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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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1525年5月24日－1582年7月9日）明神宗时内阁首辅，著名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性格深沉，熟知典故，勇于任事，为徐阶所信重。迁右中允，侍裕王讲读，进侍讲学士。世宗死，徐阶起草遗诏，曾与其商量。旋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隆庆元年（1567），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旋晋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项政治主张。穆宗死，他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国十年。为政主张“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时军政败坏，财政拮据，社会危机严重。万历二年（1574），开始实行改革。五年，其父病殁，仍留任秉政。反对派吴中行、赵用贤等借此攻讦，谓“夺情”违背伦理纲常，肆加排挤。在惩处反对派后，六年起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各种税项合并为一，量地计丁，按亩征银。限制豪强逃避税赋，使纳税土地由四百多万顷上升到七百万顷。又裁汰冗员，减少支出，使政府财政情况有所改善。重视整饬军备，用名将戚继光、李朝梁等练兵，加强边防。此后二三十年中，明与鞑靼未发生大的战争。为发展农业生产，注意兴修水利，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河、淮河，均有成效。在改革中，曾表示：“哪怕陷阱在前，也不受阻拦。众矢攒身，也毫无畏惧。”历加特进中极殿大学士、左柱国。万历十年卒，赠上柱国，赐谥“文忠”。死后不久，遭反对派诬陷，被革除封号，抄没家产，几乎遭受剖棺戮尸之祸，其子孙也被遣戍充军。所著有《张文忠全集》。

在明朝后期，中央内阁中出现了一位锐意改革的宰相——张居正。他的改革措施使已走向衰亡的明王朝，渐渐有了生机，朱明王朝又延续了近百年；他的改革措施使腐朽的吏治政风为之一新，国家机器开始有效地正常运转；他的改革使腐败的军队军威重振，使持续多年的边患得以消除；他的改革使遭受重税盘剥的中原百姓如逢甘露，得以继续生活下去。他是明代最著名的宰相，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

张居正的祖籍是安徽凤阳定远，先祖张关保是朱元璋手下的一个兵卒，曾跟随大将军徐达在平定江南过程中屡立战功，明朝开国后授归州长宁所（今湖北秭归）世袭千户。到居正的曾祖张诚时，由归州迁往江陵。其祖父张镇是江陵辽王府的护卫。他的父亲张文明，字治卿，别号观澜，只是一个府学生（相当于秀才），他曾七次参加乡试，却始终没有考取，直到其子点了翰林，他才无可奈何地放下了考篮。居正的母亲赵氏，比其父小两岁，她在身怀居正时有许多传说：其一是，有一天夜里她的屋里突然一片红光，一直连到天上，一个青衣童子脚踩祥云，从天上慢慢下来，绕着赵氏的床尽转，居正就是这青衣童子。这是张居正大贵之后，他的母亲编出来的，无非是证明自己的儿子出身高贵，并非庸人凡胎。其二是，在居正出生前夕，有天夜里他的曾祖父张诚做了个梦，梦见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满屋发亮，然后看到一个白龟随着水光浮上来，因此，居正出生后曾祖为他取名“白圭”，乃白龟的谐音。

张居正出生于嘉靖四年（1525）五月初三，当时他的曾祖父、祖父及父亲都健在，对他的出世全家上下都非常欢喜，特别是他的曾祖及祖父对他寄于厚望，其主要原因是张家虽然是个殷实人家，但在张居正之前都很平庸，没有一个考中进士及当上高官的。因而祖辈几代人都把光耀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张居正身上。

张居正自幼聪慧异常，可以说是个智商超常的儿童，他5岁入塾读书，10岁已全部掌握六经大义，对诗词文章已有较深造诣，在荆州府一带已小有名气。

嘉靖十五年（1536），张居正12岁时在荆州府投考。据说当时的知府李士翱在开考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玉皇大帝给他一方玉印，吩咐他转给一个童子。第二天开考点名时，第一个恰好是张白圭，李士翱把他叫到面前，仔细端详，似是梦中所见之人，问清他的名、号之后，认为“白圭”两字不妥，因此替他改名居正，并嘱咐了许多要他奋发努力的话。这次居正考取了府学生。

