的大好局面。

孙承宗清正廉洁，满腹韬略，他在任督师的四年里，大刀阔斧地整顿了关外防务。他汰冗兵逃将，招募辽人操练为兵；广开屯种，减少天下转运之苦；营筑宁远，节节东进收复失地。后金蛰伏不敢贸然西向。这期间孙承宗一方面放手使用袁崇焕，常委以重任，使其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一方面又常常帮助指导他。用孙承宗的话来说就是：“崇焕英发贴实，绰有担当”，“臣取其志，尚欲练其气。”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袁崇焕偕满桂前往宁远，督促祖大寿筑城。宁远（即今辽宁兴城）距关两百里，进可攻退可守。背靠首山，面临大海，中扼大路。觉华岛峙立海中，与之如左右腋，得展明军之用水，亦能充海路运输之中转。真是天设重关以护神京。守关不可不守宁远，东进不可不进宁远。袁崇焕着眼于百年大计，制定了筑城的规格：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墙基宽三丈。苦心经营一年乃成，宁远遂成为辽西防线中坚。史载：袁崇焕勤于职守，誓与城共存亡，又善于团结将士，将士乐为其尽力，加上满桂的辅佐，宁远城百姓安居，商旅繁忙，远近视之为乐土。袁崇焕积极备战，他曾夸口说：“我在宁远，长安可高枕而卧也。”

这期间，袁崇焕结识了祖大寿。祖大寿世居辽东，系名将祖逖之后，勇悍于军。孙承宗决守宁远，先遣祖大寿筑城。他度明军未必有坚守之心，进展缓慢，质量低劣。孙承宗欲斩之，赖袁崇焕力救而免，遂成为袁崇焕最得力的心腹之一。

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袁崇焕偕同大将马世龙等率水陆马步军一万两千人东巡广宁。这是明军经过两年操练，业已众志成城的一次战略行动，虽然未与后金合马交锋，但锻炼了胆志，摸清了大凌河、三岔河（今辽河）以及海州（今辽宁海城）、盖州一带的水陆机宜，兵马虚实，为恢复辽西乃至辽东失地作了准备。东巡期间，袁崇焕建议重建锦州、右屯诸防卫。翌年夏，孙承宗接受了他的主张，派兵遣将分赴锦州、右屯及大小凌河诸战略要地，修缮城郭，练兵屯粮。于是明军的边防从宁远又向前推进了两百里，天启初年的失地已尽数恢复。

然而这时的明廷内部，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熹宗热衷于引绳削墨，做木匠活，大权旁落于魏忠贤。魏忠贤等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东林党一派正直官吏的不满。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左副都御史杨涟首劾魏二十四大罪，左光斗等东林志士群起响应。魏忠贤大兴党狱，将杨、左诸君相继迫害致死，其他东林重臣赵南星、高攀龙、韩、叶向高等亦纷纷罢去，于是阉党横行宫闱，炙手可热。孙承宗也是东林干将之一，魏忠贤等早就视其为眼中钉。在前线的粮饷、器械等供应上曾多方掣肘。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孙承宗麾下大将马世龙贸然出师，遭到一次小小的挫折，阉党便抓住不放，交章论劾，迫使孙承宗不得不解甲归田。

袁崇焕虽未列名东林榜内，但在其座主韩、提拔他重用他的侯恂以及孙承宗的影响下，又目睹了阉党种种祸国殃民的罪行，他的同情是在东林一方的。天启四年（1624年）秋，朝廷大兴党狱之时，袁崇焕正值东巡，他写道：“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流露出“战守逶迤不自由”的苦闷，表达了对朝中党派争斗的担忧。孙承宗的挂冠归去，对袁崇焕等几年来奔走风霜，驰驱险隘的边将无疑都是极大的打击。是年秋，袁崇焕父丧丁忧。他曾三次上疏乞求给假襄葬守制都未获准。此时，他再乞回乡，表示出对阉党的不满。

