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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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汉勋（1805～1854），字叔绩，号绩父，隆回县罗洪乡官树下村（清朝属新化县罗洪村）人。他是清代经学、史学、音韵学名家，更是声名远播的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与魏源、何绍基被并称为“湘中三杰”。他一生致力于做学问，著述甚丰。1853年4月为救胞弟，他带楚勇解南昌围，为江忠源所器重，保知县，留营参赞军务。12月8日，他随江入守庐州，升直隶州同知，仍留军营。1854年1月14日，太平军攻克庐州。次日，邹汉勋被杀，年仅48岁。

“记不清，问汉勋”

邹汉勋早在襁褓之时，就常在母亲哄他睡觉的《平仄格律歌》的哼哼声中酣然入梦。稍长，邹汉勋常聆听母亲口授《毛诗》和历代兴废得失；照母亲教的样子，用灰盘画《禹贡山川地形图》。闲暇时，兄弟几个也常聚灰绘《九州形势图》，做军事攻守游戏。四、五岁起，他便随父研经读史，像父亲一样摆弄着竹篾浑天仪学习天文；也常穿戴着母亲仿制的古代衣冠，坐着父亲仿造的古车，饰演古人的故事。因此，邹汉勋年未10岁便详知衣冠轮舆古制和九州形势。他既专攻，又博览，十三四岁便读完了家中藏书，只得向人借阅。为了及时还书，他苦苦探索巧记规律。凡属经典著作，他能日诵千言；凡属精彩篇章，他能过目不忘。高效阅读更使他乐读不疲了。

为了取长补短，邹汉勋与兄弟们互为师友，互相交流、切磋。《叔绩府中行述》中有这样的记载：晚上，弟兄们“常联床共被，论古今治乱得失，达旦不寐……”更多的情况是，其他兄弟争得难解难分时，常找邹汉勋评判。往往他一开口，论争便止，结论便出。外人来求教，邹汉勋常能引经据典，给人一个有根有据的正确答案。有一次，村上死了一位老人，有位远方亲戚前来吊孝。上祭时，读祭文的人碰到了一个生僻字，便问他。邹汉勋教以正确的读音，并引经据典地诠释了字义。上祭的人却说他讲错了。邹汉勋让人搬来《康熙字典》，令查某卷某页某行。一查，果不其然。事后有人以为此事偶然性很大，便反复多次求教于他，并当即查验，其结果都证明邹汉勋所述与书上相同。从此，知道他博学强记的人越来越多，前来求学质疑的人也越来越多。武昌书生方子白，十分仰慕邹汉勋的品学，把他视为偶像楷模，虚心学习他的治学态度、经验和方法，连他“安其敝冠垢服”的生活作风也“相仿效”（邹汉勋：《送方子白序》）。所有求教的人都怀疑而来，释疑而去，因而当时学界流传着“记不清，问汉勋；记不全，问魏源”的口碑。

究史上追千载　研经博览群书

邹汉勋的著书活动，始于15岁那年。他助长兄著成《春秋左氏地图说》，次年又助编《博物随抄》。17岁助二哥编著了《群经百物谱》《山经本草百物类谱》和《汉魏诗百物类谱》。18岁开始自己独立编著《六国春秋》。要把两千多年前诸侯称雄的那段历史，写成对古人、今人和后人负责的信史，需要细心考证、深入研究的东西太多。然而，邹汉勋仅用两年多时间，一部篇幅长达24卷的《六国春秋》和《新六国表》即宣告完成。当时，他才20岁。那年农历七月十一日，长兄邹汉纪死于乡试，他五内俱焚，绝食废寝好几天。他痛定思痛，认为科举摧残人才，还不如做点经世致用的学问。

从2l岁（1826）起，邹汉勋又开始着手编著经学鸿篇《读书偶识》，此书是不断积累读书心得的聚宝盆。书为解经而读，却不限于读经，书读得越多，心得就写得越多。“乡居苦书少，辄诣郡学借观”。于是，“手录口诵，于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之属，縻不研究”（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20多年后，该书脱稿，后来成了汉学家们为之倾倒的经学巨制。

