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把实践作为考察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基础，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高度统一，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961年，艾思奇受党中央书记处委托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该书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充分吸取毛泽东哲学思想，准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新发展、新成果，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主编出版这本教科书，是艾思奇在新中国成立后重要的哲学贡献。这个著作既是开创性的又是基础性的哲学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精品和典范，其中既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果，概括了中国革命实践的宝贵经验，这对于我们在当前树立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识别假马列骗子、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林语堂创作的国学著作，该书以小品文形式系统阐述国学知识，分设儒家、道家、佛家三个专题章节。儒家部分围绕“仁者爱人”阐述修身治国思想，强调“格物致知”的修养路径；道家章节以“大道无形”解析其思想特质；佛家篇章通过“无生无灭”论述生死轮回观念。书中包含对“中庸哲学”和“家庭伦理”的专题论述，剖析三大思想体系的内在关联。

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浙江会稽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曾任建宁府推官、监察御史、长沙知府等职，因锄击豪强过当罢归，里居二十余年，讲学著书不辍，是王阳明的弟子。 季本早年丁忧，家居十二年，期间对经史等学问深入研究，后师事王阳明，受其影响。该书是他致仕后撰写的，序于嘉靖戊申（二十七年）秋八月。 全书共六卷。前三卷详论周礼赋役之法，认为《周礼》成于战国，多是邪世之制、迂儒之谈，季本将读《周礼》的疑问绘成礼图，置于篇首，旁列《周礼》《孟子》及相关典籍，又录诸家注释于下，并以 “今按” 的形式考證辨析。后三卷包括《礼图本原》和《礼图参考》，编排方式和前三卷相同。《礼图本原》意在阐明孟子谈及的先王制度，具载孟子之文并详加解说；《礼图参考》历评自汉至宋的田制、军制得失。【图片参阅PDF版】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原著、近代学者梁启超点校，该书以梁启超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校订本为底本，结合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进行修订，新增4万字梁启超所著《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1926年讲稿）。全书包含三部分主体内容： 王阳明《传习录》原文及历代注释， 梁启超校勘记与集评批注， 新增讲稿《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 ， 其中梁启超讲稿《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系统阐述"知行合一"理论的历史源流与现实意义，约占全书篇幅的14%。

罗根泽著，中华书局1931年4月出版。本书是一部对《管子》进行考证辩伪的著作。作者认为《管子》非出一人之手，于道、法等各家学说保存最多，诠发甚精，是战国秦汉学术的宝藏。作者依据先秦两汉各家之书，参以前人论辩之言，对《管子》进行探源，从横的方面分某篇为某家，从纵的方面分某篇属某时。全书分八章，前有《叙目》，后有三个附录:《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古代经济学中之本农末商学说》、《古代政治学中之‘皇’‘帝’‘王’‘霸’》。书中第八章对《轻重》篇提出新证，修正梁启超、王国维的成书年代观点，体现文献学方法创新。该书结合考据与义理分析，涉及哲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为研究《管子》学派的重要参考著作。

亦名《东莱左氏传议》。南宋吕祖谦著。共4卷，原本168篇，但通行本仅86篇。古文教材，适于学童所用。据作者书中自叙，此书“为诸生课试之作也”。乡居教馆时与学生“谈余语隙，波及课试之文”，“思有以佐其笔端，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因作者曾隐居东莱(今山东蓬莱县)，学者尊称东莱先生，故此书又称《东莱左氏传议》。此书在编写体例上以《左传》中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撰写史论，受到当时科举以经义策论取士的影响。书中充满封建正统观念，但立论求新，用笔出奇，多持之有理，言之成理，做论辩文可资借镜。此书后世流传甚广，被名流大家所推重。《左传》是儒家经籍之一，是封建士子必读之书。《东莱博议》除第3篇《宋穆公立殇公》取材《公羊传》，第38篇《晋里克》后半段取材《国语》之外，其余各篇均取材于《左传》，并且在篇目之下详载左氏原文。合《春秋》、《左传》、《东莱博议》三书于一体，成为当时读史和学文的津梁，由此可见作者取材之妙。

注释书。清毛奇龄撰。成书不久即毁佚,现行刊本是其后人偶从书贾得之而于嘉庆十六年(1811)刊行的。题云《改错》，系改朱子之错。朱子作《四书章句集注》，自谓铢两悉称，经数百年无微词。但朱注详义理而略名物，义理也不能说无谬误。毛奇龄治经专主攻朱。是书更深文周纳，杂以谩骂。卷首有唐彪序。是书系奇龄晚年整理而成，自人错至贬抑圣门错，共分三十二门，计四百五十条，合二十二卷，末卷附录，则借时人问答申其未畅之说。奇龄有辩才，但对于学问不免隔膜，于典礼也时有疏舛。因而戴大昌作《驳四书改错》，所驳各条约占全书一半，然义可两通者，又约占所驳各条之半。至于其未驳各条，均精凿，实能纠正朱注，昌明经义，不可以瑕废瑜。

