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华南——珠江——虎门要塞——这一带的物产——泣柳——荷花的种植——珠江上的船只——理发室——壮丽的花船——节日期间的江上风景——水上城市的秩序——水上房屋——中国人灵巧的游泳与潜水技术——花地苗圃——中国新年——被中国人攻击、劫略——随后发生的针对英国官员的攻击事件
舟山是我此次中国北方之行的总部。我现在就带着我在上海收集到的那些植物前往舟山，准备从那儿去香港以及南方的一些港口。舟山的山上都覆盖着白雪，天气刺骨般寒冷。中国人每天都将大量的山鸡、水鸟贩卖到岛上来，卖给豪爽的英国人。 从大陆上运过来的还有一种小鹿，送到岛上时通常都还是活的。四、五只上好的山鸡，要价不过一元钱，鸭子、水鸟也相当便宜，一头鹿的价钱，我记得通常是在两到四卢比之间。
驻扎在岛上的英军军官，他们喜爱射击，为此他们租用中国人的小船，渡海前往大陆的山里，好好地锻炼了一把身体。至于舟山岛上，任何形式的体育运动都少得可怜。
在把东西都打好包以后，我便搭上了一条往南的航船。在中国海的季风吹拂下，一路无话，没几天我们便到达了香港。我把那些北方收集来的植物都装进玻璃柜子，然后就把它们送往英国去了。
以前来的植物学家们早就把中国南方扫荡过好多遍了，所以我并不指望在这儿还能找到什么值得送回英国的新的或者有价值的植物。我计划在三月或四月的时候再一次北上，希望能在那儿呆上一个季度。在此之前，我在南方还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我于是决定前往广州、澳门一游，反正它们离香港都很近。
对于游客而言，来到这一名邦大国，珠江无疑属于给他们印象最深、最震撼的地方之一。在珠江入海口附近，从香港到澳门，一路上遍布着很多小岛，风景很好。无论是从香港到广州，还是从澳门到广州，航行过程中都要经过一连串的岛屿，这些岛屿，大多数都是山岭，上面薄薄地覆盖着一层植被，时不时裸露出累累的巨石，以及黄色的砾质粘土。
但是，行船当中，有时候也能看到一些美丽的江湾，江边几亩平地，林木掩映之中散布着几栋漂亮的房子或草庐。航行在这些小岛之间，容易勾起人的一些暇想，在这样一个隐秘的所在，远离罪恶的人世，远离喧嚣的人群，人们的生活想必又快乐又单纯，他们没有太多的欲望，地上有出产丰富的稻米，海中有无穷无尽却又随手可得的上好海鱼，很容易就能填饱肚子。可是，这种快乐、单纯的梦想很快便被现实粉碎了：在这些安静的小村子里到处都是海盗，这些海盗无恶不作，他们的冷血暴行使得这条广州与香港、澳门间的水路变得非常紧张、危险。那些装有值钱货物的三桅帆船、小艇经常被这些海盗打劫，船员、游客们都被杀死，船只则被肢解破坏。
在顺风顺水中航行了几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珠江的门户，著名的虎门。战争中被毁的虎门要塞已经又重建起来了，而且规模比以前要大得多。如果是英国士兵把守这儿，世界上任何一支敌舰胆敢通过的话，都将被轰成个稀巴烂。而中国人和他们的要塞，我想，在领教过我们的军事力量之后，尽管他们今后可能变得更难对付一些，但在英国和其它西方文明国家的军事进攻面前，他们的抵抗仍将是软弱无力的。
过了虎门，江面变宽了很多，看起来有如一片内海。景色也变得漂亮了，就像在画中一样，两岸平坦的垦田与虎门外那些贫瘠的荒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辽阔的平原，外围环绕着一带远山，这些远山，尽管也与别的山岭一样贫瘠，却正好给眼前这片风景衬上了一个很好的背景。溯江再上去几英里，就可以看到停靠在琶洲和黄埔港里的船只，以及差不多每个游客都会提到的著名的黄埔塔[1]，此外还有众多的别的一些塔和寺庙，这些都告诉游客，名城广州，这个天朝上国最富裕、最重要的城市就要到了。江中有很多岛屿，都是珠江以及它那众多的支流冲积而成，黄埔村或者说黄埔镇就坐落在其中的一个岛上。
