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第一
【题解】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这里，《玉杯》、《竹林》是本书篇名，没有《闻举》、《蕃露》、《清明》等篇名，汉代只称“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没有《春秋繁露》书名。后人集董子文成书，以《吕氏春秋》、《晏子春秋》为例，署名《董子春秋》，而首篇名为《蕃露》，连起来变成：董子《春秋繁露》，这样，首篇便无篇名，抄写者就将首篇第一个词“楚庄王”作为篇名，而《蕃露》篇名从此消失。本篇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从称呼、遣词用字等入手，阐明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一是议论“新王必改制”的说法，认为“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1)，《春秋》贬其文(2)，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3)，而直称楚子，何也？曰：“庄王之行贤，而征舒之罪重(4)，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5)？《春秋》常于其嫌得者(6)，见其不得也。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7)，晋文不予致王而朝(8)，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三者不得(9)，则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春秋》之辞多所况(10)，是文约而法明也。
【注释】
(1)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楚庄王，芈（mǐ）姓，名旅，楚国国君，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夏征舒，陈国大夫。陈灵公与夏征舒的母亲夏姬相通，夏征舒杀了国君陈灵公。宣公十一年（前598）楚庄王杀了夏征舒。《春秋》书曰：“楚人杀陈夏征舒。”
(2) 贬其文：行文上加以贬斥。《春秋》在称呼上很讲究，有爵位的称爵位，爵位分公、侯、伯、子、男；没有爵位的，最高的称“子”，其次称字、名、人、氏、国、州。楚庄王是子爵，应该称“楚子”，而《春秋》称“楚人”，包含有贬的意思。夏征舒作为臣子，杀死国君，是大逆不道，惩罚这种乱臣是正义之举。楚庄王的行为是正义的。但是，他是楚国国君，却越权擅自去惩治陈国大夫，这种行为叫“专（擅自）讨”。诸侯没有专讨的权力，因此《春秋》对楚庄王的行为从名义上还要加以贬抑，称他为“楚人”。
(3) 灵王杀齐庆封：灵王，即楚灵王，名围，公元前540年—前529年在位。庆封，齐国大夫。鲁昭公四年（前538），楚灵王联合蔡、陈、许等国伐吴，抓住庆封并处死。崔杼弑（shì）齐庄公，庆封是其同党。庆封先逃到鲁国，齐人责问鲁国。庆封又逃到吴国，吴国接纳了他，并把他封到防（《左传》作“朱方”，在今江苏镇江东）。楚灵王率领的盟军进攻防，抓逮并诛杀了庆封这个叛国乱臣。孔子对此表示赞成，所以称楚灵王为“楚子”。庆封已逃到吴国并受封，为什么还称“齐”庆封？孔子不承认诸侯专封，也表明楚子为齐国来讨伐叛逃的臣子。
(4) “庄王”二句：楚庄王率领诸侯伐陈，灭了陈国，把陈国变成楚国的一个县。申叔时说，伐陈是正义的行为，占领陈国则是不义的行为。楚庄王采纳了这个意见，恢复陈国，扶立陈灵公的太子为陈成公。孔子知道此事，称赞道：“贤哉楚庄王！”（《史记·陈杞世家》）夏征舒弑君，故罪重。
(5) 正经：正确的规则或原则。
(6) 嫌得者：好像正确的事情。嫌，怀疑。得，得理，得宜，正确。
(7) 齐桓不予专地而封：不赞成齐桓公擅自封赏。齐桓，指齐桓公，姜姓，名小白，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春秋“五霸”之首。周时，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天子，只有天子才有权把某地区的土地和人民封给臣子，诸侯无权把土地和人封给别人。但是，当“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乱世时代，齐桓公有相当实力，能够救助弱国，保护小国，制止侵暴行为，稳定社会秩序。齐桓公的专封，从实际出发，可予承认。
(8) 晋文不予致王而朝：不赞成晋文公召唤天子。晋文，指晋文公，姬姓，名重耳，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晋文公会诸侯于践土（郑地，在今河南原阳西），召周襄王参加会盟。周襄王是天子，晋文公是诸侯，臣召君不符合礼制。《春秋》记载这件事，写作“公朝于王所”。一般说诸侯到京师朝见天子，由于天子不在京师，被晋文公召到践土来，又不肯说明被召唤这样不礼貌的行为，所以用这种比较含蓄的笔法，这是《春秋》笔法。董仲舒认为，这样记载说明孔子不赞成作为诸侯的晋文公召唤天子周襄王。
(9) 得：通“德”，道德。
(10) 况：比较。
【译文】
楚庄王杀陈国大夫夏征舒，《春秋》行文上加以贬斥，不赞成诸侯擅自讨伐。楚灵王杀齐国大夫庆封，而春秋直接称他为“楚子”，为什么呢？回答是：“楚庄王是贤君，夏征舒罪重，以贤君讨伐重罪，大家都认为是应该的。如果不加以贬斥，谁能知道这种行为不符合正确的规则呢？《春秋》经常在好像正确的事情中揭示出不正确的内容。所以不赞成齐桓公擅自封赏，不赞成晋文公召唤天子，不赞成楚庄王擅自讨伐。三者都是不妥当的，那时诸侯的道德差不多都是这种水平。由于这种原因，所以楚灵王被称作‘楚子’而去讨伐。”《春秋》的说法多是相比较而言的，文字虽然简单，法则却很明确。
问者曰：“不予诸侯之专封，复见于陈、蔡之灭(1)；不予诸侯之专讨，独不复见于庆封之杀，何也？”曰：“《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2)。今诸侯之不得专讨，固已明矣，而庆封之罪未有所见也，故称楚子以伯讨之(3)，著其罪之宜死，以为天下大禁(4)。”曰：“人臣之行，贬主之位，乱国之臣，虽不篡杀，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尔也(5)。”
【注释】
(1) 陈、蔡之灭：楚灵王于公元前534年灭陈国，公元前531年灭蔡国。楚平王继位，于公元前529年又恢复陈、蔡二国。
(2) 著：彰明，阐述清楚。
(3) 故称楚子以伯讨之：此句是说，庆封是崔杼的同党，崔杼的罪行已经明白，而庆封有什么罪，并不清楚。称楚灵王为“楚子”，来讨伐庆封，表明庆封的罪行严重。伯，通“霸”，诸侯盟主。
(4) 天下大禁：天下最大的禁忌。天下最忌讳之事就是臣叛君。
(5) 比于此其云尔也：按这种说法作参照，《春秋》才有这些称“楚子”杀庆封的说法。比于此，以此为例。此，指乱国之臣有死罪。其，指《春秋》。云尔，指《春秋》所说庆封罪行。
【译文】
提问的人说：“不赞成诸侯擅自封国，已被灭了的陈、蔡两国又重新出现；不赞成诸侯擅自讨伐，却没看到对杀庆封一事的指责，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的说法，已经明白的不说，尚未明白的要说清楚。现今诸侯不能擅自讨伐，本来已经明白，庆封的罪行却没有被别人看见，所以称楚灵王为‘楚子’，以霸主的名义讨伐他，表明他的罪行是死罪，把这种罪行视为天下最大的禁忌。”所以说：“臣子的行为，贬斥了的国君的地位，乱了国家的臣子，即使没有篡权和弑君，他们的罪行也都应该是死罪，按这种说法作参照，《春秋》才有这些称‘楚子’杀庆封的说法。”
《春秋》曰：“晋伐鲜虞(1)。”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2)，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3)，《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4)。今我君臣同姓适女(5)，女无良心，礼以不答(6)，有恐畏我(7)，何其不夷狄也(8)？公子庆父之乱(9)，鲁危殆亡，而齐桓安之。于彼无亲(10)，尚来忧我，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11)？《诗》云(12)：‘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彼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晋不以同姓忧我，而强大厌我(13)，我心望焉(14)。故言之不好，谓之晋而已，是婉辞也(15)。”
【注释】
(1) 晋伐鲜虞：《春秋》昭公十二年载：“楚子伐徐，晋伐鲜虞。”文中对晋没称爵位，是把它视为夷狄。因鲜虞是姬姓国，与徐国都是中原国家，楚是夷狄，伐徐，晋没有去救援，却也去伐同姓的国，因此《春秋》把晋视同夷狄。
(2) 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宋国伯姬坚守礼节而死于火灾。宋伯姬，宋共公夫人。疑礼，坚守礼节。疑，同“凝”，凝滞不变。《春秋》对鲁国以外诸侯夫人葬礼一般不记载，而宋伯姬的葬礼却在襄公十三年（前543）作了记载。《公羊传》记载伯姬死的详情：宋国发生火灾，伯姬在宫中，有傅进来报告：火快烧到这里了，请赶快出去。伯姬说：不行，妇人不见傅和母，不能出门，只有傅来，还没见母来。结果伯姬在屋里被烧死了。《春秋》记载宋伯姬葬礼，是对她的死的肯定，也表明“礼尊于身”的观念。宁可烧死，也不能违礼。后儒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正与此相一致。
(3) 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齐桓公坚守信用而损失土地。疑信，坚守信用。鲁庄公十三年（前681），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柯（齐邑，今山东阳谷阿城）会面，鲁庄公用武力胁迫齐桓公签订返回汶阳之田的盟约，齐桓公同意了，当胁迫解除后，齐桓公没有怨恨，没有毁约，交还汶阳之田，这是守信用而损失土地。
(4) 天之数：指天道，即客观规律，或客观必然性。
(5) 同姓适女：以同姓亲情归从你。同姓，鲜虞与晋国都是姬姓，故称。适，归从，亲近。女，同“汝”，指晋国。
(6) 以：通“已”，即“既”。
(7) 有：同“又”。
(8) 何其不夷狄也：怎么能不被视为夷狄呢？意思是说华夏为礼仪之邦，华夷之别不在于地域，而在于有没有礼。
