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杨树庄的扎哈尔死了。
他是个头发有点发红的纯种俄罗斯人，蓄一把大胡子，比一般人高大得可以去示范。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属于另一个品种，又有点像一个成年人站在一群孩子中间，却不得不与他们平起平坐。他还有一种一辈子（当时他四十岁）也摆脱不掉的感觉，那是一种隐隐约约的孤独感。据说古时候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可是现在快绝种了。有时候他说：“还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离这儿很远，在扎顿斯克附近。”
不过他一向情绪极佳，而且少有的健康。他的身材顶好，真算得上是美男子，可惜皮肤晒得太黑，下眼皮微微向外翻着，一双大大的蓝眼睛下方总像是包着些玻璃样的泪水。他的大胡子既软又密，略起波纹，使人不由得产生摸一摸的愿望。他常以巨人的殷勤态度惊讶地微笑着，把头向后仰去，稍稍张开红红的热气腾腾的大嘴，露出两排年轻漂亮的牙齿。他身上有一股好闻的草原人的黑麦香，夹杂着掌了结实的底、涂了焦油的长筒皮靴味儿，熟羊皮短袄的酸臭，还有鼻烟的薄荷香——他不吸烟，只闻烟。
总的来说他比较守旧。他那总是干干净净的粗麻布衫衣领不用扣子扣上，而是用一根小红带子系住。他的腰带上挂着一把铜梳子和一个铜耳挖勺儿。他穿树皮鞋穿到三十五岁。等到几个儿子长大了，家业也治理好了，他就穿上了长筒皮靴。无论冬夏他都穿一件短皮袄，戴一顶暖和的帽子。他死的时候那件短皮袄仍然完好如新，绗得很漂亮的前胸上那些绿色、浅蓝色花纹，以及用各色山羊皮做的小贴花，都还没有褪色。褐色海狗皮衣襟和衣领也都还挺括，毛没有塌下。扎哈尔爱清洁整齐，喜欢什么东西都新崭崭的，结结实实的。
他死得突然。
那是八月初。他刚刚转了一大圈回来。因为跟邻居打官司，他从杨树庄走到松林烧地。离开烧地以后，他又走了十五俄里进城去见东家太太，他租种的是这位太太的地。从城里出来，他坐火车到了榫子村，准备步行经过住人村返回杨树庄，大约有十俄里路。不过他倒下的原因并不在此。
“四十俄里算什么？”他会用他那柔和的低音嗓子惊讶而又威严地说。他还会憨厚地补上一句：
“瞧你说的！一千俄里我也走得下来。”
那天是第一救主日 [1] 。扎哈尔在榫子村火车站遇见佩特里谢夫的马车夫，是熟人，正从满地白粉的车站上走过，这车站年年夏天都修房子。他对那马车夫开玩笑地说：“今天过节，能喝点儿就好了。”那马车夫回答说：“干吗不喝呢？顺便给我也来点儿。”扎哈尔说：“钱花光了，拿什么喝啊？我是坐货车来的。”其实扎哈尔口袋里有钱。那马车夫对他的朋友，当地一个姓戈利岑的警察，挤了挤眼睛。不料又来了榫子村的农民，一个叫阿廖什卡的酒鬼。他们四个人一起走出车站。扎哈尔和阿廖什卡步行，马车夫登上一辆由两匹马拉的四轮马车——他本是来接佩特里谢夫的，没接着。那警察则乘一辆跑车。阿廖什卡立刻有了打赌的主意，问扎哈尔能不能在一小时之内喝下三升白酒。
“让吃东西下酒吗？”扎哈尔问，他正大步走在布满车辙而又晒干了的土地上，挨着警察赶的一匹高大的母马，时而往下按一按车辕，拉正歪到一边去的挽具。
“吃什么都行，给半卢布的。”马车夫说，他是个做事欠考虑的阴沉的人。
“你要是输了，总共得赔两倍。”破衣拉花，鼻子短而向上翘的阿廖什卡说。
“就按你们说的办。”扎哈尔宽容地说，同时考虑着究竟要什么吃的来下酒。
