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廖凤林 译
索宇环 校
邵迎生 修订
按语
所谓“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问题，指的是非医学院校毕业，甚至对医学知识、医疗技术一无所知的“外行人”，可否进行精神分析的问题。一般人以为只有医生才有权利实施精神分析技术。弗洛伊德在本文中指出，这种认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外行——非专业人员”只要接受过必要的专业训练，进行过自我分析，掌握潜意识心理学理论和精神分析技艺，就能够克服“抵抗”和控制“移情”，完全可由外行转变为内行，成功地完成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
引言
这本小册子的标题不大容易理解，因此我要解释一下。“非专业者”就是“非医生”。现在的问题是非专业人员是否也可像医生一样被允许进行精神分析。该问题受到时间与空间两方面的限制。就时间方面而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去关心由谁来进行分析的问题。确实，人们几乎不关心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的唯一共同点是希望没有人来从事精神分析。对此，他们陈述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们都不喜欢精神分析。因此，那种认为只有医生才可从事分析的要求与对待精神分析的一种新的显然更友好的态度是相一致的——如果这种态度不被猜疑为是对早期态度稍作改变的话。人们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分析疗法，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只有医生才有资格。为什么要做这种限定？其理由还需探究。
再就空间而言，精神分析并没有在所有的国家引起相同的重视。在德国与美国，分析治疗仅仅是一种学术性的讨论。因为在这两个国家，每个患者都可以选择医生，选择治疗方式。患者选定的任何医生，有的是“庸医”，能够为所有的患者治疗。唯一的限制是，医生要对自己的行为
承担责任。[182]法律只在医生受到起诉，需要补偿他给患者带来的某种伤害时才起作用。但在奥地利——我正在此并为此写作的地方就有明文规定，禁止非医生给患者治病——而不论实际结果如何。[183]这样，外行人（非医生）可否用精神分析给患者治疗成了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一出现，显然就被法律的条款解决了。神经症患者是病人，非专业人员不是医生，精神分析是治愈和改善神经症患者的一种治疗程序，而整个治疗过程都应委托医生进行。以此推断，不应允许非专业人员对神经症患者实施精神分析，如果他们非要那么做，则应受到惩罚。结论如此简单，以致人们几乎不怎么争论非专业人员的分析问题了。同时，有些复杂情况法律不想干涉，但却值得考虑。这或许可以证明，在分析治疗的事件中，神经症患者与其他患者不同，非
专业人员也不是真正的外行人，医生还没有真正具备人们有权期望的医生的资格，还不具备满足患者要求的医疗素质。如果这真是可以证明的话，那么，在目前这种状况没有改变前，人们要求法律不要妄加干涉非专业人员的分析治疗也是情有可原的。
一
这事能否发生将取决于那些没有义务熟悉分析治疗的特殊性的人们。我们的任务是把有关分析治疗的信息传达给我们认为是公正的、但目前对分析治疗仍然无知的人们。很遗憾，在分析治疗时，我们无法让这些人在场旁观，因为“分析的情境”不允许有第三者出席。此外，分析治疗的不同时期，其价值是不相等的。一位未经许可的听众若碰巧有机会听到了分析治疗的某一过程（时期），一般地说，只会使他形成对此的无用印象。他会处于难以理解分析者与患者之间究竟发生着什么的危险状态中，或者他会感到乏味。所以，听众一定要相信我们提供的信息，当然我们尽可能使信息可靠。
一个病人或许正遭受着他控制不了的情绪波动的痛苦，或许正遭受着由于他认为他没能适当作事而感觉到自己精力不支的失望感觉的煎熬，也可能正为自己在陌生人面前总感到不自在而苦不堪言。他或许已经觉察到（但并不理解其原因）他难于从事他的本行工作，甚至也难于做任何比较重要的决定，并难于贯彻决定。也许有一天他由于焦虑而极度苦恼（但他不知道苦恼的由来），从此若非特殊努力，他就不能独自沿着大街行走或乘火车旅行。他也许不得不彻底放弃这两种活动。或者是另外一件奇特的事情：他的思想神游，以致他的意志也控制不了。它们尽纠缠些与己无关的问题，怎么也无法摆脱。他身不由己地做些相当滑稽可笑的事情，比如数数房屋前的窗户有多少个等。当他从事像寄信、关掉煤气阀等简单活动后，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做了那些事情。
这或许仅仅是件令人烦恼和麻烦的事。但是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总排除不掉一种想法——自己把一个小孩推倒在汽车轮子下，或者把一个陌生人从桥上推进水里，或者他不得不反复问自己——自己是否就是警察正在抓的与那天发生的犯罪活动有关的凶手，那这种状况就会令他不能忍受。他自己也清楚这显然是一派胡言，他绝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他人的事情，但假如他真的是正在被通缉的谋杀犯，他的感情——他的罪疚感——反而不会那么强烈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病人——这次让我们选一位女患者——她正在另一领域遭受着另一方面的痛苦。她是一位钢琴家，但她的手指被痉挛困扰着，不听她使唤。或者，当她想要去参加一个宴会时，她会即刻有一种要大便或小便的感觉——这种情况当然与社交聚会是不相容的。
因此，她放弃赴任何宴会、舞会，放弃光临剧院或音乐会。她时常在最不恰当的时候感到剧烈的头痛或其他器官痛。她甚至不能控制去吃那些从长远看对健康很有害的食物。最后，她不能忍受任何激惹——事实上在生活中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件最悲哀的事情。而且一遇激惹场合，她就晕倒、肌肉痉挛，进而引发可怕的病理症状。
还有一些病人，他们所受的干扰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感情生活与某种身体需求相结合。若这些病人是男性，他们发现他们不能把自己最温柔的感情对异性做适度的身体表达，尽管他们或许可对不太喜爱的物体做出自如的反应。世俗的感情把他们与他们看不起又想摆脱的人们连在了一起。或者，类似的感情把那些自己很不愿完成的要求强加在自己身上。
如果患者是女性，她们会感到当她们有性生活要求时会被焦虑、厌烦或不知名的障碍所阻挡。
如果她们屈服于爱恋，她们会觉得自己是受了享乐的欺骗——这种享乐是本性提供给此种屈服的一种奖赏。
所有这些患者都承认自己有病，并前去就医。通过医生的治疗，他们期望自己的神经错乱可得到排除。医生也要把病人划分为不同类别。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诊断病人，并把他们划分在不同病症名称下：神经衰弱、精神萎靡、恐怖症、强迫性神经症、癔症等。他们检查与发生上述病症相关的器官，诸如心脏、胃、肠、生殖器之类，发现这些器官都很健康。医生建议病人中断他们久已习惯了的生活模式，去休假、加强锻炼、增加营养。通过这些手段，或许会取得暂时的改善，或者根本不会改善。最后，病人听说有些人对这些疾病的治疗很有一套办法，开始接受分析治疗。
在我写这篇关于神经症状的专题论文期间，我设想就在分析现场的“公证人”已表现出不耐烦的迹象。然而，在这点上（对患者施予分析），他开始注意并感兴趣。“所以现在，”他说，“我们将逐渐认识到分析学家是如何治疗那些医生不能给予帮助的病人的。”
分析学家与患者之间除了相互交谈什么也没做。分析学家不使用任何仪器、甚至不给病人检查，也不开什么药。如可能的话，在治疗期间，他甚至让病人保持原来的生活环境和原有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或许也不总是行得通的。分析学家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与病人会面，启发病人交谈，听他倾诉，然后接过话茬对病人讲话，让他听自己谈。
现在“公证人”的脸上开始露出信任和轻松的神情，但又明显地存有轻蔑。他仿佛在想：“就这么谈谈而已，话语，话语，话语，正如哈姆雷特所说。”他肯定还想起了靡菲斯特的嘲讽的话：
与话语相伴可以使人们多么舒服[184]——一段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台词。
“看来，这是一种法力，”他评论道，“你们凭说话，就能把病人的病痛给说跑了。”
确实，分析如能比医药更快地治愈病人，它就真可以说是魔术。魔术师的基本要素就是速度——人们说快速导致魔术师的成功；然而分析治疗要花数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当魔术慢到如此地步时，它就不具备奇迹般的特征了。补充一句：让我们不要蔑视语词吧。语词，它毕竟是一件有力的武器。通过语词，我们相互传达感情，这是我们影响别人的方法。语词，它的好处妙不可言，但也可能造成可怕的创伤。诚然，“行为在先”[185]，语词在后；在某些情况下，当行为被软化为语词时，就意味着文明的进步。但语词在最初出现时，是一种魔术——一种魔术般的行为，并且它一直保持着它起初所具有的那么多的魔力。
这个“公证人”继续说：“让我们假定，病人跟我一样对理解分析治疗没有知识准备，那么你如何使他相信语词或语言具有可使他摆脱痛苦的魔力呢？”
当然，如若必须让他有所准备，那么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做到，即要求他对分析者绝对坦白，不要有意隐瞒任何闯入大脑的思想，抛弃任何可能阻止他报告某种思想和记忆的消极因素。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总有一些非常不愿意告诉别人或自认为不可能告诉他人的事情，这些是他的“个人隐私”。他也有这样一个观念——这在自知心理上代表一个伟大的进步——人们有一些对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事情：他喜欢向自己隐瞒，为此，一旦它们在头脑中出现，他会突然住口，并极力把它们从脑海中驱赶出去。或许他注意到，一个明显的心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出现——他意识到他在我隐瞒自己。看上去似乎他自己已不再像他从前一直所认定的那样是个统一的自我，似乎他体内有某种与自我相矛盾的东西存在。他可能模糊地意识到自我与精神生活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对立。假如这时接受分析者向他提出的要求——说出一切隐情，那么，他将容易地预感到——在此等非同寻常的情况下与一个人进行思想联系和思想交流将同样产生非同寻常的效果。
“我理解，”我们的“公证人”说，“你认为每一位神经症患者都有某种压抑他的东西、某种秘密。通过诱导，他向你说出这个秘密，你就减轻了他的压抑，挽救了他。是的，这就是坦白原则。从远古时代起，天主教会就利用这一原则来维护天主教对人们精神的统治。”
我们一定要回答是或不是。无疑，坦白在分析中发挥着一定作用——或者说是分析的前奏。
但这远不能构成分析的本质或者解释分析的结果。在“忏悔”中，忏悔者要讲出他知道些什么；在分析中，神经症患者一定要讲出更多的东西才行。我们从没听说过，“忏悔”的神效已大到可以摆脱真正的病理症状。
“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他开始反驳说，“‘他讲出的比他知道的更多’，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我完全相信，作为一名分析专家，你已对你的病人产生了比神父对他的忏悔者更大的影响，因为你与病人的接触时间更长，更深入，也更个人化。还因为你可用这种特别的影响让他丢弃他那些病态的想法，用言语让他摆脱恐惧等等。如想同样用这种手段来控制诸如呕吐、腹泻、痉挛等纯生理现象，那就怪了。但我知道，如果使某人处于一种催眠状态下，这种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可能实现的。你在患者身上施展法术，便可与他建立一种催眠关系——他对你有一种微妙的依赖倾向——即使你可能并没打算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取得的惊人的结果就是催眠暗示的作用。就我所知，催眠的效果要比分析来得快，而且你告诉过我，分析需要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
我们的“公证人”不可能像我们刚开始时所认为的那样如此无知，或如此糊涂。某些迹象确凿地表明他正在已有知识的帮助下努力理解精神分析，他正极力把分析与他已知道的事情联系起来。现在的困难是让他清楚他的这种努力不能成功：分析是一种特殊过程，具有新奇和独特性，只能借助于新的顿悟——或假设（如果这样说听起来更容易接受）才能理解。但我们的公证人还在等着我们对他的最后评论作出回答。
你谈到的关于分析者所产生的特殊的个人影响，无疑值得我们充分重视。这种影响确实存在着，且在分析中起着极大作用——但与在催眠状态下所起的作用不同。要使你相信分析与催眠的情境非常不同，应该不成问题。这充分说明我们在催眠暗示中并不利用“暗示”这种个人影响因素去抑制疾病症状，而人们却在催眠中利用暗示来压抑疾病症状。认为这种因素是分析治疗的工具和促进者，且贯穿分析始终，也是不对的。无疑，分析之初它是这样的，但到了后来，这种影响开始背离我们的分析意图，迫使我们采取最深远的对策。我要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分析技术远不是转移患者的思想，或者用言语帮他摆脱困扰之类。如果我们的一个病人有了罪疚感，似乎自己犯了严重的罪行，我们不会劝告他无视良心的不安，也不能强调他真的清白。他自己就经常这么做，却没能奏效。我们所要做的是，让他意识到这样一种强烈的持久的感觉必然是有某种事实根据的，而这个事实根据是有可能找得出来的。
“如果你能以同意你的病人的罪疚感的方式实现安慰你的病人的目的，我将不胜惊讶，”公证人说，“但你的分析意图是什么？你要对你的病人做些什么呢？”
二
如果我要讲一些你们能够理解的内容，那么我肯定会讲只有在精神分析学派内部才知道或才受重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些理论中，你们很容易推断出我们应从病人那里得到些什么信息，以及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些信息的。我将像阐述一个完整的理论那样，教条地、详细地给你们解释。
但不要以为这个理论是以这样的哲学体系似的结构出现的。这一理论的发展非常缓慢，我们努力解决每一个问题，并结合观察结果不断修正它，最后才使它完善成我们的目标所追求的形式。若是在几年前，我将不得不用其他术语来阐述这一理论。当然，我还不能向你们保证今天我所阐述的理论就是这一理论的最终形式。你们都知道，科学不是一本启示录，在一门科学出现了很长时间以后，它可能仍不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具有确定性、可靠性和恒定性。尽管如此，这一理论是我们目前所能得到的全部。如果你能记住这一点：我们的科学还很年轻，还不到一百年，而它所研究的是人类所能研究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我的解释，你就很容易采取正确的态度加以对待。你们如果没听懂或想得到进一步解释可以随时打断我。
