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大聖人之立垂世也，皆有時節因緣。蓋不於前、不於後，適當其際，因時制宜之謂也。釋迦老子說法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始以因緣，次以境智，終以般若解脫，末後拈花，此正法之時節因緣也。而阿難結集，鳩摩羅什翻譯，乃至康僧會之建塔、梁武帝之懺法，此象法之時節因緣也。是時講席彌天、法師爭立，妙論狃于文字；達摩從西天來，直提正令、埽盡見聞，此祖師之時節因緣也。今已在末法中矣，興末法之聖人豈尚有待歟？蒼生困苦已深，末法之聖人其心不知若何汲汲、而無如時節因緣之未至也！震旦自孔子述經後五六百年，聖教漸遠。司馬遷本太史公以成《史記》，于是班固從而傚之，輯前漢一代事蹟而書。自此而降，代各一書，故有「二十一史」之稱。《史記》中列八書，《前漢書》乃變而為十志。後世人又傚之，于是郡縣有誌、寺亦有誌，此《武林靈隱寺誌》所由來也。靈隱寺誌最初者已不可得見，所得見者白誌與孫誌耳。白子佩氏為易菴大師修誌，在明萬曆壬辰；孫宇台氏為具德和尚修誌，在康熙癸卯。九年冬余過靈隱，時晦山和尚住持，屬余重修之。鄭夾漈嘗有言：「誌者憲章之所賴，非深于典故者不能。」江文通亦云：「修史之難莫過于誌。」吾輩不諳法門事，則修寺誌不尤難乎？史遷謂之整齊故事，一似易之。此在子長則然，後漢而下正以整齊為難耳。余幼嘗侍教于大君子矣，習其緒論；今余已六十，衰遲自棄，從不敢身預其事。茲既已有人整齊之，而余何必復修之？修之而余不辭者，蓋有故焉。聖歎嘗言之：「適幸作得一篇文字，可惜早間欲作而為他事所奪，失卻一篇文字。假今不作、明日作，當更另有一篇文字。」此深知時節因緣之道者也。是故在易菴時有易菴時之靈隱誌書，在具和尚時有具和尚時之靈隱誌書，在晦和尚時又有晦和尚時之靈隱誌書，時節因緣，先後固不得相假也。雖然人各有心、各如其面，用我之手握我之筆、發抒我之意，以為我所修之誌各求其當，遑計修誌之前有其人焉，不敢與之或有異同；又遑計吾誌修之後有其人焉，與我絕不異同也。我既修之後，屬我重修，我亦不能必其無異同焉。我總聽之于時節因緣而已矣。
康熙十年歲在辛亥夏六月望日，吳門徐增子能氏書于靈隱寺面壁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