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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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商英（1043—1121）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新津（今属四川）人，张唐英弟。治平二年进士，调达州通川县主簿，知南川县。章惇荐其才，召对，进《草茅忧国书》，权检正中书礼房公事，兼编修中书条例。熙宁五年，擢监察御史里行，加太子中允。以论狱事责监荆南商税，移节度判官，改镇南军。元丰二年，提举京西南路常平。召除馆阁校勘、检正中书刑房，坐干请责监鄂州汉川镇酒税。哲宗初，召为太常丞、开封府推官，出提点河东刑狱。元祐四年，移河北西路转运副使，历江西、淮南。绍圣初，哲宗亲政，召为右正言、左司谏，力攻元祐诸臣。绍圣二年，迁左司郎中，又以事责监江宁酒税，改江宁府。三年，起知洪州。四年，除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副使。元符二年，召为工部侍郎。徽宗即位，迁中书舍人，出为河北路都转运使，降知随州。建中靖国初，召为户部侍郎，历吏部、刑部，为翰林学士。与蔡京相善，崇宁初，拜尚书右丞，转左丞。张商英为相后，转而攻蔡京，罢职，知毫、蕲二州。入元祐党籍，削职，复起知鄂州，大观元年，安置归州，量移峡州，提举成都玉局观。四年，召除中书侍郎，拜尚书右仆射，变更蔡京之政。政和元年，为臣僚所攻，罢知河南府，旋落职，知邓州，贬衡州安置，继复还故官，归居荆南。五年，复通奉大夫，提举嵩山崇福宫。七年，复观文殿大学士。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赠少保。绍兴中，赐谥文忠。张商英为人雄辩敢言，然诡谲多变，又深于佛法教乘，喜与僧徒游从，时人戏称为“相公禅”。岳珂评其《嘉禾篇》“文既尔雅，论亦醇正”（《桯史》卷七）。方回谓“好为人题画像，赞言博而肆”（《张天觉律诗格考》），然其行文多杂佛语，如《护法论》、《续清凉传》诸篇直与僧徒无别。现存歌诗多偈颂，诗中也多用禅语，成就不高，只有一些山水游历诗，如《凌云行》、《游天平山》、《游绵山》，似能脱出禅语束缚，尚具诗歌韵味。著有《神正典》六卷、《三才定位图》一卷，又有文集一百卷（《宋史·艺文志》二、五、七），今已佚。《两宋名贤小集》收有其《友松阁遗稿》一卷。《全宋诗》卷九三三至九三四录其诗二卷。《全宋文》卷二二二八至二二三四收其文七卷。事迹见《张少保商英传》（《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一六）、《宋史》卷三五一本传。

熙宁年间，变法派的干将章惇出任湖南、湖北察访使，到夔州路等地处理平定瑶族等少数民族反抗事宜。这章惇是个极其豪迈狂放的人物，能吹善侃，专爱出言尖刻挖苦人，捉弄人。夔州路的监司、知州们笨嘴笨舌辩不过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就凑在一起商量办法。有人说：“咱们属下的张商英，伶牙俐齿颇有口辩之才，或许能敌得过章公。”

张商英生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倜傥负气，豪视一世。治平年间中进士，授通川主簿，曾经单人匹马到反抗的瑶族部落，凭着三寸口舌说降了酋长，现任渝州南川县（今属四川）知县。

于是夔州路转运司精心策划，专门设下一局盛宴，召来张商英，让他和章惇对阵。

一切准备停当，章惇等大小官员都已入席，张商英出场了。只见他身穿道袍，头戴道冠，高高的个子，魁梧挺拔，行走起来飘逸而洒脱，站在那儿如玉树之临风。张商英健步上前，向着列位长官长长一揖，大模大样地坐到了为他专设的末座上。

章惇一见张商英这副模样，开始时还觉着有些好笑。等到几杯酒下肚，章惇指手划脚海阔天空地刚一开侃，张商英就把话头接了过去，他侃一通，张商英也跟着侃一通，章惇吹的牛大，张商英吹的牛更大。两个人你来我往，机锋不断，妙语连珠。张商英真不愧是个天才的雄辩家，嘴巴子端的厉害，几个回合下来，已明显占了上风。众官们见张商英果然不负众望，个个有扬眉吐气之感。章惇也不愧是豪杰之士，不仅丝毫不恼，反而大生棋逢对手的快意，越发侃上了兴致。他起身把张商英请到了自己旁边，更杯换盏，两个边喝边谈，侃得更欢了。直到三更时分才尽兴而散。

