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关于焦虑和心理生活的诸种基本本能的假设（观点），我将向你们报告许多新东西，当听到这些内容时，你们不要感到奇怪；如果你们了解到这些东西中没有一个能为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最后的答案，你们也无须感到惊讶。这里我有特别的理由用“假设”一词。我们所面临的都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但其困难并不在于观察得不充分，因为伴随难题呈现我们眼前的，实际上是最普通、我们最熟悉的现象。困难也不在于这些现象所引起的种种思辨具有的晦涩性质；因为思辨性考察在该领域作用不大。真正的困难在于假设——即如何引入恰当的抽象观点，用以整理和说明观察所得到的原始材料。
在我以前的讲演集中，我曾以一讲（第25讲）专论焦虑；这里我必须简略重述那些内容。我们将焦虑描述为一种情感状态——即快乐痛苦的情感系列中的某些情感的混合。这些情感均有着与其相对应的外导神经冲动以及对于这种神经冲动的知觉。但我们也曾主张，焦虑可能是通过遗传表现的、某种特别重要事件的积淀物（precipitate）——也可比作为一次个体的习惯性癔症的发作。[72]我们认为留下了焦虑性情感痕迹的事件即出生过程，因为在出生过程中对心脏的活动和呼吸变化所产生的具有焦虑特征的作用是有用的。因此，最初的那种焦虑一定是毒性的。随后，我们开始对现实性焦虑和神经性焦虑进行区分：前者是一种我们可以预见的对危险——即对来自外部的预料得到的伤害的反应；而后者则完全是神秘不测的，而且看上去全无意义。
在对现实性焦虑的分析中，我们将它一直还原到感觉注意和运动紧张增加的这种状态，并将其描述为“焦虑的准备”（preparedness for anxiety）。焦虑的反应正是由此产生。结果可能有两种：其一，焦虑的产生或曰早期创伤性经验的重演，只是一种信号，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反应的结果能调节自己以适应新的危险情境，并进而能够逃跑或抵御；其二，早期经验尽占上风，整个反应也仅止于焦虑的产生，在这种情形下，情感状态具有麻痹性，因而不利于当前的意图。
然后，我们又转向神经性焦虑，并指出我们观察到它有三种情况。首先，我们发现它是一种自由飘浮的、普遍的忧虑，它易于采取人所共知的“预期性焦虑”（expectant anxiety），使自己临时依附于任何新近出现的可能性上，例如，像发生在典型的焦虑性神经症中的情况那样。
其次，我们发现在所谓的恐怖症中这种焦虑稳固地依附于某些观念，在这种恐怖症中，仍有可能辨识出它与外部危险的关系；但我们必须公正地说这种担忧被极度夸大了。最后，我们在歇斯底里或其他严重的神经症中发现了这种焦虑；在此，这种焦虑或者伴随各种症状，或者作为一次发作独自出现，或以更持久的状态独自出现，但总是没有以外部危险来作为明显的根据。于是，我们问自己两个问题：“在神经性焦虑中人们害怕什么？”“我们怎样把它与面对外部危险所感受到的现实性焦虑联系起来？”
我们的研究并非全无收获，我们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关于焦虑的期望，临床经验表明，它与性生活中力比多经济原则（libidinal economics）有着稳固的联系。焦虑性神经症的最普通的起因，是那种发泄不了的兴奋。力比多兴奋被激起了，但没有得到满足和利用；于是忧虑出现，替代力比多，并在被利用的过程中被消磨。我甚至认为有理由说，这种未得到满足的力比多直接变成了焦虑。这种观点在幼儿常有的某些恐惧中得到证实。这些恐惧中许多是令我们迷惑不解的，但另一些，如对独处及对陌生人的恐惧，能够予以肯定的解释。孤独以及陌生的面孔，唤起了孩子对熟悉的母亲的渴求；他不能控制这种力比多兴奋，也不能使它中止，只能将其变成焦虑。因此，这种幼儿的焦虑不应该被看作是现实性焦虑，而应被看作是神经性的焦虑。幼儿的恐惧和焦虑性神经症中对焦虑的预期，是神经性焦虑产生的一种方式的两个实例，这个方式就是力比多的直接转化。我们马上还会知道，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产生方式，但它与第一种产生方式并没有很大差别。
我们认为，导致癔症和其他神经症中焦虑产生的因素就是压抑的过程。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把与被压抑的观念有关的一切与依附它的那部分力比多区分开来的话，那就可以对这个问题做更全面的论述。这个观念很容易受到压抑，而且可能被歪曲到不可识别的地步；但它的情感部分通常转化为焦虑——无论这种情感可能具有何种性质，不论是攻击性还是爱，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力比多部分不能物尽其用或是由于幼儿自我的软弱（如幼儿的恐惧），或是由于性生活的各种躯体过程（如焦虑性神经症），或是由于压抑（如癔症）。然而，无论何种原因都没有根本的差异。因此，引起神经性焦虑的两种机制实际上是相吻合的。
在这项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焦虑的产生和症状的形成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即二者相互体现和互换。例如，一个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c）病人，很可能是由于在街上突然产生焦虑而开始得病。每次当他再走到这条街上，焦虑就会重复出现。于是他就会形成广场恐怖症的症状，这个症状也可以被说成是一种抑制，即对自我的功能的限制，凭借这种抑制，他可以避免焦虑的侵袭。假如我们能够干预症状的形成（就像我们能够干预强迫症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假如我们阻止一个病人进行洗礼，他就会陷入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状态中。显然，他是借助于这一症状而保护自己免受焦虑之苦的。好像的确是焦虑的产生在先，症状的形成在后，仿佛症状的产生就是为免除焦虑的突然发作似的。这一观点也被下述事实所证实：儿童期的最初神经症是广场恐怖症——在该状态中，我们如此清晰地看到，最初产生的焦虑是如何被后来形成的症状所替代的。
我们得到一个印象，即最好是从这些相互关系中找到理解神经性焦虑的方法。同时，在回答一个人在神经性焦虑中害怕什么的问题时，我们也取得了成功；并且，还成功地证实了神经性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之间的关系。显然，他在神经性焦虑中害怕的是自己的力比多。这与现实性焦虑的区别表现为以下两种：危险是内部的，而非外部的；其危险是意识不到的。
在恐怖症（phobias）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这种内部危险转化为外部危险的方式——这就是说，神经性焦虑是怎样转化为明显的现实性焦虑的。为了简化通常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不妨假设广场恐怖症病人始终害怕的是由他在街上遇到他人时所产生的诱惑感，于是他在恐惧中产生一种移置作用；从此以后，他害怕的是外界情形。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他认为自己能够通过移置作用更好地保护自己。人们可以逃之夭夭，以摆脱外部危险，但躲避内部危险却是很难的事。
