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风雅正变95
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以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大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烹）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
这一番议论有许多来历。第一是审乐知政，本于《左传》季札观乐的记载（襄公二十九年）和《礼记·乐记》96。第二是知人论世，本于《孟子》97。第三是美刺，本于《春秋》家98和《诗序》。这些都只承用旧说，加以发挥和变化。最后是“变风变雅”，本于《诗大序》。《大序》云：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孔颖达《疏》云：
变风变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复之；故执彼旧章，绳此新失，觊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变诗作也。以其变改正法，故谓之变焉。
“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变风变雅”原义只是如此；“变风变雅”的“变”就是“达于事变”的“变”，只是常识的看法，并无微言大义在内。孔《疏》以“变改正法”为“变”，“正”“变”对举，却已是郑氏的影响。郑氏将“风雅正经”和“变风变雅”对立起来，划期论世，分国作谱，显明祸福，“作后王之鉴”，所谓风雅正变说，是他的创见。他这样综合旧来四义组成他自己的系统的诗论。这诗论的系统可以说是靠正变说而完成，不过正变说本身并没有能够圆满地完成。他所谓“风雅正经”和“变风变雅”，有些并无确切的分别。如《郑谱》云：“武公又作卿士。国人宜之，郑之变风又作。”《秦谱》云：“至[非子]曾孙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翳（秦）之变风始作（翳，伯翳也，秦是伯翳的后人）。”“宜之”“美之”自然是美诗了，怎么也会是“变风”呢？《雅》诗里也有同样的情形，《小大雅谱》曾解释道：
《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美恶各以其时，亦显善惩过，正之次也。
这个解释不能自圆其说是显然的。而《豳谱》叙《七月》诗曲折更多：
周公……思公刘、大王居豳之职，忧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大师大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别其诗以为豳国变风焉。
更曲折的，郑氏将《七月》诗分为风、雅、颂三段；一诗备三体，这是唯一的例子。风雅正变说本身既不完密，后世修正的很多，但到底不能通而无碍99。也有根本怀疑这一说的，如叶适的话：
言《诗》者自《邶》《鄘》而下皆为变风，其正者《二南》而已。《二南》王者所以正天下，教则当然，未必其风之然也。《行露》之“不从”，《野有死麕》之“恶”，虽正于此而变于彼矣。若是则诗无非变，将何以存！季札听诗，论其得失，未尝及变。孔子教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尝及变。夫为言之旨，其发也殊，要以归于正尔。美而非谄，刺而非讦，怨而非愤，哀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后之学诗者不顺其义之所出，而于性情轻别之，不极其“志之所至”，而于正变强分之——守虚会而迷实得，以薄意而疑雅言，则有蔽而无获矣。
（《习学记言序目》卷六）
这番话甚为有理，但郑氏立说，也有他的背景在那里。
《说文》三下《攴部》：“变，更也。”《淮南子·泛论》篇“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高诱注：“变，改也。”《荀子·不苟》篇“变化代兴”，杨倞注：“改其旧质谓之变。”这是“变”的通义。但是“变”还有许多别义，最重要的，就是“变化”，“变”就是“化”100。不过“变化”一词中的“变”和“化”原来也有些分别，上面举的《荀子》的话便是例子101。还有《易·系辞传》里的“变化”，据虞翻和荀爽的注，“在天为变，在地为化”102，也是大同小异。“在天为变”这看法关系很大。《庄子·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郭庆藩《庄子集释》里道：“辩与正对文，辩读为变。《广雅》：‘辩，变也。’辩、变古通用。”这是不错的。正辩就是正变。《管子·戒》篇也有“御正六气之变”一语。正变对文，这两处似乎是最早见。六气，司马彪说是阴阳风雨晦明103。郭象注这几句有道：“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阴阳风雨晦明都关于气象；“天有不测风云”，所以要“御”变。郭象“以自然为正”，言之成理；但牵及万物，似乎不是原语意旨所在。原语上文说“列子御风而行”，“天地”似乎就指气象，跟“六气”同义异词。郭注又道：“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似乎以为六气虽变化而失自然，只要随顺就成。但是以失自然为变，不如以失常为变。《素问·六节藏象论》云：“苍天之气，不得无常也。气之不袭（承袭也），是谓非常；非常则变矣。”王冰注：“变谓变易天常。”这似乎明白些。可是《白虎通·灾变》篇也道：“变者，非常也。”接着却引《乐稽耀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靡木，雷雨昼冥。”这就复杂起来。《系辞传》《庄子》《白虎通》都说的“在天为变”，但《系辞传》以变为正为常，《庄子》以变为非正，《白虎通》以变为非常，各不相同。《庄子》里的看法也许比《系辞传》早；前者似乎是一般常识，后者实在是一派哲学。《白虎通》代表汉儒的看法，虽然也从常识出发，而经过当世盛行的阴阳五行说渲染了一番，便另是一副面目。
汉儒以为天变由于失政，是对于人君的一种警告。《汉书》二十六《天文志》论得最详：
