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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李塨问陆道威曰：“南北郊分祀之说，始自汉武时词臣宽舒等一议。后又引《周礼·大司乐》文，附防其说，以为古者天子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泽，是分祀之据。不知《大司乐》文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祇皆降，可得而礼。’是论合乐，非论大享也。《大宗伯》：‘大享之礼，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别无地祇之说。此岂真汉儒之谬耶？”
南北二郊，予昔在馆时，以曾作配位一议，已议及之。大抵众说纷纭，多有言无地祭、无北郊者。予谓：既祭天，必当祭地；既有南郊，必当有北郊。《曲礼》云：“天子祭天地，岁遍。”是一岁之中，既祭天又祭地也。《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是两祭之处，祭天一所，祭地又一所也。是以《孝经》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而《礼器》曰：“先王之制礼也，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盖谓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上，是因丘之高而治以为坛，谓之因天事天；夏至祭地于方泽之中，是因泽之下而营以为兆，谓之因地事地。故《孝经》说曰：“王者事天明，必祭天神于南郊；事地察，必祭地祇于北郊。”而《汉志》引《礼记》曰：“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所以就阴位也。”是两郊分祀，在诸经亦均有之，不止《周礼·春官》文也。
若谓南北郊分祀，始自汉武时祠官宽舒等所议，则大不然。秦祀八神，一曰天神，在南郊山下；二曰地祇，在泽中圜丘。而汉文用礼官议，谓古者天子夏日必亲郊祀，不止冬至为然。故《汉郊祀志》云：汉文祭泰乙、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乙，日夏至祠地祇。则不特分祀二郊，且冬夏二至亦俱依旧制行之。是必周末汉初，犹有相沿定礼，承袭不改，故蛛丝马迹，彼此一线。若武帝时宽舒所议，不过立后土祠于汾阴，与郊雍对耳，何尝立南北郊乎？其后成帝用匡衡、张谭诸议，徙甘泉泰畤、河东后土，而立南北郊于长安。至元始中，而刘歆、左咸之徒，合诸儒数十人议定郊礼，名为《元始仪》。以至后汉光武，兆南郊于洛阳之阳，兆北郊于洛阳之阴，悉遵其议。而地祇之祭，遂历魏晋六代，以至唐宋元明，并未偏废。其或称北郊，或称玄丘，或称地郊；或合祀，或分祀；或以女祖配，或以男祖配；或一配、二配、三配，而要之有地祭一礼，则自三古迄今，未有异也。
乃不学之徒，谓二郊之名始于《周礼》，而并《周礼》亦不学者。且谓始于《大司乐》文：“凡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则天神可得而礼；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则地祇可得而礼。”诸语，因欲变其说，谓此是合乐，不是大享。揣其意，不过欲辨圜丘、方泽二名非郊祀地也。不知圜丘即泰坛，方泽即泰折；圜丘因丘陵，方泽因川泽。二郊之名，诸经有之，不始《周礼》，前亦既言之详矣。若谓《大宗伯》大享之礼，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并无地祇之说，则似全不知《周礼》者。《周礼·大宗伯》：“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地示礼，即祭地礼也。