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表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具有暂时的、历史的性质，都有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将为另外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而一切社会形态的更替都要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彻底实现。在阶级社会里，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在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全世界人民解放的根本道路。
14.1. 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通过革命的变革
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发展的结果。社会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要求这一客观的必然的规律。社会革命要变革经济制度，即消灭过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而为了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顺利地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改变旧的上层建筑，使它成为与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
在阶级社会，改变经济制度的斗争，必然要集中地表现为革命的政治斗争，表现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就这一点来说，政治革命在整个社会变革中具有决定的意义。列宁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乃是实现革命变革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反动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之下，被压迫阶级为了实现革命任务，通常都不得不经过暴力革命。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2列宁说：“历史上还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31789-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一系列的起义，内战，粉碎了封建主阶级的统治才取得了彻底胜利。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经过了1776-1781年的独立战争，而且经过了1861-1865年反对奴隶制的国内战争，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德国、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使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走着改良的道路，但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彻底的，并且在新旧阶级取得妥协之前，仍然经过了或大或小的国内战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经过武装起义而取得的，并经过三年国内战争和粉碎外国干涉的战争，才得到巩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通过二十二年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战争才取得了胜利。
先进思想与革命理论的创立和传播，对革命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革命的一般进程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和传播先进思想、革命理论，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揭露旧制度的腐朽性，造成社会舆论；夺取政权，建立革命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飞跃地向前发展，推动社会形态走上更高的阶段。
革命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发生和取得胜利的，只有当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所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形成了全国性的（既牵动被剥削者又牵动剥削者的）危机的时候，即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才会爆发革命。列宁说：“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4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除了有客观的革命形势以外，还需要主观条件的成熟，这就是；革命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形成足以摧毁反动政权的强大革命力量。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说来，主观条件成熟的集中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只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发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失时机地领导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使革命走向胜利。
社会总是在和平发展与革命变革的交互更替过程中前进的。和平发展时期总是比革命变革时期长得多，但革命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强大的促进作用。在革命高涨时期，尖锐的阶级斗争激发着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热情和理想。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革命的变革越是深刻，人民群众的发动就越是广泛同时，人民群众发动越广泛，革命的改造也就越深刻。劳动群众积极参加了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革命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次法国革命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人民群众的发动最广泛、最充分，他们的伟大创造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发挥，涌现出自己创造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历史上的一切革命总尽在不同程度上发动了人民群众，发挥了他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起来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摧毁腐朽的旧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实现飞跃的进步，所以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5
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右翼社会党人都企图以改良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他们认为，只有和平的进化才是社会发展的“正常”途径，而革命则似乎倒是“反常现象”，应当用所谓“和平抵抗”来代替阶级斗争，用所谓“和平斗争”、“民主手段”来代替革命行动。改良主义者力图用小恩小惠来分裂工人队伍，欺骗工人群众，引诱他们脱离阶级斗争。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腐蚀和软化无产阶级的工具。列宁曾经指出：“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6右翼社会党人正是提出某些资产阶级所容许的、粉饰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例如充分就业，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险和收入，财产的“公平”分配等等），作为他们实现所谓“社会主义”的纲领，借以反对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拒绝改良，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为争取日常的改良而进行斗争。但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改良只能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量的变化。日常的改良只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副产品。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决不能经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经过革命来实现。谁如果只把改良当作自己的唯一任务，就必然要堕落到充当“资本主义看护妇”的地步。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是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因此，争取改良的斗争必须服从于革命根本任务的解决。改良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辅助方法。
无产阶级把改良作为积聚革命力量、发展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
历史上有过各种类型的革命，有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奴隶革命，有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由于革命所解决的社会矛盾各有其特殊性，所以这些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不同，革命的对象，动力也各有不同。谁是革命对象，谁是革命动力，决定于社会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而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又决定于他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在旧经济制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要反对革命的，所以他们成为革命的对象；在这个经济制度中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地位的阶级，他们就会起来革命，或赞成和拥护革命，就成为或可能成为革命的动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要正确地指导人民的革命运动，就必须对社会经济的状况和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确定当前社会的性质。并以此为根据，确定革命的性质，规定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提出指导革命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策略。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类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将来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将仍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仍然是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不过，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将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压迫，将消灭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将再不会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了。
14.2. 民主主义革命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先后都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是反对封建农奴制度的革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的革命。当时革命的动力，包括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由于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革命中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确立统治地位。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进入腐朽的、垂死的阶段。这时，在一些封建地主阶级还占着统治地位的国家，还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历史时期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十七――十九世纪西欧各国的革命有着根本不同的特点。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已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展开，强产阶级趋向于和封建势力妥协。甚至直接投入反革命营垒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已失去了十七-十九世纪中叶西欧资产阶级的那种积极作用，它已不能够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变化和阶级矛盾的变化，使得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联合农民，孤立自由资产阶级，彻底破坏沙皇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才有可能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真正胜利。
