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巴勒斯坦山地轮番遭受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影响。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首推古代同时支配着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亚摩利人 [1] 的部族共同体，其次是公元前三千年末期抬头的巴比伦的政治势力，然后是作为初期资本主义业务形态发源地的巴比伦商业的长期影响。来自埃及的影响，首先是基于埃及古王国时期以来与腓尼基海岸的通商关系，以及基于埃及在西奈半岛的矿山和地理上的接近。公元前17世纪之前，这两大文化中心皆未能长期且稳固地征服此一地区，原因在于当时的军事与行政技术尚且不足。例如，至少在美索不达米亚，马匹虽然并非完全不见踪影，但是还没有被利用来作为特殊军事技术的工具。这在西克索人 [2] 征服埃及、喀西特人 [3] 支配美索不达米亚的民族大迁徙当中才发展出来。自此之后，使用战车的战争技术便登场了，且借此而有可能且激发出进行辽远地方的大远征。
埃及首先便以巴勒斯坦为攻略对象。第十八王朝并不以从西克索人的支配下——“雅各”之名的首次出现大概就是在此一支配的治下 [4] ——解放出来为满足，而且还将远征军开到了幼发拉底河。其总督与家臣们，即使在领土扩张的倾向由于内政的关系而告退却后，仍然在巴勒斯坦滞留了下来。其间，由于小亚细亚强大的西台王国向南挺进而威胁到埃及，所以拉美西斯王朝 [5] 不得不重拾巴勒斯坦的争战。经由拉美西斯二世的妥协，叙利亚被瓜分，而巴勒斯坦仍落在埃及的手中，名义上直到拉美西斯王朝告终为止，时当以色列所谓的“士师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事实上，埃及与西台王国由于内政的因素，势力陡然大幅衰退，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因而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数个世纪间，大体上如同自由放任的状态，其间亚述人新兴的军事势力逐渐壮大，开始入侵。到了公元前7世纪时，又有巴比伦的入侵，而埃及继公元前10世纪时的先一次入侵之后，也在公元前7世纪时再度发动攻击。自公元前8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起，巴勒斯坦的领土即一点一滴地为亚述人所侵夺，部分则时而被埃及王所夺，然后笃定沦丧于巴比伦大君之手，而波斯人则起而承继之。
换言之，巴勒斯坦唯有在所有的国际政治和商业关系普遍性大幅衰退的期间，正如希腊在所谓的多利安人 [6] 民族移动时期所见的情形，才有可能自外于周边列强而独立发展。在埃及衰落期间，巴勒斯坦的强邻大敌，一方面是腓尼基人 [7] 的城邦和自海上迁入的非利士人 [8] ，另一方面是沙漠的贝都因人（Bedouin）部族，然后是公元前10到前9世纪的亚兰人所建的大马士革王国 [9] 。为了对抗最后这股势力，以色列王招请亚述人入内援助。这期间，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誓约同盟，即使并非开始，至少也是军事势力高扬的时代，同时也是大卫王国以及以色列与犹大王国的军事最盛期。
尽管当时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尼罗河流域的文化大国的政治势力有限，但我们也得小心别误认此时的巴勒斯坦是原始又野蛮的。外交与商业关系虽然转弱但仍维持不坠，还有来自文化地区的精神影响也仍旧绵延不绝。通过语言与文字，巴勒斯坦即使在埃及统治时期也仍和地理上远隔的幼发拉底河流域时时保持联系，而事实上此种影响特别表现在法律生活上以及神话与宇宙论的思维上。埃及对于巴勒斯坦文化的影响，若从地缘相近上的观点看来，表面上似乎令人讶异地微弱。其原因首在于埃及文化的内在特质：其文化的担纲者是神庙与官职的俸禄者，一点也无意于劝诱人改变宗教信仰。虽然如此，在某些对我们而言重要的点上，埃及对巴勒斯坦的精神发展或许确实有着重大的影响。不过，此种影响部分是经由腓尼基人为中介，部分则是无法轻易加以掌握而且基本上多半是负面的“发展刺激”。除了语言的隔阂之外，此种表面上轻微的直接影响还是肇因于自然的生活条件与奠基于此条件上的社会秩序的深刻歧异。