从l6岁至33岁，是邹汉勋治学的黄金时代。这期间，邹汉勋之母吴瑚珊于1831年正月初三病故，其父于次年六月初二病故。除父母卧病时尽孝和去世后丁忧的时间外，其他时间全用于读书著书做学问。左宗棠在《邹叔子遗书序》中说，邹汉勋“居高平山中，穷年兀兀，静对一编，不与世俗接……心精一缕，独追古初”，这正是对邹汉勋在父母去世前后研经立说生涯的真实写照。

关于研究汉学，马少侨在《清代舆地学家邹汉勋》一文中介绍：邹汉勋主张“经论必宗汉人”，因为汉人“去古未远，多见古书、识古字、用古语”，他们的经注都有师承可以为据，故推阐汉学不遗余力。邹汉勋治学极严谨，他在《读书偶识·自叙》中说：“破前人之训故，必求唐前之训故方敢用；违笺传之事证，必求汉前之事证方敢从。”立论则“见必出诸己理，不阿于人。”例如：古经上“过九江”一说，古文家释为“九江在庐江浔阳县南，皆东合为大江”，而应劭《地理志注》却释为“江（长江）自浔阳分为九道”。邹汉勋认为分歧在于对古经中“过”字的理解上：古文家以“过”为“大水纳小水”，今文却以“过”为“径流分支派”，一语切中肯綮。他不像一般汉学家唯独推崇汉学，而是既推崇汉学，又不拘泥于汉学。邹汉勋治经而不自囿于经，主张博览群书，以诸子百家之言解经，精百艺以进于道。他每“读一书，辄置书盈案，资其左验，必旁通曲征，有得于心然后释”（《读书偶识·自叙》）。他在《读书偶识》中指出《舜典》《孟子》《山海经》《尚书大传》《益稷》中的“盩兜”“盩头”“盩朱”“丹朱”同属一义，属古字通用一例，就是以音韵学训经的典范。他博览群书、“旁通曲征”，涉及科学、艺术的诸多门类，把书房也命名为“学艺斋”。有人讽刺他：“子当明道，奚以艺自卑也？”他在《学艺斋记》中阐明了书、数、御、射、礼、乐六艺和道的关系，认为“匪道则艺无从而生，匪艺则道无从而著，艺故以辅道而非外于道”，用“艺即道”“艺精则道著”的观点有力地驳斥了讽刺者“道高艺卑”的谬论，表明了坚持学艺不动摇的决心。邹汉勋对科学和艺术如此重视，在家书中却把科举斥为“卑贱之业”。这正是他接受西学精华，藐视功名，以经世修身为目的的治学宗旨的具体表现。由于受时代的限制，他为了争取“入学”深造的机会，又不得不参加科考。然而每当应考时，他却把“八股文”的清规戒律抛到脑后，于是“不循绳尺，繁或千言，简不盈幅”，因此“久困童子试”（《国朝先正事略》）。

1837年农历七月，邹汉勋参加了宝庆府学秋试。蔡春帆学使以《九江考》《三江彭蠡东陵考》为题试经古，正合邹汉勋“经世致用”的宗旨。于是他如鱼得水，旁征博引，写出了洋洋数千言有论有据又富于创意的考场论文。论文对山川沿革考核精详，道前人之所未道，成为史地研究的重要资料。蔡学使阅卷后，拍案叫绝：“风檐之间，何征引渊博详核如此！”（《叔绩府君行述》）发榜后，邹汉勋被补为府学弟子员。不久，他又被长沙城南书院录取，师从贺熙龄、丁耿忠等名师，研究算学和历法。于是，他又有了《颛顼历考》等传世力作。

删繁就简研音韵　立异标新撰论文

邹汉勋不仅精通经史，也是中国近代承先启后的音韵学家。他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一是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科学地整理前人音韵学遗产；二是立异标新，构建自成体系的“五韵说”和“五均论”；三是开以方言证古韵之先河，促进了汉语音韵研究的近代化，为汉语音韵现代化架起了桥梁，铺平了道路。

