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谬
卡夫卡的全部艺术所在就是强迫读者重读。其作品的结尾，或作品结尾的缺失，反映的是这样的阐释意义，它们没有用清楚明白的语言提示出来，反而需要读者从另一个视角重读故事，直至意义得到证实。有时对作品的阐释可能会有两种结果，所以有必要进行二次阅读，这便是作者想要的。可是如果对卡夫卡作品中的所有东西都细致入微地进行解读，也不合适。象征总是普遍意义上的，不论其翻译多么精准，艺术家也只能还原它的整体趋向：不存在字对字的翻译。况且，没有比象征作品更难理解的东西了。一种象征往往超越了运用这种象征的人，使他实际所说多于他有意识要表达的。从这一点来说，把握这种象征的最可靠办法就是不要去激发意象，不要抱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态度开始这项任务，不要去找寻藏匿的暗流。特别是对于卡夫卡而言，遵循他的规则，通过外部因素看戏剧冲突，通过形式读他的小说，是说得过去的。
对于漫不经心的读者来说，乍看，它们都是些让人不安的历险，人物在颤抖中坚韧不拔，探索着自己从不明确的问题。在《审判》中，约瑟夫·K被指控了，但他不知道因何罪名。他无疑极想为自己辩护，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律师觉得他的案子很难办，在此期间他也不忘吃饭、读报、恋爱。然后他被审判了，但法庭很黑暗。他有很多不理解，只知道自己被判有罪，但是是什么罪他也不去想。有时他会对这事产生一些怀疑，但还是继续活着。没过多久，两个穿着考究的绅士模样的警官找到他，请他和他们走一趟。他们非常客气地把他引到一个废弃的郊外，将他的头搁在一块石头上，割破了他的喉咙。死前这个有罪之人只是说了一句：“像条狗”。
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恰好是自然性的故事里，很难扯上象征。自然性是很难理解的一种范畴，有些作品中的事件对读者而言是自然的，而在其他（当然很少）作品中，对角色而言，他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是自然的。有一个奇怪但是很明显的悖论，角色的经历越不同寻常，故事的自然性就越显著：一个人的生活是怪异的，而他则简简单单地接受了这种生活，两者之间存在着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决定了这种自然性。似乎这种自然性就是卡夫卡式的，而人们也非常了解《审判》的意思是什么。人们已经论及人类状况的一种形象，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让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起来。我是指小说的意义为卡夫卡个人专有。从某种程度上看，拥有发言权的是他，尽管他承认说是我们在发言。他在生活，他被判有罪。从小说的前几页中，他就认识到了这一点，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追求。然而一旦他力求应付这一点，他丝毫不惊奇自己能够做到。对自己缺乏惊诧之情，他永远也不会表现出诧异。荒谬作品的初始迹象正是通过这些矛盾被辨认出来。思想会把自己的精神悲剧投射到具体的事物上，而该做法凭借的只是一种永久性的悖论，这种悖论为色彩赋予了表达虚无的能力，为日常行为赋予了传达永恒企望的力量。
同样，《城堡》或许是某种行动上的神学，但首先它是一个个体的历险，一种心灵的历险，一种人的历险，那心灵追求优雅，那人向世界客体追问他们高贵的秘密，向女人们诘问沉睡在她们心中的诸神的信息。自然，《变形记》进而代表了一种清醒的道德准则的可怕意象，而这种结果的出现同样是由于，人们在意识到自己不费吹灰之力便表现出的兽性时，会感到惊愕不已。在这种基本的晦涩中便掩藏着卡夫卡的秘诀。这些永久性的振动——从自然到特别，从个体到普遍，从悲剧到平庸，从荒谬到逻辑，贯穿于他的作品，赋予它共鸣与意义。必须一一列举这些悖论，强化这些矛盾，方能理解荒谬的作品。