埃及，这个基于灌溉整治与皇家工事的需求而发展成的赋役国家，对于巴勒斯坦的居民而言是个生活方式极为诡异的地方，他们轻蔑地视之为“奴役之家”“铁的熔炉”。而埃及人本身则视那些未受尼罗河泛滥的神恩也没有国王的书记行政管理的其他邻国为野蛮人。不过，在巴勒斯坦具有宗教影响力的阶层，尤其不能接受埃及祭司权力的最重要基础——死者崇拜，他们认为这是对其自身一贯以现世为取向的固有关怀加以价值否定的可怖行径，而这也是未曾生活在教权制统治之下的民族所抱持的典型态度。此种拒斥的态度也曾在埃及王朝本身出现过：阿蒙霍特普四世即试图摆脱祭司的权势，无奈其已根深蒂固而终告徒劳 [10] 。说到最后，与埃及的对立终归是由于自然与社会的差异，虽然巴勒斯坦自己内部的生活条件与社会关系也是相当多样的。
在经济的可能性上，巴勒斯坦涵盖着诸多明显受到气候所制约的对立形态 [11] 。特别是在中部与北部的平地上，早于历史时代初期起就有谷类的种植与牛畜的饲养，还有瓜果、无花果、葡萄和橄榄等植物的栽种。与这些地区接壤的沙漠地带的绿洲里和棕榈城市耶利哥（Jericho）地区则有枣椰树的栽植。泉水的灌溉与平地的降雨，使得耕作成为可能。东部与南部的不毛沙漠，不止对农民而言，对牧人来说也一样，是个恐怖之地与恶魔的居所，至今仍是如此。这个地方无论今昔只有在季节雨扫过的周边地带，也就是草原地上，才被利用为骆驼或小型家畜的牧场，而且只有在多雨的好年头里才能成为游牧民随机耕作谷物之处。从这种一时性的到定期长住的各式各样的耕作方式，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12] 。
尤其是牧场的种类，不论古今都多样纷陈。常见的是从居住所在延伸到有着明确边界的放牧区域，有时只牧养小家畜，有时则大小兼蓄。不过，牧场通常必须随着冬季降雨期和夏季干旱期的轮转而择地更换 [13] 。其中一种方式是，畜牧者来回于夏村与冬村（位于山坡上），轮流利用一处而闲置另一处。此外，不仅畜牧者如此，当农民的各种耕作地相隔遥远时，他们也会随着各田地蔬果收获期的不同而迁移。另一种方式是，由于随四季而更换的放牧地相隔如此遥远或者收益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定期长住根本就不可能。于此，我们所针对的是小型畜饲育者，他们就像沙漠的骆驼牧养人那样住在帐篷里，在季节性的牧场更换时驱赶着他们的牲畜长程远行，有的是从东到西，更有的是从北到南，正如我们在南意大利、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和北非可以见到的情形一样 [14] 。牧场的更替，可能的话，通常是结合了自然的放牧地、闲置牧地和田地收割后的落穗草地，不然的话，就是采取村落居住季节、游牧生活季节和出外寻找工作的季节相交替的方式。事实上居住在犹大山地村落里的农民，有些人一年里倒有半年是住在帐篷里的。换言之，在完全定住于家屋和依赖帐篷的游牧生活之间，我们可以找到所能想见的各种比重的组合，而且常见变化重组。现今，也像古代一样，有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因此而对粮食的需求，所以从游牧生活转变成农耕庄稼，或者反过来，由于耕地的沙漠化而从沙地农作转变成游牧生活。除了引泉水灌溉的极为有限且狭小的土地之外，一整年的命运简直就光凭雨量的多寡和分布的情形来决定 [15] 。
降雨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带来南方的非洲热风并且往往雷声大作的豪骤雨。对沙漠农民和贝都因人而言，雷电交加意味着一场豪雨。若无降雨，那么无论古今都被解释成“神在远方”，而这在今日，犹如从前，意指罪恶的结果，而且特别是酋长的罪过 [16] 。对于特别是东约旦地区的田土表层而言，这样的一场暴雨不啻是个致命的大灾难，但是草原上的蓄水池却因此而注满了水，所以特别受到沙漠的骆驼饲育者欢迎，对他们而言，赐雨的神是而且一直都是易怒的雷电之神。对枣椰树和一般的树木来说，这种暴雨并不坏，只要别下得太大。相反的，大面积的温和降雨却能使田野和山间的牧草地欣欣向荣，这就是以利亚在迦密山上期待着从海上吹来西风与西南风所带来的雨水 [17] 。因此，农民所最渴望的就是这种雨，而赐雨的神并不是在雷电交加中降临——尽管雷电往往先雨神而行——而是“轻声细语似的”到临。