章惇回朝，立即把张商英作为天下奇才推荐给了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极感兴趣。不多久，一道诏书下到南川县，张商英以检正中书礼房公事的头衔被召进京，很快又升为监察御史。

张商英凭着一通神侃，转眼间在熙宁五年（1072）从一个小小知县变成了职司监察的朝官，青云直上，春风得意，嘴巴子更厉害了。

御史台审定了一件劫盗案，被枢密检详官刘奉世驳回，认为是审理不当，宋神宗诏令纠察在京刑狱司重新核定。张商英上奏说：“所谓审理不当，这不过是因为枢密院大臣对御史台心怀私忿罢了，御史作为皇帝的耳目督察百僚，应当直接对皇上负责，岂能受制于近臣？”宋神宗竟然收回成命，维持御史台的原判。张商英却并不罢休，又接连上书说刘奉世包庇博州的错案，并历数了枢密院官吏12条徇私枉法的罪状，矛头直指枢密院长官反变法派大臣文彦博，逼得文彦博等上印求去。但张商英的这些奏章太强辞夺理了，所谓12条罪状经查究多半子虚乌有。宋神宗大怒，将张商英贬为荆南监税官。

这时，湖北路提举常平周师孟要调往别处，临行前，把私藏的几十瓶酒托付给了张商英，央他代卖。在宋朝，酒类买卖是由官府专营的，私人制造销售都要受重罚。周师孟的做法显然有违法律，张商英就把此事告诉了湖北察访使蒲宗孟。周师孟还因为姓周，在湖北时人们取孔子所说的“梦见周公”的话，都称他为“梦见公”。蒲宗孟听张商英告发后，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加以发挥，说周师孟不仅贩私酒，而且整日沉湎酒中，昏睡不醒，人称“梦公”。一道折子上去，就把周师孟贬了官。

10年后，张商英才回朝任馆阁校勘、检正刑房公事。可巧，他的女婿王沩要考进士，张商英就把王沩平时做的文章寄给早年曾经受过他举荐的知谏院舒亶，希望他能看在老交情的面上保荐一下王沩。岂料舒亶竟把此事上奏宋神宗，说张商英是在为女婿请托走后门。这下又轮到张商英挨贬了，而且贬得很惨，到鄂州一个叫汉川镇的小地方管酒税去了。

宋哲宗即位，张商英又回到京城，当了开封府推官。这时，反变法派已经开始逐个废除新法。起初，司马光觉得张商英在熙宁、元丰时被一贬再贬达十余年，又有敢言善辩的能耐，可能会在自己废新法时派上用场，便和翰林学士苏轼商量要重用张商英。苏轼说：“小牛犊虽然可爱，但它动不动摔嘴撩蹄子，终究要坏事的，不如找那种驯顺老实安心驾辕有力气能负重，能够安安稳稳行走于八达之衢的老黄牛好。”司马光也就作罢。

果然，张商英尽管被一贬再贬，但对新法还是持维护态度的，他上书说：“三年不改于父之道，才可谓孝，如今先帝陵墓之土未干，朝廷就轻易议论变更，能称得上是孝吗？”在封建社会，孝和忠是最最重要的两大伦常，不孝和不忠都是十恶不赦之罪，张商英的这番话等于是把宋哲宗说成了不孝之子，而把宋哲宗引向不孝的司马光等人自然也就成了不忠之臣！张商英还嫌自己骂得不过瘾，又给苏轼写信说：“老僧近来见解与往时不同，若得一把茅盖头，前往鸟寺住坐，必能为公呵佛骂祖。”意思是想求苏轼保荐他继续当台谏官。宰相吕公著听了这话，更加怒不可遏，连忙把张商英赶到河东当了提点刑狱。

张商英虽然被赶出了朝廷，但贬得并不很重，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委屈一下自己改骂为捧，或许能赢得元祐大臣们的欢心，重新使自己获得器重。这时，定襄知府李昭叙得到了一束嘉禾，献给朝廷。张商英闻知马上写了《嘉禾篇》，对朝政大加颂美，甚至把司马光、吕公著比作周公。然而，肉麻的吹捧丝毫没有改变张商英的境遇。他从河东调到河北，又到江西、淮南，整个元祐年间再未踏上朝廷半步。

张商英恼怒极了，在他眼里，元祐大臣简直比杀父仇人还要可恶！

宋哲宗亲政后，章惇拜为宰相，变法派重新得势。张商英也被召为右正言、左司谏，一下子实现了他在元祐年间求而不得的夙愿。于是，张商英对元祐大臣的怨愤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泻而出，在变法派对元祐大臣们口诛笔伐的声浪中，喊得最响、骂得最狠的就是张商英。

