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误差与相伴以错误记忆的遗忘的区别主要在于这样一个特征：前者并没有被人们认识到，除非发现证据。我们对“误差”（error）这个术语的使用有赖于另一个条件，我们说的是“出现误差”（being in error）而不是“记忆错误”（remembering wrongly），这里我们更强调再现的心理材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特点——或者说，在这里我们企图记忆的是那些与我们自己的心理生活的实际不同的东西，是易于招致他人的记忆验证或反驳的东西。
记忆误差的反面在这种状态下是未知的。
就我的《释梦》（1900a）一书而言，在这本书出版后，我惊奇地发现，我对其中出现的很多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错误的内容涉及的大都是历史方面的，一般都是事实的东西。经过仔细的检查，我发现这些错误并非都源于我最初的疏忽；但是这些错误是可以被追查的，通过分析也是可以被解释清楚的。
1.在第266页（第1版）［标准版，第5卷，第456页］，我提到一个叫玛格波的镇（在德国的赫斯州）——在斯特利亚也可以发现这个名字，我将这个镇当做席勒的出生地。误差发生于我对一个梦的解释，这是我在旅行时的一个晚上做的一个梦，而且在我做梦的时候被管车的人报玛格波站名的声音惊醒了。梦里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有人问关于席勒的一本书的问题。事实上，席勒并非出生于（在赫斯）大学城玛格波，而是在斯瓦比亚的玛格奇，而且我敢肯定，我对此是清楚的。
2.在第135页［标准版，第4卷，第197页］，我将汉尼拔的父亲称作汉斯保尔，这个误差尤其使我烦恼，但这个误差却可以为我提供关于误差的观点的有力证据。我的这本书的很多读者可能比我更熟悉巴卡家族的历史，而我却出现了这个误差，虽经3次校对也没有发现。
汉尼拔的父亲的名字是汉米卡尔·巴卡——汉斯保尔是汉尼拔哥哥的名字，也是他的表哥及其前任共有的名字。
3.在第177页和第370页［标准版，第4卷，第256页；第5卷，第619页］两处，我都谈到宙斯阉割他的父亲克罗诺斯，并让他的父亲退位，然而，我却错误地将这种暴行前推了一代。据希腊神话，这样的暴行是克罗诺斯对他的父亲乌兰纳斯所为。[105]
在这一点上，我的记忆提供给我的是不准确的信息，如何解释这种误差呢？——正如读者对我所了解的——我通常能够对自己的记忆进行很好地控制，而且我的记忆会提供给我很多不寻常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发生如此误差呢？为什么经过三次仔细的校对，仍像一个瞎子一样没有发现这些错误呢？
歌德在谈到里奇伯格时说：“在他开玩笑的地方，总是隐藏着一个问题。”同理，在谈到我书里的这些部分时也可以这样说：“在出现误差的地方，其背后总是有压抑的东西存在。”
——或更确切地说，这种虚假和歪曲源于被压抑的材料。在我分析我报告的那个梦的时候，由于这个梦与另一些被压抑的东西相联系，我一方面被迫在这个分析完满地结束前终止了分析；另一方面，被迫通过歪曲来掩盖这些不慎重的细节。我不能不这样做，如果我要举例对此加以说明的话，我便别无选择。我的这个难堪的做法与梦的特殊的角色有很大关系，而这个角色又会使那些被压抑的材料表现出来——换句话说，这些材料是不允许进入意识的（尽管如此，这也足以表明，这是对敏感的心理的反击）。然而，在歪曲或掩盖这些思想的时候，我并没有成功，我知道这些思想仍在继续活动着，而且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通常，我想压抑的东西往往能成功地阻止我的意志进入要表达的内容，也通常以误差——这种使人们注意不到的误差——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同一主题是我列举的3个例子的基础：即决定这些误差的被压抑的思想均与我已故的父亲有关。[106]
1.仔细地阅读过第266页这段关于梦的分析材料的读者，有的会明显地发现，也有的可能从这些暗示的信息中推断出来，在出现了对我父亲不友好的指责的思想的时候，我的分析中断了。随着这些思想和记忆的继续，必然会有一些不幸的故事出现，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我父亲的一个生意上的朋友，他的名字也叫玛格波——和那个唤醒我的车站的名字一样。在分析的时候，我企图将这个玛格波先生隐藏起来，不让自己和读者知道，作为报复，在介绍席勒的时候，将席勒的出生地由玛格奇换成了玛格波。
