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胡适之先生
胡适之先生近来写了一篇《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在北大哲学会《哲学论丛》里发表。在这篇论文里，胡先生对钱穆、顾颉刚二位先生及我，三个人，都有很严重的批评。胡先生批评钱顾二先生的几点，自有钱顾二先生负责答辩。我现在只讨论胡先生对于我的批评。
《哲学论丛》恐怕有些读者不容易看到。为讨论方便起见，我把胡先生对于我的批评，抄在下面。胡先生说：
近十年来，有好几位我最敬爱的学者，很怀疑老子这个人和那部名为《老子》的书的时代。我并不反对这种怀疑的态度；我只盼望怀疑的人能举出充分的证据来，使我们心悦诚服的把老子移后，或把《老子》书移后。但至今日，我还不能承认他们提出了什么充分的证据。冯友兰先生说的最明白：“不过，我的主要的意思，是要指明一点：就是现在所有的以《老子》之书是晚出之诸证据，若只举其一，则皆不免有逻辑上所谓丐辞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一书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可以说《老子》是晚出，此则必非偶然也。（二十年六月八日《大公报》。友兰按：原文亦见我的《中国哲学史》第一篇第八章第一节。）”这就是等于一个法官对于阶下的被告说：“现在所有原告方面举出的诸证据，若逐件分开来看，都‘不免有逻辑上所谓丐辞之嫌’。但是合而观之，这许多证据都说你是有罪的，‘此则必非偶然也。’所以本法庭现在判决你是有罪的。”
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辞”，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这种考证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书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枉上诉”。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证人自己已承认的丐辞，究竟是丐辞，不是证据。
下面胡先生证明我所举的证明《老子》后出的证据，都是丐辞。我不再钞了。因为关于这一点，胡先生的意见与我的意见并没有什么大不同。我本来就说他们“都不免有丐辞之嫌”；我与胡先生不同的就是：我以为这些证据，若只举其一，则不免有丐辞之嫌，但合而观之，则不然了。胡先生以为这样主张，这种考据方法，是错误的。至于为甚么是错误的，胡先生并未说明，只举了一个比喻。好像这种错误，甚么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不必细说。实则以文学的譬喻，替代逻辑的辩论，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也可以举譬喻的话，我想胡先生关于这一点的辩论，就如说：第一个人举不起一百斤，第二个人举不起一百斤，第三个人也举不起一百斤；既然三人分开来都举不起一百斤，所以他们合起来也一定举不起一百斤。又如说：第一根竹竿站不起来，第二根竹竿站不起来，第三根竹竿也站不起来；既然三根竹竿分开来都站不起来，所以三根竹竿联起来搭成架子以后，也一定站不起来。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一个辩论，若是有了逻辑上的错误，它的结论并不一定就是妄，不过，它的结论，专靠这些前提，不能充分证明。譬如一个病人有了病，他肚痛呕吐，并有甲、乙、丙等现象。一位医生来了，医生说：“凡得了盲肠炎的人肚痛，他肚痛，他得了盲肠炎。”这个推论，就其本身看起来，显然有逻辑上所谓“肯定后承”的错误。肚痛的原因很多，得盲肠炎是肚痛的充足而非必要的原因。得盲肠炎一定肚痛，但肚痛不必一定因为盲肠炎。医生又说了：“凡得了盲肠炎的人呕吐，他呕吐，他得了盲肠炎。”这个推论，就其本身看起来，与上有同样的错误。但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两个辩论，虽都有逻辑上的错误，但他的结论，不一定就是妄。病人不一定就不是得盲肠炎。他肚痛虽不足以充分证明他是得盲肠炎，但是可以表示他有得盲肠炎的或然性。上面两个辩论，分而观之，这个或然性很小，但是合而观之，其或然性就大了。假使病人又有甲、乙、丙等现象，医生又可以说：“凡得了盲肠炎的人，都有甲，他有甲，他得了盲肠炎。”“凡得了盲肠炎的人都有乙，他有乙，他得了盲肠炎。”“凡得了盲肠炎的人都有丙，他有丙，他得了盲肠炎。”医生又总结说：“以上这些推论，要分别看起来，都不免有逻辑上所谓‘肯定后承’之嫌，但合而观之，这病人又肚痛，又呕吐，又有甲，又有乙，又有丙，各方面之病状，都可以说是他是得了盲肠炎，此则必非偶然也。”我们医生这样的推论我们能说他错吗？我们能说：因为这些证据，一件一件的看是不充分，所以合起来也一定不充分吗？
像我们医生这样的推论，在我们日用思想及自然科学方面，是很常见的。要说这样推论是错误的，那不错的推论，就很少了。
以上所举的例，胡先生或以为不适当，但我的意思只是要说明：一件一件不充分的证据，合起来也未尝不能成为一个很充分的证据。我们不能因为证据一件一件看时不充分，而即断定它们合起来也一定不充分。这一点照上面的例看起来，似乎是不容易否认的。若这一点不容易否认，则胡先生对于我的批评，似乎可以撤消了。