在我早期论焦虑的讲演的结论中，我自己曾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虽然我们的这些研究结果并不相互矛盾，但它们却也不怎么彼此吻合。就其作为一种情感状态而言，焦虑好像是曾带来危险性威胁的早期事件的重演；焦虑服务于自我保存的目的，并且是一种新危险的信号；它产生于力比多，而这部分力比多又因某种缘故未被利用，它还可以在压抑的过程中产生。它被症状的形成所替代，就好像在治理上受到了约束。因此，我们不免感到这里好像缺少了什么，否则这一切就可以被整合成为一个整体了。
女士们，先生们，在上次讲演中，我把心理人格（the mental personality）分为超我、自我和本我，这一划分也迫使我们在焦虑问题的研究中更新我们的支承。根据自我是焦虑的唯一支承的命题（即是说仅有自我能产生并感觉到焦虑），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稳固的立场；从这个立场看，许多事物将都展示出一个新的侧面。在谈及“本我的焦虑”[73]或认为超我具有产生忧虑的能力时，我们的确很难明白这些说法的含义。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一事实中与我们希望相一致的成分表示欢迎：焦虑的三种主要类型（即现实性的、神经性的和道德性的），很容易与自我的三种依赖关系（即与外部世界的、与本我的和与超我的）发生联系［第78页］。此外伴随着这个新观点，焦虑作为预告危险情况的信号的功能（这正好是一种我们不无熟悉的说法[74]）变得尤为突出了；而构成焦虑的材料是什么的问题则使我们失去了兴趣。而且现实性焦虑与神经性焦虑的关系出人意料地变得简单明了了。还需要指出的是，与从前被认为是简单的情况相比，我们现在对产生焦虑的各种明显复杂的情况有了更好的认识。
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某些恐怖症（我们将之划归为焦虑性癔症）中焦虑的产生方式。我们选择了一些病案，在这些病案中，我们在研究那种对从俄狄浦斯情结中产生的愿望性冲动所作的典型的压抑。本来，我们指望能发现，是男孩把母亲作为对象所给予的力比多精神贯注在压抑下转变成为焦虑，并表现为（从症状的角度而言）附着于父亲的替代物之上。我不可能向你们陈述这类研究的详细步骤；但是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与预料相反的惊人结论，这就够了。并非压抑产生焦虑；焦虑早就有了，产生压抑的恰恰是焦虑。[75]但到底是哪一种焦虑呢？这只能是那种面对具有威胁的外部危险时的焦虑——即现实性焦虑。诚然，在面对力比多的要求时，男孩的确感觉到了焦虑——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产生于对母亲的爱；在面对某种神经症焦虑时，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这种爱在他看来，似乎是一种内在的危险，对此他应放弃对象以回避这种爱，因为它惹来了某种外部的危险。在我们研究的所有个案中，我们都获得了相同的结果。应该承认，我们并未料到会发现，内部的本能危险会成为外部的、实在的危险状态的决定因素和准备因素。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男孩因爱恋其母而恐惧什么样的现实危险。这种危险是被阉割的惩罚，是失去其生殖器的惩罚，当然，你们将反对：毕竟那不是真实的危险。我们的男孩并不会因为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中恋爱其母而被阉割。但该问题并不能如此简单地被取消。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关于阉割是否真的被执行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是，危险是来自外部的恐吓，而男孩也信以为真。男孩信以为真是有理由的，因为在阳具欲阶段（the phallic phase）[76]，在他的早期手淫（masturbation）阶段，人们常常吓唬他说要割掉他的阴茎，而且，这种惩罚的暗示一定会常在他心中得到强化。我们怀疑，在人类家庭的早期，妒忌而残酷的父亲实际上常对正在成长中的儿童施行阉割。而且在原始民族的成人礼经常举行的“割礼”（circumcision），是这种阉割的清晰可辨的遗风。我们意识到，在此我们与一般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我们必须牢牢地坚持这个观点，即对阉割的恐惧是压抑，从而也是神经症形成的最普通、强劲的动机之一。
而某些案例中，尽管确实不是阉割，而是割包皮作为对手淫的纠正和惩罚（这种现象在英美社会已不罕见），已经在男孩身上实施，因而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在此，尽管我有意更深人探讨“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但我却须扣紧我们的主题。
当然，对阉割的害怕并不是压抑的唯一动机。女人身上也的确不存在这种害怕，因为她们虽然也有阉割情结，却不可能形成对遭阉割的恐惧。在女人性活动中，这种恐惧被失去爱的恐惧替代了。[77]对失去爱的恐惧，显然是幼儿发现母亲不在时所产生的焦虑的后期延续。
你们会认识到，被这种焦虑所指示的危险状况是多么的真实。假如母亲不在了，或撤回了对孩子的爱，孩子就不再相信其需要会得到满足，从而可能陷入种种最悲痛的紧张情绪中。不可否认，这些决定焦虑的因素，实际上可能是出生时原始焦虑状态的重现，因为出生时的状态肯定也表现为与母亲的分离。的确，假如你们遵循费伦茨所提示的思想（费伦茨，1925），你们也可能将阉割的恐惧加进这些因素里，因为男性生殖器丧失的结果，就不能在性活动中再次与母亲（或其替代者）结合为一体，附带提一下，那种频繁产生的返回母体子宫的幻想，就是与母亲发生性交往的愿望的替代物。在这一点，这里有许多颇有趣味和令人吃惊的关系可以告诉你们：但我不能超越精神分析引论的框架。因此，我仅请你们注意这个事实：在这里，心理学的研究接近生物学的种种事实。[78]