张居正考中府学生的次年，从荆州到武昌应乡试，他为此还作诗一首：

题竹：十三岁应试作于梦王孙园亭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

诗虽显得幼稚些，但已显露出他不凡的才气和雄心壮志。这次乡试凭张居正的年龄、名气、才华，完全有中举的把握，当时湖广按察签事陈束看了他的考卷很欣赏，极力主张录取，但湖广巡抚顾璘却说：“张居正是一个栋梁之材，将有大用。不过十三岁的孩子就中举，会骄傲自满，进取心会减弱，对他成长不利，不如给他一些挫折，使他更加发奋，让他迟几年发达，等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不可限量。”由于顾璘的干预，张居正没有被录取。这件事对张居正触动很大，使他成熟了许多。多年后在他入阁做相之后，对顾璘仍非常感激。

嘉靖十九年（1540），张居正16岁时再应乡试，一举中试。这时顾璘正在安陆（今湖北钟祥）督修河工，居正前去进见，顾璘见到他很高兴，对他说：“上次没有录取你，竟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误。我希望你要有鲲鹏之志，学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秀才。”说完解下自己的束带赠给了张居正。顾璘还设家宴招待这位少年举子，并把自己的小儿子顾峻叫到面前介绍说：“这是荆州张举人，等他大贵后，你可去见他，他一定把你当作老朋友的儿子，优礼相待的。”张居正非常感激顾璘的知遇之恩，下定决心以死报国，不辜负恩公的厚望。

张居正中举的第二年是举行会试的一年，新科举人都要入京会试，居正因年龄小及其他原因，没有进京应试。嘉靖二十三年（1544），才入京参加会试，但却失败了。又过了三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再次入京会试，中二甲进士，选庶吉士，已身居储相之列了。三年期满，按例赐编修，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

张居正初登政治舞台时，明王朝正处在一种内外交困、腐朽没落的境地，朝内昏君当道，奸臣弄权，忠臣被杀，佞臣得势；朝外百姓造反，“南倭北虏”外族犯边。内外政局一片混乱，已延续170余年的明王朝正在走向它的末日。

张居正任翰林院编修时，内阁中夏言任首辅。当时北部边境出现危急，盘踞河套地区的蒙古俺答部不断南下犯边，夏言上任后，积极整顿军备，任用屡立战功的曾铣为陕西三边统帅，曾铣在屡败俺答，扼制其南下犯边的势头之后，及时制定作战方略，计划一举收复河套地区。夏言积极支持这一计划，并上奏明世宗，得到了他的赞同，但是，明世宗是一个非常迷信，而又反复无常的昏君，嘉靖四十年（1561）十一月，发生了宫中失火、皇后去世的事件，已进入内阁的大奸臣严嵩乘机上奏明世宗，把这些灾异变化归咎于曾铣开边衅所致，极端迷信的明世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曾铣，夏言也以用人失察的罪名，被罢去了首辅职务。严嵩则进一步落井下石，捏造各种罪名，不断向世宗进谗言，昏庸的明世宗先后下令杀害了曾铣和夏言，大奸臣严嵩则窃据了内阁首辅的职位。

严嵩专权的几十年是明世宗统治最黑暗的时期，明世宗崇信道教，他一心奉道，不过问朝政。严嵩大权独揽，任意妄为，他在朝内遍置私党，公开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败坏朝政，破坏边防，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上疏弹劾他的人，都遭到他的打击报复，被置于死地。张居正目睹政治的黑暗，感到权奸当国，自己位卑言轻，任何救国计划都难以实现，遂以回籍养病为借口，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回到故乡江陵。张居正虽然离开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北京，但是，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促使他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对地方官员的各种舞弊行为，对各种腐败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了为国效力，改革时弊的决心。

嘉靖三十六年（1577），张居正回到北京，这时原翰林院掌院学士，张居正的老师徐阶进入了内阁，成为可以与严嵩抗衡的重要人物。徐阶对张居正很器重，很欣赏他的才华，在他的推荐下，张居正晋升为右春坊右中允，兼国子监司业（相当于国立大学的副校长，正六品）。国子监祭酒（校长）是与张居正同时考中进士的高拱，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物，同徐阶也是师生关系，徐阶对他也很器重。他们三人成为明廷中的一支新兴势力，对严嵩的倒行逆施，起了扼制作用。

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严嵩作恶多端，终于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在国人的唾骂声中倒台。徐阶升任内阁首辅，在他的安排下，张居正和高拱同时迁裕邸讲读官，成为裕王的师傅，裕王载垕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太子，因为明世宗听信方士“二龙不相见”的说法，不举行册立太子的仪式，直到他去世，才遗诏让裕王嗣位。嘉靖四十五年（1566）明世宗去世，明穆宗即位，张居正积极给徐阶建议，利用遗诏的形式，革除了世宗朝的许多弊政，徐阶由此获得了朝内外人士的赞许。张居正因为曾当过穆宗老师的特殊关系，连续得到升迁，先升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右侍郎，接着又进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政务，成为明廷核心成员之一。隆庆元年（1567）四月，张居正又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升迁之快是其他官员望尘莫及的。