邹汉勋研究晋代李登的音韵学说，不是以李登所采韵字为依据，而是亲手从《诗经》《易经》《楚辞》和汉赋中选取韵字，按读音归为“十五部，每三部为一类，以合李登之旨”。从而以古为鉴，确立了自己的“五韵说”。邹汉勋对《广韵》的研究，是先“综校诸韵，以反切下一字，定其界限”，这样，206韵之“等”全部“可知”。他在《广韵表序》中回顾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历程。他从李登的音韵学说谈起，上溯到汉章帝元和以后神珙守温的36母，再讲到邵长蘅的25母，直至清朝方以智、戴震的20母。邹汉勋选定《广韵》为主要研究对象，参照《唐韵》，删除了繁复的部类，合并了“同类项”，保留了不该删并的韵部，最终确定为“22母”。他认为有了这科学的部类归属，“韵之道于是乎备”。他列举了古韵、唐韵、广韵中名词术语的沿革，指出三者是一脉相承的，阐明了他以《广韵》为依据来研究古汉语音韵的理由。

邹汉勋在《五韵表》中，将13200响分别归入5个韵类。即把“支佳”“歌麻”“鱼模”3部归入“宫”类；把“耕清青”“阳唐庚”“东冬钟江”3部归入“商类”（“侵”以下各部则归为“东冬”部和“阳唐”部的“附声”）；把“谆文欣魂痕”“元寒桓删山仙”“真臻先”3部归入“角”类；把“蒸登”“脂微齐皆灰”“支佳”3部归入“徵”类；把“虞侯”“萧宵肴豪”“尤幽”3部归入“羽”类。这就是“五韵分类法”。各部细分则按“内外开合正隅洪细”分为“8等”，“等有22音，而出之以8体以应8音”。

关于古代汉字声调的归类，千百年来人们只知有“平上去入四声”。邹汉勋独具慧眼，以沈约《答陆厥书》中“宫商之声有五”一语为证，确立了自己的“五声说”。又从“沈约作四声，以宫商为平声”的简介中，发现了这个古“四声”实际上是“五声”。他指出“后人谓只四声，误矣”，因为这“平声”包含了“宫”和“商”这两种调值不同的“平声”。他在《五均论》中以唐人徐景安的“宫为上平（东均），商为下平（阳均），角为人（觉均），徵为上（止均），羽为去（遇均）”为据，确立了自己的“五均论”。方以智以“宫”为“空声”，以“商”为“堂声”。邹汉勋认为另立名目大可不必，“若欲从省，谓为‘阴、阳、上、去、入’可也”。他的主张，不仅纠正了音韵学上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错误，而且为肢解北方方言中没有、南方方言中才有的“入声”，把它分派到“阴阳上去四声”中去，把“古四声”改造成“新四声”，使两平三仄变成更加合理的两平两仄铺平了道路，为统一祖国语言的伟业奠定了基础。邹汉勋不愧为音韵学领域的改革勇士。

编校船山遗书　酌加述评按语

1839年，邹汉勋34岁。《左文襄公年谱》载：本年内，汉勋在碧湘宫认识了左宗棠，《邹叔子遗书序》中“更阑烛炮，雨声断续，举酒对谈”等语，就是对两人初会碧湘宫情景的描述。

