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的辽阔地带
新疆位于蒙古草原的西端，正如东北地区在它的东端。和东北地区一样，新疆也常有草原游牧民族在其中移动。他们的移居与战争记录，构成了一个比东北地区的部落民族更为复杂的历史。从黄河流域的古代中国往西北走，汉族式的精耕而整齐的农田明显地为中亚式的绿洲农业所取代。绿洲农业也是一种相当细作的农业，只不过农田不大，而且分散，因而造成社会严重的分裂。[169]在中亚，汉族只是侵入，而在东北，他们却是扩张。如果说今天的新疆类似一个被蒙古和中国内地的势力扩张与改造了的地方，我们却不能忘记其更早的一个时代，在我看来那是个十分重要的时代。那时，中亚绿洲的势力乃是同时向游牧草原与农业中国扩张的。
在地理上，新疆的重心是天山。天山的北坡受西伯利亚的气候影响，森林茂盛。外蒙古山脉的北坡大致也是如此。不过，外蒙古诸山的南坡面对的是一个逐渐消失在沙漠中的草原，而天山的南坡却面对着大戈壁，一片极端干燥、雨量极少、没有真正牧场的沙漠。
天山的主峰均高逾二万英尺。[170]从上面堆积的冰雪中发源出许多河流，南流而入沙漠。每一条河在流入平坦开阔的沙漠地带以前，总要切过一些贫瘠的小山。这样就提供了一系列的从东到西分布的地点，当地居民可以在那里开渠引水，形成一个扇形灌溉区。越过少雨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171]，再往南，地形重又隆起，形成中国及其边地与印度分界的巨大群山。有不少河流从群山最前面的昆仑山脉发源，向北流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里山地与河流的结构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天山地区一样。昆仑山与天山向西部延伸，在帕米尔高原会合。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地域，其北、西、南三面环以山脉，只有东面是敞开的。这个椭圆地域是一个内陆流域，其中的河流无一东流，它们从北、西、南三面流来，均流入或试图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主要河流——塔里木河。[172]塔里木河本身是一条河道多变——特别是下游——的河流，其最后一部分河水流入罗布泊。[173]
在天山北面，也存在类似的地貌形态，不过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天山北坡的河流并没有汇合成塔里木河那样的大河，一些河流没入准噶尔沙漠，另一些河流则流入不同的湖沼。更重要的差异是，准噶尔沙漠不像塔克拉玛干沙漠那样荒裸不毛，其夏季雨水比较丰沛，并有一定规律，于是沿山脚形成一片连续的草地。在这个盆地的北部，地形隆起为阿尔泰山脉，其后面就是西北蒙古的湖沼地及大草原。[174]阿尔泰山的南边有许多小河流入准噶尔盆地，不过河流都很短。准噶尔盆地的西面是一片山地，包括阿拉套山、梅力套山、雅尔山、乌尔卡沙山和塔尔巴哈台山。
准噶尔沙漠大体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类似，只是没有那么荒凉。它也是一个椭圆形，东部是敞开的，西部却并非绝然与外界隔绝，那边有一些山口通到俄属土耳其斯坦的草原。在天山北麓，有一片重要的草场，阿尔泰山南麓的草场则更加肥美。这些草场可以使游牧人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连续地迁徙。[175]天山以北的河流，与南部的一样，也能灌溉一些绿洲，但是这些绿洲在历史上都被广泛移动的游牧民族所控制。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今日新疆政治边界之内的地理形势，但是，政治边界并不是限定历史事件的区域。在西方，环绕着俄属土耳其斯坦的南部及西部，到波斯和近东，有着同样的地理形态区域，包括山脉、河流、沙漠与草原的各种组合。在东方，甘肃与宁夏的情况也类似，这两个地区之对于新疆的关系，如同内蒙古之对于外蒙古的关系。[176]在新疆，环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各类绿洲的特点都相当突出，同时，其他特点也都是十分协调的。对于标准形态的绿洲的观察，应当与那些虽然只具备部分绿洲特征却同样对外产生经济社会影响作用的地区进行比较。
绿洲地理及农业
在中国、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埃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具有显著(不一定是全部)地理特征的绿洲，我认为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以上地区的经济特色以及在这种经济影响下的社会特色。由于这些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又造就了各地的特色。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历史的群体特征与方式。以上地区尽管彼此不同，但仍保存了其在原始时期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的共同性，如在适应环境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性，并不能仅仅以移民和文化输入来解释。
这里所谈的绿洲，是因沙漠(有时是草原)的分隔而各自孤立的区域，在绿洲内，一定要取水便利，才能人工用水以支持正常的农业生产。在典型的中亚绿洲，取水比在阿拉伯与北非的绿洲中容易，因为后者须从既难开掘又难以维护的深井中取水。在这样的绿洲中不可能出现早期的、原始的社会，它们只是后来的定居农业与游动畜牧生活的会合地。
在一个典型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环境中，毫无疑问可以产生早期农业。河水从高峻而覆满冰雪的山上流下，它切过低矮的沙梁，流入平地。在平地，它自然地分解为数条河道，在涨水的时节则形成湖泊和池沼。在低地是无雨水可言的——其雨量绝不可能支持农耕之用。依赖山地流水而生长的植物与靠不规则雨量生长的沙漠植物迥然不同。
在沙梁后面的山地中，猎物众多。在低地河流、湖泽的岸上的猎物不仅更多，而且更容易猎取。在浅水中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抓到鱼。据上个世纪的旅行家所记录的罗布泊居民的生活，可以说明掌握了一种具有极简单工具的居民是如何在塔克拉玛干的有水地带生活的。[177]自然环境允许一个依赖狩猎、捕鱼和摘采野生植物、水果及浆果的社会在那里生存。这些乃是发展有意识种植活动的基本前提条件。
而得以转变为农业的基本条件也是存在的。有水地区的野生植物茂密丛生，但可以用火烧的办法或以简单的工具清理出田地来。土壤本身也容易耕作，其容易到使塔克拉玛干地区的主要农具只需一个锄头，不但可以用它耕地，也可以用它掘土挖渠。人们用锄头的熟练程度曾博得旅行家及考古学者的赞赏。[178]由于这种轻而易举的引水灌溉方法而获得的报酬，甚至比黄河河曲黄土地带更优厚。黄土地区雨量的不均衡，促使在易于开渠的地方发展灌溉，这在边际模糊的绿洲(草原上的绿洲)中也是一样。但是在边际明显的绿洲(沙漠绿洲)中，雨泽的缺乏使灌溉成为十分必要。
这一点与埃及的灌溉问题很相似。水一定要从河中引来，而需水最迫切的时候水量刚好最多。每一次技术的改进，增加灌溉及耕种的土地，可以立即获得更多的收获与财富。在新疆，土地因为夏季的酷热而需要更多的水，这一需要可以由夏季山地冰雪的大量融化而自行补给。[179]同时，作物也没有被不合时宜、不必要的淫雨所摧毁的危险。所以，在埃及和塔克拉玛干的绿洲社会，人们只须在有限的范围活动，这些活动足以供给他们一切，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努力。不过，在黄河或者尼罗河的灌溉与绿洲的灌溉仍有区别，区别产生于土地规模的不同、公共工程规模的不同、人口多寡的不同。[180]
