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与边界的区别
在讨论中国边疆的时候，我们必须分辨边疆(Frontier)与边界(Boundary)这两个名词。地图上所划的地理和历史的边界只代表一些地带——边疆——的边缘。长城的本身是历代相传的一个伟大政治努力的表现，它要保持一个界线，以求明确地分别可以包括在中国“天下”以内的土地与蛮夷之邦。但是事实上长城有许多不同的、交替变化的、附加的线路，这些变化可作为各个历史时期进退的标志来研究。这证明线的边界概念不能成为绝对的地理事实。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
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历史所特有。罗马帝国在达到其对外发展的最高峰时，也曾企图划定明确的界线，把依附于罗马的欧洲部分与日耳曼及外多瑙河诸蛮邦分开，他们认为日耳曼及蛮邦不属于罗马的“天下”(orbisterrarum)。在近代，英国在将他们的印度帝国的疆界开拓之后，就企图使这个政治边界绝对化、永久化。在这一点上，东北有西藏群山作确定边界，地理帮了政治的忙;但是在西北方面，政治上的明确界线却变成了一个过渡地带。印度西北边疆的都兰边界事实上分作“已治”及“未治”两个部落区域，与中国历史上的内蒙古及外蒙古非常相似。
在一般的研究中，无论是讨论罗马、中国还是英印的边界，都是片面地讨论一个方面的问题，认为帝国的边界政策，其最终目的只是阻止少数民族的侵入，诸如罗马帝国对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中华帝国对匈奴、突厥、蒙古族、满族，以及现代英印帝国对帕坦和其他部落。这些讨论掩蔽了这个边界在另一方面也是同样重要的事实:它代表一个帝国组织发展的最大限度。就地理概念说来，边界的划分可以很自然地包括若干地区并排除若干地区，而这种划分又是依据对域外居民和那些在语言、宗教、风俗和种族上不同少数民族的歧视。确认这种边界的帝国认为这个边界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不能超越。而被排除地区中的少数民族时常被称为侵略民族，他们从事掠劫、袭击、侵略。这个事实足以证明在一个社会被认为是“自然”的地理界线，对其他社会却不一定是地理障碍，他们也许只认为它是一种政治障碍。
简言之，这儿所讨论的帝国边界，不只是划分地理区域及人类社会的界线，它也代表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换句话说，一个被认为是防御性的、用以隔绝少数民族的帝国界线，实际上有两种作用:它不但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阻止里面的人出去。
关于中国的长城边疆，我想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政治家们在从事于阻止少数民族自长城之外的攻击时，他们也在不十分自觉、却是相当努力地阻止汉族及其权益向长城以外的发展。即使在中国的统治已经推到长城以外，并设置戍军以支持的时候，其目的也不是对外发展，而是一种防御性占领，以填充可能被利用来攻击中国边界的缺口。要使这种政策发生效用，就必须限制长城以外的汉族事业。因为在长城以外的汉人会成为朝廷的负担，而他们的事业，不论其为农为商，对少数民族社会的贡献要比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大。他们已经脱离了汉族的范围。因此，为了阻止汉人从事于对少数民族人有利的活动，就必须把汉人限制在中国内地范围之内，并把少数民族人限制在边界之外。[309]
长城的这种历史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解释。汉族的社会及国家建立在被限制于某种地理环境内的农业技术上。最初，这种限制还比较宽松。但技术日渐进步之后，它就越来越严格，所适应的环境越来越少。其最重要的条件是灌溉所需要的水。并且，当某种最主要的经济渐渐依赖于某种基本的条件时，建立于这些条件上的社会及国家在适应性及扩张性上就受到限制。当经济、社会和国家互相影响结合，便会达到一个最有利、最适合于它们的活动范围，也就造成了它们发展的地理与环境的限度。“中国”的发展与繁荣正是在达到这个限度。在经济上，这个过程是累积，因为每得到一块新土地，就可以扩大一次农耕。在社会上，这个过程是回报的增加，因为它支持了大量家庭对财富及权力的占有，同时给已经有财有势的家庭以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权势。在政治上，这个过程是向心式的发展，因为对于国家来说，扩张所获得的利益大大多于所付出的代价。
向南方，汉族的发展是没有限制的，在北方和西方却不然。蒙古和东北西部的草原以及西藏高原没有标准的中国经济所需要的灌溉农业。东北东部及北部的森林地带和新疆的绿洲地带又不能有适合于政治及经济需要的大量的集中人口。在这些边疆区域中，累积的过程就变为分散的方式。因为在进入非汉族的地区时，汉人必须改变或放弃其中国式的经济，并减少与其他中国人的联系。社会回报的增加逐渐转变为利益的减少，因为在中国社会秩序中，拥有统治权并富有的人，在利于建立少数民族社会的环境中，不能保持他们的优势。向心式的政治发展因此变成离心式的丧失。因为离开汉族集团的汉人，生存于非汉族的经济与社会秩序之下，必然地会依存于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或者他们自己以少数民族的方式来统治别人——这二者都不利于中国。
印度西北边疆的情况及政策
相似的情况，也适用于罗马帝国，甚至适用于产生于外来征服而非自身形成的英印帝国。印度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在于其大量的人口及低价的劳工。整个印度落后的经济和英国高度发展的经济可给英国资本提供所觊觎的利润。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确实有些英国企业在英国所不愿直接统治的西北边疆的过渡地带牟利赚钱。这里，管理者要考虑的主要是利润的多少而不是利润的有无问题。在印度境内，行政的费用及开发的利润必须平均分配于各个贫富地区。但是在西北边疆的过渡地带，很显然地，个人的利润不会用来偿付政府为征服、守卫及建设扩展地区所需要的支出。因此，一个英国投资者可以把钱投资于帝国统治下的印度，或是以特权的方式投资到中国及波斯等地，但在西北边疆的过渡地带这两种方式都不行。在那儿发展英国实业，只会脱离印度帝国中心，对于中心帝国，它们没有多少贡献。无论是帝国的政治发展还是经济发展，西北边疆都标志着利益减退的限度。
这种边疆的形成，是有意识的实施政策与半无意识的政治趋势的总结果。地图上的界线只是帝国从中心向外发展的限度表现，这种表现也只是一个大概。一个帝国可以凭借有意识操作或无意识的趋势延缓其自身向外的发展，但这种讲法并没有考虑到被摒除在界外的民族自身的发展过程与速度。在这一点上，抽象的观念应当让位给实事求是的认识。边疆这边的社会和国家必须考虑到边疆那边的民族的社会和国家。界线的划分就是承认在外面的民族不受控制，对他们不能以命令的办法来管理，而只能以外交的方式去交涉。
这种交涉谈判不完全依据于帝国的利益，虽然它是划定边界的主角，它也要依据于界外人们的要求，虽然在名义上这些人被消极地定位为被摒除的对象。实际上，他们可以是很软弱而且很顺服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吸引接纳帝国内个人或团体的企业，特别是商业。这就造成帝国内部少数人利益与多数人利益的冲突。国家的一般政策是设立一个范围，使它维持一种向心性的利益，而阻止过度的对外发展，以免造成离心的分裂状态。但一些有特殊利益的商人、移民、有野心的职业政客及军人以及其他在边界外边寻找机会的人，却要反对或摆脱这样的政策。因此，就产生了一个边疆利益者的联合，反对中央利益。这种边疆社会与整个国家不协和的现象，在历史上一切时间及许多地方都存在。
或者，这个着重点也许越过了边疆而并非在边疆之内。有时外面的“少数民族”强大到可以从事征战，可以越边袭击，或坚持要他们索求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边疆维持者的帝国可以采取的政策包括:严守边境，只和边外来的代表交涉;或者积极干涉，坚持监管和控制边外政务的权力。英国在印度称第一种做法为“闭边政策”，这是一种严格的边界概念，绝对的对内限制并对外摒除。第二种做法英国称之为“前进政策”，在事实上，它等于否认存在严格的边界概念。其结果会造成一种局面:
严格地说，有两个边疆……一个是所谓行政边疆，将五个正式的行政区域……与部落区域分开。……现在，这些山地部落居民又被我们所谓的都兰边界与阿富汗分开。……那些部落地区，虽然没有被我们如统治边省那样地统治着，却仍是大印度的一部分。[310]
在这个主体边界以外的不规范的边疆地区内，统治的方法可以从“桑德曼制度”的协商和仲裁(并提供津贴) ，[311]到近于闭边政策的“保留惩罚权的不干涉制度”。[312]
一个边疆政策无论其怎样在两极之间摇动，其长时间的平均结果却必然是否定该边界在包容或隔绝方面的作用。无可避免地，维持边界的国家必然要干预到边界以外的本来要隔绝的人们的事务。于是，显然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线状边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绝意义，会渐渐变得缓和中立，而且这种边界也会从一条物理边界本身转变为边疆地带的人群。边疆政策的发展是要寻求将边外少数民族中立化的方法，令他们不对边界产生压迫，但也不退出这个维持边界国家的干涉调节的范围。
很自然地，这种中立政策的真实属性是随着策略而变化的。它受地形、军事干预的代价、维持边界国家及边外部落的特定发展程度、贸易风险和利润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影响。大体说来，罗马帝国、中国、英印帝国都是一样，最佳的方法是谋求那些本应被边界隔绝的民族的帮忙，使他们掉转方向，背向边界而不是面向边界。这样，绝对边界的概念，在管理上及政治上就变成一个地区体系，它包括边界的本身与其不同的居民、邻近边界的边疆部落(这些部落的外缘被认为外边疆地区)、更外面的不能改良的少数民族社会。这个政策的功效和过去一样，因为它代表着维持边界的国家的利益、国内若干特殊团体的利益、边疆部落团体利益的调和。但是，它又令推行这个政策的帝国感觉不安，因为它形成一柄双刃剑，在有力者的手里，它可以对外攻击，而在一双无力的手中，它会向内砍来。
在这种边疆社会与维持边界的帝国的结合中，产生了罗马帝国的“野蛮附庸”和中国的“进贡蛮邦”。从同样的边疆社会中，大英帝国在印度征募正规军队及部落军队。但是，从同样的边疆社会中，也产生过侵入并征服罗马及中国的民族。英国现在所应付的民族，其危险的程度与有用的程度是一样的:
西北边疆，正像发生的那样，是世界上我们英国人会遭受重大打击的少数地区之一。它就像是一个拳师的太阳穴或牙床骨，在那儿挨一下打就会失败。西北边疆的问题……不但有着利害关系，而且是一种对我们有着痛苦的、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313]
由于这类历史现象贯穿很久的岁月并遍及很大的地区，从中获得的推论必然有广泛的适用性。
亚洲内陆部落南侵的“贮存地”
直到现在，我所讨论的多半限于印度的西北边疆，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广泛性。根据以前各章的叙述，其在中国长城边疆的地理结构和历史过程的适用性是无可怀疑的。边界本身的自然结构，即内边疆区域和外边疆区域，在长城与内蒙古和外蒙古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此外，它也存在于东北地区(长城、“汉边”、柳条边、蒙古族聚居的西部及西北部、满族聚居的东部及东北部)、新疆地区(甘肃和宁夏的“回边”也算在内)、[314]西藏地区。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所以其表现的形式也较为模糊。
几年以前，在试图分析内蒙古型的各个不同边疆部落，并说明其地理位置上的历史功能时，我使用了“贮存地”或“部落南侵的贮存地”一词。[315]其理由如下: 2000年来，中国经历了北部入侵民族的攻击。这些入侵的民族时常建立国家，占有中国的一部分土地，有时还建立统治全中国的帝国。在这种时候，一部分入侵民族是进到中国之内了，但有一部分仍留在北部邻近长城的地区。这些入侵民族的后卫是在保护其原有的土地，以免遭受从更北部下来的敌对部落的攻击。然而，它也是一个“贮存地”，供给统治中国所需的官吏及守军。“贮存地”以北是“不能进化的民族的土地”，这些民族并没有追随“贮存地”的领袖们从事征战。因为这个原因，内蒙古(边疆地区的一个典型)有一个超越于其民族及文化重要性的地域重要性:它是黄河流域，有时也是全中国统治权的关键。的确，在中国强盛的时候，它是中国政治及文化势力向外发展最有效力的地区，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入侵者进入中国的始发线。
我相信这种看法不会有什么错，但是它还不够深入。历史上的问题不限于汉族向外发展(对游牧地区的政治征服)与游牧民族自有利于畜牧经济的草原向南的侵入(甚至征服环境有利于农耕的中国)的交替。在中国内部所产生的一种趋势以限制汉族在长城线上的发展，也须考虑在内。这种趋势又造成其自身的对立物，因为它强化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其反对任何将农耕灌溉地区与草原游牧地区进行政治统一的努力)与少数人的利益(基于农耕土地与非农耕草原间的政治经济交流)之间的差异。
同样地，在外边疆的草原上，多半时期是一个普遍和谐的游牧社会占着优势，而掌握内边疆的游牧人则有时依附于草原上的同宗，有时却依附于中国的农业与城市。与边疆汉人存在脱离中国主体的趋势(强度并不总是一样)相对应，也存在边界牧人脱离远方游牧民族的趋势。
对于问题的整体性必须要重说一遍。基本的社会形态必须建立于基本的环境中，这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农田和蒙古的草原。其他环境也很重要并可以形成特殊社会，例如东北的森林地带和中亚的绿洲与沙漠，但是它们在历史上并不是主要的社会形态。那些基本社会形态之间会产生过渡性的、次要的社会，部分原因是其相互的影响，部分原因则来自于它们内部。因为每一种社会都有其发展的限度，要受到收益递减原则的支配。这样，游牧民族及农业民族的简单行动及反馈行为，就演化为极复杂的过程，而其次要的形态又会分解成第三、第四层次的发展。
由此，就可以分派出许多的国家政治形态来。在公元前4和公元前3世纪，陕西的秦国和山西的赵国就从边疆汉族战胜游牧民族中取得他们的实力。[316]公元1世纪汉族最强盛的时期，整个中国要比整个草原与中亚强大。4—6世纪，北魏把它对外边疆南部的主要部分的统治推广到华北的最重要部分。在13世纪蒙古民族的统治下，最北方而最不能进化的民族侵入到这个内边疆或“贮存地”中，把草原上主要的和次要的民族联合起来，征服了全中国。[317]
此外，社会的每一个层次分化，无论它是自身环境的产物或是其他社会的影响，都要对其环境发生反馈，企图在它所占有的地理范围内巩固其占优势的社会秩序。混合的社会在调整其本身时，会扩展或改变其地域，也可能改变它们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内容和比例。边疆地区汉人，或者是自发地，或者是在全国力量的支持下，时常想把农耕推广到草原上去。从另一方面讲，农业不仅是被推进到草原，有时也被出生于草原的统治者招引到草原上去。农业在草原的出现不只是传播的结果。8世纪，在鄂尔浑突厥民族统治下，一个很精深的灌溉农业便被培育形成于草原的远北方，即外蒙古地区。[318]另一方面，成吉思汗也有完全消灭黄河流域农业居民而代之以游牧民族的主张。[319]侵入中国的草原统治者多半会变成中国式的统治者，而边疆汉人在进入草原后，也会把他们的政治力量参加到草原部落组织里去。
在这许多简单与复杂的经济制度、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中，可以从哪里找到历史演变的主要动力呢？有了对地理区域及环境的宏观分类，我们可以把它们很粗略地分作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和森林民族。我们也可以假定各种主要社会形态的扩展，直到它们在长城线上互相接触、重叠，我们进而可以推断过渡社会的形成。但是，在这以后，长城历史的重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在中国，在草原，还是在边疆地带？这些都是本书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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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欧洲与中国的封建制之后社会变革的不同，参考本书第十二章。
[2] 莫尔塞(Morse，H.B.)和麦克奈尔(McNair，H.F.):《远东国际关系》，1931年，第26页;翟理思(Giles，H.A.):《中国与满人》，1912年，第17—18页;郝爱礼(Hauer，E.):《皇清开国方略》，1926年，第140页。
[3] 玉尔:《马可·波罗游记》，高第(Cordier)编辑，卷Ⅰ，1921年，第54、115 页。玉尔:《中国与外域》，卷Ⅲ，第137页及以下。
[4] 亚当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1918年，第423、439页。参见拉铁摩尔:《门户开放还是长城钜防？》，1934年;《日本海军的陆权》，1934年;《陆地与海洋对日本的影响》，1936年。 a. 《中国年鉴》，1935年，第1页。另一数字为约140 万平方英里，参见Warren H.陈 《中国人口估计》(1930年)中的区域统计表。 b. 据《满洲发展报告第四》，1934年，第13页。 c. 相当于150万平方公里，此整数见维克托罗夫(Viktorov)与加尔金(Khalkhin)《蒙古人民共和国》，1936年，第3页。(俄文) d. 相当于15万平方公里，此整数见卡博(Kabo，R.)《图瓦历史经济研究》，1934年，第 1卷，第8页。在中国地图上，图瓦是外蒙古的一部分。这里所列外蒙古与图瓦的面积一共是63.8万平方英里，而在《中国年鉴》(1935年)第4页，曾世英先生列出的数字是62.2744 万平方英里。 e. 引自曾世英(见上)。而WarrenH.陈在《中国人口估计》(1930年)中为307218平方英里。 f. 在《中国年鉴》(1935年)上有两个数字，第1 页上是550579 平方英里，第4 页上是 633802平方英里(曾世英)。WarrenH.陈的数字是703562平方英里。 g. 据曾世英。WarrenH.陈的数字是703562 平方英里。(译注:此处拉铁摩尔所录 WarrenH.陈的数字可能有误。) h. 据曾世英。WarrenH.陈的数字是440000平方英里。 i. 估计数字从3.5亿到5亿，很不一致。WarrenH.陈的数字是4.45亿。 j. 据《满洲发展报告第五》1935 年第151 页计算。估计蒙古与满洲的人口数字极为困难，我在《蒙古与满洲》一书中曾使用200 万这个数字，遭到《人民论坛》(第24 号，上海， 1935年8月1日)上一篇文章的反对，该文援引长春(新京)1935年7月13日的《人口》(Rengo) 中日本人统计的数字，兴安的蒙古人“超过”470000 人，满洲其他部分则为113258 人。 在兴安的汉人有604601人，多于蒙古人。我无法判断这些数字的准确性。蒙古牧人常常低报人口数字，以逃避税收，但满洲(包括兴安的大部)的大量农业蒙古人的人口登记情况与汉人类似。 k. 俄国人常用的数字是60万，见里什(A.Rish):《捍卫独立的蒙古人》(俄文)，1935年一书第107页。俄国人也有高数字，如90万，见前引《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书第5页。在《中国年鉴》(1935)“蒙古”一文中，我估计的数字是80 万，在《满洲的蒙古人》一书中，我粗略估计的数字是100万。 l.1914—1915年的数字，见卡博《图瓦历史经济研究》第65页。其中至少4万为牧人，不到2万为林中百姓(狩猎人)。卡博还列出12000俄国殖民者分布于340处，时为1918年。 m. 察哈尔1997234人，绥远2123914人(据WarrenH.陈)。关于宁夏，葛德石(Cressey， G.B.)在《中国的地理基础》，1934年，第55页，援引中国邮政局估算的1926年的数字是812066，并说明此数字仅包括过去曾属于甘肃的那部分。我对内蒙古的这个部分的蒙古人口的十分粗略的估计，见《满洲的蒙古人》第25页。 n. WarrenH.陈的数字是2567640(中国1928年估算)。我认为，中国官方对非汉族人口的统计过于偏低。 o. 据《中国年鉴》(1935年)第1、2页，中国的估算是650万(1910年)，这个数字是推测的，另外应包括西康地区，西康当时是四川的边区。 p. 这个数字完全是推测的。
[5] 据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1931，第219页)的界定，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为“殖民”省，不是古代中国的核心区，从未完全出现汉人式的精耕农业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的社会秩序。 汉人进入这些地区是在13世纪蒙古人占领中国前后。这三个省的面积大约30万平方英里， 人口不超过3400万或3500万(据1935年《中国年鉴》)。在长江以南，还有一些地区在早期历史中不属于中国。1938—1939年《中国年鉴》列出如下非汉族人口的“部落”:云南1180万人口中有860万为非汉族，贵州700万人口中有430万为非汉族，广西1330万人口中有447 万为非汉族。另外，广东有50多万“土著”，四川有75万非汉族人口。