2.这个关于将哈米卡尔换成汉斯保尔的误差，或将哥哥的名字取代父亲名字的误差，其发生与我童年时期产生的关于汉尼拔的幻想有关，也与对父亲的不满有关，这种不满主要来源于父亲对待“我们人民的敌人”的态度。[107]我要谈一下我和父亲的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源于我到英格兰的一次旅行，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他生活在这里，是父亲和第一个妻子的孩子，他大儿子的年龄和我差不多。由于年龄上这种特殊的联系，使我突发奇想，如果我不是我父亲的孩子，而是我的这个哥哥的孩子，情况是何等的不同。这种压抑的幻想使我的著作在这个地方出现了错误，在此我中断了分析，迫使我将哥哥的名字取代父亲的名字。
3.同样是由于我关于这个哥哥的记忆的影响，我将希腊神话中的这种暴行向前推进了一代。
我的这个哥哥对我的一句劝告仍滞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对我说：“有一件事你不要忘记，对于你生活中的言行来说，在与你的父亲联系时，你实际上不属于第二代，而属于第三代。”我的父亲在晚年再婚，在他第二次结婚时，他比他的儿子要大得多，而这个误差是在我讨论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时出现的。
有时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我报告中叙述朋友或患者的梦时，他们会指出这样的事实，说我复述的梦有些细节和他们原来叙述的不同。这也可以归于历史方面的误差，当我的误差被校正以后，我通过对这些情况的仔细的观察和分析发现，在分析的时候，当我有意地歪曲或掩盖一些事实时，这种记忆的失误就会出现，在此我又一次发现：一个没有被察觉到的误差取代了一个存心的掩盖或压抑。
这些源于压抑的思想的误差和那些基于疏忽造成的误差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我到瓦丘旅行时，我认为我到了革命领导人费萧夫的家乡，这便是疏忽。这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名字相同，但费萧夫的埃姆道夫在卡因西亚。
4.使我感到羞愧的还有一处误差，这也许是一个关于暂时疏忽的例子。一天，一个患者提醒我给他两本书，这是我在维也纳答应他的，因为他准备在复活节外出旅行时使用。“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回答，并去图书馆取书。但实际情况是，我忘记了去找这两本书，因为我实际上是不赞成我的患者这次旅行的，在我看来，就这样中断治疗是很不明智的，这也使我失去一次收集材料的机会。我不得不很仔细地在图书馆查找这两本书，一本是《威尼斯——艺术之城》。除此之外，我记得在同一个系列还有一本关于历史方面的书，对了，是《麦地斯》。我把它拿了回去，并带给了我的患者；但是，使我羞愧的是，我发现自己出了差错，实际上我当然知道，《麦地斯》与威尼斯没有任何联系；但在一段时间里，我却没有发现这个差错。现在，我不得不诚实一点，因为在分析患者的症状行为时，我通常以权威的态度要求患者要诚实。这时我不得不告诉患者我的这个疏忽的动机（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不赞同他的这次旅行。
总的来说，我讲真话的动机的力量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这使人感到非常吃惊。或许是因为自己从事精神分析的缘故，我很少能够说谎。当我企图歪曲一些事实的时候，我便会出现暴露我内心秘密的这样或那样的误差或失误，这正如前面及下面的例子所表现的。
