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六卷。宋朱熹撰，明陈选注。陈选字士贤，临海人。天顺六年 (1340)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追赠光禄寺卿，谥恭愍。是书成于淳熙十四年(1187)。凡内篇四：曰《立教》、曰《明伦》、曰 《敬身》、曰 《稽古》； 外篇二： 曰《嘉言》、曰《善行》。书中叙古《蒙求》亦太多，兼难读，非启蒙之具。认为《古乐府》及杜甫《诗》可取；又有乙巳与子澄书，称《小学》见比修改，共定著六篇。淳熙十二年始改定义例，又越二年乃成。《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皆作《小学书》四卷，《明史·艺文志》作《小学句读》六卷。书的发凡起例，出于朱熹，而类次编定，则出于朱喜弟子刘清之。是当时向儿童灌输孔孟之道和封建思想的启蒙教材。明成化初陈选以御史督学河南，乃为作《集注》，以教诸生。是书，自陈氏《书录解题》就列之经部“小学”类，始于史籀，终于杜林，皆训诂文字之书。今案以幼仪附之《孝经》，终为不类。而入之“小学”，则于古无征。是书所录皆宋儒所谓养正之功，教之本也。改列儒家。有通行本。

中华书局，1982出版，马雍著，《尚书》是我国古老的一部历史文献，其中保存了殷周时代的若干历史文件和原始材料，对于研究先秦史的人来说是一部必读书。这部史籍素以文辞古奥难懂著称，而且从先秦到唐代这部书的版本和内容经历有多次变化和曲折离奇的历史，其中还掺进了不少伪造的篇章，后经宋代以来许多学者的怀疑、辨伪和考订，才分清其中的真本和伪品。史学大家马雍先生在这本小册子里，用通俗的直述方式把《尚书》这部古籍本身流传所经历的复杂历史交待明白，同时还对一些存在有争端的地方做了一些必要的考据工作，对个别重要问题上也大胆提出了独到见解。

四十九卷。清朱彬撰。《礼记训纂》书首有林则徐序，谈到朱彬作《礼记训篡》乃承袭王懋竑经法、又与刘台拱，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切磋有年，析疑辨难，多有考求，故书中采此四家之说最多，旁证以清初至乾嘉间诸家之书，不下数十种。且始终以《礼记》郑注孔疏为主，撷其精要，综以古今，不薄今而爱古，亦不别门户之见，实乃《礼记》注疏集大成之作。正如朱彬自序云:“束发受书，病陈氏集说之疏略，不揣祷味，年逾知命，始取《尔雅》、《说文》、《玉篇》、《广雅》诸书之故训，又刺取《北堂书钞》、《通典》、《太平御览》诸书之涉是记者，虎观诸儒所论议，郑志师弟子之问答，以及魏晋以降诸儒之训释，撮其菁英，以为辑略，时有一得，亦附于篇。郑君注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行地，而千虑之失，亦间有之，后儒规其阙失，补其瑕间，用是知经传之文，非一人一家之学所能尽云。”(末题道光壬辰七月自序)朱氏是书编次卷第仍沿袭《礼记》四十九篇之旧，故成《礼记训纂》四十九卷。朱氏既不盲从郑注，而不偏信朱说，而是博引诸家，采择精审，唯合理是从，于是辑略成书。如《大学》、《中庸》列原篇。《大学》并列朱熹考订之本。是书小注皆先录郑玄注，如《曲礼》上第一、于郑注后，又引吕与叔 (吕大海)、吴幼清 (吴澄)说，再多引朱壹语，可见朱彬注解《礼记》不分汉宋，无门户之见。又如《月令》注，特申郑玄旨音，断为出《吕氏春秋》，引“太尉秦官九月来岁授朔”诸证，皆见确切。《王制》则用王懋竑说，仍信为汉文帝令博士作，不纯用郑说;《礼运》则纯用郑注，并引王引之说。对元陈澔《礼记集说》之疏漏，亦多有纠正。至于形声训诂，据段氏《说文注》，王氏《读书杂志》、《经义述闻》者颇多。是书于义理既有引申，于训诂亦多考证，得简要而少芜杂，为清代《礼记》注释中较系统之作。【有些生僻字不显示，可以参阅PDF版】