苏轼晚年创作的经学著作，苏轼于儒家经典多有涉猎，尤其是对《论语》颇有研究。贬官黄州期间，他就曾撰成《论语说》初稿。《黄州上文潞公书》说:“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迁居海南期间，完成定稿。《答李端叔三》中有言:“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书成后，自宋及明初，该书一直流传于世。明正统六年(1441年)，由杨士奇清点当时明皇室内阁藏书而编修的《文渊阁书目》著录“《论语东坡解》一部二册”。及至万历丁酉(1597年)，焦竑刻《两苏经解》时，已不见有《论语说》了，其序称“《子瞻论语解》，卒轶不传”。可见此书在明万历时期已经难觅了，因此《两苏经解》中没有苏轼《论语说》。从清人张佩纶以至今人卿三祥、马德富、舒大刚、谷建，都有辑文问世，且舒氏还将卿氏、马氏三人所辑合并于《三苏全书》中。兹以这些辑本为据，探研苏轼诠释《论语》的特色。

六卷。宋朱熹撰，明陈选注。陈选字士贤，临海人。天顺六年 (1340)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追赠光禄寺卿，谥恭愍。是书成于淳熙十四年(1187)。凡内篇四：曰《立教》、曰《明伦》、曰 《敬身》、曰 《稽古》； 外篇二： 曰《嘉言》、曰《善行》。书中叙古《蒙求》亦太多，兼难读，非启蒙之具。认为《古乐府》及杜甫《诗》可取；又有乙巳与子澄书，称《小学》见比修改，共定著六篇。淳熙十二年始改定义例，又越二年乃成。《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皆作《小学书》四卷，《明史·艺文志》作《小学句读》六卷。书的发凡起例，出于朱熹，而类次编定，则出于朱喜弟子刘清之。是当时向儿童灌输孔孟之道和封建思想的启蒙教材。明成化初陈选以御史督学河南，乃为作《集注》，以教诸生。是书，自陈氏《书录解题》就列之经部“小学”类，始于史籀，终于杜林，皆训诂文字之书。今案以幼仪附之《孝经》，终为不类。而入之“小学”，则于古无征。是书所录皆宋儒所谓养正之功，教之本也。改列儒家。有通行本。

中华书局，1982出版，马雍著，《尚书》是我国古老的一部历史文献，其中保存了殷周时代的若干历史文件和原始材料，对于研究先秦史的人来说是一部必读书。这部史籍素以文辞古奥难懂著称，而且从先秦到唐代这部书的版本和内容经历有多次变化和曲折离奇的历史，其中还掺进了不少伪造的篇章，后经宋代以来许多学者的怀疑、辨伪和考订，才分清其中的真本和伪品。史学大家马雍先生在这本小册子里，用通俗的直述方式把《尚书》这部古籍本身流传所经历的复杂历史交待明白，同时还对一些存在有争端的地方做了一些必要的考据工作，对个别重要问题上也大胆提出了独到见解。

四十九卷。清朱彬撰。《礼记训纂》书首有林则徐序，谈到朱彬作《礼记训篡》乃承袭王懋竑经法、又与刘台拱，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切磋有年，析疑辨难，多有考求，故书中采此四家之说最多，旁证以清初至乾嘉间诸家之书，不下数十种。且始终以《礼记》郑注孔疏为主，撷其精要，综以古今，不薄今而爱古，亦不别门户之见，实乃《礼记》注疏集大成之作。正如朱彬自序云:“束发受书，病陈氏集说之疏略，不揣祷味，年逾知命，始取《尔雅》、《说文》、《玉篇》、《广雅》诸书之故训，又刺取《北堂书钞》、《通典》、《太平御览》诸书之涉是记者，虎观诸儒所论议，郑志师弟子之问答，以及魏晋以降诸儒之训释，撮其菁英，以为辑略，时有一得，亦附于篇。郑君注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行地，而千虑之失，亦间有之，后儒规其阙失，补其瑕间，用是知经传之文，非一人一家之学所能尽云。”(末题道光壬辰七月自序)朱氏是书编次卷第仍沿袭《礼记》四十九篇之旧，故成《礼记训纂》四十九卷。朱氏既不盲从郑注，而不偏信朱说，而是博引诸家，采择精审，唯合理是从，于是辑略成书。如《大学》、《中庸》列原篇。《大学》并列朱熹考订之本。是书小注皆先录郑玄注，如《曲礼》上第一、于郑注后，又引吕与叔 (吕大海)、吴幼清 (吴澄)说，再多引朱壹语，可见朱彬注解《礼记》不分汉宋，无门户之见。又如《月令》注，特申郑玄旨音，断为出《吕氏春秋》，引“太尉秦官九月来岁授朔”诸证，皆见确切。《王制》则用王懋竑说，仍信为汉文帝令博士作，不纯用郑说;《礼运》则纯用郑注，并引王引之说。对元陈澔《礼记集说》之疏漏，亦多有纠正。至于形声训诂，据段氏《说文注》，王氏《读书杂志》、《经义述闻》者颇多。是书于义理既有引申，于训诂亦多考证，得简要而少芜杂，为清代《礼记》注释中较系统之作。【有些生僻字不显示，可以参阅PDF版】