他上书说：“先帝盛德大业，跨绝古今，而司马光、吕公著、刘挚、吕大防等援引狐朋狗党，对先帝肆行讥滂、鄙薄、嗤笑。又公然党同伐异，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陛下股肱于外，天下被他们扰乱得岌岌乎殆矣。”他还指桑骂槐，把高太后比作吕后、武则天，请求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甚至推倒其墓碑，掘毁其坟冢；又说文彦博背负国恩，该杀；苏轼、范祖禹、孙升、韩川等人奸佞，当贬。张商英还说：“愿陛下勿忘元祐时，章惇勿忘汝州时，安焘勿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勿忘河阳时。”告诫他们不要忘记元祐年间挨整的遭遇，应不失时机地对元祐大臣展开报复。

此时章惇和门下侍郎安焘争权，闹得不可开交，张商英就帮着章惇找安焘的不是。阳翟有家姓盖的百姓光女无儿，后来收养了一个儿子叫盖渐，并立为嗣子。盖氏的母亲不愿看着家产落于他人之手，就赶走盖渐，把家产全归于孙女，盖渐不服，状告于官。元丰年间几经诉理没有结果。张商英把这桩旧案翻出来，说盖渐冤枉，并暗中告诉盖渐是安焘在故意整他，教唆他到御史台告发安焘的亲家与盖氏之女相互勾结。但宋哲宗觉着安焘作为堂堂执政大臣不大可能在这样一件小案子上做什么手脚，没有理会张商英，还把他调出谏院，徙任左司员外郎。很快，张商英与盖渐暗中串通的事被揭露出来，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被贬为监江宁酒税。不久，还是章惇出面担保，张商英才起知洪州（今江西南昌），又升为江淮发运副使，入朝代理工部侍郎。

此时的张商英和章惇依然经常聚在一起嬉笑怒骂。有一次，章惇当众说：“现在的士大夫如同人家豢养的婢女一般，刚刚能够出外求食自立门户了，却个个要当行首。”宋元时俗称上等妓女为行首。张商英从旁接话说：“像商英这样的，做的不就是一个角妓吗？”角妓者，艺妓也。章惇大笑，说：“岂有朝官说出这种熊话的，该打！”张商英说：“我代理工部侍郎已近两年了，既然相公要打，就求您把‘代理’二字打去吧。”没几天，张商英果然升为中书舍人。

既然张商英和章惇的关系如此密切，当着章惇垮台时，张商英也就免不了要受牵连了。宋徽宗即位，章惇被罢相，紧接着张商英也被出为河北都转运使，后又降知随州。

不久，一个新的出头良机落到了张商英头上，他早年的老朋友蔡京得到宋徽宗的赏识当上了尚书左丞，蔡京新进之际急需帮手，遂召张商英入朝拜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崇宁元年（1102）七月，蔡京升任右相，其拜相制书恰好由张商英起草。张商英使尽平生才学，对蔡京极尽褒美之能事。蔡京大喜，八月就把张商英提拔为尚书右丞。

不过，张商英一生所结交的、真正能称得上是朋友的，大概只有章惇一人。这不仅因为章惇曾经多次荐拔过张商英，所以张商英对他怀有感激知遇之情；也不仅仅因为他们两人都好夸夸其谈能侃善辩，有共同的兴趣癖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两人都是自命耿直的在本质上近似的同一类人。尽管他们都曾经耍过一些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阴谋诡计，但这与其狂放恣肆的性格并不矛盾。章惇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委屈自己的事，没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总是想到哪儿做到哪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不管这些事情本身是对是错，只要他主观上认为该做该说，他就义无反顾。张商英在内心里，也是一直把当一个宁折不弯的硬汉子作为做人原则的。如果他是一个善于草随风倒的滑头，在元祐初年政治形势已经明朗的情况下，就不会再傻乎乎地大唱什么三年不改于父道了。虽然他后来又硬着头皮说过一些拍马屁的话，但在他看来这仿佛一个终生规矩老实的人偶而鬼迷心窍当了一回小偷一样，简直比自己掘了祖坟还要奇耻大辱。他一想起此事就恨不得自己猛抽嘴巴。正是基于这种心理，他才对元祐大臣恨得那样狠，骂得那样凶。苏轼对张商英评价得对，他就是一头不服调教、不畏虎狼的牛犊。早年面对比自己官大许多的章惇他都毫不畏惧，敢争敢辩，等到他在耿直敢言方面混出了一定的知名度，就更发誓决不肯再媚时阿世了。