在烧地打的官司结局很好，双方和解了。扎哈尔虽然跑了许多路，还在燥热的城里受了两天两夜罪，可是不仅不觉得累，反倒情绪高涨，精力充沛。他全身心地想做点不寻常的事儿。做什么呢？喝三升白酒，天晓得这叫什么事儿，不新鲜……让马车夫大吃一惊，当一回傻瓜，意思也不大……但他还是心甘情愿地打了这个赌。他刚开始吃喝的时候觉得津津有味，因为他肚子饿了，每一口都很香。接着他就讲起他打官司的经过来。
这天很热。然而榫子村周围摆满麦垛的黄灿灿的辽阔田地上，已经有了入秋的气象，显得清淡，晴朗。榫子村的广场上积起厚厚一层灰土。一些木柴堆、一家面包房、一爿小酒铺、邮政局和商人雅科夫列夫的浅蓝色宅子把这广场与村庄分隔开来。那商人的宅子前面有小花园，角上还单盖了他家的两间小铺，在小杂货铺旁边阶梯似的堆着松木板。扎哈尔就坐在松木板上一面喝一面吃一面说，眼睛望着广场，望着在太阳底下闪光的铁轨，望着铁路弯道口的拦路杆，以及铁路那边的黄灿灿的田地。阿廖什卡坐在他身边，也在吃，吃的是次等面粉做的面包。警察是个挺没意思的人，一身尘土，唇髭剪得短短的，穿一件破旧的有橙黄色肩章的制服大衣，他和马车夫两人吸着烟，一个坐在跑车上，一个坐在四轮马车上。马儿都在打盹儿，耐心地等着赶车人下命令。扎哈尔讲着：
“官司是怎么了结的呢？双方和解。这些该死的官司我哪儿懂啊，一辈子没打过。我那过世的亲爹就不许我吵架斗嘴。这回不是白吵了嘛。都是娘儿们吵起来的，我们糊里糊涂卷了进去……”
说到这儿，扎哈尔已经喝下三瓶酒了，是用阿廖什卡从雅科夫列夫家拿来的大木勺子喝的。他对自己充满信心，把这事儿干得那么轻松，根本没有注意他在干什么。马车夫、警察和阿廖什卡竭力装出一副没事人的样子，而心里都在热烈地祈求上帝让扎哈尔倒下一命呜呼。可是扎哈尔只不过解开了他的短皮袄，把棉帽子略微向上推了推，脸红到了耳根。他吃了两条腌鱼、一大把绿葱、五个法国面包，吃得津津有味，有条不紊，使对手们惊诧不已。他还用略带嘲讽的口吻起劲地说：
“法庭上的事儿千奇百怪！我连去都不想去。听说人家递了状子。好吧，递了就递了，你不招我不动。可是上头忽然派人到烧地来了，陪审员亲自传我到庭。唉，真他妈该死！没办法啦，非走不可。我带上面包就赶过去了。天气热得要命，路上的尘土直往脸上扑，越走越热。不过我还是去了，一路紧赶慢赶……”
扎哈尔把一个逐渐空下去的大酒瓶夹在腋下，不慌不忙地把清亮的液体注入黑糊糊的大勺子里，直到斟满，接着抹抹胡子，把湿润的嘴唇凑到那气味挺冲又很诱人的液体上，慢慢地，就像大热天喝矿泉水一样痛快地吸起来，吸到底，再把勺子翻转过来，甩掉剩下的几滴。然后他小心地把大酒瓶放在自己身边。马车夫一直用他那双阴郁的眼睛盯着扎哈尔，警察已经悄悄地把表上的指针往前拨了整整一刻钟，现在惊惶不安地与阿廖什卡交换着眼色。扎哈尔放下酒瓶以后，又拿起两三根葱撅了撅，塞进一个装着灰色粗盐的大木盐罐里，带着脆响有滋有味地大嚼起来。他的两只眼睛充血了，噙着泪水，看上去很可怕。可是他微笑着，他那浑厚的低音依然响亮，温柔，带着让人爱听的嘲弄口气。他一面嚼一面张大鼻孔说：
“好，我出庭了。我看见街上站满了人，陪审员坐在柳树底下阴凉的地方，穿一件金龟子色西装上衣，蓄一把淡褐色的大胡子，小桌子上堆着各种各样的书和文件，旁边（扎哈尔说着指了指左边）有个警察拿一支八棱红铅笔在做记录。传奥布霍夫斯基的农民谢苗·加尔金：‘谢苗·加尔金！’——‘到。’——‘过来。’他过去了。开始审问。谢苗看也不看警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梨站在那儿吃开了。警察命令他‘把梨扔了！’他不听，接着吃……”