清方苞诠释《周礼》的著作。成书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卷。是书仿宋朱熹之例，汇集诸家之说，阐发《周礼》原意。认为《周礼》皆礼、乐、兵、刑、食、货六官格式，非记礼之文，后儒因 《汉书·艺文志》 中《周官》六篇列于礼字，相沿误称《周礼》。作者编纂是书的目的，意在恢复《周礼》初委。书中之注，多引前人之说，亦有辨正考析。考证简明，持论平允。后作者又著《周官辨》 十篇，指出《周官》之文，多有刘歆窜改，并考正所改之句。有 《四库全书》 本，《抗希堂十六种》本。

蒋维乔编著。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1月初版，1934年5月再版，1936年3版。 本书原系作者在光华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叙述清康熙初年以来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变迁的历史。全书分复演古代学术之时期、吸收外来思想之时期两编，叙述了程朱学派、陆王学派、朱王折衷派、关洛闽学派、考证派、实用派、公羊派等学术派别及有关人物:顾炎武、陆世仪、陆陇其、黄宗羲、孙夏峰、李颙、曾国藩、王夫之、戴震、洪亮吉、俞越(附孙治让)、颜元、李恭、彭绍升、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等人生平、学术思想和著述。 本书的分期说有商榷的余地，但如果把复演古代学术和吸收外来思想理解为近代中国哲学家们改造传统思想的两种模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传习录》由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对其语录和信件进行整理编撰而成。本书是邓艾民先生终身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遗著，邓先生将《传习录》所涉及的引语和背景知识简明切要地一一注出，为读者扫清了阅读的文字和知识障碍。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将《传习录》与《全集》对照，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在义理上可以互相印证的条目作了贯通的考辨，从整体上把握的思想；并进一步将视野扩展到阳明后学，通过对王门弟子的著作及其思想的解读，“立体”地展示了阳明学的展开进程——为想深入理解和体会阳明思想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拾级而卜的阶梯。

《春秋》学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今人童书业撰。二卷。此书为撰者长期以来先秦史考证成果的汇集，非仅限于《春秋》《左传》。分两部分，一是《春秋左传考证》，为全书的主要部分，包括四项内容：历史(古史传说、西周史、春秋史)、西周春秋制度文化、春秋地理、杂考；二是《春秋左传札记》及其续篇，包括上古至春秋的人物、史事、典制、经济、文化、地理等内容的杂考。全书涉及面甚广，有不少史学上的新论题。一事一考，自为条目，共二百三十五条，大体可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大多征引广博，言而有征，论点中肯；某些观点值得商榷，有的论证不够明晰细密。此书有助于人们具体真切地了解先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李达著。1935年北平法商学院首次印行，1937年5月上海笔耕书店出版。1981年2月，被收入《李达文集》第2卷，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全书40余万字，共分5篇，其标题分别是: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教科书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完整深刻的阐述。强调唯物辩证法是社会学的唯一的科学方法，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社会历史现象，才能认识其本质和规律。因此，李达在书中用了近半的篇幅，系统阐述唯物辩证法原理。首先从人类认识史入手，指出唯物辩证法不是个别天才头脑的产物，而是人类认识史的综和，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接着，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最后，还考察了辩证法与认识论、逻辑学的同一性。其中，特别是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作了深入的阐述，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并概括出认识过程的总公式，“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这是采取圆形运动而发展的。”认识发展的这一辩证过程也就是由相对真理发展到绝对真理的过程。本书还注意历史唯物论问题，并对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关系、历史唯物论的对象、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赞扬李达是“真正的人”。