(9) 公子庆父之乱：公元前662年，鲁庄公卒，子般立，庆父挑拨邓扈乐弑子般，立闵公；第二年，庆父又弑闵公。三年中接连死了三位国君，都是庆父作乱的结果，所以人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鲁桓公之子，鲁庄公之弟。
(10) 无亲：指齐、鲁异姓，没有亲戚关系。
(11) 如何：为什么。
(12)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小雅·小宛》。宛，小貌。鸣鸠，斑鸠。翰，羽毛。戾，至。先人，指祖先。明发，天快亮了。二人，指先人周文王、周武王。
(13) 厌：通“压”，欺压，压制。
(14) 望：犹“恨”，责怪，怨恨。
(15) 婉辞：委婉的贬斥，没有批评的语言。称晋是贬义，却没有贬词，所以是婉辞。是，苏本脱此字，今据宋本及钟肇鹏校释本补。
【译文】
《春秋》说：“晋讨伐鲜虞。”为什么讨厌晋国而把它视同夷狄呢？回答是：“《春秋》是尊重礼节又重视信用的。信用比土地更重要，礼节比身体更尊贵。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宋国伯姬坚守礼节而死于火灾，齐桓公坚守信用而损失土地，《春秋》肯定这两种行为，推举出来作为天下普遍的法则，这就是礼节和信用。礼节没有不答谢的，施予没有不回报的，这是天然的道理。现在我们以同姓亲情归从你，你没有良心，既不以相同的礼节答谢，又恐吓威胁我们，怎么能不被视为夷狄呢？公子庆父作乱，鲁国危急快要灭亡，齐桓公使鲁国安定下来。不是他的亲戚，还能来为我们分忧，为什么与我们同姓的人却用暴力来对待我们呢？《诗经》上说：‘那只小斑鸠，羽毛飞上天。我心很忧伤，怀念那祖先。一夜没睡着，想着两伟人。’人都有这种想法呀。现在晋国不因为同姓而为我们分忧，还借着自己强大来欺压我们，我们都从心里怨恨它。因此说它不好，称‘晋’就完了，这是委婉的说法。”
问者曰：“晋恶而不可亲，公往而不敢至(1)，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2)？”曰：“恶无故自来(3)，君子不耻，内省不疚，何忧何惧(4)，是已矣(5)。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而甚于昭(6)。公受乱陵夷(7)，而无惧惕之心(8)，嚣嚣然轻计妄讨(9)，犯大礼而取同姓(10)，接不义而重自轻也(11)。人之言曰：‘国家治，则四邻贺；国家乱，则四邻散。’是故季孙专其位(12)，而大国莫之正(13)。出走八年(14)，死乃得归。身亡子危(15)，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穷。昭公虽逢此时，苟不取同姓，讵至于是(16)。虽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辅，亦不至如是。时难而治简(17)，行枉而无救(18)，是其所以穷也。”
【注释】
(1) 公：指鲁昭公，名裯（dāo），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鲁昭公二年、二十三年曾欲去晋国，没有到晋国就回来了，不敢去晋国，是由于听说晋国要抓他。
(2) 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春秋》作者有什么羞耻须要隐晦，而称昭公有病呢？君子，指《春秋》作者。称公有疾，《春秋》昭公二十三年载：“冬，公如晋，至河，公有疾，乃复。”就是说，鲁昭公去晋国，到河边，有了疾病，所以回来了。实际是不敢去，而以疾病为托词。
(3) 恶无故自来：灾祸不是自己行为招来的。恶，指坏事。无故，没有原委。
(4) “内省”二句：出自《论语·颜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说明灾祸不是自己行为招来的，则不感到羞耻，也不需要忧虑和惧怕。
(5) 是已矣：就这么回事而已。是，这样，这么回事。已，而已。
(6) 始于文而甚于昭：（臣不听命）从文公开始，到昭公时最为严重。文，鲁文公，名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在位。文公、宣公、成公、襄公到昭公，共五代。
(7) 公受乱陵夷：鲁昭公承受了混乱局势，自己日渐卑下。公，指鲁昭公。受乱，遭受悖乱局面，指臣不听命于君。陵夷，日渐卑下。
(8) 惧惕：恐惧，警惕。
(9) 嚣嚣然轻计妄讨：随随便便就决定去讨伐季氏。嚣嚣，傲慢的神态。轻计，没有慎重考虑。妄讨，随便去讨伐。这是指公元前518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反被季孙氏打败。
(10) 取：通“娶”。古代认为娶同姓是违犯大礼。吴和鲁都是姬姓，鲁昭公娶了吴王长女，所以说他犯大礼。
(11) 接不义而重自轻也：一再地犯错误接近不义。接，接近。重自轻，加倍自轻。讨季氏，是自轻；又犯大礼，更加自轻。
(12) 季孙：鲁国大夫，鲁“三桓”之一。
(13) 正：纠正。
(14) 出走八年：鲁昭公伐季氏失败，逃到齐国，公元前510年死于晋国乾侯（今河北成安东南）。在外凡八年。
(15) 身亡子危：鲁昭公死亡，太子衍被废，季氏执政，立昭公弟公子宋。
(16) 讵：岂，哪会。
(17) 时难而治简：时期不好，又不认真治理。时难，所处时期不好。治简，治理国家过于简略，考虑不够周密。
(18) 行枉而无救：行为不正，又没有贤者匡救。行枉，行为不正，指娶同姓等。无救，周围没有贤人匡救。
【译文】
有人提问：“晋国很坏而不可亲近，昭公去晋国又不敢到晋国，这是人之常情。《春秋》作者有什么羞耻须要隐晦，而称昭公有病呢？”回答是：“灾祸不是自己行为招来的，君子不感到羞耻，问心无愧，有什么忧虑，有什么畏惧，就这么回事而已。现在《春秋》对这件事感到羞耻，是由于鲁昭公采取这种态度是有原因的。臣子凌驾于国君之上，从鲁文公时开始，到鲁昭公是特别严重。鲁昭公承受了混乱局势，自己日渐卑下，却没有畏惧、警惕的心理，随随便便就决定去讨伐季氏，娶同姓违犯了大礼，一再地犯错误接近不义。人们有这样的说法：‘国家治理得好，四邻都来庆贺；国家治理不好，四邻就都散去。’所以季孙专权，大国也不能给予纠正。鲁昭公逃亡在外八年，一直到死才得以归葬。自身死亡，儿子又处于危险境地，到了极端困厄的程度。君子不因困厄感到羞耻，而因导致困厄的行为感到羞耻。鲁昭公虽然遇到这种时代，如果不娶同姓，何至于这样。虽然娶了同姓，能够任用孔子辅助自己，也不至于这样。时期不好，又不认真治理，行为不正，又没有贤者匡救，这就是他遭受困厄的原因。”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1)：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2)，君子之所见也(3)；襄、成、宣、文(4)，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5)，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6)，所闻八十五年(7)，所传闻九十六年(8)。于所见，微其辞(9)；于所闻，痛其祸(10)；于传闻，杀其恩(11)，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12)。子赤杀，弗忍言日，痛其祸也(13)。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14)。屈伸之志(15)，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16)，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17)。有知其厚厚而薄薄(18)，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19)。《诗》云(20)：“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此之谓也(21)。然则(22)，《春秋》义之大者也(23)。得一端而博达之(24)；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25)；视其温辞(26)，可以知其塞怨(27)。是故于外，道而不显(28)；于内，讳而不隐(29)。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30)、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31)。义不讪上(32)，智不危身(33)。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34)，则世愈近而言愈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35)。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36)。
【注释】
(1)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春秋》把鲁国十二个世代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十二世，《春秋》所记鲁国的国君有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共十二代。三等，即把十二世分为三个阶段，指“见”（亲身经历）、“闻”（听亲身经历者介绍情况）、“传闻”（指经过两代以上传递的情况）三个时期。这一段话是通论《春秋》一书的，有的学者认为这应是《春秋繁露》第一篇《繁露》的篇首。而前几段则可能是《竹林》、《精华》等篇的内容。此说仅供参考，无确证之前，仍按原样为妥。
(2) 哀、定、昭：哀，鲁哀公，姬将，公元前494年—前467年在位。定，鲁定公，姬宋，公元前509年—前495年在位。昭，鲁昭公，姬裯，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
(3) 君子：指《春秋》作者孔子。孔子亲身经历了哀公、定公、昭公三代。哀公最后，是从后往前推的顺序。
(4) 襄、成、宣、文：襄，鲁襄公，姬午，公元前572年—前542年在位。成，鲁成公，姬黑肱（ɡōnɡ），公元前590年—前573年在位。宣，鲁宣公，姬俀（tuǐ），公元前608年—前591年在位。文，鲁文公，姬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在位。
(5) 僖、闵、庄、桓、隐：僖，鲁僖公，姬申，公元前659年—前627年在位。闵，鲁闵公，姬开，公元前661年—前660年在位。庄，鲁庄公，姬同，公元前693年—前662年在位。桓，鲁桓公，姬允，公元前711年—前694年在位。隐，鲁隐公，姬息姑，公元前722年—前712年在位。
(6) 所见六十一年：即孔子所亲见的三世：昭公32年、定公15年、哀公14年，共61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昭公元年（前542）时，孔子已十岁。没有包含孔子十岁以前生活的鲁襄公时代。