“在您开始前我就想打断您。您说您想要给我们讲一种新的心理学理论，但我本来知道心理学已不再是新兴学科了。已有的心理学派、心理学家已经够多的了。我在大学时就听到过这一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了。”
我不想争论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能更深入细致地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些重大成就应属感官生理学范畴，而心理生活的理论却由于误解而被禁止研究，没能发展起来。今天的研究包括些什么呢？是在大学里教的那些吗？除了那些感官生理学领域有价值的发现以外，大量的心理过程的分类和定义已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共同知识。这应感激语言学的应用。但很显然，这些分类和定义不足以概括我们的心理生活。你是否注意到了：每一位哲学家，每一位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每一位历史学家和传记小说家，都构筑了他们自己的心理学。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心
理活动相互联系和目标的独特假设。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看似合理，但同样都不可信。它们明显地缺乏一个共同的基础。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心理学领域可以说没有地位，没有威信。
在这个领域，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胡为”。如果你提出一个物理或化学上的问题，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会保持沉默。但是，如果你大胆地做出一个心理学假设，你就必须做好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评判与驳斥的准备，似乎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专业知识”。每个人都有心理活动，所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个心理学家，而我却觉得这个头衔对于他们是不大合适的。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申请做保姆的人，当被问及她是否会看孩子时，她回答：“当然，毕竟我也曾是个孩子呀。”
“您宣称您从对病人的观察中发现了一直被每一位心理学家所忽视的心理生活的‘普遍基础’，是这样吗？”
在我看来，我们的发现的来源并没使那些心理学家们丧失其价值。举个例子说吧，胚胎学如果不能合理地解释天生的器官畸形，就不值得信赖。我给你们讲过，有的人思想失控，所以他们倾向于担心一些与他们完全没有关系的问题。你们认为学院心理学能够在解释这种精神失常方面做出贡献吗？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在晚上，我们的思想各行其是，产生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念头，令我们迷惑，怀疑这些念头是由于病理原因引起的记忆恢复。这就是我们的梦。普通人总是坚定地认为梦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能说明点什么，学院心理学却一直没能告诉我们梦的含义是什么。它对梦无能为力。即使它试图做出解释，也是非心理学的，比如，将梦归因于感官刺激或大脑不同部位睡眠深度不同等等。但是公平地说，一种心理学如不能解释梦，那么它对于理解心理生活就是无用的，它也不配称为一门科学。
“你太激进了，很明显，你已把问题引向一个极其敏感的区域。我听说过，精神分析的确很重视梦这个现象，它在梦的背后寻找真实事件的记忆。但我还听说，对梦的解释也是因人而异的，就连精神分析家们自己也还在争论释梦的方法，争论从梦中得到的结论的合理性。如果真的这样，你就不该如此肯定精神分析的优点已远远超过学院心理学。”
你说的的确包含了许多事实。实际上，梦的解释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不同的重要性。
如果我表现得过于激进了，那只是我的一种自我辩护方法。当我想到一些分析者对释梦理论所做的损害时，我就很伤心，表达出悲观的论调。像伟大的讽刺作家内斯特罗伊[186]曾说的：前进的每一步都只有它最初看上去的一半那么大。但是不知你们发现了没有，人们从来不会曲解他们已经掌握了的事情。只要有点预见性和自律性，许多释梦的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然而，你们更会同意，如果我们如此远离正题讨论下去，我将无法进行我的理论阐述。
“是的，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接下来你打算告诉我们这种新的心理学的基本原理。”
这并不是我一开始要讲的内容。我的目的是要让你们知道，在我们分析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心理仪器”结构的蓝图。
“你的‘心理仪器’是什么意思？我可以问一下它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一会儿你们就会清楚什么是“心理仪器”了，但是请你们不要问它是由什么制成的。这不是心理学感兴趣的问题。心理学对此不关心，就像光学研究对于望远镜的镜筒是由金属还是厚纸板做成的不感兴趣一样。我们应将“材料”这个问题[187]搁在一边，而只保留空间问题。我们勾画出来的这种不知名的仪器，能像真实的一样进行心理活动，这种仪器由几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我们称作“代理处”），每一部分执行一种特殊功能，互相之间有固定的空间关系。这种空间关系被理解为“前”与“后”、“表面”的与“深层”的——我们只是说，它首先代表功能的有规则的顺序关系。我讲清楚了吗？
“恐怕没有，也许我以后会明白。但无论如何，这种东西很像奇妙的灵魂解剖学——自然，对于科学家来说这种事情再也不存在了。”
那你还要怎样呢？这只是一个假设，像许多其他科学假设一样，早期的假设通常很粗浅，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尚待修正”。现在我似乎没必要求助于“好像”这个普遍手段。这种“虚构”（哲学家法伊英格尔[188]这么称呼过）的价值大小在于研究者可以凭借它获得多大的成就。
还是让我们开始吧。从日常生活知识出发，我们会认识到，人类有一种心理组织（mental organization），它介于感官刺激和身体需要与行为动机的知觉之间。这种组织的介入有其特殊的意义，我们将它称作“自我”。现在它已经不是什么新词了。我们中的每个人即便不是哲学家也能做出这种假设。但我们认为它不足以详尽描述心理仪器的全部。除了“自我”，我们还发现另一个心理区域，它比“自我”更广泛，更重要，更隐蔽，我们称之为“本我”。“自我”与“本我”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研究的直接对象。
你也许会反对我们选择简单的代词来描述我们这两个代理处或范围，而不给他们取一个响亮的希腊语的名称。然而，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更倾向于贴近普通的思维模式，并尽量使概念更适用而不是被丢在一边。这不是什么优点，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理论必须被病人所理解。
虽说他们通常都很聪明，但不都博学。“本我”不受个人感情影响，和普通人的某种表达方式很接近。“它从我身体里穿过，”人们说，“刚才有种比我自己还强大的东西存在于我的体内。”
在心理学中，我们只能借助于类比来描述事物。这并不奇怪，其他领域也有这种做法。但我们必须不断地改变这些类比，因为它们当中没有哪一个能供我们长久利用。因此，为了搞清自我和本我的关系，我必须让你们将自我看成是本我的表面，就像它的一个外层或表层。我们可以依据最后这个类比展开讨论。我们都知道，表层的特点受其接触的外部世界的影响。因此，我们假设：自我是心理仪器的（本我的）表层，它受外界（现实）的影响。这就告诉你，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对用空间观点来看事物的做法是何等重视。对我们来说，自我的确是表层的，而本我才是深层的。当然，这只是从外面看。自我介于现实和本我之间，是真正的心理机制。
“我还不想问这些是怎么得出来的，但是请先告诉我，你从本我和自我之间的差异中得到了什么启示？什么引导你发现了它？”
你的问题为我下面的讲解引了路，因为了解自我和本我在许多方面的差异是件重要而有价值的事情。控制心理活动过程的规则在自我中和在本我中是不同的，自我通过其他方法追求不同的目标。
关于这个我可以讲出很多，但也许你愿意听一个新鲜的类比和一个例子。想一想在战争期间先头部队和后方部队有什么不同。我们都不会惊奇，先头部队和后方部队有那么大的差异，许多事情在后方部队中是允许做的，而在先头部队中却被禁止。当然，对此差异的决定性影响，在于先头部队更接近敌人。
当然，在心理活动中这个决定性影响就是，更接近外部世界。有时候“外界”、“陌生”和“敌视”都是相同的概念。好了，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例子上来。在本我中没有冲突，矛盾和对峙同时存在，却无关大局，本我对它们的调节通常是以折中的方式进行的。而自我在类似的环境中，会感到都是非解决不可的矛盾。而这种解决恰是舍一方留一方的冲动。自我这个机制的特征，是明显地倾向于统一、综合，这个特征在本我中是没有的。在本我中，可以说“全部分裂”；不同的欲望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互不关联。
“如果这样一个重要的心理领域或‘后方部队’确实存在的话，那你怎么解释，在精神分析出现以前它一直被人们所忽视这个事实呢？”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问题上来了。心理学自己闩上了通往本我领域的门，因为它坚持一个看似合理实际上却站不住脚的假设，即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189]有意识是衡量什么是心理活动的标准。如果我们头脑中有些过程没有被意识到，那么，它们就不是心理活动，它们就与心理学无关。
“但是我应该想到是这么回事。”
是的，心理学家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种想法一驳即倒。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区分。最迟钝的内省者也会发现，某些想法若不做准备是不可能出现的，但你又从未感受到思想的前奏，虽然它们的确是一种心理现象，而进入你的意识中的只能是准备好的结果。偶尔你可能会在回顾中，比如重新建构中，意识到这些准备阶段的思想结构。
“也许某些人注意力分散了，所以才没有注意到准备过程。”
借口！你不能以此来说明这个问题，心理活动往往都是很复杂的，它在你的头脑中发生了，而你的意识和你却都不知道。或者你是否想说明多花些或少花些注意力就可以将非心理行为转化为心理行为？但问题是争论又有什么用呢？有一种催眠的方法，如果有人愿意去学的话，他就会从中找到潜意识的铁证。
“我不想退却，但我终于明白了你的意思。你所说的‘自我’就是意识。你之所谓‘本我’是下意识（subconscious），现在人们经常谈论这些。但你为什么给它们化了装，用了新名称？”
这不是化装。其他名字是无用的。不要试图用文学代替科学。如果有人谈到下意识，我就不能分清他所说的是心理地形学意义上的——表示头脑中位于意识之下的某种成分，还是实质性的——藏于表层下面的另一种意识。他自己可能也不清楚这些。唯一可信的就是意识和潜意识的对立，但是将这种对立简单地等同于自我和本我间的区别将是个严重的错误。当然，如果真的如此简单就好了，那样我们的理论就会畅通无阻，但事情绝非如此简单。真正的事实是：本我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而且总是潜意识的，而在自我中发生的进程本身就能够成为有意识的。但并非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或总是而且也不必总是有意识的。自我的大部分也可能永远是潜意识的。
心理过程成为有意识现象是件很复杂的事。我忍不住要再次教条地强调我们有关该问题的假设。也许你已经记住了，自我是本我的外围的、边缘的一层。现在，我们相信，在自我的最外层有一个特殊的代理处，或者叫系统或器官，它直接面对外部世界，通过对它的刺激，我们称作意识的现象便产生了。这个器官能够从外部均匀地接受刺激，以此方式接受外部世界的各种刺激（在感觉器官的帮助下）。它还能接受来自内部的刺激，这样便首先对本我中的感觉做出反应，然后又对自我中的进程做出反应。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了，我能理解的越来越少了。说到底，你就是想让我参与讨论一个问题：
非心理医生是否应该从事精神分析治疗？你讲出这么一大堆大胆却又模糊的观点，而你自己又不能让我信服，那么，讲它们还有什么意义？”
我知道我不能使你信服，这也是我力所不及的。我的目的也不在于此。当给学生上精神分析理论课时，我们能够看出，开始时，我们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多么浅显，他们对待精神分析理论就像对待被灌输给他们的其他抽象概念一样冷淡。他们当中的少数人也许希望被说服，但却丝毫未见有人被说服的迹象。同时，我们也要求每一个想在他人身上实践精神分析的人，先让自己服从于精神分析。只有在这个自我分析（该词似易被人误解）[190]——即一边亲身体验分析所要求的过程，一边对他们自身，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他们的思想施以影响时，他们才能够信服，并在日后成为精神分析专家时，以此来指导他们的实践。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些简单的、因而不好理解的理论。由于你们没有亲身经历，又无法证实它们，所以我怎么能指望说服你们相信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呢？
我另有目的。我们之间所争论的问题不是关于分析是否明智，也不是关于假设是否正确的问题。我向你们解释我们的理论，是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借此可让你们了解精神分析理论包含的观点的范围，了解精神分析法对待病人所依据的假设是什么，以及这些假设对病人的作用。用这种方法必将有助于阐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问题。不要惊异，如果你一直在听我讲，那你已经通过了最困难的阶段。接下来的所有问题对你们来说都将很容易。但是现在，如果你们允许，我要去休息片刻。