在指导1905年革命的过程中，列宁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对资产阶级有利，而且对无产阶级也是极其有利的。资产阶级需要革命进行得不坚决、不彻底，以便他们可以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来反对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却需要把革命进行得十分彻底，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7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成为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以有利于农民和无产者的形式来实现，必然要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并且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宁的这些思想对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还有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残酷压迫，阻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为了便利其无止境的掠夺，帝国主义一方面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部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并使封建地主阶级成为自己侵略和统治这些国家的支柱，另一方面，又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豢养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作为其直接统治人民的代理人。在许多国家，大买办阶级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垄断着一国的经济命脉，来为帝国主义服务。解放前的旧中国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结合一起，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不推翻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买办资本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矛盾。随着这种矛盾的发展，就必然兴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十月革命终结了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斯大林说：“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8
毛泽东同志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它使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威胁帝国主义生命的前线，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制度，而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支持。在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9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斗争中必须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不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联合，不支援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在事实上帮助了帝国主义，就会损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口头上讲社会主义革命，却不肯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侵略罪行，不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人民结成战斗的同盟。列宁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10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也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发展，就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分不开的。苏联的支援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而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发展，鼓励了战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每一斗争，都给予了一切可能的支持和援助，这就更加便利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猛烈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濒临全面瓦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除了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外，还有许多国家由于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取得了政治独立或部分独立地位，成立了民族主义国家。但是，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获得独立，是不甘心的。美帝国主义力图采取更加狡猾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来实行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并取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新殖民主义不是用赤裸裸的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方式，而是以“援助”为钓饵，通过经济控制。政治收买和军事条约的束缚，达到旧殖民主义所要达到的同一目的。新殖民主义在表面上允许被侵略国家保有形式上的“独立”，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它比旧殖民主义更为危险。被压迫民族从自己切身的经验中体会到，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就是一种资本输出，这种“援助”是为了加强对受援国的侵略、剥削和控制，攫取最高利润，是为了使受援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永远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因此，已经取得独立和正在进行斗争的被压迫民族，为了保持斗争的成果，进一步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正在和帝国主义者所采取的各种侵略手段作坚决的斗争。
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革命的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这个理论。中国人民革命具有许多具体的历史特点，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完全相同。但是，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彻底胜利的革命来说，中国革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中国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获得了新的性质，毛泽东同志把它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它并不要求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所以其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代表它们利益的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因而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而无产阶级则是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根据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1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个革命阶级，组成了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反动统治者进行了一个长时期的革命的武装斗争，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民族民主革命能否彻底胜利的关键问题。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全民族的完全独立和彻底解放。
无产阶级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相联系的。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买办资本的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有矛盾，因而他们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和反对买办资本的革命运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理人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他们又具有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当着无产阶级发动了广大农民，进行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时，他们就会害怕革命，甚至有时还可能叛变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又会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程度，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取决于阶级矛盾的变化。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12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某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条件下虽然也领导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运动，取得某些胜利，但是最后仍不能彻底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实现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农民一般占人口的多数，现代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第一位，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党内进行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改造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党员的思想，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这样就解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小资产阶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农村环境，如何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强的战斗组织的问题。
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是工农联盟的问题。
农民问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包括贫农和中农的广大农民，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能不能领导农民革命乃是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基本上就是因为它不能放手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它常常害怕和反对农民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坚决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深入农村，进行艰苦的工作，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和领导他们最彻底地实现自己的要求。无产阶级也只有和广大农民群众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
领导农民革命，就是要领导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现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3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的问题上曾经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过斗争。右倾机会主义者否认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不但放弃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而且反对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进行彻底的反封建斗争。“左”倾机会主义者否认有联合包括中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必要，结果也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使革命失去了可靠的同盟军。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都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
