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革命
一个文明很少因外来因素而灭亡：在外来的影响或攻击结束一个文明，或改变其基本结构以前，该文明的活力必因内部的衰微而遭削弱。一个统治家族甚少具备长久统治所需的坚韧活力与敏捷适应力。因为王朝的开创者在角逐天下时，其家族之精锐已耗费大半，于是乃由平庸之才担负那唯有天纵之士方能负荷的治国重任。家康之后的德川家族治理国事尚可称职，然而除吉宗（Yoshimune）之外，罕有激奋之辈。在家康死后8代之内，封建藩主时有叛乱，动摇了幕府统治，他们或拖欠税收，或拒绝纳税。如此，政府虽竭力节俭，而江户财库却仍无力支持保卫国家安全之所需。两百余年的太平盛世既腐蚀了武士的斗志，也使人民难以适应战争所带来的困苦和牺牲。好逸恶劳的习尚取代了丰臣秀吉时代的简朴刻苦。因此，亟须保卫国家主权之际，日本人乃发觉举国上下身心俱缺武装。日本知识界因和外国隔绝而感烦躁，同时对于传闻中欧美文物之盛亦不免好奇。知识界研究贺茂真渊与本居宣长等人作品，私下并视幕府为违反皇朝延续的僭越者。同时，知识界也无法对于天皇神圣与德川家族所宣称的天皇贫乏无能之间取得统一认知。有些人甚至隐藏于吉原及其他地方，向城市秘密散发传单，激昂地呼吁打倒幕府，恢复天皇统治。
当此政府疲惫无力之秋，传来惊人的消息——1853年，一支美国舰队罔顾日本政府禁令，擅自驶进浦贺湾（Uraga Bay），其统帅坚持要会见日本最高当局。时美国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Perry）率战舰4艘，兵卒560员。佩里并未以这支尚可观的兵力耀武扬威。他仅致幕府家庆将军（Iyeyoshi）一礼貌周到的文翰，保证美国政府所求者，不过是要日本开数处港口以供通商，及日本政府妥作安排，保护在日本海边失事之美国船员。适逢太平天国之乱，佩里一行遂即回航其在中国海域的基地。1854年佩里率一支更强大的舰队重抵日本，并携带一些准备馈赠日本天皇、皇后及皇族亲王的礼物——包括香水、时钟、火炉、威士忌酒等。新立的幕府家定将军（Iyesada）虽未将那些礼物转给皇室，但却同意与佩里签订《神奈川条约》（The Treaty of Kanagawa）。此条约实际上是对美方所有的要求予以让步。佩里对日本人的礼仪称赞备至，且以并不完全的远见宣布曰：“倘若日本人前往美国，即可发现全美国可航行的水域对他们都开放。即使是加州的金矿区也不会禁止日本人前往。”在此条约以及后来签订的几个条约规定下，日本乃开放主要港口以供外来之贸易。关税有特别的规定，其数目也是有限的。日本同意欧美国民在日本犯罪归其本国驻日领事法庭审判，并禁止日本对境内所有基督教的迫害。同时，美国答应将日本所需要之军火战舰售予日本，并借给日本军官技士以教导战术。
这些条约使日本人备感悲痛，虽然日本人后来也承认这些条约是演化与命运的公平工具。有些日本人愿不惜代价与外国人一战，以驱逐外国人，恢复一个自主的封建农业政权。也有一部分人则了解学习西方的必要，反对驱逐外国人。他们主张日本唯有尽快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及现代战争之术，才可避免重蹈中国连连败北而受欧洲列强经济宰割的覆辙。西化运动的领袖以惊人的手笔，在封建藩主的帮助下，推翻幕府，恢复天皇统治。然后以天皇的权威推翻封建制度，并介绍西方工艺技术给日本。1867年，封建藩王说服幕府最后的将军德川庆喜（Tokugawa Yoshinobu）逊位。庆喜说：“几乎所有的行政措施均欠完善，本人惭愧地承认，目前这种令人不满的情况乃由于本人的缺点和无能所致。与外国接触既已日趋广泛，除非由一个中央权力集中统治，否则国家基石将告破碎。”明治天皇简要答之曰：“德川庆喜恢复朝廷统治的提议已被接受。”于是，1868年1月1日，“明治时代”正式开始。其对神道旧宗教加以修改，并广泛展开宣传，使人民相信：复辟的天皇属于神圣的皇朝一系，并且圣明天纵，其命令应如神的谕旨般被接受。
在此新权力的武装下，西化运动倡导者完成了迅速转变日本的奇迹。伊藤博文（Ito Hirobumi）与井上馨（Inouye Kaoru）勇敢地冲破禁令阻碍，到达欧洲学习工艺与制度。欧洲的铁路、汽船、电报及战舰，都令他们叹为观止。两人带着欧化日本的决心回国。于是日本政府雇用英国人监督铁路建设、电报设置及海军的建立；雇用法国人修订法律，训练陆军；雇用德国人参与医学与公共卫生组织；雇用美国人助其建立普及教育制度；为使诸事更臻完善，乃雇用意大利人教授日本人雕刻和绘画。这些措施虽不免引起短暂流血反应，而日本精神亦时起而反抗这种人为的异端变革，但是，获得最后胜利的是机器，工业革命把日本带进了新领域。