宗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两圭有邸以祀地。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无非以地祇礼与天神对言。即《大司乐》文，亦有云：“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原不止奏圜丘、奏方泽数语。乃即此数语，又未全读，遽谓圜丘、方泽是合乐地，非祭祀之地。则后文即云：“于宗庙之中奏之，则人鬼可得而礼。”岂此宗庙之中，亦合乐地、非大享地耶？且谓合乐非祭祀者，此宋儒最不通之论，又不可不一辨者也。《虞书》“戛击鸣球”一章，是合乐于宗庙者，盖舜祭瞽瞍所奏乐也。宋儒臆见，谓舜不当有瞽瞍庙，不当祭瞽瞍，此但合乐以志九韶之美，非祭庙文也。则虞宾在位，群后俱至，毋论乐不虚奏，且亦安得请召诸客，使胜国之宾、五服之辟，无不毕集，如吴下伎客作胜会者？今不知何故，忽择此冬至、夏至二日，且一集高丘、一防下泽而奏此大乐，可怪之甚。且夫合乐者，合堂上堂下之乐而总奏之谓也。堂上有琴瑟、搏拊，谓之升歌；堂下有管、鼗、笙、镛，谓之间歌。合琴瑟、管、笙诸乐器而并奏之，谓之合乐。此非细故矣。故习籥、习吹，学干、学舞，虽在一节，亦必居之大学之中。况合乐、合吹，皆为大祭祀、大燕飨所用，未有不习之学宫而可露处者。是以《月令》：季春大合乐，以为献酎之用；仲夏合盛乐，以雩帝；仲冬、季冬并合吹，以飨帝、燕族人，皆在学，皆非虚奏。而至于祭之日，则《大司乐》直云：“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是此合乐即是大享，谓大享时所合乐，一如乡饮、乡射、燕礼所云“间歌某诗，合乐某诗”类。故重其文曰“奏之”，盖奏之则必有听之者矣。不然，黄钟何律？云门、咸池何舞？无端汇众器，统众成，众变入丘泽之间，而漫曰“奏之，奏之”，奏谁耶？
陆又曰：“古不惟不分祀天地，亦并无合祀之说。盖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余社稷、山川、百神，但从祀耳。尝观鲁之僭郊，愈知古无南北郊之礼。盖当时《周礼》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鲁皆僭之，故《春秋》频书其失。向使别有祭地之礼，与郊并重，则鲁亦必并僭之，《春秋》亦必并书之矣。且《春秋》书‘乃不郊，犹三望’，此正与《虞书》‘类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同。则地祭原只在祭天之中，何分祭之有？”
天地只分祭，并不合祭。《周颂·昊天有成命》诗序曰：“郊祀天地也。”《召诰》：“用牲于郊，牛二。”解者谓一是天牲，一是地牲也，因之有天地合祭之疑。不知“昊天祀天”，地非谓合祭同，此诗谓分祭皆此诗也。《召诰》用牲二，一是帝牛，一是稷牛，谓帝与配分此牲，非谓天与地分此牲也。此则天地不合祀之明征也。乃谓天地虽不并祀，而地祇之祭当附见之祭天之中，如祭天于郊，而社稷、山川俱从祀焉，即此是祭地，舍此则别无大地之祭。因引《虞书》“望山川”、《春秋》“犹三望”为据。则天祭从祀甚多，自圜丘以人鬼、百神列祀典外，凡旅上帝、类上帝，大率以五帝、六宗、三辰、四时、四类、五岳、四渎诸神从祀，而不及社稷。惟祈谷、雩、报及大烖、大灾，因事之祭，则虽祀天神，而后土、田正，在所不免，然亦并与山川、百源、四海、五岳诸望祀者有别。是以天地正祭，各以类从，在社稷并不从天。即巡狩、出征，凡因事祭告，如《司马法》“王者兴师，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亦天地两告，地不从天，且亦社稷、山川皆不从天告而从地告。是祭天而及社稷，犹不得谓社即是地，况地是地，社稷是社稷，山川是山川，而以山川望祀坐之社稷，不亦谬乎？若谓鲁僭郊禘，不僭地祭，以是为无地祭之证，则更不然。凡鲁所郊，只是祈谷上帝一祭，其于冬至、旅、类诸郊，并不僭及。