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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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端礼（1135—1201年），南宋宁宗时右丞相，进左丞相。字处恭，衢州龙游（今浙江衢州东）人。绍兴（1131—1161）进士，知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县，岁免民间工绢钱六万缗。召对，奏以“内修武备，外讲盟好”为恢复之道。孝宗称其“通事体”。后荐为监察御史，迁大理少卿，转太常少卿，进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光宗立，历知赣州（今属江西）、知建康府（今南京），召拜吏部尚书，擢同知枢密院事。孝宗崩，光宗因疾不能发丧，宰相留正致仕而去，人情恟然。与赵汝愚等请太皇太后垂帘，策皇子嘉王即帝位，是为宁宗。进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庆元元年（1195），代赵汝愚为右丞相。次年，进左丞相。拥护善类，然为韩侂胄所制，抑郁不得志。称疾求退，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历判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庆元府（治今浙江宁波）。卒，授少保、郇国公，赠太傅，赐谥“忠肃”。

余端礼进士及第后，先在湖州乌程做知县。那时民间的赋税丁绢钱按人丁（宋时19或20岁到59岁的男了称为丁男）征收，一律是三个丁征收一匹细绢；不缴纳绢的则按当时绢的价钱折合成钱币，一匹细绢一千钱，后来又增值到五千钱。由于赋税的日益加重，弊端丛生，弄得民不聊生。余端礼便把此事逐级上报，又亲自到中书省请求灵活处理，结果乌程县每年免掉了六万缗的丁绢钱。

宋孝宗即位后，怀有恢复大宋江山的志向，召见了余端礼，询问治国之计。余端礼说：“战胜敌人的方法有两条，一是有声势，一是有实力。敌人软弱的应该先用声势后用实力，使敌人恐惧；敌人强大的应先用实力后用声势，好等候进攻的时机。汉武帝趁匈奴陷入困境之时，亲自巡查边境，威震北方，漠南没有敢称王的，就是被汉武帝的声势所压服，这就是所谓先用声势后用实力的例子。越国图谋灭亡吴国时却与此不同，越国对外结盟（包括与吴国），建立友好关系，在国内则整治军队，做好军事准备。越国训练的军队越精，实力越强，而献给盟国包括吴国的礼物越重，送礼的次数也越多，用此办法通过一次决战就成就霸业，这就是所谓先用实力后用声势呀。现在宋朝与汉朝的情况不同，而与越国相似。但愿我国能暗中训练军队，修整武备，细密谋划，认真观察金国的变化，审察时机，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这样就可以把握住时机了。”余端礼又说：“古时可以把握的时机有四种：一种是敌人出现空隙的时机，一种是敌人内部空虚的时机，一种是敌人内部发生变乱的时机，一种是敌人困乏的时机。趁着敌人国内出现灾祸而进行攻击，比如汉朝时匈奴被三个国家围困，汉宣帝趁此而挥兵进攻匈奴，这就是把握住了敌人出现空隙的时机。至于趁着敌人外部发生灾祸而进行攻击的例子也不少见。比如吴王夫差忙于黄池之战，国内空虚，越国军队趁机攻入吴国，这就是把握住了敌人内部空虚的时机。敌国不守道义，趁着它四分五裂时进攻，比如三国时东吴内部发生变乱，晋朝趁机进攻东吴，孙皓投降，东吴灭亡，这就是趁敌变乱的时机而行事。敌人已势穷财尽走投无路，便在它后面紧迫不舍，比如汉高祖刘邦追击项羽，迫使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自杀，这就是趁着敌人困乏的时机而行事。时机未来时，不可以抢先，否则就会打败仗；时机已到时，不可以落后，否则就会错过杀敌的机会。按照时机行事就会战无不胜。据此防守边境就会稳如泰山，据此与敌人决战就会势如破竹，为所欲为，无不如意。”

