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义”字下云：己之威仪也，从我从芊。又“仪”字下云：仪，度也，从人义。是义仪二字，上古相对为文。义字从我，谓己身恪守其威仪也。仪字从人，谓与他人交尽其威仪也。如《礼·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所云礼义，乃古礼仪字之未改者。又《周礼·肆师》传注云：古者礼仪字作礼义。其说最精。
盖礼义与礼仪不同。《左传》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礼义动作威仪之则。礼义与威仪不同，此其确证。礼义者，谓己身恪守其威仪也。即宋儒慎动说之所从出。然己身不可一日无检束也。礼仪者，谓与他人互尽其威仪也，乃威仪之现于外者也。故《左传》言，有义而不象谓之仪。若《说文》训仪为度，则《诗》毛传有曰：咨礼义为度，是仪训为度，即取法他人威仪之谓也。度字当读为揣度之度，乃虚用之字，非读为法度之度也。
若仁义之字，古文作谊。《说文》“谊”字下云：谊，宜也。而《礼·中庸》篇复训义为宜，又案：《礼记》“义”云，义者，宜此者也。《贾子新书》曰：行充其宜之谓义。韩愈曰：行而宜之谓之义。则谊义古通，惟谊字从宜，以谐声而兼会意，则为义字之本体无疑。后世之儒不辨礼义礼仪之分，于礼义二字悉改为礼仪，如《中庸》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仪即礼义。
若夫《大传》、《乐记》、《缁衣》篇所言礼义，乃汉儒未改之字也。后儒以仁义之义释之误甚。而仁谊二字复悉改为仁义，由是，三礼之文，凡古文有作礼义者，悉使之与礼仪相淆，其未改之文，复以仁谊之谊解礼义之义，而古人造字之精义沦矣。自谊字易为义字，而后儒之解义字者，解为事得其宜，盖行为之自由固为己身之权利，然自由不能无所限，故有益于人之谓仁，无损于人之谓义。义也者，勿为所不当为也。勿为所不当为，即能持人己之平，裁抑一己之自由而不复损人益已。
情得其平与事得其宜之义同。周子《通书》亦曰：爱曰仁，宜曰义。《礼记·表记》篇有言，义者，天下之制也。制与限同，所谓无形之裁制也。《易·文言传》亦曰：义以方外。方外者，即砥砺廉隅之义，砥砺廉隅见《儒行》亦即《乐记》所谓义以正之也。黄氏《经训比义》曰：义者，宜也，心能裁断其是非而措之得宜也。曰正，曰制，谓义之能裁断也，此义之正诂也。
天下惟正直之人守躬严肃以谿刻自处，谿刻二字见《荀子》。以克己励行为归，如伊尹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言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以及汉黄宪、徐孺子，宋张横渠，明吴康斋、李二曲诸人是。故能裁抑己身，使之不能自逞。
善夫，董仲舒《春秋繁露》之论仁义也！谓春秋之道以义正我，故义之为言我也。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又言义者宜在我者也，且在我而后可称义也。盖义字即《论语》正身之义。案：《公羊》与昭子之为善而爵之，于齐桓之执袁涛涂，则疾齐桓之不正。又言春秋大一统之义，在于正朝廷以正百官，欲其先于正己也。此即董子所本。自正其身，即能不纳于邪，身能不纳于邪，即能不加损害于他人。盖夺人财产、侵人自由、伤人名誉，皆为不义之一端，反是则为义。观《论语》言君子义以为质，黄式三曰，事得其宜之谓义。《中庸》所谓时措之宜也。质字与规律之义同，亦隐含裁制之意。心能裁断谓之义，孟子言心之同然者谓理义。程子释之曰：处物为义。处物者即裁断之谓也。又孟子以羞恶之心为义，心有羞恶，亦由于心有裁断也。而心能裁制己身，亦谓之义。如孟子言浩然之气配义与道，又言大人惟义所在。义也者，皆处事各得其宜之谓也。故义之为德，所以限抑一己之自由，而使之不复侵犯他人自由也。古人义利并言，《易·文言》曰：利者，义之和也。又言利物足以和义。《左传》言义以生利，又言信戴义而行之之为利。皆义字与利字并言，非两字为对词也。盖无害于人之谓义，无害于人则人己咸得其益，故利即由义而生。若《论语》言君子喻义小人喻利，孟子言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董仲舒亦曰正其谊，不谋其利，谊与义同盖喻利谋利之人不能裁制己身，因扩张一己之权利，致侵夺他人之自由，故利复与义相反。然衡以公例，则不加损害于人，即为由义。由义见《孟子》。杨朱有言，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列子·杨朱》篇侵物者，即以权力加人之谓也。故为不义。若宋儒言克己断私，其大旨见《论语朱子集注》。近世毛西河、阮芸台皆斥之。于一己之自裁制极严，不侵他人之权利致并失一己之自由，即明儒邹南皋所谓后儒以己身为桎梏也。夫古人之所谓义，乃于自由之中加以制限，非因裁制己身之故而并失身体之自由也。惜宋儒之不明此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