这时朝廷内阁中的斗争很激烈，先是高拱因有不轨行为，遭到言官弹劾，被迫于隆庆元年五月致仕。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因多次劝谏穆宗不要过度游幸引起反感，丢了首辅职位，徐阶离职前，将国事家事托于张居正加以关照，特别提出自己三个儿子的事，日后请居正多留意提携。因徐阶当政时，他的三个儿子在家乡委实有些作威作福的不法行为，徐阶担心他去职后，有人会挟私愤借题发挥，必须提防。徐阶认为无论国事家事，惟有居正可以替自己担当起来。

徐阶去职后，李春芳代为首辅，此人是位好好先生，无甚大作为，只想保住禄位，张居正要实现自己的治国抱负，需要强有力的支持者，于是他与司礼太监李芳一起在穆宗面前推荐高拱，建议重新起用他。穆宗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召高拱二次入阁并兼吏部尚书，这样居正与高拱重续过去的友情，联手共辅国政。他们使贤任能，起用一批有才能的新人，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管理，定期进行考核，使朝政有了不少起色。特别是张居正具体负责边防问题，他认真整顿边防，起用优秀将领，努力消除边患，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他的改革活动。隆庆四年（1569）首辅李春芳致仕后，高拱继任首辅，张居正也晋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并兼吏部尚书，甘居高拱之下。高拱掌权后，想起几年前自己去职时与徐阶的矛盾，他借机泄私愤，唆使言官追究徐阶及三个儿子的罪行，这样徐阶诸子先后遭惩罚，家产亦被抄没。张居正想起徐阶临别时的嘱托，竭力在高拱面前为其开脱说情，而高拱不但不听，竟然听信谗言，诬居正曾收纳徐阶之子3万金，居正一听非常气愤，在高拱面前对天发誓，高拱见居正辞切，才停手不再追究。但两人由此产生了嫌隙。

张居正与穆宗身边的司礼太监冯保关系密切，而高拱与冯保却有较深的矛盾。穆宗去世后，10岁的神宗继位，冯保与张居正合谋，以两宫皇太后名义将高拱驱逐，居正在其支持下继任首辅职位。从此，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开始实施他的一系列改革计划。

从明初到嘉靖末年，明朝的边患主要是北方的蒙古部族，即瓦剌、鞑靼等各部族的侵扰。明朝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军队积弱，称雄于蒙古草原的俺答汗，不断挥戈南下，掠夺中原的人口财物，在世宗朝俺答汗有几次想改善关系，通贡互市。但明世宗却斩杀蒙古来使，拒绝通贡互市，使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张居正早在入阁后的明穆宗隆庆元年八月，就上书提出了“饬武备”的主张，认为“虏患日深，边事久废”，基于这种忧患意识，张居正主动担负起了穆宗朝军队及边防改革的重任。

张居正的军事改革首先是选拔优秀将领，委以重任。他选拔的第一个人是王崇古，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签都御史，实职是让其总督陕西、延绥、宁夏三省军务。两年之后又改调山西、宣府、大同军事统帅，在巩固西北边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张居正又重用了谭纶、戚继光、李成梁、方逢时等将领。谭纶和戚继光是明代抗倭战争中战功卓著的著名军事家，谭纶原来总督两广军务，召回北方后任兵部左侍郎兼右签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后来居正当国时，又召为兵部尚书，成为他军事改革的主要执行者。戚继光调北京后任神机营副将，奉命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张居正给他们应有的权力，充分发挥这些优秀将领的作用。对他们提出的军事计划，张居正都给以大力支持。谭、戚二将曾向张居正提出从居庸关至山海关间修建御敌墩台，加强边塞的防御工事。对这一计划他立即批准实施。这是明代第二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工程开始后，朝中许多人散布流言，说修建御敌墩台“无益阻虏”。谭、戚二将听到后也深感不安，张居正则去信给以有力支持和充分肯定，说：“筑台守险，可以运哨望，运矢石，其势有高屋建瓴之便，士卒无露宿之虞，以逸待劳，此计划乃最优方案。二位将军可尽心督理，不要被谣言所惑。”在张居正的支持下，重修长城工程顺利完成，同时各边将都积极整顿军纪，练武筹边，经过几年的治理，防御力量大大增强，有效地抵御了鞑靼、俺答等部族的南侵。