江中冲积而成的小岛，以及陆上的平地都出产很多稻米，江潮被江堤约束着防其肆虐，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引潮水对农田进行灌溉。江堤上也没荒着，而是种上了大蕉作物。高岸之处，潮水灌溉不到的农田，则使用水车引水，就是这种看起来简简单单的水车，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输引很多江水，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黄埔附近，甘蔗得到大面积种植。在中国，甘蔗的需求量很大，人们喜欢直接嚼甘蔗，甘蔗也可以用来制成冰糖和红糖。尽管很多种红糖的颗粒也都特别细小，但住在这儿的外国人还是很少使用红糖，他们更愿意用冰糖磨成的又白又细的糖粉。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没看到过像我们用的那种块状糖，我想中国人不生产这些东西。
平地上和江边到处都栽种着中国常见的那些果树，数量非常多。主要品种有芒果、番石榴、黄枇、荔枝、龙眼、桔子、柚子等等。此外，还有青柏、金钟柏、榕树以及其它榕树科品种，还有一种松树，因为通常生长在江边、运河边，所以中国人又叫它水杉。常见的植物还有竹子，以及一种与英国泣柳很相似的柳树，中国人给这种树取名为“垂柳”，“垂”指垂泪，与它的英语名称“泣柳”之“泣”字，两者惊人的一致。这又让我们联想起，犹太人在巴比伦河边哭泣时，把竖琴挂在柳枝上的历史故事，这故事表明，那时候的人们就已经把柳树看成是悲伤的象征。这正如青黑肃穆的松树、柏树，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人们都喜欢在坟地、墓园种上这些树木。
广州城的珠江上下游两岸，种了很多荷花。这些荷塘，也像稻田一样，被江堤保护着。种植荷花，既可以赏花，它的根——莲藕，又可以食用。中国人非常喜欢莲藕，每天都有大量的莲藕运到市场上出售。每年夏、秋两季，当荷花开花的时候，整个荷塘都呈现出一种快乐的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但在其余的季节里，枯败的荷叶与花枝，以及静止不动的脏兮兮的水面，对住在附近的人家来说，就一点也不美了。
珠江上有一处景致非常吸引人。在洋行附近，沿江停靠着许许多多的船只。成千上万只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船，上到俗称“花船”的华丽大船，下到剃头匠的小舟，在这儿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水上城市，这个漂浮的城市拥有众多的人口。在乘船上溯的时候，游客可以看到一种很小的船，也许从来都不曾看到过这么小的船，它漂在水面上，与其说是船，不如说是几块捆扎在一起的木板，这就是剃头匠的船，剃头匠乘着它东奔西走，更准确说是东漂西荡，每天靠着给中国人剃头、修眼睛、掏耳朵来讨他的营生。顺便提一句，理发师的这些营生对他同胞们的眼睛、耳朵产生了很多伤害，他对此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他灵巧地操着小舟，摇着橹，在这个浮在水上的城市中，在那些比他的小舟更大、更威风的大船间，迅捷地穿来穿去。游客还可以看到，就像他在澳门与香港看到的一样，这儿也有那种船体封闭的船，船上带有三个独立的舱房，非常整洁、干净，这样的船，大大小小各种型号都有，当地人或者外国人租用它作为摆渡用船，把人、货摆渡到停在江中的大货船或航船上去，或者用于短途航行，到河南[2]、花地这样的地方。船中间那个舱房实际上就是一间非常整洁的小房间，房间里装饰着各种图片与鲜花，两侧都有窗户。船头的舱房归桨手们使用，船尾的舱房则用来准备船主一家的伙食。
广州行商[3]们的船，以及那些大型花船都非常华丽。这些船的船舱结构与其它船差不多，但在修建、装饰上却要高级、奢华得多。读者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船的甲板上安放着一个木头房子，房子的入口位于船头附近，除去留给水手们站立、撑船的空间，这个入口占据着船头，精雕细刻，排场无比，让人不禁对房子内部的种种奢华充满了想象。在这个华丽耀眼的房间里，屋顶上挂着很多灯笼，走道上装饰着镜子、图片、诗歌，所有这个民族癖好的那些元素都集中展现在这儿，在这间漂浮在水上的宫殿里。
