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于幸福的探讨迄今并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人们还不知道的知识，即使我们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即人类为什么这么难以获得幸福，那么，发现任何新东西的希望似乎也不会更大。我们以前曾做过回答，当时我们指出了人类遭受痛苦的三个根源：这就是自然的强大力量，我们自己身体的衰老倾向和我们调节人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的相互关系时方法的不适当。关于前两个根源，我们的判断是毫不犹豫的：它迫使我们承认这些痛苦的根源和服从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绝不可能完全征服自然，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有机体，它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总是包含着死亡的种子，身体的适应能力和获得成就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认识的效果一点也不令人沮丧；相反，它为我们的活动指明了方向。即使我们不能消除全部的痛苦，我们也能消除很多的痛苦，能减轻的痛苦就更多了；几千年的经验使我们相信这一点。关于第三个根源，我们痛苦的社会根源，我们则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我们根本不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根源，相反，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自己制定的这些规则不能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保护和利益呢？当然，当我们考虑到我们为免遭痛苦所付出的努力在这一点上已经证明是何等不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是否有一种不可征服的性质——这一次是以我们自己的心理结构的方式——潜藏在这些困难背后。
当我们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种如此令人惊异的观点，致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讨论一下。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所谓的文明本身应该为我们所遭受的大量痛苦而负主要责任，而且如果我们把这种文明放弃，或者回到原始状态中去，我们就会幸福得多，我之所以称这种观点是令人惊异的，是因为不管一个人如何给文明的概念下定义，我们所用的每一种方法都是这种文明的一部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们试图用这些方法来保护自己免遭来自各种痛苦根源的威胁。
这么多人对文明采取这种奇怪的敌对态度，这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59]在我看来，它产生的一个基础是对现存文明状态的一种深深的、长期的不满，对文明的谴责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它是由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引起的。我相信，我能够鉴定其最后的起因和倒数第二个起因。我的学问还不足以使我把这些历史事件链索中的联系追溯到足够遥远的人类物种的历史。当基督教征服了异教的时候，某些对文明的这种对抗就一定早已积极地活动了，因为它和基督教教义对世俗生活的过低评价有密切关系。这两个事件的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于航海发现的结果，人类开始和原始民族及种族发生联系。欧洲人没能仔细地观察他们，而且误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对欧洲人来说，这些民族似乎过着简朴的、幸福的生活，无所需求。例如那些访问原始民族的旅行者，虽然有其优越的文明，却不能获得幸福。后来的经验在许多方面纠正了这些判断；在许多情况下，舒适的生活应归于自然的慷慨和人类主要的需要得到迅速满足这种可能性，但是，观察家们却把它错误地归因于没有复杂的文明需求。我们对这两种说法的后者比较熟悉；正是在此时，人们才开始理解神经症的机制，神经症威胁要暗中破坏文明人所享有的少量的幸福。我们发现，一个人得了神经症，是因为他无法忍受大量的挫折，这些是社会为了其文化理想而强加于人类的，人们由此而推论，假如取消这些标准或使这些标准极大的放宽，那么，人们就有可能获得幸福。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失望的因素。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类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这种进步的每一个阶段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它们。人类为这些成就而骄傲，而且有权为此而骄傲。