同年，邹汉勋应同县前辈宁乡训导邓显鹤之邀，参与编校久埋民间的《船山遗书》。王船山，名夫之，字而农，湖南衡阳人，明亡后因抗清失败而隐居石船山。他对哲学、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均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史和文学，且成就卓越，著述多达“七八十种”（邹汉勋：《致湘皋先生书》）。邓显鹤在船山六世孙承俭家得36种，加上邹汉勋找到的《春秋世论》和《四书稗疏》，共38种。邓是这笔宝贵文化遗产的发现者，又是《遗书》主编，当然功不可没。但大量的整理、校对、编辑、评点、刊行工作的实施者却是邹汉勋。“板片大小长短、字体肥瘠宽扁、行数字数多寡”，概由邹汉勋制成清样，“交与刻工”。原书中评语、注释的删与留，其字体型号的大小、行数的多少，卷名的位置，作者、注者题签的格式，各书各册各卷扉页的题名和落款等一系列体例、款式问题，均先由邹汉勋提出合理的方案交邓审阅拍板后，再由邹汉勋逐书逐册逐卷一一落到实处。耗时费力最多的还是撰写按语。有些按语提纲挈领，总摄全书全册全卷，帮助读者了解全书全册全卷的概貌；有些按语则阐幽发微，评优诊疵，除瑕洁玉，以成全璧。有了这样的按语，文旨便更加突出，书意便更加洞明。只是遗书卷帙浩繁，须加按语之处很多，工作量十分繁重，但邹汉勋总是不畏艰辛，细审精编，严校详核，相机酌加按语以提示读者，历时二载，“次第刊成”。共51部300余卷，均录其序跋和注解，使得已经深埋了200多年，且行将湮没的文化遗产——船山学说又重见天日，遗泽人间。

精修方志　闻名遐迩

1840年秋，邹汉勋参与编修《新化县志》，主编《物产志》，著《南高平物产记》两卷。

1843年，邹汉勋以其独到精当的经解受知于张振之学使，被补为府学廪膳生员。

1845年，邹汉勋应邓显鹤之约，参与编纂《宝庆府志》，主编《沿革表》《户书》等7部分，还测绘了《宝庆疆里图》。他在《宝庆疆里图说》中，结合自己的测绘经验和研究成果，继承和发展了西晋裴秀以来不断改进的“制图六体”，概括为“舆地测绘四法”：一是明分率（比例）。他认为作图若无分率，就会近密远疏，致使近地虽狭却画得宽，远地虽宽却画得狭，山川之间无比例可言。二是分准望（方位）。他继承历代方隅之法，增疏减密，定为24方，使疏密适当。他着重指出：地图之制，必上北下南，前东后西；反之就会上南下北，隅正反歧，只有四向，无从位置。三是定中宫（坐标）。他指出：若不立中宫，便没有一个测绘基点，不能定东西南北。又山川方向必须实测，因而凡是山多的县，宜采用转测法，即以城下中心地点为基点来测可见之山，再以可见之山为基点以测远山，否则便不合方隅比例。采用转测法，就必须掌握转移中宫法，即以纸书24向，中宫聚于纸心，若想转移中宫，便用纸心摹套其处，方隅才不致错乱。四是测日星。这就是以测日影和按星座分野来定经纬的方法。绘一郡一县的小地图，可采用勾股重测法。要绘九州四海大地图，便必须以日星为准则来绘图。上述测绘方法，在今人看来自然有落后之嫌，但在没有飞机、卫星的19世纪，却是科学的测绘法。此外，邹汉勋还在借鉴传统的基础上，确定了绘制地图的各种图例，又用“五色区分法”来醒目。邹汉勋的“舆地测绘四法”“标志法”和“五色区分法”，发展了中国传统的舆地测绘法，加快了中国传统地学向近代地学的转变，在舆地测绘方面奠定了中国近代舆地学的基础。

1846年至1850年，邹汉勋应黔中大吏黄宅中之聘，前往贵州修地方志。到贵州后，郡守们都争相延请。他先后撰修了贵阳、大定、兴义、安顺四府志，共266卷。五年四志，成就辉煌。四志对四府所辖地区的山川形势、建制沿革、农田水利、灾异情形、民情风俗、军备疆域、城镇乡村、名人轶事、名胜古迹均记载详明；对古今典章制度的变革，官吏称谓的更替，民族的变迁，郡县地名的沿革都精考细稽；前人忽略了的荒凉边远地区，也通过实地细察精测，探讨周详，记载明确。在“补史之缺、修史之略、续史之无”等方面，为省志国史的编纂，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其中《形势说》《循吏传》皆洞中日后情事”（《国朝方正事略》），成为一笔受到学界、军界、政界广泛推崇的文化遗产。他的地学理论更是划时代的里程碑。