这个革命（日本近代历史中唯一的真正革命）必然提高了财富与经济力量而形成一个阶级。这个新阶级——制造商、商人及金融家——在传统的日本曾是社会的最低阶层。他们就是日渐抬头的资产阶级，静静地用其财富与影响，首先摧毁了封建制度，然后企图削弱皇权。1871年，政府说服封建贵族放弃传统特权，然后以政府公债换取贵族土地，以示安抚。[1]借着这种利害关系，使旧日贵族仍然忠心耿耿地效忠政府。政府借此大胆而为，很容易使一个中世纪国家转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伊藤博文于二度游欧归国后，又仿照德国建立一个五等爵位的新贵族制度，分爵位等级为公（Prince）、侯（Marquise）、伯（Count）、子（Viscount）、男（Baron）。然而这些新贵系赏赐推行工业化有功人士的头衔，与封建社会的公爵迥然而异。
在伊藤博文锲而不舍的奋斗中，一个民主政治的雏形终于形成，促使各阶级的英才得以毕其精力，共同为国家急剧的经济成长而努力。依据1889年颁布的首部宪法，天皇唯我独尊地居万民之上，拥有全国的土地，统率全国海军、陆军，负有统一全国、维持国脉等特权。基于他个人的同意，赋予参众两院立法之权，国务大臣不但由他任命，而且只向他负责，而非向两院负责。在此之下则是一个由具有严格财产限制46万选民所组成的选举团。渐次放松选举权的限制后，1928年的选民遽增至1300万人，出人意料的是，政府腐败的现象与民主政治的推进等量齐观。
与民主政治俱来的是基于拿破仑法典，并从中古封建社会脱颖而出的日本新法典（1881年）。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通讯及居住地不可侵犯，非依法律正当程序不得任意逮捕或处罚等一系列基本人权都得到相当的保障。严刑迫供也加以废除，对本属于社会阶层的最低阶级——秽多（Eta）——也破除歧视，在法律上与其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监狱获得改善，犯人的工作也有些许报酬，当他们获释时，更有一笔资金供其重建事业之用。尽管法律的规定相当宽厚，但犯罪者仍极鲜少，倘若守法是文明的标志，日本（除少数暗杀事件外）在当今国家中，必定是名列前茅。
日本海军、陆军除由天皇统帅外，不再隶属于其他的人，此乃是新宪法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日本人鉴于1853年丧权辱国的条约，决心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一方面得以主宰其本国的命运，另一方面更可称霸于远东。日本不但建立了征兵制度，而且使所有的学校成为军事训练基地及培养国家主义的温床。日本人以其惊人的组织及守纪律的天赋，瞬息构成强大的军力，得以与“外夷”居于平等的地位进行谈判，且着手进行西方列强所不能实现的所谓吞并中国的计划。1894年，日本反对中国派兵赴朝鲜平乱，且对于中国主张对朝鲜的宗主权更无法接受，终向中国宣战。使西方国家为之咋舌的是，日本在短期内居然击败了中国，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以及旅顺港，此外尚有2亿两银子的赔款。俄国取得德、法的支持，联合 “劝告”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但由中国付给3000万两银子。在三国的压力下，新兴的日本知道无法与之抗衡，对三国的要求让步。然而，日本对俄国所举耿耿于怀，俟机报复。
此后，日本上下一心充实战力，希望在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在俄国面前一雪前耻，并利用英国恐惧俄国势力向印度洋延伸的心理，与“海上王国”之称的英国签订盟约，在此条约下，两国同意，任何一国与第三国发生战争，另一国必须照应。英国外交上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是难得一见的。当1904年日俄战火引燃之后，英、美财团曾大力支持日本击败沙皇俄国。乃木大将占领旅顺后，随即挥师北上，制造了空前的沈阳大屠杀。在外交及军事上，德、法都倾向俄国，而美国罗斯福总统则公开表明支持日本。此时，俄国29艘船只所组成的舰队，正绕道好望角东来，从事现代史上最长的海战航行，进而压迫日本本土。日本东乡元帅（Togo）首次将无线电应用于海军通讯上，对俄国舰队的动态了如指掌，在1905年5月27日，终于击溃俄国舰队于对马海峡。是役东乡元帅曾电告其属下说：“日本兴亡决于此役。”结果日本阵亡116人，受伤538人；而俄国则死亡4000人，被俘7000人，舰队除3艘逃离外，均被击沉或俘获。
