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之一就要详细地来讲米哈伊尔·巴枯宁一生的故事，不过它的大概大家也已经够熟了。不论朋友还是敌人都知道在思想、意志和持久性的精力上他是伟大的；他们也知道他何等傲慢地轻视大多数人所屈身委就的财富、位势、光荣以及一切恶劣的野心。作为一个和俄罗斯帝国最高贵族联姻的俄国绅士，他是最先加入叛逆的大胆集团中的一个，这些叛逆者能够把自己从传统、偏见、种族和阶级利益中解放出来，而一点不顾到他们自己个人的安适。他和他们一起作着严酷的生活战斗；监禁、放逐以及自我牺牲的人们在苦难中一定会受到的一切危险和一切不幸使得这种严酷性格外加重。
伯尔尼公墓里埋着巴枯宁身体的地方只有一块简单的石碑刻着姓名。即使这些，对于一个把这种虚荣看得如此没有价值的工作者来说，也嫌太尊荣了些。他的朋友当然不会替他竖立矜持性的墓碑和身像。他们明白假如他们对他提起为了他的光荣而竖立的一个纪念建筑的话，他会大大地发笑的；他们也知道尊敬他们的死者的正确方法是去继续他们的工作——用着和他们自己所用的那种同样的热情和坚韧。在这种情形下，的确，有一个艰难的工作需要我们全体的努力，因为目前这一代的革命者中间对于革命的共同目的还没有一个人比他工作得更热烈的。
在俄国学生中间，在德国德雷斯顿的谋叛者中间，在西伯利亚流放的同志们中间，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在瑞士，在意大利一切热诚的人们中间，他的直接影响是很大的。他的思想的独创性，他口才的多修辞和激烈，他对宣传的不倦的热心，再加上他个人自然的庄严和有力的活力，使巴枯宁能出入一切革命团体，而他的努力到处都留下深刻的痕迹，甚至对于那些欢迎了他之后又因为目标或是方法上的差异而威胁他离开的人们也是这样。他的书信是最长的；他会用整夜的功夫来跟革命世界里的友人们写长信，其中有几封使怯懦的变得坚强，使迟钝的觉醒，以及描划出宣传或是反叛的计划，像一本真正的书籍。这些书信比任何别的东西更能说明巴枯宁在那世纪中革命运动里所做的非常工作。
巴枯宁用俄文、法文和意文写过许多小册子，不论它们怎样重要，也不论它们在散布新思想上怎样有用，它们只是巴枯宁著作的最微小的一部分。
这本《上帝与国家》其实是一封信或是一个报告的片断。正像巴枯宁的大部分别的写作一样，它同样有文字上的缺点，缺乏适当的分配；此外又突然中断：我们努力想发现这文稿的结尾，却没找到。巴枯宁没有充分时间来结束他所担承的工作。另一件工作已经在进行的时候，前一件还没有完成。他对批评他的作品的人们说：“我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片断。”不过，虽然《上帝与国家》这本书没有写完，读者自然不会对于它的刊印觉得遗憾。它里面所讨论到的问题是用了逻辑的独特的精力来处理且处理得很决断的。他只对他的诚实的反对者正确地讲起这些，他替他们指出目前这种一切强权所由建立的神权的信仰之空虚性；他替他们证明一切政府起源的纯粹人为性；最后，毫不停留地就讨论到公共道德已经加以责备的那些国家基础，例如地理上的优势、暴力的行使、高贵性、财富等等，他对于把各社会的政府假托科学的那种理论给予公平的处理。即使假定我们在敌对的野心和密谋的冲突之中能够辨明谁是虚伪的，谁是真正的学者，并且能够找出一种选举方法确能把权力交给那些有真正知识的人的手里的话，他们对于他们的政府的智慧和诚实又能给我们什么保证呢？相反地，在这些新的主人的身上难道我们还不能预先见到那种跟以前以及现在的主人身上所有的全然相同的愚笨和罪恶吗？第一点，科学并不如此，它是在变的。现在有学问的人在将来只能算做什么也不懂的人。让他想象一次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目的，而就为了这原因即使在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没落了。但是，他如果能够在本质上理解真理，他只能够使自己被特权所腐化而使别人被权力所腐化。要建立他的政府，他必须像所有的国家领袖们一样地试着去拘捕那些在他之下生活着的群众的生命，为了保持安静而使他们一直无知无识，并且为了使他能够从更高的王位上来统治他们，把他们渐渐地加以抑贬。
至于其余的人，自从教条主义者出现之后，或真或假的“天才”曾经试过支配世界的王权，我们也知道它的代价是什么。我们也曾见到过他们在工作，所有这些学者：他们愈研究就愈变得死硬，他们用来考查若干孤立的事实的各方面所花的时间愈多，他们的见解愈狭；他们一点也没有生活经验，因为很久以来除了他们癖爱的以外他们就没有见过别的什么东西了；因为他们没能力参加严重的斗争又不懂得事物的真正轻重，他们的热情和虚荣是幼稚的。难道我们最近还不曾见到那整个学派的“思想家们”他们又是卑劣的奉承者和生活下贱的人们——的基础吗？他们只为了他们自己才构造出全部的宇宙创造论。照他们的意思，世界的创造，社会的发展，革命之颊覆国家，帝国之陷入血污，贫穷和疾病以及死亡之成为人性的皇后，都只为了造成学会会员间的一个精英（elite），一朵盛开的花朵，所有别些人们只是肥料。试想作为《时代》杂志（Teps）和《论辩》杂志（Debats）的编者会有余暇去“思想”？人民在无知之下生了又死；为了这些绅士们变成不朽，一切其他的人类都注定了要死！
不过我们可以重复对自己保证：所有这些学会会员没有亚历山大用剑斩断高定结[1]的勇敢，他们不会举起查理曼的刀，在科学上政府已经变得像神权财富或是蛮力一样地不可能。此后一切权力都要受到无怜悯的批判。产生了平等感的人们不再肯受被人统治的苦痛了；他们学习自己支配自己。在使具有一切权力的存在从天上倒下来的时候，社会也驱走了一切假借这个名义来统治别人的人们。这就是现在在进行着的革命。国家是崩溃了，让位给一种新的秩序。照巴枯宁所喜欢说的那种讲法，在这种新秩序里“人的正义要来代替那神的正义”。假如容许我们从革命者中提出一个参与这种广大的改造工作的人的名字，没有比提出巴枯宁来得更公平的了。
1882年
卡罗·卡非罗（Carlo Cafiero）
爱理塞·邵可侣（Elisee Reclus）
[1] 高定结（Gordian knot） ：相传腓尼基王Gordius打有一结、能解开的可以在小亚细亚称王。但无人能解，后亚历山大大帝拔剑砍断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