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英第四
【题解】
“玉英”是宝物名，用作篇名。全篇集中讨论“经礼”和“变礼”，“正辞”和“诡辞”的辩证关系，注重挖掘《春秋》的微言大义，既充分肯定《春秋》的直笔、实录和原则性，又以大量避讳性的事例，剖析了《春秋》的曲笔、隐晦和灵活性。
谓一元者(1)，大始也(2)。知元年志者(3)，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4)。
【注释】
(1) 元：开始。
(2) 大（tài）始：即“太始”，指宇宙最初状态。
(3) 元年：指君王即位的第一年。
(4) “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七句：苏舆认为自“是故”开始至此，与上下文不合，疑是《深察名号》篇中的文字错简在此。
【译文】
所谓“一元”，就是宇宙的初始。知道记载元年的本意，人君重视它，而小人却轻视它。所以治国的开始在于正名，名分端正了，就能兴旺五世，而且在五代之后，善恶才表现出来，这时候才能说得到名分真实情况，这不是子路那种人所能看到的。
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1)，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2)，不能遂其功(3)。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4)，元犹原也(5)，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死必应四时之变(6)。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7)。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8)。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9)，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10)。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11)。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12)，恶施于人(13)？大其贯承意之理矣(14)。
【注释】
(1) “惟圣人”二句：说详《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解诂。属万物于一，指万物的统一性。属，统属、连属、归属。系之元，与元相联系。《春秋》以“元”统天地万物，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元为万物之始，春为岁之始，王为治道受命之始，正月为王者所颁政教之始，即位为一国之始。此即公羊家所谓“五始”。五始先后统属，故以即位系于正月之下，以正月系于王，王系于春，春系于元，明《春秋》统属万物于一元。以元作为万物的统一物，万物统一于元，哲学上说，就是元一元论。
(2) 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刘师培云：“‘终’、‘本’对文，‘及’当作‘反’。《三代改制质文篇》曰‘穷则反本’，是其证。”刘说可从。承，顺承。
(3) 遂：成就，完成。
(4) 《春秋》变一谓之元：《春秋》把一变称作元。《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诂：“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5) 元犹原：《春秋》将一年记为元年，元就是源头，认为当政者要重视开头。原，本原、源头。
(6) 生死必应四时之变：“死”，旧本皆误作“不”，据惠栋校改。惠栋校注：“‘不’，当作‘死’。”或说“不”字疑衍，当作“生必应四时之变”。苏舆注：“人以生为始为元，犹王之以即位为元。‘不’疑当作‘死’，生应春，死应冬。惠栋《周易述》引亦作‘死’，注云：‘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苏说是。
(7) “故元者”二句：元为万物的本原，人为万物之一，故曰“人之元在焉”。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曰：“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
(8) “安在乎”二句：董仲舒以“元”在天地之前，正是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意。
(9) 与：亲附，亲近。
(10) “本天”二句：董仲舒认为，人由天命而生，人的一切自然也就由天和命所决定，而不能够违背天和命两者。
(11) “故春”三句：古代以神道设教，以天子受命于天，故天子的一切政教皆承天地之所为，是为了秉承天意去完成天交给的任务，故曰：“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春正月，这是周代的历制。古代纪月以十二支配十二月，周历以建子之月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这里透显了“宗周”之意。
(12) 奚：为什么。
(13) 恶（wū）：同“乌”，如何、怎样。
(14) 大其贯承意之理矣：苏舆注：“自‘惟圣人’至此，《重政》篇文。钱云：‘……疑错简在彼，当归此篇。’今从之……两存其文。”《春秋繁露》流传甚广，错简脱讹甚多，至今董理尤难。暂从苏说，《玉英》、《重政》，两存其文，以俟后来者析辨。
【译文】
只有圣人能够把万物统一起来，并把它和“元”相联系，最终不返归本原而顺承它，就不能成就其功业。因此《春秋》把“一”变称为“元”，元就好比是本原，它的意义就是跟随天地相终始。人是有终始的，而人的生死必定与春夏秋冬的变化相顺应。所以元是万物的根本，而人的元也在那里。元在哪里呢？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前。所以人虽然生于天气并奉行天气，可是却不能亲附天元，秉承上天的运命，而共同违背了它的作为。因此“春正月”的意思，是说人秉承天地的作为，继续上天的作为并完成它。它的道理是说天与人相互保存所共建的功业，那怎么说是天地的本原呢？天地的本原怎么会在这里呢？怎样施加给人的呢？这是赞美圣人能够秉承天意的道理。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1)，正天之端(2)，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3)。五者俱正，而化大行(4)。
【注释】
(1) 元之深：即遥远的元。深，遥远的意思。
(2) 天之端：指四季之始，即春天。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合称“五始”。
(3) 竟：同“境”。
(4) 而化大行：苏舆注：“‘是故《春秋》之道’至此，《二端》篇文。钱云：‘移在此处，恰与下文相承接。此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义，即公羊家所谓五始也。’今从之……两存其文。”暂从苏说，《玉英》、《二端》，两存其文。
【译文】
所以《春秋》的法则，是用“元”年来端正天时的起始，用天时的起始来端正王者的政治，用王者的政治来端正诸侯的即位，用诸侯的即位来端正境内的治理。这五个方面都端正了，教化就能顺利施行了。