张居正在积极整军备战，有效地抗击蒙古部族南侵的同时，为彻底消除边患，及时研究调整了对蒙古各部的政策，积极改善蒙汉关系，发展两族间的友好交往，逐步消除敌对状态。

张居正下令在边境战事停息的形势下，各守边将帅要积极寻找同蒙古各部族发展友好关系的途径，尽量减少或消除敌对行动。各边将接令后都积极开展了活动，如宣府、大同总督王崇古拟了文告派人深入蒙古境内散发，宣布凡由蒙古投奔明王朝者，一律以礼相待，若率众来归者，厚加抚恤。文告发布后，在蒙古地区定居的汉族及蒙古边民不断有人来投奔，并出现迅速增长之势。隆庆四年（1570）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竟然也率部众投奔明王朝而来。大同巡抚方逢时在争得宣大总督王崇古同意后，派500骑士将把汉那吉接到巡抚衙门暂时安顿下。对于能否接纳把汉那吉，朝廷上下看法不一，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接纳把汉那吉会召来大祸，主张将他送回去；也有的主张杀掉把汉那吉。张居正则主张接纳把汉那吉，想以此事作为改善蒙汉关系的契机，他及时给王崇古下达指示，提出解决事件的方法与策略。张居正还将事件的原委报告了明穆宗，取得了他的支持，然后以皇帝的名义慑服反对派，以便顺利实施他的计划。张居正指示王崇古将把汉那吉严密保护，避免发生意外，并对其优礼厚待，封把汉那吉指挥使之职，他的部属阿力哥授正千户，各赏赐大红苎丝衣一袭。

把汉那吉投奔明廷不久，俺答和其子辛爱、侄子永邵卜各统帅大军进至平虏城、弘赐堡、威远堡三处，要求交出把汉那吉，否则就挥师南下，踏平明境。整个北方边境形势骤然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在这种形势下，张居正以非常冷静的头脑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他在明令边将积极备战的同时，又要求他们尽量避免发生武装冲突，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事件。巡抚方逢时按张居正的指示，及时派出使臣鲍崇德去面见俺答汗，向他讲清利害关系，说明朝廷如何厚待把汉那吉，若战事一开，必将累及把汉那吉的性命，鲍崇德还提议说：“如果大汗将以前叛逃俺答的赵全、邱富、李自馨等汉奸遣返，把汉那吉随时可以回到大汗的身边。”对鲍崇德的话，俺答汗听后为之动情，他对其中的利害关系是很清楚的，对明廷厚待其孙儿表示感谢，愿意化干戈为玉帛，罢兵息事。临别时还赠送给鲍崇德一匹好马。但是，张居正担心明廷一旦先将把汉那吉送回，俺答的目的已达到，可能会背信违约，所以指示王崇古要求俺答必须将赵全等汉奸遣返，才送回把汉那吉。是年十二月，俺答出其不意将赵全等十几个汉奸缚住，遣返明朝。张居正立即下令送回把汉那吉，在明军的护卫下，把汉那吉平安回到俺答汗身边。俺答汗看到自己唯一的孙子，身穿明朝特制的苎丝大红袍，回到他的帐幕，感动得热泪盈眶，立即派出使臣向王崇古表示感谢，并表示今后不再犯边。

王崇古根据张居正的安排，及时向俺答提出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要求，即封贡互市，封即指明廷封俺答为王，其子弟为官，贡即指俺答向明廷入贡，互市即指俺答及部属在指定的日期和限定物品内与明朝择地通商。经过张居正与王崇古派人与俺答谈判，封贡互市进行的很顺利。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穆宗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先后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指挥签事、千户、百户等官职，同时要求俺答每年向朝廷贡马一次，朝廷则在甘肃、宁夏、山西、宣府、大同等地确定十余处作为互市地点，每月开市两日，起初是官市，只进行马市交易，后准许边民进行各种贸易，这一活动促进了蒙汉人民之间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加强了民族团结和睦。

张居正所实行的封贡互市政策，结束了200多年来蒙古各部与中原王朝的对立局面，促进了明王朝与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

这是张居正在隆庆五年末为表达自己的心愿，所写的两句左右铭，它充分表达了张居正一心为国，不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崇高思想。