在所有的失误中，误差的机制是较脆弱的。也就是说，误差的发生更能够表明，涉及到的心理活动不得不与这样或那样的混乱倾向做斗争，但是误差所使用的特殊形式并非都是由所掩盖的混乱思想的特质决定的。回顾以前的讨论，这里我再补充一点，这一解释同样也适合于很多口误和笔误行为。每当我们出现口误或笔误的时候，我们就会推断，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存在着某种混乱，但是也必须承认：口误和笔误通常也服从相似律、怠惰律或是人们图一时之便而表现的加速的倾向，这种混乱因素并没有继续将其本身的特点强加于说和写的错误。有时是语言材料的和谐决定了这种错误的发生，同时这也限定了发生失误的程度和界限。
为了避免局限于我自己一个人的误差，我将再列举他人的一些误差的例子，这些例子也可以放人口误、笔误和闪失行为一章；但还是与前面章节的失误有点差别，因为这些失误的形式是相似的。
5.我劝告一个患者不要给和他恋爱的一个女孩打电话——当时，他自己想和她断绝关系。
因为，每次约会，都使他产生放弃她的念头。他要写信将他的这个决定告诉她，尽管发出这样一封信有一些困难。1点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找到了克服这个困难的方式，问我是否可以引用我这个作为内科医生的权威人士的话。2点的时候，他正忙于写这封中断关系的信，这时他突然停了下来，对和他在一起的母亲说：“对了！我忘了问这个教授我是否可以在这封信中提到他的名字。”他冲到电话机旁，拨通了电话，说：“我能和教授讲话吗？他是否吃过了晚餐？”
对方的回答使他大为惊奇：“阿道夫，你疯了吗？”这是我劝告他不应再听到的声音，他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误差”，即拨的不是教授家里的号码，而是这个姑娘的号码。
6.一个年轻女士要到Habsburgergasse（哈普斯堡大街）去看一个朋友，一个新近结婚的女士。当一家人围在桌子边的时候，她谈起了这件事，但讲话时出现了误差，她说要去Babenbergergasse（巴苯伯格大街）。桌子周围的一些人的笑声使她注意到了她的这个误差——或是一种口误（据选择）——一个她并没有意识到的误差。事实上，在两天前，共和国在维也纳宣布成立了，黄、黑的色彩被由红、白、红组成的老式的奥斯马克彩色所取代，哈普斯堡皇族被赶下了台。这个讲话者将王朝的变更引入了她的朋友的住址。在维也纳，有一个很著名的Babenbergerstrasse，但是没有一个维也纳人会将此说成“Gasse”[108]。
7.一个当地中学教师，虽然家境贫寒，但却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在一次暑假里，他拼命追求一个居住在别墅里的小姐，这个小姐来自大都市。最后，这个小姐还是向这个教师敞开了心扉，并劝说她的家人同意他们结婚，尽管他们存在地位和种族的差别。一天，这个教师给他的哥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个女孩并不是个美人儿，但却很甜，我们将会处得很好。但是，我是否能下决心要娶一个犹太人，尚不能告诉你。”这封信被他的未婚妻收到了，结束了他们的关系；同时，他的哥哥很奇怪地收到了一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信。叙述这件事的教师向我保证说，这是一次误差，绝非存心计谋。当然，这样的计谋我们在戏剧小品中经常会看到。
8.布里尔（1912，第191页）谈到一个女士，她向他打听他们共同熟悉的一个朋友的消息。
他发现她错误地称呼这个朋友做姑娘时的名字，当让她注意到这个失误后，她被迫承认，她不喜欢这个女士的丈夫，认为她的这桩婚事是不幸的。
9.这个误差也可以称作一个口误。一个年轻的父亲在为他的二女儿去做出生登记的时候，当问他孩子的名字时，他回答：“汉娜。”工作人员告诉他，他已经有一个孩子叫这个名字。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这两个女儿来说，他更喜欢大女儿。
10.一个女士，婚后有3个女儿，其中两个很久以前已经结婚，小女儿还没有自己的归宿。
在两次婚礼上，这家人的一个朋友——一个女士——送的礼物都是一套昂贵的银制茶具。每当话题转到品茶的时候，这个母亲总出现误差，说这是自己三女儿的茶具。很明显，从这个母亲表现出的这个误差表明，她希望看到自己的小女儿的婚礼，并且推测，也会收到同样的结婚礼物。
通常情况下，对母亲搞错女儿的名字，或搞错儿子和女婿的名字这样的现象是较容易解释的。
11.下面也是一个弄错名字的很好的例子，这是我从赫尔那里借用的，是他自己在一座疗养院观察到的例子。