(7) 所闻八十五年：即孔子所闻的四世：文公18年，宣公18年，成公18年，襄公31年，共85年。
(8) 所传闻九十六年：即孔子所传闻的五世：隐公11年，桓公18年，庄公32年，闽公2年，僖公33年，共96年。
(9) “于所见”二句：对于所亲见的社会上的事情，用比较隐晦的笔法来记述。微其辞，隐微其言辞。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之世，没有用明显的言辞来指责批评，一是表示为尊者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迫害，明哲保身。当时国君有生杀之权，要小心谨慎对待，稍不留心，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10) “于所闻”二句：对于听说的世事，写到灾祸时特别痛心。所闻之世是父辈所经历的时代，这个时代离自己比较近，因此对于国家的灾祸特别痛心。
(11) “于传闻”二句：对于传说的时代，恩情淡薄了，就按实际情况来写。杀，中断。所传闻之世，离自己比较远，恩情比较淡薄，就按自己的志向来写。由于感情因素减少，内容就比较客观理性。与以上“微其辞”（有话不敢直说），“痛其祸”（带着浓厚的感情）两种情况不同，就是平心静气地明白地写出自己的想法。
(12) “逐季氏”二句：所以谋伐驱逐季氏，写作“再一次祭祀”，是把鲁昭公的错误掩隐了。又雩，《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传》：“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一个月有三个带“辛”的日子，第一个叫“上辛”，最后一个叫“季辛”或“下辛”。王充《论衡·明雩》：“《春秋》鲁大雩，旱求雨之祭也。”雩是求雨的祭祀活动，规定在“辛”日、多半在“上辛”日举行。秋七月，上辛举行了雩祭，季辛又举行雩祭，为什么？实际上鲁昭公想用雩祭的办法把民众集中起来，然后把季氏杀了。季氏平时得民心，昭公不得民心，昭公想杀季氏，却被季氏打败，逃亡到齐国去。孔子知道鲁昭公不对，又不好指责国君，为尊者讳，只说“又雩”。这就是“微其辞”。
(13) “子赤”三句：写子赤被杀，不忍心记载那个灾祸的日子，是表明对灾祸的极端痛心。子赤，鲁文公之子，被襄仲杀死。《春秋》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公羊传》认为：子赤死了，为什么不写日期，是因为被杀。国君被杀，是极为痛心的事，不忍心再写那个日子。这表明孔子对国祸的痛心。那时代对孔子来说是近代史，是所闻世。
(14) “子般”二句：写子般被杀，却写明是在“乙未”那一天，对于久远的时代，感情已经淡漠了。子般，鲁庄公之子，被庆父杀死。《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同样记载国君的死，为什么这里注明“乙未”（二日。《左传》作“己未”）日？因为年代久远，没有那种感情了。
(15) 屈伸之志：指孔子的感情变化。
(16) “吾以”二句：吾以其，或补“知”，作“吾以知其”，或改“见”，作“吾见其”，或不改，也通。“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前一“近”等为动词，后者为名词，指与自己有这种关系的对象。近与远，指离自己生活时代的远近，从血缘关系讲，就是亲疏的区别。
(17) “贵贵”二句：文法同上。
(18) 有：又。是对上述的推论。
(19) “百物皆有合偶”数句：这是对上述思想的理论概括。合、偶、仇（qiú）、匹，意思相同，即成对、对立、对偶、对待的意思。百物，即万物，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对偶的东西。
(20)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大雅·假乐》。抑抑，指威仪美观壮丽。秩秩，指政令（德音）十分正常，没有令人反感的法令。无怨无恶，指人民没有怨恨和厌恶。率，都。群匹，符合大家的意愿。群，可以指群臣，也可以指人群、群众。
(21) “百物”到“此之谓也”数句：以孔子写《春秋》根据与自己生活时代的远近而有详略的不同，推论到一切事物都相对应的关系，再举《诗》句证明，政治清明，就是要使政令法制符合大众之心。董仲舒认为这是学习、研究《春秋》的方法。
(22) 然则：这样的话。
(23) 义之大者：就是大义的内容。这里不是指《春秋》有哪些大义，而是说学习《春秋》大义，应该如何学习。
(24) 得一端而博达之：得到一点就要推广、联系。得一端，得到一种思想或者一个观点。博达之，推广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就是举一反三，意思进一步扩展。
(25) 正法：正确的法则。
(26) 温辞：即蕴辞，也就是微辞。
(27) 塞怨：闭塞怨恨。
(28) 道而不显：用婉辞记述，不采取明显的说法。
(29) 讳而不隐：对内为亲者讳，所以用文字的差别来表达，不能没有表示。
(30) 内外：指亲疏的区别。
(31) 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这就是使内外有别、贤与不肖有差别，尊卑有等级的意思。差贤不肖，指区别贤与不肖，为贤者讳。等尊卑，指以尊卑为等级，为尊者讳。
(32) 讪（shàn）上：指责上级。讪，诽谤，讥讽。上，上级。
(33) 智不危身：以智慧不让自身处于危险境地，相当于明哲保身。
(34) 畏与义兼：畏惧与道义两方面结合。畏，畏惧顶头上司的权势。义，不诽谤尊贵者。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成为《春秋》笔法的依据。
(35) 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定公、哀公是孔子生活的时代，为了没有“讪上”的义，也为了避免“危身”，孔子写时，就特别隐晦，常用“微辞”。
(36) “以故”三句：《春秋》笔法被采用，对天下有好处，不被采用，也没有“讪上”的罪名，自身安全。这是孔子写《春秋》的原则。
【译文】
《春秋》把鲁国十二个世代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有亲见的，有听说的，有听传说的。亲见的有三世，听说的有四世，听传说的有五世。因此，哀公、定公、昭公是作者所亲见的；襄公、成公、宣公、文公是作者听说的；僖公、闵公、庄公、桓公、隐公是作者听传说的。作者所亲见的六十一年，听说的八十五年，听传说的九十六年。对于所亲见的社会上的事情，用比较隐晦的笔法来记述；对于听说的世事，写到灾祸时特别痛心；对于传说的时代，恩情淡薄了，就按实际情况来写。所以谋伐驱逐季氏，写作“再一次祭祀”，是把鲁昭公的错误掩隐了。写子赤被杀，不忍心记载那个灾祸的日子，是表明对灾祸的极端痛心。写子般被杀，却写明是在“乙未”那一天，对于久远的时代，感情已经淡漠了。作者对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感情，所记述的文字也有相应的详略差别。我根据《春秋》对待近事的亲近、远事的疏远，亲戚的亲切、疏客的疏离，也就知道它对尊贵的尊重、对卑贱的轻贱，对要事的重视、对小事的随便。又知道它对感情厚的热情，对感情薄的轻慢，对好人友好，对坏人厌恶。又知道它以阳对阳，以阴对阴，以白对白，以黑对黑。百物都有相应对偶的东西，用相应的态度分别对待不同事物，这就对了。《诗经》上说：“威仪壮观，政令顺畅，没有怨声反对，都因符合民心。”就是说的这些情况。这样的话，《春秋》的大义，得到一点就要推广、联系；考察其中的是非，可以得到正确的法则；看到隐晦的语言，可以知道深藏的怨恨。因此对于外国的坏事，说了又不显露；对于内部亲人的坏事，不说却有表示。对尊贵的人和贤人也都这样。这就是使内外有别、贤与不肖有差别，尊卑有等级的意思。义士不诽谤上级，智者不使自身危险。因此对久远的国君因为道义而为他讳过，对当世的国君出于明智的考虑而畏惧他。畏惧与道义两方面结合，那么时代越近，说话越要谨慎。这就是用微辞记述定公、哀公过错的原因。根据这个原因，用微词表述意见，如被采用则对天下稳定有贡献，不采用则能保证自身安全，这就是《春秋》的原则。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1)。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2)，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3)，不能定五音(4)；虽有知心(5)，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6)，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7)。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8)，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
【注释】
(1) 奉天而法古：遵奉天命而效法古代。奉天，指奉天命。法古，效法古代圣王的做法。
(2) 弗修规矩：不按照圆规、曲尺。修，或作“循”，按照、根据。规矩，规和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
(3) 六律：定音调的乐器，即黄钟、太簇（còu）、姑洗、蕤（ruí）宾、夷则、无射（yì）。
(4) 五音：指宫、商、角（jué）、徵（zhǐ）、羽。
(5) 知心：指智慧之心，即聪明。
(6) 遗道：流传下来的治国法则。
(7) 大数：指基本法则。
(8) 所闻天下无二道：听说治理天下只有一个道理。所闻，听说的，不必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天下无二道，语出《荀子·解蔽》，意思是治国之道只有一个。道，指治国之道。
【译文】
《春秋》的原则，就是遵奉天命而效法古代。所以，即使有灵巧的双手，不比照圆规、曲尺，也画不出方形或圆形；纵然有聪灵的耳朵，不吹六律，也不能确定五音；纵然很聪明，不阅览先王的言论和行事，也不能治理天下。其实先王流传下来的治国法则，也就是治理天下的规矩和六律。因此，圣人效法天，贤者效法圣人，这是基本法则。遵循基本法则的就能安定天下，不遵循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就是安定与混乱的分别。听说治理天下只有一个道理，所以，圣人治理办法有不同，而道理却是一致的。古今是相通的，因此以前的贤者把先王的法则传授给后世。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1)，讥易常(2)，欲其法先王也(3)。然而介以一言曰(4)：“王者必改制(5)。”自僻者得此以为辞(6)，曰：“古苟可循(7)，先王之道，何莫相因(8)。”世迷是闻(9)，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10)，于是自断狸首，县而射之(11)，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
