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在回答有关这个新学说所引起的普遍的疑问之前，我们还不能就此结束对梦的讨论。你们中注意听讲的人自己可能也已收集到一些有关的材料。
（一）即使释梦的技术正确地得到执行，你们也可能会形成这样的印象：我们在梦的解释工作中获得的发现有这么多的两歧之义，以致使显梦转译为隐梦思想时很难确保其正确性。你们可能提出自己的论点：第一，人们不知道对梦里的某一成分究竟应取其表面意义，还是取其象征意义，因为事物被用做象征之后，并没有停止表现自身。然而，如果人们没有客观的线索来决定这一点，这种解释必定会由释梦者任意选择。第二，在梦的工作中，两个相反的事物浑然一体，结果对于某一梦的特殊成分究竟采用正面的意义或是反面的意义（自身或它反面），却很难确定。
这又为释梦者提供了进行任意解释的新机会。第三，梦中时常出现颠倒的情况，这使释梦者又可以自由假定有或无。第四，你们可能也听说过，人们不能肯定一种解释是否是唯一的。我们难免会忽视其他的完全可以允许的解释，在这些情况中，你们可以总结出，给释梦者留下这么大的任意决策的空间，那么其结果的客观性很难保证。或者你们也可能认为错误不在于梦，而在于我们释梦的不适当，这种不适当又归于我们的观点的假定的错误。
你们的材料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我认为这还不足以证明你们的以下两个结论：（1）你们认为梦的解释是由释梦者任意选择的；（2）结果的不确定，使人们怀疑其方法的正确性。
如果你们指责释梦者的技术、经验和理解，而不是其任意选择，那么我还有可能赞同你们。
然而，我们不能避免这种个人因素，特别是在解释特别困难的问题时。这种观点在其他科学研究中也是一样，同样一种技术，一个人运用起来或者好于他人，或者劣于他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例如，在象征的解释中，看起来似乎武断，但是如果你们想一想梦的思想之间的彼此关系，梦和梦者及梦时的整个心境的关系，只允许我们做一种解释，而别的解释都是无用的，你们就可以更正原来的错误的印象了。通过指出两歧性或不确定性是梦所应有的特点，你们认为解释的不完全乃是由于假说的谬误，这个结论也就没有根据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曾说过梦的工作是将梦的思想转译成和象形文字相似的原始表达方式。
然而，所有这些原始的表达系统都具有这种两歧性或不确定性的特点，而我们则不能怀疑其应用价值。就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梦的工作中将两种相反的东西混为一体，与最古老的语言所谓的“原始语言的对偶意义”（antithetical meaning of primal words）相类似。我们从语言学家阿贝尔（Abel，1884）那里获得这种知识，他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与人之间使用双关语互相说话会产生误会。相反，说话者内心的意图，究竟是正还是反，都可以通过说话者的声调和姿势，以及整个讲话的情境推测而定。在文字作品中，不存在姿势，它被并不试图讲话的插图所取代。
例如，采取文字keen一词，可以附上一张下跪图，表示其意为“弱”，而附上一张直立者的图，则表示“强”。这样，尽管声音和符号意义不很明确，但我们却可避免误解。
古老的表达系统如最古老的语言形式，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模糊性，这在我们的现代作品中是不能容忍的。这样，在一些闪米特文字（Semitic scripts）中多出现子音，而省去母音，则须由读者自己根据其所知和上下文关系加以补充。象形文字尽管不完全如此，但也十分相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埃及文字我们至今仍弄不懂。这种神圣的古埃及文字甚至还在其他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例如，一幅图画究竟应自左向右看，或者是自右向左看，这都由作者自己任意决定。作者还可任意地把图画排成直行，如果把题词刻到相对较小的物品之上，作者则更可以根据自己喜好物品的地位，来改变符号的排列次序。无疑，古埃及文字的最令人头疼的地方在于它的文字之间不留间隔。各页上的图画之间的距离相等，一般来说，人们很难确定一个符号究竟是前面文字的结尾，还是新一句的开头。相反，在波斯的楔形文字中，用斜线来分隔单词。
一种十分古老的语言文字是汉语，它至今仍为四亿人使用。你们不要以为我懂汉语，我只是因为想要从中发现与梦的不确定性相类似的东西，才对它多少有点了解。我并没有失望。汉语语言中充满了这种不确定性的例子，这使我们感到吃惊。众所周知，汉语由许多表示音节的音组成，有单音，还有合成的复音。其中一种主要的方言只有约四百种这样的音。然而，由于这种方言有约四千个字，那么每一个音平均约有十种不同的意义——有些多一点，而有些则相应地少一些。
有很多避免意义不明确的方法，因为人们不能通过上下文来推断出讲话者试图用语言向听众所传达的意义究竟是这十种中的哪一种。这些方法从总体来说包括：将两音合成一个字和四声的运用。