三
“我猜想，你可能想告诉我如何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勾画出神经症患者的病因。”
我会尽量说清楚的。但是为此我们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自我和本我，从动力心理学角度，也就是说，注意它们当中的作用力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我们对心理仪器的描述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唯一担心的是它会再次变得难于理解。”
我希望不会。你很快会发现你已走入其中了。现在，我们假设驱动心理仪器的力量来自身体器官，主要表现为生理上的需要。你们会记得一个诗人兼哲学家的话：“饥饿和爱推动了世界。”[191]
我还要补充一句，这是两种多么巨大的力量。啊！我们给引发精神活动的生理需要取个名字叫“本能”。[192]这个词会使许多现代语言黯然失色。在某种程度上，本能构成了本我：本我中的一切能量，简而言之，都源于本能。自我中的能量的来源也是本能，它从本我的能量中汲取能量。那么这些本能想得到什么呢？满足，即建立某种环境以使生理需要得到满足。缓解需要的紧张程度会使我们的意识器官感到愉快，而增强需要的紧张程度则很快会使我们感到不悦。一系列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就在需要的紧张程度的波动中诞生，整个心理仪器就是借助于这个情感系列而调节着它的活动，于是我们称之为“快乐原则的控制”。
如果本我的本能需要不能得到满足，那就将出现一些很棘手的境况。这方面的经验表明，满足本能的环境只能借助外部世界才能建立。每当这时，本我中直接面向外部的那一部分——自我，开始起作用了。如果让心理仪器运转起来的全部动力都来自于本我，那么自我就承担着掌舵的任务。没有自我，目标是无法达到的。本我中的本能不惜一切代价，迫切要求立即得到满足。
如果让本能照这样行事，将什么也得不到，甚至还会招致损失。预防这种不幸，调节本我的要求与外部世界的反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自我的工作。自我在两个方面进行活动，一方面，它在感官和意识系统的帮助下观察外部世界，以便抓住有利机会，让本我得到无伤害的满足。另一方面，它影响着本我，抑制其“冲动”，引导本我中的本能延缓它们要求的满足。如果确有必要，自我还将改变自己的目标，或者作为某种补偿，它将放弃这些满足。自我在用这种方法制服本我的冲动的过程中，用现实原则取代了快乐原则。快乐原则原先是决定性的，而现实原则追求同快乐原则一样的目标时，却要考虑真实的外部世界所施加的条件。后来，自我认识到，除了适应我已描绘的外部世界外，还有另外一种获得满足的方法，即通过改变本我而使本我介入外部世界和在外部世界里有意识地建立使满足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它成为自我的最高功能。
自我决定何时方便控制本我的冲动并使之屈服于现实，何时又倾向于去满足本我的需要从而去反抗外部世界，这种决定构成了世俗智慧的全部本质。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虽然本我没有自我强大，但本我能容忍被自我这样控制吗？”
是的，如果自我拥有整个组织和效力，如果它有进入本我各部分的方法，并能影响它们，则什么都好办了。因为在自我和本我之间没有天然对立，它们彼此融合在一起，在正常条件下，它们其实已不能互相分开。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仍不明白，在如此理想的关系中，怎么还能存在一丝病理性失调的可能呢？”
你说得对。只要自我及其与本我的关系满足这些理想的条件，那就不会再有神经性失调了。
疾病产生的原因是想象不到的，了解一般病理学的人不会惊奇找不到原则性的证实：那就是带来疾病，导致功能失调的祸首，恰恰就是这些最重要的发展和变异。
“你讲得太深奥了，我理解不了你的话。”
我必须再稍微回溯一些事实。一个有生命的小生物体，即使它充满了破坏性的作用，但相比于强大的外部世界，它仍是可怜的、无能力的，是不是？一种自我组织仍没有发育成熟的原始的生物，正处于所有这些“创伤”的控制之下。它靠着本能愿望的盲目满足过活，最后通常消亡了。
自我的变异，首先是向自我保存迈出的一步。无可非议，从破坏中学不到什么。但是如果有人已经幸运地熬过“创伤”而活了下来，那么他会注意到相似情形下的方法，他会仅凭一简略的印象复本就能以焦虑情绪指出危险所在。而这个印象是在他战胜“创伤”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这种对危险知觉的反应就表现为企图逃跑，这样做可以达到拯救生命的效果。在某人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还不能以一种有效的甚至具有侵略性的方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危险以前，也许只能逃跑。
“这些可不是你答应要告诉我的。”
你没注意到我就快要实现我许下的诺言了。即使那些自我组织刚发育成熟的生物体，在他们童年期的最初几年，他们的自我仍是脆弱的，几乎没从本我中分化出来。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无能力的自我感受到一种来自本我的本能需要，而这种需要是自我一直想去抵制的，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自我想抵制（因为我知道满足本能需要是危险的，我将幻想出创伤性情景，并将会与外界发生冲突），但是自我又控制不了这种本能需要，因为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这样做。在此情况中，自我视本能的危险如同外部的危险一样，自我克制自己不去响应本能的冲动，并企图逃避，从本我中撤出，让本我自己听天由命。如我所指出的，自我具有抑制本能冲动的机制，暂时，还有防卫危险的效用。但是，人们不要泰然地把内部和外部混淆。一个人无法逃避自己。在抑制状态下自我遵循快乐原则，并习惯于矫正，结果必定在报复中受到损伤，这表现在自我已永远缩小了它的影响范围。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现在是孤立的、自由的，外物无法接近它，也影响不了它，它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再往后来，当自我变得越来越强大时，它仍不能解除压抑作用，它的综合性被破坏了，本我的一部分仍是自我的一块禁地。孤立的本能冲动不再无所事事了，它懂得如何去弥补被否定了的正常满足，它创造出心理派生物来取代自己，它把自己和其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并在其影响下离开自我。最后，它以一种不被承认的歪曲的替代物的形式进入了自我和意识，生成我们所谓的“症状”。这样，神经症障碍的特性就一下子变得明显了：一方面，被禁锢在综合体上的自我对本我的各部分毫无影响，为了避免与被压抑的本能产生一场新的冲突，自我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行动。自我在防止疾病——这一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派生物的毫无意义的行为中耗损了自己的精力。另一方面，个体的本能已独立存在于本我之中，而本我不顾个人的整体利益，只遵循本我深处的原始心理法则，追求它们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观测整个形势，我们将得出一个神经症发源的简单公式：自我企图以不适宜的方式去压制一部分本我，但这种尝试失败了，本我就进行了对它的报复。所以，神经症就是自我和本我之间冲突的结果。自我已开始着手处理这种冲突，因为——正如详细调查所说明的——它要不惜一切代价在与真实的外部世界的联系中保持它的适应力。而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不一致，这是因为忠诚服务于内在本质的自我偏袒外部世界，结果陷入了与本我的冲突之中。但是应该注意到，冲突并不是导致疾病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现实和本我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是不可避免的。调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自我的长期工作——自我利用效力不足的压抑工具去处理冲突，这才是导致疾病的决定因素。这种现象又是因为，当自我在接受任务的时候，它是无能力的、不成熟的，而决定性的压抑行为一般都发生在儿童早期。
“好一番漂亮的论证！因为你只想告诉我精神分析关于神经症病因的看法，以便接下去说自我是如何对抗它的，所以，我将照你的意思不去多加批评。我也许会有许多问题想问，过会儿我会提问的。此刻，我很想顺着你的思路，提出一个我自己的理论。你已解释了外部世界、自我、本我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是那依赖外部世界的自我针对本我的反抗。如果自我做出相反的举动，是否也可以理解呢？也就是说，在这种冲突中，自我为本我服务，抗拒外部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以我对精神病观点本质的非专业的观点看，我认为自我的这种矛盾应该是导致精神病的决定因素。自我这种脱离现实的转变才是精神病的本质。”
是的，我自己也已想到这种可能性。[193]虽然，要证实这个疑点需要对一些高度复杂的因素进行讨论，但我十分相信这种可能性与事实相符。神经症和精神病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它们在某些决定性方面仍有所区别，这取决于在这种冲突中自我倾向哪一方。在这两例病症中，本我会保持它盲目顽固的特性。
“好，继续往下说，你的理论对神经症的治疗作何暗示？”
现在让我来描述我的治疗目标是容易的。我们尽力去恢复自我，消除对它的抑制，让它重新控制本我——这是因为在早期的压抑中，自我已失去了对本我的控制。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才进行精神分析，我们的整个技术都是针对这个目的的。我们必须找到已建构的压抑，促使自我在我们的帮助下矫正它们，去解决冲突而不是企图逃避。既然这些压抑在童年早期业已形成，那么分析工作也就把我们带回到童年期的那个时候。过去的冲突大部分已被忘记，所以我们尽全力让病人回忆起这些冲突。我们了解这些冲突环境的途径是由病人的症状、梦和自由联想提供的。
但是那些冲突都须经过解释——翻译，因为在本我的心理影响下，它们已经构建出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表达形式。我们可以这样假设：病人须经过内心的搏斗才告诉我们的任何联想、思想和记忆，都是与被压抑的东西或者被压抑东西的衍生物有关的。通过鼓励病人放下顾虑，告诉我们这些事，我们正指导他的自我克服企图逃避的倾向，去承认对被压抑的东西的解决。最后，如果他能成功地在记忆中回想起被压抑的情况，他将因合作而得奖励。压抑前后的岁数上的差别会对他有利；孩子时的自我因恐惧而逃避的那件事对成年人和强大了的自我来说都只不过是孩子的游戏罢了。
四
“这半天你所告诉我的每件事都属于心理学范畴。听起来有些陌生、难懂，也有点模糊。但是，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就是‘纯’心理学了。迄今为止，我对你的精神分析了解很少，但我听传闻讲，你所从事的研究根本与精神分析无关。你一直未能谈及此类正题。这让我觉得你是在有意隐瞒什么事情。我还有另一个疑点，我不想隐瞒它。毕竟，如你所说，神经症是精神生活的失调。那么，像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理想这么重要的事，竟然对那些意识深处的障碍不起任何作用，这可能吗？”
这么说你是觉得我们将把最低级的意识与最高级的意识的考虑撇在了我们的讨论之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在目前阶段还没考虑到心理生活的内容。现在请允许我也打断你一次，让我们之间的谈话暂停一下。我给你讲了这么多关于心理学的问题，因为我想让你在头脑中有这样的印象：精神分析是应用心理学的一部分。而且，这种心理学是仅限于精神分析的心理学，为外行所不知。因此，一个精神分析者首先必须学习这种心理学，这种深蕴心理学或潜意识心理学，或者至少该学习当今人们已了解的这种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这种心理学知识作为我们以后立论的基础。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看，你所提及的“纯”意指什么呢？
“噢，有关报告一般都说在分析中详细地讨论性生活中最隐私和最肮脏的事。如果那是真的——我从你的心理学论述中推断不出那样做的必要性——那将有利于说明应该把治疗限制在医生的范围。人们怎么肯把自己的隐私处理权交给那些自己不相信其判断力而其人格又没有保障的人呢？”
医生确确实实在性的领域内享有一定特权，他们甚至被允许去检查人们的生殖器。当然啦，在东方国家不允许这样做。一些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也曾反对医生的这一特权（你知道我所提的那些改革者是指哪些人[194]）。但是，首先你应知道在精神分析中是否真的存在这种特权，和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是的，在精神分析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权。
这种特权的存在是必要的，首先，因为分析是完全建立在公正、坦率基础之上的。比方说，政府要十分详细和公开地讨论财政状况，而平民百姓谁都不让知道，即使他不是竞争者或征税者。
对公正坦率的绝对要求也给分析家施加了一个严肃的道德责任，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持异议，事实上，我自己也同意这种观点。特权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探讨神经症成因和突发因素时，来自性生活的影响因素起的作用十分重要和主要，也许可以说是十分特殊。除了与病人及病人提供的素材保持密切联系以外，精神分析还能做什么呢？分析医生从不把病人引诱到性生活方面去。
他不会一开口就对病人说：“我们来谈谈你性生活中的隐情！”只有当病人自己喜欢谈时，医生才能有机会倾听；反之，他只能静静地等待病人自己提及性的事情。我过去也常提醒我的学生：
“我们的反对者告诉我们只可接手那些与性无关的病例。我们要小心，别把性因素引入我们的分析中来。否则，我们将无缘发现这样一个与性无关的病例。”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人能有机会碰到这样的与性无关的病例。