【注释】
(1) 善复古：“善”是意动用法，即认为复古是好的。《公羊传》认为《春秋》是“善复古”的，董仲舒继承了这种思想。
(2) 讥易常：反对改革。讥，批评。易，改变。常，常规。
(3) 法先王：学习先王的治国之道。法，效法，学习。先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主要指周文王。
(4) 介以一言：插入一句话。介，介入。
(5) 王者必改制：国王必定要进行制度改革。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它与上文的“善复古，讥易常”从表面上看是不一致的，因此，董仲舒把这种说法称为“介”入的，是不协调的意思。
(6) 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思想偏激的人就拿这一句话作为借口。自僻者，指思想邪僻的人，此言讲“王者必改制”这句话的人。辞，指理由、借口。
(7) 循：因循、继承的意思。夏、商、周的制度都有所改革，所以说都不是相因循的。
(8) 因：此处亦同“循”。
(9) 世迷是闻：世俗被这种说法所迷惑。世，世俗。迷，被迷惑。闻，说法。
(10) 狸（lí）首：《狸首》是逸诗《曾孙》的乐曲。诸侯国君相见时，奏这个乐曲，开始射箭，见《仪礼·大射》。
(11) 县（xuán）而射之：有人误解了“奏《狸首》以射”这句话，把狸猫的头割下来，挂在那里作为靶子，让人向它射箭。县，同“悬”，悬挂。
【译文】
《春秋》对于人世间的事情，提倡复古，反对改革，主张学习先王的治国之道。但是有一句话与此不一致，说是“王者必定要改变制度”。思想偏激的人就拿这一句话作为借口，说：“古代的制度如果都可以继承，那么先王的治国之道为什么都不一样？”世俗被这种说法所迷惑，从而怀疑正道却相信邪言，太可怕了。对那些人的回答是：“有人听说诸侯国王有射《狸首》的音乐，于是，就割下狸猫的头，悬挂起来，当做靶子，向它射箭。并且说：‘这有什么快乐！’这就是闻其名不知其实的典型例子。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1)，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2)，修故业，而无有所改(3)，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4)，事君者仪志(5)，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6)，物袭所代(7)，而率与同(8)，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9)，更称号(10)，改正朔(11)，易服色者(12)，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13)，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14)。孔子曰(15)：‘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16)！”
【注释】
(1) 易姓更王：易、更，都是改变的意思。由不同姓的人当王，说明不是继承先前的王位，而是受天命而当上新王，因此要有所改制。
(2) 一因前制：一切都因袭以前的制度。一，一切。因，因袭。
(3) 无有：有的版本没有“有”字。
(4) 承意：指孝子善于继承父亲的意志。
(5) 仪志：即以其志为仪。仪，准则。
(6) 天大显己：上天大显扬自己。己，指新王自己。
(7) 物袭所代：一切都沿袭已被取代的王朝。物，指正朔、服色这类象征物。袭，继承。所代，指被取代的王朝之物。
(8) 率（shuài）：都。
(9) 徙居处：指迁都。
(10) 更称号：改朝代名称。
(11) 改正朔（shuò）：改历法的正朔日子。这里“改正朔”是古代较为复杂的问题。正，正月，岁首。哪一月定为岁首，各代不同。夏建寅，以寅月为岁首，即农历一月。殷建丑，以丑月即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建子，以子月即十一月为岁首。秦建亥，以亥月即十月为岁首。汉初仍秦制，以冬十月为岁首，后改夏历，以正月为岁首，沿用至今。朔，指历法年开始的时刻。夏以平旦为朔，殷以鸡鸣为朔，周以夜半为朔。这就是“改正朔”的具体内容。汉以后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周代的夜半为朔，没有再作改变。
(12) 易服色：变换服饰的颜色。
(13) 文义：指文字训诂。改朝换代，有改变的内容，如正朔、服色等，也有不改变的内容，如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
(14) 无易道之实：治道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
(15) 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卫灵公》。
(16) 此非不易之效与：这难道不是不作改革的证据吗！不易，不作改革。效，证据。
【译文】
“现在所谓‘新王必改制’，并不是改变治国的道理，改变治国的法则。受了天命，另一姓当了新的王，并不是继承以前的王位而当了王，如果一切都因袭以前的制度，遵循着旧的业绩，没有什么改革，这跟继承先前的王位而当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新受天命的王，是天命所作的巨大显现。对待父亲要继承父辈意愿，对待君王要以君王的志向为行事的准则，对待天也应该这样。现在，天大显扬自己，什么东西却都沿袭已被取代的王朝，与前代一样，那么与前代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不是天的意志。因此，新王要迁移居处（迁都），改变称号，变更正朔（历法），更改服装颜色，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不敢不顺从天的志向，以表明自己的显现。至于说治国的大原则，如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字都应照旧，有什么可以改的？所以，王者有改制的名义，没有改变治理国家的本质。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大概就是舜吧！’是说他继承尧的治国之道而已，这难道不是不作改革的证据吗！”
问者曰(1)：“物改而天授(2)，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3)，而为之文曲(4)，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5)。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6)。舜时，民乐其绍尧之业也(7)，故《韶》，韶者，绍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8)，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9)；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10)，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11)，一也；其所同乐之端(12)，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頀》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吾见其效矣。《诗》云(13)：‘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14)。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15)当是时，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咏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由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16)，所为一也。”
【注释】
(1) 问者曰：是设问的形式。
(2) 物改而天授：物改，指改正朔易服色之类。天授，天命所授予。
(3) 缘：根据。
(4) 文曲：文词，乐曲。
(5) “成者”二句：成功，是说政治和礼乐都已具备了。本末质文，政治是本是质，礼乐是末是文。成功要政治和礼乐都具备，也就是本末质文都具备。
(6) “是故”三句：作乐最初的根据是天下人都快乐。每个人快乐，根本是自己快乐。反，同“返”。
(7) 绍：继承。
(8) 三圣：指尧、舜、禹三个圣人。
(9) 頀（hù）者，救也：夏桀无道，人民苦难，商汤推翻夏桀，是救民脱离苦难。
(10) 《武》：商纣王无道，周文王、武王兴师讨伐，推翻商纣王的统治，人民高兴，所以这时的乐曲叫《武》。《白虎通义·礼乐》引《礼记》文：“黄帝乐曰《咸池》，颛（zhuān）顼（xū）乐曰《六茎》，帝喾（kù）乐曰《五英》，尧乐曰《大章》，舜乐曰《箫韶》，禹乐曰《大夏》，汤乐曰《大濩（hù）》，周乐曰《大武》《象》，周公之乐曰《酌合》、曰《大武》。”
(11) 四者：指舜、禹、汤、文王。
(12) 端：事由，原委。
(13)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之第二章（全诗八章）。崇，国名，其地在今陕西户县东。丰，周邑名，周攻占崇国后，迁都于此，改名为丰。
(14) 风：风教，教化。
(15) “王赫斯怒”二句：出自《诗经·大雅·皇矣》之第五章（全诗八章）。赫，盛怒貌。斯，语气助词。爰，于是。
(16) 二者离而复合：因改正朔，易服色在前，制礼作乐在后，二者虽不同时，但同归于应天顺人，故曰“离而复合”。
【译文】
