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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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布（1036～1107）字子宣，临川南丰（今江西抚州南丰县）人，曾巩弟。年十三而孤，学于兄。嘉祐二年与兄同登第，调宣州司户参军、怀仁县令。熙宁二年，徙知开封县。上疏言为政之本，神宗召见，授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与吕惠卿共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法。擢修起居注，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兼三司使。以忤王安石去位，黜知饶州，徙潭、广二州。元丰初，知桂州，历知秦、陈、蔡、庆诸州。元丰末年，复翰林学士，迁户部尚书。元祐初，以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历真定、河阳、青、瀛等州府。绍圣初，为翰林学士，迁承旨兼侍读，知枢密院。徽宗立，拜右仆射。建中靖国初，独当国，渐进绍述之说。崇宁元年，为蔡京所挤，出知润州。复落职，提举太清宫，太平州居住。责散官，衡州安置，累贬贺州别驾、廉州司户。四年后徙舒州，提举崇福宫。大观元年卒，年七十二，赠观文殿大学士，谥文肃。

曾布出身于官宦之家，在兄弟中排行第三，长兄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布之父曾任信州玉山县令，官场险恶，在曾布13岁时，父亲被撤职流放于英州，在流放途中，他客死于南都，撇下不满30的继室朱夫人和十余个子女。这一系列变故，给曾家以沉重的打击，所幸此时曾巩已成人且在故乡知名，故朱夫人携带子女回到南丰，由曾巩来支撑门户。曾巩闭门课弟，诸兄弟以读书仕进为意。但似乎曾氏恶运未满，曾巩数次与长弟曾晔应举，屡次名落孙山。时有刻薄乡人做诗嘲笑曰：“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前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少年丧父，曾布自小就体验到了生活的冷酷、世态的炎凉，这对他从政以后的所作所为不无影响。

转眼到了嘉祐初年，曾氏三兄弟曾巩、曾晔、曾布及其三位妹婿一门六人均考中举人，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临行前，拜别朱夫人，夫人感叹道：“你们中只要有一人得中，我就无遗憾了。”结果六人均名列上榜。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据说那时当地有一种风俗，人们在元宵节第三天晚上偷听别人谈话，以谈话的内容即可预测当年运气的好坏。曾氏兄弟赴京考试那年，朱夫人就去偷听人们谈话，想预测子婿们能否考中。在曾氏兄弟进京时，同乡黄某也一块同去。这位黄某脸上有出痘子留下的疤痕，人称“黄痘子”。朱夫人走到一家人门口，里面几个妇女正商量用药方的事，只听其中一个道：“都行，都行，黄痘子也行。”朱夫人大喜而归。不久，捷音传来，曾氏郎舅皆高高地中了进士，连黄痘子也中了。这年曾布仅20出头。

曾布生于乙亥年丁亥月辛亥日己亥时，因此被他的同僚及政敌章惇戏称为“四亥公”。这位“四亥公”是一个雄心勃勃、头脑敏捷、颇有才华而不甘寂寞的人，他少年进士，释褐而仕，从此踏上了从政的道路，开始了宦海浮沉。曾布初仕为宣州司户参军，后迁怀仁令，仕途平稳，升迁较慢，对于极力想出人头地的曾布来说，这不太令人满意。正在这时，出现了王安石变法，象平地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社会，沉闷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振，各种政治力量都参与其中，或支持或反对，斗争不已。这场惊世骇俗的变法运动，为英雄人物提供了大展雄才之地，也为阴险小人提供了投机营巧之便，而为曾布提供的则是平步青云的机会。

曾布于熙宁二年（1069）即变法的次年调职到开封府，进入了中央朝廷。曾布的思想倾向于变法派，在他任职地方时，曾进行过一些改革，与变法的思想一致，这可能也是曾布调任开封的主要原因。思想上的相近使曾布很快与变法派结合，并成为其中的得力干将。曾布到中央以后，立即上了两本名为“厉风俗、择人才”的疏奏，要求变法，发展经济，整顿财赋，培养人才，加强武备，整饬吏治等，与王安石变法主旨一致，立即得到王安石的信任与欣赏。王安石变法，受到保守的官僚士大夫的激烈攻击，双方斗争十分尖锐。这时，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又因母亲去世守丧而去职，变法派深感人才不足，求贤若渴。曾布的到来，令王安石十分欣慰，立即将之引荐于宋神宗。神宗召见曾布，言谈十分合意，于是三天之中，连下五道敕书，授与曾布从太子中允直到判司农寺等五项官职。曾布一时殊荣倍至。这是曾布从政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曾布对变法十分积极，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曾与吕惠卿一起主持了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农田灌溉法等许多新法的制定和颁行。在捍卫新法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保守派对新法的攻击十分猖獗，特别是对伤害到官僚士大夫集团利益的新法的攻击尤为激烈。为此，曾布多次上疏宋神宗驳斥反对派的观点，坚决捍卫新法，维护王安石的地位，坚定宋神宗继续变法的信心。一次，大臣刘挚、杨绘反对募役法，对募役法进行激烈地抨击。王安石授意知谏院张璪上疏加以驳斥，但张璪同情这二人的观点，不愿意干。曾布主动请缨，上了一篇题为《十难》的疏奏，驳斥刘、杨二人所论募役法之十害，指出募役法使上户、中户、下户的负担都有所减轻，而“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杨、刘二人所说的募役法侵蠹下民的谬论。

