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代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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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代藩（1861年9月27日～1922年），字价人，1861年9月27日出生，隆回县罗洪乡人，辛亥革命功臣。

笃学才高　赋诗刺曹

邹代藩刚离襁褓，即由父母授以启蒙之学。6岁时，父亲邹世咸令他背诵60花甲，他未能背完。其父大怒，一把将他提起，从横楼上撂到池塘中（当即被人救起）。此后，邹代藩发奋攻书，颖异初露，尝到甜头后学力日增，渐至过目成诵。9岁学诗，他的同窗为之倾倒。后来读史研经攻汉学，多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孔子之学是“大同之学”，郑玄之学为“小康之学”，朱熹之学是“亡国之学”。成年时“内行肫笃，豪迈不羁”。20岁起习作古文，他“更露头角”。

1885年秋，邹代藩赴县城考试，被录取为县学附生，后又补为廪膳生。通过深造，邹代藩的写作水平与日俱升，受到老师器重。但他深受家教影响，只重视经世致用之学而厌恶科举，在老师的再三督促下，邹代藩才参加了1888年的宝庆府秋试。他看不惯主考曹学台高高在上的派头，便赋诗讽刺曹氏云：“可恨青龙偃月刀，华容道上不诛曹。奸臣幸运留奸种，科甲场中独占鳌。”曹学台见到这首诗后，气得暴跳如雷。后来官府派人追捕邹代藩，邹代藩把衣服脱光，与差役对骂。差役以为他发疯，便放他走了。

慧眼识珠　精心琢玉

1895年秋，邹代藩在谭人凤主讲的福田义学与谭相识。两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几句家常话之后，便转入谈世事，议时政。两人都对腐败无能、崇洋媚外、屈膝降帝的清朝王朝切齿痛恨。邹代藩新鲜有趣的时论、逻辑严密的推理、入木三分的剖析，令谭人凤钦佩不已。一谈及国学，邹代藩更能道前人所未道，那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见、深入浅出的解释分析、生动贴切的比喻论证、眉飞色舞的讲演风格，使谭人凤着魔入迷。谭对邹说：“我若能成武王大业，君即姜子牙矣。”

谭认为邹虽比自己小一岁，但学问却比自己高深得多。于是谭诚恳地向邹表露了自己的仰慕之情，虚心地拜邹为师，延请邹为自己和学生谈经传道授业。通过深入了解，邹也看出谭非等闲之辈，对谭的宏伟抱负、超人胆识和干练作风十分赏识，寄予他挽国家于危亡边缘、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厚望。

邹代藩欣然接受谭的邀请，为之执鞭授业，引导谭研经究史，并联系古今事实加深理解。谭谨遵师训，主动求知，既重理论修养，更重实践验证，力求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弄懂弄通。故两年未到，效果惊人。对邹给的《时务报》和《清议报》等进步刊物，谭如饥似渴地阅读，读后视野开阔，豪情剧增，师生对革命道路的探索也步步深入。后来，邹在为谭编著的《石叟牌词》所作的序言中，记下了当时两人抵足而眠、热烈探讨的盛况：“丙申（1896）遂与同居，纵言改革，如长江大河，真源于昆仑之墟。一导其源流，则万里屈注，不于海不止。”

大兴学校　广植栋梁

通过对谭人凤的成功培养，邹代藩更坚定了教育救国的信心。1897年，各省维新派以长沙时务学堂为样板，掀起了兴学高潮，但县、乡尚无办学先例。邹代藩想在新化和罗洪率先办学，便把主张以县、乡、村为办学战略重点的维新名士——堂兄邹代钧请回家乡，因为邹代钧已有创办中国舆地学会、联办南学会和时务学堂的经验。于是两人联手，带领邹代立、邹代过赴新化县城宣传维新思想，筹办新式学堂。为了筹集办学资金，邹代藩到处游说，广泛发动，遍求捐助。经与晏谷如、艾章甫、彭臧仲、刘德宜、任炳荣、曾庆湘、邹代立、邹代过、王哲夫、肖湘桂等人协商，将长平仓公谷千石拨作办学堂金，呈请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湖广总督、中央学部筹备者张之洞批准立案，并托邹代钧商请湖南提学使江标于科试之后，招本县优秀学子，名额按16团分配，每团正取3名，备取2名，定名为新化实学堂。