两战奏捷

孙承宗告归之后，魏忠贤党羽高弟出任辽东经略。他比王在晋还怕死，坚持关外必不可守，下令从锦州、右屯以及榆关以东所有的城堡撤防，移关外将士统统入关。袁崇焕对此坚决反对，他进谏说：“诸城已复，怎能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也失去保障。现在只须择良将守土，必无他虑。”高弟不听，于是崇焕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宁前守将，当与宁远共存亡。如撤宁远守军入关，我绝不入，独卧孤城以当后金！”高弟无奈，乃撤宁远以东的兵民入关，丢弃了军粮马料十余万石，死亡载途，军威丧尽。

后金努尔哈赤见明军经略易人，高弟仓皇退去，只留宁远一座孤城，两万孤军，认为伐明时机成熟。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健卒十三万杀向辽西，将宁远围得水泄不通。

袁崇焕早已探明后金动向，积极做好各项战前准备。一是坚壁清野，分兵把守。他令城外几处守军撤回，尽焚城外民舍。城西南五里龙官寺原为屯粮之地，此时将好米运走，烂米烧毁。命满桂、祖大寿等分守四门，各负其责。二是战前动员，赏罚分明。袁崇焕歃血为誓，向全军申明：“我誓与城共存亡，望将士与本官共存亡。”他亲自椎牛、杀马慰劳将士。袁崇焕还将城中全部库存白银置于城上，声言：“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则立斩于军前。”他还通知前屯及山海关守将，不准放过一个逃兵入关。三是察捕奸细，全民参战。袁崇焕命人沿街巡逻，不放过一个可疑之人。命通判金启倧编派民夫，供给将士饮食。四是启用大炮，准备火器。城中存有仿西洋新造的所谓“红夷大炮”，从未用过，此时也架上城头。各类火器一应准备齐全，金启倧还将火药匀筛于席或被子上卷起，实战时抛至城下，射火药引燃，号称“万人敌”，专治城根大炮死角之敌。

待森严壁垒，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袁崇焕命城中偃旗息鼓，静若无人。二十四日，袁崇焕与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谈古论今，颇有诸葛武侯的儒将风度。忽然一声炮响，后金开始攻城，八旗兵丁漫山遍野而来，先扑西南城角，再攻南城，万箭上城如雨。八旗兵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根，车中健卒奋力凿城穿穴，竟凿开两丈宽的大洞三四处，城墙险些堕倒。袁崇焕亲自挑石堵口，不幸受伤。将士们劝他养伤，他说：“苟且偷生，活着有什么意思！”扯下战袍，包扎好伤口，继续挑石。将士们个个争先，堵住缺口。他们从城堞间推出数个大木柜，一半在城头上，一半露在外，甲士们藏在柜中，将柴草、棉花、黍秸浇上油脂，点燃投下，加上金启倧的“万人敌”，使后金损失惨重。对远处敌人，崇焕命发“红夷大炮”。炮一发，只见数里之外敌人狂奔不止，上百人毙命。双方鏖战直至深夜二更，后金方才退兵。袁崇焕又选健丁五十名，从城头坠下，将遗弃在城下的钩梯、战车全部焚毁。

第二天，八旗兵继续攻城，又被打退。两天中损失兵丁近千，头目数人，连努尔哈赤也受了伤。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有宁远一城不下，只得悻悻而归，不久便去世了。

明军方面也伤亡惨重，后金兵攻城不下便踏冰席卷觉华岛，岛上数万军民全部遇难，船只粮刍亦尽被焚毁。金启倧也在守城时误被火药烧死。但是，经过这一场恶战之后，宁远城仍岿然屹立，后金“辫子兵”不可战胜的神话终于被打破了，朝廷内外为之欢欣鼓舞，袁崇焕一举成为中外瞩目的名将。

宁远之战以后，高弟革职，改王之臣任经略，袁崇焕因功升为辽东巡抚。不久，朝廷又召回王之臣，停经略不设，以关内外防务尽属袁崇焕。袁崇焕为了休整军队，修葺城垣，便趁为努尔哈赤吊丧之机，派使者、喇嘛赴沈阳和谈。后金方面努尔哈赤之四子皇太极接任后金汗。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调整皇族内部的关系，也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战。于是明与后金进行了一年左右的谈判。然而双方实力相当，立场各异，对和谈都没有诚意，都在利用这段时间积极备战。

