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哲学史各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上古时期为第一。其所以能有此特殊之情形，必有其特殊之原因(1)。兹分述之。
自春秋迄汉初，在中国历史中，为一大解放之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盖上古为贵族政治，诸国有为周室所封者，有为本来固有者。国中之卿大夫亦皆公族，皆世其官，所谓庶人皆不能参与政权。《左传》昭七年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古代政治上为贵族世官世族之制，故社会组织上亦应有此种种阶级也。贵族政治之破坏，使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度起根本的变化。赵翼曰：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痡，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尚有楚怀王心、赵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韩王成、韩王信、齐王田儋、田荣、田广、田安、田巿等。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继分国以侯绛灌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徵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廿二史札记》卷二）
吾人对于赵翼所谓天意，虽不同意，然贵族政治之崩坏实当时大势之所趋。此在春秋之时已见其端，故宁戚以饭牛而得仕于齐，百里奚以奴隶而仕于秦，此庶人之升而为官者也。《诗》有黎侯之赋式微，《左传》谓“栾、卻、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昭三年）。孔子本宋之贵族，而“为贫而仕”，“尝为委吏矣”，“曾为乘田矣”，此贵族之降而为民者也。如是阶级制度，逐渐消灭，至汉高遂以匹夫而为天子，此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之根本的变动也。
与贵族政治相连带之经济制度，即所谓井田制度。《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左传》昭七年芈尹无宇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所谓王土王臣，在后世视之，只有政治的意义，然在上古封建制度下，实兼有经济的意义。上所述社会上之诸阶级，亦不只是政治的、社会的，而亦且是经济的也。盖在上古封建制度下，天子、诸侯及卿大夫，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皆为人民之主，例如周以土地封其子弟为诸侯，即使其子弟为其地之君主兼地主也。诸侯再以其地分与其子弟，其子弟再分与庶人耕种之。庶人不能自有土地，故只能为其政治的经济的主人作农奴而已。《左传》、《国语》中所载当时之政治，皆不过有数几家贵族之活动；所谓人民者，但平时为贵族工作，战时为贵族拼命而已。王船山曰：
三代之国，幅员之狭，直今一县耳。仕者不出于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恒为士，故有世禄者有世田，即其所世营之业也。名为卿大夫，实则今乡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畴，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读通鉴论》）
“其助耕之氓”，即系农奴，夏曾佑曰：
井田之制，为古今所聚讼。据汉唐儒者所言，则似古人真有此事，且为古人政治之根本。以近人天演学之理解之，则似不能有此。社会之变化，千因万缘，互为牵制，安有天下财产可以一时匀分者？井田不过儒家之理想。此二说者，迄今未定。兹据秦汉间非儒家之载籍证之，似古人实有井田之制，而为教化之大梗。其实情盖以土地为贵人所专有，而农夫皆附田之奴，此即民与百姓之分也。至秦商君乃克去之。此亦为社会进化之一端。昔秦孝公用商鞅，制辕田，开阡陌，鞅以为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地，复三代，无知兵事，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开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天下无敌。（《通典·食货》）案秦人此制，实仍即分人等级之法。然而民得蓄私产之法，即起于此。（《中国历史》第一册页二五八）
史谓商鞅“坏井田，开阡陌……王制遂灭，僭差无度，庶人之富者累钜万”（《汉书·食货志》）。此农奴解放后“民”之能崛起占势力为大地主者也。所谓井田制之崩坏，亦当时之普通趋势，不过商鞅特以国家之力，对之作有意识的、大规模的破坏而已。
其次则商人阶级亦乘时而占势力。《汉书》曰：
及周室衰，礼法堕……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贾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无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货殖传》）
此“民”之崛起而为资本家者也。弦高以商人而却秦存郑，吕不韦以大贾而为秦相，此资本家之与当时政治外交发生直接关系者也。世禄井田之制破，庶民得解放，营私产，为富豪，此上古经济制度之一大变动也。(2)
此种种大改变，发动于春秋，而完成于汉之中叶。此数百年为中国社会进化之一大过渡时期。此时期中人所遇环境之新，解放之大，除吾人现在所遇所受者外，在中国已往历史中，殆无可以比之者。即在世界已往历史中，除近代人所遇所受者外，亦无可以比之者。故中国之上古时期诚历史中之一重要时期也。
在一社会之旧制度日即崩坏之过程中，自然有倾向于守旧之人，目睹“世风不古，人心日下”，遂起而为旧制度之拥护者，孔子即此等人也。不过在旧制未摇动之时，只其为旧之一点，便是以起人尊敬之心，若其既已动摇，则拥护之者，欲得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从，则必说出其所以拥护之理由，与旧制度以理论上的根据。此种工作，孔子已发其端，后来儒家继之。儒家之贡献，即在于此。