非其位而即之，虽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缪公是也(1)。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吴王僚是也(2)。虽然，苟能行善得众，《春秋》弗危，卫侯晋以立书葬是也(3)。俱不宜立，而宋缪受之先君而危，卫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见得众心之为大安也。故齐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4)，乃率弗宜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惧，敬举贤人，而以自覆盖，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5)，遂为贤君，而霸诸侯。使齐桓被恶而无此美，得免杀灭乃幸已，何霸之有！鲁桓忘其忧而祸逮其身，齐桓忧其忧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易》曰(6)：“复自道，何其咎。”此之谓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难，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诗》云：“德如毛。”(7)言其易也。
【注释】
(1) 宋缪公：宋国国君，姓子名和，宋宣公之弟，公元前728年—前720年在位。宋宣公临终遗命不立其子与夷而立子和，是为宋缪公。宋缪公卒前又不立其子冯而传位给了与夷，结果子冯杀掉与夷自立执政，即为宋庄公。
(2) 吴王僚：吴国国君。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夷末、季札。寿梦想要立最小的儿子季札，季札让而不受，因此立长子诸樊为吴王。诸樊遗命兄终弟及，故而余祭继立，余祭卒而夷末继位。夷末卒当传季札，而季札逃走，于是夷末之子吴王僚继位。诸樊之子阖闾认为自己作为嫡长孙应当继承王位，于是遣刺客刺杀了吴王僚而自立执政。
(3) 卫侯晋：即卫宣公，姓姬名晋，卫桓公之弟，在位19年。桓公被弑，卫人立公子晋为卫君，是为卫宣公。《春秋》桓公十三年记载：“三月葬卫宣公。”
(4) 齐桓非直弗受之先君：齐桓公非但没有接受先君的遗命。直，但。《春秋》庄公九年：“齐小白入于齐。”《公羊传》曰：“其言入何？篡辞也。”齐桓公之行事皆未受之先君之命，表明他是篡位，因此下文说其“罪亦重矣”。
(5) 知不背要盟以自湔（jiān）浣（huàn）也：懂得不背弃哪怕是被胁迫签订的盟约，来为自己洗刷过错。要盟，被胁迫签订的盟约。湔浣，洗刷、除去过错。
(6) 《易》曰：下引文见《易·小畜》初九爻辞。
(7) 德如毛：语出《诗经·大雅·烝民》。(yóu），轻。
【译文】
不该自己即位而即位，即使是接受先君的遗命，《春秋》也为之忧惧，宋缪公就是这样的。不该自己即位，又不是受自先君之命，而自己即位，《春秋》为之忧惧，吴王僚就是这样的。尽管如此，如果能做好事得民心，《春秋》就不忧惧，它记载卫宣公的即位和丧葬就是这样的。以上之人都不应该立，但宋缪公接受先君的遗命而忧惧不安，卫宣公不受自先君的遗命却没有忧惧，由此可见得民心就能太平无虑。所以齐桓公非但没有接受先君的遗命，而且是完全不应该即位为君的，他的罪过也算是很大了。然而他即位后深感恐惧，尊敬并任用贤人，用贤人来弥补自己的过失，懂得不背弃哪怕是被胁迫签订的盟约，来为自己洗刷过错，于是成为贤明的君主，称霸诸侯。假使齐桓公有篡位的恶名而没有这些善举，那么他能免于被杀死就已经算是幸运了，怎么还会称霸呢！鲁桓公忘记了忧患而惹祸上身，齐桓公忧惧他的忧患而建立了功名。推扩而言，凡是人有忧患而不知道忧惧的就凶险，有忧患而深以为忧的就吉祥。《周易》说：“主动回复到正道，哪还有什么灾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般人难以返还正道以消除灾祸，君主返还正道以消除灾祸却很容易。《诗经》说：“美德轻如羽毛。”即是说美德是容易做到的。
公观鱼于棠(1)，何？恶也。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赙求金(2)，皆为大恶而书(3)。今非直使人也，亲自求之，是为甚恶，讥。何故言观鱼？犹言观社也(4)，皆讳大恶之辞也。
【注释】
(1) 公观鱼于棠：此事载《春秋》隐公五年。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却与民争逐捕鱼之利，因此《春秋》对其进行讥评。然为君讳，故说“观鱼于棠”。观鱼，张网捕鱼。棠，地名。在今山东鱼台。
(2) 天王使人求赙（fù）求金：天王派人索求助丧之物和费用。天王，指周桓王姬林、周顷王姬壬臣。赙，助人办丧祭之事的布帛财物。
(3) 书：记载。求赙之事载于《春秋》隐公三年，求金之事载于《春秋》文公九年。
(4) 观社：《春秋》庄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墨子·明鬼下》云：“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鲁庄公越境到齐国观社，实是以此为名而观齐女，正如何休所谓“讳淫言观社”。
【译文】
《春秋》记载“庄公在棠地观鱼”，为什么？为了表示厌恶。大凡人的天性，无不向往仁义，可是有的人却不能做到仁义，这是贪利造成的破坏。所以君子说话时始终不提及“利”，为的是羞言名利而已，羞言名利来堵塞财利的来源。那些身处高位、主管道德风化的人，只要口头上说到“利”都感到羞愧，更何况去追求财利呢？因此天王派人索求助丧之物和费用，都是非常耻辱的事，《春秋》都做了记载。现在鲁庄公非但是派人去，而且是亲自去捕鱼，这更是太坏了，所以《春秋》讥讽他。为什么要说“观鱼”呢？这就好比说“观社”，都是对奇耻大辱的隐讳说法。
《春秋》有经礼(1)，有变礼(2)。为如安性平心者(3)，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是故昏礼不称主人(4)，经礼也；辞穷无称(5)，称主人，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难者曰：“《春秋》事同者辞同，此四者(6)，俱为变礼，而或达于经，或不达于经，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7)，螽坠谓之雨(8)，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今四者俱为变礼也同，而其所发亦不同，或发于男，或发于女，其辞不可同也。是或达于常，或达于变也。”
【注释】
(1) 经礼：一般的、原则性的礼仪、规范。
(2) 变礼：与“经礼”相对应的特殊的、灵活性的礼仪叫“变礼”。
(3) 如：同“而”。
(4) 昏礼不称主人：即婚礼不以结婚人自己的名义，而以父母命迎。如《春秋》隐公二年载：“九月，纪裂(rú）来逆女。”纪国大夫裂代纪君来鲁国迎亲。
(5) 辞穷：没有恰当的说法，迫不得已。如《春秋》成公八年载“宋（共）公使公孙寿来纳币（下聘）”，即点明了结婚人宋共公，那是因为他没有父母，所以不得不直称“主人”。
(6) 四者：指婚礼、称王、娶妇、奔丧四事。
(7) 星坠：事载《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陨如雨。”《公羊传》：“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不修《春秋》”就是没有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史记”。“星陨如雨”记述的是中国古代的流星雨。据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引法国天文数学家俾俄《中国流星》一书，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琴座流星雨纪事。
(8) 螽（zhōnɡ）坠：事见《春秋》文公三年：“雨螽于宋。”《公羊传》：“雨螽者何？死而坠也。”先见为雨，坠地，视之乃螽。螽，即蝗虫。
【译文】