邹汉勋认定地体（地球）是圆的（见《读书偶识·附》），地圆学说就是他用来指导舆地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极高偏度说》中，他阐明了“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的理论，提出了以日影定经纬度的主张。他认为：“善言地者必合于天，地之合于天者，惟北极高度、东西偏度为最著。”他说：“海内之地当北极之南，赤道之北，故近日而南者影短而多暑，远日而北者影长而多寒。”这是以中国为例，既阐明了测日影以定经纬度的基本原理，又阐明了纬度和气候的关系。

邹汉勋认为，知古期以用于今，知今期以稽于古；要通古达今，还须实地调查测绘。编写贵州四志时，他常跋山涉水，走村串寨，深入前人忽略区，调查边远荒凉地。州郡变迁，地名沿革，考核周详；村镇山川，名胜古迹，了如指掌。这就证明他那“实地测绘，以今补古，追根溯源，以古证今，通古达今，古为今用”的史地治学方针落到了实处。他在《红崖碑释文》中提出“今青海藏地喀木及滇蜀西微，皆商之鬼方”的论点，以及殷伐鬼方，自荆楚深入黔滇的推论，都受到今人重视。他的《三江彭蠡东陵考》《汉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地考》《昆明考》等，均发前人之所未发，见解独到，成为史地研究极其重要的资料。邹汉勋严谨治学，即使碰到字面相同的地名，他从不妄加推断、以今代古、盲目挂钩，而是深入调查，穷根究底，认真考证。他既不是知古不知今的“拘儒”，也不是知今不知古的“俗士”，而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通古达今的史地名家。

邹汉勋五年四志的辉煌成就，赢得了西南史地学界的普遍赞誉。贵州普定少女吴氏，年方二八，也通文墨，德才俱佳，因仰慕邹汉勋的人品才华，竟嫁给了这位比她大30岁的湖南才子为妾。邹汉勋死时，她年仅20，为忠于爱情，寡居60多年，直至逝世。

狱中“囚犯”　首席嘉宾

1851年，邹汉勋曾一度含冤被捕，蹲过邵阳监狱。起初，有个被拘禁的人枉死在狱中，邵阳县令却不予审理。一位不平者据理力争于县庭之上，邹汉勋随众前往县衙旁听辩论，观看庭争。尽管旁听的人并无任何越轨行为，县令还是不容分说地将邹汉勋等旁听者和庭诉人一并拿下，宣称要统统“中之以法”，全部囚禁起来。众人鸣冤叫屈，县令却高高在上，昂然不理，最后十分蛮横地把众人打入监牢，即拂袖退堂。正当县令一意孤行制造冤案，邹汉勋莫名其妙身陷囹圄之际，奇迹出现了。王闿运所著《湘绮楼文集·邹汉勋传》记载：邹汉勋入狱时，正逢新郡守黄文琛来宝庆上任。上任伊始，黄即采取礼贤下士的举措，开筵以宴群贤。开宴那天，郡中贤达均应邀而至。邓显鹤闻汉勋蒙冤下狱，便将实情告黄。黄郡守安排各位贤达依次入席，只留上座空在那里。众人以为有上司将至，一边闲聊，一边翘首盼望。黄郡守“遣人持红纸书名称‘顿首’，诣邵阳狱敬迎邹先生”，“于是狱吏大惊，出汉勋”。邹汉勋一到，郡守便迎入上座。不相识的惊讶不已，了解邹汉勋人品及冤案真相的则拱手相贺。黄即席赋诗云：“黄霸初来治郡日。邹阳伏上讼冤书。惭无大厦栖巢燕，忍使圜扉泣镬鱼。旧价文章真不忝，今年榜帖竟何如？灯前狂笑冠缨落，入彀英雄雪活馀。”入秋，邹汉勋赴省参加乡试，中辛亥科举人。