[6] 这是浙江全省的平均数(见WarrenH.陈前引书第3 页)。江苏省的平均数字要高许多， 达每平方英里813 人，但我没有选江苏为例，因为江苏包含了上海、南京两座大城市。
[7] 每平方英里183 人是山西全省的平均数(见WarrenH.陈前引书)。北方省份如河北每平方英里达583 人，但它包含了北平与天津两大城市。山西的大部为人烟稀少的山地， 183 人已然是很高的平均值。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各类农耕区的人口数字。
[8]据《中国年鉴》(1935)第1 页。满洲人口可能未曾如1910 年那样多。中国的估算竟包括了奉天(辽宁)这个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其平均每家人口8.38 人，而中国其余地区则只是 5.5人。
[9] 《满洲发展报告第五》，1936年，第121页。
[10] 拉铁摩尔:《中国与蛮族》，载《东方帝国》，1934年。同书附有地图，表示少数民族入侵的时间与纵深程度。
[11] 西拉木伦河(即辽河的上游)这样的边缘支流例外，它流向满洲。克鲁伦河，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上源水系的一部分，流向西伯利亚。而流向印度和缅甸的西藏河流属于独立的一系。 关于满洲水文地理学和山志学、新疆、西藏，见格勒纳尔(Grenard，F.):《亚洲内陆》，《世界地理》，1929年，第8卷。竺可桢在《华北的干旱》(1935)中说:“湿润的东南季风在南方吹向海岸，但在北方却顺海岸而行。”(第212页)
[13] 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1938年。
[14] 拉铁摩尔:《黄金部落》，1933年。
[15] 毕士博:《中国南北的起源》，1934年。《中国文明的兴起》，1932年。
[16] 马伯乐:《中国文明的起源》，1927 年;《古代中国》，1927 年。关于对马伯乐的理论的评论，见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1931年，第40—41页。
[17] 毕士博:《中国南北的起源》，第316、319 页。
[18] 丁文江:《格朗教授的“中国文明”》，1931年，第268页。
[19]李希霍芬认为中国人由中亚进入陕西。见其《中国》卷1，1877年，第340页。
[20] 理雅各认为，中国人从远至黑海的地方迁徙到黄河中游。见其《中国经典》，(序言作于1865 年)，卷3，第189页。
[21] 康拉迪强调中国文化在本土的发展，见其《中国》，1910年，第482页。
[22] 魏伏格提出埃及文化并非起源于尼罗河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而在其上游的孟菲斯地区。 索尔(Sauer)在他的美国农业起源一文中，特别重视可以用少数而且简陋的农具耕种的土地的重要性。并且说美国印第安人最初耕种的是比较贫瘠的土地，因为它们易于耕种。 但是他相信黄土上一定有森林。后来被原始居民破坏了，丁文江却认为中国黄土高原具有半草原的性质。
[23] 斯诺(Snow，E.):《西行漫记》，1938年，第390页。
[24] 现代的窑洞是在黄土断壁上横挖，而原始的办法是在黄土地面从上向下纵挖。见前引毕士博书第301页。
[25] 对中国黄土的早期重要研究，见李希霍芬《中国》一书。魏特夫强调黄土较之其他土壤在农业上的重要性，见前引书，第23—61页。关于技术性的讨论，见巴伯(Barbour，G.B.):《中国北方黄土的新近考察》，1935年。
[26]关于禹的传说，可参考李希霍芬前引书第277—364页。另可参考赫尔曼等人的研究，见斯文赫定《南部西藏》一书第8卷，1921年。近年来，关于禹的年代和意义，也有许多中国学者讨论，著名者如顾颉刚及其同事们。关于对整个问题的评述，可参考魏特夫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史》，1940年版。关于顾颉刚，可参考恒慕义(Hummel，A.W.)翻译的顾颉刚《古史辨自序》，1931年。
[27] 关于早期历史中与中国交往的少数民族问题，可参考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中文)，1936年。
[28] 见毕士博前引书，第318、320页。
[29]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1937年。
[30] 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第189—223页。
[31] 索普:《中国土壤地理》，1938年，第430—432页。
[32] 拉铁摩尔前引书。关于南部满洲与长城以外其他地区的差别，见《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与《中国与蛮族》。
[33]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
[34] 毕士博:《中国文明的兴起及其地理因素》，第627 页。关于在精耕农业中强制劳力的重要性，见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1931年。以及《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1935年。
[35]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年。
[36] 这里关于城乡关系的分析，要比我在《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十一章中提出的看法更明确。
[37] 竺可桢:《华北的干旱》，1935年，第212页。
[38] 魏特夫:《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第52页。
[39] 冀朝鼎前引书。
[40] 斯诺前引书，第174页。我也听到过一位南京的官员生动讲述由于缺盐，那些长期封闭地区内的农民的困苦。那位官员是一个反对中国苏维埃政权的人，他坚信，红军若不是受此困苦则不会退离那里。
[41] 拉铁摩尔前引书，第120页。但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通中国的政府为什么对采矿行为持一种特殊的态度。
[42] 参见本书第十七章。
[43] 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第222—223页。
[44] 去满洲旅行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地主和官僚身份以及作为官僚政治代码的文书语言的重要性。后来，在编辑《太平洋评论》过程中，我能接触到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东西。可特别参考《太平洋评论》中的:王毓铨:《中国历史中地税的上升与王朝的覆灭》，1936年3月; 陈翰笙(ChenHan—seng):《中国样板省的优质土壤》，1936年9月;罕威尔:《中国的地方政府网络》，1937年3月;魏特夫:《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宏观考查》，1938年3月。如果没有体会过非字母书写的麻烦，就很难认识到在中国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与文盲的农民之间的鸿沟。 一个人必须要有金钱和时间去学习要很多年才能掌握的那种似乎不可能被掌握的书写符号。传统总是被用来保护晦涩的文字，而倡导简化文字则不可能战胜传统的阻挠，因此在中国做一个“独立人”比在西方国家里要难得多。
[45] 魏特夫:《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第54页。
[46] 陈翰笙:《中国当前土地耕种问题》， 1933年;又《中国最南部的地主和农民》，1937年。
[47] 厄特利(Utley，F.):《日本的泥足》，1936年。
[48] 我这里所写的都是我在蒙古亲眼所见以及亲耳所听。从文献上讲，广泛参考了毕士博和魏特夫著作中引用的材料。还有顾立雅:《中国早期文化研究》，1937 年;门京(Menghin， O.):《石器时代世界史》，1931 年。这里曾有一个狩猎、渔猎、采集、畜牧混合生活方式的新石器文化，其畜牧应该是刚刚萌芽，还很不发达，类似于远方北部的布里雅特蒙古人，参见波穆斯:《苏联布里雅特蒙古人》，ASSR，1937年，第96页(俄文)。
[49] 马伯乐:《古代中国》，1927年，第11页。
[50] 马伯乐前引书第1章，及魏特夫关于中国人与少数民族人之间种族关系问题的讨论，见《中国经济与社会》，第11—16页。关于中国北部少数民族人的现代认识，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中文)。
[51] 参考本书第七、八章。
[52] 顾立雅前引书第184页，描述了公元前2000年争夺畜牧权的战争。当然，这是发生在半农半 牧者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农民与牧民之间的。见顾立雅的前引书，第243页。
[53] 参考门京前引书，并参考本书第六章。
[54] 关于边境族群从农业“撤离”到草原，见本书第十三章。
[55] 关于这个阶段，大致可以参考顾立雅前引书，魏特夫《中国经济社会史》中有非常丰富的材料。
[56]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1937年。
[57]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1937年。
[58] 顾立雅在《中国早期文化研究》(第246—247页)中指出，在中国(公元前2000年)复杂的反射弓的出现，比草原上的真正的游牧要早得多。他还指出，古老的中国与极地附近的文化有联系。而弓本身之所以可能传到草原，或者从中国，或者从西伯利亚，也可能二者兼有，而强弓成为草原上特别适合的马上箭术，一定是草原自身发展的结果。
[59] 我很感激毕士博，他在1938年3月16日给我的信中，对于马匹的驯养和使用有很多有价值的建议，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弓的复杂性及其使用的重要性。我以前读到中文“骑射”一词， 总以为是“骑术与箭术”，没有看出它的意思是“马上箭术”，这是个很重要的技术上的差别。