哲学著作。李达主编。1961年毛泽东建议李达将30年代出版之《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李决定在《社会学大纲》基础上，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全书计划分两册，上册为《唯物辩证法大纲》，下册为《历史唯物论大纲》。《唯物辩证法大纲》于1965年成书，并印成内部讨论稿征求意见。全书共分5篇。继承了《社会学大纲》的逻辑体系，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概括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反映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特别是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认为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最根本的就是一条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以及一系列成对范畴，都是这条最根本规律的“具体的表现形态”(《唯物辩证法大纲》第235页)。毛泽东阅读过该书讨论稿，并在第3章第1章“两种对立的发展观”部分写了一段批语，再次肯定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作用：“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5页)李达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致死，此书《历史唯物论大纲》部分未能写出，文革后，《唯物辩证法大纲》由其助手根据李达生前意见作了必要修改后，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撰者不详。原名《昔时贤文》，又名《古今贤文》，后经增补定今名。清同治年间周希陶又按音韵对此书重新作了编排，是一部流行于清代的通俗封建道德启蒙读本。内容大多采自古代典籍、民间谚语和格言，并侧重于宣扬封建道德戒条、人生哲理及行为准则。其中鼓励人们勤劳、节俭、行善、止恶，以及对“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等不良社会现象的批评，具有积极的宣传意义。该书在民众中有较大影响，“读了《增广》会说话”，曾一时成为口头禅。本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原文、注释、译文和点评。

《经学通论》作于1942年，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故本书分“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治经之途径”“论经文”“论经学流变”“论今古学”“论唐修五经正义以前之经学”“论宋元明经学”“论清代经学”“论读易”“论读尚书”“论读诗”“论读三礼”“论读三传”十二篇，说明经学之性质与后来经学之途径，提出整理过去经学之方法，对各时各派经学从其长处予以说明。

曾国藩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自近代以来，就是中国青年争相学习的楷模。梁启超先生一生对曾文正公推崇备至，对其遗著更是“一日三复”，故从曾氏文集中摘录出此《曾文正公嘉言钞》, 以飨国人。本书为文白对照，对疑难的地方多加以注释，翻译精准简洁，将曾文正公的思想与心迹都明白地体现出来，使人以之为师为范，提升自己。

《墨子》就是记载墨翟言论和墨家学派思想资料的总集，全书倡导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主张，基本反映了广大劳动阶层的呼声。《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书中的许多思想与观点在当今社会仍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去借鉴与学习。本书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加以精校精注精解，内容包括原文、注释、译文、解析五部分。

《儒学六讲》是国学大师梁启超为一般读者讲解儒家文化的普及读物，代表了梁启超儒学研究的精髓。《儒学六讲》系统讲述了自孔子至清末民初两千五百年中儒学的起源、变迁、继承、演化和影响，介绍了孔子、董仲舒、程颐、程颢、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儒学代表人物的学说主张，帮助读者了解儒学各个流派在不同时空内的流衍变化。《儒学六讲》以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讲课稿为底本，通俗易懂，深刻全面，是读者了解儒家哲学和中国文化不可不读的一本经典读物。

三卷。战国时尸佼(约前390—330)著。关于尸佼的事迹，史书记载极略。《汉书·艺文志》中杂家类列“尸子二十篇，尸佼著。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史记·孟荀列传》：“楚有尸子长庐”，裴骃《集解》云：“刘向 《别录》，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 《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可见，尸佼在战国时十分活跃，并参与过秦商鞅变法，起了重要作用。关于尸佼的思想，《汉书》将其与李悝并称，属法家。刘向谓 “尸子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单凭这些支言片语，很难窥其思想主旨。《尸子》原书二十篇，内十九篇，陈述道德仁义之纪，内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这对于了解先秦时期的社会思想、地理变迁有重要参考价值。可惜自汉以后，该书已残阙不全，有些地方为后人伪作。现存的主要版本有：任文田心斋十种本，称家藏元大德八年来青楼所钞本，又依惠氏辑本补抄数条，附录于后，乾隆五十二年刊。《平津馆丛书》本，《问经堂丛书》本。《湖海楼丛书》本，并二卷，《湖海楼》本经汪继培校，最为精审。此外，还有 《二十二子》本等。