1898年春，新化籍学生陈天华、杨源浚、曾鲲化、苏鹏、高兆奎、罗元鲲等50余人通过考试，被录取为新化实学堂第一批学生。学堂租借城南曾氏祠堂为校舍，推晏孝仁、彭延炽为管堂，于当年4月10日开学，授经、史、地、算等课程。该校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同年创建，与长沙时务学堂作桴鼓之应，不仅成为湖南72州县创办中学的领头羊，而且开全国县办中学之先河。这所学堂从创办之日起，就坚持传播民主思想，讲授科学知识。启智诲愚，培育英才，使不少学生成为第一批同盟会骨干，该校则成了民主革命的摇篮。

有了创办学堂的成功经验后，邹代藩同邹代钧回到罗洪，办起了罗洪三村公校。该校是近代中国乡村第一所新式小学。

投身革命　击水中流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伙同荣禄等人发动政变，清王朝的统治进入了最腐败、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邹代藩认为，清廷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修修补补全然无济于事，逆来顺受只能束手就擒。欲救亡图存，非奋然革命不可”！

1903年冬，邹代藩与周震麟编撰《血泪书》宣传革命思想，抨击清廷懦弱无能、屈膝媚外、卖国求安，指出中华民族已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号召民众起来革命。

1904年5月，邹代潘向湖南巡抚杨文鼎写信，愤怒地斥责权奸误国和清廷出卖铁路权的罪行，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阴谋，要求杨文鼎启奏清廷，收回路权。邹代藩与湘鄂粤三省人民并肩战斗，终于迫使清廷废除卖路合同，收回了成命。

1904年冬，黄兴欲乘黄忠浩带兵赴桂“征剿”陆亚发起义军而湘省兵力空虚之机，再次组织湖南起义。邹代藩、蔡锷等从江西赶回宝庆，在河街岭秘密集会。根据会议决定，邹代藩与曾广斌、石成功在宝庆、新化一带发动民众。后因条件未成熟，起义计划归于流产。此时谭人凤却打算联络南方各省会党起事，并请邹代藩出山为他策划大计。邹代藩二话没说，欣然应允。从此邹、谭关系更加密切，无论运筹帷幄，还是奔波千里，大都同行同止。邹代藩协助谭人凤立会章、发党证、颁讲义、定编制，风雨兼程，任劳任怨。

1905年起，邹代藩、谭人凤继续联手，战斗在湘、赣、鄂、宁、沪和日本等地，为倒清革命奔走呼号。清廷悬赏50万元索取邹代藩头颅，邹摸着后脑笑道：“吾之头岂仅五十万元耶？如赏一百万，吾或许可将头赠予人领赏。”1905年12月，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发《取缔留学生规则》，唤醒国人救亡图存，写下绝命书，蹈海自杀，归葬岳麓山。邹代藩十分悲愤，挥笔撰挽联云：

“东海泰山同失色；岳云湘水永含哀。”此后，每当革命遇到艰险时，邹代藩总是用陈天华精神激励自己，勇往直前。

1906年冬，谭人凤流亡日本，以后又转战越南、香港、广州等地。就在谭人凤参与筹划南方起义而屡试屡败的岁月里，邹代藩仍在吴楚间奔波不息。“洞庭霜重沐寒风，流火星星耀眼红。我自湖南向湖北，卧行千里月明中。”这首七绝，就是邹代藩1907年深秋冒着风刀霜剑，夜以继日闹革命的真实写照。

