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本位之主张
南北两种族之对立，从广义解释之，实为东洋史之本干，而其局初不必自南北朝时代始。在秦始皇时，并吞六国，统一汉人，筑长城以防塞外种族，自秦人言之，北人为夷狄，我则中华，彼客我主，不无内外之差别。在中国上古，以东夷之人，奉为中华之主，舜是也；继殷而君临神州者，乃西夷之人，文王是也，在当时毫无畛域之见，存于其间。虽然，因北族之发达，此种思想，亦由之发达，至于秦乃统一此等思想以防牢塞外矣。自是南北两种族，皆代有盛衰，南人强盛时，绝胡人之王庭于沙漠之南；而北族强大时，则一旦牧马于大江南北。在六朝时代，南人骂北人为索虏，盖因北魏人发辫下垂如索也；北人指南人曰岛夷，因彼等汉人，据东南之泽国也。及后世蒙古起，呼汉人为蛮子，则更为有兴味之事实矣。自吾人眼中观察之，汉人之中华本位思想，逐代发达，就中尤推赵宋时代为盛。加之元朝之对待汉人，政策过于刻薄，彼等不顾汉人之习惯，且于官吏之任用，不及于普通之人，而特设蒙古与色目之阶级，取士之途，未免过狭，一方面适足激成汉人之奋起。因之，朱明太祖，以吴元年传檄中原，在彼等视之，殆有晴天霹雳之感。其檄文大意如下：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治天下者。宋祚倾颓，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之内，莫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也。然达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大德，废长而立幼，泰定以臣而弑君，天历以弟而鸩兄，且弟收兄妻者有之，子烝父妾者有之，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浊乱殊甚。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庙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足为后世训耶？及其后嗣沉荒，君臣失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起兵，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人事所致，抑亦天厌弃夷德之时也。古语云：“胡虏无百年之运。”今日验之，信乎不谬。（下略）
宋濂像
此檄文为名臣宋濂所草，可称之为有明一代之民族宣言书，吾人可名之为汉族本位之主义者也。详言之，吾等汉人即汉土之主人，而夷狄不与焉；假令一时外夷入主中国，亦客帝而非真主也。而犹有说者，主客之观念，一般民族之间，均甚激烈，称为客家或客籍，加以侮蔑，不通婚姻，不相交际。在晋时代，中原汉族，逃于闽中，至今福建、广东之境上，即称为客家，咸特种之部落焉，可以证之。为北虏所苦之明朝，约亘三世纪之久，维持其境土，而此统治之存续，即表示其思想之存续，卒也其祖宗宣言之汉族本位主义，至明末而益见发露。
宋末与明季之对照
比较赵宋之末叶，与朱明之末季，吾人不能不加以新说明。在中国史中，文天祥可谓空前绝后之忠臣，然验诸明末，则此种忠义之士甚多，或且驾乎其上焉。就中可注意之事，则以此等忠臣义士，多出自文明书生中是也。至于此等倾向，则实明朝平时之政体使然。从事实上言之，当时之武将明大义者绝少，儒冠者流，不得已而从事行间。故彼等用兵之方略甚疏，以与满洲久经训练之师抵抗，历战皆不见有功；然彼等之节操气概，愈败而愈振，愈穷困而愈显露。观硕儒黄宗羲，为其亡友张煌言所撰墓志铭，可以见矣：
语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所谓“慷慨”、“从容”，非以一身较迟速，有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未死，吾力一丝未尽，终不可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可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之移山，精卫之填海，常人藐为说铃，圣人指为血路，是故知其不可而不为，即非从容。尝闻有以公与文山相提并论者，皆吹冷焰于灰烬之中，无尺地一民之据，止凭此一线未死之人心，为之鼓荡，而形势昭然，人心不测，一旦昭然者不足制，而不测者亦从之转移。唯两公之心匪石不可转，故百死之余愈见光彩。文山之《指南录》，公之《北征纪》，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山从镇江遁后，驰驱不过三载；公丙戌航海，甲辰就执，三渡闽关，四入长江，两遭覆没，首尾十有九年。文山之经营，不过闽广一隅；公提孤军以虚喝中原，是公之所处难也。
黄宗羲像