后金对宁远一挫，始终耿耿于怀。他们丢弃了威力不大的攻城器具，新造一种板厚二寸，外裹皮革的战车，同时拆毁房屋，制作舟楫。妇女日日磨砺箭头、甲叶。男丁专门休整操练，喂马等活儿都由妇女们干，全民都处于战前准备之中。但是，对于明军凭坚城用大炮一着，皇太极还没有有效的对策，战略上未有新的突破。

这一期间，袁崇焕认真总结了明与后金交锋中数年屡败和宁远一胜的经验教训，集中了前任统帅熊廷弼、孙承宗等人及广大将士的聪明智慧，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作战思想。比如，在兵员和粮饷上实行用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方针；在战略上，守关外以捍关内，抚西（蒙古诸部）以拒东（后金）；在战术上主张坚壁清野，乘间击惰，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凭坚城用大炮，以守为主；等等。他在《条陈东西情况疏》《辽事治标治本疏》《辽地屯田疏》《酌度主客军兵疏》《凭坚城用大炮疏》等奏折中对上述战略战术都进行了系统精详的论述。

在正确的战略战术的指导下，辽西明军的各项战备搞得积极而有条不紊。

第一，修葺城垣。袁崇焕督派专事修筑的“班军”，陆续重修了山海关、前屯、中后、中右以及松山等地扼要城池。天启六年（1626年）十二月，四城鼎新，重关累塞。第二年四月，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又相继动工，且调红夷大炮入锦州。为固军民必胜之心，袁崇焕还将母亲、妻子接往前沿。

第二，款抚西部。袁崇焕多次派人与蒙古察哈尔等部联络，并亲自会见、赏赐该部头领。他嘱咐各部不要单独与后金野战交锋，而应与明军声势相倚，配合作战。双方建立了互信互利的同盟关系。

第三，编练辽兵。袁崇焕向朝廷建议将内地客兵逐步调回，而招募辽民中志愿保家卫国之勇士入伍，关外定员共六万人，既减少了兵员的人数，又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军中分为战兵与守兵。战兵有步营、骑营、水营、火营等，守兵有屯守、马援、台烽。职责明确，奖惩有致。袁崇焕奏请关外只设两总兵，一驻前屯为后劲，一驻宁远为前锋。然后更迭向前，以前屯挺进锦州，又改后劲为前锋。这就叫作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他千方百计地多备火器，添买马匹，筹粮措饷，进一步提高了这支以辽人为主体的军队的战斗力。

第四，计开屯田。为了赢得这场持久战争的最后胜利，袁崇焕积极筹划屯田，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他奏请皇上预支明年军粮折色十万两白银，购备耕牛、农具，待来春在锦、宁一带广开屯种，以资军需。可惜这一建议被朝廷否决了，因此屯种未能大举，只在小范围零星地进行。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正当关外明军力筑金汤之际，后金汗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等统大军往征朝鲜，以解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明廷得信后，屡促袁崇焕遣师援救。轻出捣巢，人地两疏，这是违背袁崇焕以守为主的方针的。但无奈朝廷三令五申，袁崇焕遂派连珠三营，以总兵赵率教、左辅率领逼进三岔河；又命山海关总兵满桂简精骑三千，进驻前屯、宁远策应；别遣水军一支直发三岔河，期以水陆夹击，挫后金征朝鲜之志。没料到朝鲜不支，牵制之师未抵三岔而东征之八旗已奏捷班师了。

朝鲜既服，后金解除了两面作战之忧，出师大捷又巩固了皇太极的宝座，于是于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初六日，皇太极仅留二贝勒居守沈阳，倾巢而征明。明方锦州刚刚修缮完毕，总兵赵率教以三万兵镇守。大凌城未完，守兵闻敌弃城而撤。十一日，后金大军围锦州。十二日午刻攻城，西面城垣眼看将破，其他三面守兵及时来援，滚木礌石、箭矢大炮齐发。后金无奈，只好鸣锣退五里而营，皇太极遣人飞驰沈阳再调援兵。

锦州被兵，和谈彻底破裂。明廷张皇失措，急命袁崇焕发兵援锦。袁崇焕清醒地看到，宁远系山海关屏障，很可能就是后金的第二个目标，绝不能倾城东援而舍宁。他命尤世禄、祖大寿率四千精兵抄道敌后击之，命舟师一旅东出牵制，又令王喇嘛召蒙古察哈尔部从北入援，自己坐守宁远以待敌。他又奏请朝廷调蓟镇、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军趋山海关支援。