当然，我知道，我们对性的认可已成为（无论他们承认与否）对分析怀有敌意的人最反感的东西。但这能动摇我们的信心吗？这种反对情绪只能说明我们这个文明社会是多么的神经质。因为，很显然，正常人的行为和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已相差不远。有一次，当精神分析受到德国众多学会的严肃审查时——到今天，事情不那么张扬了——其中一个发言人要求拥有特权，因为他说，他甚至允许他的病人自由谈论：当然是为了诊断的目的和检测分析医生的诊断。“但是，”他又说，“如果他们开始谈论性的问题，我就制止他们。作为一种阐述方法，你觉得这样做怎么样？”德国学会为这位发言人喝彩，并没因他谈到性而感羞愧。只有用普遍的偏见意识带来的自鸣得意能解释这个发言人何以如此缺乏逻辑思想。几年以后，当年曾经是我的追随者的几个人再次深感有必要把人类社会从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精神分析则力图把它强加给人类社会。
他们当中有人解释说，所谓性并不仅仅指性行为，还指其他一些抽象、神秘的东西。另一个人则宣称，性生活仅仅是人类寻求满足他们感知自身能力和控制别人的需要的一个领域。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已得到许多方面的支持。
“这一次，我也要冒昧表个态，我认为须有相当的胆识才敢断言：性不是生物体的自然、原始的需要，而是某种其他事物的反映。人只须借用动物做例子就可知道这点。”
那没有区别。不管有多荒唐，如果以此二者来矫正恐怖的性的主导地位，那么社会将十分情愿接受。
而且，我承认，你不喜欢把导致神经症的大部分原因归于性的因素。坦率地说，这似乎与你做一个公证人的任务不甚吻合。你难道不担心这种反感会干扰你做出公正的判断吗？
“听你这么说，我很抱歉。你对我的信心似乎动摇了。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另外选择一人作为你的公证人呢？”
因为其他人也不可能与你的想法相差太多。但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准备好承认性生活的重要性，那么人们都会惊呼：“哼，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公证人，他只是你的一个支持者！”不，我不会放弃影响你观点的希望。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依我看来，这次的情况不同于我们以前碰到过的情况。假如你的印象是，我们所探讨的是一个纯心理学的问题，那么，不管你是否相信我，我们的心理学讨论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关于性的问题，如果你能认识到你心中那强烈的想反驳的动机，正是你和其他一些人所有的根深蒂固的敌意，那么，我将很高兴。
“但是，我毕竟不像你，有那些能让你坚定信念的经历。”
很好，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述的。性生活不是什么简单的下流的事，它也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关于性，有许多需要了解的新奇的东西，也有许多奇怪的现象有待解释。我刚才告诉你说，精神分析必须溯源到儿童早期，因为决定性的压抑发生在那时候，而此时他的自我是很脆弱的。
而在童年时期就一定没有性生活吗？性生活只是在青春期才开始的吗？与此相反，我们应该知道性本能的冲动自人出生起，就一直伴随人的一生，童年期的自我实施压抑行为就是为了防止那些性本能发作。是巧合吗？小孩子们已经在与性欲望做斗争了，就像是医学会上的发言人后来做的那样，也像我的追随者们再后来创立了他们自己的理论一样。怎么会这样呢？最普遍的解释通常是：我们的文明社会完全建立在对性的损害上。不过，该问题又绝非如此简单。
关于童年期性行为的发现，属于我们有理由感到羞愧的那些发现之一（因为它的明显性）。[195]
一些儿科专家似乎已经知道这些，一些保育员也知道。那些自称是儿童心理学家的保育员，聪明地随即就以谴责的口气，称这一发现是对童年期单纯天性的亵渎。情感再次代替了争辩。这种事情在政治机构里是常常发生的。反对党的一名成员站起来，谴责内务部、军队、司法部等等机构的某一弊政。对此，另一位与会成员，比方说政府发言人，会针锋相对地说，这是当众侮辱国家军队、王朝甚至民族荣誉感，因而他说的是不真实的，这种神圣的荣誉感被当众侮辱是不能容忍的。
儿童的性生活当然不同于成人的性生活。性功能从开始到我们所熟悉的定型阶段，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它由众多目标各异的本性构成，经历了几个构建阶段，最后成为生殖功能。
并不是所有本能成分都均等地发展成最后的生殖功能，它们必须经过转移、改造，有一小部分还要被压抑。这么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发展过程中的停滞现象也是有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也会出现部分固着。如果后来性功能的作用遇到障碍，性驱力——我们称之为力比多——可能会回归到这些早期固着阶段。儿童性行为的研究和它向成熟的演化，已经启发我们认识到什么是性反常。过去人们描述性反常时总是带有厌恶感，却又说不清性反常行为出现的根源。这个话题挺有意思，但是考虑到我们此番谈话的目的，再给你讲太多也没有什么意义。要理解这理论的来龙去脉，需要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很不幸，这些知识在医学院里是学不到的。
不过，了解一点人类文明史和神话学也是必不可少的。
“谈了那么多话，我仍然想不出儿童性生活是什么样子。”
下面我将进一步探究这一主题。无论如何，让我放弃这一主题是很不容易的。我将告诉你，在我看来，儿童性生活最明显的事，就是儿童在他生命的最初五年里要经历其性生活发展的全部历程。从那时开始直到青春期，人的性生活经历一个所谓潜伏期。在潜伏期里，性意识一般没有什么发展，相反，性驱力在强度上有所减弱，一些曾是儿童所做和所知的事被放弃和遗忘。在生命的那个时期，早期的性生活的全盛期已经枯衰，害羞、厌恶、道德之类的自我的态度开始出现。
这些态度注定要起来反抗后来青春期的风暴，并铺设刚刚苏醒的性欲之路。这种性生活的“双向发作”现象与神经症的发生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似乎仅在人类范围内出现，而且可能是人类特有的神经症的决定因素之一。性生活的前期发展状况被精神分析所忽略，正如在另一知识领域里，有意识的精神生活的背景被忽略一样。你有理由猜测二者是有密切联系的。
有关早期性生活的内容、表现形式和成就[196]，还有很多东西要讲，这些都是我们未曾料及的。例如，听说小男孩经常害怕被他们的父亲吃了，你肯定会感到意外（你也肯定会惊讶我为什么要把这种害怕包括在性生活的现象中）。但我要提醒你，中学时代你就曾学过关于克罗诺斯神是怎样吞下他的孩子们的故事。你第一次听到它时，一定觉得很奇怪吧！但是，我猜测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人去思考过它。今天，我们也能想起来，在许多童话故事中，有像狼一样的贪婪的动物出现时，我们就把它看作是父亲的化身。这会使你确信由于有了婴儿性生活的知识，我们才能理解神话和童话世界。这样我们就获得了精神分析研究的一件副产品。
听到男孩子们担心被他们的父亲夺去他们的性器官的事，你也会吃惊的，这种对阉割的恐惧，对他们人格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影响，决定着他们今后性生活所遵循的方向。这里，神话又一次给了你相信精神分析的勇气。上述那个吞下自己孩子的克罗诺斯神阉割了他的父亲乌拉诺斯，后来他自己也遭到他儿子宙斯的报复，将他阉割了，而宙斯由于他母亲的机智而得救。如果你倾向于认为所有有关儿童早期性生活的精神分析报告，都来源于精神分析家的胡思乱想的话，至少你必须承认，他们的想象创造出了同原始人想象活动一样的产物。神话及童话就是原始人想象活动的遗产。一个可选择的、更友好的、可能也是更中肯的观点是这样的：在今天儿童的心理生活中，我们仍能发觉在人类文明早期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古老因素。在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儿童将以一种浓缩的形式，重复他所属种族的历史，正如我们久已知晓的胚胎学的特征贯穿机体发展的全过程一样。
幼儿早期性生活的另一个特征是，女性性器官本身对性生活还没有起作用，儿童还没有发现它，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男性性器官上，儿童所有的兴趣指向他们是否有男性性器官的问题上。
我们对小女孩的性生活比对男孩的性生活了解要少得多，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惭愧，毕竟成年女性的性生活是心理学未知的大陆。但我们知道女孩们深感她们缺少一个和男性具有共同价值的性器官，因此，她们认为自己是下等的，这种“阴茎妒羡”是女性大量性特征反应的来源。
两种排泄需要都具性兴趣，这也是儿童的特征。然后，教育降低了儿童这方面的兴趣。在玩笑中这种差异又一次被抹杀了。这看来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但是产生厌恶的情感，儿童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这一点就连那些在儿童心理的纯洁性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的人们也不予争辩。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通常，儿童把他们的性愿望指向他们最亲密的亲属。起初，指向他们的父母，而后是他们的兄弟姊妹。男孩第一个爱的对象是他的母亲，而女孩的第一个对象则是她的父亲（除非先天对两性都感兴趣而接受两种矛盾态度的同时存在）。父母中的一方被视为争宠的竞争者，并经常受到儿童强烈的敌意。你一定要正确地理解我。我想要说的不是儿童想要他们喜欢的父母，仅用我们成人所指的亲子关系的那种本质情感来对待他们，不是的。精神分析使我们确信儿童的性愿望，超出了我们成年人所理解的亲情，达到了我们所能理解的各种感官满足，也就是说，极尽儿童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很显然，儿童绝猜不出性交是怎么回事，他用自己的经历和感情中的其他概念来代替性交。通常，他的愿望以想生孩子的目的而达到顶点，其生育方式是十分离奇的。由于无知，男孩子也有生孩子的欲望。依据熟悉的希腊传说，我们把这个心理结构命名为“俄狄浦斯情结”。随着早期性欲望的结束，通常，这种结构将被放弃，从根本上分化且被改变，这种改变对以后的精神生活将起重大作用。但通常这种改变实现得不彻底，致使青春期又将这个情结唤醒，其后果会很严重。
我对你依然保持沉默感到吃惊，这可能意味着你不认同我。由于肯定了儿童第一个选择的性目标（以专业术语的方式表示）是乱伦，无疑，精神分析再一次伤害了人类神圣的情感，并要为此遭受大量的怀疑、反驳和攻击做充分的准备。事实上，精神分析已经受到了太多的反驳和攻击。
真正伤害人类感情的，不是今天精神分析对乱伦的善意分析，而是把俄狄浦斯情结当成人类命运的普遍结构的假设。顺便说一句，希腊神话肯定也有同样的意思。但是，今天大多数的人，无论是知识渊博的还是没有文化的人，更愿意相信本性在我们身体里埋下了天生的厌恶，来抵御乱伦的可能性。
为了我们的目的，首先让我们回忆一下历史。当卡尤斯·尤里斯·恺撒在埃及登陆时，他发现那里年轻的女王克莱奥帕特拉（很快将变得对他很重要）和她的弟弟托勒密结婚了。在埃及王朝，这种事没有什么奇怪的。有着希腊血统的托勒密姐弟俩只不过履行了被他们的祖先，即古代的法老，实施了几千年的习俗。但是，这仅仅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乱伦，即使是现在，这种乱伦也不认为是太严重。那么让我们回到有关原始时代的事件的主要证据——神话学上。它告诉我们不仅希腊民族，而且每一个民族的神话都充满着父亲与女儿，甚至母亲与儿子间的爱情故事。宇宙论一如皇室家庭的家谱，是建立在乱伦的基础上的。你能推测出那些传说是出于什么目的被创造出来的吗？是为了污辱神和国王把他当作罪犯吗？是为了把人类的羞事归结于他们吗？真正的原因是，乱伦的欲望是原始人留给我们的遗产，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克服。当大众不得不放弃它时，乱伦的实现在神及他们的后代身上仍然是许可的。我们发现乱伦的欲望在个体的幼年期仍存在并起着作用，它与历史和神话的说教是完全一致的。
“我不责怪你试图对我隐瞒所有这些有关幼儿性生活的事实。但这反而更加激发我的兴趣，特别是因为它与人类的史前历史有联系。”
我原以为讲这些会离题，不过或许它真的有些作用。
“现在请你告诉我，关于儿童性生活的精神分析的结果有哪些是肯定的事实？你的结论仅仅建立在与历史和神话的一致性上吗？”
噢，绝对不是。它植根于直接的观察。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们一开始先对成年人进行精神分析，也就是在其儿童期结束二十至四十年后，对其进行分析，从中推断他们幼儿期性生活的内容。以后，我们直接对儿童本身进行精神分析。当我们在他们身上证实了我们曾经猜测的每一种情况时，这就是不小的成功，尽管有时有少量的掩盖或曲解。
“什么？你们已经对小孩进行了精神分析？不足六岁的孩子？这可能吗？对那些儿童做这种事是不是太危险了？”
分析进行得很顺利。在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身上所进行的精神分析是很难被人们所相信的。儿童在这个年龄，心理非常活跃，儿童早期的性欲期同时也是他们智力飞速发展的时期。我有这样一个印象：随着潜伏期的开始，他们在精神上变得压抑，且更愚蠢。也是从那时起，许多儿童失去了他们自然的魅力。至于早期精神分析可能导致的危险，我可以告诉你们，大约在二十年前第一个接受分析实验的孩子，现今已经成长为一个健康而有能力的年轻人。尽管也有一些严重的心理创伤，但他顺利地度过了他的青春期。对早期精神分析的其他“牺牲者”，事实将证明是无害的。在进行儿童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在未来它们可能更为人们所重视。从理论观点来看，它们的价值是毫无疑问的。它们为成人精神分析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明确的资料，因此会使精神分析者避免了某些可能导致重大后果的错误。分析者常意外地发现一些导致神经症的因素，且这些因素已经在起作用，那么就可以帮助他准确诊断该病。的确，为儿童的利益着想，精神分析的影响一定要和教育措施相结合，分析的方法还要继续完善。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即神经症的阶段。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更精确地观察，我们就想说儿童时期的神经症不是特例而是规律，在婴儿从先天的素质走进文明社会的过程中，神经症似乎完全可以避免。在大多数情况下，幼儿期的神经症被自然地征服了。但是它会不会在普通健康的成人身上留下痕迹呢？另一方面，在那些以后得神经症的患者身上，我们从未发现与幼儿期疾病的联系，虽然在当时它不一定能引起注意。同理，我相信，今天的内科医生也一定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幼儿时期都患过结核。当然，在神经症中，免疫因素是不起作用的，起作用的只有先天素质因素。