在隆庆六年（1572）六月，明廷政权落到了张居正手中，他要实现他治理国家的宏伟计划，当时他认为嘉靖朝的废弛，隆庆朝的混乱，其根本原因就是纪纲不振造成的。他认为整饬纪纲、澄清吏治、整肃官常是他治理国家的首要问题。要想实现朝清政肃的目标，在当时已积重难返的官僚队伍中，必须实行一种不同于过去的管理制度和手段，打破这种僵局，重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创立了考成法，并在这年的十一月颁布实行。考成法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在各衙门分置三个帐簿，帐簿上登记中央下达给各部及各地官员应办的公务，这些公务根据难易缓急，都规定了完成期限，分别登记在三个帐簿上，三个帐簿一本留存，一本报六科，一本呈内阁，中央的六科、六部及都察院对登记在册的每件公务的完成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完成一件，立即注销一件。如果没有按时完成的，要如实上报，否则将以违制罪论处。中央的六部检查所属官员的情况，六科稽查六部，内阁则监督六科，一级检查一级，内阁统其总，形成较严密的统治体系。

六科是明初设置的政治机构，即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长官是都给事中，六科是中央六部监察机关，它对六部有封驳纠劾的权力，六科官员的品级虽较低，但权限很大，对于六科的管理张居正非常重视，用内阁来控制六科就是他的创制，这样就提高了内阁的地位，扩大了内阁的权限，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内阁由原来是皇帝的秘书处，变成了国家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的大政方针都由内阁来制订，一切的行政命令及改革措施的出台，都由内阁发出，内阁真正成了神宗朝的权力中枢。

张居正在颁行考成法的同时，狠抓官僚队伍问题，大力整顿吏治政风。首先他对未能按期完成任务的违限事件，进行稽查和处罚，所有违限的官员都受到了降级或停俸数月的处分。由于赏信必罚，执法严格，大大提高了各级官员的办事效率。其次，精简机构。机构雍肿，人浮于事是神宗初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责成吏部核定各级官员的人数，实行定人定责，对多余的官员和机构，尽行裁革。万历九年（1581）一次裁掉中央的冗官419人，地方的冗官902人。在他任首辅期间，裁掉的冗官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在裁撤冗官的同时，对那些拥护改革，政绩突出的官吏，不分身份、资历的贵贱高低，大胆提拔上来，加以重用。这些措施鼓励了各级官员秉公办事，尽职尽责，忠心为国的风气，吏治政风为之一清。

张居正对官吏中的一些腐败现象，也进行了大力整治，例如他对驿站的整顿，就是一件大得人心的事。明中叶之后，各级官吏凭借职权滥用从京师至各省的驿站，他们百般勒索交通干线附近的百姓，从马匹、夫役、船只、饭食都大量征调，使百姓苦不堪言。官吏滥用驿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暴政，所以，张居正从万历五年（1577）开始进行大力整顿，规定了新的使用驿站制度，并从自身做起，严格执行。例如：他的儿子回江陵应试，他让儿子自己花钱雇车回去；他的父亲过生日，他不能回去祝寿，自己花钱雇上马匹，让仆人背着寿礼回去；万历八年（1580），他的已在朝中做官的弟弟张居敬，病重回籍休养，保定巡抚张卤给他弟弟发了一个可以使用驿站的勘合，张居正得知后立即收回勘合，并对张卤作了严肃批评。由于居正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起了表率作用，带动和影响了许多官员自觉遵守驿站使用规定，而对一些胆敢违犯规定的官吏则给以革职和降级的严厉制裁。经过整顿改变了多年滥用驿站的混乱状态，节省了开支，减轻了百姓负担，同时也保证了军国要务的畅通。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过程中，还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严格执法者。他执法一丝不苟，不管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还是一般的官吏，只要犯法都同等对待，给以严惩。例如他少年时代的朋友辽王朱宪，还有张居正的主要支持者，大太监冯保的侄子冯邦宁都因倚仗权势横行不法，一般官员莫敢谁何，张居正则不徇私情，亲自调查办案，依法给两人以严惩。有力地打击了达官贵人、豪门强族的不法行为，维护了国家法纪的严肃性。