有人问：“许多事物的改革，天命授予已经显现了，为什么还必定再作音乐呢？”回答是：“音乐跟那些礼制是不一样的。礼制是根据天命进行的改革，音乐则是根据人心来制作的，那个新王所受的天命，必定是人民所共同感到快乐的事。所以开初改制，是用来表明天命的变化；后来作音乐，是表示天命的成功。根据天下人民所快乐的事来制作音乐的词曲，一方面用来谐和政治，一方面用来倡导道德。天下若未完全和谐安宁，王者不妄作音乐。音乐，是涌满于内心而表现出来的，只有顺应政通人和的时代，才能制订礼仪和音乐来表现成功。成功，是说政治和礼乐都已具备了。所以制作音乐，必定要追溯天下人快乐的根源，以使自己快乐为根本。虞舜时期，人民喜欢虞舜继承唐尧的功业，所以乐曲叫《韶》，韶的意思就是‘绍’（继承）；夏禹时期，人民喜欢他们三个圣人先后相继，所以乐曲叫《夏》，夏的意思就是‘大’（伟大）；商汤时期，人民喜欢商汤救民于苦难之中，所以乐曲叫《頀》，頀的意思就是救护；周文王时期，人民喜欢文王兴兵征讨暴君，所以乐曲叫《武》，武的意思就是征伐。这四者是天下人所共同喜欢的，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中的原因，却是不可能一样的。制作音乐的法则，必定要追溯人民所喜欢的根本大事，人民所喜欢的事不同，音乐又怎能不随时代而变化呢？所以虞舜作《韶》而夏禹作《夏》，商汤作《頀》而周文王作《武》，这四个乐曲名称不同，但各自都顺应了人民对他们的爱戴。我从中看到了音乐的功效。《诗经》说：‘文王接受天命，有了如此武功。既已讨伐崇国，又建京城于丰。’这说的就是音乐的教化。《诗经》又说：‘文王勃然大怒，于是调发他的军队。’在那时，殷纣王无道，诸侯大乱，人民喜欢文王的震怒而歌唱他。周王的德行已经润泽了天下，追本溯源谱制音乐，称它为《大武》，是说人民最初所喜欢的就是用武力除暴。因此，凡是音乐，虽是作于成功之后，但取名却用初始的含义，以表示重视根本。由此来看，历法、服色的改动，顺应天命制订礼乐的差异，都是源于人心的趋向，这两者有先有后但又殊途同归，因为它们的目的是相同的。”
玉杯第二
【题解】
《玉杯》是董仲舒著书的篇名，《汉书》提到这一篇名，不知此篇名取什么意义。本篇主要通过《春秋》所记载鲁文公、许止、赵盾、公子比等人的事，通过复杂的分析，认为《春秋》特别重视人的心志、办事的动机，这种重视没有明白说出，而是用曲折隐晦的笔法，即“微言”来表达的。本篇提出研究《春秋》的方法论问题。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1)。难者曰：“丧之法(2)，不过三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今按经：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3)，取时无丧，出其法也久矣(4)，何以谓之丧取？”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5)。今取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6)，故谓之丧取也。且文公秋祫祭(7)，以冬纳币，皆失于太蚤(8)，《春秋》不讥其前(9)，而顾讥其后(10)，必以三年之丧，肌肤之情也(11)，虽从俗而不能终(12)，犹宜未平于心，今全无悼远之志(13)，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讥不出三年于首(14)，而已讥以丧取也。不别先后，贱其无人心也。”
【注释】
(1)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春秋》批评鲁文公在丧期内娶亲。文公，即鲁文公，名兴，鲁僖公之子。取，同“娶”。古代规定守丧三年即二十五个月，在此期间不能进行娱乐活动，更不能娶亲。鲁文公违背了这个规定，《春秋》给予批评。
(2) 丧之法：守丧的法则。《论语·阳货》载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小孩三岁以后才脱离父母的怀抱，因此要守孝三年，是天下共同的守丧期限。
(3) 四十一月方取：鲁僖公于三十三年十二月卒，第二年就是鲁文公元年。鲁文公四年夏五月才去齐国迎亲，离鲁僖公逝世已经四十一个月，超过了规定的二十五个月期限。
(4) 出其法：超出法定的期限。
(5) 志：指办事的动机、志向。
(6) 纳币之月在丧分：纳币，婚娶前男方给女方送的彩礼、聘金。送彩礼表示有娶亲的意图，也是动机。文公二年冬纳币，纳币的月份在守丧的期限内，所以说文公“丧取”。
(7) 祫（xiá）祭：把远近祖先的牌位放在祖庙里一起祭祀，叫祫祭，即合祭。
(8) 失于太蚤：祫祭必须在丧期过后进行，即二十五个月后。文公于二年八月进行祫祭，离僖公卒才二十一个月，还差四个月，因此说“失于太蚤（通“早”）”。
(9) 前：指秋八月进行祫祭，《春秋》没有批评。
(10) 讥其后：指冬纳币。
(11) 肌肤之情：《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肌肤指父母生养之恩情。
(12) 终：即坚持三年丧期。鲁国旧风俗，丧期比较短，没有三年即二十五个月。
(13) 悼远：即慎终追远。
(14) 首：首恶，最坏的事。
【译文】
《春秋》批评鲁文公在丧期内娶亲。有人问：“丧期法定不过三年，三年丧期共二十五个月。现在从经书中看，鲁文公丧后四十一个月才娶亲，娶亲时已经不在丧期内，而且出丧期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还说他‘丧娶’呢？”回答说：“《春秋》评论事情，最重视办事的动机。娶亲必须先送聘金，送聘金的时间在丧期之内，所以说他‘丧娶’。而且，鲁文公在秋天举行合祭，冬天送去聘金，都是太早了。《春秋》为什么不批评秋天的合祭，只批评冬天的送聘金呢？一定要坚持三年的丧期，是父母养育的恩情所定的，即使随俗不能坚持到底，还应该从心里有怀念的意思。现在一点悼念的意思都没有，反而想念娶亲的事，这是《春秋》所特别反对的。因此批评不出三年的最坏的事，就是‘丧娶’。不分别先后，只是鄙视没有人情的事。”
缘此以论礼(1)，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2)，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3)，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4)，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5)，重志之谓也。志为质，物为文(6)，文着于质，质不居文(7)，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8)，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介葛卢来”是也(9)。有文无质，非直不予，乃少恶之，谓“州公寔来”是也(10)。
【注释】
(1) 缘此：根据这个道理，指论事重志。
(2) 志敬而节具：志向端正，再加上节文（即适合的礼节）周全。
(3) 志和而音雅：心志平和，声音优美。
(4) 志哀而居约：内心悲哀，生活简约，没有排场和娱乐。
(5) 非虚加之：指《春秋》讥文公以丧娶。加，加责，给以批评、谴责。见《公羊传》文公二年：“非虚加之，以人心为皆有之。”
(6) 文：文饰，形式。相对于本质、内容而言。
(7) 居：安置，容纳。
(8) 偏行：指文饰和本质两方面不全，或只有文饰，或只有本质。
(9) 介葛卢来：载《春秋》僖公二十九年。介，国名。葛卢，介国国君名。这是东夷一个小国，不懂华夏的礼节。缺少“文”，而愿意来礼仪之邦，说明心中有向往礼仪的志向，动机是善的，因此称他的名字。
(10) 州公寔（shì）来：州是国名，公是爵号，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人物。州公去曹国，经过鲁国，没有去朝拜鲁公，是无礼的表现，因此，《春秋》桓公六年春正月载“寔来”。寔，通“是”，此，这。“寔来”意即这个人来。为什么不说来人的名字呢？这人就是“州公”，鄙视他没有礼貌，才这样称呼他。
【译文】
按照以上的说法来讨论礼，礼的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志向、动机。志存敬意而又有周到的礼节，那么，君子承认他知道礼；心志平和，声音又优雅，那么君子就承认他知道音乐；心中悲哀，生活又简约，君子也就承认他知道哀丧。因此说“并不是无端加以谴责”这句话，正是说明应该重视志向的说法。心志是本质，事物是形式，形式是依附于本质的，本质若不容纳形式，形式怎么能附在本质上？本质和形式两方面都具备，然后形成礼制。形式或本质只有一个方面，那么，两方面都不能有礼的名称。不能具备两方面而只有一个方面时，宁可有本质而没有形式，虽然也称不上礼，还可以说比较好些，像“介葛卢来”，记载他的名字就是明显的例子。有形式而没有本质，不只不承认有礼，还认为是比较坏的，说州公来，记作“这个人来”，就是个典型例子。
然则《春秋》之序道也(1)，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2)，故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3)推而前之(4)，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亦宜曰：“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5)，明其贵志以反和(6)，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7)，故若此也。
【注释】
(1) 序道：排序的原则。序，排顺序。道，法则。
(2) 右志：重视本质。古代尚右，认为“志”比“物”重要。
(3) “礼云礼云”二句：出自《论语·阳货》。意思是：礼呀礼呀，难道只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
(4) 推而前之：往前类比推论。五礼之序，吉前凶后，故云推前引后。
(5) 孔子立新王之道：汉代人认为孔子为汉世创立新王的法则。
(6) 贵志以反和：重精神心志，轻物质之利。和，疑为“利”或“物”之误，指物质、物利。
(7) 继周之弊：周朝重文饰，周道衰微，孔子继周弊之后，所以提倡质。
【译文】
那么，《春秋》排序的原则是，先本质而后文饰，重志向而轻物质，所以说：“礼呀礼呀，难道只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向前推论，也可以说：“朝拜呀朝拜呀，难道只是那些外交辞令吗？音乐呀音乐呀，难道只是钟鼓这类乐器吗？”向后推论，也应该说：“丧礼呀丧礼呀，难道只是穿上丧服吗？”所以，孔子创新王的法则，表明贵志向而贱物利，好诚实而反对虚伪，这是由于继周代重文饰的弊端之后，才这么提倡的。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1)，以君随天(2)。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3)，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4)，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5)。