实际上，一种象征表现了两个平面，思想与感觉的两种世界，以及包含他们之间一致性的词典。这一词典是最难拟定的，然而意识到这两个面对面的世界就相当于寻到了其诀窍之间关系的踪迹。在卡夫卡那里，这两个世界一方是日常生活的世界，另一方是超自然渴望的世界。[1]似乎在这里我们见证了尼采的话被没完没了地利用：“重大问题比比皆是。”
人的生活状况（而且这是所有文学作品的共性）中不仅有一种不可替代的高贵，还有一种基本的荒谬性，两者巧遇，天然成趣。我重申，人类精神中的无人性部分与肉体的短暂快乐之间产生了荒唐的分裂，而在这种分裂中两者都得到了突显。荒谬的是，产生这种分裂的应该是属于这个身体的心灵，而它不加节制地超越了这身体。任何想表现这种荒谬性的人都必须在一系列相似的对比中予之生命，所以卡夫卡用平庸来表达悲剧，用逻辑来表达荒谬。
演员对一个悲剧角色投入的精力越多，他就越会小心翼翼不去夸大。如果他的表现有节制，那么他激起的恐惧就会没有节制。在这一方面，希腊悲剧让人受益匪浅。在一部悲剧作品中，命运往往在逻辑性与自然性的伪装下得到更好的突显。俄狄浦斯的悲剧提前就得到昭示。他会实施谋杀与乱伦，这是冥冥之中就已经确定的。戏剧全心致力于表现这种逻辑体系，这种体系会通过一步步的推理最终让英雄人物的不幸达到顶点。仅仅告知我们这种不寻常的命运几乎没什么恐怖可言，因为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如果其发生的必然性是通过由日常生活、社会、状态、熟悉的情感构成的体系展示给我们的，那么恐惧就变得神圣起来。使人产生动摇的反抗逼迫人说“那是不可能的”，而在这种反抗中有一种让人感到绝望的确定性元素，而这种确定性可能就是“那一点”。
这便是希腊悲剧的全部奥秘，或者是其奥秘的一个方面，因为还有一种相反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卡夫卡。人心有一种不良倾向，只把让它崩溃的东西称为命运。但快乐同样也是不需要理由的，它会以自己的方式出现，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现代人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就会把功劳都归到自己身上。相反，关于希腊悲剧的特权命运，以及那些被传奇故事所钟爱的人物，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这些处在最困难处境的人，例如尤利西斯[2]，脱离了自我。要返回伊萨卡岛[3]并没有那么容易。
无论如何一定不能忘了将逻辑、平庸与悲剧联系到一起的秘密同谋。这便是为何《变形记》的主人公，有着怪异奇遇的萨姆沙，在变成一只虫子后，唯一困扰他的是，老板会对他的缺勤而生气。他身上长出了多条腿和触角，脊椎拱起，肚子上出现了白点——我不能说这不令他惊讶，因为那样的话艺术效果会变质——这给他造成了“一丝烦恼”。卡夫卡的全部艺术所在就是这种特色。在其核心之作《城堡》中，平庸生活的细节突显出来，但在这部没有终结而一切又重新开始的怪诞小说中，表现出的是一种追求优雅的灵魂所必经的历险。在每一个属于伟大创造者的小伎俩中，同样可以找到那种问题到行动的转化，那种一般与特殊的重合。在《审判》中，主人公或许该取名为史密特或弗兰兹·卡夫卡，可是他却被叫做约瑟夫·K。他不是卡夫卡，可他又是卡夫卡。他是一个普通的欧洲人，同所有其他人一样，但他同样是一个实体的K，是这一血肉等式中的未知数。
同样，如果卡夫卡想表达荒谬的话，他可以运用一致性。你一定知道那个疯子在浴缸钓鱼的故事。一个精神病治疗医师问他“鱼有没有上钩”，他得到了毫不客气的回答：“当然没有，你个傻瓜，这是浴缸。”这是一个具有巴罗克风格的故事，但是从故事中可以非常清晰地体会到这种荒谬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与一种过度的逻辑相联系。卡夫卡的世界事实上是一种难以描绘的宇宙，人们在其中恣意享受这种在浴缸钓鱼的折磨人的奢华，明知自己会一无所获。
于此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着荒谬原则的作品。例如，就《审判》而言，我的确可以说这是一次完全的胜利。肉体胜出，什么也不缺失：不缺少那种未明确表达的反抗（但这显示在文字之中），不缺少清醒而沉默的绝望（但这显示在创造之中），也不缺少小说人物直至最后死亡还在展示的那种令人惊叹的自由态度。