“该把梨砸到他脸上去。”马车夫说。
“对！”扎哈尔肯定地说，他在喝第七瓶，也是最后一瓶酒，“谢苗站在那儿吃！陪审员对警察说：‘警察先生，上回我拿着清单来，就是这个农民谢苗·加尔金拒绝按执行令状付四十八卢布八十戈比。等我要登记他有什么木材什么仓库的时候，这个加尔金和他的朋友——伊万和波格丹两兄弟往屋子旁边的木料堆上一坐，不让我登记。等我走进他屋里，他装得像是无意中问他妻子咱家的杆秤在哪儿，那是冲我说的，我认为涉及我。波格丹这个时候就走到窗户跟前，肩上扛着大草镰，而草早就割完了，他已经用不着大草镰了。当时我一个人在那儿，不得不离开。请您审问他的妻子卡捷琳娜和他的母亲菲奥克拉，并且把她们的证词记录在案。还要请您把教堂管事 [2] ——农民费多特·列沃诺夫的证词也记录在调查表上。还有，村长格拉西姆·萨韦利耶夫那天不知去向，没有按我的要求露面。等我离开加尔金家去米特里·奥夫奇尼科夫家（我的骟马在那儿），从加尔金的屋子旁边走过的时候，加尔金吹口哨唆使他的公狗来咬我，自己躲在大门背后，我看得一清二楚，不过，感谢上帝，那公狗没有伤着我，虽然它像疯了一样扑到我的胸口上，这都多亏了米特里，他拿着鞭子冲出来保护了我……’”
扎哈尔讲得顺畅，因此很兴奋，最后这段话他传达得十分准确。他一口气大声而不容置疑地复述了陪审员的声明，正要继续往下说的时候，阿廖什卡忍不住吼道：
“等会儿再讲！喝！警察，你看看表。”
“来得及，来得及。”警察说着给阿廖什卡递了个眼色。
可是扎哈尔没有注意到。他憨厚地大声说：
“别吵，你这个翘鼻子鬼！让我讲完嘛！我知道时间，能喝完，别怕！”
扎哈尔的两只脚稳稳地踩在掌了底的鞋跟上，他自豪地伸着他的长筒靴，时不时毫无必要地拉拉靴筒。他的脸红了，但是还没有醉态。有个农民赶着一辆空大车经过这里，留神地把他打量了一番，他夸张地向这个农民鞠一大躬，用鼻孔挺响地吸了一口气，双手抓住热烘烘的短皮袄衣襟，把衣领向后挪了挪，继续玩味占据着他的头脑，牵动着他的想象的鲜明情景，用他的胸音大声模仿各个人物的口气说：
“‘卡捷琳娜·加尔金娜！听审。走过来点！’她走过来。人家问她：‘陪审员先生说的话你听见了吗？’她说：‘听见了……’可是她在哭，结结巴巴的，什么也说不清楚。人家问她：‘你丈夫提到杆秤是针对陪审员先生的，对不对？’她说：‘我能知道个啥。我丈夫想称苦菜来着。’人家问她：‘这么说你否认？’她说：‘我知道个啥。什么都是我婆婆费季卡统领。您问问她这事儿就结了，也少惹麻烦……’马上传老婆子菲奥克拉。老婆子的两条腿干瘦干瘦的，可是胆子大，拉开嗓门儿答话，说：‘财产是我的，我可不管给儿子交钱，按我过世丈夫的权利，我有产权，我儿子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裤子。’人家问她：‘那么儿子是谁的呢？’她说：‘我的。’人家说：‘既然儿子是你的，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不交钱就拿财产抵押。下去，闭上你的嘴，再敢无礼我关你两天两夜，只给面包和水……’老婆子不吭声了。人家又问教堂管事费多特·列沃诺夫在哪儿，他女儿维纳多尔卡走上前来。人家问：‘你父亲呢？’她说：‘吃过中饭在屋里歇着。’人家说：‘快去把他叫来。告诉他，是上头传他……’其实他就住在对面……”
“很近，是吧？”警察打断了扎哈尔的话，同时迅速与阿廖什卡、马车夫交换了眼色。“嗯，嗯……好，接着讲，接着讲。你真行，伙计，讲得太好了！”
