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哲学著作。李达著。1950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实践论》。1951年，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即写此《解说》，并于当年3～6月在《新建设》杂志上分四次连载发表。毛泽东看了《解说》的一、二部分后，于当年3月27日致函李达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又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页)毛泽东还对李达送呈的《解说》第二部分打印稿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解说》采取对《实践论》原文逐段解说的方法，不仅准确说明了《实践论》的原意，而且引用历史、哲学史、科技史、自然科学和实际革命经验的材料，对原书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并作了一些发挥。李达在发表《解说》的同时，还发表了《怎样学习〈实践论〉》一文。文中特别谈到了如何理解《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指出:“《实践论》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理，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经验，解决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革命实践中所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克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翼冒险主义的偏向，并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做了系统的严密的分析和独立的光辉的补充；所以说《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7页)1950年7月，本书由三联书店出版。

李达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2版，14.6万字。李达同志的《〈矛盾论〉解说》，可以说是对毛泽东的《矛盾论》的很好翻译和解释，使《矛盾论》的内容更加充实、丰富和完善。“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就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李达在这本书中详细地对这些问题作了解释，并且写进他许多深刻的观点和新的认识，对《矛盾论》作进一步的深化，有助于我们研究、了解《矛盾论》、对于各类读者都较适宜，特别是初学者，不失为一本优秀的参考资料。

冯友兰著，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由冯友兰于1936年亲自编定，收录其撰写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前后的研究文章，包括《原儒墨》《原杂家》《秦汉历史哲学》等篇目。书中补充了作者自译的《原儒墨》英文版本，并将与张可为合著的《原杂家》编入正文，附录收录瞿世英《读冯著〈中国哲学史〉》等文章。部分内容涉及对胡适、张荫麟等人学术观点的回应，另附冯友兰两篇英文论文《WHY CHINA HAS NO SCIENCE》与《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的中文译本。该书收集有冯友兰所讲的“原儒墨”、“原儒墨补”、(原名《法阴阳道德》)、“秦汉历史哲学”、“中国哲学史中的几个问题”等九篇文章，此外还附有胡适的“致冯友兰书”、张阴麟的“评中国哲学史”等，以及冯友兰用英文写的“当代中国哲学”、“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中，冯友兰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那是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价值标准，中国人不需要科学。冯友兰认为，西方人是外向的，东方人则是内求的，西方人强调自己有什么，东方人则注重自己是什么。如果人类越来越明智，认为他们需要心灵的宁静和幸福，那么，他们的注意力就会转向中国智慧，而且，也会从中国智慧中获得某些有益的东西。

冯友兰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该书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开创性著作，为初学者介绍有关史料。正文分14章，评述自商、西周至近人孙中山、章炳麟2000余年间100余位思想家、政治家的思想观点，并同时列举出相关的参考文献和其它资料。如在评点《论语》时，著者举出几十余种相关文献，考证其版本、真伪和特色。对于戊戌变法时期，不仅集录了变法义士的史料，同时也收入反对变法的史料，使读者对当时的历史状况有较深入的了解。冯氏认为，调查史料主要靠书目，因此专列目录一章，以相当大篇幅集录了古今中外的专家和学者对史料的考证资料作为附录，在体例排列上与正文相对应，分成目录部分5篇，商至西周部分3篇，春秋战国部分(分三部分)11篇，汉至晋部分(分三部分)16篇，唐至清部分(分三部分)16篇，近代部分3篇。探讨了诸如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研究”阶段，怎样收集史料，如何求“全”；怎样审查史料，如何求“真”；怎样了解史料，如何求“透”?运用史料如何求“活”等史料学的基本问题。因此该书又是一部关于史料的方法论著作。