“日本海之役”为现代史的转折点。此后非但使俄国停止向中国领土的扩张，也使西方在东方的统治告一段落。亚洲再度抬头，成为本世纪政治进展的重心。此后，中国计划掀起革命，印度也开始追求独立。然而，就日本而言，所关心的并非是自由的伸张，而是权力的取得。它获得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地位。更进而在1910年并吞了一度具有高度文明的朝鲜古国。明治天皇不仅是位贤明君主，更是艺术家、诗人，他在位十分长久，当他于1912年驾崩时足可告慰创造日本的祖先神明。在明治统治的初期，日本命运仍操纵于西洋人手中，如今已成东方霸主，且正向世界历史的轴心迈进。
工业革命
历经半世纪的奋斗，日本在各方面均以新的姿态出现。农民虽依然贫困，却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可拥有农地，每年除向政府缴纳田赋或地租外，别无其他负担。倘若他有意到城市一展宏图，再没有贵族去阻止他。坐落在沿海地带的东京，逐渐形成大都市，有皇宫及贵族的宫廷、广大的公园及拥集的浴室，人口仅次于纽约及伦敦。过去一度作为渔村及堡垒的大阪，而今工棚、工厂以及摩天大楼栉比而立，已是日本工业的中心。拥有巨大码头及现代机器设备的横滨及神户，如今是世界上第二大港，[2]工业产品经此销往世界各地。
日本人竭尽一切可能方法，将日本从封建社会迅速导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其间尚属顺利。首先，重金礼聘外国学者专家，而日本人仅当助手，听从指导。历经15年的努力奋斗，日本人终能学而有成。至此，外国专家只好领取重金并被欢送回国。日本模仿德国的经营方式，接管全国的邮政、铁路与电讯。同时，政府贷款给民间企业，提高关税，保护国内萌芽时期的工业，免受外国强大工业的摧残。如同1871年法国赔款促进了德国工业化一样，1894年中国对日赔款，刺激了日本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日本的企业界与30年前的德国一般，能够以新机器设备及旧的方法，来与那设备已经陈腐而工人又不驯服的西方工业国家相竞争。日本境内电力便宜，工资低廉，工人秉具服从的天性，唯其工厂法颁布很迟且执行不严。1933年，大阪新式纺织工厂的一名女工可照顾25部纺织机，反观英国兰开夏，6部机器即需一名女工照应。
1908年至1918年日本工厂数目倍增，1918年到1924年再增加一倍，迨至1931年，西方工业呈现不景气时，日本工厂却增加50％。1933年日本纺织业输出居世界首位。该年世界消费的52亿码棉纺织品中，日本产品占20亿码之多。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度，在国际交易上，日元的价值贬至先前的40％。然而，这刺激日本外销品的增加，1932年至1933年共计增加50％的输出。国内外一片景气，富商巨贾——如三井、三菱——聚集财富，迫使军人与劳工阶级结合，同声主张代替政府接管工商业。[3]
商业的成长带来了新的富庶的中产阶级。日本产品之能打开国际市场，工资低廉的劳工阶级居功甚伟。1931年男工每日平均工资仅为美金1元1角7分，女工仅4角8分，而女工比例竟占工人的51％，其他12％则为年龄16岁以下的童工。[4]至1931年全国上下沉醉于战争狂热，一致主张对外扩张之际，工人罢工却此起彼落，共产主义的信仰趋于兴盛，迫使政府不得不宣布此“危险思想”为非法，工会微弱不振，并受到严格的限制。大阪、神户、东京的贫民窟日渐增多，五口之家仅能占有8至10平方英尺面积的房屋，此面积或仅可容纳一张双人床而已；神户，为数2万的罪犯、贫民、精神病者、娼妓等杂居一处，瘟疫流行，每年病故者竟占人口的1/10，婴儿夭折的比率高于其他地区4倍。在政府采取行动扫除贫民窟之前，片山潜（Katayama Sen）及贺川丰彦（Kagawa Toyohiko）均分别采取暴力及和平手段，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
30年前小泉八云曾就日本的现代政府作过一严厉的批评：
在新秩序之下，日本人民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煎熬。这种困境可从下面这一事实看出来：即东京房捐20日元（10美分），而无力负担此数的居民竟高达5万人之众，在财富聚集于少数人之前，除偶因战争外，人民很少类此困境。
