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编撰者不详。原名《昔时贤文》，又名《古今贤文》，后经增补定今名。清同治年间周希陶又按音韵对此书重新作了编排，是一部流行于清代的通俗封建道德启蒙读本。内容大多采自古代典籍、民间谚语和格言，并侧重于宣扬封建道德戒条、人生哲理及行为准则。其中鼓励人们勤劳、节俭、行善、止恶，以及对“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等不良社会现象的批评，具有积极的宣传意义。该书在民众中有较大影响，“读了《增广》会说话”，曾一时成为口头禅。本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原文、注释、译文和点评。

《经学通论》作于1942年，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故本书分“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治经之途径”“论经文”“论经学流变”“论今古学”“论唐修五经正义以前之经学”“论宋元明经学”“论清代经学”“论读易”“论读尚书”“论读诗”“论读三礼”“论读三传”十二篇，说明经学之性质与后来经学之途径，提出整理过去经学之方法，对各时各派经学从其长处予以说明。

曾国藩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自近代以来，就是中国青年争相学习的楷模。梁启超先生一生对曾文正公推崇备至，对其遗著更是“一日三复”，故从曾氏文集中摘录出此《曾文正公嘉言钞》, 以飨国人。本书为文白对照，对疑难的地方多加以注释，翻译精准简洁，将曾文正公的思想与心迹都明白地体现出来，使人以之为师为范，提升自己。

《墨子》就是记载墨翟言论和墨家学派思想资料的总集，全书倡导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主张，基本反映了广大劳动阶层的呼声。《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书中的许多思想与观点在当今社会仍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去借鉴与学习。本书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加以精校精注精解，内容包括原文、注释、译文、解析五部分。

《儒学六讲》是国学大师梁启超为一般读者讲解儒家文化的普及读物，代表了梁启超儒学研究的精髓。《儒学六讲》系统讲述了自孔子至清末民初两千五百年中儒学的起源、变迁、继承、演化和影响，介绍了孔子、董仲舒、程颐、程颢、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儒学代表人物的学说主张，帮助读者了解儒学各个流派在不同时空内的流衍变化。《儒学六讲》以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讲课稿为底本，通俗易懂，深刻全面，是读者了解儒家哲学和中国文化不可不读的一本经典读物。

三卷。战国时尸佼(约前390—330)著。关于尸佼的事迹，史书记载极略。《汉书·艺文志》中杂家类列“尸子二十篇，尸佼著。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史记·孟荀列传》：“楚有尸子长庐”，裴骃《集解》云：“刘向 《别录》，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 《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可见，尸佼在战国时十分活跃，并参与过秦商鞅变法，起了重要作用。关于尸佼的思想，《汉书》将其与李悝并称，属法家。刘向谓 “尸子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单凭这些支言片语，很难窥其思想主旨。《尸子》原书二十篇，内十九篇，陈述道德仁义之纪，内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这对于了解先秦时期的社会思想、地理变迁有重要参考价值。可惜自汉以后，该书已残阙不全，有些地方为后人伪作。现存的主要版本有：任文田心斋十种本，称家藏元大德八年来青楼所钞本，又依惠氏辑本补抄数条，附录于后，乾隆五十二年刊。《平津馆丛书》本，《问经堂丛书》本。《湖海楼丛书》本，并二卷，《湖海楼》本经汪继培校，最为精审。此外，还有 《二十二子》本等。