此外，还有供商人们将货物驳送到黄埔码头的驳船；运送旅客到香港、澳门以及全国各地去的客船；配有很多船桨，沿江上下样子古怪的官船（我曾经看到过一艘这样的船，每一边船舷上都有四十支桨）；最后则是又大又笨的航海的货船。这些形形色色的船只，又因为特定的用途而做了不同的调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体。一到节日，整个江面上便呈现出一派欢快的、激动人心的场景，特别是到了夜晚，灯笼点亮之后，无数艘装饰着华灯的船只在洋行附近的江面上[4]往来行驶， 同时，狂热而间或又有些悲伤的中国乐曲声，嘈杂的锣鼓声，闭塞闷热的空气，古怪的民族——既乖张又自负，所有这些都将给游客带来永生难忘的印象，这种由欣喜、同情、钦佩、蔑视等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的印象将一直留在他脑海中，难以磨灭。在这个巨大的水上城市范围内，必须遵守它自身的一些规则，所有的大船都排在一起，成行成列，中间空出一条条通道，小船在这些通道中来回穿行，就像市镇中的马车或其它交通工具一样。住在水上的这些人家似乎对鲜花有着特别的偏爱，他们把花种在花盆里，摆在自家船只高高的船尾上，或者摆在那小小的船舱里。中国金钟柏、栀子花、苏铁树、鸡冠花、金桔等等，这些似乎是他们最喜爱的一些品种。 在这些水上人家的浮动房屋里，祭坛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情况下，祭坛都很小，但确实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做礼拜的地方。可怜的人们每天就在祭坛前点灯烧香，给他们想象中的神灵送去一缕馨香。
广州城内及其郊区，据说有大约一百万居民。在珠江两岸，以及广州郊区众多的运河两岸，街道旁都是些木头房子，这些房子全靠深深打入泥土中的木桩子支撑着，在外观上很像英国市场上可以推来推去的木棚子。不同之处在于，英国那些木棚子的支柱下面都装有轮子。此外，在这儿，几百间房子挤在一块，中间留出一条歪歪扭扭、不甚规则的街道，成千上万的人就快乐而又健康地生活其中，可是对欧洲人来说，这样的环境适足以让他们把性命丢在这儿，这又是两者在居住人员上的一点区别。
最让我惊讶的是江中游泳的那些老妇人与小孩子，这条江看起来就像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如同水中的鱼儿，他们在江中显得如此自在。中国船民一直以熟悉水性著称。自从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以来，因为这个缘故，被派去码头执行逮捕小偷任务的警察常常空手而归，这些中国人，当他们发现自己有被捕的危险时，就都从船上跳下去，潜入水中，在水下一直游到警察抓不到他们的地方，或者游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比如属于他们同伙的某条船，码头上停靠着很多这样的船。
我很快就去参观了广州附近著名的花地园林。 “花地”，顾名思义，种花之地。如今妆点着英国花园的很多漂亮植物，就是首先在这儿采集，然后运到英国去的。花地园林，位于城市上游两、三英里的珠江对岸，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的苗圃，培育苗木用以出售[5]。