[60]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48—49页。在我看来，蒙古语中的“nutuk”一词， 表示“隶属”于土地或者“国家”，可能与一个动词“neghuku”(迁徙、移动)有关系。neghutel 的口语形式“nutel”，如同“nutelulus”。“游牧民族”明显区别于“定居民族”。
[61] 我不敢肯定草原部落走向灭亡是否代表着一种真正的进化。它更可能是周期性的停滞或间歇的阶段，即草原和农业地区被统一时的现象，这正是中国和蒙古都在满族政府统治之下时的情况。
[62] 拉铁摩尔:《评格勒纳尔<成吉思汗>》，1937年。
[63] 维克托罗夫、加尔金:《蒙古人民共和国》，1936年，第36页(俄文)。
[64] 《大清会典》，卷七四二《理蕃院》，1818 年;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1934 年，第79—82 页;《中国边境的蒙古人》，1938年;鲁布鲁克在13 世纪第一次进入被蒙古征服的俄国南部时，对于游牧社会及习俗作了一个大概的描述，他说:“大牧主拥有南方的村落，他们从那里购买冬天需要的粟米和面粉。这些都是用羊和毛皮换来的。”(柔克义[Rockhill，W.W.]: 《鲁布鲁克“东游记”》，1900年，第68页)
[65] 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1938年。
[66] 参考本书第十七章。
[67] 拉铁摩尔前引书。
[68] 拉尔夫·福克斯(RalphFox):《成吉思汗》，1936年，第9页写道:“每年最长的移动距离都在 300公里以下，平均大概是150公里。”福克斯的资料来源是发表在《当代蒙古》第四卷(7)上的西穆科夫(A.Simukov)《蒙古移民》一文，乌兰巴托，1934年(俄文)。我个人的观察是，在蒙古内部的移民极少达到150公里。如我在其他地方谈到的一样，草原游牧民族必要时移动如此远距离的能力，不是因为他们有着远途跋涉的习惯，而是他们生活中的机动的组织形式，在短途移动和长途移动中可以随时转换。(见《亚洲内陆的商路》，1928年)
[69] 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1938年。在蒙古内部，蒙古人因汉人移殖而被迫退入比较贫瘠的牧场，内蒙古的游牧经济退化后，山羊越来越多，比绵羊更为普遍，也更促进了环境的贫乏与蒙古经济与社会的退化，因为山羊比绵羊更容易受致命的牲畜流行病的感染。 在生产同样的产品(尽管质量越来越差)条件下，山羊比绵羊更能适应贫瘠的牧场。绵羊和山羊，特别是山羊，它们尖锐蹄子会踏坏草场。长期和过深的啃草也会破坏草场。于是表土层暴露出来，大风扬起沙尘，而这样的结果常常被误以为是气候干燥造成的。
[70] 拉铁摩尔:《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1936年。
[71] 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结构》，1934年(俄文)，第39页指出，成吉思汗建立部落政权的北蒙古地区不适合骆驼生存。在第36页说，北蒙古直到征服西夏之后，才有骆驼。他的根据是《元朝秘史》，大概就是帕拉基(PalladiusA.)翻译的《元朝秘史》俄文版中第68 页的那段。这里西夏被描述成一种拥有大量骆驼的定居人群(实际上他们是半绿洲居民)。也许骆驼最初的驯服不在戈壁北方，而在南方，或者是土耳其斯坦的绿洲中，驯服它们的人最多是半游牧民族。我在中国的公元前一、二世纪的编年史材料中找到很多关于骆驼的记载，但这些材料都是关于沙漠绿洲，而不是草原的。见《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72] 拉铁摩尔:《亚洲内陆的商路》、《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
[73] 拉铁摩尔:《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1936年;《内蒙古与外蒙古的交汇处》，1938年;在 《满洲的蒙古人》一书中列有迁到满洲之后的蒙古部落的名称。
[74] 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第205页。
[75] 玉尔:《马可·波罗游记》，1921年。
[76] 玉尔:《中国与外域》，1914年。
[77] 马可·波罗自称会四种语言文字，四种文字大概只是两种，每种有两种用法—— 一个是波斯和阿拉伯，一个是维吾尔和蒙古。玉尔和高第(《马可·波罗游记》的编辑者)，对于马可·波罗可能掌握汉语的能力的看法不一致。当然，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的长时间里，很有可能略懂些口语，但从他只提到个别词语和名字的情形看，他的中文并不好，所以不可能阅读和书写汉字。学过中文的外国人总会有所夸耀。参见玉尔《马可· 波罗游记》，1921 年，第一卷，第十六章及注释。但是，比马可· 波罗稍稍早一点的鲁布鲁克对汉字的书写曾这样描述:“他们用一种类似画家用的画笔写字，而且一个完整的词要由很多笔画构成。”(柔克义: 《鲁布鲁克“东游记”》，1900年，第201-202页)拉施特(Rashideddin)在14世纪初用波斯文记载过关于波斯人的详细情况，维吾尔人和景教徒们在蒙古为中国做事。(玉尔:《中国与外域》，1914年，第三卷，第117页及后面)布雷特施奈德(Bretschneider，E.):《中世纪研究》， 1888年，第一卷，第189页，用精练的语言概括了蒙古人在中原建立王朝的历史，并引起了在蒙古生活的外国人的关注。
[78] 帕拉基在翻译《元朝秘史》时，在序言中(第8—9 页)做了很有意思的评论;另参见劳弗 (Laufer，B.):《蒙古文献要略》(俄文)，1927年，第10-11页;沙畹(Chavannes，E.):《蒙古时代中国大臣的碑铭与诗文》，1904年，第11页，其中汉字书写形态被形容为“奇异的方垒”。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官方“新”“旧”《元史》的问题，大概是编者所用文件的野蛮化问题。 经魏特夫允许，我将再仔细钻研蒙古时期的部分，做进一步分析研究，当然这也是他打算做的。在中国合作者的协助下，他从中国王朝历史中系统搜集了关于管理、政治、经济发展的资料。关于基本的说明，见他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宏观考查》，1938年。
[79] 《蒙古游牧记》(其前言写于1859年)，第1、2、21页;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第48页。另见巴德利(Baddeley，J.F.)的《俄国，蒙古，中国》(2卷，1919年)中的大量引证。另见豪沃斯 (Howorth，H.H.)《蒙古史》，第一卷，1876年，第418页，援引德·迈拉(DeMailla)的《中国通史》，卷十，1779年，第319页。
[80] 拉铁摩尔:《内蒙古的一座景教城市遗址》，1934年。在这个遗址，晚些时候蒙古人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记载的是俺答汗邀请达赖喇嘛将喇嘛教引入蒙古的事情。
[81] 关于这一时期的大致情形见巴德利前引书。
[82] 杜曼(Duman，L.I.):《十八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1936 年(俄文);拉铁摩尔的书评，1939年;库尔唐(Courant，M.):《十七到十八世纪的中亚:卡尔梅克帝国还是满洲帝国？》，1912年(主要参考《东华录》)。
[83] 参考巴德利前引书，卷一，第IXXVI页;亦由萨囊彻辰(SanangSetsen)(土默特成员)所授， 见施密特(Schmidt，H.)书1829年版，第9章，及注27。
[84] 见巴德利关于这一混乱时期的讨论(前引书，卷一，第I XXX I页)。
[85] 巴德利前引书，卷二，第232—234页。
[86] 同上。
[87] 《大清会典》卷七三八《理藩院13》;《卫藏通志》，卷五，1896 年。参考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第255页。
[88] 《大清会典》卷七三七《理藩院12》。
[89] 成吉思汗早年的记载提供了这种归属转换的例子，影响着很多个体和部落。当有人对抗他的利益时，他用转换部落来惩罚，他也会肯定那些顺从他的人——这说明他是个有能力的首领。
[90] 喇嘛寺也不准收容来历不明的喇嘛。从本部落私逃出来的人可以被判死刑，主动归来者鞭一百。参见雷撒洛夫斯基(Riasanovsky):《蒙古法律的基本原则》，1937年，第135页。
[91] 因此这成为《蒙古游牧记》的一大特征，它是18世纪关于蒙古的汉文文献，主要目标是领地的确认。
[92] 在内蒙古的一些地方，蒙古社会退化到由汉人替蒙古人做畜牧工作，并且被雇去应付部落兵役。参见拉铁摩尔:《中国边境的蒙古人》。
[93] 维克托罗夫和加尔金(前引书第30页)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成年男子的40% 是喇嘛，约有12万人，在1921年，外蒙古牧畜的20% 属于喇嘛寺，内蒙古的喇嘛寺和喇嘛更多。满人对那里的控制已经越来越直接，喇嘛的泛滥也越来越明显，寺庙、僧人和活佛越来越多。维克托罗夫和加尔金说，在1921年，外蒙古20%的家畜都已被僧人占有。
[94] 杜克索姆(Doksom):《报告》(向蒙古政府党委会的报告)，1936年(俄文)。关于大盛魁商号简略情况，见拉铁摩尔:《通往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1928年，第64—65页。
[95] 吉尔摩(Gilmour，J.)的《在蒙古人之中》是英文著作中知情详细、理解清晰的书，作者很正直，与蒙古人密切接触，没有受基督教偏见的影响。另见古伯察(Huc，R—E)和加贝(Gabet， J.)的《鞑靼、西藏、中国旅行记》，伯希和编，1928年。
[96] 拉铁摩尔:《蒙古的王公、教士和牧人》，1935年。
[97] 维克托罗夫和加尔金前引书(第30页)称，在许多旗里，整个牲畜的50%—60%，甚至70%— 90%，都属于召庙。
[98] 满清官方文献称，是喇嘛教把蒙古民族从好战的民族改造为和平的民族。
[99] 拉铁摩尔，《内蒙古的汉族殖民》，1932年;《内蒙古与外蒙古的交汇处》，1938年;《游牧人的道德缺陷》，1935年。
[100] 卡博:《图瓦历史经济研究》，1934年(俄文);另见拉铁摩尔的书评，1937年。
[101] 哈斯隆德(Haslund，H.):《蒙古的人与神》，1935年，第282—286页。