兰克（O.Rank）对精神分析有着许多杰出的贡献，也明确强调了出生行为与母亲分离的严重性。不过，我们发现，不可能接受他从神经症理论甚至精神分析治疗这个有关因素中得出的极端推论。他已提出了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出生时的焦虑经验是后来所有危险情境的原型。[79]假如我们花点时间详细论述这些危险情形，我们就会说，事实上，焦虑的特殊决定因素——即危险情形——已被分派到了每个适应于它的发展阶段。心理无助的危险，适应于自我的早期不成熟阶段；丧失对象（或丧失爱）的危险，适应于儿童期最初几年的缺乏自信阶段；被阉割的危险，适应于阳具欲阶段；而最后，超我的恐惧——它立于一种特殊立场——则适应于潜伏期。既然由于自我的强大，适应于这些因素的危险情形已丧失了其重要性，故而，在发展过程中，旧的焦虑决定因素将被摒弃。但这种情形仅是不完全地发生。很多人都无法克服对丧失爱的恐惧，这在正常情况下从未消失过，因为这是社会关系所不能缺少的，其形式为道德性焦虑；仅有少数的人能向社会宣告独立。有一些旧有的危险情境，通过对焦虑的决定因素作时代的修改，在后来的生活中保存其势力。例如，阉割的危险继续存在于梅毒恐怖症的面具之下。的确，成年人都知道，阉割不再是对放纵性欲的习惯性惩罚，而另一方面，他又了解到，各种严重的疾病威胁到这类本能的自由。毫无疑问，那些被描述为神经症的人，在对待危险的态度上仍然孩子气十足，而且没有克服焦虑的早期决定因素。我们把如上这些内容看作是对神经症特征研究的一个实际贡献，但很难说清它为什么这样。
我希望你们没有丢失我讲演的主线，并记得，我们正在研究焦虑与压抑的关系。在此，我们了解到了两种新事实：第一，是焦虑产生了压抑，而不是像我们一贯认为的，是压抑造成了焦虑；
第二，那可怕的本能情境最终可还原于外部的危险情境。下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们怎样描述焦虑影响下的压抑过程呢？我认为答案如下。自我注意到对乍起的本能要求的满足，可能会招致一种现在还记得的危险情境。因此，自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抑制、消除和减弱这种本能的精神贯注。我们知道，假如自我强大有力，能将上述本能冲动纳入自己的组织中，自我就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但在压抑的场合中，出现的情况是，该本能冲动仍属于本我，而且自我觉得自己弱小。因此，自我通过某种本质上同于正常思维的方式帮助自己。这种思维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它只要少量的能量就能运作，采用的方式就像一位将军在行军时调动大批军队前，先在地图上移动士兵的小模型一样。[80]
因此，自我预感到对这种可疑的本能冲动的满足，从而允许思维重演因从前所畏惧的危险情境而产生的种种痛苦情感。于是，快乐－痛苦原则的自动机制发生了作用，并对危险的本能冲动进行了压抑。
“稍等片刻，”也许你们会喊道，“我们不能跟着你跑得太远了。”你们是相当正确的，在你们能接受上述观点之前，我必须作一些补充。首先，我应该承认，我已试图把这样一个实际过程转译为我们正常的思维语言，该过程既非意识过程，亦非前意识过程，它发生于某个不可想象的最底层的种种能量状态之间。但这并非你们严重抗议的要点，因为我们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来研究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楚地区分：当压抑发生时，在自我中发生了什么，在本我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刚刚说过，自我所做的是：它利用实验性的精神贯注，通过焦虑的信号启动快乐－痛苦的自动机制。然后，就可能产生各种反应或这些反应在不同比例中的结合。或者，焦虑充分地产生，并且自我彻底摒弃令人不快的兴奋；或者用一种反精神贯注取代试验性的精神贯注，以对抗这种兴奋；这种反精神贯注与被压抑的冲动能量结合，从而形成症状；或者这种反精神贯注作为反作用一旦形成，就作为对某些自我意向的加强，和作为自我的持久性改变[81]，被吸入自我之中。焦虑的发展若越能以一种纯粹的信号为限，自我若越能利用各种防御活动，达成被压抑欲望的心理约束，那么这个过程也就越能接近于冲动的正常改造标准。[82]尽管它无疑未达到这一目的。
附带提一下，有一点我们在此应该花时间阐述一下。毫无疑问，你们自己已假设，那个难以定义的所谓“性格”，应完全归之于自我。我们对性格的构成成分已有了一些认识。首先，它包括受早期父母影响而形成的超我，无疑，超我是性格中最重要且具有决定性的部分；其次，性格还包括后期对双亲和其他对儿童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认同，以及作为被弃对象关系［参见第64页］的积淀物所形成的种种类似的认同。另外，我们应该对性格的构成成分再补充一些内容，即还有自我起初用压抑，后来采用正常的方法处理不良冲动时所获得的反应结构；此反应结构是性格形成的补充成分。[83]
现在我们可再回过头来探讨本我。要猜测被反对的本能冲动在压抑时期发生了什么，这是较困难的。使我们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那种冲动的能量，即本能兴奋的力比多能量到底怎么样了，即它是怎样被使用的？你们还记得，对此我较早的假设是，被压抑转变为焦虑的，正是这种力比多能量。[84]现在我们不能再这样说了。最慎重的回答应是，本我发生的情况可能并不总是一致的。可能对被压抑的冲动而言，发生在自我中的情况和发生在本我中的情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因为我们已认为，通过焦虑信号而在行动中建立起的快乐－痛苦原则，在压抑中起作用，故而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预测。该原则完全不受限制地控制着本我内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我们可以认为，该原则使正在谈论的本能冲动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我们将会发现，压抑会产生相当不同的结果，其影响或大或小。在某些场合中，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可能保存着力比多的精神贯注，并继续存在于未改变的本我中，尽管它常受制于来自自我的持续压力。在另一些场合中，所发生的情况好像是，这种本能冲动被完全破坏了，而它的力比多永久性地转移到了其他路径上。我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正常处理俄狄浦斯情结时，情况正是如此。因此在这种适宜的场合中，俄狄浦斯情结在本我中不是被简单地压抑了，而是被毁灭了。[85]
临床经验向我们进一步表明，在许多案例中，并未出现惯常的压抑，而是发生了力比多衰退，即力比多组织倒退到一个更早期阶段。当然，这种倒退可能只发生在本我中，而且，假使这种倒退发生了，它就会受到由焦虑的信号所导致的相同冲突的影响。强迫性神经症提供了这类性质的最显著的案例，在该症中，力比多倒退与压抑是同时产生作用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担心你们会发现这种解释难以把握，并猜想我并未穷尽其述。我很抱歉引起了你们的不快。但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了解我们的发现所具有的性质，以及在取得这些发现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对心理过程的研究越深入，就越认识到它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许多简单的公式，一开始好像是符合我们需要的，但后来都被证明是有欠缺的。我们不厌其烦地变化并改进它们。在我释梦理论的讲演中，我曾向你们介绍了这样一个领域，15年来，该领域鲜有新的发现。现在，在论及焦虑的地方，你们却看到每件事情都处于流动和变化状态之中。而且，新的发现没有得到彻底的探讨，这也可能增加了论证它们的难度。不过，要有耐心！我们将很快就结束焦虑这个主题了。我无法保证这个问题的解答会令人满意，却有希望取得一点小进展。