冯友兰的《西洋哲学史》是其 1923 至 1925 年在中州大学任教时的授课讲义，后被收入《三松堂全集》，是他早年兼具普及性与学术性的西方哲学入门读物。该书将西方哲学史划分为古代哲学与近代哲学两大板块，虽因是讲义且现存版本有残缺，未提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核心人物，却仍清晰勾勒出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 在古代哲学部分，冯友兰从泰勒斯、亚诺芝曼尼等米利都学派讲起，依次梳理了毕达哥拉斯、赫拉颉利图斯等哲学家的思想，涵盖从早期自然哲学到斯多葛学派的古希腊哲学全貌；近代哲学部分则聚焦培根至孔德的思想演进，展现了近代西方哲学在科学方法、理性思维上的突破与发展。全书以 “以人代史” 的方式展开，语言深入浅出，为读者搭建起理解西方哲学的基础框架，也体现了冯友兰早年对中西哲学比较的初步思考。

冯友兰著，商务印书馆1924年10月初版，列为“百科小丛书”之一，1926年11月再版，1934年第三版，2.5万字。作者写作本书的动机起源于当时中国思想界发起的“人生观之论战”。作者认为，这次论战虽涉及很多问题，但实际上一个也未解决。本又准备具体地说出“一个人生观”。他认为，“人生之真相，即是具体的人生”，人生即是天然界中之一件事物，不能说他有什么目的。目的和手段乃是人为的世界的用语，不能用之于天然的世界。简直说，人生之目的就是“生”，“生”之要素是活动，活动的原动力则是欲。人皆有欲，皆求满足其欲。各种活动便由此生。在欲望满足过程中，难免要互相发生冲突，所以必须于互相冲突的欲之内求一个“和”，以便满足多数的欲望。作者认为，欲是一个天然的事物，本无所谓善恶，后因欲之冲突而求“和”，被“和”所包之欲便名为善，为天理；所遗落之欲便名为恶，为人欲，所以视天理人欲根本上相反是不对的。作者指出，要实际上具体的中和，必须理智的研究才能做到。理智在人生之地位及作用在引导诸欲，一方面使其能得到满足，一方面使其不互相冲突。欲的满足可说是“好”，“好”又分两种：内有的好与手段的好。凡事物，其本身即是可欲的，其价值即在其本身，我们即认其为有内有的好。通过手段得出内有的好者，为手段的好。以“为”为内有的好，便是无所为而为。作者提倡这种人生态度。

冯友兰本世纪20年代的代表作。本书原名为《天人损益论》，是作者于1923年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并于1924年改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在国内出版。1926年将该书内容用中文写出，并增写“一个新的人生观”两章，以《人生哲学》为书名，作为高级中学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十三章，第一章概述全书思想，第二至十一章举例说明中西哲学史上各种人生论的内容，最后两章直接阐述其“新人生观”。冯友兰认为，实际的世界有好亦有不好，实际的人生有苦亦有乐，而人们经验的事物不外为天然的、人为的两类。这是无人不知的“事实”，哲学史上的争辩，“全在于对此事实之解释及评论”。中西哲学史上人性善恶之辩、“天然”或“人定”之争、有神与无神之辩等等，“其根本问题，即是好及不好之果由于天然或人为”，并由此而有不同的人生“实现之道”。基于这个认识，他以“天、人、损、益”四个概念及其关系为线索，将中西古今的人生哲学，归纳为三类十派，并分别阐释其特点。在他看来，“天派及损道”的人生论，其特点是：“理想化天然，求好于过去，向后看”；“人派及益道”的人生论，其特点是：“理想化人为，求好于未来，向前看”；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道”的人生论，其特点则是；“以为天然人为，本来不相冲突；人为乃所以辅助天然，而非破坏天然；现在世界即为最好，现在活动即为快乐”；“过去已成过去，将来亦无把握，只该求好于现在的活动之中”。冯友兰把人生论上的这种不同，“归之于哲学家的‘气质’和他的在某一方面的‘真知灼见’”。在冯友兰看来，这些不同的人生哲学，虽然都各有所“见”，各有所“蔽”，并往往是“见”和“蔽”联系在一起。但是，他更偏向于“中道”的人生论。他提出的“新人生论”，就是“依所谓中道诸哲学之观点，旁采实用主义及新实在论之见解，杂以己意”而“揉为”的。