“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似乎是文明进展所不可避免的现象。日本的资方认为他们所支付的工资与工作效率及生活水准相较，并不嫌低。日本认为，廉价的成本必然由低廉的工资构成，而低成本又是打开国外市场的先决条件，而国外市场的开拓更是仰赖燃料与原料进口的工业国家所不可或缺的因素。以日本全国12％的可耕地，要维持众多人口，实施工业化是唯一的途径。况且，工业更是富国强兵与西欧一争长短所必需的。
文化革命
工业革命是否改变了日本人？某些外国新颖的东西的确醒人耳目。分衩而庄严的西装，赢得了日本城市男人的喜爱，但妇女仍继续穿着松弛而多彩多姿的和服，其腰际所缠的锦缎巾与背上的小包相对称。[5]道路改善后，鞋子取代了木屐，唯市井人士仍喜好赤足而行。大城市里西服与和服杂然并存，象征着急速而未彻底的变化。
日本人的礼仪仍是外交礼节的楷模。虽然男人仍然遵循古制，进出屋宇先于妇女，或单独在街道行走，但是谈吐却彬彬有礼，鲜有秽语掺杂其间。然而，尽管表面恭谦有礼，但他们内心却深藏强烈的自尊心，繁文缛节中蕴涵着无限的敌意。日本人的个性，如同其他地区的人一样，充满矛盾。随着时空等环境的改变，必须在暴力与温雅、忍耐与勇气、谦逊与骄傲中任择其一。因此，对日本人的重情感与现实、敏感与坚忍、多情与镇静、激动与自制等性格，不应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日本人性嗜嬉乐，富幽默感且好安逸，并且常表现多样的自杀方式。他们喜欢动物及女人，但偶尔也对动物及男人表现残忍。[6]典型的日本人具有武士的特质——勇敢好斗，视死如归；同时也具有艺术家的灵性——多愁善感，禀赋欣赏力。他们严肃而不矫饰，勤勉而节俭，好奇又好学，忠诚而有耐心，并对细微之杂务具有超人的处理能力；他们狡猾而驯服，与其他身材矮小的民族一般；他们具有灵敏的智慧，缺乏高度创造力，但禀赋有迅速吸收及了解的能力，能适应各种环境，而达预期的成就。总之，他们具有法国人的精神与虚荣，英国人的勇敢与狭隘心胸，意大利人的脾气与艺术才能，美国人的精力与商业才干，犹太人的敏感与精明。
与西方接触及冲突，使日本人在某些道德生活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日本人忠厚诚实的风俗大都继续留传下来。[7]可惜因选举权的扩大及现代贸易的激烈竞争，部分日本人染上了拜金主义及唯利是图的恶习。武士道精神仍然流传于高级军人阶级中，对于政治及商场上的歪风，多少产生了制衡的作用。尽管一般平民均奉公守法，但暗杀事件却是屡见不鲜——此种暗杀并非针对独裁而发，反而是极端爱国主义的发泄。40余年来，黑龙会（Black Dragon Society）不断地在日本政府中煽动征服朝鲜及中国东北的政策。为达成目的，他们不择手段地在政治机构里展开暗杀行动。
远东与西方国家一样，由于经济生活的重大转变，承受道德上的纷乱。具有狂热感情的年轻人与过分守旧的老年人永存着代沟与争执，而这种现象随着工业的进步、宗教信仰的式微而日趋严重。工业化的结果是，乡村演进成都市，个人代替家庭成为政治及经济上的责任主体，往昔的父权为之削弱，数世纪以来对传统习惯及道德观念的依赖急促地转变成年轻人自行裁断。大体上，年轻人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同时，婚后也不愿与父母共处一堂，宁愿外出自行建立自己的天地。伴随着工业化，妇女也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日本人的离婚与美国一样普遍，甚且更为方便，只要签署一份文件，缴付相当于10美分的代价，即可宣告仳离。纳妾虽为非法，但实际上忽视法律享受齐人之福者亦大有人在。
在日本如同其他地方一般，僧侣总是敌视机器。斯宾塞与密尔的著作与英国的技艺一并传入日本后，结束了孔子思想称霸日本哲学界的局面。1905年张伯伦曾感慨地说道：“目前在学校的年轻一代都是拥护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哲学的人。”同样的道理，日本人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终于在当前的科学舞台上崭露头角。[8]日本的医学以往均依循中国与朝鲜的古法而行。但西风东渐后——尤其德国——使日本医学界产生长足的进步。如高峰让吉（Jokichi Takamine）对副肾及维生素的研究，北里柴三郎（Kitasato Shibasaburo）对破伤风及肺炎的研究，以及在白喉抗体研究方面的发展，而野口英世（Noguchi Hideyo）对梅毒及黄热病的重大成就更使人刮目相看。凡此，均在证明日本医学已离开初新时期，而迈进医学先驱之林了。
