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文苏

邹文苏（1769～1831），字望眉，号景山，隆回县罗洪乡（当时属新化永固团罗洪村）人，清代乾隆三十四年（1769）二月十八日出生，道光十一年（1831）农历六月初二病故。他自幼聪明好学，13岁多即已初通经史，尤其以“三礼”见长；15岁参加府试，被钱学使录取为府学附生；17岁补为廪膳生。此后20多年怀才不遇，屡试未中，43岁才选拔为岁贡生，候选训导。尔后“绝意仕进”，专攻“经世致用”之学，自编经馆教材，继而建房设馆，取名为“古经堂”，兼教蒙童、成童和秀才。施教过程中，他敢于破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以自编教材传道授业，敢于开直观教学之先河，以自制教具启迪学生，从而造就了一大批“通经致用”的贤才。他本人则成了敢为人先、成就卓著、闻名遐迩的教育家。他善于文，工于诗，著有《九献考》《礼器小识》《户书博论》《法书博论》《景山遗集》等书。

邹文苏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儒，是与他父辈的言传身教和岳父家文明的熏陶分不开的。邹文苏的父亲邹睿是乾隆十四年的监生，伯父邹泳是乾隆十七年的监生，叔父邹江是贡生；岳伯父吴思树是著有千卷《中国通史》和《治河论》的学者，岳父吴兰柴是“湘中七子”之一、一位善筑“七字长城”的诗人。吴兰柴得女儿吴瑚珊（后来成了邹文苏的继妻）之助，著成了《地理今释》10卷，此书后来成了古经堂的地理教科书。邹文苏的一生，以嘉庆七年（1802）为转折点。在此之前，20多年怀才不遇、屡试不第的遭际，并未动摇他严谨治学、报效国家的意志，反让他认清了清朝科场和官场的黑暗，以致得知自己被选拔为岁贡生的喜讯时，他没有积极备考，而是“绝意仕进”，把眼光转向“经世致用”之学。做学问时，他既不当书本的奴隶，也不盲目服从名人与权威，而是博览群书，资其佐验，旁征曲引，细心考证。治经是如此，治史也是如此。

嘉庆庚辰年（1820），邹文苏主纂敦睦堂《合修谱弁》。他在《序言》写道：“太史公作《周本纪》，自稷至武王，叙世十五。《（毛诗）疏》驳之，及夏殷，千有二百岁。今使每世在位皆八十年，实难据信。及考《吕梁碑》，后稷生来茧，来茧生叔均，又数世至不窟，不窟传季历，犹十七世。《罗泌路史》亦同。乃知居今稽古，征文考献，其轶时见于他说，固末可执一家言为定也。且以龙门之博，叙帝王之系，犹脱漏若此，况草茅谱牒，煨烬于兵燹，剥蚀于坛蠹烟尘者乎？”他指出“辟方（周孝王）为公，非子。云都为亚圉弟，皇甫谧以为字而一之叔，均见《山海经》。辟方、侯牟、诸盩、太公见《世本》，而子长缺之也。”他旁征博引，订正了以前谱牒中的严重错误。他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名流，不虚推古人，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于此可见一斑。

