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里，无为二字有许多意义。照一个意义讲，无为即是少为或寡为。如先秦的道家，在社会政治方面，主张“返朴还淳”，在个人生活方面，主张“少私寡欲”。此所谓无为均是这一意义底无为。人是动物，即“望文生义”，我们亦可知人不能免于动，动即是为。至少吃饭睡觉这一种底动，这一种底为，总是有底。人不能完全不动，即不能完全无为，所以这一意义底无为，即是少为或寡为。不曰少为或寡为而曰无为者，不过是有些人欲以这两字的字面底意义，表示少为或寡为之极端底说法而已。
照另一意义讲，无为即是率性而为，不有意地为。照道家的说法，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有所能，有所不能。人亦是如此。人若照着他所能去为，即是不有意地为，率性而为。不有意地为，率性而为，即是无为。这一意义底无为，魏晋道家讲得最清楚。照郭象《庄子注》的讲法，一个天才诗人，虽写千万首诗，亦是无为。因为他写诗是他的天才的自然发展，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是矫揉造作地要作诗。一个斗方名士，虽写一首诗，亦是有为。因为他写诗是矫揉造作地要写诗。他矫揉造作地要写诗，以求人家称他为诗人，赞他为风雅。魏晋道家仍沿用先秦道家所谓“返朴还淳”等语，不过他们所给与此等语的意义，则与先秦道家不同。一个天才诗人虽写千万首诗，亦是朴，不是文。一个斗方名士，虽只写一首诗，亦是文，不是朴。
照另外又一意义讲，无为即是因势而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能随着时势走底，即是无为；不随着或逆着时势走底，即是有为。用现在底话说，随着时代潮流走底是无为，不随着或反着时代潮流走底，是有为。我们常说“顺水推舟”及“水到渠成”。顺着时势走，如“顺水推舟”，推舟底人是不费力底，所以是无为。不顺着时势或逆着时势走，如“逆水行舟”，行舟底人是费力底，所以是有为。顺着时势走，如水到而渠自成，不必特意费力于造渠，所以是无为。不顺着时势走或逆着时势走，如水已到而硬不让其成渠，硬不让是费力底，所以是有为。
照再另外底一意义讲，无为即是顺理而为。这一点《庄子·养生主》有很清楚底说法。《庄子·养生主》说，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解了数千牛，“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牛身上有天然底腠理，即所谓天理。庖丁始学解牛的时候，他看不见这些天然底腠理，他只看见一个整个底牛。三年之后，他一见牛即见这些腠理，他所看见底是一个浑身都是漏洞底牛，而不是一个整个底牛。于是他解牛，即从这些漏洞处下手，所谓“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所以他虽解许多牛，而刀刃不伤。因为漏洞的地方，是“有间”，而刀刃是“无厚”，以无厚入有间，不费丝毫之力。他这解牛，即是依理而为。如此底为，可以不费丝毫之力，所以是无为。普通底庖人，于解牛之时，并看不见牛身上的漏洞，只看见一个整个底牛。牛对于他是浑然一体，所以他于解牛时，简直不知如何下手。不知如何下手而又不得不下手，只得拿刀乱砍一阵，不是砍着骨，便是砍着筋，所以费力而刀亦吃亏。他解牛不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即不是顺理而为。他因此费力而刀亦吃亏。就其费力而刀亦吃亏说，他的为是有为。《庄子·达生篇》说：吕梁丈人善游水，其方法是“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这亦是说顺理而为。我们常说善游水者为精通水性。通水性则能顺水性而游。能顺水性者，不费力而游，其游是无为。不顺水性者，费力而或不能游，其费力是有为。推到别底人事上，亦常有这种情形。有些人办事，事一到手，即看出事的漏洞，不费力即将事解决。有些人办事，只看见一堆事，而看不见漏洞，只见事横在前，而无路可走。无路可走，而又不能不走，于是瞎闯乱撞，费尽气力而仍是走不动。俗语说：“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是无为而为；难者不会，是有为而为不成。