野口英世于1876年诞生在一个小岛上，家境清寒，以致其父亲听说又有一小孩即将出世竟离家出走。这个不受重视的小孩，曾一度失足跌倒于火盆上，他的左手被烧成残废，右手则已几乎无法随心应用。残缺不仅妨碍了他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且使他一度萌生自杀之念。所幸有一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及时抵达他所居住的村落，妙手回春地挽救了他的右手。于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从事医学研究的种子。他宣称：“我将做一个救人而非杀人的拿破仑。每夜我只要4小时的睡眠便足够了。”由于一文不名，起初他在一家药房服务，后来他说服了药房老板，资助他研究医学。毕业后，他前往美国，在华盛顿陆军医院半工半读。在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给他的实验室中，他独自从事成果丰硕的实验与研究。首先，实现梅毒菌的培植，这在医学上尚属首次，继之发现梅毒瘫痪的原因及其活动的不规则性。1918年隔离了黄热病寄生菌。他名利双收后，荣归日本，供养其母亲，并屈膝在供其研究医学的药房老板之前，以表谢意。然后，他前往非洲研究蔓延于黄金海岸加纳的黄热病，不幸自己也受感染，壮志未酬，英年早逝，1928年病逝时只有52岁。日本亦如西方国家一样，科学发展使得传统艺术式微。贵族制度的推翻使艺术欣赏的温床也不复存在，每一代的人只得自行摸索适合他们自己的标准。外国人渴望购买日本器皿，促使日本大量生产，然而产品良莠不齐，又影响器皿的水准。购买者争购古董的热潮，使艺术业者对于赝品的制作趋之若鹜，古董复制品在中国及日本成了当代艺术的习尚。而日本唯一从西欧国家受益的，便是景泰蓝瓷器的制作。机器取代手工的趋势，以及西方富庶和优势掩饰下的购买力及鉴定力，逐渐侵蚀了日本独特的本质。
知识阶级历时30年谄媚西方的风尚，可谓新帝国的一大特点。语文上采用欧洲的词汇，报社沿用欧洲的组织形态，并仿效美国设立公共学校制度。日本非常成功地成为世界上教育最普及的国家。1925年，其儿童就学率竟高达99.4％，至1927年为止，全国人民93％均已识字。学生不惜以宗教式的狂热追求新知识，而众多的人却因此而失去健康。政府有鉴于此，不得不竭尽所能地鼓励体操、技能、棒球等活动。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这与欧洲国家相比较，迥然而异。全国5所帝国大学及41所其他高校，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1931年，东京帝国大学注册学生高达8064人，而京都大学亦达5552人。
过去的25年，日本的文学完全处于抄袭与模仿的阶段，因而未能寻出自己的格调。英国的自由主义、俄国的写实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充斥各种作品之中，直到日本民族精神重新肯定自我的价值，作家才开始以他们自己的风格将本国的景物表现出来。1896年，一位年轻的女作家樋口一叶（Higuchi Ichiyo）在短暂的生涯（24岁英年去世）中，以真实的笔触将日本女性卑贱与悲惨的命运血淋淋地刻画出来，启发了小说的自然主义运动。至1906年，岛崎藤村（Shimazaki Toson）的《破戒》一书，可谓正值自然主义运动的高潮，此部长篇小说以诗歌般的语言，叙述一位曾向其父亲保证绝不透露是秽多出身的教员，凭其教育程度与能力力争上游，与一位教养良好、颇有社会地位的淑女恋爱，后来因为内心耿耿于怀，坦白地向他的爱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世，放弃了爱人与地位，远离日本而去。这部小说对于以后秽多阶级的废除，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西方的影响下，日本人仍能持而不坠的文种，莫过于短歌及和歌。明治维新后的40年，两者仍然是文章的主要形式。但两者在矫揉造作之下，形成了华而不实的骨架，精髓丧失殆尽。1897年，仙台的一位年轻教师藤村，将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集，以15美元的代价售予出版商。当时大众对讽刺文章已感到枯燥乏味，因此对于追求人性和要求心灵自由的作品，竞相阅读，刹那间竟洛阳纸贵，使出版商大获暴利。自后，其他作家亦步其后尘，竞相著作，而短歌及和歌才渐失势。