清道光年间，蒙馆、经馆、书院都相继而起，并渐渐形成一定的教育规模。但由于科举制度的禁锢，教育思想僵化，这些馆院同西方学校“以实用倡其徒”的办学宗旨恰恰相反，仍“以虚文课其士”。邹文苏却不同，创办古经堂的实践，反映出他敢向传统教育思想挑战的勇气。他既不是应乡间富豪之聘，也不是应普通家长们的联合邀请，而是节衣缩食，东挪西借，自己建房设塾。他既非单办蒙馆，也非单办经馆，而是二者兼备。其办学形式与蒙馆相近，而教育对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则跟书院差不多。由于他的办学指导思想是“通经致用”，所以馆名就定为“古经堂”。堂为四合庭院，讲堂、宿舍、厨房一应俱全，外筑围墙，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占150平方米。其办学目的是为了“教育乡中子弟知书礼，培养其为人处世治国齐家之志”。招生范围是蒙童、成童兼收。邹文苏“讲明小学，考正典礼”，打破以制艺、试帖诗教学为主的一统天下，主要以汉儒经学教学生，对宋儒心性之学也不偏。为了减小阅读古经的难度，邹文苏根据自己的长期教学经验，亲自动手编写便于学生学习的补充教材和讲义，如《九献考》《礼器小识》即是。在他带动下，长子邹汉纪撰写了《古经舆地图说》《左氏春秋地图说》《五音表》《典韵》《字谱》《二十二字母考》《重言》《连语》等教材；次子邹汉璜编写了《山经类谱》《周易序卦解》等书及《明季湖湘乱离志》《宝庆大政记》等乡土教材；三子邹汉勋著成了《易隐义》《卦象广推》《杂卦图说》《春秋谷梁传例》《论语人名例》《读书偶识》《经义拾遗》《说文偕声谱》《五均表》等书和《宝庆沿革表》《南高平物产记》等乡土教材；四子邹汉嘉编撰了《声貌字类》等书，还把百家杂说中有实用价值的内容摘录成集，把《读史方舆纪要》中出现的错误同古代舆地著作进行比较，加以考订；五子邹汉章撰写了《皇朝舆地记》《黔滇楚粤水道考》等书和《湖湘水地记》《宝庆险要记》《宝庆山水记》《宝庆疆里记》等乡土教材；六子邹汉池撰成了《六合》《度里表》《西周王朝考》《春秋说》《春秋纪元甲子表》《春秋地名人名表》《新六国表》《战国年表》等书和《宝庆氏族表》《宝庆藩封表》等乡土教材。这些自编教材，特别是乡土教材，切合实际，贴近学生，化难为易，好懂易记，等于在学生和古经之间架起了一条飞跨沟壑的桥梁，其功用不言而喻。

由于招收的学生包括蒙童和成童两部分，所以必须区分两部分学生的智能差异及其对学习的承受力。邹文苏授课因年龄段而异：蒙童以读书、习字为主，教材比较浅显，而且大多是笔画不多、结构简单的文字组成的篇章；阅读和书写能力已得到初步培养的成童，则开始教读“四书”“五经”，同时开始学习为写对联作诗打基础的韵文教材，包括声律音韵之学。由于邹文苏和夫人都在教学内容上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在文体上注意韵文和散文（非韵文）的结合，教学活动科学而合理，有序又有趣。

“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对6个儿子来说，邹文苏兼具双重身份，也就是既要尽教师之职，又要尽父亲之责。他对学生很严，对儿子更严。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一书中，载有一则邹文苏教子的故事：“新化邹景山明经文苏，性至孝，事其母曾太君，尽色养。课子汉纪严，不及程，辄怒。怒时闻太君言，即解。一日，怒甚。太君使汉纪聚为《禹贡山川图》，自临上坐视，而命其妇吴氏侍焉，即景山之妇也。”这里讲到了曾太君没有用语“言”劝儿子息怒，而是命令孙儿画图抵罚。在严教汉纪的问题上，曾太君不像有的祖母，专当庇护孙儿的“保护伞”，而是同儿子、媳妇结成“统一战线”，支持儿子对孙儿的严教。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邹文苏从严教子的方针是不容轻易改变的。

邹文苏的尽职尽责，还表现在他对教法的研究和改革上。在古经教学中，学生对古书中讲到的一些器物难以理解，邹文苏便同夫人吴瑚珊合作，用布料裁制古代衣冠，用木料做灰盘，用竹篾做浑天仪，还按l：10的比例制成古代车辆、礼器等模型，作为教具以示学生。这种前无古人、别开生面的教法，开直观教学之先河，激生徒学习之兴趣，形象可感，兴味盎然，好懂易记，效果殊佳。

因材施教，夫唱妇随；更新教法，比翼双飞。由于邹文苏夫妻俩在教育思想上互相沟通，在教学方法上互相交流，慎为人师，精心指导，诲人不倦，相机点拨，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因而教学质量颇高。邹文苏6个儿子个个有专长，人人有专著，全部成名成家。

邹文苏作为一代名儒，作为一位敢为人先的教育家，其生平事迹早已载入《国朝先正事略》和《湖南褒忠录》等古籍中，其创新精神和卓越成就必然会光耀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