“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在疗养院），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士和我谈论一些传统的话题，而我对这样的谈话不感兴趣。在谈话过程中，我还要很礼貌地插上一两句。这个老处女不停地说，我通常对她并非这么殷勤。这句话不仅包含着一层遗憾，而且也包含着对另一个年轻女人的讥讽——我们都认识的这个女人，而我对她尤其注意。自然，我马上明白了她的用意。随着我们谈话的继续，使我感到羞愧的是，我的同桌的人一再地指出，我不断地用那个年轻女人的名字称呼这个女士。但是这个女士则认为那个年轻女人是她的克星。”
12.我再报告一个有复杂背景的“误差”，这是一个亲身参与了这件事的见证人告诉我的。一个女士在户外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陌生人待了一个晚上，在这两个“陌生人”中，其中一个是她的相好，但其他人对此并不了解。这些朋友伴着这对夫妇来到了他们的门前，等开门后他们便可以离开这里。这个女士向一个陌生人鞠躬致谢，并将自己的手给他，说了一些礼貌的话。然后，她挽住她的相好的手臂，转向她的丈夫，用同样的方式对他说再见。她的丈夫，走了过来，脱掉帽子，很礼貌地说：“再见，亲爱的女士。”
这个女士很惊愕地放下了她的相好的手臂。到了门房，她才说：“天哪！自己做的这件事多么愚蠢！”这个丈夫是那种很相信自己的妻子根本不会做出这种事的人。他不断发誓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的生活处于危险状态，他因此有一种很强的阻力，这种阻力使他不去注意到来自失误的挑战。
13.这是我的一个患者的一个误差：在人们要表达与事实相反的意思的时候，这种情况往往耐人寻味。经历了一次思想斗争后，这个很谨慎的小伙子决定和一个姑娘结婚，他们都很喜欢对方。他护送他的未婚妻到家里，和她道别后，非常高兴地上了电车，并向售票员买了两张票。6个月后，他结了婚，但他无法适应这种婚姻生活，他怀疑自己的婚姻是否正确。因为，他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和他的朋友来往，而且他的岳父岳母还经常刁难他。一天晚上，他要将他的年轻的妻子从她的父母那里带回家去，和她一起上了电车，买票的时候却只买了一张。
14.下面的这个由梅德尔（1908）描述的例子说明了一个勉强压抑起来的欲望是如何通过“误差”的方式得到满足的。一个有一天假期的同事，在休假期间，他不想有人打扰。但是，他不得不去琉森看一个人，虽然他很不情愿。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他决定利用这个假期去那里，在从苏黎世到奥斯卡顿的路上，他一直在看那些日报，以此来消磨时光。在下站他换了车，然后继续读他的报纸，直到检票员来查票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坐错了车——是从奥斯卡顿到苏黎世的车——他又从奥斯卡顿回到了苏黎世，尽管他拿的是到琉森的车票。
15.塔斯克（1917）描述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即人们企图通过误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压抑的思想，尽管不完全成功。他将此命名为“旅游方向的错误”。
“我离开前线回维也纳。一个老患者听说我在镇上，就邀请我去给他看一下病，因为，他还在因病卧床。我应邀去看他，在那里停留了两小时。当我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有病的男人问我应付多少诊费。‘这是在我回家的路上，现在并非行医，把我当做来看你的朋友好了。’我回答。
这个患者犹豫了，毫无疑问，他感到自己无权利将这种职业服务当做朋友间的探视；但最后，他还是很感激地接受了我的好意，并为自己能够节省一些钱而高兴。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医生，这么做无疑也是正确的。几分钟后，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慷慨举止的真实性——我难以对此加以解释——我上了x路电车，之后，又要换乘Y路电车。当我在换车的地方等车时，我完全忘记了收费的事情，心里想的只是这个患者的症状。我要等的车来后，我上了车，但是到了下一站，我不得不再下车，事实上，在上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是X路电车而不是Y路电车，因此我又回到了最初出发的那个地方——即我没有接受诊费的患者居住的地方：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明显是想收取诊费的。”