现在我来谈关于结论的肯定性。从直接地对儿童的精神分析的检查中我们已经普遍相信，我们对成年人所告诉我们的有关他们在儿童时的情况的解释是对的。但是，大量的病例却证明了另外一种肯定性。一些患者的精神分析材料使我们构建出他们并没有记住的那些发生于其幼儿期的一些外部事件。幸运的事情以及来自父母和护士的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所推测到的事件真的发生过。当然，这种巧合并不经常发生，但如果它发生了，就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你一定知道，不管这些事是否允许客观地证实，[197]对被遗忘的儿童经历的正确地重新建构，总是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的。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曾经在儿童如此幼小的年龄发生了，在那时，它们还可能对软弱的自我产生创伤性的影响。
“哪类事件是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才能发现的？”
有各种各样的事件。首先是那些能够永远地影响儿童朦胧性生活的事件，如对成人性生活的观察，或者儿童自己与成人或与另一个儿童之间的性经历（这不是少见的事情）；或者，无意中听到的在当时或以后回顾时才理解的别人的谈话，儿童认为他可从这些谈话中得出性生活是神秘和不可思议事件的结论；此外还有儿童自己的言行，这些言行表明儿童对别人爱与恨的重要态度。在精神分析中，诱导出病人自己已遗忘的儿童期的性活动及被成人干扰的导致性活动结束的记忆是特别重要的。
“借此机会我要提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儿童性生活的本质？正如你所说，精神分析实施前，这种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经历一直是被忽略的。”
这种性活动的普遍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没有被忽略，这听起来有点奇怪。更确切地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忽略它是不可能的。通过摩擦他们自己的生殖器，更准确地说，摩擦作为男性特有的那部分器官，儿童找到了他们性冲动自我满足的主要表达形式。儿童这种“淘气”形式的广泛存在是成人所知道的，而且认为它是严重罪恶，要给予严厉惩罚的。但请不要问我人类是怎样使儿童天性纯洁而无肉欲的理论与儿童不道德倾向的表现相调和的。儿童有此不道德的倾向，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是因为这能给予他们快感。你一定要让我们的反对者来解答这个谜。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将采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儿童早期的性活动呢？如果压抑它，我们知道我们所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们又不能冒险无限制地让它放任自流。在低文明水平的种族以及文明社会的低阶层中，儿童的性行为似乎是不受束缚的。这可能会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来避免个体神经症的发生。难道这不正是一种使文明成就遭受巨大损失的倾向吗？更多的事实表明有一个新的矛盾正摆在我们面前。
但是对神经症患者性生活的研究所激起的兴趣是否会导致鼓励淫荡？这是我意欲留给你自己判断的一个问题。
五
“我相信我理解了你的意图。你意在向我说明在精神分析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哪类知识，以便我能够判断是否只有医生有权实施精神分析。是的，目前为止，已经证明在实施精神分析中涉及的医学知识很少，而大量运用的是心理学及少量的生物学或性科学的知识。但是，或许我们还没有达到终极？”
当然没有。还有很大的空白要填补。我可以提一个请求吗？你可以描绘一下现在将如何进行精神分析的治疗吗？就好像你不得不亲自实施一样。
“真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不想通过那种实验来平息我们的争论。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将按你要求的去做——但责任是你的。好吧！我假设患者来到我这里，诉说他的困苦。我向他保证，如果他遵照我的指导，我会使他康复或改善。我要求他完全坦率地告诉我每一件他所知道的、他所想的事情。即使有些事情不好听，也不要隐瞒。我的操作步骤对吗？”
是的。你还应当补充一句：“即使有些事情他认为是不重要或无意义的，也要讲。”
“我会补充上的。然后他开始谈，我听。然后呢？我从他告诉我的他曾经压抑的印象、经验和欲望的种类来作出推断。这些印象、经验和欲望是在他的自我还很弱小时遇到的，因为害怕而不能对付它们。当他从我这里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就可以把自己置于原来的情况中，在我的帮助下，处理得更好。至此，曾经束缚他的自我的限制消失了，他就被治愈了。对吗？”
太好了！我看到人们将再一次谴责我使一位不是医生的人成为精神分析医师。你已经十分令人佩服地掌握了精神分析。
“我不过是重复从你那里所听到的，就像那些死记硬背学来的东西。我还是不知道我将怎样进行精神分析。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工作要每天花一小时而持续这么多月。毕竟，一个普通的人，通常不会经历如此多的事件，而且儿童时期压抑的事件可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当真正进行精神分析时，人们还会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你将发现，从病人告诉你的话中推论他曾遗忘的经历和被压抑的本能的冲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对你讲述的事，开始对你和他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必须下决心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遵循某一原则来考察他所给你的材料，就像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法从矿石中提取贵重金属一样。你还要准备好仔细研究许多吨矿石，而这些矿石中可能只含有很少你所要寻找的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进行长期性治疗的第一个原因。
“但人们将怎样以像你比喻的那样研究这些原始材料呢？”
可以通过假定患者的谈话和联想只是你正在寻求事件的歪曲暗示，而你必须去猜测隐藏在暗示后面的是什么。总之，不管这种材料是记忆、联想还是梦，它们首先要被解释。当然，你要应用你的专门知识，根据听到的患者的述说而形成的预测来解释。
“解释！一个令人厌恶的词！我不喜欢，它使我失去了对一切事件的确定。如果什么都依赖于我的解释，谁能保证我所解释的是正确的？毕竟，所有的事都要由我的随心所欲来决定。”
请等一下！事情不会那么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理过程排除在你所认知的其他人的心理活动规律之外呢？当你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律，并掌握了某些属于自己的知识时，你的解释将不会为你的个性所左右，而能客观合理。我并不在说精神分析家的个性特征与他的工作毫无关系。对于潜意识和被压抑的事件而言，敏锐洞察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素质。而这一点对于精神分析医师却很重要。这里，我们谈到了对于精神分析医师来说最重要的责任感的问题。精神分析医师们应该通过对自己的深刻分析，去除偏见，接受患者提供的分析材料，并加以深刻分析，来提高自身的能力。实际上，个人影响仍是无处不在的，就好比天文观测中的个人观测误差。在精神分析中，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总是要比其他领域的大。一个不正常的人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而作为精神分析医师，他会被自己的不正常所阻碍而无法看到精神生活正常的一面。由于不可能对每个人表明他自己的不正常，因此，在深蕴心理学中普遍的一致性就极难达到，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种一致性根本不可能达到。因为每一个愚人都有权利显露自己的愚蠢作为聪明的举动。我承认对于这些我更乐观。毕竟，我们的经验表明，甚至在心理学领域中比较满意的一致性也是可能达到的。每个研究领域都有其特殊的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它。而且，即使在精神分析的解释技巧上，也有许多像其他研究材料一样可学的东西，如：通过像符号间接表征的特殊方法。
“哦，即使在想象中，我也不想实施精神分析治疗了。谁知道我还可能遇到什么惊奇的事呢？”
你放弃这个想法是很对的。你已经看到了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医师还需要更多的训练和实践。
当你已经获得了正确的解释时，另一个任务又摆在面前，你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将你的解释与病人交流，即此时交流有治疗成功的希望。
“怎样才能确定合适的时机呢？”
这是一个技巧问题，随着经验的增加而变得更精妙。如果你为了缩短精神分析的过程，而将刚获得的正确解释，一股脑儿地与患者交流，你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以那种方式你将得到来自患者的抵触、拒绝、愤怒，而不能使他的自我控制他所被压抑的情结。正确的方法是：等待他已经十分接近被压抑的情结，在你提供的解释的指引下再走几步他就能够到了。
“我认为我决不会那么做。如果我在‘解释’的时候注意了这些问题，下一步是什么？”
然后你一定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那可能会是什么？”
你会发现你被患者欺骗了，你丝毫不能指望患者的合作与顺从，他准备在你们合作工作时给你制造任何可能的困难。一句话，他根本不想被治愈。
“噢，这是目前为止你对我说的最荒唐的话，我同样不相信！对患者来说，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如此感人地陈说他们的麻烦，为治疗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你竟然说他不希望被治愈？
但是，你表达的当然并不是这个意思。”
请冷静！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事实，虽不是全部，但却是十分值得引起注意的那部分。患者一方面想得到治疗，但一方面又不想被治愈。他的“自我”失去统一，由此，他的意志也失去统一。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患神经症了。
“如果我精明的话，我就不叫退尔了。”[198]
那些被压抑的情结的转化的形式侵入他的“自我”并深深扎根。“自我”几乎不能控制原始倾向，跟不能控制实际被压抑的观念一样，通常“自我”对它们一无所知。患者们实际上有一种独特的天性，并会制造出我们不熟悉而难以应付的难题。我们所有的社会机构都是为具有统一、正常的自我的人设置的。这些“自我”被人们分为好的和坏的，或是执行“自我”功能的，或在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下而消灭殆尽。因此，在法律上也有两种划分：负责任的和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些区分都不适用于神经症患者。必须承认使社会需要适应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态是困难的，这已被上一次的战争所大量证实。那些逃避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是不是装病呢？应该说，既是又不是。如果把他们当作是装病的人对待，而将他的“病”弄得极不舒服，他们就马上痊愈，恢复健康。假如他们在表面上恢复正常后又回到兵营，马上他们会再次患病。人们对此束手无策。而生活在城市中的神经症患者也是如此。他们抱怨自己的病症，但同时又尽力从中获益。如果有人想除掉他们的病症，他们就会像格言里母狮保护自己的幼狮一样去保护病症。然而，对他们的矛盾表现给予责备是无意义的。
“那么，不给有问题的人以治疗，而一味听之任之，就是最好的办法吗？我觉得你费尽心机把我引向你的观点并不值得。”
我不这么想。毫无疑问，接受复杂生活比反对它要好。也许，并不是我们所治疗的每位患者都值得精神分析一试，但其中确实有十分值得分析的个体。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
使尽可能少的有心理缺陷的人进入文明社会。为此，我们必须积累起丰富经验并学会许多东西。
每一次分析都应该具有指导性，并且除了对病人有益外，我们也应从中获得新的领悟。
“但假如一种意志的动力在患者想维持病状的‘自我’中形成，那么它本身一定有其理由和动机，并能以某种方式来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生病，他又能从病中得到什么。”
这不难明白。想想“战争神经症”者，只因为他们有病就可以不服役。在社会生活里，疾病可以在工作和与他人竞争中用来掩饰无能；在家庭生活里，它可以作为牺牲其他成员的利益，强取他人爱护和强加给别人自己意志的依据。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表层现象，我们用“疾病性获益”来总结它。患者——即他的“自我”，对那一连串的动机和由此引起的行为却没有丝毫知觉，这是难以理解的。一个人可以强迫“自我”去认识其动机和行为，从而抵御它们的影响。但另有一些动机被压抑得很深，它使人表现出疾病的难以割舍，且不容易对付。如果没有对心理学理论的新认识，这些都不能被理解。
“请继续多讲一点吧。现在多讲点理论没事。”