为此，王安石对曾布愈发信任，对他仅次于对吕惠卿。而保守派对曾布十分痛恨，指斥曾布压制言论，阿事王安石，为王安石的心腹。反对派对曾布的攻击并非完全捕风捉影，曾布也有阿事王安石的嫌疑。曾布办事，只向王安石一人请示，而从不报告当时另两位执政冯当世、王禹玉。有人劝他道：“您办事也应向冯、王二公汇报一下。”曾布不屑地说：“丞相已做了决定了，何必再问那两人？等到敕书下达，让他二人签字、画押就可以了！”他与邓绾二人曾推荐王安石的独子王雱为官，其阿谀奉承的成份大于荐才的成份，因为王雱并不如王安石所认为的是一个英才。

曾布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权力欲强，喜与人争权夺利。这一缺点随着他地位的上升而不断地发展。曾布与吕惠卿，本为王安石的左、右二臂，但这两人都有强烈的权力欲，二人互不相容，明争暗斗。曾布与变法派的另一成员吕嘉问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尖锐。吕嘉问任提举市易司主持市易法的执行，常欺凌其上司三司使薛向。后来曾布任三司使，不能容忍吕嘉问的跋扈，双方的矛盾终于爆发。熙宁七年（1074），神宗因天旱而求群臣直谏，出手札问曾布市易法执行的情况。曾布趁机联合市易司内与吕嘉问有矛盾的官员魏继宗，上疏控告吕擅改市易法、多收利钱、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神宗又惊又气，打算让曾布来调查这个案子。王安石告诉宋神宗曾、吕二人有私怨，于是神宗下诏让曾布与吕惠卿共同调查，以求公正一些，而曾、吕二人围绕这一案件却展开了明争暗斗。吕惠卿到达三司，召见魏继宗和一些商人，大家都众口一词指责吕嘉问枉法。吕惠卿就想胁迫魏继宗诬陷曾布在吕嘉问案件上夸大其词，欲治曾布之罪；但虽严刑逼供，魏继宗却坚决不从。曾布上告神宗吕惠卿暗中做手脚，无法共事，但王安石袒护吕惠卿和吕嘉问。这时，保守派的攻击，变法派的内争，使王安石第一次辞去相位。吕嘉问惊慌失措，跑去向王安石哭诉，王安石安慰他道：“吾已荐惠卿为相矣。”吕惠卿当权后，立即加曾布罪，将其贬官逐出京师，吕嘉问也不得不出知常州。变法派内部分裂了。变法派的骨干分子利欲熏心，而导致分裂，大大削弱了变法派的力量，增加了变法的阻力，成为变法失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曾布为自己的私怨，不能顾全大局，而引起这场内争，自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曾布被吕惠卿赶到外地后，做了近十年的地方官，元丰初年复为翰林学士，迁为户部尚书。元丰八年（1085），神宗皇帝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任用司马光为相，尽改神宗之制，变法运动彻底失败。司马光让曾布主持修改免役法，曾布推辞道：“免役法的法令，不论巨细都出自我手，现在突然又由我来改变，我不能这样干。”曾布坚持了原则，却又被赶出中央，以户部尚书出知太原府。这是曾布宦海沉浮的一个插曲。元祐年间，史称贤人当权，但实际上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此时，当权的一派，逐渐为着思想的差异、政见的不同、权力的争斗乃至地域的区分，集结成不同的派别，主要有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以刘挚为首的朔党三党。朋党之势发展起来。三党之间，特别是洛、蜀二党之间攻讦不已，史称“洛蜀党议”。不得势的所谓熙宁、元丰旧臣（神宗所提拔者，主要包括变法派），大力攻击元枯大臣兴朋党，乱朝政，企图夺回失去的权力。