经星常宿……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霓；迅雷风祆，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影之象形，乡（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祸福“昭昭在斯”，足作人君之“鉴”。但天变有时也不一定告警，如上引《乐稽耀嘉》所谓“禹将受位，天意大变”，《宋书·礼志》（十四）说“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便是的。不过禹是圣王，当看作例外；后世天变总以示灾为主，所以“灾变”连为一词，《白虎通》专篇讨论。注意天变，并不始于汉代，《天文志》道：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者各一。当是时，祸乱辄应。周室微弱，上下交怨……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自是之后……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递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愁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祥、候星气尤急。
春秋时已经候察天变，而战国以来更急。兵革、饥馑、疾疫使人民愁苦不能聊生。“臣主共忧患”，急着要找出路。天变示警，可以让“明君睹之而寤”，正是一条出路。这原是适应实际的需要的，后来便凝定为一种学说，作为人君施政的指针了。“变”对“正行”而言。《天文志》又云：
夫历者，正行也。……荧惑主内乱，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乱臣贼子、师旅数起，刑罚失中。虽其亡（无）乱臣贼子、师旅之变，内臣犹不治，四夷犹不服，兵革犹不寝，刑罚犹不错。故二星与月为之失度，三变常见。及有乱臣贼子、伏尸流血之兵，大变乃出。甘、石氏[《星经》]见其常然，因以为纪，皆非正行也。《诗》云：“彼月而食，则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十月之交》）《诗传》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犹常也；日食则不臧矣。”谓之小变可也，谓之正行非也。
这里说荧惑、太白二星和月的失度不是“正行”，是“变”。甘氏、石氏以二星失度为“逆行”，和月的失度为月食一样，都是历纪的“常然”，可以推算出来；《志》里却以为“逆行”总是“变”，总因“政治变于下”而然。“正行”与“变”对举，原来也该本于常识，跟《逍遥游》相同；只是这里加上历算家和阴阳五行说的涵义罢了。
《诗谱序》的风雅正变说显然受了六气正变的分别和天象正变的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后者，只看《序》里归结到“弘福”“大祸”“后王之鉴”，跟论灾变的人同一口吻，就可知道。阴阳五行说是当代的显学，郑氏曾注诸《纬书》，更见得不能自外。但“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别义，也是助成他这一说的。《榖梁传·僖公五年》：
夏……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戴。无中事（中间无他事也）而复举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诸侯夏“会”王世子，秋始自相“盟”）。尊则其不敢与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谨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齐）桓，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块然受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则其所善焉何也？是则“变之正”也。天子微，诸侯不享觐。桓控大国，扶小国，统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会齐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是则变之正也”，范宁《集解》云：“虽非礼之正，而合当时之宜。”又襄公二十有九年：
夏……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以自守也。
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诸侯之大夫相率以城之。此“变之正”也。
《集解》云：“诸侯危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恤灾危，故曰变之正。”又昭公三十有一年：
冬，仲孙何忌会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几、卫太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天子微，诸侯不享觐，天子之在者惟祭与号。故诸侯之大夫相率以城之。此“变之正”也。
诸侯“城杞”“城成周”都是越俎代庖，“非礼之正，而合当时之宜”，所以称为“变之正”。这就是《公羊传》所谓“权”。《公羊传》桓公十有一年称美郑祭仲废君为“知权”“行权”，说道：“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经权”又称“经变”104，其实也就是“正变”。这“正变”是据礼而言105。《礼记·曾子问》：
曾子问曰：“葬引至于（道涂也），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
后来孔子请教老聃。老聃说柩当见日而行，不可见星而行，见星而行的只有罪人和奔父母之丧的人。他说日食的时候也许会见星的，所以得改变常礼，将柩停住；君子不能只顾行礼，使别人的亡亲受辱。这也是“行权”，也是“变之正”，所以老聃说“礼也”。郑氏注“则有变乎”一句道，“变谓异礼”，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变”的别义，也对“正”而言。变而失正就是“乱”。《太史公自序》引《公羊》家董仲舒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就将“乱”与“正”对举。郑氏曾作“起[《榖梁》]废疾”，注《三礼》，并作“发[《公羊》]墨守”，他那风雅正变对立的见解，也该多少受到这一义的影响。