当我向你描述“自我”与“本我”的关系时，我越过了关于心理仪器理论的重要部分。我们不得不假定在“自我”内部存在着一个特殊机构，它不同于“自我”，我们叫它为“超我”。“超我”在“自我”与“本我”之间占据特殊位置，它是“自我”的高级心理组织，但与“本我”有着特殊亲密的关系。实际上，它是“本我”第一次“对象贯注”的遗留物，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超我”面对“自我”的反抗，像对待一个物体那样对待“自我”，并且常常十分严厉。对“自我”来说，保持一种与“超我”的良好关系跟保持与“本我”的良好关系一样重要。
在心理活动中，“超我”和“自我”的疏远意义重大。你可能已经猜到“超我”即是我们称之为“良心”的这种现象的心理载体。心理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超我”的正常发展——也就是依赖于“超我”的充分社会化。而这些恰恰是神经症患者心理上所缺乏的，他们的“俄狄浦斯情结”尚未通过正确路径得以转换。他们的“超我”，仍像一个严厉的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地对待“自我”。在潜意识里，他们的道德监督机制以一种原始的方式，通过“超我”对“自我”进行惩罚，疾病正是用来进行“自我惩罚”的工具。由于被罪疚感支配着，为达到心理上的平衡，神经症患者们就需要用疾病来惩罚自己。
“这听起来真的很神秘。最奇怪的是：显然即使是患者良心的强大力量也不能进入他的意识领域。”
是的，我们才刚刚开始注意这些重要情况的意义，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以如此晦涩难懂的方式向你描述的原因。现在我可以进一步加以说明了，我们把所有那些阻碍患者康复的有力因素，称作患者的“抵抗”，“疾病性获益”就是其中一种“抵抗”。“潜意识罪疚感”即代表了“超我”的抵抗，这种“抵抗”是最有力的因素，也是我们最害怕的因素。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其他“抵抗”。如果“自我”在早期经历中由于恐惧形成了压抑，在“自我”接近被压抑的情结过程中，它就不断地作为一种“抵抗”显露出来。至此，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数十年来一直沿着一条特殊路线运行的本能过程，突然被期望去走一条刚刚为它开通的新路，这肯定会有很多困难。这可叫作“本我”的抵抗，心理治疗的主要工作就是与所有这些抵抗作斗争。相比之下，“解释”的工作就不值一提了。但是作为斗争对“抵抗”征服的结果，患者的“自我”被极大改变，并得以加强。这样在治疗结束时，我们可平静地展望患者的将来行为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治疗过程，关键并不在于分析进展过程的长度和材料的丰富，而在于这个过程是否清晰可见。如果军队不得不在绵延的山野里抵抗敌人的话，它会被滞留在那里数周，而在和平时期里快车两小时就能穿过。在心理活动中，这样的战斗也需要时间。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告诉你，每一种试图加快分析治疗的努力都已证明是失败的。至今看起来最好的缩短治疗过程的办法就是根据规则来进行。
“如果说我曾想要侵入你的保护区并试图去分析别人，你所说的‘抵抗’会使我注意。但你已承认的特殊的个人影响力呢？难道它们并不在与‘抵抗’对抗的行为中出现吗？”
问得好。这种个人影响力正是我们最强大的动力武器。它是一种新元素，我们让它加入进来，并让它具有流动性。这是我们的智力所不具备的功能。对患者来说，他们面对着周围世俗的偏见，跟批评家一样几乎不相信我们。神经症患者如接受治疗，是因为他信任精神分析学家，这种信任是由于他从治疗者那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上的支持，跟儿童也只相信他们接触的人道理相同。我已经说过我们将这种特大的“暗示作用”做何种用途。我们不是用它来压制症状——这使得分析疗法有别于其他的心理治疗过程——而是将其用作一种动力，去诱导患者克服自己的抵抗。
“很好。如果这种方法获得成功，那是不是一切就会顺利进行呢？”
应该如此。但这里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分析家们最大的惊讶莫过于发现患者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性质极特别的情感——移情。最早尝试分析疗法的医生——不是指我自己——碰到了这种现象而不知该如何解释。因为，简单地说，这种移情缘于爱恋的天性。很奇怪，不是么？尤其是考虑到分析者没做什么事去刺激这种情感，相反还和患者保持一定距离，注意在谈话时态度温和而又有所保留——或是了解到这种奇怪的爱恋关系能使患者无视[199]其他有利的事件，甚至会忽视人的吸引力、年龄、性别、职级等的差异时，这纯粹是一种带强迫意志的爱，而并非不顾一切的自发型恋爱，那种不自然的爱。如你所知，事物常常是矛盾的。但在分析中，这种情感表现出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完全的合乎规则的性质。有人会以为患者和分析家的关系，不过是患者对分析家的尊敬、信任、感激和分析家对患者的同情。但事实上，这是爱恋的情感，而这情感本身即揭示了一种病理现象。
“我一直以为这对你的分析目的是有益的。因为处于恋爱中的人往往表现出顺从，他可以为对方做世间的任何事。”
是的，起初的移情是有利的。但当这种关系发展下去，它的本性就会显露，它就将成为治疗分析的一种障碍。患者的爱并不满足于仅是顺从，它变得具体，要求获得情感上和肉欲上的满足，它要求专一，充满嫉妒，越来越表现出对治疗不利的一面。假如它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它就会充满敌意和报复。与此同时，与所有热恋中的情形一样，它排除了头脑中的一切其他念头，丧失了对于治疗以及痊愈的兴趣。总之，毋庸置疑，它取代了神经症，成为又一种需要治疗的心理疾病。
“这听起来简直没救了！对此该怎么办呢？分析将不得不被放弃。但若是如你所说，移情每每出现，那么进行精神分析都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要借助这种情况从中了解到一些东西，这些或许会帮助我们掌握有效的分析方法。不管是哪种神经症，我们最终都将其转化成了病态的爱恋——这不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吗？
我们对于部分超常的性欲生活是基于神经病的原因这一断想，正应当通过这种移情的现象得以根本的确认。这个发现再次坚定了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可以大胆地把爱恋本身作为分析对象。
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种爱在一些病例中并不像我试图描述的那样都十分清楚和明显地显露出来，为什么？我们马上就可以明白。依他们爱的放荡和敌对的情绪显露的不同程度，患者对它们的对抗也被激发了出来。他反抗它们，想把这些不被世俗道德接受的欲望压抑起来，不被人察觉，这就出现了不适应和神经症。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以热恋上分析家的形式重复了过去体验过的经验，经过伪装的心理欲望转移到分析者身上，这与他的神经症有着密切的关联。患者也在重复着先前的防御性行为，在他与分析家的个人关系中，他最好地重现了他生活中被遗忘了的那一段历史，他所显示给我们的正是他过去糜烂的生活，而这些正是导致他心理疾病的关键：他将过去的经历真实地再现出来，就像正在发生而不是在回想。在这种似乎对分析有威胁的新情境的“帮助”下，分析得以继续，有关移情的秘密也得到揭示。
“这太令人费解了，患者难道真那么容易就相信他并非在真正地爱，而是在重演过去的经历吗？”
现在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处理“移情”的全部技艺就在于首先要让它发生。你知道，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分析技艺的要求达到了极限。在这点上，既可能犯最严重的错误，也可能获得巨大成功。试图以压抑和忽视这种移情来回避问题无疑是种蠢行。治疗中不这么做，就称不上是精神分析。在患者出现移情时就送走他们是不明智的，甚或是怯懦的，这就像祈求神灵出现，当它真的出现了又被吓跑一样。的确，有时候什么都不灵了。有些病例中正因无法控制移情的发泄，而不得不中断分析，但我们至少应尽全力为患者的恢复做一番斗争。屈服于患者的移情需求，满足他对情感和肉欲上的欲望不仅基于道德因素应被禁止，由道德良心加以制止，且作为达到分析目的的手段也是完全无效的。潜意识观念不加更正地以先前的模式传递给患者，他的神经症将不能被治愈。如有人想折中地给患者部分满足，以换取患者的进一步合作，他会陷入荒唐境地——就如牧师去劝一个生病的信教徒，那人终未信教，而牧师离开时则打了包票。所以，唯一可能解决移情问题的办法就是追溯至患者的过去。当他真实地经验到类似的经历，或者通过他想象中希望做的那样去描述类似经验时，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当然，这需要分析者具备必要的技能、耐心、冷静和自我控制能力。
“那么，你假定的神经症患者体验到的移情之爱的原型又在哪儿呢？”
在他的儿童时代，通常在与他的异性父母相处时形成。你该记得我们说过来自早期经验的情感联系有多重要，所以在这里不多谈了。
“你讲完了吗？对你的话我还有点困惑。请告诉我该如何且到哪里去了解分析实践中什么是必要的。”
目前，有两个研究机构专门教授精神分析。第一个由柏林的马克斯·艾丁根（Max Eitingon）博士创建，他是柏林心理协会的会员。第二个是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协会，该协会以自费的形式并做出相当大的牺牲使协会维持至今。而目前权威人士所起的作用只局限于为青年研究事业设置困难。另外，还有一个训练机构在伦敦，在厄内斯特·琼斯博士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在这些机构里，受训者们自己也被施与精神分析，并在所有重要问题上接受对他们的理论指导，在那些富有经验的分析者指导下进行他们初次的实验，去分析一些较轻的病例。每位受训者大约要在这里训练两年的时间，即使训练结束，他们仍然只是初学者，而不能成为熟手。他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实践，并与精神分析学会的新老会员交流思想。为分析活动做准备并不是一件简单又容易的事，这项工作是艰巨的，责任是重大的。但是，任何人只要通过这一系列的专业传授，对自己进行过精神分析，掌握了今日心理学领域中的潜意识理论，熟悉“性”科学，掌握了精神分析的精湛技艺，有释义的技巧，能够克服“抵抗”，控制“移情”——只要成就了上述一切，他就不再是精神分析领域的外行，就可以承担起对神经症的治疗，并将能够达到该领域里这一治疗形式所要求的一切目标。
六
“你已费了很大气力向我说明到底什么是精神分析，以及为成功地应用它需要哪类知识。很好！听听你的话对我没什么害处。但我却不知道你希望你的解释对我的判断带来什么影响。让我们随便看一个普通的例子就会发现神经症是一种特殊疾病，精神分析则是治疗它的一种特殊方法，是医学的一个特别分支。与其他情况相同，一个选择了特殊医疗分支的医生不会满足于他文凭所载的教育，特别是如果他试图在一个大城镇建立起一个能独立维持他生计的事业，且这样做是出于他要以此为生，要过优越的生活，并不是为了应付课程获得文凭。任何想成为外科医生的人都要在外科诊所努力工作几年，像眼科医生、喉科医生等等莫不如此，更不必说精神病医生，他也许将永远不能离开像精神病院这样的医疗机构。精神分析学家同样也是如此。任何学业期满、想从事这项新兴的医疗工作的人都要在训练中心接受你所说的为期两年的训练，如果果真需要这么长时间的话。他会逐渐认识到，在精神分析领域里，他需要与他的同事保持联系，这样，事情将会顺利进行。在任何地方你都会看到不存在外行进行精神分析的问题。”
一个医生做了你希望他做的事情，他将受到我们所有人的喜欢。我承认我学生中的五分之四不管怎么说都应算作医生。请允许我向你阐明医生与精神分析家之间的联系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并将如何继续发展的。医生从来对精神分析领域就不享有独占权，相反，直到最近，他们还使用诸如恶毒的谣言和严厉的诬蔑等有损于精神分析的手段来对付它。你大概会说那属于过去而不会影响未来，对此我表示同意，但我担心未来将与你预测的有所不同。
请允许我给“庸医”这个词一个它本应有的定义而不是法律赋予它的解释。根据法律条文，“庸医”就是那些想治疗病人却没有政府颁发的执照作保证的人。我倒更偏爱“庸医”的另一定义：“庸医”是想从事医疗工作却不具备必要的知识与能力的人。立足于该定义，我大胆断言，不仅仅在欧洲国家，就是在其他国度，精神分析领域中的多数医生都是“庸医”。这些人从未学过精神分析，也不理解它，却在不断地进行精神分析法的治疗。
你不承认那是潜意识，不相信医生能解释潜意识，是没用的。毕竟医生了解一本医疗执照不是特许证[200]，病人也不是犯人。人们一定要相信：医生总是忠于职守的，虽然他有时可能会出错误。
事实终归是事实。我们希望他们能像你想的那样得到人们的理解。我将努力向你解释医生是如何以在其他领域中绝无的方式进行精神分析的。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医学院校，任何一个医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不利于他成为心理医生的训练。由于医学治疗的成败取决于正确的诊断和恰如其分的影响，医生的注意力被引向像解剖学、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客观论证的事实上。在他们的视野内，生命问题迄今为止是受某种力的作用的，而这种力在无机界同样可以观察得到。他的兴趣不在生命现象的心理方面。医学不是关于高级智能的研究，高级智能属于人物官能的另一领域。只有精神病学才是研究心理功能障碍的。
我们明白精神病学用什么方式处理心理疾病，并要达到什么目的。它寻找造成精神失常的身体原因，把它们像其他致病因素一样对待。
精神病学这种做法是对的，它的医疗教学也是很优秀的。假如有人说它是片面的，那么，人们一定要先找出用片面来指责精神病学的出发点。任何一门学科，若孤立地来看，都是片面的，因为每一门学科都把自己限定在特定的科目、观点和方法上了。我不会说这种废话，不想用一门学科去反对另一门。毕竟，物理学丝毫不能削弱化学的价值，也不能代替化学，也未能被化学取代。精神分析——作为研究心理潜意识的科学肯定相当不完善。我们也无权指责医学的片面性。
如我们想把医疗科学变成应用治疗学，我们只要找到研究中的立场、观点即可。病人是个复杂的机能组织，他提示我们，即使是难以捕捉的心理现象也不能从生命现象中抹去。神经症患者确实是不受欢迎的复杂体，对他们的治疗方法就像法规和军事纪律一样多。但他们存在着，并受到医学治疗的特殊关注。然而医学教育对他们的理解和治疗实在是无能为力。以我们区分物理与心理间初始联系的观点，我们希望有那么一天能理解影响神经症的致病因素和有关知识，并将机体生物学和化学引入神经症领域。那一天似乎还很遥远。就目前而言，用医药治疗，我们仍然无法攻克这些疾病。