他这是随口说的，为了转移扎哈尔的视线。他把表拿出来藏在两个膝头之间，再把指针往前拨了十分钟。扎哈尔经人一夸，容光焕发，声音更响地嘘了一口气，晃了晃脑袋，把毛很厚的热烘烘的短皮袄从肩胛处拉开，更加有声有色地讲下去：
“对呀！听着，别打断，不然我可火了……我看见那小老头从矮矮的笼子里钻出来……走到路对过，进了农家屋——没戴棉帽子，穿一件没系腰带的粉红色新衬衫，因为热解开了衣领。他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可就穿上了一件新的暖和的紧腰长外衣，系上一根绿腰带，两只手捧着棉帽子。他走过来。头发很厚，花白了，羊角似的朝两边分开。他跟警察和陪审员都握手（那老头显然是有钱人），还跟他们说了一阵悄悄话，手指着谢苗。接着他就掏出一个大皮钱包，用冻掉了指头的手数了一叠三卢布一张的票子……接着就叫他女儿烧茶炊，请警察和陪审员上他家去喝茶，说：‘请去看看我的猎狗，我的蜜蜂，我置办的茶具餐具。再看看我的母马。嘿，真帅，漂亮得跟画的一样，身上还有圆斑呢！’说着就呵呵地笑，皱起眉头，露出红嘴里的烂牙……他说：‘不看不行，这是马法的要求。兴许咱们还能做成一笔生意，就是刚才说的……’接着他又笑，咝咝地，跟蛇一样。然后就回去了，他的皮靴把路上的尘土踢起好高，真是‘目中无人’……”
“目中无人就目中无人吧，”警察再一次打断了扎哈尔的话，同时拿出表来，说“统共只剩下五分钟了。你得一口气喝完。”
扎哈尔立时变了脸色。
“什么？”他厉声问，“你瞎说！就过了一个钟头了？”
“过了，伙计，过了！”马车夫和阿廖什卡异口同声说，“喝完，喝完！”
扎哈尔像铁匠房的风箱一般长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等等！”他说，“这里头有鬼。你们蒙我。再给半个钟头。主要是，我憋得慌。太热！八月啊。得了，不如我给你们来一瓶。你们给我加点时间……”接着他阴郁地请求说，“起码让我把打官司的事儿讲完！”
“哈！你反悔了！”马车夫嘲笑地大声说，“经不住罚！”
扎哈尔把血红的沉重的目光移到马车夫身上，一句话也不说，拿起酒瓶倒光了里面的酒，斟了满满一木勺，一饮而尽。他轻轻喘了一口气，粗声粗气地说：
“怎么样？你够了没有？……”接着又以醉汉的固执劲儿说，“现在我要证明！你等着瞧，是你把我灌满了还是你自己的肠子肚子装不下……”
忽然间，扎哈尔那两只吓人的眼睛重又快活起来，脸上也恢复了庄重憨厚的神态。
“现在你们该听我说了！”他大声说，但是口齿已经不那么清楚。“接着传郎中瓦西尔·伊万诺夫。这人真瘦，穿一件灰色紧腰长外衣，鬓角那头发跟大麻似的，蓄一把山羊胡子。他也皱起眉头，比老头皱得还要厉害，不知道是怕太阳还是在耍滑……鬼才明白。他是给一个老婆子吃多了药。他给那老婆子一种药，叫老婆子拿小杯子喝，可是老婆子拿大杯子喝了……人家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本来叫瓦西里来着。’人家问他：‘谁给你权利治病，混账东西？’他们当然早就勾结好了，这瓦西尔准塞过钱了。当着老百姓的面不得不嚷嚷几句，问这问那，接着又冲他大吼：‘你给我滚远点！’那郎中装出一副吓掉了魂的样子，赶紧把棉帽子往脑袋上一扣，转眼就滚得远远的……这案子也就结了。警察照照镜子，拉正他的军刀，整理好他的文件……然后对陪审员说：‘咱们上老头家还是怎么的？我巴不得让骟马再歇一会儿。’陪审员问：‘现在几点了？’警察拿出一块新表，是银表，看了一眼，说：‘十二点三十八分。’陪审员说：‘那咱们走吧，得去看看老头的猎狗，他特别得意。’他俩站起来，到老头那儿喝茶去了。老百姓留下来，往门口堆着的木材上一坐，跟一群乌鸦似的，呱呱呱呱嚷嚷开了。有的人说，不该允许买卖；有的人说，不能得罪上头。一个瘦瘦的庄稼汉嚷得比谁都凶，他跟一个老头儿干上了，说我们日子过得不好，别的国家比我们好，连吉尔吉斯人都比我们能干，起码人家有大草原……那老头儿嚷嚷说我们过得好些……”