张煌言之文字，不徒词采富赡，即其见地亦超越时流。聊举一例：郑成功据台湾时，彼责其失计，当“以思明为根本，台湾为枝叶，若无思明，虽得台湾，岂能一日居？此时与红夷（荷兰人）交争，殊非至计。要之今乃进取之秋，非退守之日。昔年虽有长江之败，犹足流芳百世。殿下受大明之倚重，区区据有台湾，偷安旦夕，窃以为不可”云云。观煌言之意，台湾乃进取大陆之根据地，互相为用，否则不可维持。此虽不足以动当时之成功，可谓为郑氏将来之豫言。总之，明季之书生，非徒托空言，实欲以此种抱负，实施于兵事也。而尤当注意者，彼等皆富于文学，有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之概。就清朝之统治而论，此等遗物，不可谓非一种之危险品。但此等忠义之士，其死非一地，遗文亦零落四方。至近世发见其大部分者，推浙江省钱塘江东西为最。
史学之发生
史学最盛于钱塘江之东。中国上古之时，礼乐刑政，皆出于史。经学家龚自珍曾谓学问之九流，皆出于史，其说亦自有理。支配中国人心最有力者为道教，汉班固谓道家出于史官。汉代卓越之史家，推司马迁，其父太史公，司天官，位在宰相上。抑史者本不过记录之官，而中国之史，则有一种之特征，缘不得志于当世者，即托之史以鸣其不平。孔子王佐之才，不得其位，退而删述鲁之《春秋》，故当秉笔直书之际，虽王者亦无可如何。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之威权，可以抗王霸，洵不诬也。抑中国人之对于史而崇拜之者，又与祖先教有关系。有史以来，兴亡频繁，败者欲保存自己之旧记，以传之将来，以俟诸后世。故钱塘江东之所以兴起史学者，实一片孤臣孽子之心也。然而此等史学之鼻祖，所以兴起于钱塘江东者，则又与王阳明学派有关系，不可不知也。
黄宗羲之开创史学
史学与阳明学，虽无形式之联合，然史学实为王学继承者黄宗羲所倡导。宗羲浙江省余姚人，从明之宗室鲁王抗清兵，前已述之（参照第二十八章）。宗羲既绝志于当世，退而讲学于乡党。及门之士，得万斯同、万斯大，彼以其志，语于斯同，其言如下：
自科举之学盛，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灭绝史学，至欲毁《资治通鉴》之板，然卒不能。今未有史学之禁，而读史顾无其人，此人才所以有日下之叹也。先忠端公就逮时，途中谓某曰：“汝近日心粗，不必看时文，且将架上之《献征录》，略涉读之。自后三年，始读二十史，皆因先公之言也。
《献征录》，全名《国朝献征录》，明焦竑（1540～1620）撰。明人物传记资料选编，120卷。
又曰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属，公死，是死国史也。”素以此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赞一词，及明亡，朝廷之任史事者甚众，顾独借一草野之万季野以存冬之，不亦可慨耶。
黄宗羲（中右）白云山讲学图
宗羲之对于史学，其用意已略可概见。
万氏兄弟为宁波人，斯同最称得史法，彼语其友方苞，曰：“史之难久矣。论其世，知其人，非具见其表里，吾无以信之。人受其枉者多。吾少馆某氏时，其家有列朝之实录，吾默识暗诵，不敢遗一言一事。长游四方，从故家求遗书，旁及群志邑乘、杂家史传之文，无不网罗参互，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其言，无所增饰，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凡实录之所难详者，吾于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以吾所得于实录者裁之。子盍就吾所述，约以义法，而不必经纬其文字，他日书成，使人知四明万氏之草创，吾死无恨矣！”彼对于《明史》编纂，述其真意，所谓史法者，可推而知，又足以见浙东学术之本色矣。至彼之后，全祖望、邵申涵同出浙东，最喜访集明末之遗事，良有由也。由是言之，清朝之史学实由明之遗民，欲存前朝之旧记，传信史于后世，而后发生；而此事发生在受清兵之祸最烈之钱塘江附近，则颇有兴味之问题也。其后有会稽章学诚出，著《文史通义》，史学至此，乃底于大成云。
万斯同（1638～1702），清代史学名家，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鄞县人。参与编写审订《明史》，由于万斯同等的整理和考订，《明史》体例严谨、编排得当。
顾炎武像
顾炎武之民族思想
江苏昆山顾炎武，亦明末义士也。鲁王曾授彼以兵部之职，因事故之障碍，不获行；唐王立于福建，欲往应召，亦不果。炎武学问博大，其所著作，粹然纯儒之文字。从此学风，一变而倾于考证，后代莫不攀援之，以为汉学之祖。虽然，此非彼之素愿也。彼誓不食两朝之禄，曾至南京谒孝陵（太祖墓），又至昌平谒思陵（崇祯），倦倦故国，日常行事，依然亡国之孤臣。彼所著《唐韵正》、《诗本音》等书，以考汉族之原音；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帝王宅京记》、《肇域志》等书，以寄托其一片耿耿之志，其惟一之目的，在唤醒汉人。当时大学士熊赐履招致炎武于史馆，彼乃毅然愿以一死谢之。彼对于学问，述其感慨，谓“文章苟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者，皆不足为。韩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仅作《原道》、《谏佛骨表》、《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不作一切谀媚之文辞，岂不诚为山斗耶”，其警惕世人如此。