明朝中叶之后，社会经济走向了下坡路，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而百姓却负担繁重，不堪重税盘剥，张居正在进行政治、军事改革的同时，经济领域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当时一些豪强地主与官府相勾结大肆兼并土地，使大批百姓破产，沦为佃农，而这些豪强地主将兼并的土地又大量隐瞒，逃避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巨大漏洞，因此当时清查土地，平均税粮就成了减轻百姓负担，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张居正决定在全国清查核实土地，实为百年旷世之举，他触犯了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因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张居正顶住各种压力，坚决进行清查。凡是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一概从实丈量，严令清查隐田，将官僚地主所隐瞒的土地，都清查出来，通过清查各省土地都有较大增加，北京由26万顷，增加到49万顷；河南由41万顷，增加到74万顷；山东由54万顷，增加到61万顷；广东则由7万余顷，增至25万余顷。这次清查全国增加田额百万余顷。由于实行按亩征税，田额增加扩大了税粮的负担面，达到了不增加百姓税额负担，而国家增加了赋税收入。

在清查了土地之后，张居正又开始了赋役制度的改革。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种赋役制度的要点是：其一，将各省、府、州、县的田赋、徭役、杂税以及其它征派，不再分别征收，合而归一，统一征收；其二，取消按户丁派役的方法，改为按地丁或按丁粮派役；其三，无论田赋徭役一律折银征收；其四，赋役的催征、收纳与解运皆由官府承办，改变过去征粮民收民解的办法。对于这些改革，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同时张居正为了进一步减轻百姓负担，还以银代役，将一部份银差摊入地亩，按亩征收，有的省实行“丁粮各半”，有的实行“丁六粮四”等各不相同。这样在明代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官僚地主手中，将部分银差摊入地亩，按亩征收，实际上增加了官僚地主的纳税额，而减轻了以户丁为主的贫苦农民的负担，从而使农民摆脱了繁重的赋役征派，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张居正对国家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改革，几年时间就使明廷出现了一派新的气象，政治上了轨道，吏清政明，朝廷号令一下，虽万里之遥，朝下而夕行，国防巩固，边疆安宁，北方的俺答、鞑靼臣服了，土蛮虽没完全臣服，但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等将领重兵防守下，土蛮也不敢轻举妄动。特别是他的经济改革，使国家经济实力有了根本好转，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太仓存粮可支十年。朝廷在各省由原来的严追积欠税粮，到下令免除旧欠，固结民心。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张居正的改革，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他多年盼望国强民富的宿愿得以实现，他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的改革宰相。

张居正自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从家乡返回北京后，由于政务繁忙，担子越来越重，再加上北京和江陵有三千里路程阻隔，他19年时间竟没有机会返回原籍探望双亲。万历六年（1578）九月十三日，居正74岁的父亲张文明病逝，十几天后，九月二十五日，张居正才得到讣闻，按照明代的丁忧制度，自闻丧日起，官员要离职返回原籍，守制27个月。英宗时还规定凡官吏匿丧不报者，遣返原籍，削职为民。大小官员没有皇帝特许，不准保奏夺情继续任职。张居正得到讣闻后，立即按惯例上奏，要求返回原籍守制，但明神宗没有批准。因为这时神宗帝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亲政，国家的军政要务都是由张居正全权处理，还因为张居正是明穆宗的老师，又是神宗的老师，因而他对张居正的器重和依赖与日俱增，经常赐给他手札，称之为“元辅张少师先生”，以师礼相待。当时无论对国家和朝廷，还是神宗都离不开张居正，所以对他的守制要求神宗是不会批准的。当时对张居正来说，一方面是军国大事需要他去决策处理；另一方面守制27个月，在这期间必须将权力交出去，两年之后还说不准要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在他之前的几任首辅，相互报复，自相残杀，严嵩杀夏言，徐阶除严嵩，高拱又抄徐阶的家，这些悲剧他是记忆犹新的，他不愿意自己也落到这样的结局，所以从他主观思想上是不愿意将权力交出去的。神宗不批准他守制，可谓正中下怀。但他这样做怕遭到下级官员的非议，所以仍言不由衷地上书要求回籍守制。事情正如他估计的那样，夺情问题一提出，就立即遭到朝中部分官员的反对，他们上书神宗，指出张居正身为百官之首，理应为官员做出表率，假如他父丧不守制，破坏纲常人纪，今后让全国的官员如何去做呢？他们纷纷指责张居正，认为夺情之议不可行。一时间弄得举朝上下沸沸扬扬，但明神宗要居正夺情之意已决，于是在宦官冯保和其母慈圣太后的支持下，诏谕群臣，严令再论及此事者格杀勿论，谤议才平息下来。

夺情之议定下后，张居正请求给假回乡葬父，神宗批准了这个要求，期限是三个月，葬事结束，立即返京。同时又告诫次辅吕调阳等人“有大事不能专断，要乘驿传急驶江陵，听候张先生裁决”。实际上让张居正回乡葬父期间，仍担负起处理军国大事的重任。