在原本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大荒野”，亦即死海的山地斜坡面，自古以来即鲜少有人定居。相反的，以色列中部与北部山地里，冬季（11月到次年的3月份）会降下相当于中欧年平均雨量的充沛雨水。所以在好年头时，亦即大雨从前期（在古代往往早自秋节起）一直下到后期（5月为止），山谷间就可以预期五谷丰收，而山坡面则会繁花盛开、草木滋长；万一前后期雨都不来，那么夏季的彻底干旱可能延续三分之二年之久，而一切草木也全都枯死，牧羊人只好从国外（古代时是从埃及）购入谷物，或者干脆迁徙他方。在这样的天候下，牧民的生活可谓朝不保夕，对他们而言，也只有在好年头时，巴勒斯坦才是个“流奶与蜜”的地方 [18] 。——此处的蜜显然是指枣椰蜜，贝都因人早在图特摩斯王朝 [19] 时代就知晓，或者也包括无花果蜜及野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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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摩利人（Amoriter），古代闪米特语民族的一支，约公元前2000—前1600年支配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历史。在最古老的楔形文字资料（约前2400—前2000）中，他们被认为是西方人，虽然他们真正的发源地最可能是阿拉伯而不是叙利亚。他们是游牧民族，据传是使乌尔（Ur）第三王朝（约前2112—前2004）崩溃的因素之一。——译注
[2] 西克索人（Hyksos），公元前18世纪居住在埃及北部的一支民族，其族源是闪米特—亚细亚混血人。公元前1630年左右西克索人夺得政权，成为埃及第十五王朝（约前1630—前1521）的统治者。“西克索”一词可能源于埃及“异国统治者”（heqakhase），此词几乎可以肯定是指西克索族所建王朝而言，并非指称其整个民族。传统记载虽然也说西克索人建立了第十六王朝，但其统治者大都只是第十五王朝诸王的臣属和附属。西克索人似乎同当时中东其他地区的民族大迁徙也互有影响。虽然很多西克索名字似乎是闪米特语，但是其中也含有胡里语成分。西克索人曾把马匹、战车、弓弩、改良的战斧和先进的防御技术传入埃及。他们在东北三角洲的阿瓦利斯（Avaris）亦即现今的达巴村（Tall ad-Daba）兴建都城，自此处发号施令，统治着下埃及与上埃及的大部分地区。后来底比斯人在塞格嫩拉（Seqenenre）及卡莫斯（Kamose）的领导下发动叛乱，公元前1521年左右，卡莫斯的继承人雅赫摩斯（Ahmose）率叛军攻陷阿瓦利斯，结束了西克索人对埃及108年的统治，开始了埃及的第十八王朝。——译注
[3] 喀西特人（Kassites），曾建立巴比伦第二王朝或中王朝而闻名的古代民族，在公元前3000年后期埃兰（Elam）的楔形文字中首见记载。公元前2000年侵入美索不达米亚，被汉谟拉比之子击退，但在巴比伦北部边境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建立据点，成立巴比伦第二王朝。首都为杜尔—库里加勒祖（Dur-Kurigalzu）。马被奉为圣兽，大概是此时最先在巴比伦使用的。——译注
[4] 雅各（Jacob）为以色列人始祖亚伯拉罕之孙，其生平事迹见《创世记》25—50。由于上帝称许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告诉他“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32:28），此即以色列之名的由来。——译注
[5] 拉美西斯（Rameses）王朝，即古埃及第十九与二十王朝（约前1320—前1075）。——译注
[6] 多利安人（Dorian），迈锡尼人（Mycenaean，前2000年从北方移入希腊并建立兴盛的文明）的远亲，移居希腊西北部数世纪后，约于公元前1300年开始扩张。由于他们的野蛮残酷，使得被征服的大部分希腊世界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进入了黑暗时代，一直延续了三个世纪之久。——译注
[7] 腓尼基人（Phoenician），腓尼基是今日黎巴嫩及其与叙利亚和以色列毗邻地区的古名。其居民腓尼基人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是地中海著名的商人和殖民者。主要城市（殖民地除外）有西顿（Sidon）、提尔（Tyre）和贝尔罗特（Berot，今贝鲁特）。人们无法确知腓尼基人如何用自己的语言称呼自己，似乎是“肯纳尼人”（Kenaani），阿卡德语叫做“肯纳纳人”（Kinahna），都是“迦南人”（Canaanite）的意思。在希伯来语里，“肯纳尼”一词另有一义为“商人”，这一含义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腓尼基人的特点。