假如医疗教育仅仅在神经症领域不能给医生一些指导的话，我还可以忍耐。更糟的是，它给医生一种虚假与有害的指示。对于那些生理因素并不能激起他们兴趣的医生来说都轻易地低估他们，嘲笑他们不科学。正由于此，这些医生不能够真正严肃地对待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也认识不到自身的义务，因此，他们就堕入了对心理学研究肤浅的外行人行列，使他们自己的任务降低了标准。是的，既然神经症患者是病人，那么找到了医生，就一定要得到治疗。一个人必须时刻准备去做一些新事情。但为什么要有那么久的准备？我们将努力完善一切，但谁能说他们在精神分析机构教授的知识都是有用的？对精神分析懂得越少，他就越易冒险，只有真正懂得多的人才更谦虚，因为他明白他的知识有多么不足。
你所提出的对精神分析与其他医疗领域的特殊情况的对比，尽管想要安慰我，但却是不合适的。医疗院校对于外科医生、眼科医生等都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精神分析培训机构则数量少，建得晚，不具权威性。医疗院校不承认它们，也不注意它们。对于那些已取信于老师而没有机会训练其判断力的医生们，他们将乐意抓住任何一个机遇，在这片还没被权威认可的领域内发挥重要作用。
还有些事情有助于使一些医生看起来像分析治疗的庸医。如某人想做一个没有充分准备的眼科手术，哪怕只是摘除白内障和虹膜切除的小手术的失败，或缺少病人，都足以使他带有风险的事业走到尽头。而精神分析的实践相对安全多了。公众是被眼科手术的平均成功率所迷惑，所以希望通过眼科手术治愈眼疾。但如果一个神经症专家没能治愈他的病人，那么没人会感到奇怪。
人们并没有被神经症治疗的成功所迷失。确实，神经症专家也遇到不少麻烦，目前我们并不能做得尽如人意，但相信自然与时间都会帮助我们，就像妇女的初潮、结婚、停经、最后死亡会帮助她们解决一切。此外，医疗界的分析者对他们的病人所做的工作十分不显著，以至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指责。分析者没有使用仪器和药品，他们仅仅通过交谈把患者引入或引出某种境地。这样做确实毫无坏处，特别是他避免触及那些悲惨的或令人担忧的话题。那些没受到任何严格训练的精神分析者，无疑将不会放弃任何促进分析的机会来拔掉毒牙使病人愉快。然而懂得机敏地适可而止，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如他真的冒险唤起了患者的不满，却又不晓得怎样应付，那他真的是希望自己名声扫地了。
诚实使我承认，一个未经训练的精神分析者对病人的行为确实要比一个技术生疏的外科医生有更小的危害，它带给病人的危害仅仅局限于带给患者——无用的花销或使他们康复的希望减少。这也是精神分析疗法的名声一直被贬低的原因。它是令人不快的，但危险性还远不如庸医手中的手术刀。在我看来，病情的严重和长期恶化，都不足以使一个无技术的精神分析者惧怕。过不了多久，这些不遂人愿的反应都会消失。跟那些引起疾病的生活中的创伤相比，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犯的一点小错误根本算不了什么。一种不适合的治疗方法只是不会带给病人什么好处罢了。
“我已经倾听了你关于庸医的分析，并没有打断你。但我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你被对医生这个职业的敌意所控制着，而你对医生职业刚刚做了历史性的阐述。但是我要提出一点：如果要进行精神分析的话，那么必须经过严格培训的人才行。难道你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着手进行分析的医生会尽全力去获得培训吗？”
我认为并非如此。只要医学院校对精神分析机构的态度不转变，医生就会发现敷衍了事的诱惑力是极强的。
“看来你不断在回避对由外行人进行精神分析这个问题发表直接看法。我猜想，由于不可能禁止每位想从事分析的人去进行分析，所以出于报复——你建议以剥夺医生在分析界的垄断，通过把分析治疗技术向外行人开放来惩罚他们。”
我说不准你是否已准确地猜到我的动机，或许过会儿我可以向你提供一些更为公正观点的证据。但我仍强调：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任何人无权进行精神分析，然而他是不是医生，我都觉得无所谓。
“那你能提出什么明确建议吗？”
迄今为止我还提不出，我也不能说将来是否能提出。我想与你讨论另一个问题，首先来谈一个特殊要点。据说当局在医学界的唆使与煽动下想要禁止一切外行人进行精神分析。这种禁令也影响了精神分析学会的非医学人员，他们曾受过出色的训练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如果这一禁令实施的话，我们会发现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一些能让人充分信任并且会做得非常好的人被禁止进行分析，而另一些没有能力做分析的人却被允许做这项工作。这绝不是立法应当带来的后果。
然而这个特殊问题既不是很重要的，也不是很难解决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与之有关，而实际上，他们也受到很严重的伤害。这部分人可以移居德国，那儿没有法律约束他们，他们会以自己的熟练技术而被认可。如果人们不希望伤害他们，减轻法律的严肃性，从一些为人所知的先例中，可以发现这也很容易办到。在奥地利的君主制度下，就经常有允许名声很坏的庸医行业的事情，他们可以在某些领域里从事医疗活动，因为人们相信他们具有真正的能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治愈过农民，而他们的建议似乎通常来自于曾经为数众多的女大公之一。但对城市居民来说，如果医生有了专业保证书，想让人们相信他们也是容易办到的。这样的禁令会对维也纳的分析训练机构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分析训练机构将不接受非专业人员参加培训。由此，我国的这种从事智力研究的行业将再一次被压制，而它在其他国家却可以自由发展。我是最后一个有能力对法律的法规作出判断的人，但我看到重视庸医的法律并不能使我们向今日[201]的德国迈进一步。另外，把法律运用到精神分析上也是不合时宜的做法，因为法律颁布的时候还没有诸如精神分析这类事情，而且神经症的特殊性在那时也没被认识到。
现在我要提一个重要问题：对我而言，对它的讨论更为重要，精神分析的实施是受到官方的干预，还是任其自然发展更为有利？现在当然不会对这一问题下结论，但我还是冒昧地提出这个问题，请你考虑。在我们国家，对禁令的热衷一直是一种惯例。我们也知道，那种对人们指手画脚、乱加干涉、强行禁止的趋势从未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在我们的新奥地利共和国，许多事情似乎没有太大改变。我想，你对于目前大家都关心的精神分析会有重要的话要说。我不了解你是否对反对官僚趋势有期待或影响。无论如何，我不会把我的没有威权性的观点强加给你。我认为，规则与禁令太多会有损法律的权威。我们可以观察到，凡是法规较少的地方，那儿的人们就会认真地遵守；而法规无处不在的地方，人们就不去重视它。进一步说，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人们认识到，法律规则不能一开始就声称代表神圣，且不能超越；相反，它们常常是不充分的，常有辱我们的正义感。对于当局的迟缓感，人们除了大胆地冒犯这些法规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去改变这些不正当的法规。再进一步说，假如有人想维护法律法规，那么应建议他不要在那些无论遵守或超越都没有人监督的地方颁布法律。关于法律正想方设法去压制外行人实施精神分析的问题，我上述引用的由医生实施的精神分析材料都可以在这里重复使用。分析过程最不明显，既不用药物，也不用器械，只包括谈话和信息的交流。要判断一个外行人是否在进行“分析”并非容易，尽管他说，他正在为寻求心理帮助的人提供一种鼓励和解释，以努力建立一种健康人的影响。正由于医生有时也进行分析，因而禁止它是不可能的。在英语国家，基督教相当广泛，它是在对基督教的信任与渴望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对生命中的邪恶的辩证否定观。我敢断言，这种过程本身代表了对人类精神的令人遗憾的背叛。但在英国或美国，有谁想过去禁止和惩罚这种活动呢？难道当局真的有某种正确的救助之法以至于竟去阻止个人按自己的方式[202]拯救自己吗？假如人们陷入危险境地、产生悲伤，当局是否应该仔细圈定出一些区域，告诫人们不要逾越，而对于其余的区域则尽允许人们靠经验和相互影响进行自我教育？精神分析是这个世界的新事物，绝大多数人都没受过此等教育。传统科学对它的态度仍动摇不定，用立法干预它的发展，我看是有些太草率了。我们不妨让病人自己去发现，向不了解如何给他帮助的人去求助心理治疗是有害的。假如我们向他们解释这一点，提醒他们防范，那我们就省得去阻止他们了。在意大利的主要街道旁矗立的架有高压电缆的铁塔上都有令人瞩目的标语：“触我者死！”这是一种极其简便的警告方式，它告诫不要触碰铁塔上的悬线。像德国的此类告示中却写有这样不必要且冒犯人权的冗长语句：“严禁触碰交换线，否则性命难保！”何必如此禁令呢？任何一个珍惜生命的人都将自立这样的禁令，而任何想通过这种方式自杀的人也不会向官方申请许可。
“我在这儿举几个通过法律程序反对外行人进行精神分析的例子。它们是：反对外行人实施催眠术的禁令，和最近刚刚推行的反对实行精神分析疗法或成立精神分析团体的禁令。”
我不能说我赞赏这些举动。第二个例子毫无掩饰地侵犯了警方对限制学术自由事件的管理。
我不怀疑人们对一些众所周知的神秘现象深信不疑，并有认识它们的渴望。这些禁令不会减小人们对那个假设存在的神秘世界的兴趣，相反则会伤害并阻碍人们公正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本该形成能使我们摆脱困扰的判断。但我再次声明这仅仅适用于奥地利。在其他国家，“心灵学”的研究并没遭到法律的阻碍，催眠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精神分析有些不同。催眠是指唤起一种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现在仅被一些外行人用来作哗众取宠的表演。假如催眠疗法一直保持当初的魅力的话，它的地位可能与精神分析并驾齐驱。顺便说一下，催眠的历史从另一角度为分析提供了先例。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神经症理学讲师的时候，医生们就曾激烈地抨击过催眠术，宣称催眠是一个骗局，是魔王撒旦的诡计，是十分危险的过程。今天，医生们却垄断了当初曾被抨击的催眠，并毫不犹豫地把它作为一种检查方法加以利用。对于一些神经症专家来说，催眠仍然是他们对病人进行治疗的主要手段。
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就精神分析是应由法律来控制，还是应任其自然发展的问题提出什么建议。我知道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官方人士个人倾向的影响可能比学术见解大。我已打算谈谈似乎有利于Laisez faire[203]政策的观点。如果赞同积极干预的政策的决定被采纳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单是粗暴地禁止非医生实施分析这种站不住脚的和不公正的手段、措施都将是不适当的结果。还有一些情况我们不得不考虑：要建立这样的氛围——使所有想实施分析的人都能获得允许，必须建立权威机构，人们从那里可以学习什么是精神分析和需做哪些准备工作。要强化分析过程中的指导。所以，我们要么让分析治疗顺其自然，要么就使它有序化和明晰化。我们一定不要使用从不适当的规则中机械导出的孤立禁令，去莽撞闯入复杂的境况里。
七
“虽然如此，但各位先生们，医生们！我没能引导你们进入我们谈话的真正主题。你们仍在回避着我，这是一个当医生们满足了相应条件后，我们是否该给予他们对所有我关心的人实施精神分析的专利权的问题。和你们一样，你们所代表的大多数医生并不是分析领域里的庸医。你们自己说过，你们绝大多数的学生和追随者也是医生。但我知道，这些医生与你们在关于外行人从事精神分析问题上的观点大相径庭。毫无疑问，我可以假定你们的学生会同意你们要做好充分准备等等的要求，但他们却认为制止外行人实施精神分析是应该的。是这样吗？真是这样，你们该如何解释？”
我知道你们消息灵通。是的，确实如此。事实上虽不是全部，也有相当一部分我的医学同事，在这一点上与我观点不同。他们赞同医生们享有精神分析的专利权。这表明即使在我们的阵营中也允许持有不同见解。我的立场众所周知，而且对于外行人精神分析的对立观点并不影响我们之间很好地理解，我该怎样向你们解释我的学生们的态度呢？我并不十分知晓。我想一定是职业感的力量。他们成长的过程与我不同，他们与同事分开仍感到不适，他们愿意拥有自己可享有充分权利的“职业”，进而可被人们接受。他们不想作出忍让，而且准备牺牲一些对他们来说重要性不明显的东西。也许会有不同情况。要说他们是出于竞争动机，这不仅要谴责他们感情用事，而且要斥责他们目光短浅。他们经常准备将其他医生介绍进精神分析领域。从实质性的观点来看，无论他们是与医学同事，还是与外行分析者共同分析病人，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是情况不同，作用也有异。我的学生们也许受了某些因素的影响，即确保一个医生在分析治疗中具有高于外行的优势。
“保证他有某种优势？我们已有那种优势了。看来你终于要承认这种优势了？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对我来说承认这点并不困难，这表明我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带有情感偏见。我迟迟不提这些事情，因为一讨论它们，就又得涉及理论问题。“现在你在想什么？”首先是诊断问题。当分析一个神经错乱的患者时，你希望预先确定——当然在可能确定的范围内——患者适合这种治疗，通过治疗分析可以帮助他。但是，只有当患者真是一个神经症患者时才可如此确定。
“我想我可以从他诉说的症状上判断。”
这正是一个新的复杂的情况出现的地方。治疗的可行性不是总能完全确定的。病人也许表现出神经症的外部特征，而实际可能是别的什么病——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精神病的初期或是大脑的破坏作用的初始状态。这种差别——鉴别诊断——便不容易也不能在每一阶段立刻发现。当然，做这类决定的责任只能由医生来承担。正如我所说，这对他来说也不容易。疾病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恶性表现，只是在最后才表现出危害性。的确，神经症患者最普遍的恐惧就是，害怕自己会精神错乱。然而，如果一个医生一时误诊了这种病或不能确定它，也不会引起什么危害，任何不必要的事都没有做。在此种情形下，分析治疗也不会引起任何危害，尽管会有人说它是不必要的浪费，当然肯定会有很多人责备分析治疗的意外后果。这种责备无疑是不公正的，但这种情况也着实应该避免。
“但似乎希望渺茫。它使我对你所说的关于神经症的起源与性质的理论产生了动摇。”
不是的。它只是再次证明一个事实，即神经症患者是件麻烦事，令包括分析者在内的有关人员非常头痛。但如果我更准确地陈述我的新观点的话，也许我可以澄清你的疑惑。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类病例来说，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它们容易发展成神经症。但这不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而是由身体原因造成的——即致病因素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你懂吗？