更有趣的是，从我们的对比的观点来看，这种语言实际上没有语法。很难说这些单个音节的字究竟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而且其语尾没有变化，来表明其性（gender），数（number），词尾变化（termination），时态（tense）或语态（mood）等等。这样，人们可能说这种语言只由原材料组成，正如我们用来表达思想的语言因梦的工作还原成为材料，而不表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汉语中，对于不确定情况的判断权往往留给听众，听众根据其理解和上下文关系来裁决。我曾注意到这样一句汉语中的俗语：“少见多怪”，这是不难理解的，它的意思可以译为“一个人所见得越少，那么其所怪越多”。也可以译为“见识少的人便不免有更多的惊怪”。这两句话只在文法结构上略有不同，我们不必在这两种翻译之间做出区分。尽管有这些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地说汉语不失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很好的工具，可见，不确定性不一定必然会导致模棱两可。
当然，必须承认，梦的表达系统和任何古老的语言文字相比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处境。因为语言和文字毕竟是为了交流；也就是说，它们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千方百计地帮助人们理解，而这个特性是梦没有的。梦不想让任何人表达任何东西。它不是交流的工具，相反，它意味着不为别人所知。正是由于这一点，如果梦中有许多疑难之处无法确定，我们也不必感到吃惊或茫然若失。从我们的比较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不确定性应被看作是各种原始表达系统的通性，而人们则往往以这种不确定性来否认我们释梦的正确性。
我们对于梦的理解，实际上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只有实践和经验才有可能做出回答。[211]我想我们已达到了很深的境地。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受过正规训练的分析者所得出的结果，我的观点就会得到证实。一般的人，包括科学家在内，在遇到科学成果的不确定性时，往往持怀疑态度，以此来表示自己的优越。我想他们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你们也许不知道同样的情况也曾发生于巴比伦和亚述的碑文最初被译为现代文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这些楔形文字的翻译者都是只凭幻觉做出判断，他们的整个研究被看作是欺人之谈。但是，1857年皇家亚细亚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曾做过一种判定是非的实验。该会邀请四位当时最著名的从事这种研究的专家：罗井森、欣克斯，福克斯·塔尔波特和奥佩特，让他们将新发现的碑文各自独立翻译，译好后封寄到本会。在对这四种翻译进行了对比之后，乃宣布其判决，认为这几位专家的译文大致相同。所以，取得的成绩是可信赖的，而且还预见未来将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从此之后，人们渐渐地不再怀疑有关这种文字的翻译工作了，并且人们对那些楔形文字的翻译的信赖程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二）第二类疑虑源于这样的印象，即认为我们在释梦中所得的许多结果似乎是被迫的、人为的、任意的或滑稽可笑的。对这种效果的批判很多，以致我随便就可以找到一例。如在号称自由之国的瑞士，某校校长由于对精神分析感兴趣而被解除了职务。他虽然提出了抗议，但伯尔尼某报纸发表了校方对于此事的决议案。我将几句与精神分析有关的内容摘述如下：“我们对苏黎世大学费斯特尔教授的书内所列举的强词夺理的例子感到吃惊……因此，大学校长坚信不疑地接受所有这些理论和虚假的证据，这真的令人惊奇。”这几句话是作为他们冷静判断的结论出现的。
我想这种冷静才真的是“捏造的”。让我们再对这个问题加以更细致的考察，我想再加上一些反思和专门知识，使其不至于对冷静的判断有什么不利之处。
个人对于深蕴心理学（depth-psychology）问题，只根据其第一次所得到的印象，就能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这真使人精神振奋。这种解释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强词夺理的、不足为训的，所有这些解释是错误的，所有的这些解释工作也都是没有一点价值的。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这些解释之所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因为有很好的理由，他们如果能想到这一点，也许会更加深入地去探求这些理由到底是什么。
梦的理解这个问题与移置作用结果有着实质的联系，你们已知道移置作用是梦的稽查作用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在移置作用的帮助下，梦的稽查作用产生我们称为暗喻的替代结构。但是，这些暗喻本身很难辨认出来，也不大容易由此而追溯到其背后真正的东西。暗喻和真正的东西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最奇特的、最不常见的、外在的联想而结成的。[212]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问题在于想把真正的东西隐藏起来，这就是梦的稽查作用的目的。但是，要找出这已被隐藏起来的东西，不能求助于它平常所处的地方。现在起作用的前线的稽查员在这一点上要比瑞士学校当局更为狡猾。