万历七年（1579）三月十三日，张居正从北京南下，神宗派遣尚宝少卿郑钦、锦衣指挥史继书护送，朝中文武百官全部出郊远送。张居正坐着一顶32人抬着的特制大轿，轿子前后左右有戚继光派来的铳手、箭手随同保护，浩浩荡荡从北京南下。沿途巡抚和巡按御史出疆迎送，府州县官跪着迎接，开路办差，忙得不亦乐乎。

四月四日张居正到达江陵，十六日将其父下葬在太晖山下，丧事办得非常隆重，远近官员都来拜祭，一切布置都显示了其煊赫的地位，这样似乎使张居正19年没在父亲面前尽孝的内疚心情，得到些缓解。

张居正还南期间，神宗吩咐重要公务，送到江陵让居正处理。于是从北京到江陵的大路上驿站繁忙起来，有无数公文，在马背上送来送去。次辅吕调阳感到有些难堪，他索性称病不上朝，并多次奏请休致，将朝中所有事务都送到江陵让张居正处理。

张居正三个月的假期很快就到了，他想带着自己73岁的老母一起返京，以便在身边尽一些孝道。但老母不能经受炎暑，他上奏请求等候秋后天气凉爽后再扶侍老母上道返朝。这一来可急坏了神宗，朝中内阁、两都部院及给事、御史都上奏，请求催促张居正赶快还朝。神宗立即派出锦衣卫指挥翟汝敬乘驿站车马火速南下催行，又令宦官魏朝留待秋凉时，护送张母入京，并颁下手谕，要居正务必于五月下旬回阁办事。

在神宗的催促下，张居正按期返朝，沿途所过之地守臣都长跪相迎，抚按大吏都亲自越界迎送。途经襄阳，襄王出宫迎候，设宴款待，过南阳时，唐王也是如此。抵达京师郊外时，神宗诏令司礼太监何进设宴慰劳，两宫太后也分别派太监李琦和李用宣读诏谕，赏赐八宝金钉川扇、御膳、饼果、醪醴等。朝中百官列队相迎。入朝后神宗慰劳备至，给予他10天假期，然后再入阁办事，又赐给白金、彩币、宝钞、羊酒等，并引入后宫，进见两宫太后。

到了秋天，宦官魏朝陪同张居正之母赵夫人从江陵启行北上，沿途仪从煊赫，观者如堵。抵京后，神宗帝与两宫太后又大行赏赐，银八宝豆叶100两、各种衣料8匹、各种金、银、宝石、珍珠头饰3副、各种甜、荤、素食品18盒等。对张居正母子几乎用家人之礼相待，对此张居正感激涕零。

神宗即位之初，太监冯保照顾他的起居，朝夕相随，维护扶助颇为得力，神宗稍有出格的事情，他就向慈圣太后奏报，慈圣太后对神宗的管教很严，每当批评他时就说：“假如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这样时间久了，神宗对张居正产生了畏惧心理，而张居正作为神宗的老师和监护人，也不断进行批评，等到神宗逐渐长大后，心里就产生了厌烦情绪，君臣之间已产生了隔阂，只是没有表面化而已。

万历八年（1580）八月间，负责神宗起居的乾清宫太监孙海、客用等人诱导皇帝游戏，得到神宗的宠幸。有次他们引导神宗身穿短衣窄袖，出宫嬉游，在西城街头酒肆喝得酩酊大醉，直到很晚才回到皇宫。慈圣太后得知后对其进行严厉训诫，并派冯保捕捉孙海、客用，施以杖刑后，充做净军。张居正又罗列其党人罪状，要求一并斥逐。同时还上奏神宗进行批评，劝告他戒游宴以慎重起居，专一精神以多生子嗣，节约赏赐以省浮费，摒弃珍玩以端正好尚，亲理政务以明庶政，勤听讲学以助治理国家。神宗迫于太后之命，不得不一一允诺，但心中却怨恨冯保、张居正二人。

万历九年（1581）九月，张居正患病，神宗得知特遣御医诊视，并派文书官太监孙斌到居正宅中探视，并赐鲜猪1口、鲜羊1腔、甜酱瓜茄、酒、白米等物，允许居正在家中办公，经过十几天调理，居正病情基本痊愈，再次入阁办事。