果不出崇焕所料，皇太极见锦州难下，就留下一军围城，于五月二十七日亲率主力进薄宁远。此时宁远城头的大炮早就严阵以待，总兵满桂列阵于城南，尤世禄、祖大寿援锦之兵也回师安营城外，构成犄角。二十八日，皇太极率大军逼临城下，正欲挥师交战，三大贝勒劝他不要轻举。皇太极大怒，说：“前日皇父太祖攻宁远未克，这次攻锦州又未克，像这样野战之兵尚不能胜，还怎么张我国威？”说罢亲率近卫护军疾驰进击，诸贝勒督大军随后。明军骑兵不当，步兵亦败，袁崇焕凭堞大呼，指挥城上大炮迭发，城下满桂身中数箭，仍奋勇杀敌。一场恶战，双方死伤都很惨重，但宁远城仍岿然不动。

两天后，皇太极又回师锦州，数万兵勇齐扑南城，从清早一直战到傍晚，无奈锦州壕深炮猛，死伤两三千人，仍未破城。这时正值暑热，北人不适，斗志大减。六月初五日，皇太极命毁大、小凌河二城，班师东去。一场搏杀于宁远、锦州的苦战终于以明军的胜利而告结束，史称宁锦大捷。

督师辽东

宁锦之战打胜了，紫禁宫里封官赏爵，弹冠相庆，然而功劳最大的前线指挥员袁崇焕却没得到应有的升赏。魏忠贤权倾庙堂，朝廷腐败而又昏庸，他们看不到明军在和谈中争取到了重建锦州防务的最宝贵的时间，愚蠢地认为宁锦被兵即是和谈的失策。这些纸上谈兵的阉党分子纷纷弹劾袁崇焕“假吊修款，设策太奇”，又“不救锦州，暮气难鼓”。天启七年（1627年）七月，袁崇焕只得告病乞休，握别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卸职回籍了。

“功名劳十载，心迹渐已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南还路上，袁崇焕百感交集，当年请缨出塞，何等壮心？六载奔波，一生危险，敌战于外，谗构于中，到头来落得这般下场，实在寒彻壮士之心。

袁崇焕归游东莞老家时，募修罗浮诸名胜，撰写三界庙诗文，大有超脱尘世，遁入空门之念。

可是就在这时，明廷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驾崩，其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血气方刚的朱由检机智果断地清除魏忠贤及其党羽，起复东林诸君入阁。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驻关门，催促袁崇焕即刻起家，星驰入京，赴平台召对。

“耳边金鼓梦犹惊，又荷丹书圣主情。草野喜逢新雨露，河山重忆旧功名。”崇祯皇帝的破格起用，重新燃起袁崇焕心中报国保民之火。朋友们为他饯别咏诗，预祝他早奏战功。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十四，思宗由检召见袁崇焕，嘱其早日克敌，以纾四海苍生之困，解天下倒悬之苦。袁崇焕为皇上拊髀宵旰的精神所感动，头脑一热，承诺了一个考虑不周的保证：五年之内，东事可平，全辽可复。思宗闻之大喜。兵科给事中许誉卿问袁崇焕五年如何恢复全辽？他回答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许誉卿提醒他说：“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于是袁崇焕又对思宗提出，钱粮、器马、任人、调兵“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思宗谕户部、工部、吏部、兵部事事照办，并立授尚方宝剑，专一事权。

袁崇焕于天启七年（1627年）七月归里，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复职，相隔整整一年。然而关内外敌我友三方形势却急剧逆转。

首先明军方面。袁崇焕离职，辽东将士为之气夺，继任督抚调度乖张，锦州等城不战而弃。一年来，积欠饷银达七十四万金，军粮四月不发。将吏贪冒，兵士屡变。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宁远兵哗，绑架了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接着锦州又发生哗变。缺粮断饷，军心涣散，更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

关门一线如此，蓟门一线（包括龙井关、大安口、蓟州、遵化等）更不待言。长期以来，依仗蒙古部护边，蓟镇城垣颓堕，兵少，饷缺。遵化、蓟镇相继发生兵变，巡抚王应豸被执身死。防守形同虚设，不堪一击。