花地苗圃是闻名遐迩的中国园艺的典型代表。有关这一园艺，我们欧洲的作家们已经做过很多介绍。因此，在亲眼目睹之后，我也想对这一典型代表做些详细的描绘，以资见证。苗圃入口处便是园丁们住的房子，从入口进去，是一条窄窄的步道，沿着步道两侧，摆放着一行行大花盆，大部分植物就栽种在这些花盆里面。像这样的苗圃，花地一共有十二个左右，面积有大有小，根据苗圃老板的经济实力而有不同，但要是和伦敦的苗圃比起来，哪怕是和伦敦最小的苗圃相比，这儿的苗圃通常还是要小一些。这儿也有用于移栽的苗圃，不同的植物都移种到同一块土地上，而且对那些名花名木进行矮化的第一步工作也在这块土地上完成。在花地苗圃，有大量的山茶、杜鹃、桔子、玫瑰，以及其它一些著名的品种。一到花时，中国人就到这儿来购买这些花卉。秋、冬季节最吸引人的当属佛手，中国人购买这种奇特的植物，把它摆在家中或供在祭坛上。佛手以其奇特的外形和香味而广受欢迎。橘子树也种得很多，这些经过矮化的橘子树，开花、结果都很繁盛，结出来的橘子呈暗红色，大大的，扁平状。在中国，橘科包括很多品种，其中有一种他们叫做“金柑”的，果实为椭圆形，小小的，做成蜜饯非常好吃。秋天的时候，这儿还有九里香、米兰、龙船花、紫薇等，观赏价值都很高。
当然，花地最诱人的季节还是春天，在牡丹、杜鹃、山茶、玫瑰以及其它种种花朵的簇拥下，这些苗圃一下子变得绚丽起来。杜鹃花开得很灿烂，让我想起奇西克皇家园艺学会花园中的杜鹃花展，但是这儿的规模更大。每家苗圃都成了花的世界，各种花色如红色、白色、紫色等都揉杂在一起，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非常漂亮。春天的花地，到处都生长着香甜的木犀与含笑花，空气中洋溢着它们的芬芳。矮化树木，正如意料中的那样，在这儿占了一个很突出的地位，它们被培育成各种稀奇古怪的样子。菊花对于中国人来说，其重要程度仅次于矮化植物，中国人很善于照料菊花，可以说，超过任何一种别的植物。中国园丁们大量种植菊花，他们是如此喜欢菊花，以至于有时候不惜违背他老板的吩咐，宁愿丢掉饭碗，也不愿放弃这些心爱的花朵。有人告诉我，已故的比尔先生[6]过去经常说，他之所以在花园里种上一些菊花，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讨好他的园丁，他本人对菊花并没有什么偏爱。
牡丹并非中国南方的土产植物，每年一月，都要从北方省份运送大量的牡丹来到南方。一到南方，牡丹很快就开花了，于是中国人把它们买回去，装饰自己的家。等到花开过了，牡丹也就被扔掉了，因为在广州、澳门这些偏南的地方，牡丹长不好，来年也不会再次开花。牡丹是按花苞的个数来定价的，很多牡丹都卖得非常贵。
在花地苗圃，尽管植物学家们可能发现不了什么新的植物品种，但这儿还是很值得一看，特别是在春天，当大多数植物都开花吐蕊的时候，苗圃呈现出一派极其绚丽的景象，非常壮观，正如它的中文名字“花地”所表明的那样，是名副其实的开满鲜花之地。
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就要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这一年的春节在2月18日。当地人要购买很多各式各样的花卉，用来装饰他们的房子与寺庙。在通往花地的河中，我看到很多小船，船上装满了桃树、李树的花枝，以及吊钟花、山茶花、鸡冠花、木兰等时令花卉。刚从山上采摘下来的吊钟花，含苞待放，插在水中养一两天后，花苞绽放，看起来又新鲜又润泽，就如同不曾脱离它的本枝一样，难怪它深得中国人的喜爱。黄水仙的需求量也很大。在广州街头，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水仙球，养在小小的花盆中，花盆的水中还点缀着几颗白色的石头。中国人对于矮化树木和奇特造型的特别嗜好也可以从黄水仙上看出来，他们把水仙球倒置在盆中，让其植株与花朵扭曲成各种奇怪的形状，如此一来，中国人便觉得它无比的赏心悦目了。广州的花店、街角到处都摆放着这些可供出售的花卉，数量非常多，可还是很快就被中国人抢购光了。在这个时节，中国人觉得鲜花是不可或缺的。不只是房子和寺庙被鲜花装点一新，连那些河上的小船也是如此。实际上，对于很大一部分以水为生的广州人来说，这些小船就是他们漂浮的家。那种通常被称做“花船”的小船，在过年的时候，被各种颜色的鲜花，以及挂在桅杆和尾舵上的俗艳的旗帜装扮得喜气洋洋。中国人也特别喜欢烟花、爆竹，一连好几天，城区各处都要燃放大量的烟花、爆竹，这既是中国人宗教庆典的一部分，也是敬奉神灵的需要。春节这一天以及随后的两三天内，商店都要关门歇业，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要穿上他们的节日新衣，到各处的亲戚及朋友家去串门、拜年，就像我们英国人在国内时一样。在这个时节，成群结队的人前往花地苗圃，许多上流社会的年青人，他们也乘坐着成百上千只花船来到花地取乐，就像我们英国人聚集在里士满 或汉普顿宫一样。 很多穿着入时的女人也乘坐花船来到花地，她们在苗圃中四处闲逛，在广州，只有这个时节，她们才可以抛头露面一次。