盖郊事不同，自二至二郊外，有旅上帝、类上帝、祈谷上帝、龙见雩帝、季秋飨帝诸事，虽皆是天子之礼，而二郊大事，诸侯所绝。至祈谷与夏雩、秋飨，则诸侯皆得行之。故《家语》：定公问孔子，谓“寡人闻郊而莫同，何也？”而夫子直云：“鲁无冬至大郊之事，惟祈谷之祭，降杀天子，是以不同。”是鲁不僭郊，在夫子已明言之。乃考《春秋》所书郊，凡有九，皆在夏四月，而不在春正月，是建卯之月，而并非子月，其为启蛰之郊，非长至之郊，明矣。若成十七年，有“秋九月辛丑，用郊”，此即《周颂·丰年》秋报、《月令》季秋大飨之祭，亦郊之降杀者。故哀十三年，子服景伯囚于吴，谓太宰曰：“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虽属谬说，然亦借秋报之礼为言，并非僭天子大郊之祭。乃谓其僭天祭而不僭地祭，遂疑无地祭，已可笑矣。复谓《春秋》但书郊而不书地祭，必是无地祭之故，则《春秋》书郊不书社，书烝尝不书祠禴，岂鲁无社祭，且并无四时祭乎？
又问：“《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云：‘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又曰：‘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礼运》云：‘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王制》：‘天子出征，类于上帝，宜于社。’明皆以社与郊对。且他经郊、社对举者，不可胜数，如《泰誓》‘类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诰》‘用牲于郊，社于新邑’，是《周礼》之见于行事者。故胡宏谓：‘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其说似是。但郊是大祭，非天子不敢举焉；社则次矣，自诸侯以至州里，皆可行之，是亦天尊地卑之义。故《中庸》郊社对举，而以事上帝蔽之，此其义与？”
此说在宋后多有之，但仍未是者。社为地祭之一，较山林、川泽、四方、四望为最重，故与宗庙对举，而立之国中，又立之郊外。如《礼运》所云：“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宗庙之为仁义。”明是法地所为，与宗庙并。然而泰折瘗埋，原有地祭，则自不得以社当地矣。是以《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而《礼运》亦云：“杞、宋之郊，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则地与社稷，明白分别。是以《周礼》于地神称大示，其祭称大礼，与社稷神之称土示，诸地神之称山林示、川泽示、丘陵示、坟衍示、原隰示者，截然不同。故社有与郊对举者，皆是小郊，与大郊无与。大郊则地与天对，《礼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尔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是也。小郊则社与郊对，《泰誓》“类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诰》“用牲于郊，社于新邑”皆是也。盖类郊、旅郊、四时郊、五帝郊，与巡狩、征伐及祈祷、报反、有事之郊，俱是小郊，往往与社相对称。如所云“报本反始”“百神受职”者，皆是秋冬报祭，如《周颂·良耜》为秋报、《丰年》为冬报，并非冬至泰坛之祭，故得与社之“报本反始”“百货可极”连类并言。以是知《中庸》郊社之礼，往尝谓郊重社轻，故天子得郊而诸侯只社；天尊地卑，故郊祭限天子而社祭通诸侯。孰知天子有郊，诸侯亦有郊；天有大小祭，地亦有大小祭，两两对待，并未尝有偏畸也。