但是，人们开始察觉，所有这些新获得的控制空间和时间的能力，这种对自然力量的征服，对数千年来久已渴望的这些东西的满足，并没有增加人类期望从生活中所能获得的快乐满足的数量，也没有使他们感到更幸福。由此得出的正确结论只能是，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唯一前提条件，正如它不是文明努力的唯一目标那样；我们不应由此而推测，技术进步从幸福观来看是没有价值的。这会引起人们的疑问，这难道不是一种积极的快乐，一种对幸福的明确获得吗？例如，当我愿意的时候，我就能听到住在几百英里以外的我的一个孩子的声音，或者直接知道我的一位朋友经过漫长的、困难重重的航行而顺利安全地抵达他的目的地。医学在大量减少幼儿的死亡和妇女生小孩时受到感染的危险方面，还有大大地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方面，都获得了成功，难道这也毫无意义吗？人们还能在这些好处后面加上很长的一串，我们把这些好处归于科学和技术进步很受蔑视的时代。但是，人们听到悲观主义者批评说，大多数的这些好处都遵循那些在轶事中获得“廉价快乐”（cheap enjoyment）的模式——人们往往是通过在寒冷的冬夜里把赤脚伸出被子之外，然后又把它缩回去而获得这种快乐的。如果没有藐视距离的铁路，我的孩子绝不会离开家乡，我也就不需要打电话听到他的声音了。如果没有穿越海洋的船只，我的朋友绝不可能进行他的航海旅行，我也不需要打电报以免除我对他的焦虑了。当我们确切地说，正是这种要求减少儿童的死亡才使我们在生育他们的时候，把这种最大的限制强加于我们，这样，当我们生育的孩子总的来看并不比卫生学盛行之前多的时候，同时当我们为结婚后的性生活制造了困难的条件，并且很可能抵消了自然选择的有益效果时，减少儿童的死亡又有什么用处呢？最后，当生活充满了艰难，没有欢乐，如果生活充满了悲惨，以至于我们只能欢迎死亡成为我们的拯救者的时候，长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目前的文明中，我们并没有感到舒适，但是，非常难以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早期时代的人们是否感觉更幸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感觉更幸福呢？他们的文化条件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呢？我们总是倾向于客观地看待人们的痛苦，就是说，把我们自己，连同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的感觉能力，都放在他们的条件下，然后去考察我们在里面应该发现什么样的体验到幸福和不幸福的机会。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看起来是客观的，因为它无视各种主观的感觉，它当然又可能是最主观的，因为通过使用这种方法，人们就用自己的心理态度代替了他人的未知态度。不过幸福基本上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不论我们想到某种情境时害怕得有多么厉害——如古代划船的奴隶，30年战争时的农民，宗教法庭的牺牲者，等待被屠杀的犹太人——我们仍然无法使自己站在这些人的立场上——去推测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由于最初的心理迟钝，逐渐的麻木过程，一切期望的停止和由一切更粗糙及更精细的麻醉方式造成的，用这些方式就能减少对快乐和不快乐感觉的敏感性。另外，当人们必须忍受最极端形式的痛苦时，特殊的心理保护装置就会发挥作用，在我看来，要进一步探讨这一方面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现在，是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到这种文明实质上来的时候了，对于把文明作为获得幸福的手段，人们争论颇多。除非我们经过考察亲自了解了某些情况，否则我们绝不会到处寻找仅用几句话就表达其实质的公式。我们将满意地重复说，文明这个词[60]描述了人类全部的成就和规则，这些成就和规则把我们的生活同我们动物祖先的生活区分开来，并且服务于两个目的——保护人类免受自然之害和调节他们的相互关系。[61]为了了解更多的东西，我们必须把文化的个别特征聚集起来，就像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所表现的那样。在这样做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允许自己受通用语言的指导，或者就像人们可能会说的那样，受语感的指导，我们确信，我们将因此而公正地考虑那些仍然抵抗用抽象术语表达的内在洞察力。
开头是容易的，我们把人类用来使地球能为人类服务，保护人类免受残暴的自然力量之害的一切活动和财产作为文明的开始。文明在这一方面是比任何其他方面更毋庸置疑的。假如我们回溯得足够久远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文明的第一种活动就是工具的使用、获得对火的控制和建造住房。在这些活动中，获得对火的控制作为一个相当独特的成就而尤为出色，这种成就是绝无仅有的[62]，而其他被开辟的道路此后一直被人类所遵循，通往这些道路的刺激物是容易猜测到的。人类依靠他的全部工具使自己的运动器官和感觉器官更加完善，或者用来消除这些器官在功能上的局限性。他把机器巨大的力量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就像控制他的肌肉一样，他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它，轮船和飞机有这样的作用，连空气和水也不能阻止它的穿越。用眼镜他能纠正自己眼睛里水晶体的缺陷；用望远镜他能看到很远的距离；用显微镜他能克服其视网膜结构所带来的视觉能力的局限性。用照相机他能创造一种记录变化的视觉形象的工具，就像留声机创造一种同样变化的听觉形象的工具一样；两者实际上都是他自己的记忆能力的具体化。在电话机帮助下他能听到远处的声音，甚至神话都曾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最初的书写是记录并不在眼前的人的声音；住房即是母亲的子宫即第一个住所的替代物，在子宫里他是安全的，且感到如此满足，它可能此后一直渴望着它。