【注释】
(1) 以人随君：人要服从国君。人，指万民，包括百官和各地方的诸侯王。随，依附，服从。
(2) 天：是虚悬的概念，董仲舒用儒家思想来解释天，天就成了儒学的代名词。
(3) 三年称子：国君死后，儿子继位，居丧三年，不称爵号，只称“子”，说明“子”有孝心，不忍当国君。
(4) “三年”三句：三年不当，为什么逾年就即位呢？这是为了与天数终始相一致。例如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卒，鲁文公继位，第二年就是鲁文公元年。这样，年份连接才能严密，不出现旷年。
(5) “故屈”三句：屈伸之义，相对为言。屈民防止叛乱，巩固大一统政治局面；屈君防止肆行无忌惮，以免权力产生腐败，导致灭亡。两屈伸，董仲舒认为是《春秋》的大义，实是董仲舒天人感应和大一统论两大思想的集中表达，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译文】
《春秋》的原则：人要服从国君，国君要服从天。可以这样说：按照人民的心愿，不能一天没有国君；不能一天没有国君，而国君继位三年都称子，这是由于国君心中悲哀不忍心当父位，这不是人民要服从国君吗？根据孝子之心，三年不当父位，但是，过一年就即位，是为了与天的年数相一致，这不是国君要服从天吗？因此，屈抑民众而伸展国君，屈抑国君而伸展上天，是《春秋》的要义。
《春秋》论十二世之事(1)，人道浃而王道备(2)，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3)，相为左右(4)，以成文采，其居参错(5)，非袭古也(6)。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7)，缘而求之(8)，五其比(9)，偶其类(10)，览其绪(11)，屠其赘(12)，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13)。以为不然，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14)，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15)。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16)，故能以比贯类(17)，以辨付赘者(18)，大得之矣。
【注释】
(1) 十二世：指鲁国国君十二代：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
(2) 人道浃（jiā）而王道备：人道和王道都很完备。人道，指处世之道。浃，完善，完备。王道，指治国之道。
(3) 二百四十二年：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计242年。
(4) 左右：互助配合。
(5) 参（cēn）错：参差交错。
(6) 非袭古：不是继承古代已有法制，而是创新的。袭，因袭。
(7) 合而通之：是将许多类似的事例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融会贯通，从而得出结论。这是董仲舒提出的研究《春秋》的方法。
(8) 缘而求之：由一个说法，深入探求更深一层的道路，意即深入研究。缘，根据。求，探求。
(9) 五其比：把类似的事例排列在一起，所谓同类项合并。五，通“伍”，队伍。比，类似。
(10) 偶其类：把同类的道理合并起来。偶，合并。类，同类。
(11) 览其绪：观看事情的端绪，掌握经书主要的根本精神。绪，端绪，头绪。
(12) 屠其赘：删除多余的不重要的内容。这是指当时经师繁琐解经的内容。屠，删除。赘，从属的、多余的内容。
(13) 王法：即王道，或指王道指导下产生的具体法则。
(14) 经：指《春秋》。《春秋》没有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这些内容。
(15) “而操”二句：操之，掌握理论，指不在经书中的说法。但是，这是需要根据的，不能将没有根据的说法也附会到经书上去，这是需要辨别的。当时大概已有一些经师把没有根据的说法附会于经书，后来发展为纬书迷信。
(16) 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有新的正确创见，经书也乐意接受这种（附会的）发挥。有所见，有正确的创见。经，指经书。安受，乐意接受。赘，附会经书的内容。
(17) 以比贯类：通过并列事例的比较来理解同类的道理。比，并列。贯，贯通。类，同类的道理。
(18) 以辨付赘：通过分辨，确定哪些内容是经书上所没有的。
【译文】
《春秋》论鲁国十二代的事情，把人道和王道都说得很完备了。这些法则分布在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中，互相配合，形成文采，复杂的内容交织在一起，并不是因袭古代的说法。因此，研究《春秋》的人要融会贯通，深入探讨，排列事实，分门别类，把握纲领，排除附会，所以能理解人道并确立法则。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么，现在“天子过一年才即位”，“诸侯在封地内三年只称子，不称爵号”，都没有写在经书里，人们把它当做写在经书里的说法一样看待，并非没有经过考辨。有新的正确创见，经书也乐意接受这种发挥，因此，能够融会贯通，通过考辨有所发挥，就真正领会了《春秋》的基本精神。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1)，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2)，若形体之可肥臞(3)，而不可得革也(4)。是故虽有至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5)，不能为君亲令无恶。《书》曰：“厥辟不辟，去厥祇。”(6)事亲亦然，皆忠孝之极也。非至贤安能如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7)。
【注释】
(1) 善善恶恶：喜欢善良的，厌恶丑恶的。前“善”、“恶”均为动词，相当于喜欢与厌恶。
(2) 可豫而不可去：（恶的方面）可以预防，但不能除去。豫，预防，防备于未然。去，根除。
(3) 臞（qú）：瘦。
(4) 革：改变。
(5) 含容：包涵，容忍。
(6) “厥辟”二句：伪《古文尚书·太甲上》有“辟不辟，忝厥祖”句，《礼记·坊记》也载：“《书》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厥，其，他的。辟，国君。辟不辟，国君不像国君的样子，没有认真尽自己作为国君的职责。忝，辱没。厥祖，自己的祖先。董仲舒引文“去厥祇”，意思是除去他的毛病。祇（qí），通“疧（qí）”。
(7) “父不父”二句：父亲不像当父亲的那样慈爱子女，子女也不会像做子女的那样孝顺父亲。国君不像国君的样子尊重臣子，臣子也不会忠于国君。父子、君臣在儒家那里是对等的双向关系，双方都有权利和义务。
【译文】
人从天那里获得生命，有喜欢善良、厌恶丑恶的本性，性中善的方面可以培养而不能改变，恶的方面可以预防而不能除去，就像人的形体可以有肥瘦的不同，但不能改变一样。所以即使是最贤智的人，能够为国君或父亲包涵容忍某些恶性，但不能使国君和父亲没有恶性。《尚书》上说：“那个国君不像国君，要除去他的毛病。”侍奉父亲也应该这样，这都是忠孝的最高道德。不是最贤智的人哪能做到这个地步？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也就不像儿子了；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也就不像臣子了。
文公不能服丧(1)，不时奉祭(2)，不以三年，又以丧取，取于大夫(3)，以卑宗庙(4)，乱其群祖，以逆先公(5)。小善无一，而大恶四五(6)，故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为使，是恶恶之征(7)、不臣之效也(8)。出侮于外(9)，入夺于内(10)，无位之君也。孔子曰(11)：“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盖自文公以来之谓也。
【注释】
(1) 文公不能服丧：指鲁文公在丧期中给女方下聘礼，想到娶亲的事。
(2) 不时奉祭：祭祀没有按时进行。僖公丧期未满，文公就把僖公放入祖庙与祖先合祭，即祫祭，早了四个月。
(3) 取于大夫：文公四年，娶齐大夫之女，不是门当户对。按地位，他应娶齐侯之女。
(4) 卑宗庙：娶妻低贱，降低宗庙的名分。
(5) 以逆先公：违背了先祖的通例。逆，颠倒。先公，对诸侯祖先的尊称。僖公是闵公的庶兄，闵公在先，僖公在后。闵公时，僖公还是臣子，有君臣关系。文公把僖公弄到祖庙中，升在闵公之上。董仲舒认为，僖公虽为庶兄，但论任位先后，应排在闵公后面。升僖公于闵公之上，是乱了群祖的顺序，违反先公的通例。
(6) 大恶四五：指不能服丧、不时奉祭、娶于大夫、乱其群祖等。
(7) 恶（wù）恶（è）之征：《春秋》作者厌恶丑恶的表现。
(8) 不臣之效：大夫不肯出使，是臣子不像臣子的样子。
(9) 出侮于外：在外面受到轻视、侮辱，指诸侯不肯与鲁国结盟。
(10) 入夺于内：在国内权力被剥夺，指命大夫出使，大夫不肯听从。
(11) 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季氏》。宣公死后，季文子驱逐东门氏，自此任正卿，掌握鲁国大权。自季氏掌权到孔子说话时，经历了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故称四世。
【译文】
鲁文公不能服丧，祭祀不准时，都没有超过三年丧期，而且丧期中娶妻，娶的又是大夫家的闺女，使宗庙卑贱，又把僖公放在闵公之上，乱了群祖的顺序，违背了先祖的通例。鲁文公没有做一件小善事，却做了四五件大坏事，因此诸侯不愿与他结盟，大夫不肯为他出使，这是《春秋》讨厌丑恶的表现，也证明了君不君就会臣不臣的结论。鲁文公在外受到侮辱，在内失去政权，是没有实权的国君。孔子说：“政权落到大夫手里，已经有四代了。”就是从鲁文公开始算起的。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1)。《诗》、《书》序其志(2)，《礼》、《乐》纯其美(3)，《易》、《春秋》明其知(4)。六学皆大(5)，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6)；《礼》制节，故长于文(7)；《乐》咏德，故长于风(8)；《书》著功，故长于事(9)；《易》本天地(10)，故长于数(11)；《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12)。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故人主大节则知闇(13)，大博则业厌(14)，二者异失同贬(15)，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16)，有慎其行(17)，齐时早晚(18)，任多少(19)，适疾徐(20)，造而勿趋(21)，稽而勿苦(22)，省其所为(23)，而成其所湛(24)，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25)，吾取之(26)。