同时，我们获得了各种新发现。例如，对焦虑的研究使人们对自我的描述增添了一个新特点。我们已说过，与本我相比，自我是软弱的，它是本我忠实的仆人，渴望执行它的命令，满足它的要求。
我们没有收回这个观点的意图。但另一方面，这个自我又是本我中组织较好的部分，它面向现实。
我们不要过于夸大自我与本我的区别，假如自我自身能对本我中的心理历程发生影响，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我相信自我是借助焦虑的信号，通过使几乎全能的快乐－痛苦原则运作起来的方式而施加其影响的。另一方面，随后自我又马上暴露出它的缺点，因为它因压抑的行为而放弃了其组织的一部分，而且不得不允许被压抑的冲动永远脱离它的影响。
现在，关于焦虑问题只有一点还需指出，尽管在我们手中，神经性焦虑已变成了现实性焦虑，变成了对特殊的外部危险情境的恐惧，但我们不能就此裹足不前。我们还应采取下一步骤，尽管它可能是后退的一步。我们问自己，在这类危险情境中，真正危险的和恐惧的是什么？显然，不像客观性判断的那样，是对病人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没有心理学上的意义，而是伤害在病人心中带来的某种东西。比如，出生是我们焦虑状态的原型，但就其本身而言，它毕竟鲜能被认为是一种伤害，尽管它可能包含有各种伤害的危险。像上述每一种危险情境一样，有关出生的基本情况是，它在心理体验中唤起了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该状态令人不愉快，而且人们不能以发泄它的方式来控制它。这类状态我们称之为“创伤时刻”（traumatic moment）[86]。在其面前快乐原则毫无作用，然后，假如我们依次沿循从神经性焦虑，到现实性焦虑，再到危险情境来看，就能获得这样一个简单命题：所恐惧的和成为焦虑对象的东西，常常是创伤时刻的呈现，不能根据快乐原则的正常法则处理它。我们马上明白，尽管我们拥有快乐原则的天赋，也不能保证我们免遭客观性伤害，而只能保证我们免受心理节制所导致的特殊伤害。从快乐原则到自我保护本能是很大的一步；这两者的意向从一开始就相当不一致。但我们也看到了其他某种东西，也许这是正在寻找的解决途径，即它是一个相对量的问题。把一种印象变为一个创伤时刻，使快乐原则的功能瘫痪并赋予危险情境以其重要性，这都仅仅是由于兴奋量的增强而已。假如情况真是那样，假如这些谜如此容易解开，那为什么类似的创伤时刻不在心理的生活中唤起而不与假定的危险情境发生关系呢？——在这些创伤时刻中，焦虑不是作为一种信号产生，而是因为某种新的理由重现。临床经验明确地表明，上述情况确属事实。只是后来的压抑才显示出我们描述过的机制，在该机制中，焦虑作为较早期的危险情境的信号而被唤起。当自我遇到某种过分强烈的力比多需要时，最初的和最原始的压抑直接来自于创伤时刻；它们重新构造它们的焦虑，尽管所依据的事实上仍是出生原型。在因性功能的躯体组织受损而产生的焦虑性神经症中，焦虑的产生过程也和上面所讲的一样。我们不再坚持认为，在这种场合中，正是力比多自身被转变为焦虑了。[87]在这里，我认为焦虑存在着双重起源——一是创伤性因素的直接后果；一是预示创伤性因素即将重现的信号。关于这一点，是不会有反对意见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确信，你们正为不要再听到关于焦虑的论述而高兴。但你们不会高兴太久，因为即将讲述的东西也不易让人感到高兴。今天我正打算带你们进入力比多理论或本能理论的领域，这些领域也同样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在这里已获得了很大进步，以致值得你们不辞辛苦地去学习它们。这种想法我是没有的。这里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领域：我们正在其中艰苦地努力寻找我们的方向和各种发现；你们将仅是我们努力的见证者。在此，我也不得不追溯一些从前我已告诉你们的事情。
本能的理论可以说是我们的神话。本能是一些神秘的东西，不确定性是很显著的。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一刻也不能忽略它们，但我们从不敢肯定我们正在清楚地观察它们。你们知道流行的想法是怎样去处理本能的。人们假定本能就像它们当前碰巧需要的东西那样多种多样——有自我肯定（self-assertive）的本能、模仿（imitative）的本能，游戏（play）的本能、群居（gregarious）的本能和许多其他类似的本能。可以说，人们利用这些本能，让它们中的每一个完成其特殊工作，然后再抛掉它们。我们的行动一直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在所有这些较为特殊的本能背后，隐藏着某种重要而强大的东西，我们须予以慎重考察。我们所采取的第一步是非常审慎的。我们告诉自己，假如一开始我们就能根据两种重要的需要——饥饿与爱——分离出两种主要的本能，或对本能进行分类，我们就可能不会误入歧途了。无论我们通常怎样小心眼地保护着心理学相对于其他各种学科的独立性，这里我们却立足于不可动摇的生物学事实的支配之下。这个事实就是，有生命的个体有机物受两种意向即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和种族保存（preservation ofspecies）的控制。这两种意向似乎是彼此独立的，就目前我们所知，它们没有共同的起源；并且在动物的生命中，它们的利益通常处于冲突之中。实际上，我们现在正讲的，就是生物心理学，我们正在研究生物过程的心理附属物。把“自我本能”与“性本能”的概念引入精神分析中，就表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包括一切有关个体的保存、肯定和延续的东西；
“性本能”（sexual instincts）包括对于幼儿的性生活和变态的性生活所需的大量东西。在对神经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已知道自我是限制和压抑的力量，而性倾向则是被压抑和被限制的力量，故而我们相信，我们不仅掌握了这两种本能之间差别的明确证据，而且掌握了这二者间冲突的明确证据。我们研究的第一个对象仅是性本能，我们将它的能量命名为“力比多”。我们只有结合这些性本能，才能澄清有关什么是本能和什么应归于本能的种种观念。这里我们就来探讨探讨力比多理论。
