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计划写这样一本书是在10年以前，在后来的几年中曾试写初稿，内容主要是在中国长城以外地带旅行时所形成的想法。在进行轮廓构思时，我感到有必要再用几年时间来旅行、研究和读书。因此，现在所出版的这一本书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为了说明和解释本书的写作过程，有必要介绍我的一些经历。
1925年，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的内蒙古边疆。我与当地专做蒙古和新疆贸易的商人谈话后，决定向我当时服务的公司辞职，而进行亚洲内陆旅行。一年后，我和妻子开始了这次旅行，从中国经新疆到印度，其中有一部分是分程的。由于受过去我在中国的职业的影响，我们当时所注意的只是商路与贸易。我们的行装极简单，大部分是书，我们沿途翻阅，读了斯坦因(Stein，SirA)的《中国沙漠废墟记》、亨廷顿(Huntington，E.的《亚洲的脉搏》、贾鲁瑟(Carruthers，D.)的《未知的蒙古》、玉尔(Yule，SirH.)的《马可·波罗游记》、沙敖(Shaw，R.)的《南疆游记》，斯文·赫定(Hedin，S.)的《外喜马拉雅山》，以及其他书籍。我们逐渐对亚洲内陆的历史、地理及各民族的生活习性发生了兴趣。我们感到，某些问题的资料并不完全正确，在比较各家著作后更证明了这一点，专家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因此尚待研究与发现的东西还有很多。
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学习更多的东西。回到美国后，得助于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支持，我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了八个月的研究。之后，在1929年，进一步得到美国地理学会的支持——写作这本书的酝酿由此开始——我们又到了中国满洲。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从东北经过内蒙古到新疆，在中国整个长城边疆地带进行旅行和学习。
这些成为我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大致的基础。不过，显然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首先是学中国文字，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能自由阅读。我所读过的，有许多还不能完全理解。尽管我脑子里装满了民间故事和传说，但不知道这些充满历史事件的中国传说究竟有没有正史的根据。此外，我还想学蒙古文，因为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在蒙古的旅行完全是由中国商人和士兵陪伴的。
1930年，我们从满洲到北平，在那里住了好几年。最初是哈佛燕京学社给了我一个研究员的位子，其后两年则由格根罕姆(JohnSimon Guggenheim)纪念基金支持。1930年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提供经费，我第一次尝试了纯蒙古式的蒙古地区旅行，只有一个蒙古人带路，所用的东西也完全是蒙古式的。自此之后，这样的旅行差不多每年有一次。
1933年我们回到美国。而那年冬天，我又被聘为《太平洋评论》杂志的编辑，并安排我用编辑杂志以外的时间，在太平洋协会国际秘书处的指导下，准备这本书的写作。在这儿，在协会秘书长卡特(E.C.Carter)的指导下工作，我和妻子度过了六年快乐时光。从本书自《太平洋评论》杂志中引用的章句之多，就可以看出我的编辑与研究工作之间的密切关系。1936—1937年的冬季，协会允许我在职到伦敦学俄文，从此又获得阅读许多关于亚洲内陆的书籍的机会。在那些年中，我们不仅可以用一半的时间住在北平，还得以经常到华北和内蒙古旅行。
最后， 1937年底，在日本发动残酷的入侵中国的战争之后的6个月，我们又回到美国，本书的写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书的前半部在修改后又根据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研究秘书荷兰德(W.L.Holland)的意见完全重写，所以本书也就成为该会国际研究丛书之一。后半部的完成则是我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之后，这完全得益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鲍曼博士(Dr.IsaiahBowman)的支持，给我充分的时间，在到校的第一年内进行写作。鲍曼校长自1928年做美国地理学会会长时起，对我的工作即不断给予鼓励和支持。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本书的写作经过以及正文与注释的关系。有一部分内容是先有旅行见闻，之后又参考各家著作而写成。有些部分则是先从读书受到启发，进而在旅行中更加留意去观察。有关亚洲内陆的研究，有多种文字的著作，完全精通这些文字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三种文字，我在开始工作时并不会，而不得不在工作中学习。因此，书中注释所列的资料不敢说完全，只能算例证，而大量参考文献都是我自己早先的作品。在本书写作的这几年中，我的思想和看法在发展变化，所以也应该在这本书中追溯一下以往的观点，那些观点有的已经改变，有的则做了修正。