照再另外一意义讲，无为即是无为而无不为。先秦道家所讲道的无为，是此意义底无为。道无为而任万物之自为，所以他虽无为而实无不为。法家所说底无为，亦是此意义底无为。君无为而任臣下之自为，所以他亦虽无为而实无不为。
孔子虽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但此后儒家不说无为。以后儒家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话虽是董仲舒说底，比较晚出，但确可表示儒家对于“为”底态度。儒家对于“为”底态度，不是“无为”，而是“无所为而为”。如因一事是对于个人有利，或有功，而为之，则此为是有所为而为。利或功即是此为之所为。如因一事是应该为而为之，则此为是无所为而为。无所为而为，与无为不同。但一个人若真能无所为而为，则亦可以得到一种无为。宋明道学家所说底无为，即是属于这一类底无为。宋明道学家，陆王一派说无为，是就心说。程明道说：“天道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又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这一段话是宋明道学家所常引用底。用这一段所说底事作例。一个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他所以如此，并不是要纳交于孺子之父母等，并不是有所为。于此时他的心是廓然大公底，他的廓然大公底心，感觉到怵惕恻隐，即向前救此孺子。此即所谓物来顺应。有恻隐之心，以及向前救此孺子，皆是无所为而为。如有所为而为，用宋明道学家的话，即是有私意，有私意，则此心即不是廓然大公底了。心不是廓然大公底，则其发出底行为，即不是“顺应”，即有私意造作，有私意造作是有为，无私意造作是无为。
宋明道学家中，程朱一派说无为，是就理说。朱子说：“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来，顺他道理应之。”又说：“至于圣人则顺理而已，复何为哉？”此无为是就理说。照朱子的说法，就道德方面说，对于每一种事都有一个最好底，最妥当底办法。此办法即是理，照着理去办是顺理，顺理是无为。若于顺理外另有所为，即是有私意，有私意造作是有为，无私意造作是无为。此所说无为，与道家所说顺理而为底无为，有相似处。
我们于本篇所要多讲者，是无所为而为底无为。道家所说率性而为底无为，实则亦是无所为而为底无为。不过道家所说率性而为底无为，注重在兴趣方面。而儒家，如宋明道学家，所说无所为而为底无为，则注重在道德方面。我们于以下讲无所为而为底无为，亦从两方面说，一方面从兴趣说，一方面从道德说。以下先从兴趣方面，说无所为而为底无为。
小孩子的游戏，最有无所为而为底精神。在游戏中，小孩子做某种事，完全由于他的兴趣。他可以写字，但他并非欲成一书家。他可以画画，但他并非欲成一画家。他更非欲以写字或画画，得到所谓“世间名利恭敬”。他写字或画画，完全是无所为而为。他做某种事，完全是乘兴，他兴来则做，兴尽则止。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他做某种事皆是顺其自然，没有矫揉造作，所以他做某种事，是无所为而为，亦即是无为。
当小孩子时候的游戏，是人的生活中底最快乐底一部分。道家的理想底生活，即是这一类底生活。道家以为成人所以不能得到这一类底生活者，乃因受社会中各种制度的束缚。我们若能打破此种束缚，则此种生活即可得到。我们亦以为这种生活，是快乐底，亦可以说是理想底生活，但社会各种制度的束缚，却并不是容易打破者。这些束缚，不容易打破，并不是因为人的革命底勇气不够，而是因为有些社会制度是任何种底社会的存在，所必需底。若打破这些，即取消了社会的存在。社会若不能存在，人亦不能存在。此即是说，若没有社会，人即不能生活，更说不到快乐底生活。道家以为，上所说无为底生活是快乐底，这是不错底。道家又以为，人在社会中，因受社会制度的束缚，以致人不能完全有这种生活，这亦是不错底。但道家因此即以为人可以完全不要社会制度，以求完全有这种生活，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底办法，是不可行底。