介于黄河流域与沙漠绿洲之间的是草原绿洲，由于其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草原绿洲在分隔早期不同的主要经济活动与社会组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安诺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的一些地方考古调查所发现的大量材料，[181]可以供我们研究这种绿洲。根据这批材料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沙漠绿洲适宜农耕，当技术上的条件具备时，即发展成灌溉农业。而草原绿洲的历史则徘徊在各种可能发展形态之间。证据清楚地显示，在中亚的这一地区，农业(由采集、狩猎活动发展而成，并与这些活动相结合的农业)显然比游牧活动出现得早，大概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之内。[182]在这之后，绿洲农业与草原游牧交替出现，耕作在间隙中得以恢复，但又被游牧人周期性地摧毁。
初期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多基于气候变迁理论，认为农业的消失是由于反复出现的气候干旱，这种情况有利于草原移动性人群向水草较好的地方迁徙。当雨量充足的气候周期性地恢复时，农业又建立起来。我多次指出，完全依赖气候的理论是不足取的。[183]气候的变化可以与社会变化同时发生，并促进社会变化的进行，但根本性的变化原因还是在人类社会自身的能力。当社会由于自身发展或受到其他社会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时，它会选择对边缘环境的不同利用方式，边缘环境往往允许多种活动的开展。
从定居发展到游牧
绿洲，特别是草原绿洲，对于动物的驯养是很有利的。有人认为被捕获的动物最初是用作“猎饵”，以推动狩猎的发展而增加猎物，而真正的驯养是第二阶段的事。[184]我认为用捕获的野兽作诱饵来狩猎是很重要的，并牵涉到“猎饵”的起源问题。但这种解释还不够，因为它不涉及驯养家畜的细节办法，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最能实施驯养马、牛、羊等多种牲畜？
答案是:一个绿洲社会。这个绿洲也许不是沙漠绿洲，但应是一块土地比较肥沃，有露天的流水，具有一般开阔草原特征的地方。在没有掌握驯养家畜以前，人们在辽阔草原上自由迅速地迁徙是困难的。这种人即使到了草原，捉到了动物(在动物年幼时是不难的) ，他们将如何饲养并驯化它们呢？事情的难度很大，所以只有一个结论:游牧牲畜的驯化并不是在草原上，而是相反，草原游牧社会只有在牲畜驯化之后才能出现。
牲畜驯化的机会较多地出现在那些在草原边缘从事农业，却依然从事狩猎活动的社会中。定居者比游荡的猎人与游牧者更容易驯化被捕获的动物。野羊可以很容易地关入笼中驯养。[185]驯养野驴的人多半是新疆边缘的绿洲居民[186]，而不像是蒙古或西藏的游牧人。俄国人成功地把亚洲野鹿关起来饲养，为的是把鹿茸割下来卖给中国人做药。在阿尔泰山与西伯利亚的乌苏里江地区，情形也是这样。[187]但是当地的猎人却从未这样做过，而他们本应是能从中受益的人。我在新疆看过哈萨克人养的野鹿，这一家人虽然是游牧社会的成员，却相当地俄国化。另外，虽然蒙古游牧人有时可以捉到野骆驼，却很难将它们长期驯养。[188]
有一件事实与动物的驯养有关联，即动物多在草原中或草原边缘的绿洲旁活动，特别是那些尚未被农业充分开发的绿洲(如新疆北部的那些绿洲)。野兽多半喜欢到绿洲来吃草，吃饱了再回到草原上去。在火器尚未出现的时候，似乎流行以捕获动物为诱饵来引诱野兽的办法。饲养用做诱饵的动物，进一步出现阉割动物的技术，这样使半驯化的动物更容易就范。毫无疑问，阉割知识对于草原游牧技术是必要的，[189]否则那些多余的大量雄性动物为争取雌性而互相争斗，这将使在毫无藩篱的牧场上放牧大群牲畜成为不可能的事。
逐渐地驯化动物，逐渐地积累放牧的知识，积累利用乳、毛却不伤害动物的知识，使原来依存于绿洲从事多种经济活动的人，可以完全依赖牲畜，而从绿洲中解放出来，持久地投身于草原。我认为，在这个转变中，特殊的草原养马技术与骑马技术是极为重要的。以前，在草原的边缘上，马是捕来吃的，后来有少量马被收养在栏内，起初是教它拉东西，后来则乘骑。(先教马拉东西，然后学习骑乘，看来是合理的。不过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亚洲的这块区域，羊、山羊、牛、马的驯化(如同新石器时代中国内地及东北地区猪的驯化一样) ，似乎不是游荡的狩猎民族的工作，也绝不是原始游牧人所为。它也许与部分地从事农业的定居人群有关。其后，在中国、中亚、蒙古三者相交会的地带，由于利用环境方式的不同，社会间的差异随之增大。这个地区的过渡性使利用环境方式的选择可以多样。农业中国与游牧草原的社会差异，使他们逐渐不能调和。在他们的侧翼，是中亚绿洲地带，其间的沙漠绿洲由于精耕农业的背景，与中国的关系较深。但是因为沙漠中运输不便，两者间的交通很困难。至于草原绿洲，因为它的过渡性质，故徘徊在中国式的农业与草原式的游牧经济之间。
在讨论游牧形态的发展可能性时，我们还没有提到迁徙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游牧形态的出现，是否可以说是从亚洲西部迁徙而来的，我想不是。自公元前第4到第3世纪骑马游牧一事见于记载时，汉族人已然知晓这种新的生活方式。[190]这给人的印象是，汉族不是被一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同化”为骑马人，而只是在汉族农耕环境的边缘迅速兴起了一种新的与汉人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
无论如何，移民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关注游牧生活的原始起源，重要的问题是，许多游牧生活所需要的复杂技术不能本地产生或引进，除非接受者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利用这些新技术并使自身产生“转化”的程度。我们知道，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地，[191][192]绿洲社会边缘上的草原社会远在中国长城地带产生游牧生活之前就存在了，但我们没有远方草原民族突然接近中国的确证。另外，考虑到绿洲以及类似绿洲的地区在地理分布上的广泛性，我们可以假定:第一，在不同的过渡地带的游牧民族是独立分散的;第二，移民、征服、文化引进等，[193]只能出现在这些不同的游牧民族开始在草原上自由移动并互相接触之后。
中国与中亚之间的次级绿洲
各种社会形态的不同多半是由于其活动的程度与行动的范围不同。史前时期的转变很可能就是由于这种活动程度与行动范围的扩展而产生的。赫尔曼已经证明，[194]中国与中亚的联系，甚至中国内地与甘肃、宁夏等周边地区的联系，直到公元前第3世纪才开始产生意义。这一点的重要性以前未被注意，由于汉族向西发展时，也带去了许多他们远古时代的名字与传说，因此造成一种印象并进而认做史实，以为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它们很晚才进入中国历史范畴——在远古便与中国有了密切的联系。这一说法很容易为西方学者接受，因为他们在研究欧洲历史时有重视移民与文化传播理论的习惯，所以热衷于接受一切可以将中国文化起源与中亚人口与文化移殖相联系的“证据”。[195]