所以，张商英和蔡京这对老朋友在都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利害冲突的时候，还能够称兄道弟，友好相处。等到一同升为宰执大臣、并肩干政之时，他们本质上的差异也就必然地会引起政治上的决裂。

刚当上尚书右丞不久，张商英就因为政事议论不合经常与蔡京争吵。接着，他对蔡京的为人也越来越有所认识，最后发展到公开上书骂蔡京是：“身为相国，志在逢君”，说蔡京挖空心思讨好宋徽宗，是不折不扣的佞臣。蔡京大怒，指使御史中丞石豫、殿中侍御史朱谔、余深等人揪住张商英的《嘉禾篇》，又翻出他任开封府推官时，代本府所写的《祭司马光文》，大张挞伐，说他是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崇宁二年（1103）八月，张商英任执政大臣仅满一年之际，被贬知亳州。不久，蔡京又把他打入了“元祐党籍”，削夺一切官职。张商英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个声讨元祐当权派的急先锋转眼间竟然稀里糊涂变成了他的敌人的同党。

崇宁五年（1106）二月，蔡京罢相，张商英才被解除“元祐党籍”，起知鄂州。但没过一年，大观元年（1107）正月，蔡京复相，张商英又倒了霉，封了个提举嵩山崇福宫的闲差被安置到归州加以管制。直到大观三年（1109）蔡京再次被罢，张商英终于算是熬出了头，起用为知杭州。到此为止，张商英已经在仕途上经历了七起七落。

张商英到汴京当面向宋徽宗拜谢，并不失时机地剖白自己的政治意向，奏曰：“神宗修明法度，务以除大害、兴大利，如今果真能够一一奉行这些法度，天下大治就会指日可待！”

本来，蔡京也是高举继承新法的旗号当上宰相的。但几年下来，他大肆排斥异己，培植私党，在朝野上下激起了公愤，御史石公弼、毛注、太学生陈朝老等连篇累牍对蔡京痛加弹劾。而张商英公开与蔡京为敌，长期受蔡京压制，此时在人们眼中反而成了贤者的代表。宋徽宗迫于形势，觉着有必要换匹新马，做出一个与民更始的新气象，缓和各方面的矛盾，张商英遂成了他合适的人选。于是，张商英当即被改任资政殿学士、中太一宫使留在朝廷。大观四年（1110）二月升为中书侍郎。六月乙亥，拜为右仆射（右宰相）。

这时，中原地区已经经受将近一年的旱灾，被视为灾星的彗星也高高地横于中天。说来也巧，在张商英拜相的当天晚上，彗星就消失了。第二天，张商英首次到政事堂上班，竟然又奇迹般地下起了大雨。宋徽宗龙颜大悦，亲笔用他那特有的瘦金体书写了“商霖”两个大字赐给张商英。朝野臣民更是被这个好兆头所感动，把张商英当成了救民水火的及时雨，纷纷以为靠着他就可以拨乱反正实现了大治了。宗子博士唐庚写了一首《内前行》诗，描述了人们此时的心情：

内前车马拨不开，文德殿下宣麻回。

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台。

旄头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秃帚。

明日化为甘雨来，官家唤作调元手。

周公礼乐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恶。

向时两翁当国年，民间斗米三四钱。

张商英也果然不负众望，首先宣布：“蔡京虽然名曰继承新法，实际上是借新法挟制皇上，禁锢士大夫，以行其私罢了，搞的完全是假新法，现在是还新法本来面目的时候了！”于是张商英大革蔡京所行弊事，废除搜括民财的当十大钱以稳定货币，罢除漕运直达京师之法恢复转搬仓制度，实行钞法以方便商业流通，蠲免苛敛以宽省民力。对于宋徽宗的宫廷生活，他甚至也一反蔡京鼓倡奢靡的做法，力劝宋徽宗戒华侈、节费用，停止土木营建，限制宫廷开支。弄得宋徽宗也惧他三分。当时宫中正在兴建一座升平楼，宋徽宗怕被张商英看见后又来严辞力争，居然暗中告诫主持工程的官吏每逢张商英来到，都必须赶快让工匠躲藏起来，等张商英过去后再出来接着干。对一班佞幸之臣，张商英就更不客气了。宋徽宗的宠臣大宦官杨戬想当节度使，宋徽宗本想答应，张商英说：“按祖宗之法，内侍的官爵没有超过团练使的。倘若对国家有特殊勋劳应该升迁，可以另设昭宣使、宣政使之类的职务以示优渥，从未听说过有封节度使的。”这些话说得有理有据，宋徽宗也不好硬封。