在中国北方呆的几个月期间，除了一两次例外，我接触到的当地人都显得很有教养，我开始对中国人这个民族有了一个很高的评价，我愿意像信任北方各省的人一样，信任广州人。但很快，通过一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我发现自己错了。在广州城北边，大约几英里以外，有一些小山，我常常希望能到山上去，考察一下那儿的植物资源。有天早上我出发了，穿过城区，向着小山走去。大约两、三英里之后，我来到城市边缘的郊区，正好与外国洋行所在的地方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7]。刚出门的时候，我还能听到一些人辱骂我，叫我“番鬼”，但到了这儿，这种辱骂声渐渐就听不到了，我估计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些不良少年与下等人麕集的地方，在广州的背街小巷里，这样的人并不少见。 我现在走在一条路况不错的路上，两旁都是农田与花园，衬以远山，好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多奇怪啊，我心底暗自纳闷，住在洋行的那些外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到这边来看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欣赏一下田园风光？这对放松精神，改变他们的单调生活肯定大有好处。
就在我静静地往前走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骑马的中国士兵，他用手势和言词，极力劝我顺原路折回去。但那个时候，我对粤语一窍不通，以为他只是不希望我在农村闲逛，所以就没理会他，继续往前行进。很快，我发现好几伙面相不善的家伙，在我路过的时候，他们似乎一直在紧紧地盯着我，我开始怀疑他们对我有什么不良企图。我现在来到了一座小山前，这儿看起来像个墓园，四周都围了起来，但门却大大地敞开着，似乎是个公共场所。为了看得更远一些，我走了进去，开始往山上爬。爬到一半的时候，那些尾随在我身后的人，开始围到我身边，向我索要礼物，人越来越多，情况越来越危急。开始的时候，我还试着跟他们讲道理，等到了山顶上，我非常清楚自己已经落入了他们的陷阱，怎么样逃脱出来，是摆在我面前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
这个时候，不再有人向我伸手要东西了。匆匆忙忙地打量了一下周遭的情形之后，我开始在心里寻思从他们中脱身的办法。看起来没什么别的办法了，只有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顺原路回到广州去。“你最好从这边下山”，有个家伙指着山的另一面的一条峡谷，用蹩脚的英语对我说。我一下子警觉起来，立刻就看穿了他的企图，他是想把我引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我断定，之后他们就将动手把我身边的东西都抢走，有可能连衣服都会被剥光。“不，不”，我说，“我用不着去那儿。”然后就开始从山上原路退下去。这些中国人现在离我更近了，看起来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把我拦在这儿。有人抓住我的手臂，有人抢到我的帽子，拿着它跑远了，另一个则抢走了我的雨伞，好几双手伸进我的口袋，甚至还有人想脱掉我的大衣。