其次是后金方面。皇太极即位以来，重视调整满汉关系，逐步改变了天命年间将汉兵、汉民沦为满人奴隶的政策，对归降的汉人不杀不辱，分配土地，妥善安置。放宽了努尔哈赤制订的汉人逃亡统统处死的“逃人法”。他还严肃立法，对劫掠降民财物，草菅降民性命的满人给予重罚。皇太极启用汉族文人，参照汉制设立国家各级机构，学习汉族统治经验，要求臣下凡事都照《大明会典》去办，改变了他父亲单纯依靠马上打天下的做法。这一切都加速了后金社会的封建化，缓和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巩固了政权，发展了经济，增强了八旗兵的战斗力。

最后是蒙古方面。天启末年，袁崇焕实行款西拒东的方针，蒙古各部与明军配合得较好。自他去职，明军失去得力的将领，与蒙古各部的联络中断。蒙古内部也彼此倾轧，其中较强的察哈尔部用兵于素有仇隙的喀喇沁等部，同时为了躲避后金的压力，倾巢西向，并在宣、大地区骚扰。宣、大明军诱杀了察哈尔部使者，崇祯登基伊始又革除了蒙古各部的赏额。因而明廷与察哈尔部剑拔弩张。而喀喇沁等部因受察哈尔部的欺凌，又相继投靠后金皇太极。于是蓟门一线藩篱尽撤，京师北面的门户暴露无余。

总之，袁崇焕再次督师辽东时，形势是异常严峻的。

崇祯元年（1628年）八月初六，袁崇焕抵达关门，正值宁远兵哗。第二天，他单骑出关赴宁远，未入官署即驰入军营，安抚军心，发饷金二十万。接着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惩治了将吏贪虐者，并宣布：“今首恶已正法，此外不杀一人。”诸营遂平。他调整了关内外防务，调蓟镇总兵赵率教驻关门为劲后，以祖大寿驻锦州为锋先，中军何可纲驻宁远居中，以此三干将为核心，重整了马、步、车、舟各路兵马。辽兵素来仰重袁崇焕，他复职后，一经调理，关门一线重又巩固。

对于蒙古诸部，袁崇焕极为重视。他向思宗皇帝建议起用王象乾专责察哈尔部抚赏，思宗即从。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察哈尔部与明重归于好，届时该部迁徙宣、大边外，虽然起不到蓟门藩篱的作用了，但起码使明军摆脱了两面作战的困境。

对于喀喇沁部，崇焕深知其穿连辽、蓟，经道惯熟，若导后金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至喜峰，处处可虞。当时该部旱荒，要求明朝重开米市遭到拒绝。袁崇焕允许开市，将明军自己都告缺的粮食接济喀喇沁部，并且亲自劝告该部首领，不要背明投金。该部首领指天为誓，以妻儿为质，保证不做后金向导。

可是后来喀喇沁部竟背叛了自己的誓言，这是袁崇焕所没有料想到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袁崇焕此处出关确也有失策之举。

首先，袁崇焕对其敌手皇太极的智谋和胆略估计不足。他曾说，努尔哈赤不过是个狡猾的强盗，皇太极不过是个剽悍的强盗，没有真本事，得辽土而不肯据，得辽人而不得用，比不上历史上阿骨打、刘聪、石勒等人。只要按以往方针行事，五年复辽就能实现。其实，如上所述，皇太极已经逐渐改变了其父与辽人为敌的政策，在军事上也吸取了两次败于坚城大炮的教训，探索着对明战争的新的战略战术。

其次，由于轻信了喀喇沁部的诺言，袁崇焕便没有着力经营蓟门一线的防务。袁崇焕将原任蓟镇总兵赵率教调到关门，这对蓟门防务无疑是个削弱。当关内外防线整顿有绪之后，有暇也理应西顾的时候，袁崇焕却不适时地起事东江，杀了总兵毛文龙。