赫尔曼的分析是基于对若干地名与部落名称的考察以及对中国人的古代地理观念的研究。如中国人在寻找黄河源头时，曾错误地认为远在新疆的塔里木河就是黄河的上游。[196]这种误解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幼稚的做法，即将旧名字与新地方等同起来。举一个重要的例子，赫尔曼提出，“昆仑”现在公认是自西藏高原至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山系的名字，但昆仑原来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部落的名字，最初也不是指西部，而是指在鄂尔多斯的边缘。[197]昆仑逐渐西移的结果，使它的意义及它所形成的传说逐渐丧失其真相。
这并不是说中亚与在黄河河曲地区发展的汉族文化中心之间有一个未曾超越的鸿沟。我想，这里所要说的是曾有一个原始的居住地带，它包括新疆的绿洲及中国初民所在的黄河河曲及附近的谷地，在这个地带中也许存在迟缓的文化交换与人口移动。[198]在其东部，谷地居民很容易地交往，而在遥远的西部，在塔克拉玛干的边缘，那些河水养育的绿洲则被沙漠隔绝。在东、西部中间，有一片可称作“次绿洲”的地带，特别是在甘肃西部，从兰州向西，沿南山北麓直到安西，从安西开始是艰苦的沙漠道路，西北直至哈密，再西到罗布泊。这个地理区域可以加上流入蒙古腹地的额济纳河地区和兰州到宁夏的黄河地区。这种所谓次绿洲(在新疆北部或准噶尔盆地也有这种绿洲)的特点是，虽然它们之间的交通情况不如黄河河曲谷地那样好，却比塔克拉玛干周围的绿洲强得多。
在这一大片地带上，原始居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很大的不同。换句话说，地理环境不是唯一的决定者，地理特点的差别的意义，只是表现在后来社会对环境的不同利用中。在对环境的不同利用中，这样或那样的环境特征可能会发生作用。
当黄河河曲地区的原始农业获得有力的历史发展，而凌驾于狩猎及畜牧经济之上时，这个广大区域的同一性允许它以农耕已然建立并由于灌溉发明而获得改良的地方为据点，向周围扩展。甚至在中国的这个部分，只要农业还是限定在最容易耕作的土地块上，就会有许多与绿洲结构相似的方面。灌溉技术的增进，灌溉区域的增加，使原来不太好的土地转变为最好的农田。随着无数类绿洲式农业中心的向外发展，便造成一个大的组合，一片大的地区，农耕技术可以在这里大规模地发展并改良。
这造成了中国早期历史视野的一个突然的收缩，中亚被掩去了。中国农业及以它为根基的社会及国家首先要面对自身，他们自己要更加成熟——完成这一必要的发展需要好几个世纪——然后才能向外发展，才能扩展到宁夏及甘肃西部的次绿洲地区。我们并不怀疑这些次绿洲的居民和黄河河曲的汉族一样早地开始从事原始农业，但是在这儿，天然条件不允许他们向外继续发展以造成一片广大连续的精耕农业地域。就连今日，经过多少世纪的凿渠灌溉的巨大努力，宁夏及甘肃的大部分农田仍然还是分散的绿洲状态。那些灌溉水平很高的耕作土地，有的面积虽然很大，但各区之间却被贫瘠的土地所分隔。在那些贫瘠的土地上，粗耕、旱作或者大规模牲畜饲养，都是比黄河中、下游更重要的事情。
结果，这些居民逐渐与汉族不同，不可避免地日益受到敌视，并被看作“蛮族”。到了某一时期，汉族文明的持续进化使次绿洲居民感觉到紧张。他们在其本身的进化中动摇起来，因为不能超出某种限制而扩充其农业地理范围，就有一部分人转而开发环境中的其他资源。驯化动物和在贫瘠土地上的放牧技术，是最重要的转变办法。因此，他们脱离绿洲而完全依赖草原。这种活动也要有管理放牧马群的特殊技术，它与农业绿洲居民及汉族旧日蓄养被捕动物的用马方法不同。
这里应该注意一点，我们不能在这些进化与差异产生的过程中，给种族问题以特别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在新疆相当重要的“阿尔卑”(Alpine)血统人在古代就住在那儿。在甘肃，特别是在具有绿洲特性的南山地区，也有其遗迹可寻。[199]我们可以相信，汉族文化中心以西的甘肃及宁夏居民的大部分和汉人具有同样的体态。直到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与农耕汉族为敌的骑马游牧民族突然出现为止，中国内地与其西部直接接触的居民在种族上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分别。我们不能划分明显的种族界限，虽然我们知道在后来的历史中，原则上是距离长城越远，其民族如突厥或蒙古族与汉族的体态差异越大。因此，各种证据说明:世界这一区域的移民、经济制度、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种族并没有特别的关系，要研究认识这些问题，须从文化差异中求其证据，并参考地理环境。
骑马游牧经济与近农区的牛马羊放牧活动被明确区分之后，历史发展的速率大为增加，这个时期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相当于周代，或称“古代”、“封建”时代(这个术语的使用须谨慎，并只能在一般方式上)的衰落时期，和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王朝帝国(其后的王朝几乎是连续不断的)兴起的时代。[200]其可以指示历史的其他主要政治问题是汉族与草原骑马游牧民族的尖锐而愈见重要的冲突;一条连接若干地方的防御工事所形成的统一的伟大的长城;汉族逐渐加强的对外发展与统治塔克拉玛干绿洲的企图。从整体上看，这些政治斗争可以认为是汉族帝国外向发展的结果。[201]
汉族向中亚的渗透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研究汉族渗入中亚的重要着眼点。我将此区分为如下阶段:当汉族充斥黄河河曲这个有利于他们农耕的自然环境时，他们建立了一个历史活动的重要中心，而减小了甘肃及宁夏“次绿洲”的重要性，因为那儿农业发展的天然限制使当地人不能有与黄河河曲地区相同的发展形式，其结果使次绿洲的部分居民有转而发展真正草原游牧经济的可能。这个发展会迅速建立起一个新的历史活动的重心。[202]这又发生了一个新问题:是由草原还是由中国来控制这些不能以其本身力量独立并大规模发展的次绿洲地区？
这个地区终究是由汉人控制的，因为他们比草原人更容易掌握这些汉地边缘的类似绿洲的地区。不过他们虽然可以控制，却永远不能使这些地区与汉地合为一体，因为典型式的中国广大地区中彼此相联的地方“细胞组织”，在这儿却被距离、交通，尤其是中间干旱的“非汉族”地区所破坏，使其不能把绿洲类的“细胞”本身团结起来，或与汉地结成一体。因此，在甘肃和宁夏，今天在表面上虽被中国文化同化，但其内部还多少保留着一些地域、社会及政治分离主义的强烈特征。
这些区域可以控制、同化，而不能完全结为一体的事实，使中华帝国的这一翼不能完全稳定。这就引起许多时断时续地在此翼的更远地方建立可靠的据点的努力。为了应付这一翼所遭受的草原人的威胁，汉族自己进行了深入草原侧翼的试验，这就是他们进入新疆塔克拉玛干及准噶尔盆地的原因。经过若干世纪交替的政治统治，这两个区域呈现的差异是，塔克拉玛干边缘绿洲的精耕农业特性，造成其倾向于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特征，绿洲间的沙漠上缺乏连续不断的牧场，妨碍了游牧人的移动。而在槽状准噶尔盆地的南缘及北缘，河流与河流、绿洲与绿洲之间完全是一片不断的牧场，在这儿，草原人可以径直进入绿洲，因此控制这个区域，而汉族则被阻隔于由甘肃西北部到天山(分隔塔克拉玛干和准噶尔盆地的山脉)东麓的沙漠以外。
因此，汉族在中亚的历史是一个帝国的征服史，汉族在这里不是发展，不像他们在长江及其南部那样将一个完整区域合并到更大的整体区域中，而是从远处征服控制。而且，他们也和草原上来的帝国竞争。由于这一历史特点，汉族在中亚的记载是不连贯的。事实上，他们对这个地区有效统治的时间在2000年中只有425年，可分作若干个时期。现今中国在新疆的统治是第五个重要时期。[203]
了解了绿洲本身的政治独立性，以及汉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对绿洲的不连贯的统治，了解了绿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与中国和草原的交通的可能性，就不难描绘这个中亚世界的一般历史状态。它是独立的，却不是完全孤立的。