张商英的上述动作，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更加称誉他是忠直之臣。但是，宋朝的国家机器到宋徽宗时已经腐朽透顶了，张商英的所作所为，充其量不过是对这辆破车的小修小补罢了，即使这样，张商英仍然遭到了一大批贪官污吏佞幸之徒的忌恨。昏聩的宋徽宗越来越觉得张商英碍手碍脚，左相何执中、知枢密院事郑居中等官僚更是一天到晚忙着搜罗张商英的短处，而张商英自身存在的毛病也的确不少，恰恰被他们抓住成了借题发挥的好材料。

就行政能力而言，张商英可以说是志大而才疏。他的抱负很大，不少想法确也颇能切中时弊，但他又好夸夸其谈，每逢要做一件事，总爱先在大庭广众之中吹嘘一通宏伟构想，从大旨到细节，无不和盘托出。这一来可就方便了他的那些政敌们，这伙人从从容容预设对策，还没等张商英奏报施行，其计划已经流产了。

张商英除了爱表现他的演讲才能之外，还有两大癖好，一是草书，二是谈禅。

所谓字如其人。张商英为人狂放恣肆，写起字来也从不一板一眼，所以他特别喜欢怀素的狂草。但如果我们以为张商英会循规蹈距地照草书特有的笔法去写，那又绝对不符合他的风格了。下面就是张商英写字的故事。

有一天，张商英休闲在家，忽然间诗兴大发，跳到桌边就奋笔疾书，满纸龙蛇飞动，写罢，把笔一摔，喊过侄子替他誊抄一遍。侄子经常替他抄稿的，多数字倒还能够猜对，但这次波折险陂处太多了，侄子面对黑乎乎一片墨迹，猜了半晌仍茫然不知所云，只得拿来问：“此何字？”张商英反过来倒过去仔细研究了许久，竟然自己也分辨不清了，勃然怒道：“何不早问？致我忘之？！”这则故事在士大夫中传为著名的笑料。

仅仅在写诗时龙飞凤舞倒还不打紧，要命的是张商英在批示文案时也常常不自觉地大展狂草，这自然又成了政敌们故意发难的绝佳把柄。

张商英研究佛学，大概从年轻时就开始了，不过那时他是一个无佛论者。他结婚不久，曾想著一部《无佛论》，夫人向氏说：“既然无佛，何论之有？”后来张商英从别处见到了一部《维摩经》，很感兴趣，借回家埋头攻读。向氏又调笑说：“熟读此经，然后大概就可以写无佛论了吧？”她没有想到，张商英读罢此书，不仅彻底改变了他无佛的观点，反而深深迷上了禅学，并自取别号叫“无尽居士”。人们常说谈禅论道，禅学本来就是与高谈阔论的机锋密切表里的。于是禅学便和张商英的雄辩天才有机结合，相得益彰，谈禅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元祐年间，张商英任江西路转运使，曾专程拜访杭州的著名禅师兜率从悦，研讨禅理。兜率从悦把自己的心得传给了他，从此张商英谈禅技巧大有长进，自称天下无敌。后来随着他的官位步步登高，一些佛门弟子居然也纷纷趋炎附势推他为宗师，在禅学界形成了一个颇有势力的门派，称作“相公禅”。

既然禅需要谈，自然少不了谈友。张商英最终垮台就是因为结交了不该结交的谈友，此人名叫郭天信。

郭天信本来只是一个隶属于太史局的方士，宋徽宗还是亲王时，郭天信曾神秘地向他保证：“王不久当有天下。”后来宋徽宗果真当了皇帝，遂把郭天信视为神明，不几年就提拔他当了枢密都承旨，后又拜定武军节度使。郭天信就是张商英谈禅的密友，由于郭天信可以经常出入宫廷，对宋徽宗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张商英更是倾心与他结纳。郭天信便隔三岔五地通过一个叫德洪的和尚向张商英通报宫中动静，这一来可就犯了封建皇帝的大忌！

于是，在御史中丞张克公的带领下，一场弹劾张商英的强大攻势迅速展开了。御史谏官们总共给张商英罗列了10项大罪，为首者就是勾结郭天信泄露宫禁机密。宋徽宗火冒三丈，立即在政和元年（1111）八月将张商英罢相，逮下开封府监狱，严加刑讯。结案，张商英被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职出知河南府，很快又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流放衡州编管。

张商英当宰相虽然只有一年零二个月，但毕竟做过几件顺应民心的事，所以他被流放之后，一些太学士联名上书替他鸣冤，宋徽宗被迫于政和二年四月取消对他的流放，并恢复其观文殿学士之职。

宣和三年（1121）十一月二十一日，张商英死，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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