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壮大革命势力，孤立反动势力，无产阶级还必须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同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一方面要在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的革命；如果不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不注意联合他们，就会犯“左”的错误。另一方面，又要同他们的妥协性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不在斗争中坚决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反对工农群众和反对共产党的倾向，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就会犯右的错误。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错误的。
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敌人。但是，无产阶级也可以根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14的原则，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同他们之中的某些势力，建立暂时的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和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共同抗日这一点上建立了统一战线，同时和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方面，反复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包括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势力的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必须积极地发展革命力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主体，只有充分发展这个主体的力量，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阻止中间力量的动摇，把它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不断地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势力。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在反对革命的敌人时，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斗争形式，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武装的等各种斗争形式，而武装斗争常常成为主要的形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互相勾结对人民实行极其残暴的统治，对人民的解放运动采取武装的残酷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不可能经过合法的斗争取得真正的解放。为着使民族民主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必须在可能的地方和可能的时候，建立一支被共产党所领导的、善于和敌人作战的人民军队，以及这支军队所借以活动的根据地，并使敌人统治地区的群众斗争与武装斗争相配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这样。毛泽东同志说：“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15
在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和农民土地问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把这三个方面概括成为“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农民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把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道路。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革命的乡村包围城市的新观念，创造了从建立小块的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大块的革命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首先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摧毁了反动政权，建立了革命政权，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打碎了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
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标志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其代理人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集中到打碎反动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人民的国家这一点上。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16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就使革命由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前途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7处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前途，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前途。
14.3. 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在内的以往的一切革命，不过是以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却是要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压迫，创造条件，使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
为了实现这种极其深刻的历史变革，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8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发动和吸引广大劳动群众来参加。由于根本利益的一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人民―一首先是农民，结成长期的巩固的联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之后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历史证实了列宁的科学预见。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第一次取得了这个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的历史时代。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至少是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实现。后来，他们又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个别国家爆发，但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各国资产阶级容易采取联合行动把单独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镇压下去，社会主义革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新的历史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一国首先胜利的新原理。
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证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具有更尖锐的性质。由于这个规律的作用，某些原来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以跳跃的速度赶上和超过某些原来比较先进的国家，因而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各种矛盾就极端尖锐化起来，其中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的发展削弱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使得这个体系的某些地方可以出现特别薄弱的环节，从而使得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利用时机，突破这个最薄弱的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最薄弱的环节不一定是工业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一定是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存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但是各国发生革命的先后，并不是由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的。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革命条件并不一定就是最成熟的。在某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超额利润，并且培植了“工人贵族”，分裂工人运动，革命力量的成熟就受到了阻碍。确定某一个国家革命的客观前提是否成熟，不能仅仅看这个国家内部的发展程度，还应看它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它是不是帝国主义体系各种矛盾的焦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是不是在这里已经摇摇欲坠。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作斗争中产生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抹煞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宣传所谓“超帝国主义”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否认帝国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否认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从而实际上否认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他们硬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无产阶级还没有在全国人口中占多数，无产阶级还没有造就足够的管理国家的干部的时候，便不能夺取政权。列宁痛斥了这些谬论。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武装了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使其在条件成熟时能够主动地去冲击资本主义制度，而不致消极地坐待革命的“总爆发”。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是适合于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官僚军事机构，而根本不适合社会主义的需要。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只是夺取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而不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马克思强调地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19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集中到这样一点上：“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20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存在着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一般都要经过武装斗争，但是并不排斥在特定的条件下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即使是革命和平发展，也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人民最有利的。只要有这样的可能，不管它实现的机会是怎样微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重视的。从资产阶级掌握着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这个客观事实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革命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21，这种机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是在阶级力量形成某种特殊对比的情况之下出现的。共产党人一旦遇有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时，总是紧紧地抓住它，努力利用它来实现革命的目的，但同时又要准备，一旦这个时机逝去了，就仍然要用武装斗争来夺取革命的胜利。