塔克拉玛干的许多绿洲虽然都很相似，却仍然彼此分离。从绿洲沿河谷回溯，它所连接的河谷曾通过一道贫瘠的沙梁，再后面是高山。在一个较短的距离中，它通过许多不同的地区，含有不同的资源，却没有可以威胁绿洲居民的大股人群。从山上可以取得木材，只是因为运输的困难而不可能大量或大块地获取。金属(在昆仑山，是玉)可以从山中开采，还可以猎取野兽的毛皮，也有相当规模的牲畜贸易，这使一些绿洲中发达农业所不能供给的必需品和奢侈品，都可以从近处的山中取得。绿洲间没有任何贸易的需要。因为这个原因，这些绿洲居民在种族、语言、文化上虽是一体，彼此却完全漠不相关。绿洲土地之小也阻碍了其政治发展。某个绿洲中所产生的剩余人口、粮食、器具及财富使它偶尔可以攻击并占领一二个其他的绿洲，但没有任何机制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也不能混合组成一个新的较大的国家。所以它仍然会分裂，恢复其原有的状态。事实上，对绿洲的有效的贸易和有效的征服，只能来自绿洲以外，如中国或草原的势力。
行商路线与贸易
这许多绿洲终于由一道环绕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大路体系连接起来，它像一条线，绿洲像是珠子。在历史上，第一条道路叫作“丝绸之路”，它从甘肃西部到罗布泊，然后又沿昆仑山麓到和阗、莎车、疏勒。后来汉族又打开了穿过塔克拉玛干北部绿洲的交通。[204]其有两条干线，每一条又各有变迁。东路从甘肃西部到哈密，它避开了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却不免受草原方面的袭击。西路从甘肃的敦煌朝罗布泊西行不远，再转而穿越塔克拉玛干到吐鲁番诸绿洲。这条路经过极为艰苦的沙漠，却可避免草原民族的袭击。控制塔克拉玛干北缘的大道，是若干世纪以来中国对分布于塔克拉玛干南北的新疆绿洲所取政策的战略要点。毫无疑问，这条路的重要性之所以超过早时的“丝绸之路”，是出于这个战略，而不一定是想象中的气候变化(逐渐干旱)的结果。
塔克拉玛干北缘由东到西的主要交通线穿过整个天山南麓，从哈密直到喀什，中国称之为天山南路。它在喀什与丝绸之路会合，完成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环形。从喀什有一条山路穿越群山，到今天俄属土耳其斯坦的费尔干纳、浩罕和撒马尔罕的绿洲地区，然后又有路通到波斯及整个近东。这条路的重要性是可以使商队从近东直达中国，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不经过草原，也就不受草原民族的要挟和干扰。[205]
一般认为，中国维持西部交通孔道的政策，是由于其对远方贸易的需要，特别是丝绸的输出，认为这种体积小、重量轻而价值高昂的货物，可以有利地换取中国所没有的奢侈物品。我认为不然。[206]在我看来，中国初次向西部的发展是因为黄河中游地区的人口爆满，于是很自然地要扩展到宁夏及甘肃的半绿洲地区。但在这个地区，地理条件使汉人不能像在老家那样做到中国化，因此也无法避免政治上的混乱和阻止其投向草原游牧势力的趋势。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就必须进占更远的据点以攻防草原的侧翼。
贸易只是这种政策的结果而非原因，当然贸易的发展可以成为继续这种政策的次要手段。因此，我认为贸易起源于汉族各种活动的调整，以求适应一个在若干方面与中国相似，在若干方面却又不同的环境。中国维持这个政策所付的代价很大，推行这个政策的经费不能以征收当地田赋——中国内地主要的财源——的办法来获取，运输粮食回中国的费用也太高。租粮固然可以供给当地守军，但中国不可能把绿洲尽行征服以供剥削，叛变太容易了。统治绿洲的方法必须是设法使之倾向于中国而不致倾向于草原。
对中国和绿洲两方同时有利的贸易是自行发展的，但也是这种政策的结果。不过，多数绿洲的产品是完全相同的，尽管有些地方产金，有些地方出玉，但对必需品贸易的需求却很少。长期贸易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换，丝(后来又有茶和瓷器)是中国的输出品。金、玉、良马，喀什以西的五金、葡萄干一类的珍味，奴隶、歌女、乐工等都输入中国。
这种贸易与绿洲的居民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他们的统治者的事。但它却适合于中国的政策，因为它有利于绿洲统治者与中国的政治联系。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物品交换(常常被称作贸易)多半由向中国宫廷进贡，又将赏赐从天朝带回“忠实藩属”的使臣经手。这种形式部分地掩蔽了贸易的真相，但我们却不能怀疑其一部分结果是某些个人由此而积累起很大的财富。
在天山南路的东段有几条山路从哈密到巴里坤湖和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这儿，沿着准噶尔盆地的南缘，从东部的巴库尔经古城子、乌鲁木齐、玛纳斯到乌苏，叫作天山北路。在乌苏又分作两条路，一条向西北到塔城，这是从准噶尔盆地到俄属土耳其斯坦的哈萨克草原的通道;另一条则向西至伊犁谷地，也可以通到哈萨克草原。
北路绿洲的结构和南路一样，所不同的是北路绿洲对草原是开放的，草原征服者可以沿着北路绿洲移动，其历史因此比塔克拉玛干绿洲要多灾多难。[207]大量的人口更换时有发生，绿洲中畜牧和农耕也交替发展。和这种情况相反的南路绿洲则各自形成一个“口袋”，其农耕与人口都相当稳定。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汉族的统治从一个绿洲发展到另一个。而在草原民族强盛时，他们可以席卷北路的绿洲，却只能越过山来一个一个地攻击南路的绿洲。这两种控制方法对各个绿洲统治者的影响要比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大。
宗教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
建立于新疆南北地理结构中的政治机构，大略如此。不过我们还得讨论一个绿洲历史的特殊问题——宗教的重要性。
在公元前最后的两个世纪汉族势力第一次大规模地在新疆活动后，佛教于公元1世纪在塔克拉玛干绿洲中占了优势。许多名著讨论过佛教自印度经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传入中亚的经过、它向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它的历史和文化影响、它所介绍的文字和经典、它所受的希腊影响——特别在雕刻这一方面，从鞬陀罗到新疆，一直东向以至到5世纪北魏(一个草原游牧民族的帝国)时代所建的云冈石窟、佛教经典的翻译以及从汉到唐到10世纪之初方告结束的中国僧侣经中亚到印度求经的阅历。[208]
但是，在中亚佛教于社会与政治上的重要性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注意。简单来说，我认为佛教在新疆的建立迅速而稳固，因为它给绿洲社会以其自己不能产生的东西，一种他们在政治统一上所不能表现的经济及社会的统一。寺院使这些政治上分裂的绿洲有了共同财产权。同时，寺院的权利与威望也不会威胁绿洲王公，因为寺院的活动虽然可以补政治统一之不足，却没有造成一个新的政治势力来代替并威胁王公。相反，寺院的高级僧侣形成了一个联系各绿洲王室的索带。
佛教在新疆的作用，可以从它在中国的失败对比来看。在中国，它曾经几次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结果还是没落下去，成为没有政治作用的宗教。我想，这是由于绿洲的小规模的社会不允许在世袭统治者与真正权力之间产生一个官僚阶级。而在中国，权力多是正式地由一职业的官僚阶级掌握和执行。这个阶级也是地主阶级，他们在全国执行各处地主们所赞同的政策(当然，这里面也有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交替)。