又问：“社稷本二神，而合祭于社，以稷非土不生，土非稼不功也。但据《春秋传》，则社为后土，即共工氏之子也；稷初名农，即厉山氏子也。至夏末，则周弃嗣农为稷，而后土如故。则岂前此无社稷与？《礼运》曰：‘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考虞舜类上帝时，以六宗禋天神，以山川望地神，及巡狩亦然，柴祀天神，望秩地神。岂此望山川即社祀与？”
社义不一，而重主田事，故祀后土以尸其利，祀先农、先啬以报其功。祀社及稷，自昔有然。第后土者，以勾龙曾为土官，故以为名；先农或曰神农，或曰即厉山氏之子农；司啬或曰即后稷。然亦古先有其名，而后以其人实之。盖社本土神，稷本农神，礼家名太社，又名太稷，然后附之以人鬼，曰后土、曰后稷。此如明堂祠五帝者，原有青帝、赤帝诸本神，而后以其人实之。其在五人帝，则有太皞、炎帝诸神；在五人臣，则又有勾芒、祝融诸神。是虽有人神，而不碍其为本神。烈山以前不必减，周弃以后不必增。凡前儒以人鬼、地神争执是非，皆无庸也。若谓古无社稷，恐是以山川望祀当之，则又不然。古社为田正之祭，与四方相通，而反与四望不通。故《楚茨》诗“以社以方”，《云汉》诗“方社不莫”。方虽四方属地，而仍以五帝天神主之，如前所云勾芒、祝融类。而至于四望，则虽是地祇，而与社分列，一如《周礼》所云土示与山林、川泽诸示不同。盖社稷不是地，山川、岳渎诸神又不是社稷。《曲礼》：祭天地，祭社稷，祭名山大川；《祭义》：天子为借，以事天地、山川、社稷，明分三等，读者审之。
塨又问：“古天子有禘而无祫。凡《春秋》所言祫，皆是禘，徒以其合食群庙，有是名耳。若《大传》云：‘诸侯及其太祖，则有祫矣。’然止及始祖，不得禘始祖之所自出。至大夫，则并祫亦无有，故云：‘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谓欲祫于庙，不得专行，必干求于君，请君省察而后行之。其说是否？”
曰：“有禘无祫”，予遍观群籍后始有此论，然犹以先兄亡后，必质之徐仲山、张南士二君，始于艾堂质礼时毅然言之。而君早见及，可谓意识超伦辈矣。然天子无祫，诸侯亦未尝有祫。《大传》所云祫，即是禘也。《周礼》问祀有追享一祭，加于四时、类祀之间，即是大禘。诸侯、大夫皆无之，故诸侯追享，但得及太祖而止，不及所自出也。大夫则全无追享，虽干请于君，亦止得上及亲尽，而追享终无与焉。故此所云祫，亦只是禘。盖本论禘祭，而渐及等杀，若别出一祫，则所请非所杀矣。且祫是合祭，禘是加祭，若求合而加一亲，则所省非所请矣。况诸侯无祫，经传了然【见《艾堂问》条】，此非可一言决者。大抵省者，问也，审也；干者，请也。有大事者，谓时祭，即大尝、大禘也。若大夫无太祖庙，《正义》以为是支庶，不是适子，故不祭太祖，则不然。大夫三庙有二等：《王制》：“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此是别子，惟别子祀所自出，得立太祖庙。外此，则一如《祭法》，只立考庙、王考庙、皇考庙三亲而止。则此所请者，是凡大夫非宗卿、宗大夫耳。
又问：“陆道威云：‘五年之禘，即是周时宗法。帝喾有帝挚相承，则后稷别子矣。别子为祖，故周人祖之。其不祖帝喾者，诸侯不敢祖天子也。虽文武以后，得祖天子，而宗法必不可乱，因仍祖后稷，而特创禘祀一礼，以追所自始。此周公精意也。若后王崛起，非世诸侯，无宗法可寻，则但以始王为祖，而禘于其庙，五年一举，丧毕之禘可不必行也。’是说何如？”
汉儒议礼，尚不晓宗法，及唐宋以后，则长夜而已。是以汉议定陶，宋议濮国，明议兴献，各以宗法相纠轕，并无有一人知其义者。而道威能傍推其意以及禘礼，亦属难得。第其说仍未是也。按禘礼最古，不始于周。观《国语》与《祭法》，则皆有“有虞氏、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语，是五帝已来，行之已久。此中精意，真有言礼家所难测者，故夫子亟称之。若不祖帝喾而禘帝喾，则在商时已然。据宗法，次嫡为别子，则挚、尧两嫡俱为天子，自宜以后稷为别子。何则？《史记》以稷母姜嫄为元妃，契母简狄为次妃，则别子在稷，不在契也。