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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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尧（1863年9月7日-1955年3月17日），字宠德，号开甲，天主教徒，教名“尼各老”(Nicolas)。1863年9月7日(清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生于上海南市董家渡。朱氏祖居江苏青浦潭西丝网埭，捕鱼为业，康熙末年始信奉天主教。后移居金家庄，再迁诸巷，渐由渔而商，自湖而海，贸迁有无，获利甚丰，家业日盛。到1850年时，朱家自有四桅大沙船，经营贩运;到朱志尧父亲的年代，拥有沙船七艘、钱庄三所和一大批房地产。1860年迁居上海南市董家渡。

朱志尧幼时，经常到造船场去观看工厂造船，对铁工活极感兴趣，曾闻其父说“木匠一工，不如铁工一烘”。稍长，从二舅父马相伯读于徐汇公学，又学习八股，先后应试八次皆未中。1882年，朱家沙船在山东洋面两次遇到台风，“沙钓覆没，庄资破产”，遂家道中落。1887年，他的三舅父马眉叔主持招商局局务，盛宣怀为督办，朱志尧经马相伯介绍任招商局“江天轮”买办，往来上海、宁波间。几年后，调任“江裕轮”买办，行驶上海、汉口线。1893年，朱趁休假时机第九次应试，中青浦县附生。

朱志尧做了十年轮船买办，积累起一些经验，想自己办点事业。他认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经商之道”。他看到当时盛宣怀所办织布局，积压大量棉籽，苦无出路，便在工余参考外国资料，做轧棉籽油计划，画成轧机图样一式，建议盛宣怀办棉籽油厂，盛大为赞赏。时洋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在旁，说机器可向美国购来。数月后，机器运到试用，不料故障迭起，洋工程师亦束手无策，盛大为懊丧，迁咎朱志尧，朱乃乘机自荐。原来此种进口机器只适用于洋种棉籽，不适用粒小而坚硬的中国棉籽，朱志尧请来铁匠共同研究，自造轧机一台，半月即成，效用颇佳。因再添备零件，将洋机改装。1897年，盛宣怀开设大德油厂，委朱志尧为总办。从此，朱潜心西学，并助其弟朱云佐(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第一任买办)创《格致新报》，传播西洋科学知识;又办中西书室，经售法文书籍。1898年，《格致新报》停刊，并入《沪西汇报》。是年7月，朱云佐去世，朱志尧由马相伯介绍，马眉叔担保，继其弟任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买办。

《辛丑条约》之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民族资产阶级纷纷提出“振兴实业”、“挽回利权”。朱志尧认为“惟有机器，仍购自外洋，漏卮莫塞”，乃向舅父马相伯求教问计，决定创设机器制造厂，定名“求新”。1904年在南黄浦租地七十亩开办，规划建造。是年，大德油厂获利四万一千两，这极大地鼓舞了朱志尧，乃于1905年初另创同昌油厂，全套轧棉籽油机设备均为“求新”制造。“求新”制造业务发展很快，1905年至1911年七年中，产品不下百种，较著者计有大小轮船40艘，蒸汽引擎共5000匹马力，榨油机榨床200部，大小桥梁40座，以及自重六十六吨半的上海内地自来水厂抽水机等。在当时，许多产品都是先人一着的创举，在中国机器制造史上均属空前。

“求新”机器制造项目不断扩大，朱志尧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自1904年迄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发起创设、投资及支持了一批与“求新”制造修理有关的工矿企业。除了创设大德油厂(任总办)和同昌油厂(主要出资人)外，他还投资于新诚米厂、汇西布厂、“尼各老”砖厂，以及担任华商电气公司、内地自来水厂、申大面粉厂、中国图书公司、苏路公司等董事。对通州资生铁厂、常州厚生机器厂以及新祥机器厂、合兴机器厂、南洋机器厂等机器同业，也曾给予支持。

朱志尧身为买办，又是天主教徒，在经济上依赖洋人，但在机器制造上，却并不迷信洋人。他曾多方设法，将外国机器改进，使求新制造的机器更适合我国的需要。有些机器，“外国制造者不适用，求新制造者，试用颇著成效”。

1910年，朱志尧与马相伯同时就任江苏谘议局议员，在南京赁屋住了一个时期，常骑马到郊外马鞍山、采石矶等处游山探矿。1912年，朱志尧发起创立宝兴铁矿公司，资本一万两。朱投资两千两(至1919年资本达四十五万两，朱有股份九万七千五百两)，开采安徽当涂铁矿;并着手开办长兴煤矿，作为办炼钢厂的准备。