但这个世界并没有它看起来那么封闭。在这个停滞不前的宇宙，卡夫卡将引入一种特殊形式的希望。从这一点上说，《审判》与《城堡》没有遵循同样的方向，它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这种由此及彼的前进，代表了逃避领域中一种巨大的征服，很难被察觉。《审判》提出一个问题，《城堡》从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前者按照一种类科学的方法描述，没有作结论；后者从一定程度上说，采用了解释的方式。《审判》作诊断，《城堡》设想了一种治疗方法，但这里提出的补救办法不会治愈病情，只是把这种病又带回到正常生活中，使人们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想见克尔凯郭尔）对之加以珍视。土地测量员K除了折磨自己的焦虑外，无法想象还有其他焦虑。他四周那些人依附于那种虚无的无名之痛，似乎痛苦显现出一种特权面貌。弗丽达对K说：“自从认识了你，当你不在的时候，我是多么地需要你，我感到那么的孤独。”这种巧妙的补救办法让我们去爱摧毁自己的东西，使希望从一个没有出口的世界一跃而起，这一突然的“跨跃”让一切都改变了，而这便是这场存在性革命与《城堡》本身的奥秘。
很少有作品能在其发展中比《城堡》还要严密。被称为城堡土地测量员的K，到了村子里。可是从村子到城堡，要沟通是很难的。在数百页的描写中，K坚持搜寻自己的道路，不断前进，运用花招与各种权宜之计，从不愠怒，试图带着一种不安的善意来承担托付给自己的责任。每一章都有一种新的障碍，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它不是一种逻辑的方法，却是连贯的。这种连贯性的范围便构成了作品的悲剧特征。当K打电话给城堡时，他听到的是困惑而混杂的声音，模糊不清的笑声，从远方传来的诱惑。这足以满足他的愿望，正如那些出现在夏日天空中的若干迹象，或是那些夜晚的期盼一样，它们是我们生活下去的理由。这里我们发现了为卡夫卡所独有的忧郁的奥秘。实际上，在普鲁斯特的作品或者普罗提诺[4]的领域中，也能发现同样的东西：对一种失去的天堂的怀恋。奥尔加说：“巴纳巴斯早上跟我说他要去城堡时，我很伤心，那很可能是徒劳的旅程，没有希望，还浪费时间。”卡夫卡把他整个作品的赌注都压在这一暗示性的表达上——“很可能”。然而于事无补，这里对永久性的追求是小心翼翼的。卡夫卡的人物，那些被激发起的机械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确形象，即当我们被剥夺了自己的消遣[5]并被完全移交给神圣的耻辱时所具有的形象。
在《城堡》中，那种对平庸的屈从成了一种道德准则。K非常希望城堡能接收他，由于无法独自达成这一愿望，他便竭尽全力想成为这个村子的居民，丢掉大家对他的陌生感，以此赢得那种特权。他想要的是一份职业，一个家，一个健康的正常人应有的生活。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疯癫，他想变得理性起来。他想摆脱那种奇特的诅咒，这种诅咒让他与这个村子形同陌路。有关弗丽达的插曲从这一点上说是有意义的。倘若他让这个认识一名城堡官员的女人做自己的情妇，那是因为她的过去。他从她身上得到一些超越自己的东西——同时他也知道是什么让她永远也抵不上城堡。这会让人想起克尔凯郭尔对雷吉娜·奥尔森异常的爱情。在有些人身上，燃烧他们的永恒之火足够他们烧毁离自己最近的人。把不是上帝的东西交给上帝这一致命的错误，同样是《城堡》中这一段插曲的主题，但是对于卡夫卡来说，这似乎算不上错误，而是一种教义，一种“跨跃”。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上帝的。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土地测量员和弗丽达分手这一事实，分手为的是走近巴纳巴斯的姐妹们，要知道巴纳巴斯家可是村子里唯一被城堡还有这个村子所完全遗弃的。大女儿阿马利娅拒绝了一个城堡官员给她的可耻建议，而那随之而来的咒骂让她永远也得不到上帝的爱。不能为了上帝而失去自己的荣誉，就等于说不配得到上帝的恩慈。你会看出一个为存在哲学所熟悉的主题：与道德相反的真实，在这一点上还是有深远意义的。因为卡夫卡的英雄人物——从弗丽达到巴纳巴斯的姐妹——所追寻的道路，正是从相信爱到崇拜荒谬。在这里卡夫卡的思想又与克尔凯郭尔的相类似。“巴纳巴斯”的故事被安置在书的最后，这是不足为奇的。土地测量员的最后一次尝试是通过否定他的东西重新捕获上帝，是去辨识上帝，根据的不是我们美好与美丽的范畴，而是自己淡漠、不公与仇恨的虚无与丑恶的面貌。那个请求城堡接收自己的陌生人在行程的最后更加感到自己被放逐了，因为他没有忠于自己，抛弃了道义、逻辑以及思智上的真理，为的是进入上帝慈悲的荒漠，而他与生俱来的只是狂热的希望。[6]