然而商已先周而祖契，且先周而禘帝喾，则契非别子，何有宗法？然则追享一祭，不必周公精意也。只商礼郊冥而祖契，周礼郊后稷而祖文王，颇有参变。后儒谓文武定制，实祖后稷，后王改为祖文王，则大谬不然。其云“祖文王，宗武王”，皆指明堂言，与祖庙祀后稷不同。古文多互见耳。若鲁有郊禘，则郊是孟春祈谷之祭，禘是宗子出王之祭。此是宗法。《礼记》每云“鲁郊禘非礼”，谓郊坛礼乐，或祀圜丘，出王享献，滥及群庙，故以为言，非谓鲁不宜郊禘也。至谓后王禘祭不及所出，则汉后并然。汉禘高帝，并不及太公，但云每遇禘祭，则合食高庙，他可知矣。若云吉禘可不行，则吉禘为丧毕之禘，必不可少。盖祭多名禘，俱以审谛昭穆言，而新主入庙，则尤审谛所最急者。然且一祧一祔，前后有升降，而中多迁移，使显然去就，彼此难安。因特造此祭，使迁主、存主共会一室，而厌饫之后，迁共祧行，祔同亲返，各警跸而归其庙。此正先王精意所在。故《仪礼》最残阙，犹有云“吉祭未配，吉祭”者，正此祭也。此岂可少焉？
# 艾堂问【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五日，同郡诸学俱集于艾堂，有问】
问：禘祫大小，在郑康成《禘祫志》、王子雍《圣证论》，已分门户。幸后儒辨定，俱知是王而否郑。其在两家有成说者，固不必再请矣。第禘祫二祭，实未了了。如孔氏《正义》谓《毛传》说禘祫总是不明。不知禘祫二祭所始，与先儒争执所毕竟原是如何？
禘祫二名，先儒久相争执，予亦散见其大意于论议间，非一端矣。若毕竟经传，则似但有禘，而未尝有祫。即《春秋传》《礼记》偶一及祫，然总是为五年大禘、三年吉禘与四时夏禘称作解说，并非正祭之名。盖祫者，合也，合祭之谓也。合祭称祫，犹之特祭称犆，但是虚义，并非实名。只因三年吉禘、五年大禘与四时之烝、尝、禘，俱是合祭，故吉禘称吉祫，大禘称大祫，烝、尝、禘称烝祫、尝祫、禘祫。而于是竟增祫祭一名于诸祭之间，实则并无此祭也。其并无此祭何也？
盖祭名虽多，除虞、祔、卒哭、祥、练、禫、纎诸丧祭外，其吉祭之名，约有三等。《国语》云：“日祭，月享，时类，岁祀。”其日祭不可考矣。月享即朝享，每月朔以特羊朝庙，因而告朔，然非正祭名也。惟时类四祭，以春礿、夏禘、秋尝、冬烝为一等；岁祀二祭，以三年吉禘、五年大禘共为一等。虽《国语》尚有禘、郊、宗、祖、报五名，然郊是外祭，而宗、祖与报，则宗是明堂，祖是祖庙，报是不祧庙，原非祭等。惟《荀子》有禘、禴、烝、尝及大祫五祀名，似得要领。然禴、禘、烝、尝只是时祭，大祫即吉禘、大禘，同是岁祭。以四时分四祭名，则无等；以三年、五年合一祭名，则躐等。盖岁时本二祭等，而其名有三：曰大禘，曰吉禘，曰时祭。大禘者，天子五年之祭也。《大传》：“礼，不王不禘。”《丧小记》：“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尔雅》：“禘，大祭也。”《曾子问》：“天子有尝、禘、郊、社之祭，尊无二上。”是以《左传》：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国语》：天子禘郊之事，则有合烝。又云：禘郊必自射其牲。又云：禘郊牛茧栗。而《学记》曰：“不卜禘，则不视学。”总言大也。然其祭则自古有之。《国语》：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祭法》：夏后氏禘黄帝而郊冥。《商颂·长发》，大禘也；《周颂·雝》，禘太祖也。而鲁则亦以宗国之故，禘及文王。《论语》或问禘之说，《仲尼燕居》明乎禘尝之义，《礼运》鲁之郊禘，《春秋》僖八年禘于太庙，《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凡诸经诸传，其言禘者，不能遍举，然并无一字及祫，已可验矣。若夫吉禘，则三年丧毕，合祭于庙，以谛视昭穆者，谓之吉禘，亦谓之吉祫。此即乱祫于禘之所自始。然其祭仅见之《春秋》，而仍无祫名。《春秋》闵二年：“吉禘于庄公。”文二年：“有事于太庙，跻僖公。”皆不称祫。即其礼达于诸侯，《左氏》于晋，亦有“以寡君之未禘祀”语；其或及时禘，有“烝、尝、禘于庙”语；或及有事之禘，如“禘于僖公”“禘于襄公”语，亦并无有一祫字见于传文。至于时祭，则夏祭曰禘。虽或称无定名，《郊特牲》称春禘秋尝，《祭义》称春禘秋尝，《祭统》称春礿夏禘，《王制》称春礿夏禘，《周礼》称祠春禴夏，要总是时祭之四名，有互见而无异制，不必妄解作夏商之礼。但其无祫名则一也。盖时、岁二祭，有三禘而无一祫。其所以误见有祫名者，亦总以诸经说三禘时，偶易称曰祫，而读者不深察也。
