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

郑孝胥（1860年5月2日—1938年3月28日），字苏戡，号太夷，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生于1860年5月2日(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二日)。他的先世原籍福清县，父亲郑仲濂，咸丰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营缮司、吏部稽勋司主事。郑孝胥早年由叔祖郑虞臣教读经史。二十岁，补博士弟子员。

1882年，郑孝胥中福建省正科乡试解元。1885年，赴天津入李鸿章幕。1889年，考取内阁中书，同年秋，改官江苏试用同知。第二年任镶红旗官学堂教习。1891年，郑东渡日本，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次年，升驻日领事，不久升神户、大阪总领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郑回国居南京教敷营，后为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练自强军，擢升至监司。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帝下诏广求人才，郑孝胥在乾清宫独奏练兵之策，光绪帝遂派他以道员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变法失败后，郑至武昌。次年，张之洞奏办京汉铁路南段，命郑孝胥为主办京汉路南段总办，兼办汉口铁路学堂。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郑孝胥佐张之洞筹划所谓保全东南半壁之策，由张之洞授权盛宣怀和江海关道余联沅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正式会商，订立了所谓《东南互保章程》。

1903年，郑孝胥辞铁路事，旋赴上海任江南制造局总办。此时，广西西部和西南部十余州县农民因不堪苛捐重税的负担，发动起义，部分清军也哗变，在桂越边境行动。清政府惊恐不安，朝议整饬边防应以精军驻防。两广总督岑春煊以郑孝胥善知兵，又好用奇计，遂奏请以道员四品京堂候补督办广西边防事务，专折奏事。郑孝胥乃率湖北武建军左右旗八营共二千余人到龙州，剿抚兼施，把抗捐抗税的农民镇压下去。郑孝胥在龙州三年，练民团，创设学社，开办学堂，并选社中俊秀出洋留学。1904年，郑孝胥奏撤边防督办，1905年告病回籍，至上海，筑“海藏楼”，与海内人士诗文往还，并集股创设日晖织呢厂。

1906年9月，清廷为抵制革命，下诏预备立宪。12月，郑孝胥与朱福诜、张謇、雷奋等苏、浙、闽三省名士及实业界二百多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声言以“奉戴上谕立宪之旨趣，开发地方绅民之政治知识为目的”。但清廷空言立宪，缺乏诚意，加之革命浪潮蓬勃发展，于是立宪派开始把活动重心由开通绅民知识宣传转向为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1908年7月，郑孝胥等为了“劝告”和“要求”清政府加快立宪的步伐，联名向清廷请愿要求召开国会;又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发函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以及豫、皖、直、鲁、川、黔等省立宪党人，相约于是年8月各派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递呈请愿速开国会书。清廷乃发布以九年为预备期限颁布宪法召集议会之诏。

1909年，郑孝胥由岑春煊推荐于东三省总督锡良，任锦瑷铁路督办兼葫芦岛开埠事宜，居天津颜氏园，往来于京、津、奉天之间。次年，随锡良入京。不久锡良去职，郑孝胥遂赴沪。1911年夏，郑孝胥至长沙任湖南布政使甫十日，湖广总督瑞澂因厘定颁行外省官制派郑孝胥赴京陈述，郑遂于9月入京，居舍饭寺，等待召见。10月，武昌起义，郑急驰回任，途次上海，长沙已为革命军光复，道阻不行。不久，中华民国成立，郑孝胥遂韬晦上海。

郑孝胥自认是对清王朝忠心不贰，以不做民国官、不拿民国钱的遗老自居，隐居“海藏楼”，以诗酒自娱。他嫉恶共和，闭门不与世事。室中花瓶犹插清朝黄色小龙旗，凡诗文简札题字，均用宣统甲子，未尝书民国年号，以示对清室的忠心。

郑孝胥工诗善书法，1913年在上海组织“读经会”，1917年在唐元素所创的“丽泽文社”讲学(1920年该社改名“晦鸣文社”)，并创立“恒心字社”。郑孝胥诗主崇孟郊，著有《海藏楼诗集》十三卷。他的书法，出入汉隶北碑间，中年以后，自谓去肉存骨，变为瘦削，尝鬻字自给，岁入数千元。