王云五主编，史次耘注译。本书参考《孟子》赵岐注、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陈澧《东塾读书记》的孟子部分、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康有为《孟子微》、胡毓寰《孟子本义》、钱穆《孟子要略》、毛子水《孟子焦疏补正》等书，确保注释译文准确明白。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1884—1919）的经学与训诂学力作，以小学（传统文字学）考据为根基，贯通宋明理学与清代朴学，旨在通过“理”与“学”的字义溯源，重构传统义理的思想体系。在《理学字义通释》中，他遵照先列字义、再排比旧说的规矩，以语义训释追本溯源，先后考察了理、性、情、志、意、欲、仁、惠、恕、命、心、思、德、义、恭、敬、才、道、静等 19 种理学概念范畴。通过析字解字的方式来阐发义理，从学术思想层面反思中国的学术根柢，试图寻得中西学问的会通突破。 然而，该书虽名为 “通释”，但对于理学范畴体系的覆盖性相对较弱。不过，它依然是研究刘师培学术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理学、文字学发展的重要资料，对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的演变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代经学家刘师培，辑齐学、鲁学大义为一编的经学综合性著作。1册，由8篇构成: 《公羊孟子相通考》，《公羊齐诗相通考》，《毛诗荀子相通考》，《左传荀子相通考》，《榖梁荀子相通考》，《公羊荀子相通考》，《周官左氏相通考》，《周易周礼相通考》。认为《六经》订于孔门，汉初经学无今古文之事，只有齐学鲁学之别。凡数经之同属鲁学者，其师说必同; 凡数经同属于齐学者，大义亦必同。故西汉经师多是数经并治，诚以非通群经，即不能通一经。“齐学详于典章，而鲁学则详于故训。故齐学多属于今文，而鲁学多属于古文。观《白虎通》所采以齐学为根基。《五经异义》所陈则奉鲁学为圭臬。何尝有仅治一经而不复参考他经之说哉” (《序》) 。后世学者往往拘泥一经之言，而不能旁推其余诸经之义。今汇齐学、鲁学之大义辑为1编，成《群经大义相通论》，辨析齐学、鲁学之异同，稗有助于治经者。收入1936年印行之《刘申叔先生遗书》第9册。

近代魏源著。“觚”是古代写书的木简，“默觚”意即默深的读书札记。撰于清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1835—1839)。分上下两卷。上卷《学篇》一至十四，为论学之作；下卷《治篇》一至十六，为论治之作。《学篇》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认识论，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认为知来之于行：“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提出事物的变化发展有相反相成、祸福倚伏、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指出：“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清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又说：“天下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虽相反如阴阳、寒暑、昼夜，而春非冬不生，……相反适以相成也”。但也说：“乾尊坤卑，天地定位”，“是以君令臣必共，父令子必宗，夫唱妇必从”。主张维护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治篇》中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历史进化论观点，认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主张“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为其变法改革思想作论证。但又指出：“气化无一息不变者，其不变者道而已”。反映了其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阶级局限性。本书是研究魏源哲学、社会政治思想的主要资料。收入《古微堂内集》和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源集》。

杨向奎著，1989年出版，15.3万字。书中首先论述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并兼论“炎黄”、“华夏”两个实体的形成。然后结合宗周之礼乐文明论述一统天下的理想制度。礼乐文明与儒家思想的结合，就形成了一统天下的理想制度。书中探讨了公羊学派之形成与“大一统”思想的关系。《公羊》一方面不能忘记诸侯割据的现实，一方面又在规划“大一统”，充满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作者分析了汉武帝之大一统与董仲舒的对策。董仲舒的三策以区别于黄老之学的方式为汉武帝建立新的大一统，亦即天人合一之“大一统”。对司马迁与公羊学的关系，作者也作了探讨。司马迁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文一质，终始之变也”的历史发展规则，而“一文一质”的理论出自公羊学派，作者认为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大一统。何休对于公羊学的总结的意义在于保存了公羊学派的精华，这是我国古代少有的历史哲学。书中阐述了宋儒之“春秋”学，清代前期的大一统论与公羊学，以及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大同思想。康有为终以大同思想代大一统学说，大同包含大一统思想在内。而大同世为社会性质之改变，不同于大一统之为政治上的统一。作者总结说，大一统思想，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更占重要地位。

三国魏李康撰。见《文选》第五十三卷。作者字萧远，生卒年不详，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人。为人耿介独立而不苟流俗，曾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起用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生当汉魏之际，见惯了王朝的更替，政治集团的崛起与覆亡，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他面对这一切百思不得其解，觉得有冥冥的命运在操纵这一切，“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人因而应该“乐天知命”，“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就是全文反复申述的主旨。比起同时代作家阮籍的远迈不群，比起嵇康与命运高傲的抗争，本文作者未免太卑微了，可他的这种思想恰恰是太康作家的先导。文中大量的排比句式一气贯注，滔滔汩汩，气势很壮。