清方苞诠释《周礼》的著作。成书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卷。是书仿宋朱熹之例，汇集诸家之说，阐发《周礼》原意。认为《周礼》皆礼、乐、兵、刑、食、货六官格式，非记礼之文，后儒因 《汉书·艺文志》 中《周官》六篇列于礼字，相沿误称《周礼》。作者编纂是书的目的，意在恢复《周礼》初委。书中之注，多引前人之说，亦有辨正考析。考证简明，持论平允。后作者又著《周官辨》 十篇，指出《周官》之文，多有刘歆窜改，并考正所改之句。有 《四库全书》 本，《抗希堂十六种》本。

蒋维乔编著。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1月初版，1934年5月再版，1936年3版。 本书原系作者在光华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叙述清康熙初年以来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变迁的历史。全书分复演古代学术之时期、吸收外来思想之时期两编，叙述了程朱学派、陆王学派、朱王折衷派、关洛闽学派、考证派、实用派、公羊派等学术派别及有关人物:顾炎武、陆世仪、陆陇其、黄宗羲、孙夏峰、李颙、曾国藩、王夫之、戴震、洪亮吉、俞越(附孙治让)、颜元、李恭、彭绍升、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等人生平、学术思想和著述。 本书的分期说有商榷的余地，但如果把复演古代学术和吸收外来思想理解为近代中国哲学家们改造传统思想的两种模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传习录》由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对其语录和信件进行整理编撰而成。本书是邓艾民先生终身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遗著，邓先生将《传习录》所涉及的引语和背景知识简明切要地一一注出，为读者扫清了阅读的文字和知识障碍。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将《传习录》与《全集》对照，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在义理上可以互相印证的条目作了贯通的考辨，从整体上把握的思想；并进一步将视野扩展到阳明后学，通过对王门弟子的著作及其思想的解读，“立体”地展示了阳明学的展开进程——为想深入理解和体会阳明思想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拾级而卜的阶梯。

《春秋》学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今人童书业撰。二卷。此书为撰者长期以来先秦史考证成果的汇集，非仅限于《春秋》《左传》。分两部分，一是《春秋左传考证》，为全书的主要部分，包括四项内容：历史(古史传说、西周史、春秋史)、西周春秋制度文化、春秋地理、杂考；二是《春秋左传札记》及其续篇，包括上古至春秋的人物、史事、典制、经济、文化、地理等内容的杂考。全书涉及面甚广，有不少史学上的新论题。一事一考，自为条目，共二百三十五条，大体可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大多征引广博，言而有征，论点中肯；某些观点值得商榷，有的论证不够明晰细密。此书有助于人们具体真切地了解先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李达著。1935年北平法商学院首次印行，1937年5月上海笔耕书店出版。1981年2月，被收入《李达文集》第2卷，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全书40余万字，共分5篇，其标题分别是: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教科书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完整深刻的阐述。强调唯物辩证法是社会学的唯一的科学方法，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社会历史现象，才能认识其本质和规律。因此，李达在书中用了近半的篇幅，系统阐述唯物辩证法原理。首先从人类认识史入手，指出唯物辩证法不是个别天才头脑的产物，而是人类认识史的综和，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接着，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最后，还考察了辩证法与认识论、逻辑学的同一性。其中，特别是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作了深入的阐述，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并概括出认识过程的总公式，“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这是采取圆形运动而发展的。”认识发展的这一辩证过程也就是由相对真理发展到绝对真理的过程。本书还注意历史唯物论问题，并对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关系、历史唯物论的对象、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赞扬李达是“真正的人”。