[102] 拉铁摩尔:《内蒙古的分割线》，1937年;《内蒙古与外蒙古的交汇处》，1938年。
[103] 秦始皇时的长城(公元前3世纪)蜿蜒于热河省北部的陡峭山峦，而不是南部。现存长城的主线是明代(1368—1644)所修。参见李济:《历史上的满洲》，1932年，第236页。
[104] 布莱克(Davidson Black):《沙锅屯洞穴中的人骨遗存》，1923 年，第96—98 页;安特生 (AnderssonJ.G.):《奉天沙锅屯洞穴堆积》，1923 年，第40—43 页;在李济前引书第229— 231页提到的日本考古学家的工作。
[105] 布莱克等:《中国人类化石》，1933年，第139页。
[106] 今日东北地区与朝鲜的政治边界是以河流为界，而不是天然的边疆。相反的，东北地区这一方面的山林是朝鲜环境的延长。
[107]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7页。
[108] 拉铁摩尔:《中国与蛮族》，1934年，第28页。
[109] 我所用的术语“汉边”(ChinesePale)是借用爱尔兰古称“英吉利边”(EnglishPale)，也因为中国人用柳树条围成栅栏作为领土永远的圈定。见吉贝尔(Gibert，L):《满洲历史与地理辞典》，1934年，“柳条边”。
[110] 拉铁摩尔:《内蒙古的汉族殖民》，1932年，第296页。
[111]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21、198页。
[112] 林同济(T.C.Lin):《明代的满洲》，1935年，第1—2页，此书过分贬低了满洲海上交通的重要性，而只强调取道热河的重要性。他没有注意到军事的进攻与经济的进入是有明显区别的。但他注意到明代辽东(汉边)在行政上是隶属于山东的，这说明海路交通比陆路更有效。
[113] 猪是满族最主要的祭祀用牲(当然祭祀还要有谷物、酒、竞技等)，就像羊在蒙古的地位一样。 在北京紫禁城，它作为坤宁宫的萨满仪式被保留下来。坤宁宫设有满清皇帝举行婚礼时的新床和厨房。坤宁宫前仍有萨满神杆，传统神杆顶上插有一根猪骨。参见德· 阿尔莱(De Harlez):《东方鞑靼人的民族宗教》，1887年，第87页(祭祀用牲);史禄国(Shirokogoroff): 《满族社会组织》，1924年，第105、133页(照料猪是女人的事)。
[114] 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等，1931年，第463页;拉铁摩尔:《黄金部落》，1933年。
[115] 关于满洲，参见史禄国前引书，1924年，第Ⅲ章;在魏特夫即将完成的《中国经济社会史》中会详细讨论中国原始母系氏族组织的意义。
[116] 粟是满洲祭祀所使用的谷物。有一种特殊的粟是从乌拉街(距离吉林市大约25 英里)运到北京的，这是我1929—1930年冬天住在那里时得知的。
[117] 拉铁摩尔:《黄金部落》，1933年。
[118] 拉铁摩尔:《黄金部落》，1933年。
[119] 哈特(Hatt，G.):《驯鹿游牧制度研究》，1919年。哈特相信鹿最初被驯服时，不是供运输，而是用来作诱饵，以捕猎移动的鹿群。
[120] 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1938年;格里亚兹诺夫(Griaznov，M.P.):《阿尔泰巴泽雷克黄金冢》，1933年。
[121] 贾鲁瑟:《未知的蒙古》，1913年，第Ⅰ卷，第209—211 页。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1934 年，第184页。
[122] 同上。
[123] 拉铁摩尔:《黄金部落》，1933年;关于14—15世纪高丽人在鸭绿江、图们江边界的活动，参考林同济前引书，第15—19页。
[124]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61页(汉文在满洲的迅速传播)。
[125] 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1934年，见达斡尔、索伦、叶赫那拉等索引。
[126] 见吉贝尔前引书，关于肃慎、东胡、高句丽、鲜卑(以及慕容等许多分支)，奚、靺鞨、渤海、契丹 (以及耶律等分支)、女真(以及完颜等)等。这是本很方便的关于满洲历史中的汉人与“部落人”的手册(见拉铁摩尔书评，1935年)。只是没有具体指明所依据的中文文献，尽管总述中开列了主要文献的单子。
[127] 见吉贝尔前引书，努尔哈赤、伊兰哈拉等条。
[128] 见吉贝尔前引书，爱新觉罗条。
[129] 见吉贝尔前引书，依尔根觉罗条。至于“满”(Manchu)这个名称，郝爱礼(《开国方略》，1926 年，第592页)的推测是，努尔哈赤的先祖是曼殊师利，这是满洲部落中非常普遍的蒙古人名字。曼殊师利(本身来自梵语)是同西藏喇嘛教一起来的，在蒙古变得越来越普遍。作为与中原有联系的小首领，这位曼殊师利得到了一个中文名字李满住，Man—chu代表Manjusri。 后来，满人建立国家要给王朝定名时，认为名称要古，而有别于“金”。于是他们转向这位祖先或说爱新觉罗家族的创始人。如果这种解释正确的话，则“满”与喇嘛教的曼殊师利的关系则是偶然的，而不是最初宗教信仰的问题。但是，戈尔斯基(Gorski，V.)在《统治中国的清朝的开创者及满洲部落的名称》(1852年，第139页)(俄文)中认为，“满”在五六世纪的部落语言里是“首领”的意思。
[130] 见吉贝尔前引书，建州卫条。这个“区域性”的名字是随着建州满族从松花江中部流传到满洲东南的，这暗示——仅仅是个暗示——这个名字不是地区性的，尽管使用时是带有区域性的。它可能是汉语的“金族”经由通古斯语再回到汉语时的叫法。参考戈尔斯基(前引书第 125页)，他认为，建州可看作是金的一个分支。可以举出很多类似的地方，例如蒙古语中的 “taiji”(部落王子)，就是中文的“太子”(法定继承人)的变形。在转录成汉语时写作“台吉”。 虽然音节“太”被写成另外一个字。但汉人一般不把“蒙古”词看做真正的汉语——尽管熟悉汉语的蒙古人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福兰阁能够区别汉语和蒙古语中的术语，见其《直隶省热河地区状况》，1902年，第30页。但劳弗(见《蒙古文献要略》，第43页)却做不到这一点。 但他也注意到，蒙古语里的“taiji”成为部落或者氏族的名称(成吉思汗时称Taijigat)。这再次证明“金族”变形为“建州”，可能后来被用做了氏族或者部落和地区的名称。
[131] 以前“满”人的房屋可能继承了一部分高丽的风格，参见拉铁摩尔:《黄金部落》。烟囱一般为木质，或泥草盘筑，屋顶用茅草覆盖，而因为房顶和烟囱都容易着火，所以将烟囱放到屋外几英尺之外，将着火的风险减小。烟顺着地下烟道通到烟囱。这可以解释一个人为何夜里能出到屋外藏到烟囱后面。
[132] 我只看过《满洲实录》(1930年)，是影印奉天皇宫的中—满—蒙稿。其中插图(其中一幅是努尔哈赤即位情景，转印至吉贝尔前引书第680页对页)有满文、汉文、蒙文标题。关于这些记录及档案的来源见:富克斯(Fuchs，W.)的《满洲首位皇帝年表》，1936年;以及《满洲目录学与文献学论文集》，1936年，第V 章。
[133] 《满洲实录》。
[134] 吉贝尔前引书，努尔哈赤、尼堪外兰、李成梁(最后一位朝鲜血统的中国边境行政长官)等条。另见前引郝爱礼翻译及注解的“官方”文献。
[135] 参考第十七章。
[136] 拉铁摩尔:《黄金部落》。
[137] 蒙古对汉人的称呼Khitat和对满人的称呼Nikan，都有“奴隶”的含义，但两者都没有语言学的证明。扎哈罗夫(Zakharov)在其《满俄词典》(1875 年)中，除了首先给出“汉人”的意思外，并没有给出“奴隶”的解释，只是解释为“农民”、“村民”。他认为Nikan 起源于中文的 han，是“汉人”的意思。若果真如此，那么Ni—这个音节可能来自汉语的“逆”，Nikan可能最初在满人中使用时是“叛逆汉人”的意思。
[138] 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索伦与达斡尔。
[139] 吉贝尔前引书，叶赫条;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叶赫那拉(蒙语yeghenere，意为“伟大的名字”，“伟大的部落”)。
[140] 李济前引书，有关于努尔哈赤一位先祖的有趣记载。另见林同济前引书，第33-41 页。 我想，我关于森林中人“反部落化”的分析，比林同济的单纯的政治分析要强得多。在明朝开始走向没落的时候，入朝“进贡”成了占汉人便宜的办法。“朝贡使臣”及随从人员可达数百人，都由汉人官方出钱，以提高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同时，他们以“非贡”品进行贸易， 于是削减了中国边境商人的利润。见林同济《明代满洲的贸易与朝贡》，1937 年。他夸大了汉人在长城以外的“善行”和政治管理水平，由此可以看出，他没能在丰富的材料中析取全部内涵。
[141] 在满人统治下，毛皮进贡几乎延续到今天，主要在西部新疆一带布达哈狩猎区。对于满人或很多森林部落首领来说，“进贡猎物”是剥削森林部落的重要手段，那些部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并没有特别的进行贸易的愿望。军人则像蒙古人和定居的满人一样，迫使那些部落交纳剩余品。见卡博《图瓦历史与经济研究》，1934 年，第79—80 页(俄文，拉铁摩尔注译，1937年);科兹忞(Koz’min):《突厥蒙古的封建制问题》，1934 年，第29 页等(俄文);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1919年，本书参考文献甚多，尤其是第Ⅱ卷，第443—445 页;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1934年，关于布达哈的部分。
[142] 王毓铨:《中国历史上地税的上升与王朝的覆灭》，1936年。
[143] 参考本书第四章、第十七章。
[144] 参考本书第八章。
[145] 拉铁摩尔:《评格勒纳尔成吉思汗》，1937年。
[146] 吉贝尔前引书，努尔哈赤、尼堪外兰、李成梁条;郝爱礼前引书“官方”说明。尼堪外兰代表了部分边疆官员，他们愿意继续为汉人服务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努尔哈赤这样的小贵族则看到了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尼堪外兰这个名字显示了混合血统，尼堪，是满人对汉人的称呼，外兰，是个汉人的头衔(郝爱礼前引书，第614页)。
[147] 吉贝尔前引书，那颜、满洲条。
[148] 吉贝尔前引书，乌兰、叶赫、辉发、哈达条。
[149] 同上，努尔哈赤等;另郝爱礼前引书“官方”编年记载;另戈尔斯基前引书，第133页。
[150] 郝爱礼前引书。
[151] 吉贝尔前引书，努尔哈赤、皇太极;郝爱礼前引书。