王云五主编，史次耘注译。本书参考《孟子》赵岐注、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陈澧《东塾读书记》的孟子部分、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康有为《孟子微》、胡毓寰《孟子本义》、钱穆《孟子要略》、毛子水《孟子焦疏补正》等书，确保注释译文准确明白。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1884—1919）的经学与训诂学力作，以小学（传统文字学）考据为根基，贯通宋明理学与清代朴学，旨在通过“理”与“学”的字义溯源，重构传统义理的思想体系。在《理学字义通释》中，他遵照先列字义、再排比旧说的规矩，以语义训释追本溯源，先后考察了理、性、情、志、意、欲、仁、惠、恕、命、心、思、德、义、恭、敬、才、道、静等 19 种理学概念范畴。通过析字解字的方式来阐发义理，从学术思想层面反思中国的学术根柢，试图寻得中西学问的会通突破。 然而，该书虽名为 “通释”，但对于理学范畴体系的覆盖性相对较弱。不过，它依然是研究刘师培学术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理学、文字学发展的重要资料，对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的演变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代经学家刘师培，辑齐学、鲁学大义为一编的经学综合性著作。1册，由8篇构成: 《公羊孟子相通考》，《公羊齐诗相通考》，《毛诗荀子相通考》，《左传荀子相通考》，《榖梁荀子相通考》，《公羊荀子相通考》，《周官左氏相通考》，《周易周礼相通考》。认为《六经》订于孔门，汉初经学无今古文之事，只有齐学鲁学之别。凡数经之同属鲁学者，其师说必同; 凡数经同属于齐学者，大义亦必同。故西汉经师多是数经并治，诚以非通群经，即不能通一经。“齐学详于典章，而鲁学则详于故训。故齐学多属于今文，而鲁学多属于古文。观《白虎通》所采以齐学为根基。《五经异义》所陈则奉鲁学为圭臬。何尝有仅治一经而不复参考他经之说哉” (《序》) 。后世学者往往拘泥一经之言，而不能旁推其余诸经之义。今汇齐学、鲁学之大义辑为1编，成《群经大义相通论》，辨析齐学、鲁学之异同，稗有助于治经者。收入1936年印行之《刘申叔先生遗书》第9册。

近代魏源著。“觚”是古代写书的木简，“默觚”意即默深的读书札记。撰于清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1835—1839)。分上下两卷。上卷《学篇》一至十四，为论学之作；下卷《治篇》一至十六，为论治之作。《学篇》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认识论，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认为知来之于行：“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提出事物的变化发展有相反相成、祸福倚伏、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指出：“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清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又说：“天下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虽相反如阴阳、寒暑、昼夜，而春非冬不生，……相反适以相成也”。但也说：“乾尊坤卑，天地定位”，“是以君令臣必共，父令子必宗，夫唱妇必从”。主张维护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治篇》中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历史进化论观点，认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主张“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为其变法改革思想作论证。但又指出：“气化无一息不变者，其不变者道而已”。反映了其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阶级局限性。本书是研究魏源哲学、社会政治思想的主要资料。收入《古微堂内集》和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源集》。