在中国社会组织中，并不缺少什么而需要佛教来补充。相反，它的集体的、非个人的、土地占有权的利益，与士大夫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它拥有的深奥知识也足以和严谨的中国学术与中国文书相对抗。士大夫的官僚阶级不但有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且还有一个很完备的职业规则——儒学。所以在佛教势力发展到令士大夫阶级感到相当危险的阶段时——例如唐玄宗( 712—756)及唐武宗( 841—847)两朝——它就大受攻击。[209]这种攻击也许是在推崇道教或其他方式的掩蔽下动手，不过它们要得到士大夫阶级的支持才会发生效力。还要注意的是，当其势力发展到最高或没落到最低时，中国佛教总是与皇帝本人及其政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使这个问题不限于寺院本身，而涉及到统治者到底是皇帝还是官僚阶级的问题。
其后，公元7、8、9世纪(唐代)在新疆活跃的摩尼教、景教、回教和波斯拜火教的重要性，可以证实我的看法。除回教以外，这些宗教都传入中国，却没有能普遍发展。景教对蒙古草原民族有相当影响，一直存在到14世纪。但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成为一个真正的草原宗教，因为它只与王公们发生关系。王公们虽然统治着草原游牧的牧人，其生活却是半城市化的。
这些宗教都局限于近东与中亚之间的绿洲或类似绿洲的地区。由于产生于城镇人的多种文化，周围虽有田地却被沙漠或草原与其他的类似社会所隔绝，它们可以满足并加强那些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各个集团居民的观念。这些宗教在新疆兴旺发展的时期，信教的多半是住在那里的外国商人，他们住在沿着主要商路——那时是从甘肃西部到吐鲁番，从吐鲁番越过天山，再沿着北路的草原绿洲往西——的主要商业城市中的聚集区中，这种商人也可以在沿吐鲁番至喀什道上的沙漠绿洲中见到。这条路是一条辅助交通线。他们聚集的居住区——那些社区比个人更稳定——足以令人回想起19世纪中国的条约口岸来，吐鲁番是陆路到中国来的上海，西安就是当时的汉口，是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前哨。所不同的是这些外国人还不是政治兼经济侵略的代表，他们只是中间人，在土耳其斯坦的绿洲城市中，他们不表达什么，也不改变什么，只是在原有的东西中加上一点点。因此，他们带来的宗教只是把东西交通线上与自己有关的团体联系起来，而不与佛教及已有的当地政治形态争衡。
新疆的回教
到了10世纪，俄属土耳其斯坦的突厥人给新疆的回教(伊斯兰教)以新的政治地位。他们迁徙到撒马尔罕、浩罕、费尔干纳地区的绿洲，并掌握了那里。然后，他们又迁移到塔克拉玛干的绿洲地区。这就像蒙古和准噶尔盆地的草原民族有时掌握天山北路的绿洲，然后又翻山进入吐鲁番、焉耆、库车一样。[210]但是在14世纪蒙元帝国灭亡之前，回教还不能代替佛教及其他宗教，察合台部下的蒙古民族统治东、西两土耳其斯坦而以西土耳其斯坦为政治中心。此期间已经使用突厥文字，并信仰回教，其社会重心也自草原移到了绿洲。蒙元帝国之衰微与灭亡，以及草原民族政治势力之衰微，使回教能乘机掌握绿洲地带。
回教，如同犹太教、基督教、景教以及摩尼教一样，发源于一个企图调和游牧与绿洲社会的文化，要建立一个城市、帐幕、田地间，以及商人、农民、牧人间的共同观念。在文化与历史上，回教与其他宗教相近，但它比其他宗教兴起的时间要晚。而在对与其有关的各宗教中，它也具有改革运动的作用。称回教(伊斯兰教)徒为北非、近东与中亚的新教徒，并不是太过分的事。
这种改革的推动使回教在西域得势时，其政治性比佛教还要浓厚。它重新改造绿洲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用武力强迫佛教徒改变其信仰，并改革落伍的近东支派。虽然回教不能把所有分散各地的绿洲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机构，但它造就一个所有西域各民族所共有的观念，类似为一个民族的感觉，突厥文因此占得重要地位。回教还推进到宁夏和甘肃的半绿洲地区。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强有力的侵入者及信徒的殖民地，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发展成一个半少数民族，一个自处于汉族之外，不愿受人统治，汉族也未能完全同化或征服的“少数民族”。
中亚的满族与回族
与回教在西域最后的一次征服同时，汉族沿长城边疆的势力却在明朝期间( 1368—1644)整个地退缩。直到清朝平定新疆，中国没有在中亚从事于帝国政治的活动。当汉族进入西域时，他们只是企图攻击草原的侧翼，打破西蒙古准噶尔或厄鲁特的联盟。[211]因此，他们很像是臣服于蒙古民族的回教统治者的盟友(特别是在哈密和吐鲁番一带的绿洲)。后来，清朝的统治变成了回民最畏惧的权力。回民在他们聚居的西北地区，于明朝时曾凌驾于汉族之上，到了清朝，他们的地位却受到威胁，因此“回乱”震动了整个19世纪——1818年、1826年、1834年、1855年(在云南)、1862—1877年(在甘肃和新疆)、1895年(在甘肃)。
在最大的一次战争中，即1862—1877年，造成了新疆的现代转变。这一次战争部分地与1855年开始的云南“回乱”同时进行，但是西北和西南的回民的动作并不一致，因为二者间的交通很少。[212]由于几乎与长江流域非回民的太平天国之乱——一个1851—1865年的农民暴动战争——相同时，所以这个甘肃与新疆西北回民的战争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期一连串以推翻满清为目标的离心运动之一。这时候在中国的西方列强的政策是支持清朝，支持清朝作为中国人民的主宰和列强的爪牙。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1911年。
甘肃的回民在血统、语言和文化上是中国人。另外也有少数群体用突厥文，并保有其中亚的血统，[213]他们居住在一些分散的、有较好灌溉农业的类似绿洲的地区中，拥有土地，并且在人口上占优势。而在其他一些相同的地区中，汉人拥有土地并占有优势，占少数的回民则从事贸易。就整个甘肃来说，人口是汉人占优势，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214]但是，回教及其社会组织是绿洲生活机制的发展，他们有较大的联系性，比起从中国广衍的农耕地区中搬来而不习惯绿洲孤立环境的汉人要强得多。因此，我们放下特殊的争论不谈，甘肃“回乱”可以说是一种利用中国中央政治力量的衰弱，以回民较高的统一性及实施能力来压倒甘肃境内组织松懈的汉人的企图。
新疆不但因甘肃的叛乱与中国暂时隔绝，而且它也是发生叛乱的地方，其中有一次叛乱是回民所造成的。回民的人口在新疆北部绿洲占多数，特别是在从乌鲁木齐到玛纳斯和乌苏地区。这些回民是14和15世纪移民甘肃及陕西、宁夏之一部分的讲突厥语的回民的后裔，和大多数甘肃回民一样，他们之中以晚时归依的信徒人数为多(收信徒的方式主要是收养小孩) ，结果他们的语言乃改变为汉语，而且其文化特征和体态也都汉化了。在17、18世纪与准噶尔部战争之末，有若干队的甘肃回民被清朝移民到新疆北部去开垦绿洲，并恢复建立了在绿洲上的固定政府，行使对草原民族的主权。[215]回民的“叛乱”是与甘肃的“回乱”相类似的。
塔克拉玛干的绿洲是这一系列战争的第三个主要区域。在这里， 14世纪回民军事和宗教的优势留下了家庭政治的传统，仍保持着新疆与西土耳其斯坦或俄属土耳其斯坦的绿洲的联系。属于察合台一支的成吉思汗后裔各王公们——这时已经是穆斯林而与一般蒙古人大不相同了——在权力上已不如和卓部。[216]这一个宗教部落是16世纪布哈拉一个教长所创立的，其活动包括政治及宗教两个方面。这种现象是适合于回教发展要求的，它要在分散的绿洲世界中，以宗教力量来完成纯粹政治办法所难于达到的政治统一。