次年二月居正再次患病，从血气亏损，转到脾胃衰弱，病状日渐沉重。神宗多次颁诏慰问，拿出大量金帛为其支付医药费用，朝中百官也为之设坛祈祷。神宗责令大学士张四维、申时行等处理阁中细务，大事则到张居正病榻前商量处理。开始张居正尽力而为，后来病情加重，疲惫至极，不能一一过目，然仍不让张四维等人自主决定阁中事务。在病情进一步加重时，他曾几次上书请求卸任退休，但神宗仍下诏慰留，不批准其休致请求。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舍弃了十几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和诚心拥戴的皇帝，在寓所病逝，终年58岁。

神宗得知张居正病逝，下诏罢朝数日，两宫皇太后及皇弟赐赙银1000余两，神宗派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赠上柱国，赐谥文忠，予一子尚宝司丞，赐祭16场。张居正灵柩南运江陵时，派遣太仆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签事曹应奎护送回南。并派司礼太监陈政护送赵太夫人同时南归，恩赐之隆无与伦比。

张居正作为一代名臣，功勋卓著，世人皆知，身后理应受到人们的敬仰。但是，他去世还不到一年，形势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神宗所宠幸的宦官张诚因受冯保厌恶被斥逐于外，神宗却派他秘密侦察冯保与张居正的情况。张居正死后，张诚重新入宫，将两人所谓结交咨横的情况全部上奏，并且说他们的财产超过国库的数量。极端贪财的神宗为之心动。朝中有些御史、给事中也先后上奏揭露冯保的罪状，特别是首辅张四维的门生、御史李植揭发冯保与门客徐爵勾结作祟的各种罪行，并直疏冯保十二大罪，司礼太监张诚、张鲸更是直接在神宗面前攻击冯保，于是，神宗下令逮捕冯保，贬谪南京奉御闲居，将其门客徐爵逮捕入狱，后又斩首示众。同时下令查抄冯保家产，抄得金银100余万两，珠宝数万，全部被神宗据为己有。神宗尝到了抄家的甜头，于是怀疑张居正储藏更多，颇为垂涎。一些附炎趋势的言官嗅出了神宗思想动向，先试探着弹劾张居正的门生王篆、曾省吾，进而弹劾张居正，其门生曾省吾、王篆、梁梦龙同时获罪。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张居正去世仅9个月，神宗就下诏削夺他的上柱国、太师职衔，又下诏夺其文忠公谥号，并将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削职为民。张居正过去所举荐引用之人，斥逐削夺殆尽。

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神宗下令查抄张居正家产，派出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锦衣卫给事中等人南下江陵，在张诚一行人还没到达时，荆州府和江陵县的官员却先行查抄了张居正家，将人口、财产都登记上册，封其家门，在查抄中其子女惊骇万分，都逃避在空室中，屋中没有食物，门又封闭上锁，直到五月初张诚一行人到达，才打开封闭的宅门，有十几人已饿死。张诚等人将张居正的子女及兄弟的家产全部抄出，共得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这就是张居正为相十几年及六个儿子三个兄弟为官一世的全部家产。但是，张诚等人却很不满意，认为张家还有大量财宝寄存宅外，于是对其兄弟子孙进行重刑拷问，居正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忍受不住酷刑，自己编造说有三十万两寄存在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人处，于是，又牵连上这三家财产全部被抄没。在严刑拷问中，敬修自缢身亡，三子懋修投井自杀未遂。

张敬修一死，举朝轰动，内阁大学士申时行和六部尚书一起上奏神宗，请求稍缓对张居正及子弟的惩罚，在朝中大臣的要求下，神宗下诏特留空宅一所、田十顷，以赡养张居正八十多岁的老母。这样张家这场大祸才暂时平息下来。

但此后有些人仍落井下石，不断编造一些罪名，抨击陷害张居正，昏庸的神宗帝又下令将张居正的官秩全部削去，并追夺以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还将其罪状告示天下，其弟都指挥张居易、其次子翰林院编修张嗣修被流放云贵烟瘴之地。

终万历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伸冤，熹宗时，廷臣逐渐追论张居正之冤，天启二年（1622）熹宗下诏恢复其原官，予祭葬，张家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人再次为张居正伸冤，毅宗下令部议，这才给还削夺的二荫和诰命。崇祯十三年（1640），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上奏崇祯帝，请求恢复张家的武荫，恢复其祖父张敬修的官职，崇祯帝授张同敏中书舍人之职，并下诏恢复了张敬修的官职。至此，张居正身后这场冤案才得以完全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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