尽管新诗崛起，帝国诗文竞赛仍继续举办。每年由天皇宣布题目及一篇范例，皇后亦随之吟诗一首，然后2.5万名日本诗人即将他们的作品寄至皇宫诗局，由日本最有名的诗人加以评判。最杰出的10篇，即由专人吟诵给天皇听，并刊登在每年新年出版的报纸上。这种良好风俗，可令人暂时忘却了商业上的竞争与战争的狰狞面目，这也证明日本人的文学素养在现时的文明各国中，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新帝国
尽管新兴日本的财富与国力在急速成长，但基础并不稳固。其人口增加迅速，在圣德太子时仅300万，丰臣秀吉时是1700万，吉宗时是3000万人，及至明治末期（1912年），人口已逾5500万。[9]百年之间，人口倍增，本来山多地少的日本，颇难维持增加的数百万人口。面积仅为美国1/20的弹丸之地，却需供养几等于美国半数的人口，除致力于工业生产外别无他途。然而，更不幸的是日本先天缺乏工业上所不可欠缺的燃料及资源。源自山地流向海洋的河川有利于水力发电，但是全面的开发也只能增加1/3的供电量，仍不能满足需求。煤几乎到处都有，可惜大都隐藏于边远的九州及北海道诸岛，石油则储藏在库页岛。但工业上最基本的铁砂，在日本境内最为缺乏。然而日本的生产能力及资源的价值与一般人低等生活水准相比较的话，仍属偏高，这是因为国内的消费远落生产之后，而每年工厂又不断改善装备。因此，国内的剩余产品只得向国外推销。
在这种背景的酝酿下，帝国主义开始萌芽。这是基于经济上的动机，通过政府的推动，某些外国地区成为日本工业燃料与原料的来源，并成为其商品的倾销市场与利润攫取之所在。日本能够从何处寻找此种机会与原料呢？他不能窥视中南半岛、印度、澳洲或菲律宾，因为这些地方已为西方列强预先占有，何况它们对西方国家实行优惠关税，抵制日本货物的售卖。于是近在咫尺的中国，成为日本理想的市场。中国的东北拥有日本最迫切需要且最缺乏的铁、煤，及日本国内生产不够理想的小麦，还有工业、税收及战争所迫切需要的人力。基于这些原因，日本注定要夺取中国的东北。这完全与英国取得印度与澳洲，法国占有中南半岛，德国夺取山东，俄国强占旅顺，美国拥有菲律宾如出一辙——列强需要权力。任何借口都是不必要的，所需要的只是武力与机会，依据达尔文的理论：弱肉强食是不择手段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洲经济的崩溃，先后给予日本发展的机会。欧洲大陆正陷于战火之中，日本（与美国一样）不仅加速生产，扩展市场；同时吞并欧洲列强在远东的殖民地，为所欲为。1914年日本借口英日同盟，进兵中国山东半岛。一年之后，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如果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无异于使庞大的中国变为日本的属地。
条款的第一部分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对山东的宗主权；第二部分要求日本享有某些工业上的特权，及日本在中国东北以及外蒙东部的特权；第三部分要求中日共同经营大规模的矿业公司；第四部分（为防止美国在福州附近寻找加煤站）迫使中国声明“沿海岛屿、港口一律不得割让给第三国”；第五部分建议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应聘请日本顾问，中国主要都市的警察权力由中日两国共同行使，中国半数以上的军火应向日本购买，日本得在中国建筑三条重要铁道，日本有权在福建省内自由地修筑铁道、开矿及建设港口。
美国抗议日本某些条款违背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以及门户开放的原则。日本只得撤销第五部分，并对其他部分酌加修改，并于1915年5月7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翌日中国被迫接受。唯中国人对日货的抵制亦随之而起。日本人依据历史上的先例，认为经济的抵制难以阻止价廉的引诱。1917年，温文儒雅的石井菊次郎子爵（Viscount Ishii Kikujiro）设法向美国人说明日本的立场，并游说国务卿兰辛（Secretary of State Lansing）签订美日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尤其是对于与日本相毗邻的地区”。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中，美国国务卿休斯（Secretary of State Hughes）得到日本保证，承认中国门户开放之原则，并同意日本海军吨位达到英、美的60％。[10]日本并同意将大战期间得自德国人手中的山东部分权利（青岛）交还中国。于是英日同盟随之无疾而终，而美国则陶醉于永久和平的幻想中。