[152] 吉贝尔前引书，八旗;以及《东华录》关于所提到的年代。
[153] 吉贝尔前引书，吴三桂;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第67—68 页;郝爱礼:《吴三桂将军》， 1927年，第564页。
[154] 我在这里省略了关于满洲西部蒙古草原的单独讨论，这部分可以参考《满洲的蒙古人》。可以看出，我对那个时候(1934)关于清代蒙古人在政治上的重要作用问题的观点，做了不少发展修正，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书中讨论的过去和现在的地理分布问题，有地图可参考。
[155] 参考吉贝尔前引书，临潢府(在今热河北部旧时蒙古地区内)，反映了10 世纪辽代非汉人统治下的汉人的扩张;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附近)，反映了12世纪金代的同样现象。蒙古王公以租佃殖民的生产方式将汉人带入蒙古地区(尤其是热河)，打破了满人的规制，结果，蒙古统治者转变成地主，蒙古部落人民转变成农民。参见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第79— 82页，第83—85页;又见本书第十七章。
[156] 拉铁摩尔前引书，第174页;《黄金部落》，1933年;吉贝尔前引书。
[157] 东蒙古的许多贵族家庭因为这种婚姻，其满族血统比蒙古血统还多，蒙古上层阶级与满族关系之深，可以从行政上用满文这件事看出来。在几十年前，察哈尔的统治阶级还是用满文而非蒙文写公文。因此平民不懂法律和行政。今日东北地区西北的贝尔部仍然如此。1930年我在那儿游历用的蒙古护照是用满文写的。我的朋友潘克拉托夫(B.Pankratov)(现在列宁格勒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告诉我，有一次和贝尔部的蒙古官员同行，发现他们用满语来私下谈话。
[158] 拉铁摩尔:《黄金部落》。
[159] 有些布告被引用到《吉林通志》中。态度的逐渐转变是很有意思的。在第1卷，乾隆五十四年(1789)，及第2卷，嘉庆二十五年(1820)，枪支是不被禁止的，但是担心用枪会使人们忽视了箭术，箭术是真正的满人应该珍视的。在第3卷，道光二年、七年(1822、1827)，允许满人使用枪，但为了保持威猛，必须要坚持狩猎。但是，有一点担心的是汉人是制造和使用枪的。 让箭术逐渐消失是无奈的事情。箭术要坚持不懈的练习。在满人是特殊等级的时候，他们能够保持他们弓箭能手的资格，他们虽然是少数，但可胜过那些没有武装没有技能的众多汉人。步枪是具有全社会性危险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它也很可能落到坏人手里。它是一种可以摧毁满洲统治所依赖的特殊军事优势的武器。在欧洲，第一批步枪无论是在射程上、准确度上，还是在发射速度上，都不如弓箭。但在与死亡的抗争中，它们逐渐变得重要，因为不需要很久的训练就可以使用它们。后来，它们也击败了旧封建地主及其培养的追随者的势力。
[160] 关于早期俄国人进入阿穆尔河地区情况，见巴德利前引书中提到的各种哈萨克人的记载。关于后来从索要贡品转变为商业剥削的情况，参考卡博前引书。
[161]《北满与华东铁路》(米哈伊洛夫[I.A.Mihailoff]编辑，1924年，第67—68页)一书指出，俄国殖民化越过西伯利亚而到达满洲，它是非常粗略的，“它进行的非常迅速，尽管粗略，但征服了大片地区”。相反，中国殖民化，却顽固地保持着中国经济的那种细致的特色，它伴随城市而成长(除非在不利于汉人的地方)，要“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需要一定的剩余…… 一点一滴地向边缘渗透”。俄国农民“可以将他们的收获拿到他们愿意的任何地方”，而对中国人来讲，脱离城市来进行精作农业是“经济上的荒唐事”，与城市相联系是他们正常的经济模式，除非他是为部落雇主而种地。
[162] 据《中国年鉴》(1934年，第571页)，1931年，包括满洲在内，中国铁路全长10157397 公里 (数字包括旁轨侧线)。满洲铁路总长是6141公里，其中1287公里是由中国人自己投资修建的，1723公里属于中国东部铁路局(俄中)，1110公里属于南满铁路局(日本)。其余由中国人经营管理，独立或与英、日合作，是用日、英贷款修建的(这些数字出自《满洲发展报告第三》，1932年，第87页。最初的数字是以“英里”计算的)。这意味着满洲在铁路方面，要远远比中原“现代化”和“西方化”得多。
[163] 拉铁摩尔:《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1936年;另见伯克(Boeke，J.H.):《西化在东方的退缩》，1936年，这种秩序下的所有现象此书都有讨论。
[164] 拉铁摩尔:《门户开放还是长城钜防？》。
[165] 关于苏联在中国边疆上变化的重要性，见下一章。
[166]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283页。
[167] 拉铁摩尔:《升起的太阳——下降的利益》，1938年。
[168] 厄特利:《日本的泥足》，1936年。
[169] 拉铁摩尔:《和服与头巾》，1938年，第274页。
[170] 据格勒纳尔《亚洲内陆》，1929年，第295页，地图，最高峰是汗腾格里(7200 米)。关于那个地区大概情况，见默茨巴赫(Merzbacher，G.):《中部天山》，1905年。
[171] 尽管降雨是不确定的，“在罗布沙漠，雨水罕见，但只要下就是大雨滂沱。在1928 年4 月和 1934年6月我赶上了两次倾盆大雨”。见伯格曼(Bergman，F.):《罗布淖尔沙漠新发现的墓葬》，1935年，第51页。
[172] 这只是简单的示意性描述。关于新疆水文地理山志方面的详细记载，参见格勒纳尔前引书。
[173] 关于塔里木河河道及罗布泊位置的变化，特别是普尔热瓦尔斯基(Prjevalski)1876—1877 年、赫定(Hedin)1900—1901 年所做考察，还有赫定1928 年到此所见变化，参考奥尔纳 (Horner)和P.T.陈的《变化的湖泊》，1935 年，及所引文献。赫定于1928 发现了另一个他 1903年曾预言过的变化。
[174] 关于准噶尔及蒙古西北的概括性描述，请参考贾鲁瑟:《未知的蒙古》，1913年。
[175] 拉铁摩尔:《亚洲内陆的商路》，1919年。
[176]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98页。
[177] 罗布人的文化也反映出沼泽地，当特别潮湿的时候，其实是阻碍了农业的发展。罗布人不仅靠狩猎和捕鱼为生，也依赖芦苇，一种既可以食用，也可以做燃料和搭盖棚屋的材料的植物。 见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30页;另见奥尔良亨利王子所述，载邦瓦洛(Bonvalot，A.):《穿越西藏》，1892年，第Ⅳ章。
[178] 沙敖:《南疆游记》，1871年，第469—470页;斯坦因:《中国沙漠中的遗址》，1912年，第Ⅱ卷， 第71页。
[179] 拉铁摩尔前引书，第100页。
[180] 喀什绿洲，是中国新疆最大的绿洲，面积265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达3.5万;莎车面积2100 平方公里，城市人口6万;和阗面积160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2.6万;阿克苏和吐鲁番加在一起是1500平方公里，阿克苏城市人口大约是2万。格勒纳尔估计在这些绿洲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6人，并相信他们占塔克拉玛干绿洲总人口数的88%。他只计算了50多平方公里内的30多个绿洲。(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19页、321页。)
[181] 关于绿洲特征的讨论见庞佩利(Pumpelly，R.):《土耳其斯坦探险记》，1908年，第II卷。
[182] 庞佩利和他的一些助手相信，从沙漠绿洲向田园生活的转变始于公元前8000年。胡贝特· 施密特提出的时间要晚些而可能性更大(见庞佩利前引书，第Ⅰ卷，第186页)。社会阶层的分化，说明在牛、马、猪和两种羊驯化前，文化中出现了小麦、大麦、纺纱、彩陶以及一些关于铅、铜(但没有锡，所以没有青铜)的知识。这些动物都是在狗之前驯化的(见第Ⅰ卷，第38— 42页，67页)。杜额斯特(Duerst，J.U.)(第Ⅱ卷，第437—438页，同一部著作)讨论动物的遗骸，指出驯化动物一定要在游牧活动出现之前。
[183] 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庞佩利指出(前引书，第Ⅰ卷，第33-44页)，在灌溉时期淤积到12-15英寸，甚至22英寸厚。这意味着水位分布的变化，并且有可能是洪水灾害的增强。水利问题成为社会技术最大的问题。关于人类社会用多种方式实现人工“气候变化”，参考洛德米尔科(Lowdermilk，W.C.):《人造沙漠》，1935年。
[184] 毕士博在《拉犁的起源与早期传播》(1938)中指出，阉割技术最大的意义是可以驯养体形较大的牲畜。他提出，阉割技术首先是通过用大量性器官作牺牲而发现的。在这种事情中，是用硬切的办法(切碎睾丸或是切断输送管，而保留生殖器)给驯鹿去势吗？ 这可以归诸原始的巫术概念吗？ 哈特在《驯鹿游牧制度研究》(1919年，第110—111页)中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释。
[185] 我的朋友乌本(TorgnyOberg)先生就有一只，在归化养了几年。它非常温顺地跟在他后面， 穿过市中心的街道，来到露天的村庄，从来不会跑掉。迪斯特(庞佩利前引书第437页)引用了米克(Mucke，J.R.)的《早期农业与畜牧业史》(1898)中关于围栏是驯化动物最基本的手段的观点。在更复杂的放牧技术发展起来之前，这是正确的。
[186] 贾鲁瑟前引书，第Ⅱ卷，第602、603页以及图片;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12页对页的图片。
[187] 格雷姆(Graham，S.):《穿越俄属中亚》，1916年;拉铁摩尔:《鞑靼高原》，1930年;德米特伦科(Dmitrenko，V.V.):《鹿角与鹿茸》，1933年。
[188] 拉铁摩尔:《通往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1928年，第195—196、219—220页，介绍了现在发现的野生骆驼的最东端地区。关于驯养野生骆驼的困难性，我是从蒙古人(主要是额济纳河地区)那里得知的。
[189] 关于林区放牧(狩猎，用驯鹿作为运输工具)是草原游牧的起源之一。见本书第十四章。