【注释】
(1) 简六艺以赡养之：选择“六艺”来培养人的德性。简，选择。六艺，即下文所言《诗》、《书》、《礼》、《乐》、《易》、《春秋》。赡养之，指涵养当政者个人的德性。赡，通“澹”。
(2) 《诗》、《书》序其志：《诗经》和《尚书》能够叙述心志。序，通“叙”，叙述，抒发。志，志向，情绪。
(3) 《礼》、《乐》纯其美：《礼经》和《乐经》能够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纯，净化。美，审美情趣。
(4) 《易》、《春秋》明其知：《易》讲万物的变化规律，《春秋》讲社会人事的是非原则，二者使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正确的认识，使人明白道理。
(5) 六学皆大：六艺的学问都很重要。六学，即六艺之学。大，重要，大法。
(6) 质：朴素的本质，没有伪装修饰的心理，是真实的思想。
(7) 文：文饰，形式。《礼》的种种规定都是为了节制欲望，所以有许多文饰的形式。礼是以统一的形式抑制个人不同的欲望。
(8) 长于风：《乐》是咏颂功德的，从而影响社会风气。音乐有感化性情的作用，所以“长于风”。
(9) 长于事：《书》记载历代帝王的功绩，所以保存了古代许多重大史事。
(10) 天地：自然界整体的代称。
(11) 长于数：《易》是关于天地阴阳的变化和事物相互关系的典籍，其卦与卦之间、爻之位次及奇偶变化，都常用数表示。
(12) 长于治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改编的，通过特殊的写法寓以褒贬、确定是非，因此此书成为指导政治活动的政治法典，故称“长于治人”。
(13) 人主大节则知闇（àn）：国君兴趣太少就孤陋寡闻。人主，国君。大，即“太”。节，节制。知闇，知识太少。闇，同“暗”。
(14) 大博则业厌：爱好太广泛就可能荒废政务。博，广博，爱好广泛。业，事业，职业。厌，抛弃，厌恶。
(15) 二者异失同贬：两个极端错误不同，受到同样的批评。二者，指“大节”和“大博”。异失，不同的错误。同贬，一样受到批评。
(16) 道：指六艺之学。
(17) 有：通“又”。
(18) 齐时早晚：在时间上能调剂早晚，即确定最适当的时刻，不早不晚。齐，通“剂”，即调剂。
(19) 任：胜任，担任。
(20) 适疾徐：快慢的速度适中。
(21) 造而勿趋：不断前进，能够达到目的地就可以了，不必急速跑步。造，到达。趋，急速，跑步。
(22) 稽而勿苦：需要休息整顿，却不能停顿。稽，滞留，休息。苦，停顿。
(23) 省其所为：少花力气。省，约省，少。为，做，功夫。
(24) 成其所湛：所成就的结果很丰富。成，成就。湛，丰富，深厚。
(25) 圣化：即指董仲舒所讲教师的最理想化的教化过程。
(26) 吾取之：是说董仲舒自己赞赏这种教学方法。
【译文】
君子知道当权者不能以恶服人，因此就选择“六艺”来培养人的德性。《诗经》和《尚书》能够叙述心志，《礼经》和《乐经》能够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周易》和《春秋》能够使人增长知识、知书达理。六艺的学问都很重要，又各有特长。《诗经》讲的是志向，所以它的特点是纯朴的素质；《礼经》是节制欲望的，所以它的特点在于文饰；《乐经》是歌颂功德的，所以它的特点在于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尚书》记载历代功绩，所以它的特点在于记叙了古代的许多史事；《周易》依据自然界概括出变化的规律，所以它的特点在术数；《春秋》确定是非，所以它的特点在于政治。能够了解各书的特长，但不能一一列举各经的详细内容。因此国君兴趣太少就孤陋寡闻，爱好太泛就可能荒废政务，两个极端错误不同，受到同样的批评，二者必定会导致败亡，不可不细心考察。所以善于做教师的人，既能赞美六艺的道理，又能够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教学方法上，能适时教学，教多少，讲快慢，都有讲究，能达到目的就不必太快，安排休息又不能停顿，花的功夫少而收获又能达到最大，因此不用太劳累却能获得巨大的成功。这就叫“圣化”，我赞成这种教学方法。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1)。《春秋》修本末之义(2)，达变故之应(3)，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4)。是故君弑贼讨(5)，则善而书其诛(6)；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7)。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今赵盾弑君(8)，四年之后，别牍复见(9)，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10)：“是弑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11)何以书葬者，不宜书葬也而书葬；何以复见者，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12)。二者同贯(13)，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复见，直以起问而辨不亲弑(14)，非不当诛也(15)。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直以起问而辨不成弑(16)，非不当罪也。若是，则《春秋》之说乱矣，岂可法哉？故贯比而论(17)，是非虽难悉得，其义一也。今诛盾有传，弗诛无传。以比言之，法论也(18)；无比而处之，诬辞也。今视其比，皆不当死，何以诛之？《春秋》起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援比类(19)，以发其端(20)，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今使外贼不可诛(21)，故皆复见，而问曰：“此复见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应乎？”故吾以其得应，知其问之不妄，以其问之不妄，知盾之狱不可不察也(22)。夫名为弑父而实免罪者(23)，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弑君而罪不诛者。逆而罪之(24)，不若徐而味之(25)。且吾语盾有本(26)，《诗》云(27)：“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28)，察视其外(29)，可以见其内也(30)。今按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31)，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32)，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故训其终始(33)，无弑之志，挂恶谋者(34)，过在不遂去(35)，罪在不讨贼而已(36)。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弑父(37)；臣不讨贼，故加之弑君，其义一也。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贼，为弑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弑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
【注释】
(1)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喜欢使用微言与它重视志向相联系。微，隐蔽含蓄而有所寓托的记事方式。贵志，重视思想动机、志向。这一句话把“好微”和“贵志”相联系，可以说明，董仲舒认为《春秋》从笔法上说是“好微”的，从思想实质上说是“贵志”的，就是用隐晦的笔法来表达重视思想动机的态度。
(2) 修：有撰写著述之义，如修书。在这里，“修本末之义”有著述关于本末关系的道理的意思。先后、轻重、贵贱、农商、物志等都有本末关系。
(3) 变故：意外发生的事故或灾祸。
(4) 遂人道之极：达到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遂，成就。人道之极，指人生最崇高的精神境界。儒家以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为最高境界。
(5) 君弑贼讨：君被杀死，臣子应该去讨伐贼盗。这是义。
(6) 善而书其诛：《春秋》隐公四年二月“卫州吁（xū）弑其君完”，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pú）”。州吁弑了卫国国君，卫国人杀了州吁。为什么写“人”，表明人人都可以杀他，说明杀弑君的贼是善的行为。但是这里也表示是国人去讨贼，而当官的却没有去讨贼，犯了该诛的罪行。
(7) 不书葬：国君被弑，若臣子未去讨贼，《春秋》就不写安葬的事，也不写弑君者的名字。
(8) 赵盾：晋国正卿。公元前607年，赵盾族弟赵穿攻杀晋灵公，史官董狐认为赵盾负有责任，乃直书“赵盾弑其君”。
(9) 别牍（dú）：别的书简，指另外记载。赵盾弑君发生在宣公二年，而宣公六年又另出现记载，所以说“别牍复见”。
(10) 古今之学者：指通古达今的学者。
(11) “贼未讨”二句：《春秋》昭公十九年载：“冬，葬许悼公。”许悼公是饮了世子止的药而死的，属于被弑杀。按《春秋》之义，君弑贼不讨，不得书葬。此处书葬，表明世子止并未弑君，但亦难逃“过失杀人”之罪。
(12) 不宜复见也而复见：亲手弑杀晋灵公的是赵穿，赵盾只是作为臣子，没有讨贼，因此与弑君同罪。只在文字上或名义上谴责赵盾，所以赵盾可以再出现。而赵穿是弑君者，就没有再出现。
(13) 二者：指许世子弑其君与赵盾弑其君。
(14) 直以起问而辨不亲弑：只是由于发问而辨清他不是亲自弑君的。直以，只是由于。起问，发问。
(15) 诛：谴责。
(16) 不成弑：弑君不成立。
(17) 贯比而论：联系比较同类的事情，加以推论。贯，贯通。比，同类事联系比较。
(18) 法论：以法为根据来论定。法，法律。
(19) (fān）援：演绎引述。
(20) 以发其端：提出论题。发，引发。端，端绪。