“正”，《说文》二下：“是也。”有时又是“善”的同义词，见于郑氏的《仪礼注》106。从消极方面解释，便是“行无倾邪也”；这也是郑氏的话，见于《周礼注》107。“正”与“邪”对举，早见于《逸周书》，《王佩解》道：“见善而怠，时至而疑，亡正处邪，是弗能居。”孔晁注：“邪，奸术也。”贾谊《新书·道术》篇也道：“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礼记·乐记》以“中正无邪”为“礼之质”，也是“正”“邪”对举。《乐记》论乐，又有“正声”和“奸声”的分别，本于《荀子·乐论》。《乐论》云：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
乐是象征治乱善恶的，关系极大。奸声又称“邪音”或“淫声”，都见于《乐论》；《乐记》又称为“淫乐”，说“世乱则礼慝而乐淫”——孔颖达《疏》：“淫，过也。”《吕氏春秋·古乐》篇论乐“有正有淫”，直以“正”与“淫”对举；高诱注：“正，雅也；淫，乱也。”《乐记》载子夏对魏文侯语，论“古乐”和“新乐”，称前者为“德音”，后者为“溺音”，也就是“正”“淫”之辨。子夏说古乐“和正以广”，新乐“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又道：
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文侯“问溺音何从出”，他答道：
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许维先生疑当作“安”字）溺志，卫音趋（促）数（速）烦志，齐音敖（傲）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古代诗教与乐教是分不开的。古乐衰而新乐盛，正声微而淫声兴，是在春秋、战国之交，正是《汉书·天文志》说的“饥馑疾疫愁苦”的时代，《乐记》所谓“世乱”。这对于郑氏的诗正变说当给予若干的影响。不过诗的正变在乎所美刺的政教，“风雅正经”固然“为法者彰显”，“变风变雅”也“为戒者著明”——这并不减少诗本身的价值，跟新乐的生乱、害德是大不相同的。
但是对于诗正变说的最有力的直接的影响，也许是五行家所说的“诗妖”。《汉书》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引刘向《洪范五行传》云：
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
《志》里解释道：
“言之不从”，从，顺也。“是谓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
（《易·系辞上》）《诗》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荡》）言上号令不顺民心，虚哗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旱伤百谷，则有寇难，上下俱忧，故其极忧也。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
《开元占经》一一三“童谣”节也引《洪范五行传》云：
下既非君上之刑，畏严刑而不敢正言，则北（别？）发于歌谣，歌其事也。气逆则恶言至，或有怪谣，以此占之。故曰诗妖。
《荀子》将“奸声”和“逆气”相提并论，这里将“恶言”和“气逆”相提并论，正见出乐教、诗教的相通。据《五行志》，“妖”和“夭胎”同义，是兆头的意思108。逆气生恶言的见解，春秋末年已经有了。《国语·周语下》单穆公谏周景王铸钟，曾道：
夫耳内（纳）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从之不倦。成事不忒（原作“贰”，依王引之校改），乐之至也。口内味而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
这番话原也是论乐教的。“气佚”，韦昭注：“气放佚，不行于身体。”这气就是气质的气。《乐记》说到“逆气”，接着说“君子……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可见“惰慢邪辟之气”就是“逆气”。孔颖达《疏》以“逆气”为“奸邪之气”，刘向以“逆气”为“怨谤之气”，其实都是气质的气。刘向的话，和单穆公是相通的。单穆公说的是人君，“狂悖之言”指教令，刘向所谓“言之不从”说的也是在上位的人。不过他所谓“诗妖”却专指民间歌谣而言。单穆公似乎只据常识立论；刘向有阴阳五行说作背景，说得自然复杂些。“诗妖”既指民间歌谣——那些发泄“怨谤之气”的歌谣或“怪谣”——而歌谣也是诗，那么，诗也有发泄“怨谤之气”的作用了。这种诗就是所谓“刺诗”，“刺”也就是“怨谤”。依《毛诗》小序，刺诗的数量远过于美诗（刺诗一百二十九篇，美诗二十八篇）——所以“变风变雅”也比“风雅正经”多得多（变诗二百零六篇，正诗五十九篇）。郑氏给《毛诗传》作《笺》，面对这事实，自然而然会转念头到“诗妖”上去。借了“诗妖”说的光，他去理会《诗大序》中“变风变雅”的所谓“变”；他说“弘福如彼”“大祸如此”，将祸福强调，显然见出阴阳五行说的色彩。他又根据天文和气象的正变，礼的正变，以及乐的正淫，将那表见“旧俗”——旧时美俗——的风诗雅诗，定为“风雅正经”，来和“变风变雅”配对儿，这样构成了他的风雅正变说。这一说确是他的创见。
风雅正变说和“诗妖”说的渊源，前人已经有指出的。清初汪琬给俞南史和汪森选的《唐诗正》作序，曾道：
诗风雅之有正变也，盖自毛、郑之学始。成周之初，虽在途歌巷谣而皆得列于“正”。幽、厉以还，举凡出于诸侯、夫人、公卿、大夫闵世病俗之所为，而莫不以“变”名之。“正变”云云，以其时，非以其人也。……观乎诗之正变，而其时之废兴治乱、污隆得丧之数可得而鉴也。史家传志五行，恒取其“变”之甚者以为“诗妖”诗孽、“言之不从”之证。故圣人必用“温柔敦厚”为教，岂偶然哉？
这里虽未明说风雅正变说出于“诗妖”说，但能将两者比较着看，已是巨眼。“以其时，非以其人”一句话说“正变”最透彻。说到“温柔敦厚”的诗教，是说“变风变雅”虽“变而不失正”，还可以“正人心，端世教”，正是《诗大序》所谓“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和“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的意思。惟其“变而不失正”，所以“变风变雅”并不因“变”而减少诗本身的价值。风雅正变说原只为解诗，不为评诗。不过在解诗方面，郑氏并没有能够自圆其说，如前所论。至于作诗方面，本非他意旨所及，正变说自然更无启发人处。他又说：“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陈灵公以后为什么连变风变雅也没有了呢？孔颖达《毛诗正义序》里的话也许可以补充他的意思。孔氏道：“成、康没而颂声寝，陈灵兴而变风息。”所谓“变风息”者，他在《诗大序疏》中道：