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时撤到濒临朝鲜的一个海岛——皮岛上，招募辽民，择壮为兵，曾几次袭击金国后方。后金屡屡征讨，但因不习舟船，未能奏效，因而就不能放心西向。可是毛文龙又非常跋扈，为非作歹，虚功冒饷，在朝中投靠魏忠贤，战场上也常常失败，牵制十分不力。思宗即位后，东林内阁执政，就对毛文龙不满。袁崇焕再任督师时，曾与当时的阁臣钱龙锡商讨过解决毛文龙的办法。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袁崇焕亲诣海岛，宣布“十二大罪状”，擒杀毛文龙，改编了东江的兵马。然而毛文龙坐镇皮岛多年，岛帅被斩，军心遂散。此举在客观上为皇太极解除了一个后顾之忧。

袁崇焕出关后，皇太极与之互有使者、信件来往。这次持续半年多的和谈系皇太极主动。这期间后金将注意力主要放在蒙古诸部方面，一则对察哈尔部兴师征讨，一则对喀喇沁等部从容笼络。这体现了皇太极欲越关、宁而伐明的战略意图。袁崇焕一方，由于重整防务的需要，也确实无力主动进攻，因此也想以和谈缓兵。但他曾请示阁臣钱龙锡及兵部尚书王洽，未获准允。所以袁崇焕对和谈只是被动应酬，抓紧时间，积极备战。

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自统率大军攻明。他遣使告谕已归顺后金的蒙古各部率兵来会，并以熟悉路径的喀喇沁部为向导，分两路向龙井关、大安口进发。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关连克，左右两翼大军会师于遵化城下，明廷始得消息，京师全城戒严。

早在同年九月，袁崇焕即得到后金将要渡辽河西犯的情报，他曾派部将谢尚政领兵一支援蓟，却被蓟州巡抚以消息不确为由遣其回师。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正在宁远与关门之间的中后所，闻敌越关、宁而攻入，心胆俱裂。他立即命赵率教领兵驰援遵化，并于十一月初四日亲率祖大寿、何可纲简精骑入山海关，星驰入卫。路经永平、迁安、丰润、玉田、昌平、密云等处，皆分兵助守。辽军六天疾行五百里，于初十日先敌抵蓟州。不料遵化已于初三日陷落，巡抚王元雅自经、赵率教殒命。十一日，后金自遵化向京师进发，袁崇焕率辽兵与之遭遇于离蓟二十里之马伸桥，一战挫之，颇有斩获。袁崇焕欲与后金在此决战，阻敌于蓟州以东。然而皇太极却不恋战，率军越蓟西进。袁崇焕再督将士追赶，期以先敌于城下，背护神京。部将们担心，军队没有朝廷的命令而直趋京城，会遭到猜忌。袁崇焕说：“皇上有急，还顾得了那么多，如能解难，虽死无憾。”一路上，他严令战士秋毫无犯，有一卒擅进民宅索饼，袁崇焕立斩其首枭示，以安民心。

十七日晚，辽军抵左安门，袁崇焕下令，不许一兵一卒私入民家，连野外树木也不得损伤。崇祯皇帝已将兵部尚书王洽下狱，正为京城防守而焦急，闻袁崇焕率辽军先至，深感欣慰，十八、十九日，先后两次发刍豆粮米，羊、酒、银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

二十日，后金八旗大军始达京师东、北两面。这时，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援军列营德胜门，袁崇焕、祖大寿列营广渠门。皇太极驻营于城北土城之东，命大贝勒代善等领右翼军趋德胜门，大贝勒莽古尔泰等领左翼军趋广渠门。两场剑与血的鏖战几乎同时打响了。

袁崇焕在广渠门外布阵，以祖大寿为南面，王承胤列西北，自己率兵扎正西，以品字形队列迎击来自东北的八旗兵。两军交锋，短兵相接，奋力殊死。一敌抡刀险些砍着袁崇焕，幸赖将士袁升高用刀架隔，刀刃相对而折。敌人万箭齐发，袁崇焕两肋中箭，若刺猬然，只因身披重甲才未被刺透。他身先士卒，辽军将士越战越勇。以往军士杀敌论功，每凭首级，而常以争割首级而误战。袁崇焕深以为鉴，战前即令：不许割级，惟尽歼为期。故将士此时一意剿杀。明军三路夹击，八旗锋芒始却。明军乘胜砍杀，追至运河，敌兵淹死无数，自午时至酉时，两军血战六七个钟头，八旗兵被歼数以千计，明军亦伤亡数百。袁崇焕连夜慰劳负伤将士，直至东方欲晓。