冯友兰著。十章。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贞元六书”之一。侧重讲所谓“最哲学底形上学的方法”，即新理学的方法。《自序》称:其旨在“承百代之流，而合乎当今之变，‘新理学’继开之迹，于兹显矣”，试图从方法论上完善“新理学”体系。提出正、负两种方法讨论“新理学”中“气”与“大全”两个概念。认为哲学“硬是要思议”像“气”与“大全”那样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东西，“就成为哲学方法论中的重要问题”。“正底方法”是指“对于经验作逻辑的释义”，是一种“媒介”，使“那些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也就更加显著”。但这不够，还须用“负底方法”，即“不说不可言说的东西是什么，而只说它不是什么”。如中国画中的“烘云托月”，用“反衬”、“烘托”的方法使人领会其中意义。实际上围绕“气”与“大全”两个基本概念，以西方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来解释儒家对人生境界的“体认”和“悟解”的直觉方法。收入《三松堂全集》。

冯友兰著。系其“贞元之际所著书”之一种。先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连载，后汇编成书，于1943年6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十章。中心是讨论关于人生观问题。书中提出“觉解”说和“境界”说，并论述了道德价值、道德理想和理想人格等问题。“觉解”指人的自觉和了解，由于觉解的个体差异性以及环境和事物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从而构成人的不同的精神境界。认为人生一般有四种境界，由低向高顺次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认为“天地境界”中的人“已完全知性”、“知天”，“知天然后可以事天、乐天，最后至于同天”，“与天地一”，“在天地境界中底人，最后自同于大全”。人若达到天地境界，会超越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分别，如成败、顺逆、善恶、生死等。对于这种新理学的人生哲学，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曾作了批判，如杜国庠在《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争民主谋翻身的老百姓”根本不需要“这种帮闲哲学”。该书另有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和1945年版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和1947年版本。后收入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松堂全集》第4卷。

冯友兰著。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系其“贞元之际所著书”之一种。1940年5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十二篇，即为《别共殊》、《明层次》、《辨城乡》、《说家国》、《原忠孝》、《谈儿女》、《阐教化》、《评艺文》、《判性情》、《释继开》、《论抗建》、《赞中华》。作者言:“事者对理而言，论者对学而言。讲理者谓之理学，说事者谓之事论。对《新理学》而言谓之《新事论》”(《自序》)。书中以《新理学》关于共、殊相的论证为基础，主要谈论文化和社会问题。涉及多方面社会现实问题，诸如生产建设问题、中西文化关系及区别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教育问题、革命问题、抗战建国问题等。针对当时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的论争，指出中西文化的区别在表面上是东西的不同、在本质上是古今的不同。认为“当时西方的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当时的中国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国需要经过产业革命，即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方可迈入先进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还认为“在一个社会类型中，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用。体要改了，用会跟着改的”。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观点。该书解放前曾多次再版。编入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松堂全集》第4卷。

艾思奇从三十年代在上海出版《大众哲学》以来，便是国内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从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创办马列学院起，到1966年3月逝世，一直在中央党校工作。他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十八年里，除了承担许多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又承担了大量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讲了大量哲学课。特别是从1953年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成立，他担任主任之后，校内又陆续开办了各种学员班次，教学任务繁重，而教研室教员又少，他是教员中一位“台柱”，讲课次数也就显著增多。这里所搜集、编辑、整理的讲稿，就是他当时讲课的记录，是艾思奇的智慧和学问的成果，是他的心血和精神的结晶。 这本“讲稿选”，主要内容是哲学方面的，就是讲党史、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也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的。“讲稿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辅导（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艾思奇本人生前除1965年所写的三份讲学提纲外，都未审阅过。艾思奇的讲课即使是哲学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纵横宇宙，包罗万象，相当广泛、相当丰富。