高邮访魏源　乡谊薄云天

1852年春，邹汉勋赴京应礼部试。鼎荐报罢，正要南归，“罗绕典以云贵总督入都，奉朝命帮办湖南军务，邀汉勋同行。行数日，邹汉勋忽辞去，东之淮上，访同郡魏源于高邮”。说是“同郡”，其实距离特近，两人的故居中间仅隔一座望云山。邹汉勋的故居在山的东麓，魏源的故居在西麓，两人同被公认为记忆高手，同属“湘中三杰”和“湖南六名士”之一。只因魏源长期宦游在外，两人无缘常见。邹汉勋客居高邮期间，为魏源所著《海国图志》绘制列国地图。绘完后，魏源又捧出自己编写的《书古微》书稿，恳请邹汉勋给予修订。邹汉勋二话没说，慨然应允。细心考订之后，他还为该书绘制了《唐虞天象》《璇玑内外》《玉衡三建》诸图，并增写了《尧典释天》1卷。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高邮州衙内正忙于商讨防守问题。魏源以邹汉勋无守土之责，不想让他卷入战争，便将所著《辽史稿》一书殷切相托，请求邹汉勋予以修订，并促他火速西归。邹汉勋辞别魏源，抄小路回到长沙后，闻胞弟邹汉章被围于南昌，因重手足之情和知遇之谊而卷入战争，葬身戎马。

综观邹汉勋48年的人生历程，除有半年多陷身戎马之中以外，其余40多年都用于治学，且著述颇丰，已成书稿又有据可查的计有：《读书偶识》36卷，《经义拾遗》10卷，《论语人名例》1卷，《春秋谷梁传例》14卷，《夏小正义疏》2卷，《诗序去害释滞发微》4卷，《尧典释天》l卷，《杂卦图说》1卷，《卦象推广》1卷，《说文谐声谱》15卷，《红崖碑释文》1卷，《五均论》2卷，《广韵表》10卷，《易象隐义》2卷，《帝系沽》1卷，《六国春秋》24卷，宝庆《吏书》1卷，《户书》4卷，《礼书》7卷，《兵书》2卷，《刑书》1卷，《工书》2卷，《蔡忠烈公年谱》1卷，《宝庆沿革表》2卷，《贵州沿革表》20卷，《贵阳府志》112卷，《大定府志》60卷，《兴义府志》24卷，《安顺府志》50卷，《明季十八先生成仁处考》1卷，《水经移注记》2卷，《南高平物产记》2卷，《颛顼历考》2卷，《学艺斋文集》36卷，《学艺斋诗词》16卷，《衡阳二王著述目录》3卷，共36种473卷，加上《船山遗书按语》和未经整理的书稿若干卷，总计约40种500余卷，且精品多多。他的“三说”“四考”，成为近代地学的奠基代表作；他的《读书偶识》，被王先谦收入《续皇清经解》；他的文章，被选入《清文汇》的就有8篇之多；他的诗，被选人徐世昌编的《晚清诗钞》；他的词，被选人叶恭绰编的《全清词钞》；他的赋，被选人《昭陵赋钞》；他的《五均论》，被赵沩叔誉为“千年罕其比”之作；他修的贵州四志被梁启超誉为“清代名志”，使他成为公认的“方志大家”。他死后，毁于同治年间战火的遗书残稿，被龙皞臣、赵　叔搜集整理，编印成五种本《邹叔子遗书》（南昌版）。后来其孙邹代钧又补充两种残稿，扩编成七种本新版（家刻版）。左宗棠读清样后，在该书序言中高度评价邹汉勋，认为“湖外学者莫能或之先”；李元度所编《国朝先正事略》的经学家列传中，湖南独为邹汉勋一人立传，以其造诣“非时人所能及”；魏源在1855年忆及邹汉勋生前“千里相访，为我豁疑”的情景时，仍长叹“沧桑之感，怆恨至今”，并“泫然”记下这“天丧斯文之痛”；王闿运也哀叹“其志未尝满，方志于学耳”。誉评、痛悼、叹惋，表达出一个共同的主题：邹汉勋之所以值得怀念，不在他的所谓“忠”，而在于他的治学精神，在于失去的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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