照道家的说法，无论任何人总有他所感觉兴趣底事。我们看见有些人，于闲暇时，什么事都不做，而蒙头大睡，或坐在那里胡思乱想，似乎是对于什么事都不感觉兴趣。而实在是他对于蒙头大睡，或胡思乱想，感觉很大底兴趣。既然任何人对于有些事总感觉兴趣，如果任何人都照着他的兴趣去做，则任何人都过着最快乐底生活，“各得其所”，真是再好没有底。或者可以问：如果人人都对于蒙头大睡感觉兴趣，如随其兴趣，则都蒙头大睡去了，又有谁去做事呢？人人都不做事，岂不大家都要饿死？道家于此可答：决不会如此底。有许多人对于蒙头大睡，不感觉兴趣，如叫他终日蒙头大睡，他不但不以为乐，而且以为苦。这些人如没有事做，反觉烦闷。所以有些人要“消闲”。所以要消闲者，即有些人有时感到闲得无聊不可耐，故须设法找点事做，将闲消去。忙人找闲，而闲人则找忙，所以虽任何人都随着他的兴趣去做，天下事仍都是有人做底。
这是一个极端底说法。照这个极端底说法，自然有行不通，不可行之处。有些事是显然不容易使人感觉兴趣底，如在矿井里做工等。然而这些事还不能不有人做。在社会里面，至少在有些时候，我们每人都须做些我们所不感觉兴趣底事。这些事大概都是社会所必需底，所以我们对于它虽不感觉兴趣，而亦必须做之。社会是我们的生存所必需底，所以我们对于社会，都有一种起码底责任。这种起码底责任，不见得是每个人所皆感觉兴趣底。所以主张人皆随其兴趣去做的极端说法，如道家所说者，是不可行底。
不过这种说法，如不是极端底，则是可行底。这种说法，在相当范围内，我们不能不说是真理。
在以前底社会制度里，尤其是在以前底教育制度里，人以为，人的兴趣，只有极少数是正当底。在以前底教育制度里，人所应读底所谓“正经书”，是很有限底。五经四书是大家所公认底“正经书”。除此之外，学举业者，再加读诗赋八股文，讲道学者，再加读宋明儒语录。此外所有小说词曲等，均以为是“闲书”。看闲书是没出息底事，至于作闲书更是没有出息底事了。在以前底社会制度里，尤其是在以前底教育制度里，人以为，人的兴趣，多数不是“正当底”。因此有多少人不能随着他的兴趣去做，以致他的才不能发展。因此不知压抑埋没了多少天才，这是不必讳言底。
说到此，我们须对于才有所说明。与才相对者是学。一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底成就，都靠才与学两方面。才是天授，学是人力。比如一个能吃酒底人，能多吃而不醉。其所以能如此者，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生理方面有一种特殊底情形，又一方面是因为他常常吃酒，在生理方面，养成一种习惯。前者是他的才，是天授；后者是他的学，是人力。一个在某方面没有才底人，压根不能在某方面有所成就，无论如何用力学，总是徒劳无功。反之，在某方面有才底人，则“一出手便不同”。他虽亦须加上学力，方能有所成就，但他于学时，是“一点即破”。他虽亦用力，但此用力对于他是有兴趣底。此用力对于他不是一种苦事，而是一种乐事。例如学作诗，旧说：“酒有别肠”，“诗有别才”。此即是说，吃酒作诗，都靠天生底才，不是仅靠学底。我们看见有些人压根不能作诗。他可以写出许多五个字或七个字底句子，平仄韵脚都不错，他可以学新诗人写出许多短行，但这些句子或短行，可以一点诗味都没有。这些人即是没有诗才底人，他无论怎样学诗，我们可以武断地说，他是一定不能成功底。另外有些人，初学作诗，写出底句子，平仄韵脚都不合，而却诗味盎然。这些人是有诗才底人，他有希望可以成为诗人。
一个人必须在某方面有才，然后他在某方面的学，方不至于白费。一个人在某方面的学，只能完成他在某方面的才，而不能于他原有底才上，有所增加。一个有诗才底人，初学作诗时，即有些好句，这是他的才的表现。普通以为于此人学成的时候，他必可以作更好底句。其实这是不对底。他学成时，实亦只能作这样底好句。所差别底是：在他初学的时候，他所作底诗，有好句，却亦有极不好，或极不通底句。在他学成的时候，他所作底好句，虽亦不过是那么好，但却无极不好，或极不通底句。他所作底所有底句，虽不能是都好，但与好句放在一起，却都可以过得去。有好句是他的才的表现，好句以外底别底句，都可以过得去，是他的学的表现。他的学可以使他的所有句子都过得去，这是他的学能完成他的才；他的学不能使他的好句更好，这是他的学不能使他的才有所增益。所谓神童，不见得以后皆能有所成就者，即因他的以后底学，不能使其才有所增加。他于童时所表现底才，与童子比，虽可称为高，但以后若不能增益，则与成人比，或即是普通不足为奇底。
一个人在某方面底才，有大小的不同。“世间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此是说，曹子建在文学方面，有很大底才。在某方面有很大底才者，我们称之为某方面底天才，如文学底天才、音乐底天才、军事底天才等。