《春秋》有通常的礼仪，有权变的礼仪。做了能心安理得，这是通常的礼仪。有时做了虽然不符合性情，于心也不安，从道的角度看，又无法改变的做法，这就是权变的礼仪。因此婚礼不称结婚人的名字，这是通常的礼仪；但是如果没有恰当的说法和称呼，就直称结婚人的名字，这是权变的礼仪。天子即位三年之后才称王，这是通常的礼仪；但有特殊原因不到三年也可称王，这是权变的礼仪。妇女不该有出国的事，这是通常的礼仪；但母亲为儿子娶亲，或是为父母奔丧，就可以出国，这是权变的礼仪。明白原则性与权变性的联系，然后再懂得它们的轻重分别，就可以随机应变了。提问的人说：“《春秋》对相同的事说法相同，这四件事情都是权变的礼仪，可是有的符合常理，有的不符合常理，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春秋》综理百物，辨别品类，分辨细小的差别，辨析轻重本末。所以流星坠下叫作‘陨’，螽斯坠下叫做‘雨’，它们的来源不同，有的自天而降，有的发于地上，所以它们的说法不能相同。现在所说的四件事虽然同是权变的礼仪，但它们的来源也不同，有的缘于男子，有的缘于女子，它们的说法是不能相同的。所以有的符合常理，有的适宜权变。”
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1)。其志欲立，故书即位(2)。书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书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隐不言立、桓不言王者，从其志以见其事也。从贤之志以达其义(3)，从不肖之志以著其恶(4)。由此观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两省也(5)。
【注释】
(1) 不书王：《春秋》记载十二公之事，于每年必书“王正月”以表示尊王谨始之意，而于鲁桓公除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书“春王正月”外，其余十四年只书“春正月”，无“王”。对于此，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解释说：“无王者，以见桓公无王而行也。”是说鲁桓公经常在不得到周天子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而为。
(2) 书即位：《春秋》桓公元年书“公即位”。《公羊传》认为隐公被弑，对于新君是不应该书“即位”的，但这里明写“即位”，旨在说明弑君自立正合桓公之意，并以此来昭彰桓公的罪恶。
(3) 贤：指鲁隐公。
(4) 不肖：指鲁桓公。
(5) 两省（xǐnɡ）：从两方面来加以省察。省，省察。
【译文】
鲁桓公的心里没有周天子，所以《春秋》就不写“王”字。他企图自立为君主，所以《春秋》就写他“即位”。写“即位”，说明他弑杀了君兄。不写“王”字，来说明他违背了周天子。因此对隐公不说“立”、对桓公不说“王”，都是根据他们的心愿来表现他们的事迹。根据鲁隐公的心志来通达他的仁义，通过鲁桓公的心志来昭彰他的罪恶。由此来看，《春秋》所赞同的是好的，《春秋》所不赞同的是不好的，不能不从这两方面来加以省察。
《经》曰(1)：“宋督弑其君与夷。”《传》言(2)：“庄公冯杀之。”不可及于《经》，何也？曰：“非不可及于《经》，其及之端眇(3)，不足以类钩之，故难知也。”《传》曰(4)：“臧孙许与晋郤克同时而聘乎齐。”按《经》无有，岂不微哉？不书其往而有避也。今此《传》言庄公冯，而于《经》不书，亦以有避也。是以不书聘乎齐，避所羞也；不书庄公冯杀，避所善也。是故让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与其子而与其弟，其弟亦不与子而反之兄子，虽不中法，皆有让高(5)，不可弃也。故君子为之讳，不居正之谓避，其后也乱，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义，善无遗也。若直书其篡，则宣、缪之高灭，而善之无所见矣。难者曰：“为贤者讳，皆言之；为宣、缪讳，独弗言，何也？”曰：“不成于贤也。其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弃。弃之则弃善志也，取之则害王法。故不弃亦不载，以意见之而已。‘苟志于仁，无恶。’(6)此之谓也。”
【注释】
(1) 《经》曰：下引文见《春秋》桓公二年。宋督，宋臣华督。与夷，宋殇公。
(2) 《传》言：下引文见《公羊传》隐公三年。庄公冯，宋庄公子冯，宋缪公之子。
(3) 眇（miǎo）：微妙，深远。
(4) 《传》曰：下引文见《公羊传》成公二年。臧孙许，鲁国大夫。郤（xì）克，晋国大夫。公元前593年，郤克邀同臧孙许和卫国大夫孙良夫、曹国的公子首出使齐国，碰巧四人均有生理缺陷：郤克盲一目，臧孙许是秃子，孙良夫是跛子，公子首是驼背。齐顷公从侍臣中挑出类同的残疾者去接待四国使臣，使郤克、臧孙许蒙羞。
(5) 高：犹“美”，高尚的德行。
(6) 苟志于仁，无恶：语出《论语·里仁》：“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译文】
《春秋》说：“宋臣华督弑杀他的君主与夷。”《公羊传》却说：“宋庄公子冯杀了与夷。”这与《春秋》的说法不同，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与《春秋》的说法不同，它所体现的是《春秋》的深奥微妙，不能够用普通的标准去衡量它，所以一般人难以理解。”《公羊传》说：“臧孙许和晋国的郤克同时出访齐国。”查找《春秋》中没有这样的记载，这难道不是微妙的吗？《春秋》不写他们去齐国是有所隐讳。现在《公羊传》说庄公子冯杀了与夷，可在《春秋》中却没有写，也是因为有所隐讳。所以不写出使齐国，是为了隐讳蒙羞的事；不写庄公子冯杀了与夷，是为了隐讳所要赞赏的。因此谦让是《春秋》所赞赏的。宋宣公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他的弟弟也不传位给儿子而把君位返还给兄长的儿子，这虽然不符合法度，但都有谦让的美德，不能忽略不记录。所以君子为宋宣公、宋缪公加以隐讳，隐讳二者这种“不正常”的传位方式，这之后的混乱，移到宋臣华督身上，用来记存宋宣公、宋缪公的善良心愿，这也是《春秋》的原则，不会遗忘善举仁心。如果直接写宋庄公篡位，那么宋宣公、宋缪公的美德就消失了，而仁心善举也就不能有所显现了。提问的人说：“《春秋》为贤者隐讳，都有所提及；为宋宣公、宋缪公隐讳，却偏偏没有提及，为什么呢？”回答说：“宋宣公、宋缪公还不能算作贤君。他们心存善意却不合法度，这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遗弃的。遗弃了就是遗弃善意，赞同了就有害于王法。所以不遗弃也不记载，在语意上流露出来就可以了。‘假如立定志向实行仁德，就不会做坏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1)，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公子目夷是也(2)。故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视其国与宜立之君无以异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于鄫取乎莒(3)，以之为同居(4)，目曰“莒人灭鄫”(5)，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6)，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权谲也(7)，尚归之以奉巨经耳(8)。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详而反一也(9)。公子目夷复其君，终不与国；祭仲已与，后改之；晋荀息死而不听(10)；卫曼姑拒而弗内(11)，此四臣事异而同心，其义一也。目夷之弗与，重宗庙；祭仲与之，亦重宗庙。荀息死之，贵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贵先君之命也。事虽相反，所为同，俱为重宗庙、贵先君之命耳。难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载乎义？”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书，大夫立则书。书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书，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为义也。”