“希望”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荒唐。相反，卡夫卡所描绘的状态越悲剧，希望就变得越有攻击性。《审判》越表现出真实的荒谬，《城堡》表现出的慷慨激昂的“跨跃”就越动人，越不合情理，但是在这一种纯粹的状态中我们又发现了存在主义思想的悖论，正如人们对它的论述一样。例如，克尔凯郭尔说：“一定要扼杀掉世俗的希望；只有到那时人才能被真正的希望所拯救。”这句话可以这么解释：“人要想了解《城堡》必先写作《审判》。”
诚然，论及卡夫卡的大部分人将他的作品定义为一种绝望的呼喊，不给人任何求助的希望，然而这话有待考量。他的作品中不止一种希望。在我看来，亨利·波尔多[7]乐观向上的作品独有一种沮丧，这是因为他的作品无所区别，而马尔罗[8]的作品相反总是让人感到神清气爽，但关于两部作品共同的希望与绝望都没有疑义。我只发现，荒谬的作品本身就能导致我想要避免的不忠。这种作品只是一种无果状态的无效重复，是对短暂生命的冷静赞美，在此成了幻想的摇篮。它作解释，它赋予希望以形状。创造者再也无法将自己置身事外，它并非昔日的那个悲剧游戏，而是赋予作者以生命。
奇怪的是，不管怎样，卡夫卡也好，克尔恺郭尔也好，甚至是舍斯托夫——简言之这些都是存在主义的小说家和哲学家，都旨在揭示荒谬及其后果，他们那有着相关启发性的作品从长远来看，应该会激起那声对希望的嘹亮的呼唤。
他们拥抱这位吞噬自己的上帝。希望正是通过谦卑才借机进入，因为这种存在的荒谬性向他们确保了一种更超自然的现实。倘若这种生活轨迹最终引向上帝，那么毕竟还是有一种结果的。而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和卡夫卡的英雄们在行程中的坚持不懈与锲而不舍，为那种确定性所带来的振奋人心的力量提供了一种特殊保证。[9]
卡夫卡拒绝将自己道德上的高贵、清晰、美德与连贯性托付于自己的神，只想更好地落入其怀抱。荒谬被认可与接受，人要顺从于它，但从那时起我们知道它已不再是荒谬了。在人类状态的范围内，还有比容许从这种状态中逃脱的希望更伟大的希望吗？正如我再次所见，存在主义思想在这方面如置身于浩瀚希望之海的一叶扁舟。正是这种希望在早期基督教以及信息传播的时代点燃了旧世界。然而在塑造了一切存在主义思想特征的跨跃中，在那种坚持中，在对一种没有表象的神明的调查中，怎能看不到那否定自身的清醒之标志呢？人们仅仅把这称之为骄傲，为了自我救赎而可放弃的骄傲。这样一种否定应是成果颇丰的，但这改变不了那一事实。在我眼里，清醒的道德标准同所有骄傲一样，不会因被称作无效而降低，要知道，一种真理在其定义下也是无效的。一切事实皆如此。在一个万物既定、无所解释的世界，一种价值或超自然的多产性，是一种没有实义的概念。
无论如何，于此你可以了解卡夫卡的作品遵循了何种思想传统。把从《审判》到《城堡》的发展看作不可避免，这是明智的。约瑟夫·K和土地测量员K只是吸引卡夫卡的两极。用他的话说就是，其作品很有可能并不荒谬，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发现其高贵性与普遍性的阻碍。它们的出现得益于这一事实，即他极其充分地表现了从希望到忧伤，从绝望的智慧到有意的盲目这种平庸的过程。他的作品具有普遍性（一种真正荒谬的作品不具有普遍性），它表现了人受情感触动的面容；这种人逃避人性，从自己的诸多矛盾中得到信仰的理由，并在丰富的绝望中发现希望之光，把生活作为死亡所做的恐怖练习。这具有普遍性，因为其灵感具有宗教性质。如一切宗教一样，信仰它的人不会感到自己生命的重量。但是如果我知道这一点，如果我甚至可以赞赏它，我同样也能知道我追寻的不是普遍性的东西，而是真实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可能共存。