道家重视人的才，以为只要人在某方面有才，即可以不必学，而自然能在某方面有所成就。不学而自能，即所谓无为。道家这种看法，是不对底。我们承认，人必在某方面有才，始能于某方面有成就。但不承认，人只在某方面有才，即可在某方面有成就。人在某方面有才，是他在某方面有成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其充足条件。例如一个在作诗方面质美而未学底人，虽可以写出些好句，但他所写底别底句，却有极不好或极不通底。他仍是不能成为诗人。凡能在某方面有成就底人，都是在某方面有才又有学底人。其成就愈大，其所需底才愈大，学愈深。
在某方面有才底人，对于某方面底事必感觉兴趣。因此他的学是随着他的兴趣而有底。他的学是随着他的兴趣而有，所以他求学是无所为而为底。他对于他的学，虽用力而可只觉其乐，不觉其苦，所以他虽用力地学，而亦可说是无为。
才是天生底，所以亦可谓之为性。人的兴趣之所在，即其才之所在，亦即普通所谓“性之所近”。人随他的兴趣去做，即是发展其才，亦即是道家所谓率性而行。若一个人对于某方面底事，本不感觉兴趣，或甚感觉无兴趣，但因别底原因，而偏要做此方面底事，此即不是率性而行，是矫揉造作。例如一个人作诗，本不感觉兴趣，或甚感觉无兴趣，但因羡慕别人因作诗而得名誉或富贵，所以亦欲学作诗，要当诗人。其学诗即不是率性而行，是矫揉造作。他因羡慕诗人之可得名誉或富贵而作诗，所以他作诗是有所为而为。他作诗是矫揉造作，所以他做诗是有为。
或可问：一个人对于某一事虽有兴趣，虽有才，而其才若不甚高，所以他虽随着他的兴趣去做，而不能有很大底成就，不能成一什么家，则将如何？于此，我们可以说，凡做一某事，而必期其一定有大成就，必期其成一什么家者，仍是有所为而为也。一个人若真是专随其兴趣去做，则只感觉其所做者有兴趣，而并不计其他。他做到哪里算哪里，至于其所做如何始为很大底成就，如何始可成为什么家，他是不暇问底。譬如我们吃饭，直是不得不吃耳，至于饭之吃下去如何于身体有益，则吃饭时不暇问也。我们常看见有许多什么“迷”，如“棋迷”、“戏迷”等。棋迷为下棋而下棋，戏迷为唱戏而唱戏，他们对于下棋或唱戏，并不预存一为国手或名角的心；他们的下棋或唱戏，是随着他们的兴趣去做底。他们的下棋或唱戏，是无所为而为。他们对于下棋或唱戏，虽刻苦用功，然亦只觉其乐，不觉其苦，故亦是无为。凡人真能随其兴趣去做者，皆是如此。他们随着他们的兴趣做下去，固然可以有成就，可以成为什么家，但这些对于他们只是一种副产；他们并不是为这些而始做某种事底。
所谓什么家的尊号，是表示社会对于一人在某方面的成就的承认。例如一个人在化学方面做了些工作，如社会认其为有成就，则称之为化学家。所以凡必期为什么家者，推其故，仍是欲求社会上底荣誉。为求社会上底荣誉而做某种事者，其初心即不是从兴趣出发，其做某种事即是有所为而为，其对于某种事所用底工夫，对于他即是苦痛，即是有为。
或可问：一个人的兴趣，可以与他的成就不一致。例如一个大政治家，可以好音乐图画等。就其成为大政治家说，他的才是在政治方面见长底。但他的兴趣，又在于音乐图画，是其兴趣与其才，并不是一致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有些人的才是一方面底，有些人的才，则是多方面底。一个人是大政治家而又好音乐图画，此可见，他在政治方面及艺术方面均有才。因为有些人的才是多方面底，所以他一生所好底事物，可以随时不同，如一人于幼年时好音乐图画，及壮年又好政治。盖人在各方面的才，有些于其一生中某一时期表现，有些于其一生中另一时期表现。他在某一方面底才，在其一生中某一时期表现，他即于某一时期，对于某种事物，感觉兴趣。
或可问：如果一个人的兴趣，可以随时变动，如果他又专做他所感觉兴趣底事，则他所做底事，岂非须要常变？如果他所做底事须要常变，则他对于他所做底事，恐怕都不能有所成就。于此点，我们说：凡做什么而期其必有成就者，即是有所为而为，即不是率性而行。率性而行者，对于其所做之事，虽可有成就，但不期其有成就，更不期其必有成就。此点我们于上文已说。