说到丐辞，话又可以多说了。很早就有人说三段论式的推论“都不免有丐辞之嫌”。例如我们说：“凡人皆有死，孔子是人，所以孔子有死。”这是普通人认为不错的推论。但是它“不免有丐辞之嫌”，因为“凡人皆有死”之是真，也要靠“孔子有死”之是真。如果“孔子有死”是妄，“凡人有死”也是妄。于是在这个推论里，“凡人皆有死”之是真，靠“孔子有死”之是真。这不是丐辞是什么？但在这一点有几种说法，可以说这种推论不是丐辞。一种是理性论的说法，照这种说法，“凡人皆有死”这个大前提，是述说人之要素，其是真并不靠“孔子有死”之是真。一种是惟名论的说法。照这种说法，“凡人皆有死”这个大前提，是述说人之界说。我们所谓人，就是有死的。如果一个“人”不死，我们就不叫他作“人”，我们叫他作“神仙”或“妖怪”了。所以“凡人皆有死”之是真，并不靠“孔子有死”之是真。一种是经验论的说法。照这种说法，我们所以得知“凡人皆有死”，是观察尧、舜、文王、周公，以及甲、乙、丙、丁等等之有死而得到一个推广的结论。我们得这个结论的时候，是把“孔子有死”除外的。所以再应用这个结论到“孔子有死”，就不算丐辞。
以上三种说法，第一第二两种，不能应用于历史学。因为历史上讲的多是个体。所以多数历史上的推论，只可以拿上面第三种的说法来解释。而且这一种说法也是胡先生所主张的。如果根据这种说法，则我们所举以证明《老子》一书晚出诸证据，似乎可以说不是丐辞。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之一点作例。“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这个话本来并不是我说的，不过这一点对于我特别重要。因为这句话虽不是我说的，而用这一点证明《老子》一书晚出，似乎别人没有说过。再则我的《哲学史》的结构，是根据这一点作的。我重新提出这一句话之后，有位罗根泽先生曾作一篇详细考据，可以说用完全归纳法，证实了这句话。这个工作在罗先生所作《管子探源》（中华书局出版）里，可以找着。（又见《古史辨》第四册。）我们看罗先生这篇考据之时，只须把《老子》一书，暂时提出不论。（犹之我们证明凡人皆有死的时候，先撇开孔子不论。）等到我们得到结论以后，再应用于《老子》一书。这样可以说我们的推论不是丐辞。所以我只说它“不免有丐辞之嫌”。
既然说它不是丐辞，为什么还说它“不免有丐辞之嫌”呢？其原因是我们说“凡人皆有死”的时候，除孔子外我们可以举无限多的例以证明之。我们说“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的时候，除《老子》一书外，我们只能举有限的例。这并不是我们的方法不精密，如胡先生所说，这是由于材料上的限制。所以我说以“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证《老子》晚出，也“不免有丐辞之嫌”。那就是说，专靠这一点，不足以证明《老子》一书是晚出。我们的别的证据，就其本身，也是“不免有丐辞之嫌”，也就是说，专靠其本身，不足以证明《老子》一书是晚出。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靠一个证据呢？专靠“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不足以证明《老子》一书是晚出。我们再看就思想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说《老子》一书是晚出。如果不能说，我们只得放弃“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的意见；如果可以说，这个意见，马上就增加了力量。胡适之先生也承认，在思想方面《老子》一书也可以说在前，也可以说在后，“一把刀可以两面割的”。但是我们割那一面呢？专从思想来说，无论向那面割，“都不免有丐辞之嫌”。但与别的方面自身虽不充足的证据连起来，这把刀应该向那面割，就可以看出来了。
再就文体方面，就音韵方面（刘盼遂先生考《老子》书中所用韵，证明它是晚出），都有理由可以证它是晚出。这些证据，分开看虽如不充分，但合起来就构成一个系统，有“左右逢源”，“豁然贯通”之概了。一件一件不充分的证据，合起来成了一个系统，就成一个很强有力的证据。
以上是我对于胡先生对于我的批评的解答。我并非考据家，对于《老子》是否晚出的问题，我如果有贡献，我的贡献就是指出现在所有证《老子》一书晚出的证据，若一一看起来，都是不充分的证据。但合起来，却构成很强有力的证据。前一段是我与胡先生相同的；后一段是我与胡先生相异的。
胡先生的论文结论是：“我已说过，我不反对把《老子》移后，也不反对其他怀疑《老子》之说，但我总觉这些怀疑的学者，都不曾举出充分的证据。……我攻击他们的方法，是希望他们的方法更精密；我批评他们的证据，是希望他们寻出更有力的证据来。……在寻出这种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延长侦查的时期，展缓判决的日子。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
胡先生说我们的证据不充分，更要充分的证据，但我以为这些不充分的证据合起来就成了一个很强有力的证据。我们对于自然界及人事界的知识，大部分都靠把这些分开来不充分的证据“参伍错综”而得的结论。一个专靠他自己就充分的证据，大概是不容易得到（如果可能得到），而且是不必要的。即如关于《老子》是否晚出的问题，胡先生如果必定要专靠他自己即充分的证据，我不知别人能举出不能，就我个人说，除非考古学方面有重大的发现，我不能举。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方法不精密，这是由于材料的限制。
胡先生可说：你们可以等新材料的发现呀！为什么不展缓判断呢？所说展缓判断的气度，话可以如此说，但我们不能如此行。譬如我写《哲学史》，我总要把《老子》放在一个地方。如果把《老子》一书放在孔子以前，我觉得所需要的说明，比把它放在孔子以后还要多。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先秦历史的认识，与以前大不相同。就现在我们对于先秦历史的认识，把《老子》放在孔子以后，是最说得通的办法。
有一点要声明的就是我所讨论的只是《老子》一书的时代。至于在孔子以前或同时，有没有名老聃的一个人，我认为无关重要。总之，《老子》一书是出在孔子以后的。
原载《大公报·世界思潮》第八五期（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