太平则无所更美，道绝则无所复讥，人情之常理也。故初变恶俗，则民歌之，风雅正经是也。始得太平，则民颂之，《周颂》诸篇是也。若其王纲绝纽，礼义消亡，民皆逃死，政尽纷乱——《易》称“天地闭，贤人隐”，于此时也，虽有智者，无复讥刺。成王太平之后，其美不异于前，故颂声止也。陈灵公淫乱之后，其恶不可复言，故变风息也。班固云“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两都赋序》），此之谓也109。
这番话将诗的发展看得太死了，有些强词夺理。但孔氏本于班固，班固又本于孟子。孟子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离娄》下）110孟子说“诗亡”，班固说“诗不作”，郑氏不提“孔子录”以后的诗——陈灵公以后的诗，自有他们的理由。孟子正生在古乐衰而新乐盛的战国时代，诗已不歌，新乐又不雅，而新的诗的传统也还没露一点芽儿，所以说是“诗”亡。班固跟着孟子说话，郑氏似乎也相信孟子的意见。郑氏生在东汉末年。四言诗从《三百篇》后一蹶不振，中间虽有拟作，也甚稀罕；到这时候才有新的乐府诗的传统建立起来。可是乐府诗原来大部分是“街陌谣讴”111，后来也只是文人争相拟制；若说个人创作的抒情的五言诗，那要等到建安时代才诞生，等到正始时代的阮籍的手里才长成。因而评论作诗的工拙的风气也到建安时代才创始。郑氏不会想到作诗方面，也是自然而然。正变说既不能圆满地解诗，后世引用的便少。上文引过的汪琬的《唐诗正序》却声明由正变说以读唐诗，他道：
有唐三百年之间，能者间出。贞观、永徽诸诗，正之始也。然而雕刻组缋，犹不免陈、隋之遗。开元、天宝诸诗，正之盛也。然而李、杜两家联衽接踵，或近于跌宕流逸，或趋于沉着感愤，正矣，有变焉。降而大历以讫贞元，典刑具在，往往不失承平故风，庶几乎变而不失正者与？自是以后，其词愈繁，其声愈细，而唐遂陵夷以底于亡，说者比诸《曹》《郐》“无讥”焉。凡此皆时为之也。
当其盛也，人主励精于上，宰臣百执趋事尽言于下，政清刑简，人气和平。故其发之于诗率皆从容而尔雅。读者以为正，作者不自知其正也。及其既衰，在朝则朋党之相讦，在野则戎马之交讧，政繁刑苛，人气愁苦。故其所发又皆哀思促节者为多，最下则浮且靡矣。虽有贤人君子，亦尝博大其学，掀决其气，以求篇什之昌，而卒不能进及于前。读者以为变，作者亦不自知其变也。是故正变之所形，国家之治乱系焉，人才之消长、风俗之隆污系焉。后之言诗者顾惟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夸尚，夫岂足以语此？
汪氏论正变，只是说诗反映时代，毫不带阴阳五行说的色彩；这就跟郑氏大不相同。我们现在也还是这种意见——一切文学反映时代。汪氏说“读者以为正，作者不自知其正”，“读者以为变，作者亦不自知其变”，可以补充郑氏的理论；提出“作者”，他的正变说便不专为解诗，而是兼为评诗了。他说李白“跌宕流逸”，杜甫“沉着感愤”，又说“最下则浮且靡”，“虽有贤人君子……卒不能进及于前”，都是在评诗。诗到唐代，个人创作的传统已几经递嬗，“作者”和诗本身的价值的重要，早经公认。论唐诗不但要“以其时”，还要“以其人”、以其诗。汪氏由正变说以读唐诗，而不能不牵涉到评诗，也还是个自然而然112。他又提到初唐诗“雕刻组缋，犹不免陈、隋之遗”，这又牵涉到作诗方面；又提到“后之言诗者顾惟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夸尚”，是兼论评诗和作诗。按他的正变说，陈、隋“雕刻组缋”跟后来作诗求“一字一句之工”也该是“变”，不过变而“失正”罢了113。这样将正变说引用到评诗和作诗两方面，是郑氏想不到的。这两方面的引用，起源远在六朝，后来逐渐发展。汪氏自然也受到影响。这可以称为诗体正变说；从郑氏的风雅正变说出来，却不是直线的发展，而是“旁逸斜出”的发展。
二 诗体正变
六朝论文，可以梁昭明太子和元帝兄弟为代表。昭明《文选序》别裁经、子、辞、史，以为都不是文；他注重“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举“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文的标准。“事”是事类，就是典故；“藻”指譬喻，也兼指典故。“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是善于用事，善于用比的意思114。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说：“文者，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所谓“绮纷披”，也当指用事用比而言。六朝论诗，可以锺嵘和刘勰为代表。《诗品序》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可是当时的诗：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文心雕龙·明诗》篇也道：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竞须新事”明指用事，“辞必穷力而追新”似乎也指的用事用比，都可见当时风气。但由锺、刘两家的话，知道求“新”更为当时作者所重。
“新”是创造，对旧而言是“变”；隋、唐以来，“新变”往往连称。《南齐书》五十二《文学传论》道：
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这里说能求“新变”才能独自成家，雄长一代。《梁书》四十九《庾肩吾传》道：
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
用事用比之外，声律也是求得“新变”的一条路。又《梁书》三十《徐传》说他：
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
当时不满这类“新变”的，或以为“拘挛补衲”而失自然115，或以为“转拘声韵”而“伤真美”116；但“不拘旧体”也该是贵古者的一种口实。《隋书》十五《音乐志》道：
开皇中……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炫王公之间，举时争相慕尚。高祖病之，谓群臣曰：“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