其三禘之易称祫，而读者不察，奈何？
《大传》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也。然禘亦名祫。博士徐禅引《春秋传》，谓“岁祫及坛墠，终禘及郊宗石室”。岁祫即大祫，终禘即三年丧祭，是大禘即祫矣。是以汉元始五年，创为五年祫祭，而后《汉志》及司马彪书，皆称是禘祭。章怀太子谓：祫即是禘，并无二名。故《大传》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有等杀：诸侯及其太祖，谓诸侯凡合祭如烝、尝、禘等，但及太祖而已，不及所自出也。大夫、士则更杀矣。“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谓大夫、士非别子、无太祖庙者，虽有大尝、大烝，干请于君，以求追享，亦只及高祖而已，并不及太祖也。盖其所云“干祫”者，正谓有事于庙，请得如岁祫之祭，追及坛墠，指禘言也。干祫者，干禘也。不然，天子是禘，而大夫所请者是祫，指甲而求乙，不相蒙矣。若谓天子有禘，而大夫、士有祫，则大夫、士可各立一祭与天子等乎？至于吉禘，则《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商颂·玄鸟》，祀高宗也，注谓祀者祫也，以吉禘高宗而合祭之也。而杜预、郑玄诸君，亦遂以三年吉禘名为祫祭，然仍是吉禘耳，非别有一祫也。若夫时禘，则《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谓天子以春礿为特祭，犆者，特也；而至于禘、尝、烝，则皆用合祭。诸侯不然，礿固特祭，而禘则一年特而一年祫，惟尝与烝，则皆合祭焉。是以《曾子问》于时祭，亦曰：“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盖以时为祫，而非于时外又有祫也。自不善解经者，以三年吉禘之祫，分名为祫；以五年殷祭之禘，专名作禘。遂妄增一祫祭于五年之间，谓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并妄解此时祭之祫，谓即是三年之祫。苟其遇禘、尝、烝时，天子耶，则必先祫祭而后禘、尝、烝，故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耶，则必先禘、尝、烝而后祫，且阙一禘祭而特作一祫，故曰：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总不识时祭之自为祫，而妄以三年之禘改名为祫，而历历与时祭三名较列前后，至于如此解经，于是扫地矣。彼亦知大禘、吉禘、时祭之必合祭，故称祫乎？
何故必合祭？愿遂闻之。
古者祭法不传，大抵重祫而轻犆。天子自丧奠、丧祭，只特祭死者外，日祭不可考。月享则天子七庙，诸侯限亲庙，而其余时、岁皆用合祭。盖天子有祭及毁庙之大禘、吉禘两大祫，而诸侯止有吉祫之祫，而无大禘之祫，杀也。天子有祭及存庙之三时小祫，曰禘、曰尝、曰烝，而诸侯则止有烝、尝二祫，而禘则犆、祫半焉，又杀也。然则天子、诸侯所共为犆祭者，独春礿一祭耳。盖犆祭最轻，有必不可一再行者。其祭仪、祭法，不知何等。但考古祭礼烦重，即四时恒祭，亦必先月而涤养，先旬而斋戒，先三日而筮择，先一日而省视。而至于祭之日，则周制从朝至暗，穷此日之力。自启祏以至送尸，灌鬯以至酳酢，毋论荐腥、荐熟，合烹、加俎，历有仪节。即其七献、九献，圭瓒非一举；祝告、嘏告，诏辞非一进。于堂于祊，索祭非一地；出奏、入奏，工备非一乐。向使以一日而历七庙，则时必不周；以一人而行七祭，则力必不给。