【注释】
(1) 端：端绪，出发点。
(2) 公子目夷：字子鱼，宋襄公的庶兄。公元前639年，楚国趁会盟之时俘虏宋襄公以伐宋，公子目夷归国坚守，楚国无隙可乘，遂释放宋襄公。宋襄公有意让位于公子目夷，而公子目夷不从，仍迎回襄公执政。
(3) 鄫（zēnɡ）取乎莒（jǔ）：鄫国的国君从莒国娶了夫人。鄫，诸侯国名，姒（sì）姓，在今山东苍山向城。取，通“娶”。莒，诸侯国名，嬴姓，在今山东莒县一带。
(4) 同居：俞樾《诸子平议》云：“‘同居’二字无义，疑‘司君’之误。‘司君’者嗣君也……‘嗣’与‘司’古通用。”俞说可从。
(5) 莒人灭鄫：事见《春秋》襄公六年。
(6) 大德无逾闲：连同下文的“小德出入可也”，出自《论语·子张》。大德，大节。逾，超越。闲，原则、界限。
(7) 权谲（jué）：权谋诡诈。
(8) 巨经：大经，法度常规。
(9) 反一：返约、返归于道。
(10) 荀息：晋大夫。晋献公宠信妃妾骊姬，杀太子申生，赶走儿子重耳、夷吾，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嘱托荀息辅助奚齐。献公死，奚齐立，大臣里克等谋废奚齐，劝荀息参与，荀息坚拒。里克杀奚齐，荀息又立骊姬妹妹之子卓子为君，里克又杀卓子，荀息为保护卓子而死。
(11) 曼姑：卫灵公的少子。卫灵公和夫人南子厌恶世子蒯聩（kuǎi kuì），将他驱赶出国，欲立曼姑，曼姑多次拒绝，最后提议立蒯聩之子辄嗣位。
【译文】
器物依从名称、土地依从主人，这叫做制度。权变的出发点仍本于制度，不可以不省察。权变虽然违反常规，但也必须限制在可以如此做的范围之内。不在可以如此做的范围之内，即使是死，也始终不会去做，公子目夷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诸侯父子兄弟不该立为君而立为君的，《春秋》看待他与应当即位的君主没有什么差别，这都是限制在可以如此做的范围之内的。至于鄫国的国君从莒国娶了夫人，立其夫人所生之子为嗣君，《春秋》把这视作“莒人灭鄫”，这是在不可以如此做的范围内的。因此诸侯在不可以如此做的范围内进行权变，叫做大节，大节上不越过界限，这叫做遵守法度常规。诸侯在可以如此做的范围内进行权变，叫做小节，小节上有些出入是可以的。即便是小节上的权谋诡诈，尚且也要归之于遵奉常规。所以《春秋》的道理，广博而扼要，详尽而返约。公子目夷迎回他的君主，自己始终不当国君；祭仲已经同意立宋人之子为君，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荀息宁死也不听里克的劝诱；卫国的曼姑拒绝当国君，这四个臣子的事迹虽异而心志相同，他们行权之义是相同的。公子目夷不即位，看重的是国家社稷；祭仲同意立宋人之子，看重的也是国家社稷。荀息为奚齐、卓子而死，尊崇的是先君的命令；曼姑拒绝当国君，尊崇的也是先君的命令。事情虽然相反，做法却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以国家社稷为重、尊崇先君之命而已。提问的人说：“公子目夷、祭仲所做的，都是为了保存国家、事奉君主，称赞他们是可以的。荀息、曼姑却没有这种事，而且所要扶恃的都是不该立为君主的人，为什么他们还能被记载为有道义的人呢？”回答说：“《春秋》的法则，君主立了不该立的，就不记载，大夫立了就记载。之所以不记载，是因为不赞成大夫拥立不该立的人。之所以不记载，是因为赞成君主可以选立嗣君。君主立了不该立的，是不对的；君主既然即位了，大夫奉拥新君主，就是正确的，因此荀息、曼姑可以说是有道义的。”
难纪季曰(1)：“《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无去国之义。”又曰：“君子不避外难(2)。”“纪季犯此三者，何以为贤？贤臣固盗地以下敌(3)，弃君以避难乎？”曰：“贤者不为是。是故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纪季弗为而纪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故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4)。诡莒子号谓之人(5)，避隐公也。易庆父之名谓之仲孙(6)，变盛谓之成(7)，讳大恶也。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8)，随其委曲而后得之。今纪季受命乎君而《经》书专，无善一名而文见贤(9)，此皆诡辞，不可不察。《春秋》之于所贤也，固顺其志而一其辞，章其义而褒其美。今纪侯《春秋》之所贵也，是以听其入齐之志，而诡其服罪之辞也，移之纪季。故告籴于齐者(10)，实庄公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臧孙辰；以酅入于齐者(11)，实纪侯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与纪季。所以诡之不同，其实一也。”难者曰：“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12)，国灭，君死之，正也，何贤乎纪侯？”曰：“齐将复仇，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13)，故谓其弟曰：‘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于齐，请以立五庙，使我先君岁时有所依归。’率一国之众，以卫九世之主(14)。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谓之‘大去’(15)。《春秋》贤死义，且得众心也，故为讳灭。以为之讳，见其贤之也；以其贤之也，见其中仁义也。”
【注释】
(1) 纪季：纪侯之弟。《春秋》庄公三年记载有他以纪邑归降齐国之事。纪，春秋时诸侯国名，在今山东寿光东南。
(2) 外难（nàn）：外患入侵。
(3) 下敌：投降敌人，献媚敌国。
(4) 代：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注：“‘代’疑作‘狩’。”苏说可从。周天子被晋文公召至践土会盟，《春秋》以为僭越失礼，便诡其文曰：“天王狩于河阳。”（《春秋》僖公二十八年）
(5) 诡莒子号谓之人：《春秋》隐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来。”《公羊传》认为称莒子为莒人，是为鲁隐公屈尊与小国盟讳。
(6) 庆父：鲁庄公之弟。《春秋》闵公元年：“冬，齐仲孙来。”仲孙即是对庆父的另一称谓。
(7) 变盛谓之成：《春秋》庄公八年：“夏，师及齐师围成，成降于齐师。”成，即盛之改称，又作郕（chénɡ），姬姓诸侯国，在今山东宁阳东北。《公羊传》认为把盛改称成，是为鲁国灭同姓国避讳。
(8) 诡辞：不如实说出而是改变说法，叫做“诡辞”，与“正辞”（实话实说）相对。
(9) 一名：苏舆注：“‘一’疑作‘之’。”其说可从，“一名”当作“之名”。
(10) 籴（dí）：买进粮食。《春秋》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有鲁国大夫臧孙辰赴齐国请求购粮之事。
(11) 酅（xī）：春秋时纪国邑名，在今山东临淄东。
(12) 尽：卢文弨校曰：“‘尽’疑当作‘辞’。”卢说可从。
(13) 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纪侯自知国力不济但矢志抵抗。不加，不敌、不胜。距，同“拒”，抗拒、抵抗。
(14) 卫九世之主：齐襄公攻打纪国，号称是为九世祖复仇，则纪侯抵抗齐国，就是为了捍卫九世之主。
(15) 大去：“灭亡”的委婉说法。《春秋》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认为此事既要赞许纪侯的死义，又要赞许齐襄公的复仇，所以将“灭国”讳为“大去其国”。
