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有丁

余有丁（1527～1584），明神宗时户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字丙仲，号同麓，鄞县（今属浙江）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授编修。隆庆初，为实录纂修官、经筵讲官，后任国子司业。隆庆六年（1572），改东宫洗马兼修撰。神宗即位，擢左谕德兼侍读。万历二年（1574），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历太常卿、礼部左、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后改吏部，掌詹事府，充《会典》副总裁。十年，擢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时张居正病死，他与张四维、申时行共事，罢斥所行改革措施。次年，晋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十一年，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旋病卒，年五十八。赠太保，谥“文敏”。有《文敏公集》。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君权与相权永远是矛盾的。明朝虽然是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但皇帝本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威福自操的。明神宗即位初年，由于年幼，朝廷大权被首辅张居正掌握，神宗可以说形同傀儡。有一个官吏曾赠张居正一副对联，其词曰：“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这里无疑是把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相提并论了。而在张居正的内心深处，也实实在在地以不需自我检束的最高统治者自居了，甚至对由于年龄小而名居最高统治者之位、实无最高统治者之权的明神宗，张居正有时表现得忘乎所以。有一次，神宗举行经筵日讲，当他读到《论语》中“色勃如也”时，误读“勃”为“背”，张居正立即严厉斥责，厉声说：“此字应当读作勃！”神宗也被张居正的一声断喝吓得悚然惊起。从此以后，神宗更加忌惮张居正。当时，除首辅张居正以外，还有一个对明神宗严加控制的人，就是宦官冯保。他与张居正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然而，随着神宗年龄的增长，他已越来越不能忍受冯保和张居正的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了。吏部侍郎余有丁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任阁臣的，这就决定了他短暂的辅臣生涯必然要处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冲突中。

余有丁嘉靖四十一年（1562）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他向明神宗推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及尚书梁梦龙、吏部侍郎余有丁、许国、陈经帮等人，仍以他所惯有的态度告诉神宗，这些人可以授予重任。万历十年（1582）六月，吏部侍郎余有丁便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几天后，张居正去世。申时行做首辅时，内阁中先后有余有丁、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四人，他们在一起相处较好，没有矛盾。

张居正的去世，却使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神宗要发泄少时被百般挟持的愤懑，所以在张居正病逝还不到半年的时候，神宗便拿冯保开刀了。早些年，冯保曾将神宗极为宠信的太监张诚赶出宫去。神宗对此十分难过，但迫于冯保“大伴”的威势，只好听从。张居正去世后，张诚又被召入宫中。他和另一名太监张鲸一起向明神宗揭露冯保的种种恶行，建议将他逐出宫去。对冯保早已不能忍受的明神宗，对于这种请求，无疑是正中下怀的。然而慑于冯保向来的骄横，深怕他闯上殿来闹事，一时间不能不有所犹豫，张鲸说：“既有圣旨下，他怎敢上殿来！”并向神宗大讲冯保家资饶富，胜过皇上。明神宗动了心。恰好这时御史江东之弹劾冯保的同党锦衣卫指挥同知徐爵；御史李植又参奏冯保十二大罪。明神宗遂即下令逮捕冯保，发南京闲住，并查抄了他的家产。而江东之、李植也因此得宠于皇帝。

已经死去的张居正继冯保之后，也受到日甚一日的攻击和处罚。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十四日，御史杨四知论张居正十四大罪，指责他欺君蔽主，专权结党，贪位忘亲。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明神宗下令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斥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为民。同年八月，再追夺张居正之谥。九月，御史羊可立上奏说张居正隐占辽王府第田土，应该严加查勘。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辽王朱宪的次妃王氏上疏讼冤。朱宪17年前曾被张居正废为庶人，并夺去府第。王氏疏中数陈张居正贪鄙，为夺府第诬陷辽王，还夺了数以万计的金银。明神宗在查抄冯保的家产时，得金银、珠宝无数，真正尝到了查抄的甜头，此次听说张居正家有数以万计的金银，当即十分动心。在慈圣太后的默许下，明神宗命司礼张诚及侍郎丘瞬偕同锦衣指挥、给事中，前往湖广荆州查抄张居正的家。此次查抄，张诚等人尽数搜刮了张居正及其亲友的财产；张居正的子女饿死者十余人；其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不胜拷打，投环自尽；张懋修两次自杀未遂。惨状令朝野惊悸。后经多人说情，明神宗才下诏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养张居正的母亲。

自从冯保被逐、张居正被查抄以后，大臣们为了讨好明神宗，继续不断地弹劾张居正。张居正担任首辅时，许多官员奴颜卑骨，曲意逢迎。万历五年（1577），其子嗣修以一甲第二及第；万历八年（1580），第三子懋修得一甲第一，长子敬修名在二甲。此事虽不得人心，但当时只有很少的反映，无人敢公开出来说三道四。张居正被追夺、查抄以后，御史丁此吕揭发兵部员外郎嵇应科、山西提学副使陸檄、河南参政戴光啓为乡会试考官时，曾经偏向嗣修、懋修和敬修，并说：“礼部侍郎何雒文曾代张居正之子嗣修、懋修撰写殿试策，而侍郎高启愚主试南京的时候，以‘舜亦以命禹’为题，显然是为张居正劝进。”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许国都是嗣修的座主，此疏无疑对他们很不利，所以当神宗就此疏征求申时行的意见时，申时行说：“丁此吕以不确实的事情诬陷别人是不好的，若不严惩，怕的是以后谗言不断，而这不是清明之朝应当有的事情。”余有丁、许国也说考官只根据文章优劣取才，怎么知道考生的姓名呢？不应该以此定罪。尚书杨巍建议罢黜何雒文，改调嵇应科、陸檄，将高启愚和戴光启留职，而丁此吕诬陷高启愚，应发放京外。神宗于是将丁此吕贬谪。但没过几天，神宗就后悔了，昔日受张居正约束的窝囊气令神宗想起来就痛恨不已，神宗本意是想保护攻击张居正的人。恰在这时，深受明神宗宠信的李植、江东之及同官杨四知上疏说申时行和杨巍这样做是堵塞言路，因为申时行的八子用懋参加万历十一年（1583）会试登科，所以不高兴丁此吕揭露科场做弊的事情。杨巍这样做实际上是谄媚申时行。李植、江东之及同官杨四知、羊可立因倾陷冯保和张居正而得宠于神宗，他们联络曾被张居正廷杖过的吴中行、赵用贤等人，结成一派。他们的上疏正合神宗的心意，神宗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罢免了高启愚，而丁此吕仍旧为官。申时行、杨巍因此求去。余有丁、许国上疏分析道：“大臣是国家的根本，现在皇上因群言而留下丁此吕，恐怕不能安抚申时行和杨巍。”许国原本与申时行关系较好，发生此事后，许国反复上疏指责言官无事生非，攻击李植、江东之而隐斥吴中行、赵用贤结党营私。吴中行、赵用贤起而反击，指责许国。许国避位不出。围绕此事，朝野上下展开了一场争论。在群臣的争论声中，神宗思虑再三，为了安抚申时行、挽留许国，神宗终于听从了余有丁等人的意见，将丁此吕放出京外。此次事件是明神宗打击张居正的行动的继续，但明神宗在亲政初年，为了表示自己的才干，出于一时的热情，曾经有一段励精图治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神宗还能接受大臣的不同意见，所以余有丁等人的话才对明神宗起了作用。

此后不久，余有丁晋少师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十二年（1584）十一月，余有丁便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