这里“正声”与“新变”对举。乐尚“新变”，“无复正声”；文好”新变”，“不拘旧体”，道理是一样的。隋高祖以“无复正声”为病，也该有人以“不拘旧体”为病。《文心雕龙·通变》篇就有这个意思，下文详论。
风雅正变的“变”，指的“政教衰”“纪纲绝”，指的时世由盛变衰。这里并不曾应用那影响巨大的《易传》的“变”的哲学。《易·系辞传》道：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下）。
这似乎是“变”的哲学的纲领。“变”与“通”是连着的，而“通”与“穷”是对着的。“通”才能“久”，“久”便无穷117。《系辞传》又道：
变通莫大乎四时（上）。
荀爽注：“四时相变，终而复始也。”（《周易集解》十四）这似乎是一种循环论。但是无论如何：
变通者，趣（趋）时者也（下）。
“趣时”就不至于固执了。又道：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上）。
道与器都可以“变”“通”而成事业，所以：
变而通之以尽利（上）。
通交之谓事（上）。
“变”的作用如此之大，风雅正变的“变”显然跟这种“变”不相干。“新变”的“变”倒似乎有意无意间在应用着这种哲学。我们可以说梁、陈以至隋、唐之际，文论开始采用了这种“变”的哲学。
通变说的应用固然可以解释求新，而在求新成为风气之后，这一说却也可以帮助复古论者张目。《文心雕龙·通变》篇就有这个倾向。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杨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栝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
文中承认“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数必酌于新声”。但像当时那样“竞今疏古”，蔽于偏而不知全，便不免千篇一律，“风味气衰”。文中论“宋初讹而新”，“讹”，化也，又有“妖”义118；“新”而不“雅”，“新”而失正，“新”得过了分，便是“讹”。“讹”自然不会“淳”，“淳”是浓，是厚119，不淳就薄了，“澹”了。这时候好像“文理之数尽”，走投无路；其实也不然。只要“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栝乎雅俗之际”，还可通变起去，路还是“无穷”的。清代纪昀评这一段道：
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故挽其返而求诸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
这番话透彻地说出复古怎样也是通变，解释刘氏的用意最为确切。
刘氏以复古为通变，虽然近于循环论，但确是创见；他针对当时的情形，给指出了一条新路。不过他的意见在当时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他的影响直到唐代才显著。首先以复古号召的是陈子昂，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的叙里劈头便道：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陈伯玉文集》一）
他要将诗还到风雅，还到汉、魏；他作《感遇诗》三十八章，是学阮籍的。卢藏用给他的文集作序，说道：“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又说：“至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全唐文》二三八）所谓“质文一变”，所谓“变化之朕”，正是《文心·通变》的意思。李白继子昂之后提倡诗“复古道”，他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本事诗·高逸》第三）他的古风第一首论得更详：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李太白集》三）
“大雅久不作”，“正声何微茫”，“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也将“正”“变”对举。所谓“正声”，就是《诗谱序》的“风雅正经”；不过“废兴万变”的“变”，却是“以其人”兼“以其时”，“宪章已沦”也如此。“绮丽”似乎侧重“其人”，侧重诗体的“变”，但也还是“时为之”，所以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诗末说唐代“复玄古”，“贵清真”；“清真”就是《诗品序》所谓“自然”，也就是太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里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集》十一）。“绮丽”是“文胜质”，他要的是“文质相炳焕”，《文心》所谓“斟酌乎质文之间”。他虽然说过“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诗·高逸》第三），可是还只作五七言诗，而七言更多；七古和七绝两体且都成立在他手里。他的复古其实是革新，其实也是通变。
韩愈是提倡古文的第一个人。他在《与冯宿论文书》里将“应事”而作的“俗下文字”与“古文”对立（《韩昌黎集》十七）；又在《答刘正夫书》里说为文“宜师古圣贤人”（《集》十八）。他所师的古圣贤人，《进学解》列出详目：
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集》十二）
这就是《答李翊书》中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集》十六）。他“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所谓“通其辞”，便是“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题欧阳生哀辞后》，《集》二十二）。他虽说过要“直似古人”（《与冯宿书》），但“取其句读不类于今”，其实正是“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是自造新语。《旧唐书》一六〇本传说得好：