【译文】
责难纪季的人说：“《春秋》的法则，是大夫不得擅动土地。”又说：“公子照理不得离开国家。”又说：“君子不逃避外患入侵。”“纪季违犯了这三条，怎么能称为贤臣？贤臣本来是要偷取地盘献媚于敌国，抛弃君主而逃避国难的吗？”回答说：“贤人不做这样的事情。因此假托贤人于纪季，来表示纪季不会做这种事情。纪季不会做这种事情，就可以知道是纪侯让他做的。《春秋》记事，有时不透露真实情况，是因为有所避讳；《春秋》记人，有时更换名字，是因为有所忌讳。所以不说晋文公称霸的实际情况，而用‘狩猎’隐讳他召见天子的事实。不称莒子的爵号而称他为‘人’，是为鲁隐公避讳。改换庆父的名字叫做仲孙，把盛国改称为成国，是忌讳大奸大恶。然而谈论《春秋》的人，要深入了解这种‘真话假说’的方式，随顺它的复杂变化才能明白其中的真实意义。现在纪季接受了君主的命令而《春秋》却记载他擅自献地，没有好的名声却在文辞上加以褒奖，这都是‘真话假说’，不可以不仔细考察。《春秋》对于所要赞扬的，当然会依顺其志向而统一说法，表彰它的正义并夸赞他的美德。现在纪侯是《春秋》所尊贵的，所以根据他献地求齐的打算，改变他服罪求和的说法，把献地求饶的事改记在纪季身上。因此向齐国购粮的事情，本来是鲁庄公做的，但《春秋》却改变说法，把它记到臧孙辰身上；把酅邑献给齐国，实际上是纪侯做的，但《春秋》却改变说法，把它记到纪季身上。所以‘说谎’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其真实用意却是一致的。”提问的人说：“拥有国家的人，如果早知不能保存国家，即使众人想拥立自己，也应该坚辞不受，一旦国家灭亡，君主应为国家殉节，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春秋》为什么称赞纪侯呢？”回答说：“齐国将要复仇，纪侯自知国力不济但仍决心抵抗，因此对他弟弟说：‘我是国家之主，不可以不为国家而死。你带着酅邑去齐国，向齐国投降，请求他们来设立宗祠，使我们的祖先每年有可以得到祭祀的地方。’他率领全国的民众，捍卫纪国九代君主的尊严。齐襄公赶他赶不走，招降他又不答应，纪国上下一心都为国而死，所以称之为‘大去’。《春秋》赞赏赴义而死且深得民心的纪侯，所以对其亡国之事加以隐讳。用这种避讳，表现他的贤能；用他的贤能，表现他是符合仁义的。”
精华第五
【题解】
本篇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春秋》写人记事，在遣词造句上是很慎重的，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原则性。但这些原则又各有其适用的场合，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审狱断案，强调对动机的重视，主张“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三、提出鉴古知今的论断。通过鲁庄公、鲁僖公、宋殇公及季友、孔父的实例，强调举贤用能的重要性，认为任用贤人则“主尊国安”，否则即“主卑国危”。
《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1)。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难者曰：“大旱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2)，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也，或请焉、或怒焉者何(3)？”曰：“大旱者，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厌卑也，固其义也，虽大甚，拜请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贱伤贵者，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4)，为其不义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故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义之至也。是故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5)，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6)，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7)，义矣夫！”
【注释】
(1) 名伦等物：根据人伦的贵贱而分别称呼，根据事物的等级而区别对待。
(2) 大水鸣鼓而攻社：此句本《春秋》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攻社，击鼓以惩戒土地神。
(3) 怒：谴责，击鼓喧闹。
(4) 朱丝而胁之：用红绳绕神社一周，以助阳抑阴。胁，责求。
(5) 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让天王出居在外不算是不尊敬圣上。《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郑。”《公羊传》：“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何注：“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绝之言出也。”孔广森曰：“不能，不相能也。襄王之母惠后，恶襄王而爱少子带，每欲立之。至是带率狄人攻王，左右欲御之，王不忍杀弟以失母之意，遂出。”
(6) 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拒绝父亲的命令不算是不顺从父亲。《春秋》哀公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公羊传》：“曼姑受命乎灵公而立辄……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蒯聩是灵公的儿子，辄是蒯聩的儿子。灵公认为蒯聩不正派，将他赶走，让孙子辄继承王位。灵公的指示是王父命，蒯聩的意见是父命。二者矛盾如何处理，《春秋》提出原则：一、以王事辞家事。传王位是王事，父子关系是家事；二、上之行乎下。王父长父亲一辈，以王父命而辞父命，是符合义的。这一说法为后代所接受，如《说苑·辨物》：“辞蒯聩之命，不为不听其父。”《汉书·隽不疑传》：“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不纳，《春秋》是之。”
(7) 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断绝母亲的嘱咐不算是不孝顺母亲。《春秋》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公羊传》：“其言孙于齐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曷为于其念母焉？贬，不与念母也。”何注：“念母则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绝文姜不为不孝……”
【译文】
《春秋》慎于言辞，对于人伦贵贱和事物大小的命名是很讲究的。因此对小夷称“伐”而不能称“战”，对大夷称“战”而不能称“俘获”，对中原诸侯称“俘获”而不能称“逮捕”，各有不同的言辞。而且小夷回避大夷而不能称“战”，大夷回避中原诸侯而不能称“俘获”，中原诸侯回避天子而不能称“逮捕”，贵贱和大小不能混淆，反对在言辞上以卑临尊。所以大小不超越等级，贵贱遵从本分，这是正常的礼义。