18世纪清朝解决准噶尔蒙古问题之后，就设立了一个殖民地行政机构来统治新疆。天山南路的主要绿洲，一部分由和卓家族的后裔统治，一部分由其他投降清朝的贵族统治。这些分散的绿洲的政事，由居住当地的中央官吏协管。[217]但是，整个统治者与属臣的问题却没有完全安排妥当，因为清朝没有继续征服西土耳其斯坦的绿洲。在西部绿洲独立的和卓部不时地企图在新疆，特别是在喀什，重建他们的势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喀什的哈萨拉阿帕的家庙是一个重要布施收入来源。[218]
当清朝的统治力量被回民叛乱所暂时切断时，这种企图又见活跃。但是，在这个叛乱中，和卓部首脑又被阿古柏伯克(Yakub Beg)——一个军事冒险家及从前的舞伎所篡夺。阿古柏伯克在喀什以纯粹绿洲回教的方式，自立为宗教及政府的首长，控制了莎车与和阗，并沿天山南路向东发展。[219]
在这个时期，回教的团结力与优越性使它在宁夏和陕西的一部、甘肃的大部以及整个新疆的绿洲环境中，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超越了汉族。但在此之后，回教在西北及中国中亚的成功却迅速地崩溃了。绿洲回教徒在面对异教徒时达到了其最大的团结，其后各种经济及地方利益开始表现出来。甘肃回民对汉族的政治胜利却不能使他们在对外贸易上脱离对汉族的依赖。不同的政教家庭，以回教各宗派的名义，开始争夺回民内部的领导权及对外的回、汉关系控制权。新疆北路的回民无法向南路的绿洲移动，阿古柏伯克争夺领导权的企图造成了比反抗清朝统治所进行的争斗还要激烈的战争。准噶尔草原、天山及帕米尔高原上讲突厥语的游牧回民，则在进攻绿洲或完全回避绿洲的两个方向上犹豫不决。[220]
在此期间，清朝依靠直接或间接的外国援助，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现在他们可以派遣大批中国军队，包括一部分受过西式训练并挟有新式武器的军队，开赴西部。这些军队由著名将领左宗棠指挥。[221]一般人认为，这支军队由甘肃一直胜利进军到新疆。事实上，在战争的初期，左宗棠也被回民打败过，[222]此后他倍加小心，重新恢复了主动。甘肃的平定，全赖承认在回民聚居中心一些拥有实权的回人家族的地位。中国人可以向朝廷报捷，但是对回民施政和收税，却必须通过没有正式爵位但拥有实权的回教领袖。这种办法一直是甘肃回、汉合作的办法。
进到新疆以后，清朝军队又改变了政策。最重要的一点是阻止北路讲汉语的回民与南路讲突厥语的绿洲的联合。办法是以回民为叛逆，而与讲突厥语的被外来野心家阿古柏伯克所胁迫的回民妥协。这也很容易，因为和卓部还有人在某些绿洲中，他们惧怕阿古柏伯克比惧怕清朝统治还甚。这个政策的结果是，南路绿洲望风而降，阿古柏伯克从者星散，其本人自杀或是被人毒死。[223]与此同时，北路的回民因为曾经虐待蒙古民族，使草原民族对之怀有敌意，[224]北路绿洲常被攻击，被杀的人很多。
中国军队恢复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外表上与从前一样，而实际上却是一些汉人官僚家族执掌大权。在中央政府权力衰弱时，他们成为事实上的世袭的军事及政治首领。[225]
新疆的政治及经济状况( 1911—1928)
这样，现代新疆建立了。在1911年的革命中，它没有什么变化，而实权很快被一位有内战经验的官员获取。直到1928年被刺身亡，他一直用民国的旗号，为自己统治这一省。
在这个时期，包括准噶尔盆地的新疆，与长城边疆的东北及蒙古两部分大不相同。中国军阀“亚帝国主义”利用新的铁路网超越了古代的“汉边”，能够深入内蒙古及东北，但这种“亚帝国主义”在铁路经济势力不能到达的新疆，却不能活动。在新疆，外国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也不如在中国内地。在新疆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只限于英、俄两国，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侦察他们在俄属土耳其斯坦及印度的边界是否有被对方攻击的危险。[226]当探险证明了在帕米尔和西藏都没有易于入侵的道路时，他们也就不再留意新疆的问题了。
汉人则继续用他们的旧方法统治下去，他们自信是征服者，可以镇压一切内部的叛乱。但事实上，他们不论是经济、政治或军事，并没有实际的力量，只是因为不太令人反感所以被接受。他们将绿洲与草原、山地与平原、城市居民与农民和部落居民、回教徒与异教徒分而治之，并监视当地所有的贸易活动。
从1916年袁世凯之死到1928年大革命建立民国政府的内战期间，汉人在新疆的征服者形象对统治者和人民都很重要。但“征服者”的军备极差，某些军队也没有受过近代训练。他们不可能向俄国或英国索取军备却不给他们进入并控制新疆的机会。军备不可能从内地获得，因为在路上会被沿途的军阀截留。这样，其唯一的统治方法只是尽可能地以保守的态度维护各被统治民族中重要人员的利益，维持各经济区域及民族间的平衡。
缺乏强制性的输入与输出贸易也有助于这个平衡的维持。与中国内地距离之远以及交通之困难，[227]使奢侈品贸易成为唯一有利可图的贸易，也促成了汉官与汉商间的特殊联系。在新疆必须推进传统式的繁荣，以免对汉族的统治产生怨言，这种怨气是汉族官员所不能以实力去压制的。因此，必须让绿洲中的要人积累土地，让草原上的要人积累牲畜，而粮食、衣着和其他的日用品又不能太贵，汉族官吏亦不能径直去“榨取”百姓。[228]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传统中国，个人财富增加的办法是通过政治腐败——士大夫统治的必然结果。士大夫统治的基础不是军事的，也不是经济的，而是儒学道德标准。这个标准在事实上的表现是几个模范官员两袖清风地退职，而大多数人却是宦囊饱满地退休。因为他们直接以行政官员和地主的地位剥削人民，所以对于独立贸易获取利益，而把一部分本属他们的财富拿走的事情，颇感不满。因此，其趋势是对任何超出地方控制的商业活动，加重税收。
在新疆和在蒙古及其他边疆一样，直接对非汉族的民众收税，将使他们集怨于汉族政治的代表人物，这是一件危险的事。因此官吏自己放开手而让商人去剥削民众，他们并不剥削商人，却与他们合伙，就像蒙古王公活佛与突厥伯克和巴伊(财主)们一样。在新疆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对外的奢侈品贸易和对内的必需品贸易不能以所需要的货币支给利润。在中国的军阀式“亚帝国主义”时代，中国人所有的财富大量地集中于条约口岸，存在外国银行里，受外国的保护。在条约口岸的租界和外国人管理的地区以及香港、大连等地，也有反常的中国土地投资，而造成膨胀的虚构价值。从内地搜掠而来的财富都集中在外国旗帜之下，内地纸币的价值乃见低落。在新疆也有这种情形，虽有好几种纸币在流通，[229]而大家都没有储备金，其价值完全是虚构的。但是，因为距离太远和缺乏银行，新疆的钱很难汇到沿海来，所以官吏们唯一的聚财方法就是和商人合伙。商人又和各族的富人合伙。外来移民需要把他们的利润留在本地，官吏与合伙的商人把他们的利润投资于本地土产(特别是羊毛和棉花，这是这种货物维持轻税和低价的一个原因，也让他们出得起商队的运费)。当这些货物用商队运到中国内地铁路的起点，再转到条约口岸售出后，货款就可以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如果不是生产能力的增加，这种剥削的结果一定是完全耗竭这个地区，尽管消耗过程是逐渐的。但是因为没有战争和大股土匪，也没有荒年——利用高山融雪灌溉的水量，在夏天是不缺乏的——人口就可以一直增加。就亚洲的情况而言，人口增加就是生产力的增加，因为由此可以多征集劳力从事挖渠工作，从而增加耕地的面积。
但是汉族在新疆的统治逐渐发生了动摇，要解释这个矛盾，我们需要详细说明。中国和绿洲社会自身的技术发展，都有一个自行的限制。如果以技术能力为常数，它有一个最高点，到了那一点之后，每个绿洲的灌溉工作就不能再增加。土地平坦使淤积增加，还有盐碱的积累，这在沙漠气候下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大部分边缘土地就需要长期休耕(淤泥和盐碱，以及洪水冲击被战争毁坏的渠道而造成的损失，是许多绿洲被放弃或沙掩的原因。而一般认为这种变化是气候变迁的结果[230])。