本能不同于刺激，即本能起源于人体内的刺激，它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力量发生作用，并且主体不可能像对待外部刺激一样，通过逃避的方式来避开本能。我们能够区分本能的起源对象和目的。其起源是人体内的某种兴奋状态，其目的是去掉这些兴奋，在从起源到目的的道路上，本能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我们把它想象为某种向特殊方向前进的能量；本能依此而获得“Treib”[88]的名称。人们谈论“积极的”本能和“消极的”本能，但我们认为说具有主动目的的本能和被动目的的本能将更为准确。因为要实现一个被动的目的也需要积极的活动。这种目的可以在主体自己身上得到实现；而通常产生的是外部对象，本能通过与它打交道而实现其外部目的；本能的内部目的则总是身体上发生的令人满意的变化。本能与其在躯体上的源泉间的关系是否带给了本能一种特殊性质？关于这一些，我们不太清楚。假如是这样，那是什么性质呢？精神分析经验的证据显示，以下内容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从一种源泉产生的本能冲动，与另一个源泉产生的本能冲动紧密相联，共同经历着变化；而且，一般而言，可以用它和本能的满足来替代某种本能的满足。
但必须承认，我们对此并未能很好地了解。本能与其目的和对象的关系都很容易发生变化；虽然本能与其对象的关系更易于松散，但二者都可转化为其他关系。考虑到社会上的价值观，我们把对目标的某种修改和对象的变化称为“升华”。此外，我们还有理由识别出目标受约束的本能——这些本能冲动产生于我们熟悉的源泉，并具有明确的目的，但它们没有得到满足便被阻止了，以致产生了一个持久的对对象的精神贯注和一种永恒的（情感）倾向。例如，性爱关系就是这样，毫无疑问，它起源于性的需要，但又总是克制其满足。[89]
你们看到，对于这些本能的特性与变化，我们仍有许多是不能理解的。这里应提到表现于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之间的进一步区别，假如从总体上说，该区别也适用于群体，那么它将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性本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它具有可塑性，具有改变它们自己目的的能力，具有允许一种本能满足取代另一种本能满足的可替换性，并且能够被延续。在这些方面，我们上面所举的目标被阻的本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会很乐于否认这些特征是属于自我保存本能，因为自我保存本能是缺乏弹性的，对它们的满足不允许有丝毫延缓。在多种意义上，它们都是绝对必需的，并与压抑和焦虑具有非常不同的关系。但稍加考虑，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例外的观点是不适用于所有的自我本能的，而仅适用于食欲和渴欲，并且明显的是建立于这些本能源泉的特殊性质上。由此造成的混乱印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我们没有对有组织的自我的影响，在原本属于本我的本能冲动中所造成的那些变化，予以单独的考虑。
当我们研究本能生活适应性功能的方式时，我们发现自己找到了更坚固的基础。在此，我们得到了十分肯定的知识，你们对这些知识也已是熟悉的。但我们也认识到，作为从一开始就是指向性功能目标——两个性细胞的结合——的工具的性本能，情况就不同了。我们所考察的是大量产生于人体的各个区域和部位的组元本能，它们彼此相当独立地寻求满足，在我们可能叫作“器官快乐”（organ pleasure）的那种东西中找到满足。[90]生殖器是这些“性感带”（erotogeniczones）中的最新玩意儿，“性快乐”这个名称完全可能适用于生殖器所产生的器官快乐。这些寻求快乐的冲动并没有完全被纳入性功能的最后组织之内。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被作为无用的东西通过压抑或其他某些方式而搁置一旁；它们中的一小部分则通过我已提过的［第97页］显著方式而离开了原有目的，并用以加强其他冲动；还有一部分以些微的作用继续存在，以利于做些前抚动作并产生事前快乐。[91]你们已听说过，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几个预备性组织的阶段是怎样被识别出来的；也已听说，性功能发展史是如何解释性功能的各种变型和退化的。我们认为，这些“前性器欲”（pregenital）阶段的第一个口欲期（the oral phase），因为与婴儿在母亲怀中吃奶的方式一致，嘴的性感区支配着这一生命时期的那些可以叫做性活动的东西，到了第二个时期，虐待的和肛的冲动欲（sadistic and anal impulses）占据了前台，毫无疑问，这个阶段与牙齿的出现、肌肉器官的增强和对括约肌功能的控制有联系。关于这个值得注意的发展阶段，我们已了解到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细节[92]，第三个阶段是阳具欲阶段（the phallic phase），在这个阶段中，两性中男性器官（和女孩身上相应于男性器官的东西）获得了不能再被忽视的重要性。[93]我们已用性器欲阶段（the genital phase）这个名称来指定明确的性组织，该阶段建立于青春期之后，此时女性生殖器第一次得到识别，而男性生殖器在很早以前就被识别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讲述的全是老生常谈。但你们不要假定，我这次未讲到的许多事情是无效的。我这样重复是必需的，目的是将它作为起点，以报告我们知识中的进展。我们能够夸口说，我们已了解到了一些新东西，特别是关于力比多的早期组织，对旧东西的意义也获得了更清晰的理解，我将至少举几个例子以资证明。阿伯拉罕在1924年就说明施虐－肛欲期可分为两个小阶段，其中早期的一个阶段受毁坏和丢失诸破坏性倾向的控制，后期的阶段则受友善地指向对象的倾向——即保持和拥有的倾向——所控制。故而，在该阶段的中期，对对象的关心作为后期对性爱的精神贯注的先驱而首次出现。若我们对第一个即口欲期阶段进行类似的再划分，也是同样可行的。在第一个小阶段中，我们所讨论的仅仅是口唇的吞食，而与对象——母亲的乳房——的关系根本不存在矛盾心理。第二个小阶段则以咬的动作的出现为特征，它可以叫作“口欲施虐”阶段，第一次表现了矛盾心理现象，该现象在其后紧接而来的“施虐－肛欲”阶段中表现更为清晰。假如我们在诸如强迫性神经症或抑郁症（melancholia）等特殊神经症的案例中，去寻找力比多发展的各种倾向点，我们就尤其能够看到这些区分的价值。[94]在此，你们必须回想起我们对力比多固着、倾向和倒退三者间的关系的认识。[95]
从总体上看，我们对力比多组织的发展阶段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过去我们主要强调的是，这些阶段中的每一个都在下一阶段的到来前就消失了；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则转向这样一些事实：