而在德胜门战场的明军却告败绩。侯世禄兵先行溃败，满桂孤军搏战，城上守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明军甚多，满桂负伤，带残兵避入城中。

思宗闻广渠门报奏，甚喜，二十三日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等于平台，赐貂裘、银甲等，并发酒肉、麦饼劳军。袁崇焕千里入卫，只带九千精骑，自是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已值两旬，想率军入城，稍事休整，待步兵赶到再与敌决战，可是遭到崇祯皇帝的拒绝。

皇太极以左翼军失利于广渠门，处罚了贝勒阿巴泰等七名满、蒙高级将领，并放弃攻城，率军驻南海子。这是后金第三次败在袁崇焕及辽军阵前。皇太极叹息曰：“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攻坚不能克，野战不能胜，皇太极便授计部将鲍承先等，期以智取。鲍承先等故意在被俘明太监前交谈，说：“今日撤兵是计策。我看见皇上（皇太极）单骑向敌，敌阵中有二人与皇上说了好久才去。意思是袁经略有密约，此事马上就能成功。”愚蠢的太监如《三国演义》中的蒋干，信以为真。他被纵还，将此言传至崇祯耳中。十二月一日，袁崇焕被捕入狱。

敌兵压城，明军失帅，战局急速恶化。奉命代袁崇焕总理各路援军的满桂，与后金大战永定门外。满桂与孙祖寿战殁，黑云龙、麻登云被执。而辽军祖大寿等闻主帅遭难，又惊又恐，遂拥众东溃趋关，势如崩山决河，京师大震。思宗急忙诏起孙承宗料理京师城防，又从大学士成基命之请，讨袁崇焕手札，以招大寿。身陷囹圄的袁崇焕以国家百姓为重，修书一封。祖大寿接到他的手书，下马捧泣，全军皆哭。孙承宗归劝祖大寿立功以赎督师。祖大寿遂率辽军投孙承宗麾下，成了驱八旗出关，收复遵化等四镇的劲旅。

袁崇焕的被捕下狱，皇太极的反间计不过是个导火线，其中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崇祯皇帝即位后锐意中兴，诛魏阉、定逆案，颇有一番新政。然而在他面前仍摆着两个最棘手的难题：一个是农民起义。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陕西因连年大饥、官吏横暴，王二首举义旗，闯王高迎祥等相继起事。另一个就是辽东问题。而这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辽事不结束，加派不止，民不得不反；民变迭起，官军不能一意东向，辽事更不易了结。思宗皇帝将辽事委于袁崇焕，袁崇焕许以五年平辽，思宗似有摆脱困境的希望。“己巳之变”后金铁骑震撼京师，“五年平辽”已成画饼，预示了“新政”棋局将全盘皆输。加之自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以来，京畿八十年来首罹兵祸，星布于北直隶的中贵庄田被劫掠，黎民百姓三教九流受蹂躏，激起了朝野各界的普遍不满。这一切对崇祯新政的打击是沉重的，对朱由检的威望及心理的打击也是极其巨大的。因此身为蓟辽总督的袁崇焕以及兵部尚书王洽等，是难逃其直接责任的。阉党失败后，其残余分子朝夕思图东山再起，他们抓住“己巳之变”作为颠覆东林内阁的口实，因而全力攻讦被东林倚为长城的袁崇焕“擅主和议”“擅杀大帅”“西部市米”等，交章弹劾，推波助澜，怂恿思宗早日处死袁崇焕。综上所述，造成英雄悲剧的不仅是崇祯皇帝和逆阉党羽，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尖锐得无法克服的腐朽荒唐的明王朝。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绑赴刑场。刑前他口占一绝：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表达了这位足令八旗铁军胆寒的名将最后的遗憾和眷恋。

袁崇焕这一冤案，直到清代撰修《明史》时，披露了皇太极设反间计一事之后，才算是真相大白。几百年来，袁崇焕“仗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鼓舞和激励了无数爱国志士。人们在北京龙潭湖附近和广东会馆修建了袁督师祠，以表达对他的景仰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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