1923年夏，郑孝胥经陈宝琛引荐入故宫，甚得溥仪器重。他为清室复辟出谋献策，曾几次向溥仪建议:“要成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次年2月被破格授为“总理内务府大臣”，掌管印钥。他的整顿计划是开源节流，为复辟取得财政上的保证。“开源”的办法，是把清宫《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出版，但遭到北洋政府当局的扣压。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回师北京，囚禁曹锟，迫使溥仪取消帝号，移出紫禁城，迁居什刹海醇王府。郑孝胥和陈宝琛、罗振玉等密谋逃脱之计，并由郑与日本兵营竹本多吉大佐商定，助溥仪潜离醇王府，先至德国医院，再入日本使馆“避难”。溥仪逃入日本使馆后，郑孝胥暂时南归上海。

1925年2月，溥仪由日本驻京使馆书记官池部保护，出走天津，居日租界“张园”(后移“静园”)。郑孝胥不久亦赴津。在天津期间，郑孝胥认为要复辟成功，惟有“列强”帮助“共管中国”。他对溥仪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按指北伐战争)，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因此，郑孝胥主张“用客卿”、“门户开放”，同任何愿意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他认为:“对外国人只要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外国人绝无不来之理。”当罗振玉劝溥仪出洋到日本去联日复辟时，郑孝胥则力劝“留津不动，静候共管”。

1926年5月，郑孝胥经罗振玉介绍，和在中国满蒙边境一带活动的白俄股匪谢米诺夫勾结，结成盟兄弟。他又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白俄党羽多布端(汉名包文渊)到蒙古举兵起事，企图袭取满蒙地区，建立“反赤复国”根据地。郑孝胥还给溥仪推荐一个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第男爵回欧洲展开活动，以取得复辟的声援。他又为溥仪推荐一个叫罗斯的英国人，为复辟专办《诚报》。后来，他通过罗振玉的介绍，认识到“黑龙会”和日本军部系统的力量相当强大，决定暂时放下追求各国共管的计划，转而期望日本军国主义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1928年9月22日，经溥仪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的同意，郑孝胥和他的长子郑垂、日本浪人太田外世雄东渡日本，向日本军部及“黑龙会”活动，图谋复辟，受到各种热心于复辟的日本朝野要人的接待。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总长铃木贯太郎、次长南次郎等劝他“取奉天为恢复之基”。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认为复辟时机已到，用溥仪名义派人到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活动。他代溥仪起草了一封给南次郎的信，谓:“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三星期后，日本关东军派军部参谋土肥原至津引诱，郑孝胥则从中协助，竭力唆使溥仪赴东北复辟。11月10日，郑孝胥父子陪同溥仪乘日军司令部运输部“比治山丸”轮船偷渡白河，后转乘“淡路丸”渡海至营口，旋入旅顺。

1932年2月，郑孝胥两次赴奉天，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一伙，密商建立伪满洲国。3月8日，在日本关东军导演下，溥仪粉墨登场为伪满洲国“执政”。次日，郑孝胥出任伪国务总理，5月兼任伪军政部总长，未几卸军政部总长职，8月兼任伪文教部总长。9月15日，郑孝胥与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大将正式签订了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日满议定书》，确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借口下，确认了关东军对“满洲”的实际统治。次年3月，又签订《委任经营合同》，规定将东北所有铁路及铁路所属财产，全部交给“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此外，他还帮助日本军国主义大力推行奴化教育，灌输“顺天安民”、“亲仁善邻”、“王道政治”等反动谬论，并亲自兼任伪满日文化协会会长。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执政”为帝制，溥仪正式“登基”，郑孝胥改任伪国务总理大臣。21日，郑被派赴日本进行所谓“修聘”，“朝觐天皇”以答谢所谓“友邦援助之盛意”。回来后，被叙勋一位，并赐伪景云章。

郑孝胥虽是伪满国务院的总理大臣，却要事事听命于其部下日本人的总务厅长，郑曾因发牢骚惹恼了日本主子。1935年5月2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以郑孝胥“倦勤思退”需要养老为名，另换了一个对主子更为忠顺的张景惠接替了他。但为了掩盖矛盾，郑孝胥下台后，仍被赐给“前官礼遇”。1936年1月，郑移居长春柳条路自筑的新宅，创办“王道书院”。同年底，日本帝国还赠他“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1938年3月6日，郑孝胥在“王道书院”公开演讲后，突患肠疾，于3月28日死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