“大雩”是什么？是遇旱求雨的祭祀。提问的人说：“大旱时举行雩祭而祈雨，大涝时击鼓而警告土地神，旱涝都是天地造成的，是阴阳失衡引起的，可是对大旱是采取祈请的方式，对大涝则采取谴责的方式，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大旱，是阳气压过了阴气，阳气压过阴气，是尊贵压倒了卑贱，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即使是旱得很厉害，也只是拜请求雨而已，不敢有过分的举动。大涝，是阴气压过了阳气，阴气压过阳气，是卑贱胜过了尊贵，日食也是这样，都是以下犯上，以卑贱伤害尊贵，是违逆常规的事情，所以要击鼓来惩戒它，绕上朱绳来谴责它，因为它是不符合义的，这也表明《春秋》是不畏强暴的。所以改变天地的位置，理顺阴阳的秩序，坚决那样去做而不避忌困难，这是最高的仁义。因此惩戒土地神不算是不敬神灵，让天王出居在外不算是不尊敬圣上，拒绝父亲的命令不算是不顺从父亲，断绝母亲的嘱咐不算是不孝顺母亲，这是义啊！”
难者曰：“《春秋》之法，大夫无遂事(1)。”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2)又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3)又曰：“闻丧徐行而不反也(4)。夫既曰无遂事矣，又曰专之可也，既曰进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谓也(5)？”曰：“四者各有所处，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无遂事者，谓平生安宁也；专之可也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谓不以亲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谓将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结受命，往媵陈人之妇于鄄，道生事，从齐桓盟，《春秋》弗非，以为救庄公之危(6)。公子遂受命使京师(7)，道生事，之晋，《春秋》非之，以为是时僖公安宁无危。故有危而不专救，谓之不忠；无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义然也。”
【注释】
(1) 遂事：指大夫按自己的想法处理事情。遂，顺。“大夫无遂事”，一般地说，原则上大夫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处理事情。《春秋》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公羊传》：“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尔。”这一段话说国君派公子遂去京师，他去了晋国，很随便，说明国君不得行政。
(2) “出境”三句：《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这一段话说大夫出国，对国家有利的好事可以专断。
(3) “大夫”二句：《春秋》襄公十九年：“晋士丐帅师侵齐，至谷，闻齐侯卒，乃还。”《左传》：“闻丧而还，礼也。”《公羊传》：“还者何？善辞也。何善尔？大其不伐丧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齐，则何大乎其不伐丧？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士丐接受晋君命令带兵打齐国，在半途听说齐侯死亡，带兵回国。《春秋》认为不伐丧是正确的，大夫受君命出去，可以自行决定退兵。
(4) 闻丧：《春秋》宣公八年：“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公羊传》：“其言至黄乃复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复？讥。何讥尔？大夫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何休注：“闻丧者，闻父母之丧。徐行，不忍疾行，又为君当使人追代之。”奉君命出兵，半途听说有父母之丧，不敢回来，又不肯疾行，采取徐行的办法，希望国君派人替他出使。
(5) “夫既曰”六句：《说苑·奉使》：“《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无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又曰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义者各止其科，不转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谓平生常经也。专之可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帅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谓出使道闻君亲之丧也。公子结擅生事，《春秋》不非，以为救庄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讥之，以为僖公无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专救，是不忠也；若无危事而擅生事，是不臣也。《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此之谓也。’”
(6) “故公子”六句：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卫国之女嫁与陈宣公为夫人，鲁国以女陪嫁，派公子结往送女，本应送至卫国都城，使与陈侯夫人同行，但公子结送到鄄（juàn，卫地，故城在今山东鄄城西北），闻齐侯、宋公会盟欲伐鲁，遂临时改变计划，使他人往送鲁女，自己代表鲁国参加了盟会，化解了一场危机。公子结，鲁大夫。媵（yìnɡ）：古时诸侯娶于一国，二国以庶出之女陪嫁，叫媵。
(7) 公子遂：鲁大夫。鲁僖公三十年（前630），他受命出使周天子所在的京师，途中却擅自访问了晋国。
【译文】
提问的人说：“《春秋》的法则，大夫不得擅自行事。”又说：“出国境后遇上可以安定社稷、有利国家的事，就可以擅自去做。”又说：“大夫接受君主的命令外出，进退由大夫决定。”又说：“听到父母的丧事后，慢慢前行而不回来奔丧。既然说不得擅自行事，又说可以擅自去做，既然说进退由大夫决定，又说慢慢前行而不回来奔丧。像是互相矛盾，这是什么道理呢？”回答说：“这四者各有各的适用场合，适合它的场合就都是正确的，不适合它的场合就都是错误的。《春秋》既包含通常不变的原则，又包含随机应变的方针。不得擅自行事，说的是太平安定的场合；可以擅自去做，说的是救危除患的场合；进退由大夫决定，说的是将帅用兵；慢慢前行而不回来奔丧，说的是不因父母而有损君主，不因私情而妨碍公事。这叫做既善于处理私事，又懂得为公的宗旨。所以公子结接受命令去送陪嫁陈侯夫人的鲁女，走到鄄城，遇上别的事情，便参加了齐桓公的会盟，《春秋》没有批评，认为公子结解救了鲁庄公的危难。公子遂接受命令出使京师，途中多事，去了晋国，《春秋》批评他，认为那时鲁僖公安宁无危。所以遇上危难而不主动去解救，叫做不忠；没有危难而擅自行事，这是轻视君主。因此公子结、公子遂这二位都是擅自行事，但《春秋》对此有赞同、有批评，那是本于忠君的道义才这样的。”
齐桓挟贤相之能(1)，用大国之资，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诸侯。于柯之盟(2)，见其大信，一年，而近国之君毕至，鄄、幽之会是也(3)。其后二十年之间，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诸侯也。至于救邢、卫之事(4)，见存亡继绝之义，而明年，远国之君毕至，贯泽、阳谷之会是也(5)。故曰：亲近者不以言，召远者不以使，此其效也(6)。其后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灭弦而志弗忧(7)，江、黄伐陈而不往救(8)，损人之国，而执其大夫(9)，不救陈之患，而责陈不纳，不复安郑，而必欲迫之以兵(10)，功未良成(11)，而志已满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12)此之谓也。自是日衰，九国叛矣。