“我懂。但我无法把物质的与心理的协调起来。”
还是可以协调的，假如人们牢记生命物质的复杂性。我们从哪里发现神经症的本质呢？“自我”，这一心理器官的较高级形式（通过外部世界的影响而被抬高的），不能在本我和现实之间实现调和功能。“自我”虚弱时，会从“本我”的某些本能部分退回来。与此同时，它不得不以克己、病兆和徒劳的反向形成等方式承担脱离本我的后果。
“自我”的这种虚弱可在我们每个人的童年中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经历对今后生活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原因。童年时期承受巨大的负荷——在几年里我们身心的发展就要走完从石器时代原始人到现代文明社会参与者之间的遥远距离。同时，我们还得特别避开早期的性本能冲动——在这种重荷下，“自我”在压抑中寻求避难并表现出童年神经症的特征。它还将把这种神经症的后患带入成年期，使我们易受神经疾患之侵扰。一切都取决于成长中的有机体如何受命运的摆布。如果生活变得艰难，如果本能需要与现实要求之间的鸿沟变大，“自我”就不能调和本能与现实的关系。它越努力调和，就越会被从幼儿期遗留下来的神经症倾向所压制。压抑过程不断重复，本能忍痛离开“自我”的控制，沿着退化的道路，寻找自身的替代满足，可怜的“自我”将变成无助的神经症患者。
让我集中谈一下：全部情况的关键点和中心点是“自我”组织的相对强度。我们将发现完成我们关于病因的调查是很容易的。我们已经知道，儿童期“自我”的虚弱、对付早期性冲动的任务和童年期或多或少的偶然经历的影响，是神经机能疾病的一般性原因。但童年生活以前的其他因素是否也起作用呢？例如，本我中的先天力量和不守规矩，从一开始就使“自我”的任务更加艰难，或者由于尚不清楚的原因，“自我”的发展特别虚弱。这些因素必然显示出病因学方面的重要性。在某些病例中，它们还是先验因素。我们一直都是认真对付“本我”的本能力量，如果它已发展过度，治愈的前景将不妙。我们对自我的抑制发展成因仍知之甚少。它们将发展成具有素质基础的神经症。没有这种素质的先天获得的因素的诱发，神经症几乎肯定不会发生。
但如果“自我”的相对虚弱是神经症产生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以后的一次躯体疾病也能诱发神经症，假如它能使“自我”变弱的话。这种现象也是经常可以发现的。这种类型的躯体疾病会影响“本我”的本能生活，而且使本能的力量增长到超过“自我”所能控制的极限。在妇女身上，每月的行经与断经的交替出现可能就是这种过程的正常模式。再者，一般的躯体疾病——神经中枢器官的器质性疾病——可以损害心理器官的营养状况，迫使心理器官减弱其功能，遏制其更精细的工作，而这精细工作之一就是维持“自我”的组织。在所有这些神经症病例中，症状表现大致都是相同的，它们总是有相同的心理机制，但正如我们了解的，它们变化多，病因复杂。
“你使我愉快多了！你讲话终于像个医生了。现在我希望你承认像神经症这样一个复杂的医学问题只能由医生来处理。”
我担心你离题太远了。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种症状，所关心的是分析中的治疗过程。我允许——不，我坚持——对于每个需要分析的病例都先应由医生来诊断。幸运的是，我们研究的绝大多数神经症病例都属精神发生的性质，与病理原因无关。一旦医生作了诊断，他就可以将这一治疗放心地转交给一个非专业的精神分析家。在我们的精神分析学会里，常常是这样的。由于医学界与非医学界人员的亲密合作，所担心的失误可以完全避免。如有意外，分析家必须求得医生的帮助。在分析治疗过程中，症状——特别是躯体症状——多半经常会出现。关于这一点，有人怀疑这些症状应属于神经症还是与内部它们独立的器质性疾病相关联。这时，也必须再次由医生来作出判断。
“这就是说在分析过程中，非专业分析家是不能离开医生的。”这又是一个反对非专业人员分析的新鲜见解。
不。这个见解并不是出于上述理由，因为在分析中，专业分析家不会有不同的做法。“我不太理解这一点。”有这么一条技术规则：在治疗中如出现值得怀疑的症状，那么分析家不能依自己的判断来证明，而要听非精神分析专业的医生所提供的报告——或许是一位门诊内科医生的报告——即使这位分析者自己就是一位医生，且精通医术。
“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一个在我看来如此不适宜的规则呢？”
这不是不适宜，这么做有多种原因。首先，由同样一个人来做躯体治疗和心理治疗不是一个好办法；其次，由于移情的关系，分析家为病人做身体检查并不合适；再次，既然分析家的浓厚兴趣是强烈地指向心理因素的，那他就有一切理由怀疑自己是否带有偏见。
“我现在非常明了你对非专业人员实施精神分析的态度了。你认为必须有非专业分析者，因你不能指出他们工作中的不当之处。你尽可能地设法为他们开脱，使他们更易立足。但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非要非专业分析者不可？他们毕竟只能成为二流的治疗家。就我而言，我已准备好把少数已被训练成分析者的非专业人员做个例外来特殊对待。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培训出的新分析者，因为训练机构没执行义务去训练更多的非专业人员。”
假如可以证明所涉及的一切利益都互相牵制的话，我同意你的说法。我想你会同意这些利益主要有三种：病人的利益、医生的利益和最后但并非不是不重要的——科学的利益，它实际上包括了所有未来病人的利益。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三种利益。
首先看病人的利益。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只要他被误解的疾病危险在治疗前或治疗过程中被及时的医学报告排除了，那分析者是不是医生对他都无关紧要。对他来说，无比重要的则是分析者应该具备让病人信任的个人素质，他应该具备知识、悟性和能够使他胜任工作的经验积累。假如病人知道分析者不是医生，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医生的帮助都不能工作，这会被认为有损于分析者的权威形象。当然，我们从不忘记告诉病人分析者的资历。我们能使自己坚信职业偏见不会在病人身上产生共鸣，患者乐于接受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治疗。顺便提一下这种治疗。很久以前是被医学界压制的，现在进行精神分析的非专业分析者并非社会残渣的随意组合，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哲学博士、教育家，还有一些阅历丰富且具卓越人格的妇女。分析是使分析者形成他的态度以履行他适当职责的最好手段，对于这种分析，分析培训学校的学生不得不服从。
其次关于医生的利益。我认为这种利益不通过精神分析和医学界的合作便不会获得。医学课程长达五年，通过最后考试须学六年。每几年就给学生提出新的要求，不达到要求便在将来被证明无法胜任工作。成为专职医生是非常困难的，这一职业既不令人满意，又得不偿失。如果有人认为医生也应该了解心理疾病的知识是十分合理的，那么，医生不仅要学习医学，而且还要为学习精神分析做准备。这也就意味着要增加课程并相应延长学习时间。我不知道医生们对于这些人主张的学习精神分析的结果是否感到满意，但这问题几乎不能逃避。这是给医生的课程条件如此严重退化的阶段，也是年轻一代被迫尽早独立的时代。
或许你认为在学习医学课程之外不必为精神分析做准备，而认为未来的精神分析在学完医学课程之后接受必要的医学训练更有益。你可能认为在这方面消磨太多的时间没有实际价值，毕竟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医生决不会赢得患者的信任，而来自患者的信任正是对患者给予心理帮助的必要条件。我可以这样回敬你，一位初出茅庐的内科医生不能指望患者对自己有什么崇高敬意，但一位年轻的分析者却可在经验丰富的开业医生的指导下在分析诊所工作。
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你的建议反倒支持了一种能量浪费，而我在这种困境中，实在找不到这种浪费有什么经济价值。确实，分析训练是医学教育领域的捷径，但却是互不相干的。如果——今天听起来这话或许有点奇怪——有人必须建立一所精神分析学院的话，那么在医学院教的东西在这所学院里也必须教。除了深蕴心理学（该学科总是文科）外，还应该有生物学导论、性生活的科学和熟悉精神病学的症状学。另一方面，精神分析指导还应包括一些与医学关系较远，且医生在其诊疗中遇不到的知识：文明史、神话学、宗教心理学和文学。一个分析家除非精通这些课程，否则他弄到手的资料将毫无用处，在医学院校所教的这些补充知识对分析家的目的没有用。有关跗骨解剖、碳水化合物的构造、颅内神经通路的知识及医学在杆菌致病原因和抗杆菌、血清反应、肿瘤等领域的成就——所有这些医学知识（毫无疑问，它们自身具有极高价值）对分析家没用，与他无关，既不会直接帮助他理解和治疗神经症，也不会增强他职业所必需的智能。
不可否认，分析家学了许多对他没用的知识，就如同一位医生学习了医学的某一特别门类，例如牙医学；他参加考试，但考试内容并不全是他所需要的，所以，他又得学习许多他的学校教育没有为他准备的课程。但这两种情况又不能相提并论。病理学的重要原理——发炎、化脓、坏死及身体器官的新陈代谢等理论在牙科学中仍很重要。而分析者的经验却是另一回事，有其不同的情况和法则。不论哲学如何忽视身体与心理间的鸿沟，这种鸿沟仍存在于我们的直接经验中，更存在于我们的实际工作中。
试图强迫一个想让别人摆脱恐怖症和强迫症折磨的人去走学院教育的弯路是不公正和不适宜的，这种努力也不会成功，除非彻底压制精神分析学。想象一下，有两条道路通往山顶观看风景，一条短而直接，另一条长且曲折迂回。你竭力用一块禁止通行牌去阻塞那条短路，或许是因为你要保护小路边的几个花圃。但你的禁行牌不会被人理会，除非短路是陡峭艰难而长路坡缓易行。否则，如果迂回的路相反更难走，你的禁牌的作用和你的花圃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我担心你迫使外行人学习医学和我劝导医生学习精神分析一样不会成功，因为你和我都了解人的本性。
“如果你说的没错，不经过特别训练就不能胜任分析治疗，而医学课程又不足以成为从事分析的准备，医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对分析家没有必要，那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出一个理想的医生，使之胜任他的全部职业活动呢？”
对这个难题我无力解决，而且这也不是我分内的事。我只清楚两件事。第一件事，精神分析令你尴尬，它最好是不存在——尽管神经症患者也令你尴尬。第二件事，如果医生决心忍受一批心理疗法人士的存在（这些人可以解除医生治疗大批心因性神经症的单调与痛苦，并帮助病人康复而经常与之保持联系），那么目前所涉及的每个人的利益都可以满足。
“这是你对该话题的结束语吗？或者你还要说点别的吗？”
我还有话要说。我要提出第三种利益——科学的利益。我要讲的言论与你无多大关系，但相对而言它对我却很重要。
我们不愿意看到医学侵吞精神分析的局面，也不愿让精神分析仅仅在精神病学教科书里的“治疗方法”的标题下占有最后一席之地，仅包含催眠暗示、自我暗示、劝说疗法，同时还不得不由于无知而感激人类的懒惰和懦弱，感激他们这精神分析如此短命。精神分析理应有更好的命运，它也有希望如此。作为一种“深蕴心理学”，一种潜意识心理理论，精神分析可以独立于所有关于人类文明进化及其主要成分如艺术、宗教、社会秩序等学科之外。依我看，精神分析已经为上述学科在解决本学科的问题方面提供了相当多的帮助，但这不算大。如果文明史学家、宗教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同意用手头已有的研究仪器的话，那么精神分析对其他学科的贡献还将更大。
治疗神经症仅是精神分析学的应用之一。未来会证明这还不是它的最重要的应用。无论如何，为了这一方面的应用而牺牲其他方面的应用是不对的，因为精神分析也关系到医学的利益。
精神分析前景灿烂，不容侵害，否则必遭惩罚。如果各种心理科学的代言人只要研究精神分析，便能够把分析的方法和态度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那么，他们仅满足于从分析中读到的那点发现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需通过唯一可能的途径——亲自进行精神分析来逐渐学会理解分析。因此，需要分析的神经症患者，他们从智能动机出发接受的往往是二流医生的分析。他们承认分析，但又希望他们自己偶尔也能加强能力。为了实施精神分析需要大批的分析家，他们不需掌握太多的医学知识。但这些“教学分析家”（teaching analysts）——让我们这样称呼他们——需要接受过特别细致的教育。如这一要求能达到，必须给他们从有启发、有受益的病例中积累经验的机会。因为缺乏好奇心的健康人并不会求助于精神分析家，所以只有神经症患者才有可能求助于分析家，进而使“教学分析家”在严格的监督下获得今后的非医学性活动所必需的教育。所有这一切要求有一定限度的活动自由，来不得一点限制。
或许你不相信精神分析的纯理论意义，或者你不允许这些理论影响非专业分析问题。那我告诉你精神分析还有另一个应用领域——一个超越庸医以外的、医生很少问津的领域，我指的是培养儿童这一领域。假如一个孩子开始表现出不随人意的发展倾向，假如他变得易怒、倔强和心不在焉，那么，儿科医生，甚至校医都无能为力，即使儿童已明显表现出神经症症状，如紧张不安、厌食、呕吐或失眠。由愿意关心孩子世界并懂得怎样通向孩子心理生活之路的那些医生来实施分析与教育措施相结合的治疗，能够立刻产生两种效果：消除孩子的神经症状和改变他们已开始的不良性格。我们认为儿童的这些不明显的神经症是他今后生活中严重疾病的基础，故对儿童进行分析是对其后天疾患的最好的预防方法。不可否认，精神分析仍有它的反对者。我不知道他们（反对者）是否有办法阻止教育分析家或分析教育家的活动。我认为这种阻止不太可能，但人们也不能太乐观。
让我们再讨论一下对成人神经症进行分析治疗的问题，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探讨也不是不遗余力的。我们的文明把几乎不能忍受的压力强加在我们身上，这种现状得改变一下。不管有多么困难，精神分析注定要成为人类改变现状的方法，这样想是不是太离奇了呢？也许某个美国人会偶然想到花一点钱让他们的国家的“社会工作者”接受分析培训，把他们变成同文明神经症作斗争的救护者。
“哈！一支新的救助大军！”
为什么不呢？我们的想象是有根据的。到那时涌往欧洲学习的热情的人们都不会去维也纳，因为那里的精神分析还没成熟就被禁止了。不要笑。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取得你的支持，一点也不是。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我也不能向你保证这种事肯定发生。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即你对非专业人员的分析问题所做的结论一点也不重要。它可以在小范围内发生一点作用。但真正重要的事情——用心理分析影响人的性格发展的可能性——决不会受规定与禁令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