朱志尧独资经营的“求新”厂的资本，从1904年的四万八千两，到1906年增至十六万两，1910年又增加到三十余万两，发展很快。同时，朱志尧还投资于其他事业及房地产。据估计，朱志尧1910年时的资产总值约达八十万两。不过，他用于企业的资金，大都是以房地产及企业股份向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及教会抵押借贷而来，每年负担利息甚重。至1913年，朱志尧经手向东方汇理银行抵押借款共达一百七十二万两。这样巨额的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为了能延期偿还债务，朱志尧曾到北京与马相伯同谒袁世凯，请求维持。经袁同意，再通过亲戚沈志贤与审计院副院长徐恩元的关系，得到北洋政府财政部担保，朱志尧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的归还期延长四年。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求新”由于油料涨价等原因，遭到一连串的亏损，使朱志尧债台高筑，焦头烂额，走投无路。1917年，东方汇理银行到期逼债，北洋政府财政部拒绝继续担保。至此，朱志尧告贷无门，束手无策，于1918年4月2日，签订将“求新”厂售与法国邮船公司及歇乃达钢厂的草合同，估值为五十一万二千两，订明四个月履行合同。地方绅董、商会闻讯，反对将“求新”厂售与洋商，要求北京政府收为官办，但政府答称款巨难筹，要上海总商会维持，相互推诿。8月法商通知朱志尧履行合约。次年3月1日，法商向北京法国公使馆控告。几经交涉，北京政府外交部核准中法合办，6月1日接管“求新”厂，核定资本为一百二十万两，中法各半。中国资本中，保留朱志尧股份十万两及董事职位。同时将同昌油厂抵押给上海24家银行、钱庄，借款三十一万两，了结东方汇理银行的债务。

“求新”厂的出售，对朱志尧是个重大打击，十五年苦心经营付之东流，但他还任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在中法“求新”厂及其他企业中仍是董事，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地位。因此，他力图东山再起。朱出身航业世家，主张自辟航线，经营航运。1924年6月，江苏巨商杨在田邀他合办大通仁记航业公司，专驶沪扬线。朱为大通公司设计符合航线要求的船只，向中法求新厂定造千吨级“隆大”轮一艘，后抵押借款再造“鸿大”轮，一年之中成船二艘，价值四十余万元。几年间，发展迅速，又再添轮二艘。朱志尧深知长江各主要口岸，都被怡和、太古、招商局三大公司霸占，是无力与之竞争的;只有大公司不走的较小码头，尚有回旋余地。1928年春，再集资20万元，创设合众航业公司，朱投资2万元。是年秋，先购船两艘，行驶上海—海州、连接陇海铁路客货运输业务。未及一年，营业日上，又添购一轮，自辟进射洋河直通苏北阜宁航线。

“大通”成立以后，与大达公司有过激烈竞争，经朱志尧设法改进轮机，提高航速，取得优势地位，迫使“大达”与“大通”联营，竞争始告结束。

1915年，朱志尧与虞洽卿、陆伯鸿曾合组大通地产公司，各出资一万两，向上海巡捕局订立合同，租得南市新马路以外沿浦滩地及岸线等地，30年为期。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将该地没收，后经虞洽卿向蒋介石交涉，收回租赁权15年，重新订约付租，得到赔偿损失费15万元，朱、虞、陆各得5万元，并各得租地1/3。虞洽卿设立的三北公司，朱志尧设立的大通公司，分别在此建立码头，1930年朱志尧在租地上集资建造合众仓库公司。

1926年，朱参加美国费城“赛会”，同时参加在美举行的天主教“万国圣体大会”。他企图通过美国天主教上层分子，为冶铁炼钢事业找到大笔借款的机会，未能成功。从美国回来，朱志尧拟以己子继代买办职位，未获洋人同意。1927年2月买办合约终止，朱退出东方汇理银行。朱志尧在中法求新厂保留的十万两股份的股金，是向东方汇理银行抵借的，曾还过两万两，1930年11月由巴和律师出面，将股份作价了结。至此，做了三十年买办的朱志尧，从法国资本中完全退了出来。在此期间，朱曾任上海机器公会名誉会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沪战起，南市首当其冲，朱志尧在经营求新大败以后，创立的三个航业、仓库公司，都遭到严重损失;所有八艘航轮，除一艘逃往重庆外，其余全部被征用，沉没于马当及连云港。朱志尧对此一筹莫展，遂将活动转向教会方面。

朱志尧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与天主教的密切关系，不但表现在信仰、思想及教会会务活动方面，而且深入到他的有关事业方面。在经营“求新”时期，经常向教会若毖堂、三德堂、普爱堂、首善堂等处大量借款，为教会买过大量土地，曾任上海公教进行会副会长，罗马教皇曾“钦赐”给他“圣西尔物斯德赉骑尉勋位”。抗战前几年，朱志尧每逢礼拜日(即星期日)，常到无锡看守所监狱讲道布经。抗战期间，转到上海马思南路看守所及难民所讲道。1942年，他将东沟地产200亩出售，得伪中储券300万元，其中170万元全部捐输各地教会及天主教举办的慈善事业。

抗战胜利后，朱志尧曾产生过一些幻想，一方面向国民政府交涉收回大通、合众等公司产业;另一方面，通过主教于斌向国民政府要求赔偿战时损失、贷给巨款及由政府担保向加拿大借款购船，结果都未成功。解放前夕，大通公司仅存的“隆大”轮，又被当局征用沉没在上海江海关码头。至此，朱志尧的事业几乎完全破产。

1955年3月17日朱志尧在上海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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