[愈]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李翱《祭吏部韩侍郎文》也道：“六经之学，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李文公集》十六）韩愈的复古还只是通变。后来到了宋代，古文已成正宗，所以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说“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东坡先生全集》十七）。在唐为变，在宋却成“正”了。通变而以复古号召，就是利用这种循环论，以便取得正宗的地位。韩愈门下还有个皇甫湜，论文尚奇，更见出“务反近体”、自造新语的师传。他有《答李生第二书》道：
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
（《皇甫持正文集》四）
“奇正”本是兵家语，《孙子》卷五《势》篇道：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所以“变”有“奇”义，《文选·西京赋》“尽变态乎其中”，薛综注：“变，奇也。”六朝论文，就有“奇变”的话。《宋书》六十九《范晔传》《狱中与诸甥侄书》道：“‘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可见皇甫湜尚奇，也不外乎求变。
唐代古文虽一直以复古为通变，诗却从杜甫起多径趋新变，而且“奇变不穷”。杜甫并不卑视齐、梁，而是主张“转益多师”120；又颇用心在新兴的律诗上，他要“遣辞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杜少陵集详注》三），并且自许“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呈路曹长》，《集》十八）。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集》十），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说他“以独造为宗”，是不错的。作诗这样“以独造为宗”的，杜甫以后，得推韩愈。欧阳修《六一诗话》道：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集》十）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
“资谈笑，助谐谑”，已经是“独造”了，而《荐士诗》称孟郊“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集》三十二），也是自白，更见出他“独造”的工夫。他虽“以诗为文章末事”，可是狮子搏兔，还是用全力的。杜、韩两家影响宋诗最大。但宋人有说韩诗是“押韵之文”的121，有说他“以文为诗”的122；似乎他的“独造”比较杜为甚，他是更趋向新变些。杜、韩两家却都并“不自知其变”；得等到宋代才有以他们为变的读者。第一个能察变的人该推苏轼。他《书黄子思诗集后》道：
余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锺、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
（《全集》六十七）
又曾说道：
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颜始。诗之美者莫如韩文公，然诗格之变自韩始。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十七引）
所谓“天成”“自得”“超然”“高风绝尘”，只是自然和浑成的意思，跟书法的“萧散简远，意在笔画之外”相通。苏氏看出李、杜、韩极诗之变，恰如颜、柳“极书之变”一般；但那“高风绝尘”的衰息，他还是在低徊惋惜着的。文体的变是有意的复古的主张，所以他说“复归于正”；诗体的变只是自然的求新的趋向，所以他不免怀古的口吻。后来朱子也论到诗体的变，他《答巩仲至（丰）书》（四）道：
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
（《朱文公文集》六十四）
所谓“古人之风”，也指的“高风远韵”123。但他以“高风远韵”为“根本准则”124，便和苏氏有些出入。他说“坡公病李、杜而推韦、柳，盖亦自悔其平时之作而未能自拔者”（《答巩书》三，《集》六十四），就指的是《书黄子思诗集后》那一篇里的话。“病李、杜”显然不合苏氏原意；说他“自悔其平时之作”，似乎也出于成见。
不过这种以“高风远韵”为正宗的意见，后来却成了一般的意见。如刘克庄的《韩隐君诗序》道：
后人尽诵读古人书，而下语终不能仿佛风人之万一，余窃惑焉。或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
（《后村先生大全集》九十四）
又《竹溪诗序》道：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亦非诗也。
（同上）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诗辨》）
所谓“仿佛风人”，所谓“一唱三叹之音”，都就是“高风远韵”。这种意见又是复古的倾向，但也还是为的通变。原来宋诗自黄庭坚以来，有意地求新求变求奇。他指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法门，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并且说这是“诗人之奇”（《再次韵杨明叔诗》引，《山谷诗内集》十二）。又倡所谓夺胎换骨法，说道：
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冷斋夜话》一）
这又是“以故为新”的节目。黄氏开示了这种法门，给后学无穷方便；大家都照他指出的路子“穷力追新”，这就成了江西诗派——惟其有法门可以传授，才能自立宗派。但宗派既成，沿流日久，又不免刘勰说的“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于是乎从朱子起又有了复古论。这回的复古的理论到了明代实现，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也造成了一种新风气。
文到六朝成为专科之学。范晔作《后汉书》，创立《文苑列传》，锺嵘定《诗品》，刘勰论《文心》，都在此时。而刘氏更注重文体的代变。《时序》篇开端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接着就从陶唐叙到江左，作一断语：