然因大势之所趋，当时旧制度之日即崩坏，不因儒家之拥护而终止。继孔子而起之士，有批评或反对旧制度者，有欲修正旧制度者，有欲另立新制度以替代旧制度者，有反对一切制度者。此皆过渡时代，旧制度失其权威，新制度尚未确定，人皆徘徊歧路之时，应有之事也。儒家既以理论拥护旧制度，故其余方面，与儒家意见不合者，欲使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信从其主张。亦须说出其所以主张之理由，与之以理论上的根据。荀子所谓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人既有注重理论之习惯，于是所谓名家“坚白同异”等辩论之只有纯理论的兴趣者，亦继之而起。盖理论化之发端，亦即哲学化之开始也。
孟子曰：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庄子·天下篇》曰：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汉书·艺文志》曰：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3)
所谓“圣王不作”、“贤圣不明”、“王道既微”，即指原有之制度组织之崩坏也。因此崩坏，故“道德不一”，故“时君世主，好恶殊方”，而“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上古时代哲学之发达，因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则因为当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也。
（二）
世多以战国之末，为古代哲学终结之时期。盖一般人以为秦始皇焚书，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故觉秦时如一野蛮时代，以前学说，至此悉灭。其实秦始皇“第烧民间之书，不烧官府之书，第禁私相授受，可诣博士受业”（崔适《史记探源》卷三。参看郑樵《通志校雠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秦始皇、李斯之意，盖欲统一思想，非欲灭尽当时之学说也。虽在整齐画一制度之下，思想言论，失其自由，学术发展诚受相当阻碍，然秦亡极速，故无大影响。故在汉初，诸家之学仍盛，文帝好黄老家教，曹参以清静治国家，汲黯修黄老术，治民主清静。淮南王延客著书，杂取各家之说。司马谈叙六家，以道家为最高。贾谊明申商，晁错尝学申商刑名，韩安国受韩子杂说，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史记》、《汉书》均明言之。此外《礼记》及所谓《易·十翼》，为儒家重要典籍，其中亦为汉初儒家者流所著作者。《春秋》公羊家言，亦至汉始为显学。故儒家哲学，亦在汉初始完备也。观董仲舒对策之词，亦可见当时之情形矣。
董仲舒对策曰：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又曰：
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同上）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同上）自此以后，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而儒学又须为上所定之儒学。于是“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春秋以后，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
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古代哲学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中古哲学始。盖阴阳五行家言之与儒家合，至董仲舒而得一有系统的表现。自此以后，孔子变而为神，儒家变而为儒教，至所谓古文学出，孔子始渐回复为人，儒教始渐回复为儒家。
（三）
汉武、董仲舒统一思想之政策，即秦皇、李斯之政策也。秦皇何以行之而失败，汉武何以行之而成功？此中原因，固甚复杂，然有可得言者，则自春秋时代所开始之政治社会经济的大变动，至汉武之中叶渐停止；特此等特殊情形既去，故其时代学术上之特点，即“处士横议”、“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之特点，自亦失其存在之根据。上文谓春秋战国时代所起各方面之诸大变动，皆由于贵族之失势。贵族愈失势，则平民愈被解放，旧文化旧制度愈崩坏，思想言论愈自由。秦灭六国，成一统，除皇室而外，其余原有之贵族，皆夷为平民。在表面上可谓将春秋以来之变局，作一结束。然实则贵族之余孽，尚有一部分之势力，故秦皇一死，贵族复起，“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不过此次贵族之复兴，为一种“回光返照”，等于强弩之末，故平民出身之汉高，终灭群雄而定一尊。汉高虽犹封建子弟功臣，然此时及以后之封建，只有政治上的意义，而无经济上的意义。及汉之中叶，政治上社会上之新秩序已渐定，在经济方面，人亦渐安于由经济自然趋势而发生之制度。《汉书》曰：“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无愠色。”（《货殖传》）由贵族政治之眼光观之，编户齐民，何能同列以财力相君！然以经济自然之趋势，竟至如此，“虽为仆虏，犹无愠色”，可见人已安于此等新经济秩序矣。汉虽行重农抑商政策，然对于此等社会的经济的秩序，亦并未有根本的变动也。自春秋时代所开始之大过渡时期至是而终结，一时蓬勃之思想，亦至是而衰。自此而后，至现代以前，中国之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组织，除王莽以政治的力量强改一时外，皆未有根本的变动，故上古时代思想之特殊状况，亦未再现也。