每一个前期阶段有多少成分与后期阶段并存，而且延续到它之后，并且在力比多的经济原则和主体的性格中得到永恒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各种病理条件下，频繁出现了向早期阶段的倒退；特定的倒退是疾病特定形式的特征。[96]但在此我们无法深入研究这些事实，它成为专门的神经症心理学研究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能够研究本能的诸种转化，尤其是就肛欲性欲（anal erotism）而言。肛欲的冲动产生于性感肛欲区。我们曾对将这些本能冲动多样化地使用的情况感到惊讶。某种特定性感区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想摆脱被抛弃的命运，也许是较困难的。因此，让我们回想一下阿伯拉罕的观点吧，他主张，从胚胎学上讲，肛门相当于原始的嘴，这个嘴后来才移到肠子的末端。[97]然后我们了解到，当一个人的粪便（即其排泄物）对他失去了价值之后，则产生于肛门的这种本能的兴趣就转移到那些可以作为礼物赠送的对象。事实确实如此，因为粪便曾是婴儿能够赠送的第一件礼品，是某种他可能因对照顾他的人的爱恋而出让的东西。其后，准确地对应于在言语发展中所出现的类似变化，对粪便的原有兴趣不仅转变为对黄金和钞票的高度评价，而且也影响了对婴儿和阳具的充满感情的精神贯注。在那些长期保留厕所意识的儿童当中，普遍相信婴儿像一般粪便那样从肠子里生出来。[98]大便是出生行为的原型。但圆柱状的粪便也被看作是阳具的先驱，这种粪便塞满并刺激着肠黏膜。当一个儿童非常不情愿地认识到还有许多不拥有阳具的人时，在他看来，那个器官是作为某种与身体可相分离的东西而出现的，因而变得非常类似于粪便，后者是其身上不得不抛弃的第一件东西。结果，大部分肛欲性欲都转变成了对阳具的精神贯注。但对人体阳具的兴趣，除了肛欲性欲的根源外，还有口欲的根源；口欲的根源或许仍是更为有力的，因为吮吸终结时，阴茎也变成了母亲ru头的继承者。
假如一个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深刻的联系，就不可能在人类的种种幻想中、在人类受潜意识影响而产生的种种联想中和在人类的症状性语言中，发现一个理解这些问题的途径。在那里，粪便、金钱、礼品、婴儿、阳具，好像是意味着同一件事情，它们被同一些符号所代表。你们也不要忘记，我仅能够将很不完备的信息提供给你们。或许我可以匆匆加上一句，后来才被唤起的对阴道的兴趣基本上也是源于肛欲性欲。对此也不必奇怪，因为借助卢·阿德里安－萨洛梅（LouAndreas-Salomé，1916）的一句适当的话说，阴道本身是从直肠“租借来”[99]的：在那些同性恋者即性功能发展不正常者的生活中，肛门一直被用来代替阴道。我们在梦中，常常出现这种场所：它起先是一间简单的房间，而随后则被一堵墙或其他方式分成了两间。这种梦境常意味着阴道与肠的关系。[100]也很容易理解下述情况：在女孩身上，那种期望得到阳具这一完全非女性的愿望，通常被转变成了想得到一个宝宝的愿望，然后又转化为想得到一个具有阴茎而又能给她宝宝的男人的愿望；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一部分起源于肛欲性欲兴趣的东西，是怎样获得进入后期的性器欲组织中的许可的。[101]
在我们研究力比多的前性器欲阶段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关于性格形成的新观点。我们注意到某种三者合一的、通常被同时发现于一人身上的性格特征：整洁、吝啬和固执；根据对具有这些特征的人的分析，我们推测这些特征起源于肛欲性欲，该性欲以不同方式被吸收和利用。
因此我们提出“肛欲性格”（anal character）。在此种性格中，我们发现了上述值得注意的结合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肛欲性格和未变化的肛欲期性欲做了比较。[102]我们也发现在抱负（ambition）与尿道欲期性欲（urethral erotism）间也存在一种类似的、甚或更牢固的联系。
对这种联系的一个显著暗示可见于下面这个传说中：相传在亚历山大大帝诞生的那一夜，一个叫赫罗斯特拉斯（Herostratus）的人仅为了出名，而放火烧毁位于以弗所的著名的阿耳忒弥斯（Artemis）神庙。古人好像已意识到这个联系。当然，你们已经知道，排尿和火及灭火有密切联系。[103]我们自然期望也能证明：其他的性格特征也是同样起源于各种特殊的性器欲前的力比多结构，如有关的积淀物或反应结构。但目前我们还不能做到。
然而，现在我可要再注意较早的一个时期，并又一次提出本能生活的一些最普遍问题。起初，自我本能和性本能间的对立曾是力比多理论的基础。到后来，当我们开始更严密地研究自我本身并得到自恋概念时，这种区别本身就失去了基础。在稀有的场合中，一个人能够观察到，自我将自己当作对象，其所为就好像是自己爱自己。因此，术语“自恋”（narcissism）[104]是从希腊神话中借来的。但这仅是事物正常状态的一个极度夸大。我们逐渐明白，自我总是力比多的主要储藏库，对对象力比多精神贯注源出于斯又返回于斯；而这种力比多的主要部分则在自我中被永久保存。[105]因此，自我的力比多经常转化为对象力比多。但这种转变中，二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并且把一种力比多能量与另一种力比多能量区分开来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可以抛弃“力比多”这个术语，也可把它用做一般意义上的“心理能量”（psychical energy）的同义词。
这个观点我们没有坚持很久。关于两种力比多在本能生活中成为一种对比势力的看法，不久我们就找到了另一种更为精确的表达形式。但这里我不打算详述我得到这个新观点的经过；它基本上也是基于生物学的思考。我将把这种观点作为一个现成的结论告诉你们。我们假设有两类本质不同的本能：一类是在最广泛意义上所理解的性本能——假如你喜欢，也可叫做爱的本能（Eros）；另一类则是攻击性本能，其目的在于破坏。当用下述方式提出这种观点时，你们几乎不会视其为新观点。这种观点看起来是一种尝试：它将爱与恨之间的日常对立作了理论上的升华，这种对立可能与物理学所假设的在无机物世界中的吸引与排斥的对立相符合。但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即这种假设仍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新观点，并且是一种应尽快抛弃的、人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新观点。我认为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因素正在对这种否定产生作用。我们自己为什么需要花这么长时间才决定接受攻击性本能呢？为了自己的理论而利用那些显而易见并且众所周知的事实时，我们为什么会显得优柔寡断呢？如果我们试图把带有攻击性目的的本能归之于动物，或许根本就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了。但如果认为人类气质中包含这种本能，则显得对人类是大不敬了；这种观点也违背了许多宗教假说和社会习俗。因为从本质上讲，人类应该是天生善良的；