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文心》上篇论列各体，也都详述源流迁变。在前沈约已经论到文体的变，《宋书》六十七《谢灵运传论》中道：
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以下直叙到宋代的颜、谢为止。但刘氏论文，专门名家，详备自然远在沈约之上。他们这些文字却都是我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见出独具手眼。根柢在他们能识变；而这又是跟当时追求“新变”的风气相应的。刘勰以后，论“文变”的便多起来。唐人修六朝史书，多有文苑传或文学传，传各有序或论，皆论“文变”；并且多引《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二语（《贲卦彖辞》，《周易》三）为论据，正见出六朝以来的风气。文士著作中也有论的，前引卢藏用的《陈子昂集序》末云“故粗论文变而为之序”，便是一例。这些都是通论历代“文变”；至于专论一代的，似乎从宋祁《唐书》二〇一《文艺传序》创始。他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王、杨是一变，燕、许是一变，韩愈又是一变。专论诗体的变的也有通论和断代的分别。严羽《沧浪诗话》有《诗体》一篇，辨析历代诗体最细：他分唐诗为“唐初”“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五体，是至今通行的“四唐”说的源头。
“文变”是指诗文体的变；这个“变”是“患凡旧”，是“化而裁之”，是“趣时”。复古也罢，求新也罢，“变”的总是新的；“变”能成体，这新的就是好的，即使未必是更好的。“变则通，通则久”，“变”是可喜的。明白了通变的道理，便不至于一味地隆古贱今，也不至于一味地竞今疏古，便能公平地看历代，各各还给它一副本来面目。分体或分期，就为的看清楚这些个本来面目。唐代的诗比历代盛，也比文盛，所以严氏分体最多。后来论诗体的也特别注重唐代。元时杨士弘选录唐诗，成《唐音》一集，叙目里说唐人选唐诗多载中晚唐人诗，盛唐诗甚少，宋人选唐诗也多载晚唐人诗。他原来也只能读到这些选本，后来才得着人家收藏的许多初唐、盛唐诗，“于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总名曰《唐音》”。他将严氏的五体并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四体；所谓“中唐”，包括“大历体”“元和体”，是杨氏新立的名目。这样就见得整齐了。唐、宋人选诗侧重中晚唐，正是《文心》所谓“近附而远疏”；杨氏采取严羽的理论，分期精择，便公平得多。他特别注重音律，所以集名《唐音》，又以“音”“响”标目。叙目里道：
夫诗之为道，非惟吟咏情性、流通精神而已，其所以奏之郊、庙，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岂偶然哉？
律体新创于唐代，古诗和律诗的分别就在音律上；重音律正是唐诗的面目。杨氏看清楚了这副面目，所以说“审其音律之正变”，又说“求之音律，知其世道”，“世道”就是“时”。“韵律之正变”虽“以其时”，更“以其人”、以其诗，所以他的“正音”里有“唐初”和“盛唐”，也有“中唐”和“晚唐”，前二者为一类，后二者又为一类。他说“世次不同，音律高下虽各成家，然体制声响相类”，可见所重在“其人”、其体、其诗。他的“始”“正”之分是“以其人”兼“以其时”；“正”“遗”之分是以其诗、“以其人”兼“以其时”。
明初高的《唐诗品汇》承《唐音》而作，《总叙》里说得明白；他也采取严羽的诗论，并见《总叙》中。《总叙》论唐诗的变道：
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近体、往体长短篇，五七言律、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
“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是“初唐之始制”，“神龙以还，洎开元初”是“初唐之渐盛”。“开元、天宝间”是“盛唐之盛”。“大历、贞元中”是“中唐之再盛”。“下洎元和之际”是“晚唐之变”，“降而开成以后”是“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这是后来所谓“四唐”；初、盛、中、晚各有定限，不仅仅是分体，而且是分期。按这个分期，初唐不包括高祖时代，中唐也太短，还不甚适用。明末沈骐在《诗体明辨》的序里分唐诗为“四大宗”，修正了这两处。后来便照两家所论，限年分期：初唐从高祖武德元年算起，到玄宗开元初，约一百年间（西元六一八至七一三）。盛唐从开元元年到代宗大历初，约五十年间（七一三至七六六）。中唐从大历元年到文宗太和九年，将高氏所谓“晚唐之变”并入，约八十年间（七六六至八三五）。晚唐从文宗开成元年到昭宗天祐三年，约七十年间（八三六至九〇六）。至今通行的四唐说便是如此。虽然有人根本反对这个分期，也有人推敲各期的界划，但是四唐说渐渐为一般论诗者所公认，并且流行至今；因为它给人方便，让人更清楚地看见唐诗的种种面目。在我国文学史上，四唐说是唯一的断限的分期；一般论文的人总害怕“支离割剥”125，所以尝试这种断限分期的绝无仅有。从现在看来，这一说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创始。而这个创始还是以“文变”说为依据。《品汇总叙》说选诗“校其体裁，分体从类，随类定其品目，因目别其上下，始终正变，各立序论”。品目有九，称为“九格”。初唐是“正始”。盛唐是“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是“接武”。晚唐是“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是“旁流”。初、盛、晚各自为“正”，中唐“接武”，自然也有其为“正”者。《总叙》又道：
诚使吟咏性情之士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则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补云。
这里以诗为主，因诗及人，因人及时，再因时及诗，跟风雅正变说专“以其时”的大不相同了。“审其变而归于正”一语虽然侧重在“正”，但这个“正”并不是风雅正变的“正”，而是“变之正”，“趣时”的“正”；高氏以为一“时”的诗自有其“正”，他对于“时”是持着平等观的。