[190]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1937年;贝洛特(Berthelot，A.)在《托勒密时代后的古代中亚和东南亚》(1930年，第19、22页)中指出，公元前3000年马就已经被戴上马具使用了(在中亚)，但是直到公元前6、5世纪才有战马。
[191] 例如，在始于公元前17 世纪的希克索斯王朝，或者所谓的“牧羊国王”时期，见布雷斯特德 (Breasted，J.H.)的《埃及史》，1912年，第214页及以下。但要注意的是，从布雷斯特德的论述可以判断出，这些可能是作为游牧人的绿洲人的起源。
[192] 例如，前2000年中的赫梯族。赫罗兹尼(Hrozny，F.)在《赫梯族》(1930)条中，怀疑早期的赫梯族人能否算真正的游牧人，尽管他们可以从绿洲地区迁移到其他地方。
[193] 如“斯基泰”(Scythian)或者“动物风格”青铜文化被传播到俄国南部和内、外蒙古之间的草原。
[194] 例如，赫尔曼关于昆仑名称的讨论，见赫定《南部西藏》，第Ⅷ卷，第131页及以下。赫尔曼接受了很远古的令人怀疑的年代，但这不会影响他的观点的正确性。
[195] 当然，我并不否认引进是一个文化发展因素，而且常常是很重要的因素。我只是强调在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发展是向外的，最终导致了与中亚的密切联系，而不是从中亚引进而向内发展的。
[196] 赫定前引书，第238页和地图等。
[197] 同上，第131页及以下。
[198] 参考安特生《草原之路》，1929年。
[199] 狄克逊(Dixon，R.B.):《人类种族史》，1923年，第284、300页，以及引用斯坦因《中亚及中国西端调查报告》，第Ⅲ卷，1921年，第1351—1389页。沙敖(前引书，第21页)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新疆绿洲的讲印欧语的人。
[200] 拉铁摩尔前引书。
[201] 关于中国人的活动的概述，包括有汉代(前206—220)、随后的小王朝、以及唐代(618—907)， 见富克斯《吐鲁番地区唐和唐以前的对外关系史》，1926年。此书援引很多中文原始文献及其他文字的文献。
[202] 比较阿拉伯历史的大致情形——人群从南部绿洲出来，在沙漠中转变为游牧，穿越叙利亚或者美索不达米亚，重又定居下来。与此同时，还有相反的过程。见劳伦斯(Lawrence，T. E.):《智慧七柱》，1935年，第34—37页。
[203] 斯克林(Skrine，C.P.):《中国的中亚》，1926年，第28页。这是依照喀什的估算。若以新疆为一个整体，估算会很不一样，因为要给小王朝时期、局部统治时期等留出余地。
[204] 关于各个历史步骤，见富克斯前引书。
[205] 后来，特别是帝国时期，贸易及迁徙主要在天山北麓(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26页和第327页上的地图)。如果骆驼走过较好的草地，每天吃草，商队的成本就会降到最低。
[206] 参考本书第十五章。
[207]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104页。
[208] 一般参考斯坦因:《中亚及中国西端调查报告》，1921年;冯· 勒科克:《新疆的希腊式遗迹》， 1926年。
[209] 《中国百科全书》，1917年，关于中国佛教的部分;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Ⅱ卷，1936年，第 203页及以下。
[210] 通过统治喀什、阿克苏、莎车与和阗的葛逻禄突厥人以及天山南、北路东端的“五城”维吾尔突厥人，突厥文从9世纪起便成为绿洲间通用的文字。(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17页)
[211] 杜曼:《十八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1936年(俄文)。
[212] 云南的穆斯林最初是通过海上从亚洲东南的阿拉伯传入，而不是来自中亚陆路。在马可· 波罗时期他们已经在云南确立。见玉尔:《马可·波罗游记》，1921年，第66页。拉施特也了解中国这一地区有穆斯林信徒，见玉尔《中国与外域》，1914年，第Ⅲ卷，第127页。
[213] 参见海恩波(Broomhall，M.):《中国的回教》，1910年;安德鲁(Andrew，G.F.):《中国西北的伊斯兰》，1921年;贝勒思(Bales，W.L.):《左宗棠》，1937年，此书附有很多关于宁夏和甘肃的绿洲、半绿洲中的孤立的穆斯林的参考资料。
[214] 《中国年鉴》(1938—1939)，第63页，所列中国穆斯林信徒有48104240，包括满洲的7533680， 山西的4129090。第63页及64页给出甘肃全省人口数字6080559，包括3518920穆斯林;宁夏全区人口是666890，但有753400穆斯林信徒(这是个很明显的例子说明即使是最新的官方数字也是多么不可信);青海(以前是甘肃的一部分)人口1195054，包括1186590穆斯林。安德鲁(前引书)提出甘肃大概有人口1000万(显然包括青海)，其中穆斯林300万。
[215]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远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关于整个战争或是暴动有很有趣的记载，显然是部分地基于最西端的东干的传统，包括它的历史背景。见沙赫马托夫(Shakhmatov，V.)《十九世纪维吾尔回民民族解放运动史研究》，1935年(俄文)。
[216] 杜曼前引书，第62页等。
[217] 详见杜曼前引书。
[218] 沙赫马托夫前引书。
[219] 关于阿古柏伯克(YakubBeg)时期，参考沙敖前引书。
[220] 同时，回民穿过阿尔泰山到了外蒙的西北，参见爱莲斯(Elias，N.)《西蒙古旅行记》，1873年， 第127页等。
[221] 贝勒思前引书。
[222] 沙赫马托夫前引书;安德鲁前引书第84页。
[223] 赛克斯(Sykes，E.):《穿越中亚的沙漠与绿洲》，1920年，第291页。
[224] 但在爱莲斯前引书中提到，蒙古几乎不能作为可靠的帝国军队联盟来镇压可怕的回民。
[225]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99页。
[226] 荣赫鹏:《大陆心脏》， 1896年。
[227] 保持新疆贸易的稳定是关系到中国的利益的。要避免人们产生不满，要保持交流路线上的缓慢频率，防止外敌的入侵和省内的起义。拉铁摩尔前引书，第109页。
[228] 同上，第110页。
[229] 拉铁摩尔前引书。有多种货币使用，每一种只限制在一个地区，这就防止了出于政治目的从各地积蓄存款的行为。
[230] 关于气候因素，参考亨廷顿的关于潮湿与干旱交替变化的理论，见《亚洲的脉动》，1907年;以及斯坦因关于高山冰雪堆积逐渐减少的理论，见《亚洲腹地:历史中的地理因素》，1925年，第 474—475页及第490页。
[231] 斯凯勒(Schuyler，E.):《土耳其斯坦旅行记》，1876年，第Ⅱ卷。
[232] 拉铁摩尔前引书，第113—115页。
[233] 这一年，中国在满洲的省级政府试图在中国中东铁路获取俄国人的利益。
[234]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特别是第30页。
[235] 这个名词并不完全确切，因为它可以令人误解整个中国为帝国主义。事实上，只有几个中国阶级是如此，他们的权益并不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在新疆还有除帝国主义以外的问题，其内部各团体权益的对立也导致省内繁荣的减退。
[236] 一般可参考斯诺《西行漫记》，1937 年;贝特兰(Bertram，J.):《中国第一行动》，1937 年，及 《未被征服者》，1938 年;拉铁摩尔:《外蒙古与内蒙古的交会处》，1938 年;《和服与头巾》， 1938年。
[237] 孙逸仙:《三民主义》(普里斯译)，1929 年，其中隐含着对于少数民族的态度，见“救弱扶衰” (第147页)。另一方面，孙逸仙认为蒙古和西藏是中国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后所继承的领土 (第256、258页)。
[238]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99页。
[239] 同上，第116—117页。
[240]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5年，第40页等。
[241] 由于缺乏出版信息，很难将这个政治阶段的零星片断拼凑到一起。有报道称(口述，不可能核实) ，英国提供的武器一部分是来福枪，这些枪本来是1918—1919年给英属波斯地区使用的。后来这些来福枪被回收，撤出时被沉入波斯湾。采珠人将枪打捞出来出售，有些枪落入印度西北边疆敌视英国人的部落手中，有些枪被修整一番卖到中国。有些枪原是英国人从日本买的，所以，当穆斯林从汉人手中缴获到这些枪时，便加强了对日本欲干涉中亚的看法。
[242]拉铁摩尔前引书第43页，及《中国新疆》，第117页。
[243] 哈斯隆德:《蒙古的人与神》，1935年，尤其是第325页。
[244] 赫定:《巨马飞腾》，1936年，尤其第1—17页。
[245] 徐树铮，这个1920年要征伐外蒙古的将军，是安福系军人，而安福系是与日本有关系的。在外蒙古活动的“疯子男爵”斯登堡(Ungern-Sternberg)与日本支持的间谍谢苗诺夫(Semenov) 有关系。
[246]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第39—40页。
[247]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
[248] 拉铁摩尔:《外蒙古与内蒙古的交汇处》，1938年。
[249] 据我所知，关于这一时期没有任何记载，无法将迷惑的片断组合在一起。但是赫定前引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参与纷杂事物的回民、汉人、突厥人、蒙古人，以及红、白俄罗斯人，而他的报告也是不连贯的。
[250] 建立联合的盛世才是东北籍的军人，但是他并不是与从东北退入西伯利亚的东北军队一同入疆。他在南京国民政府下任职多年。他到新疆去的任务原是协助训练新疆军队的。
[251] 赫定前引书。
[252] 同上;戈德曼(Goldman，B.):《穿越亚洲的红色道路》，1934年。
[253] 赫定前引书。
[254] 同上，第184页:“当我们问为什么红俄和白俄可以一起合作时，一个体形强壮，金黄头发的人回答说:‘为什么，当我们有了共同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和平相处。’”