《简明逻辑学二十讲》是一本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智慧小书，是作者多年教学和研究的心血之作。作者采用了20堂公开课的形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通过的老师娓娓道来，用一个个轻松、幽默的小故事展现复杂的逻辑学。内容采用对话体，在老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之中，辨析和掌握一个个逻辑学概念。本书是逻辑启蒙的经典读物。本书从情绪、专注、沟通、记忆、读写、习惯等多个维度讲述了日常生活中的思维误区，帮助读者建立起系统的思维逻辑。

本书作于一九五〇年夏秋，对张居正作了全面评价，详细考察了张氏的政治立场和治世德行，为张氏辨诬，认为张不简单是法家，而首先是儒者，综合了释道法。《与友人论张江陵》对儒家的政治理想，对吏治清明、肃贪倡廉、以道德理想统御法制，多所发挥。尤其是对“人民本位”的强调，更是全书的中心和重心。

《演三字经》是清代刘曾騄所著的一部蒙学佳作。该书以三字一句的简洁形式，全方位地涵盖了丰富的传统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在个人修养方面，它从日常细节入手，教导人们要注重仪表整洁，如 “发梳整，面洗净，口齿洁，容体正”，还强调保持居住环境的清爽，做到 “房室清，墙壁净，几案洁，笔砚正”，并通过这些行为来消除自身的骄傲与懒惰之气。家庭伦理的阐述是书中重要部分，其中突出了子女对父母的孝顺，“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等语句，深刻体现了传统孝道中对父母的敬重与顺从；同时也强调了兄弟之间的友爱恭敬，“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倡导家庭和睦相处。在人际交往上，它对与长辈相处的礼仪进行了详细教导，如 “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见能”，要求人们保持尊敬之态；对于朋友相处，也给出了 “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 这样的原则，鼓励朋友间相互劝善规过。《演三字经》以其通俗易懂的形式，为人们尤其是儿童提供了修身养性、规范言行的重要指引，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韩非子》全书共十万余字，分为五十五篇。就其主体而言，它实在是一部政治学巨著，主要论述君主如何才能管好臣民、稳坐江山、富国强兵乃至称王称霸，亦即古人所谓的“帝王之学”。书中除了论述法术、权势等主要内容外，也论述了一些君主应该注意的道德修养、政治策略。同时，书中还有一些韩非对世道人情的剖析与感慨，对《老子》的解说，对论说素材的辑录，以及向君主的上书，内容十分丰富。时至今日，《韩非子》对我们了解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现代学者吕思勉编著。原系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上海沪江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后略加修改，以成此书。分为绪论、理学之原、理学源流派别、濂溪之学、康节之学、横渠之学、明道伊川之学、晦庵之学、象山之学、浙学、宋儒术数之学、阳明之学、王门诸子、有明诸儒、总论，共计15篇。举理学家重要学说，及其与前此学术思想之关联，对后此社会风俗之影响，一一挈其大要。以确有见地、不与众同者10余家为主，其无甚特见者，总为一编。认为 “理学之特色，在其精微 彻底” (《理学纲要·总论》) ，“躬行实践”。理学家之学“於理求其至明，於行求其无歉” (《理学纲要·总论》) 。以此推之政治，“则不肯作一苟且事”。此书卷帙虽少，纲领略具，可以略知理学，是简明扼要论述理学大要的著作。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系建国后首次出版，作者病《春秋》大义散在各篇，初习者不便阅读贯通，乃取大义比近者类聚而群分之，立文为纲，而以经传附其下。欲令读者每习一章，即明一义，凡得二十九章（篇）。此书承继先圣之述《春秋》，以复仇、攘夷为大义。愤“日人强据我东三省及热河省”，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且复仇之志”，有深意在焉。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奠基之作。不同于时下“选出而叙述之”、“以西解中”的主流范式，谢著既立足于中国思想学术史固有脉络，又融贯西学原理，深具“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此“谢无量范式”（Xie Wuliang's Paradigm）所开辟的“以中化 西”之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道路，为我们当下思考中国哲学如何返本开新，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中国哲学史校注》旨在为学界谢著研究提供精校精勘之善本，主要工作，是对谢著全文之校勘、注解。 1．校勘：以谢著1916年初版为底本，以1927年八版、1967年台一版、1976年台四版、《谢无量文集》第二卷等四种谢著版本为对校本。 2. 注解分两类：其一，对谢著所有引文，皆注明出处。引文所据文献，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十三经清人注疏》、《二十四史》、《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续编》、《理学丛书》等传统基本原典为主。其二，凡订正谢著之讹脱倒衍、考辨异文、存疑、考证者，皆出注说明。