人类用其科学和技术发明了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事物，人类在地球上首先是作为动物王国里一个虚弱的有机体而出现的，人类种属中的每一个人一定会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婴儿而重新出现（“噢，大自然的小不点儿”）[63]这些事物不仅听起来像是一个童话，而且是人类童话中全部的——或几乎是全部的愿望的一种实际满足。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他通过文明获得的。很久以前人类就形成了一种全知全能的和无所不知的理想概念，并把这个概念体现在他的诸神中。凡是他的愿望所无法达到的东西，或者对他禁止的东西，人类都归因于这些神。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神祇是人类文明的理想。现在人类已经非常接近实现了这个理想，人类几乎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神。但是，确实只有以这种方式，理想通常才能根据人性的普遍判断得到实现。但不是完全的实现，有些方面一点也没有实现，在另一些方面只实现一半。可以说，人类已成为一种起弥补作用的神。[64]当人类装备上他的所有辅助器官时，就会非常神奇了。但是，这些器官并不只是长在他身上，而且还常常给他制造麻烦。但是，人类却有资格用这种思想来安慰自己，即人类的这种发展不会恰好在1930年结束。未来的时代将在这个文明领域中取得可能令人难以想象的伟大的进步，并将使人类和上帝更加相似。但是，出于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今天的人类虽然和上帝相似，却仍然并不幸福。
因此，我们认识到，只有当我们发现，在一个国家里能够有助于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开发地球和保护人类免遭自然之害的一切事物——简言之，一切对人类有用的事物——得到了关注和有效的贯彻实施时，才能说一个国家达到了高水平的文明。在这样的国家里，威胁要淹没河岸的河水的流程得到了控制，河水通过运河被引到所需要的地方。土地得到辛勤的耕耘，种上了适当的植物；矿产资源被辛辛苦苦地开发出来，制造成所需要的工具和器皿。交通工具是频繁、迅速而可靠的；凶猛和危险的动物被消灭了，人类成功地饲养着被驯服和驯化了的动物。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求从文明中获得其他东西，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期望这些东西也能在这些同样的国家里出现，当我们发现这些国家的居民的勤劳不是被用于起码有一点用处的事情上，而是相反，用于毫无用处的事情上时——例如，城镇里的公园和花园，作为娱乐场所和新鲜空气储藏库是很必需的，但当它们也被人们用来培养花木时，或者当住房的窗台用花装饰起来时，我们也把这看作是高度文明的证据，就好像我们想要放弃我们提出的关于文明的最初要求一样。我们不久就意识到，我们期望文明予以高度评价的那些无用的东西就是美；我们要求文明的人要尊重自然中发现的美，只要力所能及，就可在其手工制品中创造美。但这绝非我们对文明要求的详尽阐释。此外，我们还希望发现清洁和秩序的标志。当我们读到，在斯特拉斯福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父亲家门前有一个高高的粪堆时，我们并不认为莎士比亚时代英国乡镇的文明水平很高；当我们发现在维也纳的瓦尔德山上[65]乱扔着废纸时，我们感到愤慨，并称之为“野蛮”（这是文明的反义词）。任何肮脏对我们来说似乎都和文明不相容；我们把清洁的要求也扩展到人体，当我们听说从路易·索雷尔（Roi Soleil）[66]身上发出一种令人讨厌的气味时，我们感到惊奇；当我们看到拿破仑在贝勒岛[67]进行早晨洗漱用的小脸盆时，我们就会摇头。的确，假如有人把使用肥皂作为一种文明的实际尺度，我们并不感到惊奇。对秩序来说也是如此，秩序也和清洁一样，只适用于人类的手工制品。但鉴于我们不能期望自然界是清洁的，相反，秩序却是模仿自然界而来的；人类对伟大的天体运动规律性的观察不仅向他们提供了一个把秩序引入其生活中来的样式，而且给他们提供了这样做的最初的起点。秩序是一种强迫性重复动作，当一条规定被永久地确定下来之后，秩序就能决定，一件事情将在何时、何地去做和怎样去做，就能在每一次类似情况下避免怀疑和犹豫。秩序的好处是无可否认的：它能使我们把空间和时间用得恰到好处，同时节省心理能量的耗费。我们应该有权力期望，秩序从一开始就在人类活动中占有其地位，而且是毫不困难的，人们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事情竟然不是这样的——相反，人类在他们的工作中表现出一种天生的粗心大意、不规则和不可靠的倾向，必须花气力训练人类，他们才能学会遵循其天体模式的榜样。