在道家所说底理想底生活中，一个人只做他所感觉有兴趣底事。在道家所说底理想底社会里，所有底人都只做他所感觉有兴趣底事。如果这种生活，这种社会，事实上可以得到，这诚然是最理想底。不过这种生活，这种社会，事实上不是可以完全得到底。其理由有几点可说。就第一点说，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有些事在根本上只是一种工具，为人所用以达到某种目的者，其本身是不能使人感觉兴趣底。人做这些事，只能是有所为而为，不能是无所为而为。例如吃药。没有人无所为而吃药，但吃药亦是人生中所不能免者。就第二点说，每一社会中底人，必对于其社会负相当底责任，必于相当范围内，分担社会的事，至少亦应该于相当范围内，分担社会的事。没有人能生存于社会之外。所以没有人能不，或应该不，于相当范围内，分担社会的事。对于此等事，有些人固亦感觉兴趣，但亦有些人不感觉兴趣，或甚感觉无兴趣。不过对于这些事，有些人虽不感觉兴趣，或甚感觉无兴趣，而亦不能不做，亦不应该不做。就第三点说，有些人所感觉兴趣底事，有些是为社会所不能不加以限制底。社会对于这些事，若不加以限制，则必与别人发生冲突。因此有些人对于这些事，虽有很大底兴趣，而不能做，或不能充分随意地做。因以上诸点，所以道家的理想底生活，理想底社会，事实是不能完全得到底，至少是很不容易完全得到底。
这种生活，这种社会，虽不能完全得到，或不容易完全得到，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是合乎我们的理想底。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所做底事，其无所为而为者越多，我们的生活即越近乎理想。在我们的社会中，一般人所做底事，其无所为而为者越多，则其社会即越近乎理想。
以上所说由无所为而为而得底无为，是就兴趣方面说，所说大部分是道家的意思。以下再就道德方面说，由无所为而为而得底无为，所说大部分是儒家的意思。
道家与儒家都说，人做事要无所为而为。这一点是道家与儒家之所同。不过道家说无所为而为，是就兴趣方面说，儒家则是就道德方面说。此是道家与儒家之所异。《论语》载有子路与隐者荷蓧丈人一段谈话。荷蓧丈人为什么要隐，我们虽不清楚，不过他很可以说，因为他对于政治不发生兴趣，所以他不“仕”。子路却完全不从兴趣方面讲。他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说：君子要仕，因为他以为君臣大伦是不可废底，所以应该仕，并不是因为他的兴趣在于仕，亦不是因为他以为仕了一定有什么成功。我们现在亦有些所谓消极分子者，他们常说，他们对于社会上政治上底事，不发生兴趣，所以不管社会上政治上底事。但所谓积极分子者则可说：我们对于社会上政治上底事，亦不见得有兴趣，不过因为我们以为这是我们应该管底，所以我们不能不管。这种说法，即是儒家的说法。因应该为而为某事，此为亦是无所为而为。此为亦是一直做去，只管应该为不应该为，而不计其他。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说此义。
说到此，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个人及一个国家，是不在一个层次之内底，所以无所为而为，只可对于个人说，而不可对于国家说。国家并不是一个生物，对于任何事物，我们并不能真正地，严格地，说它感觉兴趣或不感觉兴趣。它不能随其兴趣而无所为而为。在国家以上，并没有更高底社会组织，它对于什么事，亦无所谓应该为或不应该为。所以它亦不能在道德方面无所为而为。国家的行为，都是有所为而为，在这一方面说，它的行为都是有为。虽然在别底方面说，它的行为亦可是无为，如它可少为或寡为，可因势而为，顺理而为等。
因为有如此底分别，所以一个人的谋国，与他的自谋，必须用完全不相同底看法，用完全不相同底精神。一个人做事，可以只问事应该做或不应该做，应该做即做，不应该做即不做，不必计较他自己是将因做此事或不做此事而得利或受害。他只问应该做不应该做，不计较利害，此即是无所为而为。但一个人谋国，对于一个关系国家底事，却须要问此事是于国家有利或有害。关系国家的事，所谓应该做不应该做，实即是有利或有害的别一种说法。一国的行为，完全是趋利避害，完全计较利害，所以其为皆是有所为而为。诸葛亮《出师表》说：“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所以要伐魏，至于其结果，则“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他的谋国，似乎是只问应该不应该，不计较利害。但他所以冒此险者，乃因他看清偏安是没有出路底。战亦亡，不战亦亡，所谓与其“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所以他的谋国，亦是纯从利害方面着眼底。