《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影
《明夷待访录》之行世
浙东学术，以史为特色，前已言之。黄宗羲更进而发表政治上之根本思想，著《明夷待访录》，自拟殷之臣子，待周武王来访，述洪范九畴之意也。内容如下：
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
取士下 建都方镇田制一 田制二 兵制一
兵制二 兵制三 财计一 财计二 财计三
右二十章均寥寥短篇。《原君》一节，于君臣之义可以启吾人之思想如下，曰：
古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毕世之经营，皆为天下也。今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不得安宁者，以有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及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唯君而已。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呜乎！岂设君之道固如是耶？
古之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非过也。今天下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曰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可逃于天地之间，虽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腐鼠之不异。岂天地之大，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耶？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以如天如父之空名，欲禁人之窥伺，背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其以此自私。彼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密缄滕，固扃錀，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则数世，近则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
昔人愿世世不生帝王家，而毅宗（崇祯帝）语公主，亦曰：“汝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之时，其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耶！是故明于君主之职分，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并非绝尘；不明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所以许由、务光旷世不闻也。虽然君之职分难明，不以俄倾之淫乐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许由，尧舜时代的隐士。相传帝尧要传位于他，他不肯接受，便逃到箕山之下隐居躬耕。
务光，古代隐士。相传汤让位给他，他不肯接受，负石沉水而死。
《明夷待访录》书影
此思想以传贤主义之政体为理想，依彼之意，君主乃一个之公仆，天下乃天下人之公产，非一人之私产，民族为主体，君主为客体，明了之至，无所争议。此汉民族古来所怀抱之思想，适于浙江一遗老之口中出之，可得而言。然此种民本主义之思想，与清朝政体不相容。吾人不必别为解说，《待访录》更有《原臣》一篇，明臣民之本义，述之如下曰：
臣道如之何而后可？曰以天下之大，一人不能治，以群臣分治之。故我之出而仕，为天下非为君主，为万民非为一姓。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君以形声强我，我不敢从，况无形无声耶？非其道，不敢立身于其朝，况于杀其身耶？不然，为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中略）或曰：亲与子不并称耶？曰：非也。父子一气，子乃分其父之身以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其气能日近，久之无不通；不孝之子分身后日远日疏，久之气不相似。君臣之名，由天下而始有之，吾无责于天下，则吾于君路人也。出而仕，不以天下为事，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君之师友也。
浙东之开山鼻祖，乃抱如此极端之民权思想，宁非可惊异之事，何则？彼与顾炎武、王夫之称为国初之三大儒，其地在四明、天台之间，其热烈之思想，容易宣传于多数之门人。凡所谓思想者，每与其土地生活状态有密接之关系，决不容疑，不可不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