[255] 赫定前引书，第246页。
[256] 消息得自一些穆斯林朝圣者，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吐鲁番人，曾穿越俄罗斯到过麦加。1937年初，我在一艘从希腊去埃及的船上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人。
[257] 盖群英(Cable，M.):《新“新统治”》，1938年。很明显，这是1936年的情形，尽管文中没有日期的记载。
[258]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112页。
[259] 拉铁摩尔:《日俄关系》，1936年，第534页。
[260] 拉铁摩尔:《和服与头巾》，1938年。
[261]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119页。
[262] 丁文江:《中国如何形成自己的文明》，1931 年，第10—11 页;在周代，汉族没有深入长江以南，他们在秦朝才向前扩展。四川的“中国化”是在汉朝(前206—公元220)，广东是在唐朝 (公元618—907)，福建和江西是在宋朝(960—1279)，广西、贵州和云南在明朝(1368— 1644)。
[263] 关于人文地理学及山志学的概要，参考格勒纳尔《亚洲内陆》，1929年。
[264] 格勒纳尔《亚洲内陆》，第366页。
[265] 同上，第364页。
[266] 同上，第365页。
[267] 关于西藏与云南边界的问题，约瑟夫·洛克(JosephRock)博士研究了很多年，可能在年内发表，应能极大丰富对这一地区的认识。其他有关中国西藏关系的参考书:柔克义:《喇嘛的土地》，1891年;格里高利(Gregory，J.W.):《中国西藏的阿尔卑斯山》，1923年;史蒂文森(Stevenson， P.H.):《中国—西藏边陲》，1927—1928年;《汉藏边境人文地理研究》，1932年。
[268]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115页。
[269] 参考本书第四、五章。
[270] 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67—368页。很多西藏牧民既放牧牦牛，也狩猎野牦牛，这件事使我们联想到放牧驯鹿是源于捕猎野生鹿的观点。参见哈特《驯鹿游牧制度研究》，1919年。
[271] 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64页。
[272]同上，第365页。
[273] 参见勒里希(Roerich，G.N.):《亚洲腹地》，1931年。关于从蒙古—突厥游牧生活向农业定居生活的一系列复杂转变，以及一部分汉化，一部分藏化的问题，参考施拉姆(Schram，L.): 《甘肃头人的婚姻》，1932年。
[274] 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76页。另外，爱克威尔(RobertB.Ekvall)的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甘肃西藏边界的文化关系》，1939 年)清楚地证明，部分东北部藏民认为，山谷居民是“低等” 的，而游牧民族是“高等”的。
[275] 安德鲁:《中国西北的伊斯兰》，1921年，第15—18页。
[276] Det一词是“高”的意思——高原蒙古。
[277] 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70页。关于从西宁北到拉萨的沙漠路线，参见古伯察、加贝:《鞑靼、西藏、中国旅行记》，1928年。
[278] 弗兰克(Francke，A.H.):《聂赤赞普的王国:西藏的第一个王》，1910年。
[279]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年。
[280] 沃德尔(Waddell，L.A.):《西藏佛教》第二版，1934年，第13—14页及第19—20页。
[281] 安特生:《黄土的子孙》，1934年，第242—243页。安特生认为他在甘肃西藏边境上所发掘遗址中，少猪骨而多野兽及牛骨，表示那里有一个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是“狩猎及养牛的游牧民族”。但是，他们大概是混合文化的居民，而不是真正的草原游牧人。
[282] 参考本书第十五章。
[283] 弗兰克前引书。
[284] 沃德尔前引书，第19—20页。
[285] 参见斯坦因:《中亚及中国西端调查报告》，1921年;及《中国沙漠中的遗址》，1912年;弗兰克前引书，第110—111页。
[286] 富克斯:《吐鲁番地区唐和唐以前的对外关系史》，1926 年;赫尔曼:《公元前中国的西域诸国》，见赫定《西藏南部》，第Ⅷ卷，1922年，第271页(依据沙畹《中国地图绘制的两个古代样本》1903年)。
[287] 施拉京特魏特(Schlagintweit，E.):《喇嘛教创始人印度僧莲花生传记》，第Ⅰ部分，1899年， 第422页;第Ⅱ部分，1903年(他在印度);沃德尔前引书，第24页。
[288] 参考斯坦因:《中亚及中国西端调查报告》中的参考资料;富克斯前引书。
[289] 沃德尔前引书，第35页。
[290] 沃德尔前引书，第35页。
[291] 沃德尔前引书，第38页。
[292] 这些变化在沃德尔对藏族教会历史的说明中可以隐约看出，但是沃德尔没有用我在这里大致使用的解析和比较的方法。我尝试将藏族复杂历史压缩的做法是一种必要的理论手段。参考希拉里恩(Hilarion，O.)《中国与西藏关系史概要》，1910年再版，第262—264页(俄文)。他表明在清朝初期，中国政策是扶助很多红教当权者个人，同时蒙古的影响，随着宗喀巴的改革运动，促成了黄教在达赖喇嘛领导下的霸权。
[293] 沃德尔前引书，第38—39页。
[294] 这一部分可与萨囊彻辰的编年衔接。萨囊彻辰因出现错误而遭到批评，而施密特的翻译，尽管在当时(1829)很有名，但也不理想——因为他没有在第六本书的开头给妥懽帖睦尔(元顺帝)的悼词以韵脚润色。但是萨囊彻辰有很特别的价值，他完美表达了他几十年草原贵族生活中的浪漫，并且让人们明白那个时候的方式和风格。
[295] 参考本书第四章。
[296] 库尔唐:《十七到十八世纪的中亚:卡尔梅克帝国还是满族帝国？》，1912年;杜曼:《十八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1936年(俄文)。
[297] 沃德尔前引书，第229—232页。
[298] 同上;而另一方面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76页)指出，实际上班禅喇嘛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控制着一个单独的领地，之所以暂时略次于达赖喇嘛，“只是因为他的领地稍小了点”。
[299] 《卫藏通志》(1896年，第五卷)及《大清会典》(第七三八卷理藩院13)都记有满清禁止选王公子嗣做活佛的规定，以及如何用金瓶掣签来“选择”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其他转世活佛的规定。掣签之前要由教会权威选出一组候选人，掣签的手段使朝廷在进行选择时减少私怨矛盾。
[300] 忽必烈汗所提名的西藏至高教主，是由侄子继承的。见沃德尔前引书，第38页。
[301] 同上，第233页。
[302] 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第256页，引用《大清会典》卷七三八《理藩院13》。
[303] 拉铁摩尔:《中国与蛮族》， 1934年。
[304]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1937年，第548页。
[305] 都兰边界是印度的政治边疆，在英国实际控制地区以外。在“行政边界”和都兰边界之间的这个地带被认为是“过渡边境”。
[306] 参考一篇有意思的佚名文章:《今日部落问题(约翰· 桑德曼爵士生涯记)》，1930年;科特曼 (Coatman，J.):《西北边疆省份》，1931年;巴顿(Barton.Sir W.):《一个西北边疆责任政府之下的法律与秩序问题》，1932年;另见本书第八章注2。
[307] 荣赫鹏:《大陆心脏》， 1896年。
[308] 贝尔(Bell，SirC.):《印度东北边疆》，1930年，第221页。
[309] 公元前1世纪，在把握边疆的问题上，中国政治家认为控制好中国比防止外敌入侵更为重要。参考本书第十五章。
[310] 科特曼:《西北边疆省份》，1931年，第336页。参考本书第七章注45所列参考文献。所有的这些文章都在《皇家中亚杂志》(到1930年底前)、《中亚学会杂志》上。它们对一些问题的准专业水平的讨论很有价值，这些问题都是负责执行英国皇家在亚洲政策的人员一年到头遇到的问题。在此刊物中还有未被单独引证的参考资料:威格拉姆(Wigram):《西北边疆的防卫》，1937 年;坎宁安(Cunningham，Sir G.):《印度西北边疆的改造》，1937 年;布洛克 (Brock，H.LeM.):《西北边疆的空中行动》，1930年、1932年。
[311] 布鲁斯(Bruce，C.E.):《用于今日部落问题的桑德曼政策》，1932年。
[312] 《今日部落问题》(佚名) ，1930年。
[313] 科特曼前引书，第335页。
[314]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98页。
[315]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36—42页。
[316]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1937年。
[317] 关于4—14世纪少数民族在中国建立政权的名单概要，参考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37页。
[318] 拉德洛夫(Radlov，V.V.):《蒙古的突厥文石碑》，1984年;汤姆森(Thomsen，V.):《鄂尔浑碑文》，1896年;都复原了鄂尔浑突厥文的原文。其生动地展现了森林部落文化与汉化文化的反差，但没有提到农业。不过这正是唯一期待的东西，语言是“传统的”和尊贵的，其源于突厥历史的成分比后来文化借入的要多，尽管他们很明显受到过中国的影响。汤姆森(前引书，第67—68页)引用了一个中文的翻译本，其中提到了送给突厥谷粟及农业工具。
[319] 福克斯:《成吉思汗》，1936年，第244—245页。耶律楚材(一个契丹血统的中国人)说服他相信对一个种族进行统治并征收赋税是更有利的事情。见《元史》卷一四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