冯友兰著。商务印书馆1939年5月出版。该书最能代表著者解放前的哲学思想，是他新理学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写于抗战初期。著者自称其对昔贤的高风，对当世的巨变，“中心感发，不能自已，”由此写成该书。全书除绪论外，共有10章。第一章：理、太极；第二章：气、两仪、四象；第三章：道、天道；第四章：性、心；第五章：道德、人道；第六章：势、历史；第七章：义理；第八章：艺术；第九章：鬼神；第十章：圣人。著者以西方新实在论的观点，继承和改造宋明程朱理学，建构了一个称为“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与《新理学》相辅而行的还有五部书：(1)《新事论》，出版于1939年，此书主要阐述文化问题。(2)《新世训》，又名《生活方法新论》，出版于1940年。(3)《新原人》，出版于1943年，与《新世训》一样，主要是阐述人生观和伦理观的问题。(4)《新原道》，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出版于1945年，主要阐述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5)《新知言》，出版于1946年，主要阐述新理学的方法论及其与现代哲学的关系。此五本书和《新理学》一起，被称为“贞元六书”，集中地反映了著者的哲学思想体系。

亦名《生活方法新论》。冯友兰著。原连载于昆明《中学生杂志》，1940年由开明书店汇编出版。“贞元六书”之一。自称是“接着”《中庸》所说的“道”和宋儒的“为学之方”，论述不与道德规律相冲突的生活方法。类似旧时的“家训”，只是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才称“世训”(参见《三松堂自序》)。认为理性、忠恕、中庸、敬诚等抽象概念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永恒准则，“中和的道理是通用于任何底社会”。主张以传统的道德训示为依据，再加上逻辑学的思想方法，去发现人生活中“本然底规律”，使人“有意地依照着生活”，为功利境界中人提供一条成功之路。收入《三松堂全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把实践作为考察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基础，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高度统一，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961年，艾思奇受党中央书记处委托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该书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充分吸取毛泽东哲学思想，准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新发展、新成果，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主编出版这本教科书，是艾思奇在新中国成立后重要的哲学贡献。这个著作既是开创性的又是基础性的哲学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精品和典范，其中既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果，概括了中国革命实践的宝贵经验，这对于我们在当前树立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识别假马列骗子、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林语堂创作的国学著作，该书以小品文形式系统阐述国学知识，分设儒家、道家、佛家三个专题章节。儒家部分围绕“仁者爱人”阐述修身治国思想，强调“格物致知”的修养路径；道家章节以“大道无形”解析其思想特质；佛家篇章通过“无生无灭”论述生死轮回观念。书中包含对“中庸哲学”和“家庭伦理”的专题论述，剖析三大思想体系的内在关联。

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浙江会稽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曾任建宁府推官、监察御史、长沙知府等职，因锄击豪强过当罢归，里居二十余年，讲学著书不辍，是王阳明的弟子。 季本早年丁忧，家居十二年，期间对经史等学问深入研究，后师事王阳明，受其影响。该书是他致仕后撰写的，序于嘉靖戊申（二十七年）秋八月。 全书共六卷。前三卷详论周礼赋役之法，认为《周礼》成于战国，多是邪世之制、迂儒之谈，季本将读《周礼》的疑问绘成礼图，置于篇首，旁列《周礼》《孟子》及相关典籍，又录诸家注释于下，并以 “今按” 的形式考證辨析。后三卷包括《礼图本原》和《礼图参考》，编排方式和前三卷相同。《礼图本原》意在阐明孟子谈及的先王制度，具载孟子之文并详加解说；《礼图参考》历评自汉至宋的田制、军制得失。【图片参阅PDF版】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原著、近代学者梁启超点校，该书以梁启超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校订本为底本，结合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进行修订，新增4万字梁启超所著《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1926年讲稿）。全书包含三部分主体内容： 王阳明《传习录》原文及历代注释， 梁启超校勘记与集评批注， 新增讲稿《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 ， 其中梁启超讲稿《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系统阐述"知行合一"理论的历史源流与现实意义，约占全书篇幅的14%。

罗根泽著，中华书局1931年4月出版。本书是一部对《管子》进行考证辩伪的著作。作者认为《管子》非出一人之手，于道、法等各家学说保存最多，诠发甚精，是战国秦汉学术的宝藏。作者依据先秦两汉各家之书，参以前人论辩之言，对《管子》进行探源，从横的方面分某篇为某家，从纵的方面分某篇属某时。全书分八章，前有《叙目》，后有三个附录:《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古代经济学中之本农末商学说》、《古代政治学中之‘皇’‘帝’‘王’‘霸’》。书中第八章对《轻重》篇提出新证，修正梁启超、王国维的成书年代观点，体现文献学方法创新。该书结合考据与义理分析，涉及哲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为研究《管子》学派的重要参考著作。