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存在着“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当时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力量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巩固起来，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这时，列宁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但是，不久以后反革命武装力量很快地组织起来，破坏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白匪军用暴力镇压了工人士兵群众的和平示威。于是列宁宣布，革命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22。俄国工人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有了很大发展，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都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曾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且在1946年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实行国内和平的协议。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了这个协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这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进行革命的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没有放松警惕，没有放弃人民武装，而且做了充分准备，所以战争没有吓倒人民，反而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
如果某一个资本主义小国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国家包围之中，或许有较多的可能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反动统治阶级仍然可能采取“困兽犹斗”的行动，因此也绝不能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唯一的可能性，而应当同时估计到革命非和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指出：“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愿意不愿意进行和平的变革，而在于资产阶级和反动统治者能不能接受这种和平的变革。无产阶级决不能片面地，没有根据地把自己的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而必须同时准备两手，就是既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又准备革命的非和平发展。
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无产阶级一般地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积聚力量的过程，不能设想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轻率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同志指出：“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23在积蓄力量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包括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的形式，是完全必要的。
现阶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形成了极其尖锐的对立。这种情况就使得无产阶级可能在实现一些民主任务的号召下来团结各阶层人民，组成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在一起，坚决为实现民主任务而进行斗争，这不但适合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也能加强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的威望。但是，争取民主任务的斗争，还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斗争，这些任务即使实现了，也并不能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觉悟的无产阶级决不以此为满足，而要把民主运动引向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改良主义者的根本区别。改良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看成是最终目的，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在日常斗争的过程中将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他们的真正出路。
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进一步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彻底消灭阶级，并进到无阶级的社会。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无产阶级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才能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4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的根本观点。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者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列宁指出：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25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之所以成为可耻的叛徒，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衣钵，无耻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散布种种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就彻底地暴露了他们的叛徒立场。
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独裁”，是“极权主义”。针对着反动派的攻击，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于反动派的革命专政，同反动派对于人民的反革命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因为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才能够真正得到翻身的机会。如果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不能坚持这一项对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放弃或放松了自己的革命专政，反动派就会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受天大的灾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英勇尝试的巴黎公社，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对阶级敌人过分仁慈，对反动势力没有实行彻底的镇压。1956年，丧失了政权达十一年之久的匈牙利资产阶级反动派，曾经一度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实行反革命的复辟，也是由于过去匈牙利没有充分应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对国内反革命势力予以足够的打击。所以，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的反动派还存在，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镇压反动派的一切破坏活动和复辟阴谋，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
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不仅千方百计图谋复辟，而且还有力量进行反抗和复辟活动。因为剥削阶级被打倒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保留着某些财产，保留着某种知识上和技术上的优势；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剥削阶级的政治影响还会长期存在；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国际上帝国主义还存在。帝国主义绝不甘心社会主义的胜利，它们时刻企图扼杀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破坏，颠覆活动，与国内反动剥削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抗，是互相支持的。由于上述这些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就不能不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阶级斗争。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是必不可少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实行国家领导的政权，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巩固联盟，也就没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农两个阶级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也主要是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除了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外，还存在着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后一个联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进步人士等等，它团结了劳动人民以外的一切人民的力量，动员他们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事业服务，帮助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改造。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很重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反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战斗的联盟。专政是对付敌人，对付国内外反动派的武器。对人民自己，对联盟内部，则不能实行专政，而只能实行民主。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必须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担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一方面是劳动群众对反动剥削阶级的专政、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而另一方面又对于广大人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实现的民主。它能够充分发挥千百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社会进步力量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把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能够战胜一切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26
社会主义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比拟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供极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社会主义民主由于它是对绝大多数人，对劳动群众和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们的民主，所以它标志着民主、自由的空前巨大的扩展。它从政治上和物质上保证一切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也保证除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民享有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在中国，各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宗教集团都享有民主权利，他们的代表人物还参加了政权机构。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方面，一方面是共产党被公认为领导党，另一方面，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
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这种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为了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力量，有力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加强人民队伍的组织性、纪律性。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人民的政治权利，同时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等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此外，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