正当美国对未来充满信心之际，其外交政策却陷入了极严重的失败。鉴于日本人大量涌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所带来的困扰，老罗斯福总统于1907年平心静气地与日本政府秘密谈判，达成“君主协定”，日本政府同意禁止劳工再向美国移民。然而，早在美国定居的日本人，繁殖力之高，令美国西部各州感到惶恐不安，有些州甚至立法禁止外国人置产。1924年，美国国会决定限制移民，规定配额原则仅适用于欧洲，亚洲各民族一概不得援用此项原则。[11]据此以限制亚洲各民族的移入。当时国务卿休斯曾抗议说：“就立法目的而言，此项立法似无必要。”但此举更激怒原已冲动的议员，他们认为国务卿休斯的评论不过是屈就于日本大使指陈此法将带来“严重后果”的情况而发，于是在反感的热潮中通过了移民法案。
日本举国上下为此蓄意的侮辱而震怒，到处开会、演说，更有一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切腹于井上馨的府前，表明对国耻的抗议。唯日本政府领导者了解1923年日本大地震以来，国力大伤，不得不暂时含辱，等欧美一旦衰弱，机会来临时再一雪前耻。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却接踵而来，日本期待已久的称霸东亚的机会业已来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铁路与投资因受到中国政府的竞争，岌岌可危，于是借口日本商人受到东北当局的虐待，派遣陆军于1931年9月进军中国东北。中国当时正值革命，秩序荡然，各省倡行分治，政客受贿，因此对日本的侵略行动，除再度抵制日货外，别无良策。1932年日本更借口抗议中国抵制日货的宣传标语，进犯上海，但仅掀起中国微小的抗拒。而当时美国的反对意见也仅能得到欧洲列强“原则上”的支持，因为列强正为它们各自商业的利益自顾不暇，对于日本在远东对白人霸权的挑战行为，不愿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国联曾任命一委员会在李顿爵士的领导下，作一个彻底而公正的调查报告。日本遂自国联中退出，其所持的理由与1935年美国所持不愿由与其为敌的国际法庭来判决，可谓不谋而合。由于中国对日本货物的抵制，自1932年8月至1933年5月间，输往中国市场的日本货减少了47％，但却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南海各地得到新的市场。1934年，日本外交官得到中国政客之助，与中国签订《最惠国关税协定》，以与西方列强抗衡。
1932年3月日本扶持原清朝皇帝溥仪为新成立“伪满洲国”的行政首长，2年后正式立溥仪就皇帝位，年号康德。设置百官，由日本人或依附日本的中国人任职，每一中国官吏之后必有一日本顾问。表面上虽仍然维持门户开放政策，但实际上则千方百计将“伪满洲国”的贸易与资源设法由日本人加以控制。日本移民“伪满洲国”并不理想，但日本的资金却大量涌入。为了达到商业及军事上的目的，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广建铁路，改善公路，并与苏俄谈判收购东北铁路问题。日本陆军精明能干，不但幕后主持新成立的“伪满洲国”，并遥控东京的决策。此外，还怂恿溥仪进占热河，进逼北平，唯时机尚未成熟，只好暂为退却。
同时，在南京的日本外交代表，不惜重利引诱中国政府接受日本在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领导地位。日本计划在征服中国或以贷款方式控制中国之后，即转以对付它的旧敌——过去是俄帝，现在是苏联。远东最大的西伯利亚单轨铁道，沿着蒙古骆驼商队之路线，经由张家口与乌兰巴托，或穿越“伪满洲国”的边界而至赤塔，或经过其他数百处易受攻击之点，这几乎团团地把“伪满洲国”包围着，于是日本陆军准备对这条由海参崴通往苏联首都的铁道加以打击或切断。苏俄亦枕戈以待冲突的来临。它在库兹涅茨克及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大规模开拓煤矿，兴建钢铁工厂，以便随时可以生产军备；在海参崴，成群的苏俄潜艇正静待着日舰的来临；而数以百计的轰炸机也不断地监视着日本的生产与运输中心，及其以易燃木材建筑的都市。