腓尼基人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达这一地区的。其发祥地究竟在哪里，人们对此一无所知。不过据有些传说记载，他们的故园在波斯湾。在其同时代的人中，腓尼基人以海上贸易和殖民著称。到公元前2000年，他们已经拥有一系列殖民地（包括约帕［Joppa］，亦作Jaffa，即今雅法［Yafo］），扩大了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影响。在北非，例如迦太基（Carthage）、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塞浦路斯的殖民活动也始于较早的年代。迦太基更成为地中海西部主要的海上和商业强国，后来还与罗马帝国死斗了两百年。——译注
[8] 非利士人（Philistines），起源于爱琴海的一个民族，公元前12世纪在以色列人到达前不久定居于巴勒斯坦南部海岸地带。根据《圣经》的传说（《申命记》2:23；《耶利米书》47:4），他们来自迦斐托（Caphtor，可能即克里特岛）；在埃及史册中他们被称为“普利斯特”（prst），为海上民族之一。他们在劫掠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和叙利亚之后，于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的第八年（约前1190）入侵埃及。被埃及人击退后，他们占领从约帕（今雅法）到加萨地带的巴勒斯坦沿岸平原。这个地区包括非利士同盟的5个城市（所谓五城）：加萨、阿什凯隆（Ashkelon）、阿什杜德（Ashdod）、迦特（Gath）和以革伦（Ekron）。非利士人向四邻扩张，不久就与以色列人发生冲突，由于武器和军事组织的优越，他们在约公元前1050年占领犹太人的部分山区，但最后为以色列王大卫（前10世纪）所败。公元前7世纪初，加萨、阿什凯隆、以革伦、阿什杜德，大概还有迦特，是亚述统治者的藩属，公元前7世纪末又成为埃及的藩属。后因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前605—前562年在位）征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五城成为新巴比伦帝国的一部分。此后，五城受波斯、希腊和罗马的统治。非利士人长期垄断大概从安纳托利亚学来的锻铁技术。在他们早期居住的遗址发现有一种特殊类型的陶器，为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风格的变种。——译注
[9] 亚兰人（Aramaic）是中文旧约里的译法，现在一般皆译为阿拉米人（Aramaean），根据旧约的说法，阿拉米人是以色列人的远亲。这是个持阿拉米语的部落联盟，公元前11至前8世纪在阿拉米（叙利亚北部）的广大地区居住，联盟中的一些部落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片地域。到公元前11世纪末，他们在卡尔基米什（Carchemish）以下幼发拉底河两岸建立比特—阿迪尼（Bit-Adini）国，占据安纳托利亚的一部分、叙利亚北部和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外黎巴嫩地区，这应该就是本文中所说的大马士革王国。约公元前1030年佐巴（Zobah）国王哈达德泽（Hadadezer）领导南阿拉米人同盟，并联合亚扪人（Ammonite）、埃多姆人（Edomite，即圣经里的以东人）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进攻以色列，但被大卫王击败。公元前10世纪中叶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北以色列，南犹大），北以色列国尚与大马士革王国持续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战争，直至公元前732年亚述人占领大马士革才停止。不过，以色列也在十年后（前722）为亚述人所灭。——译注
[10] 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IV），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法老（约前1353—前1336），以提倡一神教的宗教改革闻名。埃及人原先崇拜阿蒙神（Amen，Amon），阿蒙霍特普四世由于憎恨阿蒙神祭司的专横，且为了压制其势力，遂改崇奉太阳神阿顿（Aton），并将自己原名阿蒙若菲斯（Amenophis，阿蒙满意者）改为艾克阿顿（Ikhnaton，信奉阿顿者），将首都由底比斯迁往北方两百公里的阿顿城（Akhet-Aton，阿顿的光荣之地，即阿马纳）。不过，这个宗教改革并未成功，在他死后，阿蒙神信仰又恢复了势力。阿蒙神的祭司团在打倒艾克阿顿的子孙后，事实上即掌控了埃及。——译注