本书集钱穆先生几十年来阅读《论语》心得之大成。所选文章既有根据钱穆先生20世纪50-60年代在新亚书院讲课记录而成的文章，也有钱穆先生发表在港台学术杂志上的文章。这些文章集中阐述了阅读《论语》之意义、朱子如何阅读《论语》、今人应如何阅读《论语》，如何看待古人对《论语》的不同理解及其出发点，以及钱穆先生对古人阅读《论语》之评点和他本人对《论语》的认识过程。

二十卷。元无名氏撰。原书序署“至元三年(1337年)秋七月庚午，结衔题奎章阁侍书学士。”旧本题明门无子评，门无子生卒年及生平不详，但显然在门无子前早有《韩子迂评》。序中称“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废。所少者，韩子之臣。……”可见，《韩子迂评》是作者对当时的时事有所感触之后撰写的。《韩子迂评》明万历六年(1578)有刻本，明代还有其它版本，清代被收入《四库全书》。

本书是我国著名哲学家贺麟的著作集之一，分上下两篇。上篇由贺麟先生1947—1948年在北京大学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的讲课记录整理而成，论述自亨利·柏格森至约西雅·鲁一士的十余位西方现代重要的哲学家（流派）；下篇收录贺麟先生建国后的一些演讲稿和文章，主要是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以响应1955年起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党的号召，与上篇形成鲜明对比。

《孟子》研究著作。杨伯峻撰。伯峻湖南湘潭人，幼读经书好古文，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中华书局编审，文物局咨询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重要著作有《列子集释》、《论语译注》、《春秋左传注》、《文言语法》、《杨伯峻学术论文集》等。是书正文由原文、译文、注解三部分构成。原文依赵岐体例分为十四卷，两卷合为一篇。译文按章直译，尽量保持原文风格，力求流畅明白，间有意译。注解以朱熹《集注》、焦循《正义》为主要依据，广搜博采，吸取诸家菁华。注释内容包括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等，并作了简要考证和必要的校勘。书后附有《孟子词典》以备查考翻检。卷首《导言》，论述了孟子生平、《孟子》作者、篇章及对孔子的发展等问题。作者赞同司马迁的观点，认为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孟子》是孟子所作，万章之徒参与其事。作者认为孟子对孔子观念的取舍、发展有三:一是“天命”。孟子论“天”，有自然之天，义理之天，却没有主宰之天，而其中带有“民意”的理义之天为孔子所无。二是“仁义”。孔子讲仁，孟子仁义并言，孔子重视人的生命，孟子更重人民的生存权，由此其“君臣关系”观念也比孔子进步。三是性善论，其实际含义是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并且他还承认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因而重视自我修养。最后认为孟子政治主张是保守的，甚至有些是倒退的。杨伯峻的《孟子译注》是现代较有影响的译注本，中华书局1960年初版，后多次再版。

李源澄著，1936年2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共130页，书前有伍非百和卢前撰写的序。《诸子概论》一书研究了先秦儒、道、墨、法诸家思想及其根源，并评论《论语》、《孟子》、《荀子》、《道德经》、《庄子》、《墨子》、《商君书》、《韩非子》等书的意义及价值。全书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商君书、韩非子八章，通论先秦诸子思想，追本溯源并纵横开阖评论诸子的哲学主张和社会理想，唐文治称为“保留古人圆而神之风，其抉发昔贤著述之大义，皆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直言所见，而无与人絜长度短之意，故得绝于以流行之西方、印度之思想与中国固有学术轻相比附之病”。

《杨朱哲学》凡分三篇，上篇显真论，搜抉杨朱信史资料；中篇明取论，阐发杨朱道术之精微，上中二篇皆为真杨朱之论辩。下篇辟伪论，为批评此前伪杨朱而作。本书的逻辑十分严密，层层递进，有理有据的论证了杨朱其人，其思想的存在以及其思想的具体内容，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的历史功底和其严密的思维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