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谈到本问题之前，我先要作一个声明：我常说今后建国必须要使我们的国家工业化。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工业化”是建国的必要条件，说得明白一点，也就是非工业化不能建国。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只要工业化之后，就一定能建国。因为“工业化”并不是建国的充分条件。有些人往往认为只要把某一两件事情办好，就能使国家强盛。也就是犯了没有分别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毛病。例如：要打胜仗，非有兵器不可，但仅有兵器，却不一定就能打胜仗。“兵器”是打胜仗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社会上的问题至为复杂，要维持一个社会，必须要有许多许多的必要条件。一个社会中的人必须有道德，也是这些必要条件中的一个。
我们先抛开新旧道德问题不谈，先谈甚么是道德：社会是许多分子所构成者。人即是构成社会之分子。一个社会，如其存在，其中分子必须遵守一种维持社会的规律。其依照这种规律的行为，就是道德行为。人的行为，不一定都是道德的。例如喝茶，即与道德无关。还有一种行为，不但不能合乎上述的规律，而且违反上述的规律，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行为。道德必与社会有关系。如果没有社会，也就没有道德或不道德的问题。像鲁宾孙飘流在荒岛上，那里没有社会，他一个人随便怎么做，都没有关系，也就没有甚么道德不道德了！在现在世界上，国家本身是一个社会，但是他并不是社会的分子，因为国家之上现在还没有组织，所以根据我们的定义，国家的行为，也没有道德或不道德的问题。
其次就新旧道德而论：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上，但“这个社会”不会只是“这个社会”。他必须是某一种社会。正好像我们说“这个生物”，他决不会只是“这个生物”。他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另外一种动物。“这个社会”必定是农业社会，或工商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反正他必是属于某一种社会。凡是某种社会，必须有某种规律；这个某种社会的分子，必须遵守这些规律以维持这个社会的生存。于是规律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维持社会的规律，凡是社会均须有的；另一种是维持某种社会的规律，是某种社会所特有的。因社会之不同，规律亦就有别。像生物，有为维持生存所共同必须的条件，但也有只为维持某种生物的生存所必须的条件。那种不论何种社会均须有的规律是不可变的，不论古今中外都是一样；那种只须某种社会有的规律则是可变的。不变的规律，就没有新旧之分，可变的规律才有新旧之别。道德行为是遵照维持社会存在的规律的行为规律。可变的或不变的，道德亦有可变的和不可变的两种。
甚么是不变的道德？举例言之，譬如仁、义。
甚么是义？“义”与“利”是相对的名词。利是利自己，而义则是利大众；前者是为私，后者是为公。两者的区别也就在此。从前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却被孟子深深地责备了一番，因为当时的所谓“国”，就等于说是君主个人。梁惠王说“何以利吾国”，就等于说“何以利吾自己”。孟子看出他的自私，无怪要给他一顿教训了！这个“义”不论在甚么时代都是一样，所以这是不变的道德。
那么甚么叫做“仁”呢？仁的行为也是为公，不过与义稍有区别。仁人不但要求别人的利益，而且还要有与别人痛痒互关的感情。所以仁可以包括义，义就不能包括仁。仁的行为必定是义的行为，可是义的行为则不一定就是仁的行为。
一个社会中的人，必须有仁有义，这个社会才能维持存在。这种道德始终不变，所以并没有新旧之分。
再说甚么是可变的道德：
中国以前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也是手工业社会。而现在的社会，大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我国现在也就从前者慢慢变化到后者。在这变化之中，那种专为维持以家为本位的社会规律——道德——也就有所变更。
最明显的就是“忠”和“孝”的意义的变更。
我们说“孝”的意义变更，并不是说从前要孝顺父母，现在就可以打爹骂娘了（因为那是不仁不义）。所谓“孝”的意义变更，是指孝为一切道德中心之观念的变更。以前所谓“战争无勇”、“事君不忠”均认为是不孝。现在却没有这种观念了，因为以前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所以无论甚么事都以家为中心。所以一切道德也就以孝为中心，臣子与君主的关系也好像是一家中主仆的关系。“忠”的意义也会变，以前所谓“忠”，是指臣子事君，好像女子事丈夫一样。没有出嫁的女子，称为处女；没有做官的男子，便称为处士。那时候做官，听人民的便。假使不愿意做官，永远做个处士，那么对君主也就不必尽甚么忠了。可是现在却必须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对于国家民族必须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现在我们说忠孝，这忠孝两字的意义，已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其次再谈一谈“节”字。以前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女人死后，男子再娶，对于“家庭”的维持并没有甚么影响。可是假使男人死了，如果女子改嫁，则那个“家”，便不能维持。正如一个老皇帝死后，大臣必须扶植幼主，才能使这个像家一样的国家得以维持。否则这个国家也只有崩溃了。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妇女的地位与以前不同，所以寡妇再嫁也不算是不道德的行为。自以家为本位的社会 ，变到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妇女的地位，变动最大。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有所谓“妇女问题”，而没有“男人问题”的发生。
可变的道德才有新旧之分，不可变的就无所谓新旧，所以我们现在谈新旧道德问题，必须把这两类的道德分别清楚。
我们现在还常常听到公德的问题，其实严格地说，道德并没有公私之分。假使私德是纯粹对个人自己而言的，那实在没有道德问题的存在。例如我喝茶，喝一杯或者喝两杯均不生关系，就是我要现在喝或者等一下再喝，也与别人无关。可是假使茶很少，人很多，大家要喝茶，而我偏偏要一杯两杯地喝下去，这自然是不道德的行为了，于是就会发生道德问题。由此看来，道德必与社会有关系是更明显了。纯粹个人的事就不会有道德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道德是根本不能分为公私的。
现在我们常常看到报章杂志上有所谓“救国道德”，提倡的人，必以为很时新。其实这个名词极为不通。因凡是道德必与社会有关，亦必与国家有关。道德行为是合乎维持社会存在的规律的行为，所以道德行为都于国家有利，凡不道德的行为都对国家有害。
假使我们批评一个人的行为“道德”与“不道德”，亦须站在那个人所在的社会的立场而论。例如敌人中有打仗勇敢的，我们并不能说他不道德。又如史可法，不但在明朝看起来是个忠臣，就是清朝也不能因为他的反抗而不说他是个忠臣。批评一个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的人，亦必须站在他的立场，来加以批评。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忠臣节妇的行为，如果有道德价值，则永远有道德价值。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现在的人，做不道德的行为机会较多。这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正是从“农业”变到“工业”过渡时期的社会。在这变化之中，那些可变的道德，同时会有许多标准。各人往往为了自己的方便，在一个时候采取这一个标准，在另一个时候采取另一个标准。所取底标准都是于他有利底。好像下棋一样，要下围棋必须用围棋的规则，下象棋自须遵守象棋的规则。要是有人为了自己方便，下象棋时用起围棋的规则来，那棋就不能下了。社会上底人如果行为不依照一个标准，那社会也就不成一个社会了。
原载《读书通讯》1942年第四十六期，1942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