原载1930年2月7日、10日《天津益世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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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之先生论老孔以前之时势，归结于“政治那样黑暗，社会那样纷乱，贫富那样不均，民生那样困苦。有了这种形势，自然会生出种种思想的反动”（《中国哲学史大纲》页四二）。此种形势在中国史中几于无代无之，对于古代哲学之发生，虽不必无关系，要不能引以说明古代哲学之特殊情形。梁任公先生所论是矣。然梁先生所举“当注意”各事，亦多为后边所通有者，兹均不及之（参看《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页十一，十六）。
(2) 《左传》昭公十六年，宣子（韩起）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无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按誓词所约，在以后皆为不成问题之事。而乃信誓旦旦，可知贵族之欺压商人，在当时为常事。而商人原来地位之低，亦可见矣。
(3) 《艺文志》所谓“时君世主，好恶殊方”一点，本亦为战国时代思想发达之一因，吾人试看后来皇帝显宦及富商巨贾对于学术之关系，便可知矣。但春秋战国时代时君世主及当时社会所提倡之学术，与后来皇帝等所提倡者，何以不同，则不能不以春秋战国时之政治社会经济的背景说明之。时君世主及社会之提倡学术，非春秋战国时代所特有之情形，故未多论及之。
哲学与人生之关系（甲）
哲学是一个很古的名词，有长久的历史，因此，哲学这个名词的意义，也就有了很多。大概说起来，哲学有广狭二义。
就广义的哲学说，我们人人都有哲学，并且全是哲学家。我们对于宇宙，或是人生，都有我们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意见。多数哲学问题，无论哪个人，对之都有他的相当的答案。我们在路上遇着一个人，问他一个哲学上的问题：究竟有上帝没有？他若说有，他就是有神论者；若说没有，他就是无神论者；如果他对于有无上帝都怀疑，那么他就是怀疑论者；他要说他不研究这个问题，他就是存疑论者。这不是各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哲学吗？从前有人说：如果打仗，必得先知敌人的军队有多少，但是比这个更要紧的，就是先知道敌人的总司令的哲学是什么，那才不至于上当，打败仗。如果你交了一个主张杨朱哲学的朋友，那么他会一天吃喝玩乐，闹得你不得安宁。至于结婚，更要注意到对方的哲学，才能够有美满的结果呢。王阳明的学生有一天到街上去，回来之后，王阳明问他：你看见什么了？他说：看见满街上是圣人。照以上所说，也可以说，满街上都是哲学家了。这是就广义的哲学说。
若就狭义的哲学说，每一哲学系统有二部分，一部分是断案或结论，一部分是前提和辩论。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人，你问他：你说有上帝，究竟何以见其有？那恐怕他就不知道了。他是只有断案，而没有前提。这是专门哲学家和普通人不同的地方。主张有神论的专门哲学家，不但说上帝有，还得说何以见其有。主张无神论的专门哲学家，不但说没有，还得说上帝何以见其没有。
哲学在教育上的功用。照我的意思有四种，分述于后：
1．学哲学可以养成清楚的思想。专门哲学家对于一种问题，有他的答案，并且还有所以达到此答案的前提。学哲学的人看了他的答案和前提，除得到新知识外，还可随着他推理辩证，思想就可以渐渐的清楚。哲学书总是不容易看的，非看到哪里，想到哪里，不能懂得。中国人从前主张咬文嚼字，看哲学书也得咬文嚼字，不过从前偏重于修辞方面。如果注意到义理方面，看书咬文嚼字是很有益处的。
2．哲学可以养成怀疑的精神。学哲学的人，可以看出哲学与其他的学问有点不同，就是哲学上有多数的问题，都有相反的答案。如对于上帝的存在问题，就有许多的答案，全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常读哲学书，可以减少我们武断和盲从的习惯。我并不是说一定没有绝对的真理。如我们作一命题，与真实相合，那命题就是真理，真理有成立的可能。不过我们所作之命题究竟是不是与真理相合，很难决定而已。但是有人说：如果人持着怀疑态度，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办了。但是不一定如此。我们不一定对于一个理论有了宗教般的信仰，然后再来实行它。
3．学哲学可以养成容忍的态度。哲学里面的派别很多，而且每派对于他的主张全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对于事物研究了一番之后，虽可自有主张，但也不能说别人的学说完全不对，一概可以抹杀。世上的悲剧，有许多是由于人之无容忍态度造成的。像西洋的宗教战争是也。我们应当知道宇宙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人因其观点不同，故所见亦异。人人都有容忍的态度，才易互相调和，不易有什么冲突。民治主义的精神也在此，少数服从多数之理由也在此。
4．学哲学可以养成广大的眼界。哲学的对象是宇宙的全体。由宇宙的观点看起来，所谓人世间，可以说小到不可言喻了。有一故事说：美国有一个飞行家，坐着飞机飞出了地心引力以外去了，看见了一个神仙，他就问：某城在什么地方？那神仙说：不知道。他又问：美国在什么地方？神仙答：没有听说过。他又问：亚美利加洲在什么地方？神仙说：也不知道。又问：地球在什么地方？神仙也说：不知道。最后他问：太阳系在什么地方？神仙说：等着我给你查一查。就拿一张图，看见有一个小点，旁边写着太阳系三字，才知道太阳系在宇宙中也不过是一小点，何况小而又小的某城呢。从宇宙的观点看，人世间的成败祸福，皆无可注意的。能有这种眼界者，即如《庄子》上所说：“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如果人人能够如此，世界上争权夺利的悲剧，或者可以少演几次吧！有人说：如果人人都照这种观点看起来，恐怕人类就没有了，没有人类，或者还许更好，也未可知。不过按一方面说，我们要有这种眼界，不但可以做事，而且更能做事。如果未曾在台上讲演过的人，初次上台讲演，恐怕有错误的地方，但是愈怕有错，错处更多。如人做事恐怕失败，但是愈怕失败，他是愈失败。如他能视成功失败为无关重要，他的成功的希望，还可更大一点。
（张大东 记）
原载《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一五七期，1930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