16.我也玩弄过和例14同样的戏法。我答应我的那个一向严厉的哥哥：今年夏天，我要长途跋涉到英国的一个海滨避暑胜地去看望他，他接受了。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我必须走最近的路线，并且不在路途上耽搁时间。我问他是否能在荷兰停留一天，但他认为最好是在回去的时候在荷兰停留。这样我便坐车由慕尼黑出发，经过科伦到鹿特丹和荷兰湾，再由此出发于星夜乘船去哈维奇。途中，我要在科伦换车，下车后，我便去找到鹿特丹的快车；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我问了很多铁路上的工作人员，从一个站台到另一个站台，仍没有找到，我完全失望了，心想我一定是错过了这趟车。事情已经如此，我想是否应在科伦住一晚上，经过一番思考后，我认为，出于子女的一片诚心——因为据我的家族的历史，我的祖先在犹太人受到迫害的时候从这个城市逃了出来——我决定乘下一班车到鹿特丹去。车到达后的时候是深夜，我不得不在荷兰停留一下。这一天的时间满足我的这个夙愿，我可以在海牙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看到雷姆卜兰特的巨幅绘画。到了第二天上午，当我要乘车跨越英国的时候，我回忆起来，在科伦车站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我看到过一个大的标牌，上面写着“到鹿特丹、荷兰湾”。这个标牌就在我下车的站台几步远的地方，那里停着我要等待的继续我的旅行的车。尽管这个标牌非常醒目，而我仍像一个瞎子一样在其他地方寻找。对这种行为的解释只有一个：与我哥哥的要求相反，在我的潜意识中，一方面出于子女的孝心，想在科伦停留一个晚上；另一方面，出于对雷姆卜兰特的崇敬，这些都促使了我的这个失误行为的发生，由此使自己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17.斯塔克（1916）谈了自己经历的一个通过“遗忘”满足内心压抑的欲望的事件。
“一次，我要用幻灯片为一个村的村民做一次讲座，但这个讲座因故推迟一周。我在回信中说明了推迟的原因，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了这次讲座的时间。我很想下午到达这个地方，这样我便可以抽出时间去拜访一位我认识的居住在这里的作家。但遗憾的是，我没有空余的时间，因此，我只得放弃这次拜访的念头。
就在我要去讲课的那个晚上，我匆匆忙忙拿着幻灯片到车站去赶火车，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火车站（一般，在我因事耽搁而要赶车的时候，都是叫出租车的）。当我到了目的地，我感到有点奇怪，没有一个人到车站接我，这时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讲座推迟了一个星期，这一天是原来确定的讲课日期。我抱怨自己怎么会如此的粗心，那么，是否要赶下班车回家呢？经过仔细的考虑，我想这正好使我有机会去拜访一下我很想拜访的作家，因此，我便去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才发现，是我的那个原本无法实现的愿望，促使我做出了这样的行为。
携带着幻灯片及自己的匆忙，将自己的这种潜意识的动机很好地伪装起来。”
或许可以这样想，我们已经对此做出解释的这些误差的例子，为数并不太多，也不特别重要。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是否可以将我们的这一分析推广到对一些重大判断的误差的解释上，如人们生活中的重大的抉择或科学上的关键判断。只有那些为数很少的，有最好的适应性的人，才有可能防止外界客观画面的歪曲，这种歪曲往往发生在那些有辨别力的个体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