若谓日祭一庙，可以递行，则前祭诹日，未可该后祭之日；此庙卜牲，焉能通彼庙之牲？然且一祭未绎，而一祭又将省濯矣；一尸未谡，而一尸又当筮宿矣。兼行之，则一日不能行数礼；各行之，则十日不能举一祭。又况文武二庙在七庙之外，嫄庙、迁庙又在文武庙之外，合之非有余分之，即不足。而至于行事琐细，倍难悬断。试问笋簴、鼎镬，何住何移？祢亲、祖尊，谁先谁后？求之诸经，固无文；考之祀典，亦不载。此固口必不可言、身必不可行之一大事也。第不知古来犆祭之法，何以不传？即从来议礼之家，何以并不计及？张南士尝曰：“吾不知犆祭何如。假一日而历七庙，则质明祼鬯，谓之晨祼，历七庙则不晨矣；早食进馈，谓之朝践，历七庙则不朝矣。使七日而行七祭，则卜日而祭，历七日非所卜矣；明日而绎，历七日非明日矣。”是以时祭有四，而《左传》称烝、尝、禘三名，而不及犆礿。诚以礼必祫祭，虽丧祭只祭死者，而《礼》于虞祭曰“哀荐祫事”，于祥祭曰“作此练禘”，总必加之以合祭之名。惟春祭省薄，专予以犆。然究不知犆礿之减略而便捷，其仪其法何等也。是以汉后立庙，皆同堂异室，便于合享；即所在祠庙，亦必使有司摄祀，不能遍及。正以礼难犆祭，祭则必祫。盖祫者，凡祭总名，不必别设一祫在凡祭间也。辨析至此，真是千秋长夜，豁然见天日矣。特尚有请者：《公羊》称大祫即是吉祫，《左传》称岁祫，《大传》称干祫即是禘祫，《王制》称祫禘、祫尝、祫烝即是时祫，此外无祫矣。乃《礼纬》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则实有限年之祫，限年之禘。岂此祫非诸祭乎？抑亦《礼纬》本谬说，不可用乎？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虽纬书有之，然实不始纬书。刘向《说苑》即有“三岁一祫，五岁一禘”二语。故后汉光武初，张纯议礼，亦曰：“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见《郊祀志》。此皆在西汉议礼家相传之言。推其始，仍是《公羊传》“三年一禘，五年殷祭”二语，而误作解说，以致有此。盖三年丧毕，而合食太祖，是三年一祫也；殷祫既行，又五年而再殷祫，是五年一禘也。然而三年之祫是吉禘，五年之祫是大禘，则仍是禘，不是祫矣。儒者用《公羊》之说，而不甚理防，竟忘三年之祫为吉禘，遂判作每三年一祫。夫每三年必吉禘乎？然且三年、五年俱不能校计。郑氏乃造一：三年丧毕，二十五月而吉禘，又明年而大禘，然后又五年而又禘。一则合《公羊》“再殷祭”“再”字之义，一则谓《春秋》书僖八年禘，宣八年亦禘，则必实三年加五年，而后与八年之数合。于是增一禘在吉禘之后，而不知三年一祫，则但一吉禘而已，毕无每三年再祫之礼。何则？吉禘不可再也。五年一禘，则从三年丧毕后，每五年而得一禘。故僖之与宣，皆以八年有大事，不从吉祫数，亦不从先君忌日数。何则？以忌祫有阙日也。如以忌祫阙日，未周三年，必增一禘于吉祫之后，则僖、宣三年皆未书禘，为不可通矣。如谓殷祭有再，必作两禘，则禘继祫起，即是再祫，乃又增一禘于祫、禘之间，是为三殷，非再殷矣。后儒校计年限，在魏晋以后尤为纷纭。有谓禘祫如置闰然，两头如四，实不盈三，故三年一殷，五年再殷，八年三殷，十一年四殷，此博士陈舒之说。而徐邈议礼，谓五年再殷，必六十分中每三十月得一殷，则三年省六个月，六年省十二个月，适合五年再殷之数。其各逞臆见，不可枚举。至唐睿宗后，太常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而禘祫且同岁矣。又曰：一禘之后，并为再祫，五年之内，骤有三殷，无一而可者。则是祫禘并举，三五递代，其于理于数，俱有未当。是何如屏祫存禘，捐三得五，为可通也乎？
然而诸经无祫，《周礼》并无禘，何也？