我很幸运地受到朋友们的帮助，首先是我的妻子，除了各种事情外，她作出不少牺牲，特别是最后这两年，她加倍、再加倍地工作。家父大卫·拉铁摩尔(DavidLattimore)是达特茅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对本书的初稿、定稿，以及写作过程中的某些章节，都提出过批评意见，把他40年研究中国文化及历史的心得提供给我。他是本书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批评者。
当我最初进入中亚边疆，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以求了解游牧历史的起源时，我有幸结识了住在北平的毕士博(C.W.Bishop)先生，并与他建立了多年的友谊。我颇为受益于他那广博而具有比较眼光的亚洲知识。我请他阅读原稿，他严谨而耐心的批评促使我的研究逐渐拓展到石器时代。
魏特夫(K.A.Wittfogol)也读过原稿， 1936年我同他一起到山西山地及陕西黄土地带考察，并多有讨论。当一个新的问题出现，或是旧的问题有了新进展时，他总是提供许多看法和参考材料。他允许我利用他新近完成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史》一书的原始材料。但就本书所列出的引书和注释来说，还不能充分体现他和毕士博先生对我的帮助。
顾立雅(H.G.Creel)也读过书中引用他的意见最多的几章，但他的帮助并不限于此。当我对公元前二千年的古史陷入迷惑时，是他的《中国早期文化研究》给了我指南。
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使我看到渠道灌溉、运河运输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他自己工作虽忙，却还能帮我校正全部中文引文，并给我提供许多新的资料。中国年轻的边疆史专家冯家升曾帮助我阅读中文材料，也给我提供过不少资料。
美国地理学会的赖特博士(John K.Wright)和沃德小姐(MabelH.Ward)在编辑上给本书以许多校正，书中地图也是由该会的绘图师所绘。
把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全列出来，名单未免太长，但有一些人却一定要提到。在中亚探险上有巨大贡献的巴瑞特(R.Lem.Barrett)夫妇， 10年来不断给我和妻子的工作以鼓励、帮助和批评。我还应提到我的两位蒙古语教师布格吉锡克(Bughegesik)和贡波札布(Gombojab)。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师友，包括中国人、蒙古人、美国人和欧洲人。其中陪我做纯蒙古式旅行的阿拉西(Arash)教我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几天前，在一封朋友的信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随信还有一个小的礼物，是他去世前不久为我做的。跟我在满洲和新疆旅行的“摩西”李保舒(音) )(LiPaoshu) ，不但是我和妻子的忠实的朋友，也是我父亲和我儿子的好朋友。此外还有两位，苏得奔(GeorgSoderbom)和乌本(TorgnyObeg) ，他们给我讲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蒙古边境的知识。
我和妻子四年的旅行和研究，多是靠各种奖学金和研究基金的支持。在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我又得到一个类似的资助。今年年初，格林纳尔学院请我做罗斯菲尔德国际问题讲座，年终，西北大学又请我做哈里斯讲座，我演讲了本书的内容。这两个讲座促使我彻底整理本书的内容，并将我研究的结论，运用到检讨日本对华战争问题以及美国在面对自由强盛的中国时自身的利益问题。在这两个讲座中，我主要讲述的是本书前半部关于中国内地、蒙古、满洲和新疆的各章，以及最后一章。其他各章，包括上古史的研究内容，也曾涉及。谨此机会，我将本书献给哈里斯基金会及罗斯菲尔德讲座的创办人，我希望它足以回答我被盛情邀请时所讨论过的那些问题。
欧文·拉铁摩尔
1939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