如果我说，真正无望的思想碰巧是由相反的标准界定的，悲剧作品或许描写的是一个乐天派的生活，其所有未来的希望都被放逐了，或许那一特殊的观点会更好理解。生活越是有波澜，想失去它的想法就越荒谬。这或许是在尼采作品中所感觉到的那种高傲的贫瘠之奥秘。在这种联系中，尼采似乎是从荒谬中得出一种美学的极端后果的唯一艺术家，因为他传递给我们的最后信息就是一种贫瘠而具有征服性的冷静，以及一种对任何形而上慰藉的坚决否定。
然而以上足以突出卡夫卡在本书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在此涉及了人类思想的局限。从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看，可以说其作品没有一处是不必要的。不管怎样，它全面提出了荒谬问题。假如有人想将这些结论与我们之前的论述作对比，将内容与形式作对比，将《城堡》的隐秘含义与塑造它的自然艺术作对比，将K充满激情与自豪感的追求与它发生的平庸背景作对比，那么人们就会意识到它的伟大所在了。因为如果怀旧是人类的标志，或许没有人会赋予这些悔恨的幽灵以这种热血与内容。但同时人们也会感知到这种荒谬作品需要什么独特的高贵，或许在这里是找不到的。如果艺术的本质就是联结普通与特殊，联结一滴水的短暂永恒与其光彩的闪烁，那么通过他所展现的这两种世界间的距离来判断这位荒谬作家的伟大性，将变得更加合理。他的诀窍就是找到两种世界在最不相称之时的相遇点。
老实说，心底纯净的人到处都能发现这种人性与非人性交汇的几何轨迹。如果说浮士德与堂吉诃德是杰出的艺术创作，那是因为他们用自己世俗的双手为我们指出了那些不可计量的高贵性。可是头脑对他们双手触及的事实会加以否定，这一刻终会到来。这一刻来了，创造便不再被当作悲剧看待，只是被严肃地对待。那时的人是有希望的，但这不是他要做的事。他要做的是远离欺骗。而这正是我在卡夫卡对整个宇宙发出的强烈诉求之末所发现的。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裁决是：在这个丑陋而搅乱人心的世界里，即使鼹鼠也敢奢谈希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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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的作品可以从一种社会批评的角度去非常合理地解读（例如《审判》），而且极有可能没有选择的必要，两种解读都不错。从荒谬层面来看，我们前面已提到，对人的反抗针对的同样是上帝：伟大的革命总是形而上的。
[2]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译者注
[3]希腊西部爱奥尼亚海中群岛之一，是尤利西斯的故乡。——译者注
[4]普罗提诺（约205—270），罗马新柏拉图派哲学家。——译者注
[5]在《城堡》中，似乎帕斯卡式的“消遣”是由把K从他的焦虑中“分离”出来的助手来表现的。如果弗丽达最终成了其中一个助手的情妇，那是因为她更喜欢现实中的舞台，那可以分享痛苦的平庸生活。
[6]显然这只适用于卡夫卡所留给我们的《城堡》的未完成版本，但让人疑惑的是，作者在最后几章可能破坏了其小说基调的一致性。
[7]亨利·波尔多（1870—1963），法国作家，传统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8]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9]《城堡》中唯一不怀希望的人物是阿马利娅，土地测量员与她形成最强烈的对比。
[10]以上所述显然是对卡夫卡作品的一种解读，然而除解读外，只有说明没有什么可以阻挠人们从一种纯美学视角去思考它，才是合理的。比如，B.格罗图森在他给《审判》所作的不同寻常的序中，就只限于阐述他所谓的空想家（这种说法极为引人注目）的种种痛苦幻想，他比我们要明智得多。小说描述了一切，又什么也没有加以肯定，这是命运，或许也是该作品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