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希望从我这儿分一杯羹，而人数却是如此之多，除非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他们，否则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我鼓起所有的力气，纵身向下面的人群扑去，有几个家伙被我打得顺着山坡滚了下去，而这一击，也差点给我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用力过猛，也因为地面不平，我踉跄了一下，摔倒了，但幸好我又迅速地站了起来，继续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我的目标是冲到我进来的公墓大门那儿去。这时，山上的中国人开始喊山下的同伴关上大门，这样就可以阻止我跑到公路上去。 我马上意识到，一旦门被关上了，我也就成了瓮中之鳖，随他们摆弄了。我决定全力阻止他们。我挣脱了抓我的那些家伙，从人群中冲向大门。我冲到了门边时门已经合上了，但幸运的是还没有从外面栓上，我用力把门撞开，门外几个忙着栓门的中国人被我撞得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上。我冲到了公路上，那儿现在聚集了好几百个中国人，有一些人看起来很体面，但绝大多数显然是小偷、强盗之流。那些体面人不会，也可能是不敢，给我施以援手。石头从四面八方向我砸过来，有块砖头重重地砸在我后背上，差点把我砸倒，我疼得有好几秒钟都要晕过去了，只好靠着墙调整呼吸，让自己恢复过来，同时想着，好在现在来到大路上，相对安全一些了。但我很快就从这种幻想中清醒过来，因为这些歹徒又聚拢到我身边，抢走了我的好几件东西，这些东西前面没被抢去，最终还是难逃一劫。因为附近这些人家显然都不是善类，贸然躲到其中某家人的房子里去，无疑是件很冒险的事，所以我只好与这些强盗们一路纠缠，且斗且逃，这样大概有一英里左右，我才离开这一地区，回到人烟密集的市区。我经历的这一险况其实不难理解，考虑到种种因素，我能有这样一个结局，已经很让人出乎意料了。
回家的路上，因为帽子和伞都丢了，阳光晒得我很不舒服。在中国南方，只要是晴天，哪怕是春季，阳光也非常毒辣。我很想到店里去买一顶中国人戴的帽子，可是那些歹徒把我抢得分文不剩，什么帽子也买不起。好在我把手表留在家里，否则必定在首先被抢之列，那些中国小偷对手表有特别的偏爱，非常清楚它们的价值。
我那时与可敬的庄蒙德先生住在一起，他后来告诉我，我受到攻击的那片区域，是广州郊区最糟糕的地方之一。大约一两年前，三位他熟悉的先生，在那儿有着和我类似的经历，但结局比我还惨，他们的衣服差不多给中国人扒光了。
我这件事发生以后，又过去了两年左右，三位受政府委派来到中国的先生，马丁先生，史丹顿牧师[8]，以及杰克森先生，有一次不小心逛到郊区去了，就在那儿他们也受到了攻击。 他们给英国领事写了一封信，抱怨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这封信可以清楚地说明广州当时的情形，所以我把它迻录在下面：
大概早上七点的时候，我们正在城外，沿着北边城墙散步，锻炼身体。 这时，我们受到了几个中国人的攻击，从外国人称为“五层楼”[9]的建筑那儿开始，这些人就一直跟着我们，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一开始，他们向我们投掷石头，好几次都砸中了我们，危及我们的生命。这些人的攻击又得到另外一些人的帮助与鼓励，后面这批人在高高的城墙上，跟着我们，向我们扔掷大石头，如果被他们砸中的话，那可就真的没命了。杰克森先生是第一个被剑和匕首伤到的，他的手臂被刺伤了，脖子上的金项链也被抢走了。史丹顿牧师和马丁先生注意到杰克森先生没跟上来，就又回头来帮助他，结果他们自己也被抢了。一位暴徒挥刀刺向马丁先生的胸膛，另两位则试图把他摔倒 在地上，就在他与这些人缠斗的时候，他的口袋又惨遭黑手洗劫。杰克森先生与史丹顿先生的处境也差不多。后者失去了他的手表，前者的手表虽仍在，但其余东西都被抢劫一空。暴徒们得手之后就离开了我们，但城墙上的那批人又继续跟了我们一段时间，向我们投掷大石头，做出种种威胁的手势，骂着一些难听的脏话。