在日苏对峙的幕后，西方列强亦感到焦虑不安：美国为失却中国市场而烦躁；法国对是否能维持中南半岛也深感疑虑；英国不仅在中国境内受到日本的竞争，在澳大利亚及印度亦受干扰。然而，法国宁可在财政上资助日本，而不愿与之为敌；狡猾的英国，采取旁观的态度，希望在亚洲贸易的每一竞争者自相残杀，以坐收渔人之利，重执世界贸易牛耳。利益的冲突日趋尖锐，而争夺亦日趋明朗。日本坚持在其境内的外国石油公司，应该维持足供日本半年使用的储量，以备不时之需。“伪满洲国”的石油全由日本垄断。纵使在美国的抗议及乌拉圭总统的否决下，日本仍能赢得乌拉圭国会的核准，在拉普拉塔河（River Plate）设置一自由港，便于输入免税货物或日本商品。日本在拉丁美洲商业及财政上的发展，远不及德国，德国在南美洲商业的迅速发展，加快大战的早日爆发，也促使美国参战。当人们开始忘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另一场大战却正在酝酿。
美国是否必须与日本打仗？美国的经济制度使资产阶级享有科学管理及劳力所创造出的庞大无比的财富，但因国内消费有限，以致生产者无法继续等量的生产。于是极力争取国外市场，避免国内滞销，导致生产中断。然而，此一情形就日本经济制度而言，显然更加迫切。日本必须征服海外市场，不仅为了借以维持其业已集中的财富，而且可以确保日本工业所不可或缺的燃料与原料。无比讽刺的是，1853年被美国唤醒的农业国日本，当其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却汇集了全国的力量与技术，并以武力征服或外交手段等方式，去控制美国所欲推销其剩余产品的亚洲市场。历史证明，当两国竞争同一市场时，其经济竞争处劣势的国家，倘若其武力与资源较为雄厚，势必向他国开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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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个程序本质上与1789年法国废除封建制度、1862年苏俄解除农奴制度、1863年美国解放黑奴相似。
[2] 据最近一次人口调查，横滨人口为62万人，神户人口78.7万人，大阪有214万人，东京则有531万人。
[3] 日本境内山岭毗连，陆上交通不如海上贸易发展迅速。与西方国家比较，日本公路欠佳，汽车初时行驶，尚具危险性。19世纪80年代初为美国传教士所发明的人力车，在美国因汽车的发明及20万英里公路的铺造，已渐淘汰，但当时在日本仍然存在，东京的地下铁路发展比美国及欧洲国家的城市顺利。日本第一铁道于1872年建立，全长仅18英里。至1932年全日本有铁道13 734万英里。日本首次建立的快速铁道，则是在中国东北大连与长春之间，全长700公里，行车时速120公里。
[4] 女工报酬低的部分原因即因女工一结婚即离开工厂，雇主又得另募新手接替。
[5] 妇女于工作时间亦穿着西方式的制服，惟无论男或女，一下班又穿起传统的和服。
[6] 1923年大地震浩劫之后，得到美国救难船救济的日本横滨市民，趁火打劫，假借朝鲜人将推翻日本政府、杀害天皇的名义，当街杀害数百（一说数千）无武装的急进分子及朝鲜人。
[7] 小泉八云说：“我居住在一块数百年来从未曾有窃案发生的国度里——明治时代新落成的监狱，冷清地搁置在那儿。”
[8] 1853年前，日本即有科学存在，唯大部分均自中国输入。日本采用的历法，首先是阴历，604年朝鲜僧侣又介绍了阳历到日本。680年中国的修正历法又为日本所采用（目前仍存在）。以中国方法推算历朝天皇的大事。及至1873年，日本才采用格里高利历法（Gregorian Calendar，即现在的阳历）。
[9] 到1934年日本帝国总人口包括日本、在朝鲜及中国台湾的达8000万。日本如能将中国东北置于其控制下，则将增加至1.1亿人口。日本人口每年增加100万，而美国人口乃保留原状，则不久两国人口必逐渐趋于相等。
[10] 英、美、日三国的海军吨位比例5∶5∶3，系基于英、美海岸线与属地防御的较大限度，与日本领土所需的防卫力作为决策依据。
[11] 依此原则，各国的移民基数，以1890年该国移民在美国人口的总数为准。
[12] 本书著于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