美、清洁和秩序显然在文明的要求里占有特殊的地位。没有人会坚持认为，它们对生活的重要性，就像旨在控制自然力的活动，或者像我们将要了解到的其他因素一样；也没有人会愿意把它们作为小事而不予重视。
美就是一例，它明显地表明，文明就它的目的而言不仅仅是功利主义的，我们倾向于把美从文明的利益中略去。秩序的功利主义的好处是很显然的。关于清洁，我们必须记住，这也是卫生学要求我们的，我们可以推测，甚至在科学的卫生预防法时代之前，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非完全为人类所未知的。但是，有用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努力；此外一定还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
但是，根据一般的看法，文明有一个特征能比任何其他特征更好地表现文明的特点，这就是它尊重和鼓励人类的高级心理活动——智力的、科学的和艺术的成就——它在人类的生活中组成了观念的主要部分。而这些观念当中首要的是宗教体系，我在别的地方曾努力想使宗教体系的复杂结构明显地表露出来。[68]其次是哲学的推测；最后，可以称之为人的“理想”——他可能形成的一个人，一个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尽善尽美的观念，以及它在这些观念基础上所提出的要求。它的这些创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相反，它们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描述它们的企图复杂化了，也使追溯其心理衍生物变得困难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一般的假设来假定，在人类一切活动背后的动机是奋力追求有用和产生快乐这两个相互融合的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对我们在此讨论的文明的那些表现来说，这也是真实的，虽然只有在科学和美学活动中才能明显地认为这是真实的。但是，毫无疑问，其他活动也和人类的某些强烈的需要相一致——或许也和只有在少数民族中才发展起来的那些需要相一致。我们曾对有关任何特定宗教的或哲学体系的价值，或这些理想的价值做过判断，但却不容许被我们自己的判断引入歧途；不管我们是想在它们当中发现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还是我们痛惜把它们作为一些谬误，我们必须承认，在它们存在的地方，特别是在它们备受推崇的地方，就可证明那里有一个高度的文明。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这个有待于做出评价的、最后的、当然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文明的独特特征：这就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社会关系得以调节的方式，——这些关系影响一个人和他有关的人如邻居，帮助他的人、异性对象、家庭成员或国家的成员等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难以保持不偏不倚于任何理想的要求，和明确确定在这里一般意义上的文明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首先声明，试图调节这些社会关系的初步尝试已经包含在文明的基本成分中了。假如没有做出这样的尝试，这些关系就会依附于个人的意愿：就是说，体魄最健壮的人就会按照他自己的利益和本能冲动来决定事情。如果这个健壮的人遇到另一个比他更健壮的人，情况仍会保持不变。当许多人联合起来在力量上超过了任何个人，并且保持这种联合以对付一切个别的人时，人类在社会团体中的共同生活才成为可能。于是，这个联合体的力量就被作为“权力”（right）用来反对任何被谴责为“蛮力”（brute force）的个人的力量。用联合体的力量来取代个人的力量是向文明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它的实质在于，团体的成员对每个人可能得到的满足加以限制，而个人还没有认识到这种限制。因此，文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公正——就是说，保证使一项法律一旦制定，就不会为任何个人的利益而遭到破坏。并不是说这种法律有什么道德价值。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似乎倾向于确保法律将不再代表任何小团体的意志——种姓、部落、人口阶层或种族群落——这种小团体的行为可以像一个掠夺成性的人，扑向其他或许人数更多的这种群体。而最后的结果就会是建立一种法律，这是通过牺牲自己的某些欲望而对此做出贡献的所有的人的法律，是能够联合起来的所有的人的法律——除了那些不能进入某一联合体的人之外——这种法律不使一个人任凭蛮力的摆布——当然还是有同样的例外。