我们沿着城墙继续南行，想走到江边去，这时又有一帮人跟踪并攻击我们。杰克森先生胸口受到了重重的一击，暴徒们用房顶上揭下来的粗椽条作为他们的行凶工具。在这一次攻击中，他们抢走了杰克森先生的手表，撕破了我们的衣服，有一阵子他们甚至想剥光我们的衣服。我们没做什么抵抗， 这样做徒劳无益，因为对方人数众多，手中拿着武器，而且这些攻击还来自于城墙和城楼上面。
这场暴行真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我们都是政府官员，同行的还有一位教会的牧师，我们没有采取一点过激的行为，要不是牧师劝阻住杰克森先生和马丁先生 ，也许就要发生流血冲突了。到了人口较多的郊区，我们停下来喘了口气，然后继续回家，但一路上还是不断听到那些污辱性的称呼，其间夹杂着“杀死他们、杀死他们”的叫喊声。
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我们英国人都不曾有过这样的遭遇。我们不应再容忍中国人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相信中国政府肯定有能力制止此类每天都在发生的针对英国人的个人袭击事件，也有能力制止我们反复遭遇的此类伤害事件。禁止我们英国人进入广州城，这实际上是在怂恿中国的下层阶级，让他们误认为我们低人一等，于是他们就非常无礼地对待我们。就我们所知，到现在，中国政府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不断发生的针对英国人的袭击，这种袭击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减少，也没有因我们的善意而缓解，反而看起来越来越频繁，敌对情绪也越来越严重。
我们热切希望维护和平，推进双方的友好关系，所以我们写了这封信，讲述自己的遭遇。我们认为，除非中国政府惩治这些犯罪行为，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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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按：又名琶州塔，塔高60余米，为旧时进出广州的标志性建筑，清时羊城八景之一“琶洲砥柱”即是指此塔。
[2] 译者按：原文HONAN，即旧时广州人所讲的河南，今天的海珠区一带。
[3] 译者按：清朝奉行锁国政策，自乾隆时始，仅允许在广州一地设立对外贸易的牙行商户，其中最兴盛的有十三家，称为广东十三行。十三行垄断了对外贸易，富甲一方。但随着《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五口通商，1843年起，允许英国商人在各口岸任意与华商交易，广东十三行的辉煌时代也随之结束。
[4] 译者按：在今广州荔湾区十三行路附近的江面上。
[5] 译者按：花地，在今广州芳村花地河醉观公园一带。旧时这一带有很多园林、苗圃，醉观园即是其中著名的一所。醉观公园内今设有花地苗圃纪念园。
[6] 译者按：原文MR. BEALE，疑即颠地洋行，也就是宝顺洋行的合伙人T. C. Beale ，1840年代， T. C. Beale加入颠地洋行成为合伙人，颠地洋行称为颠地比尔洋行 (Dent, Beale & Co.)。
[7] 译者按：根据这一方位，大概在三元里一带，这一带有抗击英国人的传统。
[8] 译者按：原文V. STANTON，疑即英国传教士史丹顿（Vincent John Stanton）。史丹顿是圣保罗书院第一任校长及创办人。他亦担任香港首位殖民地牧师。
[9] 译者按：即今广州越秀公园越秀山小蟠龙冈上的镇海楼，又称望海楼，俗称五层楼。镇海楼始建于明代，楼高二十八米，为清朝羊城八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