【注释】
(1) 贤相：指管仲。
(2) 柯：齐邑，在今山东阳谷阿城。《春秋》庄公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柯。”《公羊传》：“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坏压竟，君不图与？’管子曰：‘然则君将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顾曰：‘君许诺？’桓公曰：‘诺。’”齐桓公结盟后有点后悔，想不给汶阳之田，杀了曹沫。由于管仲劝阻作罢。就这样，“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此事于齐桓公五年（前681）。
(3) 鄄、幽之会：鄄，卫地，在山东鄄城境，明代并入濮州。齐桓公六年，与宋公、卫侯、郑伯在此盟会。幽，宋地，在今河南兰考境。齐桓公八年，在此与宋、卫等七个诸侯国会盟。
(4) 救邢、卫：齐桓公二十七年，曾出兵驱逐北狄，救助邢国；齐桓公二十八年，在楚丘（卫地，在今河南滑县东）筑城，助卫国防守。
(5) 贯泽、阳谷之会：贯泽，宋地，在今山东曹县南。阳谷，齐地，即今山东阳谷。齐桓公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与宋、江、黄三国先后在此二地结盟。
(6) “亲近”三句：与周围的人亲密，不是靠语言。吸引远方的人们，不是靠派出使者。从齐桓公的事可以得到验证。
(7) 楚人灭弦：事在鲁僖公五年、楚成王十七年，公元前655年。弦，姬姓小国，在今河南潢川西北。
(8) 江、黄伐陈：事在鲁僖公四年、陈宣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56年。江，嬴姓小国，在今河南息县西南。黄，嬴姓小国，在今河南潢川西。
(9) 执其大夫：《春秋》鲁僖公四年：“齐人执陈辕涛涂。”《公羊传》：“涛涂之罪何？辟军之道也。其辟军之道奈何？涛涂谓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还师滨海而东，服东夷且归。’桓公曰：‘诺。’于是还师滨海而东，大陷于沛泽之中，顾而执涛涂。”齐人拘捕了陈国大夫辕涛涂，因为他不让齐军经过陈国，建议沿滨海而东，使齐军陷于大泽中。
(10) 迫之以兵：鲁僖公六年，齐伐郑。
(11) 良：语气助词。
(12) 管仲之器小哉：孔子之语，见《论语·八佾》。
【译文】
齐桓公凭借贤相的才能，利用大国的资本，即位五年，仍不能招来一个诸侯朝见。在柯邑的会盟，表现出他很讲信义，一年之后邻近国家的君主全都来到他那里，鄄、幽两地的会盟就是这样的结果。此后二十年的时间也够长久了，还没能大合诸侯。到了救助邢国、卫国的事上，表现出他存亡国、继绝世的道义，因而第二年远方国家的君主全来到他那里，贯泽、阳谷的会盟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说不用言语就能亲睦近国，不用使者就能招来远国，这就是道义的功效。此后他自夸功劳，骄傲自满，不修养德行，所以楚人灭了弦国他心里也不忧愁，江国、黄国攻打陈国他也不去救，损害别的国家而拘捕人家的大夫，不解救陈国的灾难反责备陈国不接纳齐国的军队，不再去安定郑国，而必定想用武力去胁迫郑国，功业未完成而心志已经骄傲自满了。所以孔子说：“管仲的器量真狭小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齐国从这往后一天比一天衰败，许多国家都背叛了它。
春秋之听狱也(1)，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2)；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是故逄丑父当斮(3)，而辕涛涂不宜执(4)；鲁季子追庆父(5)，而吴季子释阖庐(6)，此四者，罪同异论，其本殊也。俱欺三军，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诛或不诛。听讼折狱，可无审耶！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闇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
【注释】
(1) 听狱：审理案件。
(2) 不待成：不要等到阴谋得逞（就要惩治）。
(3) 逄丑父当斮：见《竹林》注。
(4) 辕涛涂不宜执：见前一段注(9)。
(5) 鲁季子追庆父：鲁季子，季友，鲁国大臣，庆父之弟。自僖公元年至十六年卒，执鲁政凡十六年。庆父犯罪，让季子去追，季子缓慢追赶，故意放走庆父。
(6) 吴季子释阖庐：吴季子，季札，吴王寿梦之子。其侄阖闾（公子光）谋刺吴王僚，季札反对，亦不追究阖闾之罪，自己离开吴国隐藏终身。
【译文】
《春秋》审判案件，必定根据事实而探究当事人的动机。动机邪恶的，不需要等到成为事实；带头作恶的，判罪特重；动机正直的，论罪就轻。所以逄丑父应当斩首，而辕涛涂不该被拘捕；鲁国的季友追杀庆父，而吴国的季札释放阖闾，逄丑父、辕涛涂、庆父、阖闾这四个人罪行一样但判处却不相同，这是因为他们的动机是不一样的。都是欺骗三军，有的判死罪有的不判死罪；都是弑杀君主，有的被杀有的没被杀。审理狱讼、裁定案件，怎能不谨慎呢！所以审判对了，道理就更明朗了，教化就更顺畅了；审判错了，就会蒙蔽真理，迷惑众人，妨害教化。教化是政治的根本，审狱是政治的末节，它们虽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功用是一致的，不能不相互顺应，所以君子对此十分重视。
难晋事者曰：“《春秋》之法，未逾年之君称子，盖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杀奚齐(1)，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2)，何也？”曰：“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仁人录其同姓之祸，固宜异操(3)。晋，《春秋》之同姓也，骊姬一谋，而三君死之(4)，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为为之者，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见其难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辞，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谓奚齐曰：‘嘻嘻！为大国君之子，富贵足矣，何必以兄之位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尔！’录所痛之辞也。故痛之中有痛，无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齐、卓子是也；恶之中有恶者，己立之，己杀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齐公子商人是也(5)。故晋祸痛而齐祸重，《春秋》伤痛而敦重，是以夺晋子继位之辞，与齐子成君之号，详见之也。”
【注释】
(1) 里克杀奚齐：里克，晋国大臣。奚齐，晋献公之子。
(2) 称君之子：载《春秋》僖公九年：“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3) 异操：即异科，特殊的说法。
(4) “骊姬”二句：骊姬设计杀死申生，立奚齐、卓子。奚齐、卓子均被晋卿里克所杀。骊姬，骊戎（今山西晋城西南）之女，晋献公爱妃，生子奚齐。其妹陪嫁献公，生子卓子。三君，指晋太子申生、奚齐、卓子。
(5) 公子商人：姜商人，齐桓公之子，昭公之弟。昭公死，其子姜舍立为君。姜商人杀姜舍而自立，是为齐懿公。