杨向奎著，1989年出版，15.3万字。书中首先论述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并兼论“炎黄”、“华夏”两个实体的形成。然后结合宗周之礼乐文明论述一统天下的理想制度。礼乐文明与儒家思想的结合，就形成了一统天下的理想制度。书中探讨了公羊学派之形成与“大一统”思想的关系。《公羊》一方面不能忘记诸侯割据的现实，一方面又在规划“大一统”，充满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作者分析了汉武帝之大一统与董仲舒的对策。董仲舒的三策以区别于黄老之学的方式为汉武帝建立新的大一统，亦即天人合一之“大一统”。对司马迁与公羊学的关系，作者也作了探讨。司马迁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文一质，终始之变也”的历史发展规则，而“一文一质”的理论出自公羊学派，作者认为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大一统。何休对于公羊学的总结的意义在于保存了公羊学派的精华，这是我国古代少有的历史哲学。书中阐述了宋儒之“春秋”学，清代前期的大一统论与公羊学，以及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大同思想。康有为终以大同思想代大一统学说，大同包含大一统思想在内。而大同世为社会性质之改变，不同于大一统之为政治上的统一。作者总结说，大一统思想，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更占重要地位。

三国魏李康撰。见《文选》第五十三卷。作者字萧远，生卒年不详，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人。为人耿介独立而不苟流俗，曾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起用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生当汉魏之际，见惯了王朝的更替，政治集团的崛起与覆亡，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他面对这一切百思不得其解，觉得有冥冥的命运在操纵这一切，“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人因而应该“乐天知命”，“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就是全文反复申述的主旨。比起同时代作家阮籍的远迈不群，比起嵇康与命运高傲的抗争，本文作者未免太卑微了，可他的这种思想恰恰是太康作家的先导。文中大量的排比句式一气贯注，滔滔汩汩，气势很壮。

《简明逻辑学二十讲》是一本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智慧小书，是作者多年教学和研究的心血之作。作者采用了20堂公开课的形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通过的老师娓娓道来，用一个个轻松、幽默的小故事展现复杂的逻辑学。内容采用对话体，在老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之中，辨析和掌握一个个逻辑学概念。本书是逻辑启蒙的经典读物。本书从情绪、专注、沟通、记忆、读写、习惯等多个维度讲述了日常生活中的思维误区，帮助读者建立起系统的思维逻辑。

本书作于一九五〇年夏秋，对张居正作了全面评价，详细考察了张氏的政治立场和治世德行，为张氏辨诬，认为张不简单是法家，而首先是儒者，综合了释道法。《与友人论张江陵》对儒家的政治理想，对吏治清明、肃贪倡廉、以道德理想统御法制，多所发挥。尤其是对“人民本位”的强调，更是全书的中心和重心。

《演三字经》是清代刘曾騄所著的一部蒙学佳作。该书以三字一句的简洁形式，全方位地涵盖了丰富的传统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在个人修养方面，它从日常细节入手，教导人们要注重仪表整洁，如 “发梳整，面洗净，口齿洁，容体正”，还强调保持居住环境的清爽，做到 “房室清，墙壁净，几案洁，笔砚正”，并通过这些行为来消除自身的骄傲与懒惰之气。家庭伦理的阐述是书中重要部分，其中突出了子女对父母的孝顺，“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等语句，深刻体现了传统孝道中对父母的敬重与顺从；同时也强调了兄弟之间的友爱恭敬，“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倡导家庭和睦相处。在人际交往上，它对与长辈相处的礼仪进行了详细教导，如 “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见能”，要求人们保持尊敬之态；对于朋友相处，也给出了 “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 这样的原则，鼓励朋友间相互劝善规过。《演三字经》以其通俗易懂的形式，为人们尤其是儿童提供了修身养性、规范言行的重要指引，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韩非子》全书共十万余字，分为五十五篇。就其主体而言，它实在是一部政治学巨著，主要论述君主如何才能管好臣民、稳坐江山、富国强兵乃至称王称霸，亦即古人所谓的“帝王之学”。书中除了论述法术、权势等主要内容外，也论述了一些君主应该注意的道德修养、政治策略。同时，书中还有一些韩非对世道人情的剖析与感慨，对《老子》的解说，对论说素材的辑录，以及向君主的上书，内容十分丰富。时至今日，《韩非子》对我们了解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