或至少是本性善良的。即使他偶尔表现出野蛮、粗暴和残忍，这也仅仅是其情感生活转瞬即逝的失调，因为它们大部分是被煽动起来的，或者可能只是他迄今强加于身的那种不明智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可惜，历史的教诲和我们的亲身经历都没有证实这一点，反而证实了这样一种判断：对人性“善良”的信仰是那些有害的错误观念之一。凭借这些观念，人们期望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而安逸，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只会造成灾难。这场争论无须继续下去，因为我们赞成人类具有特殊的攻击性的和破坏性的本能，这并不是根据历史教训或我们的生活经验，而是依据我们考察施虐狂和受虐狂现象而引起的种种普遍性思考。正像你们所知，我们把性的满足与性对象遭受痛苦、施虐和践踏的条件相联系的现象叫做施虐狂；反之，把性的满足以自己遭受此种待遇为条件的现象叫做受虐狂。又如你们所知，正常的性关系包含着这两种倾向的一种特定的混合体；当这两种性倾向将别的性目标放进背景之中，而用自己的目的来代替它们时，我们将它叫做性变态行为。[106]你们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到，施虐狂与男性气质有更密切的关系，而受虐狂则与女性气质有更密切的关系，仿佛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秘密的亲缘关系；尽管我必须补充说明，沿着这一途径研究，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施虐狂与受虐狂这两个现象对力比多理论而言，都是真正令人迷惑的问题，而受虐狂则尤为突出。这两种现象构成了力比多理论的障碍，而它们又恰恰能变成替代力比多理论的另一种理论基石。
然后，我们的观点是，在施虐狂和受虐狂中，我们得到了两个关于爱的本能和攻击性这两类本能的混合体的极好例子。我们再假定，这种关系是一种原型关系——我们能够考察的每一个本能冲动，都是由这两种本能的类似的融合或重合所组成。当然，这种融合的比例变化是很大的。
结果，爱的本能将多种多样的性目的引进融合物中，而攻击性本能仅容许它们的单一倾向在融合物中趋于缓和或发生变化。这个假设为我们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前景，终有一天，它对我们理解病理学过程会有重大意义。由于融合物也可以分解，所以我们可以预料，这类分解作用会对融合功能产生最重大的影响。但这些概念仍太过新颖，也没有人力图将它们用于我们的工作中。[107]
让我们回到受虐狂呈现给我们的那个特殊问题吧。假如我们将其性爱成分暂时搁置不论，受虐狂就会向我们证明一种以自我毁灭为目的的倾向的存在。假如自我——不过在此我们心里所指的更是本我，即整体的人[108]——从起源上来讲包括所有的本能冲动，这对破坏性本能而言也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得出这样的观点：受虐狂比施虐狂产生更早，施虐狂是指向外部的破坏性本能，所以，获得了攻击性特征。一定数量的原始的破坏性本能仍可能存在于内部。好像我们仅能在下面两种条件下觉察到这种本能：当它与性爱本能结合而转化为受虐狂时；或者，当它拥有或多或少的性爱成分，作为攻击性本能指向外部世界时。现在下述可能性的重大意义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攻击性本能不能在外部世界中得到满足。因为它碰到了真实的障碍。假如这种情况发生了，它就可能退缩；而增加在内部占有稳定地位的自我破坏性。我们将会知道，这就是事实上所发生的情况，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受到阻碍的攻击性好像包含了一种严重的伤害。为了不毁灭自己，为了打消自我毁坏的冲动，而去破坏他物或他人，对我们而言似乎的确是必要的。
这对道德家而言，的确是一种可悲的披露。
但长期以来，道德家总以我们猜测的不可能性聊以自慰。事实上，一种古怪的本能甚至将破坏的目标指向自己栖身的躯体！诗人们的确提到了这样的事情，但诗人是可以不负责任的，他们享有诗歌式的豁免权。附带提一下，这样的看法甚至与生理学也有关联：例如，胃黏膜侵蚀它自身就是一例很好的说明。但我们得承认，自我破坏性本能需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寻找证据。毕竟人们不能仅仅因为少数可怜的傻子将其性满足与某种奇特条件相联系，就冒险做出这样一个范围巨大的假设。我相信，对本能的更深刻的研究将会带给我们所需的东西。这种本能不仅统治着心理活动，而且统治着植物性神经的活动，这些有机体的本能展现出一种值得我们深感兴趣的特征（将来，我们才能判断这种特征是否为本能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因为本能显示了一种恢复事物早期状态的努力。我们可以假定，在事物已获得的某种状态被搅乱时，一种本能就会产生出来重新制造那种状态，并产生一种我们可叫做“强制性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的现象。
整个胚胎学就是这种强制性重复的一例。在整个动物王国中，都存在再生已丢失器官的能力。除了治疗外，我们疾病的痊愈应归功于复原的本能，而这种复原的本能就是上述能力的遗迹，该能力在低等动物身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鱼类在排卵时的回游、鸟类的定期迁徙，甚至可能所有我们称为动物本能[109]的行为表现，都是在强制性重复的法则下产生的，这个法则表明了本能的保存性。在心理领域，我们也不难看到该法则的表现形式。我们已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对梦和反应——尤其是那些发生于移情中的梦和反应——的精神分析中，儿童期的被遗忘和被压抑的经验会重现，尽管这种重视与快乐原则的利益是相抵触的；通过这一途径——即假设在这些情形中，强制性重复甚至正在征服快乐原则——我们就可以对上述事情进行解释。不通过精神分析，我们也可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有些人在其生活中，不断重复相同的不正确行为以伤害自己；而另一些人则似乎被厄运缠身。但更进一步的研究又告诉我们，厄运却是他们自己无意识地惹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强制性重复具有“恶魔”的特性。
但本能的这种保存性特性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自我破坏性呢？像这样的本能想要回复到什么样的早期状态呢？答案是容易发现的，并可开辟广阔视野。假如生命确实曾经产生于无机物——在某个无法推算的远古时期，以某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产生——那么，根据我们的假设，那时就应产生一种一再企图毁灭生命并重建无机物状态的本能。假如在这个本能中，我们能识别出我们假设的自我破坏性，我们就可以将这种自我破坏性看作是一种“死的本能”（death instinct）的表现，这种“死的本能”在每个关键过程中都必将表现出来。现在，我们相信，这种本能可分为两类——爱的本能，它企图将越来越多的有生命的物质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和死的本能，它与上述企图相反，而是想使有生命的一切退回到无机物状态。生命现象就是产生于这两类并存但又矛盾的行动中的，直到被死亡带回到终点。