论“文变”的人，对于“时”多少持着平等观，但也还不免贵远贱近或“竞今疏古”的偏见；前者如《沧浪诗话》诋抑中晚唐诗126，后者如《唐音》不录李、杜、韩三家。明末清初以来，公正不颇的平等观才渐渐出现。顾炎武《日知录》二十一“诗体代降”条云：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
所谓“沿袭已久”，便是《南齐书·文学传论》说的“弥患凡旧”。顾氏能从诗体上确切断定诗有“不得不变”之“势”，是他的独到处；虽然他又说“不能不降”，还不免“伸正而诎变”的意思。至于“未尝不似而未尝似”，该是前引汪琬所谓“变而不失正者”，不过顾氏专就诗体立论罢了。稍后叶燮作《原诗》，论盛衰正变，更见通达明晓。他道：
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风有正风、有变风，雅有正雅、有变雅。风雅已不能不由正而变，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删变也。则后此为风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诎变也明矣。
这里“不能伸正而诎变”，真是一语破的。又道：
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
（《内篇》）
又道：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吾言后代之诗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诗言时，诗递变而时随之。故有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为盛衰，惟变以救正之衰。故递衰递盛，诗之流也。
（同上）
他指出诗在“相续相禅”，无日或息，就是说诗老是在“变”；其间“递衰递盛”，不能说在前必盛、在后必衰。而“后代之诗”“正变系乎诗”，系乎体，“诗递变而时随之”，所以当“以诗言时”，跟风雅正变说“以时言诗”不同。他又道：
或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汉、魏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
（同上）
这也就是高说的“审其变而归于正，则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补”，不过更为直截了当罢了。诗体正变说经叶氏这一番阐发而大明。
历来倡复古的都有现成的根据；主求新的却或默而不言，或言而不备。叶氏论诗体正变，第一次给“新变”以系统的理论的基础，值得大书特书。他说“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
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六朝诸诗人间能小变，而不能独开生面。……迨开、宝诸诗人始一大变。……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愈尝自谓“陈言之务去”。……晚唐诗人亦以陈言为病，但无愈之力，故日趋于尖新纤巧。至于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启，纵横钩致，发挥无余蕴。……如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一大变也，而盛极矣。自后或数十年而一变，或百余年而一变，或一人独自为变，或数人而共为变，皆交之小者也。其间或有因变而得盛者，然亦不能无因变而益衰者。
（同上）
变有小大，“有因变而得盛者”，也有“因变而益衰者”。“伸正而诎变”并非全无理由；只是向来“伸正而诎变”的不加辨别，一笔抹杀，却不合道理。这段话发挥“变”的意义最为详切，真可算得“毫发无遗憾”。叶氏竭力攻击明代的复古派，但又似乎不愿意赞助求新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因为一个太率，一个太僻。他所以自辟蹊径来论盛衰正变；他的求新的倾向其实还是跟那两派一致的。稍后王士倡“神韵”，再后沈德潜倡“格调”，又都以复古为通变。但袁枚接着倡“性灵”，翁方纲接着倡“肌理”，诗又趋向新变。直到“文学革命”而有新诗，真是“变之极”了。新诗以抒情为主，多少合于所谓“高风远韵”，大概可以算得变而“归于正”罢。
叶氏说诗的正变盛衰，“互为循环”；又说“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就是“循环”的注脚。在前明代王世贞也曾偶然见到这里，他在《艺苑卮言》卷四中道：
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机藏隙。盛者得衰而变之，功在创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由趋下。……此虽人力，自是天地间阴阳剥复之妙。
这里论盛衰正和叶氏合拍，而语更详。接这个说法，我们也可以说“变中有正，正中有变”。“变”本来还有“更相生”一义，见于《淮南子·原道》篇高诱注127，正可以用在此处。正变相生是“循环”，王世贞的话是一例。但说“循环”的倒不一定相信循环论，照《原诗》所说，这个“环”其实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变而成体，就那一体而论，变固然是好的；综所有的体而论，这一变有加富增华之功，又是更好的。向来论“文变”的多说“变”而少说“正”，好像有变而无正似的。其实不然。他们的意思，变不一变，正也非一正；由正而变，变可以成正，但后正跟前正不一样，所谓“措之于用则不同”，“返之于体则不异”；而这个后正又将复变，如此地循环不穷。苏轼说韩愈出而天下之文“复归于正”，高说“审其变而归于正”，该都是变而成正的意思。这个“正——变——正”便是“文变”的程式，和德国大哲海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颇有相似处；而变总是有道理的，也合于他所说“凡现实的都是有道理的”。“文变”虽然兼诗文体而言，而以《易传》“变”的哲学为依据，但是六朝、隋、唐以至宋代，论“变”的都隐含“正”义，明、清以来，更显举“正”名，足见还是从风雅正变说推衍而出。不过不用来解诗，而用来评诗并指示作诗门径罢了128。所以说这是“旁逸斜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