元祐八年（1093），太皇太后高氏死去，哲宗亲政。哲宗想继承父业，改革时弊，故重新启用变法派人物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等。章惇等人乘机鼓吹“绍述”，在曾布的建议下，将年号也改为“绍圣”。可是，此时的北宋朝廷已病入膏肓，变法派以变法“绍述”为号召，实则干着排斥异己、公报私仇、争权夺利的肮脏勾当。历史的发展为曾布提供了又一次出头的契机。章惇为相，曾布立即投靠他，上疏大赞章惇的为政，对章惇打击政敌，挟嫌报怨的作法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藉此希图以熙宁旧臣的身份被章惇引为执政大臣。但章惇对曾布颇有顾忌，只任用他为同知枢密院。曾布大失所望，与章惇从此产生嫌隙。双方由原来的朋友、同党而转变成为政敌，互相倾轧、排挤。章惇为了防范曾布，在枢密院内安插其亲信林希为耳目，而曾布却利用林希对章惇的不满，化敌为友，与林希结为一党，反对章惇。曾布曾对哲宗进言道：“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上至下，只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若不言，孰能言之？”想在哲宗面前抵毁章惇。而不久，哲宗死去，事情并无结果。

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无子嗣位。皇太后向氏垂帘听政，同群臣商量继承大统的重大问题。皇太后已有中意人选，但不便直接提出，故向大臣们哭道：“家国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章惇大声道：“依礼，应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这不合太后心意，不高兴道：“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庶子，不必如此分别。”章惇又提出人选：“按长幼则申王赵佖当立。”太后仍不满意：“申王有目疾，不可。再次则端王赵佶当立。”章惇反驳道：“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话没说完，曾布大声呵叱道，“章惇！听太后圣裁！”又向太后说：“章惇并未尝与臣等商议，皇太后圣渝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都说：“遵太后圣旨。”太后余怒未平，又说：“先帝曾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于诸王。”章惇无话可说，于是赵佶被立为皇帝，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时期，是北宋政治最为腐朽、黑暗的时期，权臣的倾轧更为激烈、宰相的更换更为频仍，“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曾布拥戴徽宗有首功，而章惇却因反对而忤旨，曾、章二人的斗争，曾布取得了明显的优势。这年九月，章惇终因曾布的排挤而罢了相；十月，曾布即自知枢密院事加右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了宰相。任命曾布为相的圣旨，是由曾布的幼弟、时为中书舍人的曾肇起草的，兄制弟草，传为美谈，曾氏一门殊荣倍至。曾、章二人权力的争斗长达六七年，给社会带来极坏的影响。如在熙河之役中，曾布曾上疏让陆师闵率本部兵将赴熙河参战，陆师闵十分踊跃，立即集四万兵以待。章惇却暗中授意另一大将钟传先出兵，令陆师闵听从钟传指挥。钟、陆二人秉承不同的意旨，各为其主，互相摩擦，结果使秦凤之师再出再却，劳而无功，士卒疲惫不堪，军资大量消耗。