在他们搜查文件和计划书时，他们不满足于检查书信和公文包，但他们会想到间谍和走私犯们或许会将禁止物品隐藏在他们极难发觉的最秘密的地方——例如，藏于双层靴底之间。如果隐藏的东西在那里，那肯定是“硬拉”出来的，但也不失为一种真正的大发现[213]。
如果我们认识到隐梦成分和外显的替代物之间的联系非常离奇，或者是滑稽可笑的，我们对于梦的分析依赖于以往经验的指导，所以有很多例子的意义时常是不能由我们自己求证的。由我们自己进行的这种解释时常是不可能的，因为再敏感的人也不可能猜出这种联系。梦者可通过其直接联想来对梦进行解释——他能够这样做，因为是他自己产生的这种替代。或者他可提供大量的材料，以便问题的解决不再需要特殊的聪明才智，而使答案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如果梦者不能使用这两种方法之一，那么问题的显梦成分将永远不为我们所理解。我想在此给你们讲一个我最近遇到的例子。我的一位女性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其父亲去世了。从此以后，她时常梦到父亲复活了。在一个梦里，她梦到了父亲说：“十一点一刻了，十一点半了，十一点三刻了。”解释这种报时梦的方法是通过她的联想，她回想到父亲喜欢看自己长大的孩子能准时地在家中进餐。无疑这个联想与梦的成分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不能说明该梦的起源。根据治疗中的情境，可以怀疑她对于所敬爱的父亲暗中怀有批评的敌对之意，这在梦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她的进一步联想之中，虽然离梦很远，她讲到了前一天她如何曾对心理学进行过很多讨论，她的一位亲属曾说：“原始人（urmensch）在我们身上得以复活。”这似乎给我们提供了解释。她因此想到她死去的父亲也会再次复活。于是，在梦中，竟使她的父亲成为一个“报时者”（uhrmensch），使他来一刻一刻地报时，直至中午。
你们可不能轻易地放过这个例子与一种诙谐语的相似性。并且实际上，梦者的诙谐时常被看作是释梦者的。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很难确定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一种诙谐语或是一个梦。
但是，你们应知道有些口误也可以引起同样的疑问。有一个男子说，他曾梦到在自己和叔父一同坐在汽车（auto）里时，他的叔父曾吻过他。[214]他自己很快补充解释说：“此梦有‘自体性欲’（auto-erotism）之意。”（“自体性欲”一词来自于力比多理论，表示不借助于外物而获得情欲的满足）那么，这个人难道是在捏造一个笑语来欺骗我们，而把笑话又说成是他的一个梦吗？我想不会，我相信他真的做过这样的梦。那么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相似性又起源于什么呢？这个问题曾使我暂时偏离我的研究道路，迫使我对诙谐本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215]，揭示了诙谐的起源：思想的前意识（preconscious）[216]训练被暂时抛开，但其在潜意识中运转，并由此以诙谐出现。在潜意识的影响之下，它也受到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的支配，也就是说，它受与梦的工作的相同作用的支配。这种共同的特征就是发生于诙谐和梦之间的相似性。但是，这种无意图的“梦的诙谐”（dream-joke）不能引起真正的笑话那样愉快的效果。如果你们再进一步地对诙谐进行研究，你们就会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了。
“梦的诙谐”是一种糟糕的笑话，它不能使我们发笑，而只能使我们感到冷淡。[217]
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在步古代释梦者的后尘，他们的释梦方法除了很多糟粕之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好的释梦的范例，有的我们至今不能超越。我在此想给你们举一个历史上很重要的梦例，这个梦的报告者为亚历山大大帝，它和普鲁塔克与道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关于这个梦的记载略有不同。在国王围攻泰尔城的时候（322B.C），遭到很顽强的抵抗，亚历山大一次梦到他看见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在跳舞（a dancing satyr）。随后释梦者阿里斯坦德罗斯通过把单词“Satyros”分成“sà tupos（sa Turos）”意为“泰尔是你的了”来解释这个梦，认为亚历山大大帝能攻破该城。亚历山大因此连续攻城，并最终占领了泰尔城。虽然这个解释好像很牵强，但它无疑是正确的。[218]