《周礼》《仪礼》皆无禘名，然皆有其礼。《仪礼·丧服》曰：“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禘也。《周礼》称大祭祀、大人鬼、大祝、大号，亦禘也。盖禘名殷祭，殷者，大也。夫犹是历祭之先王先公，而独以大称，此非帝喾、后稷，异尝殷祭莫当之矣。是以《大宗伯》职，在祠春、禴夏、尝秋、烝冬四时祭前，原有“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语。其所云肆、献、祼、馈食，俱指禘言，以岁祭在时类前也。即《司尊彝》：“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语其所云追享，亦指禘言。谓朝享即月祭，为月朔朝庙；追享即追祭所自出也。盖追享与朝享，以一岁一月，间于四时之祭，而追享举其大者，朝享举其小者，总称间祀，谓与时祭得大小相间故也。旧儒以肆、献、祼为祫，馈食为禘，则大不然。禘亦有祼、献、陈牲，吉祫亦有朝践、馈食，岂可分属？此由误解《郊特牲》“飨禘有乐，食尝无乐”，以飨属礿、禘，食属烝、尝，遂仿为是说。殊不知禘、尝皆飨食，而春夏物产未盛，以饮为主；秋冬谷畜成熟，以食为主。大禘与吉祫，无此义也。若追享、朝享，旧儒亦以追享属吉祫，朝享属禘。则朝享者，月朔之祭，在礼祭中俨有是名，《春秋正义》所谓“以饩羊朝庙，然后告朔”者，此也。岂可溷焉？
然则三禘皆祫祭，其同异如何？
吉禘之祫，则祭于太祖之庙，凡毁庙之主与未毁庙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东向，凡昭南向，凡穆北向。以为死者入庙，当合先公先王而并谛视之。且二祧当祧一主入毁庙矣，是必迎毁庙之主，齐食太祖，然后将新祧一主，随旧祧众主而并迁焉。而新祔之主，乃得从二祧三亲而返于祢宫。则于祧、于祔，两皆冺然。此固先王制礼之用心，其遍及毁庙与存庙者，非夸大也，情有然也。至于大禘，则虽间五年，而其礼与吉祫等，所异者，祭出王耳。故《商颂》大禘，则及玄王、相土诸远祧；《周颂》大禘，则及烈考、皇考诸亲庙。而《韩诗内传》：禘取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是远祧；《逸礼记》祝词称孝子孝孙，是亲庙。此刘歆、马融、郑众、贾逵诸儒皆主此说，有故也。惟后汉张纯议禘，谓毁庙之主皆合食高祖，而存庙之主反不与焉。此但及远祖而不及亲庙，其说与诸经有未合矣。若郑玄则谓：王季以上先公之主，皆合食太祖，而文武以下及四亲庙，则只分食于文武庙中，昭从武庙，穆从文庙，与太祖之祭判作三日，而同一绎祭。此则言合祭之最变者，然旧儒多非之。至唐陆淳则造一妄说，谓只祭出王与祖配为二，而群庙远近俱不之及。此真毫无考据，信口妄诞之谬论，而宋人反遵之，吾不解也。
若夫时禘，则第及存庙之主而已。《曾子问》云：“七庙五庙，无虚主，惟祫祭于庙为无主耳。”又云：“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则其限于存庙可知。虽《小雅》有“礿祠烝尝，于公先王”语。于公者，先公祖绀以上，远祧也；先王者，太王以下及后王，即存庙也。似远祧、亲庙俱合祭者。不知此该时、岁诸祭为言，礿祠句是时祭，于公句是禘祫，概咏之也。时禘止存庙，不特先公不合食，即先王亦不合食也，制所限也。
至其祭仪如何？
则郑玄欲为祫大禘小之说，谓祫有十二献，禘止九献，则与《国语》“禘郊之事有全烝”“禘郊之牛不过茧栗”为相左矣。谓祫备六代之乐，禘止四代，则与《左传》鲁禘用四代之乐、周禘用六代，及《周礼·大司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八舞大合乐，以致人鬼”为反戾矣。
其祭日如何？
则吉祫无时，时祭在四仲，或在四孟。而惟大禘，则往与夏禘相通，总在夏日。孟献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周七月，夏五月也。《明堂位》云：“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周六月，夏四月也。是以张纯谓禘在四月，而崔灵恩谓宜在夏五月。《春秋》宣八年六月禘，即四月；僖八年七月禘，即五月。要之，总夏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