这一点人常弄不清，所以常有些混乱底言论。例如关于现在底战争，有些人常说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我们受了侮辱，不抵抗即失了“国格”。我们抵抗为底是争国格。又有些人常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话，说我们应该抗战。其实这些话，都只对于个人可以说，而对于国家不可以说。我们的抗战，实在是我们权衡利害的结果，并不是为争什么“国格”。我们宁愿玉碎，实在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可以瓦全之道。
关于所谓义利之辨，昔人常有些不必要底辩论。这亦是由于他们对于这一点弄不清楚之故。例如：“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与梁惠王讲了许多仁政，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关于现在所谓经济方面者。有些人说，这不是讲利吗？为什么孟子只许他自己讲利，而不许梁惠王讲利呢？于此点我们说：孟子所以不许梁惠王讲利者，因为梁惠王讲利是自谋。孟子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样底讲利是自谋。至于孟子讲利，则是谋国。一个人专求国家的利，他的行为是义底行为。求国家的利，对于国家是利，但对于个人，则是义不是利。专就这一方面说，墨家“义，利也”之说，儒家是亦承认底。《易·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亦是就利的此方面说。
就一个人说，他做事应该只问其是否应该做，而不计较其个人的利害，亦不必计较其事的可能底成败。此即是无所为而为。若做事常计较个人的利害，计较其事的可能底成败，即是有所为而为。有所为而为者，于其所为未得到之时，常恐怕其得不到，恐怕是痛苦底；于其所为决定不能得到之时，他感觉失望，失望是痛苦底；于其所为既得到之后，他又常忧虑其失去，忧虑亦是痛苦底；所谓患得患失，正是说这种痛苦。但对于事无所为而为者，则可免去这种痛苦。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对于事无所为而为，没有患得患失的痛苦，所以坦荡荡；小人有所为而为，有患得患失的痛苦，所以常戚戚。
坦荡荡有直率空阔的意味。君子做事，乃因其应该做而做之，成败利害，均所不计较。所以他的气概是一往直前底，他的心境是空阔无沾滞底。所谓胸怀洒落者，即是指此种心境说。就其一往直前及其心境空阔无沾滞说，他的为是无为。戚戚有畏缩、勉强、委曲不舒展的意味。小人做事，专注意于计较成败利害，所以他的气概是畏缩勉强底，他的心境是委曲不舒展底。就其畏缩勉强及其心境委曲不舒展说，他的为是有为。
我们说：一个人对于做某事不必计较成败，并不包含说，一个人对于做某事，不必细心计划，认真去做。对于做某事，一个人仍须细心计划，认真去做，不过对于成功，不必预为期望，对于失败，不必预为忧虑而已。事实上对于成功预期过甚者，往往反不能成功；对于失败忧虑过甚者，往往反致失败。不常写字底人，若送一把扇子叫他写，他写得一定比平常坏。这就是因为预期成功、忧虑失败过甚的缘故。《庄子·达生篇》说：“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惛。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有所为而为者，所重正是在外。无所为而为者，所重正是在内。
一个人一生中所做底事，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所愿意做者，一部分是他所应该做者。合乎他的兴趣者，是他所愿意做者；由于他的义务者，是他所应该做者。道家讲无所为而为，是就一个人所愿意做底事说。儒家讲无所为而为，是就一个人所应该做底事说。道家以为，人只须做他所愿意做底事，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底。儒家以为，人只应该做他所应该做底事，这在心理上是过于严肃底。我们必须将道家在这一方面所讲底道理，及儒家在这一方面所讲底道理，合而行之，然后可以得一个整个底无所为而为底人生，一个在这方面是无为底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