（三）我可以想象得出，当你们听说一些一直从事于释梦工作的精神分析者也反对我们有关梦的观点时，你们会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很难预料对这种理论所犯的新错误的极大的鼓励应忽视。作为概念的混乱和不合理的归纳的结果，所得出的假定便与医学上有关梦的观点犯有同样的过错。你们已知道这其中的一个，认为梦与试图适应现在的条件和试图解决未来的问题有关——也就是说它们具有“预知目的”（prospective purpose，米德，1912）。我们也指出这个假定建立在梦和隐梦思想之间的混淆的基础之上，并因此忽视了梦的工作。作为隐梦思想的一部分潜意识智力活动的一个特征，它一方面没有什么创新，另一方面它也不是详尽无遗的，因为潜意识智力活动除了为未来做准备外，还有其他许多内涵。[219]还有一种更为混乱的观点，认为每一梦的背后都有希望他人死去的含义。我不十分清楚这个公式的准确意思，但我怀疑它隐含着梦与梦者的整个人格之间的一种混淆。
有人认为所有的梦都有两种解释：一种与我们所讲的精神分析解释相同；另一种是寓意（anagogic）解释，这种解释忽视本能冲动，目的在于表达更高的心理机能（西尔伯勒，1914）。[220]
这种见解是一种不合理的归纳，它建立在少数梦的特例之上。这种梦当然是存在的，但如果把这种观点扩展到大多数的梦，那便不免徒劳无功了。再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梦都可进行两性解释，都可解释为男性倾向和女性倾向二者的混合（阿德勒，1910）。我曾给你们介绍过这种观点，可你们仍然不能理解。当然，也有一些这样的梦例，并且随后你们会认识到这与某种癔症的症状相似。我在此提及这些新发现的梦的一般特征是为了警告你们不要信以为真，或至少使你们不再怀疑我对它们的意见。
（四）人们认为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往往故意使自己的梦的内容和医师所推崇的理论相一致，结果一些人梦到性本能冲动，一些人梦到为权势而斗争，还有一些人甚至梦到再生（斯泰克尔），因此梦的研究的客观价值受到质疑。然而，这种观点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人类在精神分析治疗可以影响他们以前已经有梦的现象存在，并且现在接受治疗的人也时常在治疗开始之前已有梦出现。这种新观点所包含的事实虽然是可以自我证明的，但它却与梦的理论不相干。因为引起梦的前一天的余念来自于对清醒生活的强烈兴趣。在医师的话和所施加的暗示对患者具有意义时，他们进入这种“余念”的圈子里，并且可以为梦的构建提供精神刺激，就好像是前一天没有对付得了的其他有情感色彩的兴趣一样，它们的作用和睡眠期间施加于睡眠者的身体刺激一样。
由医师所引发的思绪像这些其他的梦的激发者一样，出现于显梦内容之中，或在其隐梦内容中可以被发现。确实，我们知道梦可以由实验而产生，或者更准确地说，一部分梦的材料可以被引入梦中。这样，精神分析者对患者所产生的这些影响正和实验者所引起的作用相同。例如，伏尔德在实验时，将被试者的四肢保持某种特定的姿势。
人们可以影响梦者梦到什么，但却从来不能影响他们为什么做梦。梦的工作的机制和潜意识的梦愿望是不受外界影响的。在考虑那些起源于身体刺激的梦时，我们已发现梦的生活的特点和其独立性，可以在反映梦者所受的身体刺激或精神刺激中显示出来。这样，我们正在讨论的和对梦的研究的客观性产生疑问的观点，正是建立在梦与梦的材料的混淆基础之上。[221]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有关梦的问题。你们可以猜到，我曾省略了很多，而且你们也会发现我所讲的每一个问题都不够详尽。然而，这是由于梦的现象和神经症的现象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已研究过的梦可作为神经症理论的导引，而且和相反的顺序相比，这肯定是一个更为正确的顺序。但正因为梦是理解神经症的准备，所以，反过来，对梦的真正精确的理解只能等到有了神经症现象方面的知识之后才可能获得。[222]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而我必须向你们保证：我将竭尽所学，以不辜负你们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和花费这么多的时间来讨论有关梦的问题。人们要迅速地达到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性的信赖，那么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好方法。需要许多月，甚至许多年的努力工作来表明神经症疾病的症状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并且来自于患者的生活经验。相反，只需要几个小时的努力，就足以证明梦同样如此。梦起初虽然很杂乱，而且难以理解，但它可以用来证实精神分析的种种前提——心理过程的潜意识本质，它们所遵循的特殊机制，和其中所表现出的本能力量等的存在。
如果我们记得梦的结构和神经症的结构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同时考虑一下使梦者迅速转变成为一个清醒的合理的人。我们便可判定神经症也是建立在心理生活中各种力量的均衡有所改变的基础之上的。[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