你们可能不以为然地说：“它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叔本华的哲学！”但是，女士们，先生们，一个大胆的思想家为什么不能猜测到某种后来才被严肃而艰苦的细致研究所证明的东西呢？而且，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被说过。在叔本华之前，就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更何况，我们所说的又确非叔本华的哲学。我们没有肯定死亡是生命的唯一目的；也没有忽视有死亡也有生命这一事实。
我们仅是承认这两种基本本能，并承认它们各有自己的目的。在生命历程中这两种本能是如何混合的，死亡本能如何被用来服务于爱的目的，特别是在它作为攻击性转向于外部时，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将来的研究。我们还没有走得太远，以致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前景。保存性特性是否毫无例外地可以不属于所有的本能？性爱本能在努力综合有生命物而形成更大整体时，是否可以不试图退回到事物的早期状态之中？对这些问题我们暂时无法回答。[110]
我们已离题太远了。我再和你们回顾一下有关本能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它也是那个导致我们修改自我与潜意识关系的出发点——这种观点来自于精神分析工作中，即病人产生抵抗但经常意识不到他在抵抗。病人不仅意识不到他抵抗的事实，而且也意识不到抵抗的动机。我们被迫去寻找这些动机或这种动机。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该动机是对惩罚的强烈需要，我们只能把这种需要归类为受虐狂愿望。这个发现的实践意义与其理论意义一样重要，因为对惩罚的需要是我们治疗努力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它通过与神经症相联的痛苦得到满足，并因此而使病人坚持处于患病状态。这个因素即对惩罚的潜意识需要好像存在于每一种神经症疾病中。在某些病例中，神经症的痛苦可被别种痛苦所替代，这些病例是完全令人信服的，我将向你们汇报这类经验。
我曾经成功地使一个不再年轻的未婚妇女免除了症状情结，该情结使她遭受了大约15年的折磨，并使她完全不能参加生活中的任何活动。现在她感到病好了，并积极从事各种活动，以发展她那较好的才能，获得一些承认、享受和成功，尽管这一时刻来得晚了些。但是，只要有人让她知道或她自己感到，她太老了以至于无法完成这个领域的工作，她的每一个努力便终结了。本来每次这类结果显然会使其旧病复发，但她再也不可能患那种病了。相反，每次她都会遇到意外事情，使她暂时终止活动并引起她的痛苦。在她正做某事时，她或者摔倒而扭伤脚踝，或碰伤膝盖，或碰伤手。若有人让她知道她自己应对这些明显的意外负责时，据说她就改变了方式，于是相同的烦恼不再导致意外事故，而是导致各种小毛病——如黏膜炎、咽喉炎和流行性感冒，或风湿性肿胀——直到最后，她下决心放弃所有尝试时，整个骚动才算结束。
我们认为，关于对惩罚的潜意识需要的起源，已是毫无疑问的了。这种需要看上去好像是良心的一部分，又像是我们的良心向潜意识的一种延伸；它必定和良心有共同的源泉，因此和一部分已被超越内化和接受的攻击性相符合。假如这些观点是对的，为了实践之目的，我们有理由将这种需要叫做“潜意识罪疚感”。在理论上，我们还怀疑，我们是否应假设所有已从外部世界退回的攻击性都受超我的约束，并因此反对自我呢？是否应假设这些攻击性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自由的破坏性本能，继续在自我和本我中进行着沉默而怪秘的活动呢？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对于它，我们知之甚少。无疑，当超我最初形成时，超我这个机构所接受的是儿童指向其父母的攻击性，由于儿童性爱的固着作用和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他无法向外发泄这种攻击性，因此，超我的严厉性并不与养育的严格性简单地相对应［见前面第62页］。很可能是当后来出现压制攻击性的场合时，这种本能就会采取每当在关键时刻就向它展开的那一途径。
潜意识罪疚感太强的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是通过抗拒治疗的反应来表露自己的，从预测性观点看，这种反应是不协调的。[111]当人们向他们提供了症状的解释时（正常情况下，至少应在其暂时消失后才能做出），他们所产生的情况反而是症状与疾病的暂时加重。要想使他们的病情加重，只需对他们的治疗中的表现加以称赞或说一些精神分析有望取得进展之类的话，就足够了。
非精神分析者将说病人全无“康复意愿”。假如遵照精神分析的思维模式，你会在这种行为中看到潜意识罪疚感的体现（正是为此而病的），以及由此而遭受的痛苦和挫折，这一切都是病人的意愿所在。潜意识罪疚感所面临的问题及它与道德、教育、犯罪和过失的关系，在当前都是精神分析家所偏爱的领域。[112]
在此，我们意想不到地从心理的地下世界步入了开阔的闹市。我不能再带你们向前去了。但今天在我离开你们之前，我要再耽搁你们一点时间，告诉你们我的另一个思考结果。我们已习惯于说，我们的文明是以性倾向为代价建立起来的。该倾向在社会抑制下，一部分的确被压抑了，另一部分则可以运用于其他目的。我们也承认，尽管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成就感到自豪，但是要实现文明所提出的要求或在此文明中感到舒服，实非易事。因为，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各种本能的限制，形成了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我们关于性本能的诸种观点，同样甚或更适用于攻击性本能。毕竟，正是它们产生了人们正常生活的困难，威胁着社会的继续存在。对个体攻击性的限制，是社会要求他首先做出的，也可能是最巨大的牺牲。我们已学会一种精巧方法用以完成对难以驾驭之事的驯服。承接危险的攻击性冲动的超越的建立就好像在那些有反抗倾向的地方派驻了一个卫兵。但另一方面，假如纯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就必须承认自我如此牺牲自己以服从社会需要，不得不臣服于攻击性的破坏倾向（对此它原本是乐意用来反对人的），对此它是不会感到快乐的。这种情况就像是那些支配有机动物世界的“吃或被吃”的困境在心理领域中的延续。幸运的是，攻击性本能从来就没有独自存在过，而总是与爱的本能并存，而后者在人类创造的文明条件下具有延缓与防止攻击性本能的作用。[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