(21) 外贼：弑君者逃到国外去，称为外贼。
(22) 狱：案件。
(23) 名为弑父：名义上称许世子“弑父”，而实际上又免了他的罪行。
(24) 逆而罪之：以叛逆来给他定罪。
(25) 徐而味之：慢慢体味其中的道理。
(26) 语盾有本：讲赵盾的事是有根据的。
(27)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小雅·巧言》。忖度，思考，猜测。
(28) 物莫无邻：事物都有相同类的。
(29) 外：指事物的外在形式，也指《春秋》微言。
(30) 内：指事物的内容和实质，也指《春秋》的大义。
(31) 愿而不刑：究其本心而不予刑罚。愿，同“原”。刑，刑罚。
(32) 辞号乎天：赵盾听说晋史写他弑君，他大声呼：“天乎无辜！吾不弑君，谁谓吾弑君者乎？”（《公羊传》宣公六年）
(33) 训其终始：考察事件的前前后后。训，顺。
(34) 挂恶谋者：跟弑君有某种牵连。挂，挂牵，牵连。恶谋，指弑君。
(35) 不遂去：指赵盾“亡不越境”，逃亡没有逃到国外去。越境就不再追究。
(36) 不讨贼：赵盾逃亡，不久又返回，回来又不声讨弑君者，因此有罪，与弑君者似有某种牵连。《左传》宣公二年说赵盾“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与上说正相印证。
(37) “子不”二句：儿子不尝药，所以给他加上弑父的罪名。加，加责，给予谴责。《礼记·曲礼下》记载：“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许世子止给许悼公进药时没有先尝，致使许悼公饮药而死。《公羊传》认为许世子止没有尽孝道，谴责他“弑父”。
【译文】
《春秋》喜欢使用微言与它重视志向相联系。《春秋》明确本末的道理，通达应付意外变故的对策，理解生死的意义，达到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因此国君被弑而讨伐弑者，这是对的，把凶手被诛也写上了；如果没有人讨伐凶手，那么国君死了不写安葬，弑君的凶手的名字也不再出现。不写安葬，说明没有忠君的臣子；不再出现凶手的名字，以为他应该灭绝。现在赵盾弑君，四年以后，在别处再现赵盾的名字，这不是《春秋》通常的说法。博古通今的学者感到奇异而问道：“这个弑君者，为什么再现他的名字？”好比说：“没有讨贼，为什么写了安葬？”所谓为什么写安葬，意思是不应该写安葬而写了安葬；为什么重复出现，也是说不应该重复出现而重复出现。两者是一样的道理，不能不相似。赵盾名字的重复出现，只是由于发问而辨清他不是亲自弑君的，不是不应该受谴责的。那么也不得不说书写悼公安葬之事，只是由于发问而辨清许世子止弑君是不成立的，不是不应该承担罪过。如果这样，那么《春秋》的说法就全乱了套，怎么能作为法则呢？因此联系比较同类的事情而加以推论，可知是非问题虽然难以全部弄清，其中主要道理则是一致的。现在传中有谴责赵盾的内容，没有不谴责的说法。根据事实讨论，是有法则依据的论说；没有依据的处治，就是胡说八道。现在看那些事实，他们都不应当有罪，为什么要谴责他们？《春秋》发问几百处，答问的话有数千句，都保存在经书中。反复引用事实进行类比分析，提出论题，从来没有乱说，与传中所说都能相应。现在假如说逃到境外的弑君者不能谴责，所以都可以重复出现他们的名字，那么可以问：“这种情况为什么可以重复出现？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荒谬的，怎么能跟传中说法相应呢？”因此我根据这种说法能与传中说法相应，知道这些发问并不荒谬，根据并不荒谬的发问，知道赵盾的弑君案不能不细心考察。名义上定为“弑君”而实际上又赦免了他的罪行，这是已有的事实。也有名义上为“弑君”而又不谴责他叛逆罪行的。以叛逆给他定罪，不如让他慢慢体味其中的道理。而且我讲赵盾是有事实根据的，《诗经》上说：“别人的想法，我要猜测它。”这就是说事物没有与什么都不相类似的，考察外在的形式，可以看到内在的实质。现在按照赵盾的事情来研究他的内心，究其本心而不予刑罚，综合起来可以相信，他不是篡弑的那一类人。按照赵盾曾向天呼号，如果内心不诚，哪能这样。因此考察事件的前前后后，赵盾没有弑君的想法，只是跟弑君有某种牵连，他的过失在于没有跑到境外去，回来又没有去讨伐凶手而已。臣子应该为国君报仇去讨伐国贼，也像儿子应该为父亲尝药那样。儿子不尝药，所以给他加上弑父的罪名；臣子不讨贼，所以给他加上弑君的罪名，道理是一致的。以此向天下人表示废除臣子的忠孝气节，罪恶是如此之大！因此赵盾不讨贼，就有弑君之罪，与许止不尝药就等于弑父，二者没有什么差异。赵盾不应该被谴责，以此作为参照。
问者曰：“夫谓之弑而有不诛(1)，其论难知，非蒙之所能见也(2)。故赦止之罪(3)，以传明之(4)。盾不诛，无传，何也？”曰：“世乱义废，背上不臣(5)，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恶之诛(6)，谁言其诛？故晋赵盾、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7)，而弗为传，弗欲明之心也。”
【注释】
(1) 有：通“又”。
(2) 蒙：问者自卑词，说自己无知。
(3) 止：人名，即许世子止。进药给父亲而没有尝，父服药而死，许止有弑父之罪。后又写“葬许悼公”，说明《春秋》赦了许止的罪，因为他的心志没有弑父的意向。
(4) 传：指《公羊传》。《公羊传》昭公十九年：“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尔。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公羊传》有赦止的明确记载。
(5) 背上不臣：背叛君上，不守臣节。
(6) 有明大恶之诛：连上下文，有点费解。卢文弨以为中脱“不宜”二字，此句应为“有明大恶之不宜诛”。“之”为“不”之误，也通。句为“有明大恶不诛”，与下文“皆不诛”正相应。有，通“又”。
(7) 楚公子比：楚共王之子，楚灵王之弟。公元前529年，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其弟弃疾逼他即位，并弑杀了楚灵王，随后又杀了公子比。公子比已立为王，《春秋》还称他为“公子”，表明他不应为王，也是对他弑君的“不诛”。
【译文】
有人问道：“说是弑君而又不给予谴责，这种说法不好理解，大概是我愚蠢所理解不了的。不谴责许止的罪行，《公羊传》上有明确的记载。赵盾不受谴责，传上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回答是：“世界动乱、道义废弃，背叛君上、不守臣节，篡位弑君、颠覆政权的很多，而又说明大恶不受谴责，那么谁知道这些罪行应该谴责呢？因此晋国的赵盾、楚国的公子比都有不谴责的文字，而不在传中写下，是不想明白说出的意思。”
问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1)，非一国也。灵公弑，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薄厚(2)。《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系臣子尔也(3)；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弑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4)。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5)，皆见其善，莫知其罪(6)，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7)，而自省悟以反道(8)。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9)，何足数哉！弗系人数而已(10)，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11)非是之谓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12)，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13)，是故重累责之(14)，以矫枉世而直之(15)。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毕矣。”
【注释】
(1) 重卿：指国家重臣，掌握大权的重要官员。
(2) 恶有薄厚：国君被弑，重臣不讨贼，是恶的。灵公被弑的时候，赵盾在不在场，责任有大小的不同。在场责任大，即恶厚；不在场责任小，即恶薄。
(3) 弗系臣子：不算臣子，指不守臣节的人。
(4) 立说：立一种说法，建一个理论。
(5) 遂：通，顺。
(6) 罪：指“君弑不讨贼”之罪。
(7) 湛思：即深思。
(8) 反道：回到正道上来。
(9) 斗筲（shāo）之民：指小气量的人，没有作为的平庸之人。斗与筲都是小量器。
(10) 弗系人数：不在统计人数之中。
(11) 轻为重，重为轻：罪轻而责重，罪重而责轻。
(12) 公子比嫌可以立：公子比是否可以立，被迫而立，能否说明他弑君自立？嫌，疑虑，怀疑，难以分辨。
(13) 《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春秋》因为人们不知哪些是恶的，安然施行而没有戒备。恬，安然。备，戒备。
(14) 重累责之：反复地用严厉语气批评这些罪过行为。重，加大，犹如重判。累，多次，再三。
(15) 枉世：世俗的错误观念。
【译文】
问的人说：“有人杀国君，重臣在场而不能讨伐，这种现象不止是一个国家存在。晋灵公被杀时，赵盾不在场。不在场与在场相比，罪恶应该有大小差别。《春秋》责备在场而不能讨贼的臣子，只是不算臣子而已；责备不在场而不讨贼的人，却加上‘弑君’的罪名，为什么对罪过大的责备轻、对罪过小的责备重？”回答是：“《春秋》的原则，针对人所容易迷惑的问题，提出说法使它是非特别明白。现在赵盾贤良而做了不合理的事，大家都看到他好的一面，就不知道他犯的罪行，因此借着大家所赞扬的人物，给加上大的罪过，加以严厉批评，使人深入思考，反省自己以回到正道上来。还有人感叹说：‘呀！君臣的大义，父子的关系，会是这样，就是依据罪过小而责备重。其他国家也有不讨贼的人，都是些平庸的人，不能算数！不统计在正式人数中，也是依据罪过大而责备轻。’《传》中说：‘罪轻而责备重，罪重而责备轻。’不是说的这个道理吗？因此公子比被迫当了国君，能不能说他夺权篡位？赵盾不在场而不讨贼，是否没有臣子的气节？许止没有尝药，能不能说他有不孝的罪名？《春秋》因为怕人们不知道这些罪过，继续安然沿用而不能警戒，所以反复地用严厉语气批评这些罪过行为，以矫正世俗的错误观念而使之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矫枉不过正，不能使它直，知道这个道理就全面了解了《春秋》的大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