【译文】
责问晋国事情的人说：“《春秋》的法则，即位不过一年的新君称为‘子’，为的是端正人心。到里克杀奚齐时，却不用这种通常的说法而称为‘君主的儿子’，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听说‘《诗经》没有确切一致的解释，《周易》没有确定统一的占卜，《春秋》没有通用不变的说法’。根据变化，依从道义，两者兼从，一概因人而异。仁人记录他同姓的灾祸，当然应该采取独特的说法。晋国，是《春秋》所记鲁国的同姓国，骊姬一个阴谋，害死了三个国君，天下人都为之哀痛。探究奚齐的做法，是因为只想夺取君位而看不到其中的灾难。《春秋》痛心他的一叶障目，所以抛弃了对他的正常称谓，只称他是‘君主的儿子’而已。这好像是对奚齐说：‘哎呀！作为大国国君的儿子，已够富贵了，何必要夺占兄长的位置，以至于弄到那种地步！’这里记录的是痛心的言辞。所以痛中有痛、无罪被害而死的，申生、奚齐、卓子就是这样的人；恶中有恶，自己立了君主又亲自杀了君主，不能视同一般臣子弑君的，齐国的公子商人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晋国的灾祸哀痛而齐国的灾祸惨重，《春秋》悲伤哀痛而深惧重祸，因此剥夺了晋子继位的言辞和齐子成为君的名号，详尽地表现了他们的过错。”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1)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2)。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效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3)，则天下尽矣。鲁僖公以乱即位(4)，而知亲任季子(5)。季子无恙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国家安宁。季子卒之后，鲁不支邻国之患，直乞师楚耳(6)。僖公之情，非辄不肖，而国衰益危者，何也？以无季子也。以鲁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国之皆若是也。以他国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谓连而贯之。故天下虽大，古今虽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7)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8)。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其若是何邪？以庄公不知季子贤邪？安知病将死，召而授以国政(9)。以殇公为不知孔父贤邪？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10)。二主知皆足以知贤，而不决，不能任，故鲁庄以危，宋殇以弑(11)。使庄公早用季子，而宋殇素任孔父，尚将兴邻国，岂直免弑哉！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
【注释】
(1) 不知来，视诸往：当是古谚，不详何人所说。《管子·形势》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诸今。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与此语近似。
(2) 道往而明来：借鉴过去而预见未来。道往，叙述以往的事情。明来，预见未来的趋势。苏舆注：“扬雄《解难》：‘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前睹，就是预见。
(3) “得一端”二句：两句话说的是董仲舒研究《春秋》采取推论的方法来体会其中的道理。端、空，指一件事、一种现象或一个问题。
(4) 以乱即位：僖公是闵公的庶兄，去年闵公死，僖公出奔邾，庆父出奔莒。第二年僖公回鲁即位。
(5) 季子：即季友。《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季友出生时手上有“友”字。
(6) “鲁不支”二句：《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侵我西鄙。”“夏，齐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师。”齐国多次入侵，鲁国只好向楚国求援。支，抗拒、对付。
(7) “鼎折足”二句：《易·鼎卦》九四爻辞曰：“鼎折足，覆公，其刑渥，凶。”(sù），鼎中的食物。渥（wò），厚。言鼎足折断，鼎倒，其中食物都丧失。比喻大臣非其任，破坏国典，须加重刑。
(8) 悁悁（yuān）：忧愁的样子。《诗经·陈风·泽陂》：“寤寐无为，中心悁悁。”
(9) “安知”二句：《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庄公病将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国政。”
(10) “以殇公”四句：《公羊传》桓公二年：“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孔父，名嘉，宋国的大司马，孔子的祖先。
(11) “二主”五句：《公羊传》桓公二年何注：“殇公知孔父贤而不能用，故致此祸。设使殇公不知孔父贤，焉知孔父死，己必死？设使鲁庄公不知季子贤，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时，则轻废之，急然后思之，故常用不免。”《盐铁论·殊路》：“文学曰：‘宋殇公知孔父之贤而不早任，故身死。鲁庄知季友之贤，授之政晚而国乱。’”正用《公羊》义。
【译文】
古人有一种说法：“不知道未来，可借鉴过去。”现在《春秋》的学问，就是借鉴过去而预见未来。然而它的言词包含上天的奥妙，所以难以知晓。如果不能看得出，它就空寂得像没有东西一样；能看得出，它就无物不有。因此研读《春秋》的人，明白一个道理就要把它多方面联系起来，看到一个问题就要把它广泛连贯起来，加以推论，这样就能尽知天下了。鲁僖公在混乱中即位，他知道重用季友。季友在世的时候，鲁国内无臣下的叛乱，外无诸侯的侵扰，执政二十年，国家安宁太平。季友死后，鲁国不能对付邻国的侵扰，只好向楚国乞求援助。鲁僖公并非愚昧，可国家却越发衰危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了季友。从鲁国的这种状况，也就知道别国都是这样。从别国都是这样，也就知道天下都是这样。这就叫做联系贯通。所以天下纵然很大，古今纵然很久，都要靠这个道理来治国安邦。任用了贤人，就会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用人不当，就会君主卑弱、国家危亡。世世代代必定都是这样，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在《周易》中叫做：“鼎断了腿，倾覆了鼎中的食物。”“鼎断了腿”，就是用人不当；“倾覆了鼎中的食物”，就是国家垮台了。因此用人不当，国家又不垮台的，从古到今还没听说过。所以我根据《春秋》观察成败，更加痛切地忧虑前代的兴亡。善于任用贤臣，是国家兴旺的条件。假如智力不能辨知贤才，那是无可奈何的了。能辨知贤才而不能任用，严重的会身死国亡，轻点的也会混乱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鲁庄公不知道季友贤能吗？他哪会想到他病到快要死时，才把季友召来授以国政。难道宋殇公不知道孔父贤能吗？他哪会想到孔父死了，他自己必死无疑，才急着赶去救孔父。这两位君主的智力都能够辨识贤才，但犹豫不决，不能任用，所以鲁庄公陷于危难，宋殇公被人弑杀。假使鲁庄公早用季友，宋殇公一直任用孔父，还可能帮助邻国振兴，岂止是免于弑杀呢！这是我所忧心忡忡而深感悲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