[11] 关于巴勒斯坦的自然条件，除了研究巴勒斯坦的一般性著作之外，应该加以参照的是收集在Zeitschrift与Mitteilungen und Nachrichten des Deutschen Palästinavereins （以下简称MNDP）里的许多论文。关于古代（犹太圣典时代）的气候，参见H. Klein, Zeitschrift des Deutschen Palästina-Vereins （以下简称ZDPV ）, 37（1914）, S. 127ff.。
[12] 在《约书亚记》（15:19）里，迦勒获得希伯仑为封地，并将“南地”（erez ha negeb）送给女儿当嫁妆，后来在女儿的要求下，再加上“上泉与下泉”——可耕种的土地，相对于草原地，称为“sadeh”。
[13] 关于这点，特别可以参照Schumacher在其东约旦旅行记里的观察（收于MNDP , 1904ff.）。
[14] 参见雷欧纳德（R. Leonhard）的精彩研究：“Die Transhumanz im Mittelmeergebiet”，Festschrift für Lujo Brentano （München，1916）。
[15] 当今最好的气象学考察是F. Exner的论文（ZDPV 33, 1910, S. 107ff.）。
[16] 参见Dr. Cana’an所编辑的Fellachensprichwöter und Gebete, ZDPV 36, （1913）, S. 285, 291。
[17] 先知以利亚上迦密山祈雨，见《列王纪上》18:41—46。——译注
[18] 关于迦南地是否值得这样一种称呼，或者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还颇有争议。最新观点的一例，参见克劳斯（Kraus），ZDPV 32，S. 151。他根据犹太圣典的史料想要将“流”按字义解释成山羊奶之融和流汇于枣椰、无花果和葡萄的果蜜。相反的，西蒙生（Simonson）于同书（33, S. 44）里，正确地视其为象征性的指称。同样的，达尔曼（Dalman, MDPV 1905, S. 27）循着现今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解释，说“糕点甜得像蜜一样”。达尔曼认为巴勒斯坦一向是牲畜匮乏的。对此，（就我所知最好的作品）包尔（L. Bauer, MDPV 1905, S. 65）指出奶在现今仍然很丰盛（奶油与奶是最重要的维生食材），而蜜是指葡萄的蜜。关于后面这点，达尔曼（MDPV 1906, S. 81）证实在古代是错误的，在那时枣椰蜜才是最重要的一种蜜。侯伊斯勒（Häusler, ZDPV 35, 1912, S. 186）则怀疑是否真的一直有那么多的蜜。在阿马纳书简（Knudtzon出版，Nr. 55）里，发现蜜是埃及守备队的实物给付。赛索特里斯（Sesostris）一世时埃及的逃亡者西努黑（Sinuhe，埃及的一名官员）提到，在雷滕努之地（Retenuland，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地方的埃及名称）除了无花果、橄榄和葡萄的栽种之外，还盛产蜜；这恐怕也是指枣椰蜜。吗哪吃起来像搀了蜜的薄饼（《出埃及记》16:31）。以赛亚预言（《以赛亚书》7:22—23），巴勒斯坦在亚述人蹂躏之后将再度成为草原地，到那时原本种植葡萄的地方必长满了荆棘和蒺藜，而境内所剩的虔信者必和从前一样吃奶油与蜂蜜。因此圣子以马内利也必吃奶油与蜂蜜（7:15）。这让人想起克里特岛上的少年宙斯的食物：奶油与蜂蜜。因此，葛雷斯曼（Greβmann, Die israelitische Eschatologie , S. 207f., 另参见下面所引的文献）偏好此一用语乃神的食物的纯末世论的意义。毕竟，神的食物也就是草原地带的富人们的理想美食。
[19] 图特摩斯王朝（Thutmose，Thetmosis，约前1567—前1320），埃及的第十八王朝，在图特摩斯三世（前1479—前1427）与四世时（前1400年任位），曾在叙利亚进行长期征伐。——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