亦名《东莱左氏传议》。南宋吕祖谦著。共4卷，原本168篇，但通行本仅86篇。古文教材，适于学童所用。据作者书中自叙，此书“为诸生课试之作也”。乡居教馆时与学生“谈余语隙，波及课试之文”，“思有以佐其笔端，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因作者曾隐居东莱(今山东蓬莱县)，学者尊称东莱先生，故此书又称《东莱左氏传议》。此书在编写体例上以《左传》中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撰写史论，受到当时科举以经义策论取士的影响。书中充满封建正统观念，但立论求新，用笔出奇，多持之有理，言之成理，做论辩文可资借镜。此书后世流传甚广，被名流大家所推重。《左传》是儒家经籍之一，是封建士子必读之书。《东莱博议》除第3篇《宋穆公立殇公》取材《公羊传》，第38篇《晋里克》后半段取材《国语》之外，其余各篇均取材于《左传》，并且在篇目之下详载左氏原文。合《春秋》、《左传》、《东莱博议》三书于一体，成为当时读史和学文的津梁，由此可见作者取材之妙。

注释书。清毛奇龄撰。成书不久即毁佚,现行刊本是其后人偶从书贾得之而于嘉庆十六年(1811)刊行的。题云《改错》，系改朱子之错。朱子作《四书章句集注》，自谓铢两悉称，经数百年无微词。但朱注详义理而略名物，义理也不能说无谬误。毛奇龄治经专主攻朱。是书更深文周纳，杂以谩骂。卷首有唐彪序。是书系奇龄晚年整理而成，自人错至贬抑圣门错，共分三十二门，计四百五十条，合二十二卷，末卷附录，则借时人问答申其未畅之说。奇龄有辩才，但对于学问不免隔膜，于典礼也时有疏舛。因而戴大昌作《驳四书改错》，所驳各条约占全书一半，然义可两通者，又约占所驳各条之半。至于其未驳各条，均精凿，实能纠正朱注，昌明经义，不可以瑕废瑜。

苏轼晚年创作的经学著作，苏轼于儒家经典多有涉猎，尤其是对《论语》颇有研究。贬官黄州期间，他就曾撰成《论语说》初稿。《黄州上文潞公书》说:“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迁居海南期间，完成定稿。《答李端叔三》中有言:“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书成后，自宋及明初，该书一直流传于世。明正统六年(1441年)，由杨士奇清点当时明皇室内阁藏书而编修的《文渊阁书目》著录“《论语东坡解》一部二册”。及至万历丁酉(1597年)，焦竑刻《两苏经解》时，已不见有《论语说》了，其序称“《子瞻论语解》，卒轶不传”。可见此书在明万历时期已经难觅了，因此《两苏经解》中没有苏轼《论语说》。从清人张佩纶以至今人卿三祥、马德富、舒大刚、谷建，都有辑文问世，且舒氏还将卿氏、马氏三人所辑合并于《三苏全书》中。兹以这些辑本为据，探研苏轼诠释《论语》的特色。

六卷。宋朱熹撰，明陈选注。陈选字士贤，临海人。天顺六年 (1340)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追赠光禄寺卿，谥恭愍。是书成于淳熙十四年(1187)。凡内篇四：曰《立教》、曰《明伦》、曰 《敬身》、曰 《稽古》； 外篇二： 曰《嘉言》、曰《善行》。书中叙古《蒙求》亦太多，兼难读，非启蒙之具。认为《古乐府》及杜甫《诗》可取；又有乙巳与子澄书，称《小学》见比修改，共定著六篇。淳熙十二年始改定义例，又越二年乃成。《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皆作《小学书》四卷，《明史·艺文志》作《小学句读》六卷。书的发凡起例，出于朱熹，而类次编定，则出于朱喜弟子刘清之。是当时向儿童灌输孔孟之道和封建思想的启蒙教材。明成化初陈选以御史督学河南，乃为作《集注》，以教诸生。是书，自陈氏《书录解题》就列之经部“小学”类，始于史籀，终于杜林，皆训诂文字之书。今案以幼仪附之《孝经》，终为不类。而入之“小学”，则于古无征。是书所录皆宋儒所谓养正之功，教之本也。改列儒家。有通行本。