个人的自由并不是文明带来的一个好处。在任何文明产生之前，个人具有最大的自由，虽然在那时个人的自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确实没什么价值，因为个人几乎不能保护这种自由。自由经过文明的发展而受到限制，公正往往要求把这些限制施加于每一个人。在一个人类团体中感觉到的那种对自由的渴望，可能是对某些现存不公正的一种反抗，因而可以证明，它有利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和这种发展保持一致。但是，对自由的渴望也可以在人格的原始本质的残余中找到它的起源，虽然在那里人格还没有受到文明的影响，这样，渴望自由就成了和文明对抗的一个根源。因此，渴求自由既指向文明的特定要求或形式，也指向文明本身。看来任何一种影响都不能把人性变成蚂蚁的性质。毫无疑问，他将随时用他对个人自由的要求来抵御群体的意志。人类斗争的很大一部分都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即在个人的这种要求和文明社会的要求之间找到某种便利的——能带来幸福的解决方法；这种解决方法能否以某种特定的文明形式来达到，或者是否将证明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这是涉及人类命运的问题之一。
通过承认共同的感受是我们的思想指导，用来确定人类生活的哪些特征应被视为文明的，我们便获得了文明所展示的宏伟蓝图的一个清晰的印象。但是确实，迄今我们所发现的一切没有一个不是众所周知的。同时，我们小心翼翼地防备使自己接受这种偏见，即文明就是成为完善的同义词，就是人类注定要借以达到完善的道路。但是，现在有一个观点必须考虑，这个观点可能会导致另一个方向。对我们来说文明的发展似乎是人类所经历的一种特殊过程，它的几个方面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可以根据它在我们所熟悉的人类本能倾向上所产生的变化来描述这个过程的特点，满足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所要实现的实际任务。这些本能中有一些似乎已被耗尽了，所以出现了某些取代它们的东西，在一个人身上我们就称之为性格特质（character-trait）。这个过程最著名的例子是在儿童的肛欲（anal erotism）方面发现的。儿童对排泄功能，对排泄器官及其排泄物的最初兴趣，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变成了一些我们所熟知的特质——节俭、有秩序和清洁感——这些特质在儿童看来是有价值的和受欢迎的。但是，这些特质也可以得到加强，直到它们明显地支配着人格和产生我们所谓的肛门性格（anal character）。这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关于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则是毫无疑问的。[69]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秩序和清洁主要是文明的要求，虽然它们的必要性对生存来说并不特别明显，把它们作为快乐的根源也同样不合适。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会第一次对文明发展过程和一个人的力比多发展过程之间的相似性感到震惊。必须使其他本能（肛欲除外）改变它们得以满足的条件，沿着另外的道路去实现该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过程和我们如此熟知的（本能目的的）升华作用（sublimation）是一致的，但有时又是可能会与升华作用区分开来的。本能的升华作用是文明发展的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使高级心理活动即科学的、艺术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能在文明的生活中起如此重要作用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想服从某种第一印象，他会说，升华作用完全是文明强加于本能的一种变化。但是最好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第三[70]，也是最后一点，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能无视文明在本能克制（renunciation of instinct）的基础上得以建立起来的程度，也不能无视文明可在多大程度上预测强大的本能要求的不满足程度［通过压制（suppression）、压抑或别的什么手段？］，这种“文化的挫折”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整个领域。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一切文明都必须反对的那种敌意的原因，它也将给我们的科学研究提出严肃的要求；我们在这里要做大量的解释。难以理解的是，怎么能使本能得不到满足呢？再说，这样做也绝不是没有危险的；假如这种剥夺没有得到经济上的补偿，一定会使人产生严重的紊乱。
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人们对我们的下述观点做何评价，即和个体的正常成熟相比，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特殊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必须着手解决另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提出这个新的问题：文明的发展把它的起源归因于什么样的影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决定了文明的进程？[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