哲学著作。李达主编。1961年毛泽东建议李达将30年代出版之《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李决定在《社会学大纲》基础上，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全书计划分两册，上册为《唯物辩证法大纲》，下册为《历史唯物论大纲》。《唯物辩证法大纲》于1965年成书，并印成内部讨论稿征求意见。全书共分5篇。继承了《社会学大纲》的逻辑体系，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概括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反映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特别是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认为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最根本的就是一条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以及一系列成对范畴，都是这条最根本规律的“具体的表现形态”(《唯物辩证法大纲》第235页)。毛泽东阅读过该书讨论稿，并在第3章第1章“两种对立的发展观”部分写了一段批语，再次肯定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作用：“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5页)李达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致死，此书《历史唯物论大纲》部分未能写出，文革后，《唯物辩证法大纲》由其助手根据李达生前意见作了必要修改后，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撰者不详。原名《昔时贤文》，又名《古今贤文》，后经增补定今名。清同治年间周希陶又按音韵对此书重新作了编排，是一部流行于清代的通俗封建道德启蒙读本。内容大多采自古代典籍、民间谚语和格言，并侧重于宣扬封建道德戒条、人生哲理及行为准则。其中鼓励人们勤劳、节俭、行善、止恶，以及对“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等不良社会现象的批评，具有积极的宣传意义。该书在民众中有较大影响，“读了《增广》会说话”，曾一时成为口头禅。本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原文、注释、译文和点评。

《经学通论》作于1942年，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故本书分“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治经之途径”“论经文”“论经学流变”“论今古学”“论唐修五经正义以前之经学”“论宋元明经学”“论清代经学”“论读易”“论读尚书”“论读诗”“论读三礼”“论读三传”十二篇，说明经学之性质与后来经学之途径，提出整理过去经学之方法，对各时各派经学从其长处予以说明。

曾国藩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自近代以来，就是中国青年争相学习的楷模。梁启超先生一生对曾文正公推崇备至，对其遗著更是“一日三复”，故从曾氏文集中摘录出此《曾文正公嘉言钞》, 以飨国人。本书为文白对照，对疑难的地方多加以注释，翻译精准简洁，将曾文正公的思想与心迹都明白地体现出来，使人以之为师为范，提升自己。

《墨子》就是记载墨翟言论和墨家学派思想资料的总集，全书倡导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主张，基本反映了广大劳动阶层的呼声。《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书中的许多思想与观点在当今社会仍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去借鉴与学习。本书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加以精校精注精解，内容包括原文、注释、译文、解析五部分。

《儒学六讲》是国学大师梁启超为一般读者讲解儒家文化的普及读物，代表了梁启超儒学研究的精髓。《儒学六讲》系统讲述了自孔子至清末民初两千五百年中儒学的起源、变迁、继承、演化和影响，介绍了孔子、董仲舒、程颐、程颢、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儒学代表人物的学说主张，帮助读者了解儒学各个流派在不同时空内的流衍变化。《儒学六讲》以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讲课稿为底本，通俗易懂，深刻全面，是读者了解儒家哲学和中国文化不可不读的一本经典读物。

三卷。战国时尸佼(约前390—330)著。关于尸佼的事迹，史书记载极略。《汉书·艺文志》中杂家类列“尸子二十篇，尸佼著。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史记·孟荀列传》：“楚有尸子长庐”，裴骃《集解》云：“刘向 《别录》，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 《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可见，尸佼在战国时十分活跃，并参与过秦商鞅变法，起了重要作用。关于尸佼的思想，《汉书》将其与李悝并称，属法家。刘向谓 “尸子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单凭这些支言片语，很难窥其思想主旨。《尸子》原书二十篇，内十九篇，陈述道德仁义之纪，内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这对于了解先秦时期的社会思想、地理变迁有重要参考价值。可惜自汉以后，该书已残阙不全，有些地方为后人伪作。现存的主要版本有：任文田心斋十种本，称家藏元大德八年来青楼所钞本，又依惠氏辑本补抄数条，附录于后，乾隆五十二年刊。《平津馆丛书》本，《问经堂丛书》本。《湖海楼丛书》本，并二卷，《湖海楼》本经汪继培校，最为精审。此外，还有 《二十二子》本等。

王云五主编，史次耘注译。本书参考《孟子》赵岐注、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陈澧《东塾读书记》的孟子部分、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康有为《孟子微》、胡毓寰《孟子本义》、钱穆《孟子要略》、毛子水《孟子焦疏补正》等书，确保注释译文准确明白。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1884—1919）的经学与训诂学力作，以小学（传统文字学）考据为根基，贯通宋明理学与清代朴学，旨在通过“理”与“学”的字义溯源，重构传统义理的思想体系。在《理学字义通释》中，他遵照先列字义、再排比旧说的规矩，以语义训释追本溯源，先后考察了理、性、情、志、意、欲、仁、惠、恕、命、心、思、德、义、恭、敬、才、道、静等 19 种理学概念范畴。通过析字解字的方式来阐发义理，从学术思想层面反思中国的学术根柢，试图寻得中西学问的会通突破。 然而，该书虽名为 “通释”，但对于理学范畴体系的覆盖性相对较弱。不过，它依然是研究刘师培学术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理学、文字学发展的重要资料，对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的演变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