中华书局，1982出版，马雍著，《尚书》是我国古老的一部历史文献，其中保存了殷周时代的若干历史文件和原始材料，对于研究先秦史的人来说是一部必读书。这部史籍素以文辞古奥难懂著称，而且从先秦到唐代这部书的版本和内容经历有多次变化和曲折离奇的历史，其中还掺进了不少伪造的篇章，后经宋代以来许多学者的怀疑、辨伪和考订，才分清其中的真本和伪品。史学大家马雍先生在这本小册子里，用通俗的直述方式把《尚书》这部古籍本身流传所经历的复杂历史交待明白，同时还对一些存在有争端的地方做了一些必要的考据工作，对个别重要问题上也大胆提出了独到见解。

四十九卷。清朱彬撰。《礼记训纂》书首有林则徐序，谈到朱彬作《礼记训篡》乃承袭王懋竑经法、又与刘台拱，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切磋有年，析疑辨难，多有考求，故书中采此四家之说最多，旁证以清初至乾嘉间诸家之书，不下数十种。且始终以《礼记》郑注孔疏为主，撷其精要，综以古今，不薄今而爱古，亦不别门户之见，实乃《礼记》注疏集大成之作。正如朱彬自序云:“束发受书，病陈氏集说之疏略，不揣祷味，年逾知命，始取《尔雅》、《说文》、《玉篇》、《广雅》诸书之故训，又刺取《北堂书钞》、《通典》、《太平御览》诸书之涉是记者，虎观诸儒所论议，郑志师弟子之问答，以及魏晋以降诸儒之训释，撮其菁英，以为辑略，时有一得，亦附于篇。郑君注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行地，而千虑之失，亦间有之，后儒规其阙失，补其瑕间，用是知经传之文，非一人一家之学所能尽云。”(末题道光壬辰七月自序)朱氏是书编次卷第仍沿袭《礼记》四十九篇之旧，故成《礼记训纂》四十九卷。朱氏既不盲从郑注，而不偏信朱说，而是博引诸家，采择精审，唯合理是从，于是辑略成书。如《大学》、《中庸》列原篇。《大学》并列朱熹考订之本。是书小注皆先录郑玄注，如《曲礼》上第一、于郑注后，又引吕与叔 (吕大海)、吴幼清 (吴澄)说，再多引朱壹语，可见朱彬注解《礼记》不分汉宋，无门户之见。又如《月令》注，特申郑玄旨音，断为出《吕氏春秋》，引“太尉秦官九月来岁授朔”诸证，皆见确切。《王制》则用王懋竑说，仍信为汉文帝令博士作，不纯用郑说;《礼运》则纯用郑注，并引王引之说。对元陈澔《礼记集说》之疏漏，亦多有纠正。至于形声训诂，据段氏《说文注》，王氏《读书杂志》、《经义述闻》者颇多。是书于义理既有引申，于训诂亦多考证，得简要而少芜杂，为清代《礼记》注释中较系统之作。【有些生僻字不显示，可以参阅PDF版】

清方苞诠释《周礼》的著作。成书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卷。是书仿宋朱熹之例，汇集诸家之说，阐发《周礼》原意。认为《周礼》皆礼、乐、兵、刑、食、货六官格式，非记礼之文，后儒因 《汉书·艺文志》 中《周官》六篇列于礼字，相沿误称《周礼》。作者编纂是书的目的，意在恢复《周礼》初委。书中之注，多引前人之说，亦有辨正考析。考证简明，持论平允。后作者又著《周官辨》 十篇，指出《周官》之文，多有刘歆窜改，并考正所改之句。有 《四库全书》 本，《抗希堂十六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