邹代藩投身革命后，淡泊名利，事无大小，只要有利于革命，他就乐此不疲。谭人凤流亡海外，转战南方，导致邹、谭一度失去联系。1910年夏，邹代藩东渡日本时竟还没有正式加入同盟会，但他为同盟会做的好事却众所周知，而且多得数不清。因此，邹代藩一到东京就受到同盟会员们的热烈欢迎。不久，邹永成因率人痛打公开鼓吹君主立宪的白坚而被关押。获释后，蜀、闽、湘、皖等省会员齐集邹永成寓所开会，并一致邀请邹代藩与会议事。会议做出筹建中部同盟会的决议后，又被革命经费问题困扰得无计可施。而邹代藩一献策，便找了一条向日本借款之路。这次会议，从领导机关的筹建、革命经费的筹措等方面入手，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同年冬，邹代藩应邀给留日学生作国学报告。他在报告中，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儒家学说的精髓，剖析了朱熹以“明德”，为“虚灵不昧”、以“九德”为“禅宗之语”是“无学”的表现，指出朱学是“奴隶学说”“亡国之学”，是我国封建后期国势衰微、蒙受外侮的“祸基”。他的报告划清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界线，彻底推翻了朱熹作为宋代儒学集大成者的“大师”地位。

武昌起义计划泄露后，湖北战友刘复基被杀害，邹代藩挥泪撰挽联：“世界大同，昌明公法推先觉；国民不幸，策进和平失总持。”起义期间，邹代藩与起义军风雨同舟，生死与共。1911年10月下旬，邹代藩参加了汉阳保卫战。他为谭人凤出谋划策，和谭一道买酒肉送往军营，慰劳已战半月而极其疲惫的将士们，并以激情的演说鼓舞大家的斗志。27日，汉阳失守，武昌告急，邹代藩仍为谭人凤积极运筹，四面演说，激励军民筑成血肉长城，使武昌稳定后才南下。

宝庆都督　湖湘代表

1911年10月底，邹代藩离鄂返湘，推动宝庆起义。宝庆一光复，邹代藩即受起义军公推，着手组建宝庆军政分府，被选为都督。于是邹代藩一面贴出安民告示，宣告脱离清廷统治，颁布暂行规章，宣传民主政治；一面分兵攻取新化，令副都督邹永成带兵前往。考虑到枪支弹药严重不足，而清军最怕的就是炸弹，于是又给起义军配备了“开花炸弹”许多箱。新化守军头领闻炸弹而色变，急忙开城列队相迎。偌大一个新化县，就这样一枪未响光复了。其实，从宝庆运来的那些箱子中什么也没有。当守军头领明白自己是中了邹代藩、邹永成的“空箱计”时，上梅山已经成了起义军的铁打江山。不几天，宝庆所辖各县以至整个湖南中路的清朝衙门见大势已去，都先后主动归顺了起义军。

11月下旬，谭人凤代表湖北，邹代藩和宋教仁、廖铭缙、欧阳振声代表湖南，赴南京参加独立各省代表大会。在11月29日的选举会上，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正如邹代藩所料，各省新政权中混入了不少清朝旧官僚和顽固的立宪派，而劳苦功高的谭人凤却因投了黄兴一票，被排斥在革命政权之外。休会后，邹代藩忧心忡忡地离开南京。

针砭奸佞　恪守清廉

民国初，邹代藩被调离宝庆，出任湖南省湖田局局长。当时，湖南立宪派头子谭延闿不仅任湘省都督，还兼任同盟会湘支部长，又任共和党湖南分会代理会长。邹代藩厌恶谭的为人，对其行文不用呈文体例，而是采用局长向都督下令文的做法以讥之。

邹代藩在湖田局长任上坚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依法行政，吏治清明，博得同僚、下属和百姓好评。全局人员及州县部属，均以局长为楷模，奉公遵纪，恪守清廉。与以前魏、姚两局长任期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

1919年，姻亲谭人凤60初度。有人主张大排筵宴，收受礼金，庆祝一番，并着邹代藩写《寿启》。邹代藩道：“既为革命党，此风不可长。收礼金者，抽丰也，与旧官僚有何两样？”无论别人怎么说，也不管亲家怎样想，他始终坚持原则，拒写《寿启》。然而，邓南骧邀他修《宁冈县志》时，他却慨然应允，并把它修成了“书民举、固民国、匡民治”的新县志范本。

读书，任教，兴学，革命，修志，邹代藩忙碌一生。他虽不图名利，但对学问却情有独钟，著有《易通义》4卷、《孝经通义》2卷、《历史精义》4卷、《资州文存》3卷、《资州诗存》2卷、《资州日墨》1卷、《宁冈县志》1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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