曾布为相后，处于权力的顶峰，却越来越深地陷入权力争夺的漩涡，无法自拔。他与韩忠彦及蔡京兄弟的矛盾又尖锐起来。曾布上台之初，曾想调合元丰、元祐大臣的矛盾。他与内臣刘瑗交结，得知徽宗也想子继父业，继续“变法”，于是又渐进“绍述”之说，排挤元祐大臣。这是人们攻击曾布为奸臣的一大罪状。在曾布任相前数月，韩忠彦已任相，十月迁为左相，地位在右相曾布之上。韩忠彦名为首相，但实权却操纵在曾布手里。曾布仍不能相容，极力排挤韩忠彦，驱逐韩氏一派。右丞范纯礼是韩忠彦引荐的，且颇有名望，曾布颇忌惮他，于是暗中挑拨驸马都尉王诜，说：“皇上本想授您为枢密院都承旨，范右丞以为不可，遂罢。”王诜大怒，故趁机诬陷范纯礼在宴请辽使过程中侵犯御名，范纯礼被逐出朝廷，自此韩氏一派相继被排挤干净。韩忠彦十分生气，但自知奈何不了曾布，赌气出一下策：“布之自为计者绍述耳，吾当用能诏述者胜之。”于是推荐蔡京入朝。曾布与蔡氏兄弟本都为王安石所亲任之人，关系较好，后来大家都进入统治上层，面对利欲的诱惑，他们遂为欲致对方死地的仇敌。徽宗初即位，蔡氏兄弟拥戴有功，均受重用。蔡京觊觎相权，不欲曾布为相，故曾向徽宗试探道：“圣上是专任一相还是分命两相？”徽宗随口回答：“专任一相。”蔡京便四处张扬曰：“曾布不复相矣！”曾布更怨憎蔡京，暗中对徽宗说：“蔡卞已居要职，蔡京不可同升。”蔡京只进位承旨。曾布任相后，又将二蔡逐出京师，并且不断在徽宗面前压抑蔡京。蔡京在与曾布的斗争中可说是魔高一丈。他在杭州，首先与深得徽宗宠幸的宦官童贯交好，日与之游，不舍昼夜。又与宫中沟通关系。因此他虽处地方，而自宦官、宫妾直至皇太后，都常在徽宗面前说他的好话。曾布觉察到蔡京的用心，就在太后帘前诋毁蔡京，太后不以为然，曾布喋喋不休论之不已，太皇厌烦，就说：“且耐辛苦。”这是宫中套话，“耐辛苦”实际是让他知趣自退。曾布在太后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在徽宗面前仍压制蔡京。徽宗几次想启用蔡京，都被曾布给挡了回去。恰好曾、韩之争激烈，韩忠彦想利用蔡京之手打击曾布。一日，徽宗问韩忠彦道：“北方帅藩有缺吗？”韩忠彦立即回答大名府还没人选。徽宗立即授蔡京端明殿学士知大名府，并要他过京师来见。曾布在朝堂想阻挡已来不及，惊愕半天，才叫着韩忠彦的字说道：“师朴可谓鬼劈口矣！”第二天，曾布上朝向徽宗说不可任用蔡京。徽宗干笑道：“朕曾梦蔡京为相，卿焉能阻挡？”曾布无可奈何。蔡京进京，立即升为尚书右丞。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曾布指使吴材、王能甫上疏斥韩忠彦于元符之末“变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人材”，韩忠彦遂罢相被逐，曾布独相。曾布赶走了章惇、韩忠彦而蔡京却回了京。蔡京首先驱逐了曾布所用的台谏官陈瓘、龚夬等，剪除曾布的羽翼。对于这点，时在外地的曾肇十分忧虑。他写信对其兄道：“兄方得君，当引用善人，诩正道，以杜（章）惇、（蔡）卞复起之萌。而数月以来，所谓端人吉士，继迹去朝，所进以为辅佐、侍从、台谏，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势异今日，必首引之以为固位计，思之可为恸哭。比来主意已移，小人道长，……惇、卞纵未至，一蔡京是以兼二人，可不深虑乎！”曾布却不能从。闰六月，曾布打算让陈祐甫为户部侍郎，陈祐甫与曾布为儿女亲家。蔡京立即攻击曾布假公济私，安插亲党，曾布大怒，与蔡京在朝廷上公开争论起来，不觉声色稍厉。蔡京同党温益趁机呵叱道：“曾布！上前安得失礼！”徽宗大为不满。殿中侍御史钱遹上书弹劾曾布。第二天，曾布上朝，刚下马，一个小吏在前庭呈报：“钱殿院有状申启。”曾布接过一看，原来是钱遹弹劾他的副本。曾布看完奏本，知大势已去，立即上马，直接前往城外的观音院（这是宰相们待罪之地）。徽宗决定免除曾布相权，让翰林学士郭知章起草制文，说：“当用美词以全体貌。”曾布被降为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润州，临行前，徽宗还安慰他道：“秋晚相见。”仅作了不足一年宰相的曾布就这样罢相并被逐出了京师。

蔡京驱逐了曾布，仍不解恨，又诬陷曾布贪污受贿，让曾布的老对头吕嘉问逮捕曾布诸子，严刑逼供，不从，吕嘉问又许诺只要他们认罪，将不治他们父子之罪。曾布诸子在威逼利诱之下，最终自诬贪污受贿。曾布刚到润州，他的冤狱就定案了。曾布受处分，官职一降再降，加以种种藉口，凡五降，终为廉州司户参军。其遽降与连升形成何其鲜明的戏剧般的对比！四年以后，曾布才稍复官为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实际上，当曾布被蔡京一脚踢出京师时，其政治生命已基本终结，从此默默无闻，而生活却因官场的失败，到处被迁，飘泊不定，无有宁日。

大观元年，显赫一时的曾布在润州辞世，终年72岁，结束了他极为复杂的一生。后被赠观文殿大学士，谥为文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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