绿洲繁荣到顶点时，就完成了草原与绿洲相互关系历史循环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绿洲居民不得不开始侵入草原。在草原上，有一些他们获得的土地——如果他们有力量能够从游牧民手中拿到的话——是过渡性的，可以耕种几年，直到肥沃性完全消耗为止。有些土地则在雨量充足时才可以耕种。另有一些土地是可以永远耕种的，只要改变耕作的方式，如前面讨论蒙古农业时所说的，用粗耕或耕牧并重的方式。结果，发生了一个脱离绿洲社会结构的趋势。
近年来新疆就发生了这种变化。讲突厥语的农民大量地向天山北路迁徙，[231]有一些人在天山北路绿洲中得到土地而从事农业，这些绿洲地区因为回民在叛乱后被大量残杀而人口减少，可以容纳移民。有些人却径直迁徙到游牧民族最适合耕种的牧场上去，这就立刻发生了经济影响，并引起政治上的紧张。在这种地区，可耕种的牧场是游牧民族极重要的冬季牧场。由于气候酷寒的关系，好的冬季牧场比好的夏季牧场要难得的多。[232]
中国边疆发展的高潮
在新疆和在其他边疆一样， 1929年是中国“亚帝国主义”的高潮。[233]那一年，中央政府对半独立的长城诸省的统治力最大。移民运动在内蒙古及其以西和东北的蒙古平原极力推行。中国铁路的发展，特别是在东北的发展，[234]抵抗着外国控制的铁路的渗透，这就像是用一片火来抵抗森林火灾之蔓延一样。这些主要政策是国民党制定的。1927年与共产党决裂之后，国民党放弃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原则。这个新政策的实质，就是我所谓的“亚帝国主义”，[235]是指他们放弃了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推翻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的目标。一个新的目标是，在新型(西方式的)实业家与银行家和旧地主的联盟下，在外国势力全面控制中国之前，抢先把整个内地及边疆都统一起来，而由组织严密的中国团体来领导并统治。在边疆方面，这就意味着对一切边疆民族加以统治，以在边疆的发展来补偿沿海地区丧失给外国帝国主义的权益。
1929年，这个政策在东北北部的冒险失败了。它企图使已经放弃旧日帝俄时代所得的一部分政治权益的苏联，无代价地放弃其中国东部铁路的经济利益。这个企图被苏联以武力打破。其结果证明，当某一个国家对中国使用武力时，诸列强不会再加干涉。苏联在打破这个企图后就撤兵了，并没有提出什么特殊难堪的帝国主义条件。但是，在国际上，这个中苏问题的解决办法却没有被重视。反之，日本却把苏联1929—1930年的自卫改造成其1931年的公开侵略，并强占东北。
上述事变很重要，因为日本的侵略具有深远影响。其后几年，经过国内的几番艰苦斗争，证明国民党的亚帝国主义或国内帝国主义政策不能确保中国免受真正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政策乃被修正而且终于被放弃。[236]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统一战线”使中国内地与边疆的关系出现新转机，并造成了汉人与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回族等的共同防卫联盟，这样就又回到了孙中山最重要的原则上来了。[237]
这种转变的过程可以在新疆看出来。新疆与内地的距离以及在他们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独立及半独立军阀的存在，使新疆的少数汉族人自外于中国的政治和内战。这就像是在印度的少数英国人在与英国断绝交通后企图继续其对印度的帝国主义统治一样。[238]
国民党没有能够直接统治这个省，但它所代表的思想却传播到新疆的汉族统治阶级。在这个时期，汉人统治下的各民族间原有的和谐，逐渐转变为紧张和敌视。这是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的怪诞结果。在这个长时期内，一些人从南路移到北路，农业伸进了草原，土地所有权集中到绿洲内城镇的富翁之手，这些变化改变了各区域和民族间的经济及政治平衡。这种敌视状态之深刻，使统治者不能再如旧日那样，依赖于没有训练、武器不良的易地招募的军队，用一个地区统治另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压制另一个民族的方法。[239]它需要显示一支有力的中国武力，为此，当局开始购买军火。
这一详细的情形没有公开，大概是怕苏联的经济控制，[240]并利用英国担心“苏联教唆暴动”的弱点，而向在印度的英国人购买军火。[241]这种军事示威的结果却是一个大失败，因为一下就暴露了其实力的空虚。
在长时期的汉族稳定(或貌似稳定)的统治下，蒙古王公、哈萨克和吉尔吉斯酋长、讲突厥语的和卓以及其他贵族的特权和俸禄都逐渐减少，当然他们仍可以与汉族商人和官吏勾结着弄钱。在天山南路诸绿洲中，还有一个“土邦”留存下来，那就是哈密。1925年左右，哈密王死，于是决定取消“土邦”制度，代之以中国的直接统治。这个决定的真正原因是要增加赋税收入，以支持汉族统治所需的军火。官方称在中华民国以内，世袭王公制度应该逐渐取消。对哈密人也立有保证，说在民国统治下税率不会增加。但是土地清丈以后，人们很清楚地知道税率虽未增加，可丈量的单位却减小了，实际上税收是增加了，于是叛乱乃起。[242]
在第一次接火中，中国的“新武力”就崩溃了。军队溃败，枪械则被叛军收缴。叛乱的危险散布到各地。地方军队中最精锐的蒙古军不肯与回教徒作战，因为他们最能干的领袖人物被汉人刺杀——汉人惧怕他的政治力量。[243]同时，甘肃和宁夏也发生了一场回教徒的战争——部分是两个回教领袖之争，部分是回汉之争。甘肃的一个领袖马仲英攻入哈密绿洲。绝望的新疆当局征用白俄——他们大多是俄国革命战争后逃到新疆来的。但是这些穷了多年的白俄一经武装，就立刻开始寻求自己的利益。后来，一支中国军队进入新疆，这支军队曾被日本人于1931、1932年逼出东北，退到苏联，先被扣留在西伯利亚，然后又遣送回新疆。[244]这时，另一个因素开始发生作用。
苏联近期的影响
关于此后的事情，详细的资料很少而且并不可靠。但我们必须讨论长城以外与中国边疆广泛接壤的苏联。虽然缺乏新疆的详细资料，但这却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最好起点。在东北边界上，苏联防备着日本侵略的威胁，外蒙古也被逼与苏联紧密联合。逼迫外蒙古的原因，首先是一个由日本支持的中国军阀的伐蒙企图，[245]另外，外蒙古又必须摆脱以外蒙古为反苏根据地的白俄。后来，日本侵略的危机使外蒙古喀尔喀部更倾向于苏联。但是在新疆，苏联并没有“推行政策”的必要。这里，我们需要研究苏联在新疆影响的特点，一方面可以判断它在中国历史的旧形态上施加了些什么影响，一方面也可以判断苏联是否自遥远的内陆侵入中国，以对抗日本在沿海的侵略。换句话说，苏联是否如日本在东北那样有一个控制中国外边疆历史的政策。
苏联自称其经济体制无须再进行出口市场的竞争，因此就不用在他的边界之外施加政治影响。但是，苏联在自己境内所做的事却大大改变了新疆的经济地位。从1917年到1930年，中国的内战和各省间相互征收的苛捐杂税，使内地经内蒙古至新疆沿路的贸易日渐衰落。外蒙古的独立及否认其对汉商的债务，又关闭了穿过蒙古的商路。新疆对印度的贸易也无法增加，因为越过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的运输极为困难。[246]
由于土西铁路的完成，五年计划整个地改变了进出新疆的运输问题。这一省最富足的地区是西部及西北部，从哈密经内蒙古到铁路起点的包头，最短的商路为1200英里，如果一切顺利，约需90天，汽车平均至少是12天，但是没有固定的班期，价格也贵到只能经营客运和奢侈品运输。但是，从塔城或伊宁到土西铁路还不到200英里，而且公路良好，可以用低价运送大量货物。就连从喀什越过山地，商队也只要12天就能到苏联铁路线上。而从喀什到中国铁路线最少有2500英里。