孝宗听了大喜，说：“爱卿可说得上是精通事体啊！”此后，余端礼被荐为监察御史，又升为大理少卿，转任太常少卿。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余端礼还是一位颇知礼节的人物。一次，宋孝宗下诏令礼官们讨论宋仁宗明道年间（1032—1033）的祈谷旧事。余端礼说：“祈谷制，先在圜丘合祭天地，前期在太庙内供奉息神，这与冬至日在南郊祭天的仪式一样，这是我们大宋朝的旧例。至于仁宗明道年间祈谷和祭祀上帝的制度，则因皇宫火灾之后，仁宗父亲的陵寝刚刚落成，所以在太安殿恭谢天地，这只不过是一时为了送灾而做的祭祀罢了。现在皇上想祈祷丰年亲自耕田，就必须在圜丘上合祭天地，前期必须在苑廷的景灵宫、太庙供奉食物，宴享天地鬼神。如果想按明道年间的祭礼制度行事，在宫廷内执行之则是万万不可的。”皇上便下诏让太常、礼部集中商议。中书中有人建议可以在合宜的道德、行为、道理或名分下举行祈谷于上帝的典礼。余端礼说：“礼，固然有可以在合乎道义的时候进行的，但至于行礼的大的原则就不可以改变了。古人在郊野祭祀天地之后才能耕种田地，因为这种典礼是在南郊举行的，所以称之为‘郊’（又称郊祭、郊祀），就象在明堂里进行祭拜活动为明堂一样。象明道年间这种送灾的典礼活动移在宫廷里进行，那么将来也可以把应在明堂里进行的祭祀活动移到坛壝中进行吗？如果从端礼开始失掉大的礼节，那么端礼就是一死也不敢奉诏。”皇上便就此作罢了。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禅位给太子赵惇，自己退居重华宫当了太上皇。赵惇即位后改年号为绍熙，是为光宗，他尊孝宗为寿皇。余端礼对光宗说：“天子的孝道与平民的孝道不同。现在陛下对寿皇尽孝，应当像古时舜对尧那样，按其方法行事就可以了；应当像武王对文王那样，继承文王的遗志，承续文王的事业就可以了。大凡寿皇睿智的谋略、圣明的训导、仁和的政治和良好的教化，所有曾施行于天下的，您愿意与二三个大臣朝夕讲求并尽力付诸施行，就是尽到侍奉寿皇的孝道了。”光宗觉得很有道理，随后授予他集英殿修撰的官职，拜官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

绍熙四年（1193），四川军政统帅吴挺死后，余端礼对枢密使赵汝愚说：“吴氏世代掌管蜀兵，现在如果还让吴家继续世袭此职，必将成为后世的祸患。”赵汝愚同意余端礼的看法。二人便联合上奏宋光宗，光宗犹疑不决。余端礼说；“汝愚上奏请求，既是为蜀地谋划，也是为东南地区谋划。如果任命的大将不是合适的人选，四川就难以守住，没有蜀地也就没有东南地区了。现在军中请求任命合适的元帅而迟迟不答复，人们就会产生疑心、叛心。”光宗没有听余端礼的话。后来吴挺之子吴曦果然在四川叛宋投金，应了余端礼的预言。

绍熙五年（1194）六月，寿皇驾崩。因皇后李氏经常在光宗面前搬弄是非，使光宗与太上皇积怨很深，便称病不出，既不主持生身之父的丧礼，也不处理朝政，一时间臣民深感不安。端礼对宰相留正说：“现在宜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后来，太皇太后听取了众大臣的劝告，决定由皇子嘉王赵扩即皇帝位，尊光宗为太上皇，自己垂帘听政。赵扩恐怕落个不孝的罪名而流泪躲避，余端礼上奏说：“太上皇有病，不能操持丧事，现在国家危急万分，太皇太后并不是只为陛下一人计划，而是为太上皇帝计划，为国家计划。现在陛下坚持退让，不思国家之大计，是守匹夫之小节而丢掉天子大的孝道啊！”赵扩忙收住眼泪，没有办法，只得侧着身子在御座之上坐了半座，余端礼和赵汝愚再次叩头奏请，赵扩才在御座上坐正，登基为宋宁宗。

同年七月，余端礼因劝进有功被宋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被罢相。四月余端礼拜右丞相。开始时，余端礼与赵汝愚同心协力，主持朝政大事，赵汝愚曾经说：“士人对谁能担任丞相一职意见很不一致，我认为余处恭（端礼）能任丞相之位。”赵汝愚被罢相后又连遭放逐，朝廷军政大权渐渐被外戚韩胄所掌握，余端礼就转而成了道学派在朝廷的代言人，处处替道学派说话。

后来，太府丞吕祖俭因为上书攻击韩胄被流放到南方，余端礼解救不成，道学派便开始责备余端礼无能。余端礼只得向宋宁宗说：“现在任命从官和中书的事我竟然不知道，看来朝纲已经紊乱，祸根已经滋生，我请求卸职归田。”宋宁宗不允，庆元二年（1196）正月又晋升他为左丞相。

官职虽然升了，但余端礼照旧一丁点儿实权也没有，他更加抑郁不得志，又连续上书称病求退。庆元二年四月，余端礼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职提举洞霄宫。不久出判潭州（今湖南长沙），又改判庆元（今浙江宁波），后复判潭州。

嘉泰元年（1201），余端礼死，谥号“忠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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