一般地说，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更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去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27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就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逐步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摆脱旧社会的坏习惯、坏思想的影响，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同志把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说得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种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中国人民内部，长期行之有效。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区分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方面――对反动派的专政和对人民的民主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处理问题联系起来。这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社会主义国家在执行国家的任务时，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样就能团结最广泛的人民力量，对敌人的破坏活动给予最有力的打击，就能最有效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如果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用错误的方法去处理这两类矛盾，就会犯右的或“左”的错误，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损失。
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就可以利用这个政权的力量，继续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在经济战线上，工人阶级国家的任务，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且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为着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党和国家还必须领导全国人民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把全国经济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并造就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
无产阶级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国内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依靠工农联盟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在国际上还必须依靠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和互相支援。
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总会有某些不同的特点。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每个国家又必须遵循着一条共同的道路。这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这就是：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为革命的领导核心；在这个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革命胜利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动阶级的反抗和复辟活动，保卫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生活水平，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在对外政策方面，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十月革命的这些基本经验，经过半个世纪以来各国人民的斗争实践，更加发扬光大。
14.4. 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
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的任务是要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达到这个总的目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互相连续的革命发展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在指导革命的时候，必须把各个革命阶段的不同的性质加以明确的区别，在进行前一个阶段的革命斗争时，不过早地执行下一个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又力求使革命的前后两个阶段紧密地连接起来，在革命的前一阶段，根据客观可能积极地为下一个革命阶段准备条件，以便在前一个阶段的斗争胜利后，使革命不停顿地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当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在某些国家里，它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暂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这个革命对发展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有利的。但是，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自己独立的政治方向，以便在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之后，立即就开始斗争去反对资产阶级。《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8
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改良主义要求时，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思想。他们说：“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29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所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思想，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使革命有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列宁明确地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列宁说：“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30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理论的正确性。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曾经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现过象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否认不断革命论，在本来互相衔接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隔上一道资产阶级专政的“万里长城”，否认这两个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否认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有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前途。他们说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主张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革命胜利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中国还出现过“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否认革命发展阶段论，混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内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都曾经使中国革命遭受过很大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互相区别和互相衔接的问题，批判了和纠正了上述两种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31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坚持了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坚持了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衔接起来，不容许在两个革命阶段中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定要由无产阶级坚决掌握领导权，以便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
为了正确地把握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在思想工作上，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要把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同当前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32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的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3而共产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更成熟、更发展的高级阶段。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4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如何区别又如何衔接的问题，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35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要求我们掌握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而不要把这二者割裂开来。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革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看不到前一个过程和后一个过程之间的联系，因而认为革命应该停顿在它的某一个发展阶段上，不再继续前进。“左”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革命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前进，因而混淆不同质峋发展阶段，企图超越某些必经的过程，而跳入那些目前还不能达到的阶段。认识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正确对待各个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克服和防止右倾和“左”倾的错误，才能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推向前进。
* * *
《论两个政权》，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页。↩︎
《预言》，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8页。↩︎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页。↩︎
马克思：《1848年至1851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几个争论问题》，载《列宁选集》第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1页。↩︎
《再论民族问题》，载《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5页。↩︎
《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28-629页。↩︎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8页。↩︎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08页。↩︎
《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8页。↩︎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48页。↩︎
《论政策》，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22页。↩︎
《共产党人发刊词》，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73页。↩︎
《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9页。↩︎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页。↩︎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4页。↩︎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4页。↩︎
《革命的任务》，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2页。↩︎
《论口号》，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战争和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7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
《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4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页。↩︎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5页。↩︎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页。↩︎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4页。↩︎
《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66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2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2页。↩︎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