对外贸易是新疆的官吏和商人所必需的，在对中国内地的贸易日渐衰落、对印度的贸易不能增加的情况下，新疆就和外蒙古一样，不可避免地在经济上成为苏联的一省。[247]
在外蒙古，苏联的政策无疑是利用权力来解决蒙古族全体人民的利益。外蒙古内部的政治变革和社会结构变革推翻了作为统治阶级的王公和喇嘛，由苏联援助的经济变革更确定了这种政治变革。结果，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统治下的喀尔喀蒙古获得其前所未有过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全国民众也享有了较高的生活水平。[248]
新疆的情形大体也是一样，虽然比较混乱一些，因为这儿有多种形态的经济，多种语言、宗教和种族团体。当新疆因其内部的情况而发生政治动荡时，情形大体如下。
苏联没有关闭边界而坐视中国境内各部的自相残杀。但是，新疆却不再存在一个唯一的当局机构可以和苏联办理交涉。就连汉族统治阶级也分作了几派。各族之间也分为若干派别。有的派别中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249]吁请苏联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实行干涉以“恢复秩序”。苏联以自己的方式来回答他们的吁请，确实来协助恢复秩序。苏联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不希望边界有战事。
但是苏联所要的秩序并不是单纯地把来自甘肃的军队击败，扑灭各种叛乱，恢复原有的仍然会产生动乱的那种秩序。苏联也不愿意协助甘肃来的军队以武力建立一个回民的统治来代替非回教徒的汉人的统治。建立积极而永久的秩序必须开辟发展及进步的余地，消除过去逐渐形成对立最终酿成叛乱的不平等情况。如果简单地以苏联的统治代替中国的统治，则叛乱的根源依然存在。
所以苏联的利益在于促成一种稳定的社会形式，尽量消除以武力控制其他民族、宗教、文化或经济活动的做法，并开始建立省内各利益集团的平等的、比例合理的代表制。显然，被援助来恢复秩序的还是汉人，因为省内已经平定，其统治者仍然是汉人。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派汉人得势，也不知道他们的组织。但看起来是一个旧统治阶级、东北军人及过去没有显著参与政治活动的地方人士的大联合。[250]
至于恢复秩序的方法，我们知道苏联曾供给军火，甚至飞机。[251]而且，苏联军队曾以阿尔泰军队的名义开进新疆。[252]由新疆汉人招募的白俄部队仍继续服务，[253]而这种人不会迅速布尔什维克化的。所以这个军事行动也是一种联合行动，目标也不是造成一场迅速而且深刻的革命。[254]
秩序恢复之后，苏联军队立即撤退。苏联军队没有留在新疆来一个日本式的征服，这里面有其他的意义。以中国人为主体的联合，在恢复秩序上不能完全靠武力。已经恢复的秩序也只能用清除严重不平之事的办法来维持，否则叛乱又会发生。
这样造成的改革之一是各民族间较大的平等。[255]政府官员是依才能选任，而且各族的人都可以像汉人一样地被选任。[256]为了帮助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要广泛推动教育。[257]而过去，回族和蒙古族的教育只限于宗教，汉人也只需要训练一些翻译来传达政令。[258]过去各族民众之所以受压迫——不仅被汉人，而且被他们自己的王公、酋长、活佛、伯克、巴依、地主等——是由于其知识的贫乏。可以想见，今后会出现一个迅速而广泛的民主化运动。
还有，因为这些改革是进步的，受到苏联政策的支持，苏联没有利用其势力对新疆进行帝国主义的统治，对苏贸易仍然在促进这种进步，其总的结果不是苏联强加过来的控制，而是新疆自己向苏联的靠拢。这就是我说过多次的“反式联合”现象。[259]苏联势力因此扩张到其边境以外，这不是一个用力量夺取的过程，而是苏联政策所鼓励的民众行动的结果。新疆没有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归属于苏联，但学会了如何帮助自己，他们自愿地要寻求更紧密的合作。
如果这种倾向苏联的趋势与外蒙古一样地遇到汉族欲来征伐的事情，则新疆或不免公开与苏联联合，其结果将与外蒙古的情况类似。但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阻止了这种发展。中国放弃了“亚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国本身也开始向苏联接近。苏联也以经新疆运送军火的方式，援助中国保卫自己的独立。这一条生命线因为大半寄托在回(甘肃与新疆的回族)、汉关系的融合上，中国自然不会再来压制回民。[260]
广义地说，这些现代的变化也可以联系到中国在中亚的历史。草原的周期性崛兴，间之以中国的统治及绿洲的崛兴，这种模式是与草原和绿洲生活之不能协调有关系的。在草原经济与汉族及绿洲农业经济之间是混合与粗耕经济。草原居民、汉族、绿洲居民都不能向这种混合经济“进化”，因为这种混合经济乃是立于单纯经济制度上的社会的“退化”。由于同样的理由，各种社会形式的内在的困难也阻止了中国机械化工业的兴起。然而，只有工业才能联合这些不同的经济形式，以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结构。
我们可以说，汉人在中亚统治的结束代表着旧式绿洲崛兴循环的完成。但是，继之而起的并不是原来那种草原崛兴的反循环，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统一现象。其规模比过去历史上的任何循环都要大，并影响到草原、绿洲和中国内地。在这个新阶段中，苏联势力的侵入可以大略比之于昔日西部草原少数民族的侵入，[261]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比较，因为苏联势力之进入蒙古、新疆及中国内地不是凭武力进入，而是由受其影响的民众所引入的。
按:在讨论蒙古的一章中，我试图尽可能利用直到最近的历史记录。但是在这里，要一直写到今日苏联的政策却不可能。因为1939年战争形势从亚洲扩展到欧洲后，苏联政策已有改变。这是很明显的事情，不过尚不知其详情。
1940年1月2日《纽约时报》登载了其驻华记者德登((F.Tillman Durdin)的一则消息，其中写道:“与苏联在新疆的控制并进的有物质进步及政治现代化……有一个省参议会作为政府的顾问机构，各民族也派代表出席各种全省性会议。”
有一篇未署名的德语文章叫《中亚政治》( 1939年2月在维也纳及北平发表) ，被《皇家中亚协会杂志》(1939年10月号)的《俄国对新疆的控制》一文引用，其颇为不快的形容:何以“俄国跑进来运用他的阴谋和权力”。但是，它也提到日本派到新疆去的回教“先知”，并提出其中三个名字。文中对于“反帝阵线”似乎存有一些公正。德登说“反帝阵线”在新疆是占有优势的。
同时，新疆的情况和蒙古并不完全一样。在这两个地方，日本的推进及威胁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们在其他情况下是不会接受和苏联亲近的主张的。他们和苏联的接近，是被事实所迫，并非是苏联思想及宣传引诱的结果。
蒙古与苏联的接近，使苏联的思想及政策可以在一个同类民族，同一经济中，广泛而均衡地发展。而在新疆，受其影响的人语言不一，宗教不同，各自有着不同的经济制度。苏联思想及力量的影响自然不会平衡。中国和苏联都需要以多种方法，处理众多民族。因为中苏两国的当前问题是要在一条辽远而困难的路上运输军火，可以预料，中国的统治及苏联影响的渗入都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族、区域及政治团体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