扎哈尔觉得他能没完没了讲下去，越讲越有意思，越讲越好，可是马车夫和警察听了一阵，确信他们输了，打赌的结果是扎哈尔喝了吃了他们的，还没完没了地胡扯，于是不等他把一句话说完就赶着车走了。阿廖什卡还坐了一会儿，附和了几句，要了四戈比烟钱，上车站去了。扎哈尔一个人留下来，酒还没喝够，说话也没人听了，心里很不满意。他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拉开短皮袄的衣领，感觉到身上有一股比先前还要大的劲头和莫名其妙的愿望，于是站起来，走进小酒铺去，买了一瓶酒，经过一条小巷出了村，沿着野外那无垠的天空下面黄灿灿的田地间的一条尘土飞扬的大路走去。太阳在下沉，但是还烤人。扎哈尔的短皮袄闪闪发光。他那头顶有一圈光的巨大身影投在了他右边的已经干透的金黄色麦茬地上。他把热烘烘的棉帽子推到后脑勺上，两只手反背在短皮袄下面，在有一层灰土的坚硬的路上迈着坚定的步子，眼睛像鹰眼一样不眨地望望太阳，望望割过草以后显得十分开阔的沙漠似的草原，望望散布在草原上远看像毛虫一般的数不清的干草垛，而就在他那血红的流着泪的双眼前，有数不清的红圈、紫圈、绿圈在天边，在干草垛上一闪一闪。他想：“我到底还是醉了！”同时感觉到心脏在紧缩，敲击着脑袋。然而这丝毫不妨碍他指望今天还会发生不寻常的事儿。他时不时地停下来喝酒，把眼睛闭上。哦，真好！活着真好，不过一定要做出点惊人的事儿来！他又睁大眼睛向天边望去。望着天空，他的一颗既爱嘲讽又很天真的心充满了建功立业的热望。他毫不怀疑他是一个特别的人，不过这辈子他做过什么足以显示自己的能力的正经事儿呢？根本没有！根本没有！他曾经抱着一个老婆子走了五俄里……这种事儿说起来让人笑话，十个这样的老婆子他也抱得动，上哪儿都行。
在醉醺醺的状态中，他的想象力十分活跃，渴求种种情景。他把步子迈得越来越大，决心不让太阳超过他，要在太阳落下之前到达住人村。他想啊想……这瓶酒又快喝完了，好像还需要再喝一点点，到住人村那个大路边的小酒铺去找瘸子伙计吧。太阳继续下沉，接替太阳的一轮苍白的月亮从东方升起来，在匀净淡漠的蓝天背景上好似一片云。凉下来的空气中隐约有一股傍晚时分的好闻的炊烟。橙红色的阳光从左边散射到扎人的麦茬地上，他的皮靴扬起的尘土给染红了，每一个麦垛，每一棵蓟草，每一根草茎都投下了阴影。“不行，你超不过我！”他看看太阳心里这样想，同时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会儿回忆起有一天他在集市上和城里人打赌比力气，曾经抓住一匹比曲格公马的前腿举了起来；一会儿回忆起去年夏天他把一台铸铁联动机从霍穆托夫老爷家打谷场上的烘谷脱粒棚里拖了出来；一会儿回忆起那个讨饭的老婆子，他抱着老婆子走，不顾老婆子吓得直向他求饶。想到这里他停住脚步，叉开两条腿，那两条腿就在麦茬地上投下两根柱子一般的阴影。接着他从短皮袄的深深的口袋里拿出那瓶酒，对着太阳看了一眼，发现瓶子和瓶子里的酒都成了粉红色的，便开心地笑了。他一仰脖子把酒倒进张得大大的嘴里，没让嘴唇碰着瓶子，接着就想把瓶子扔到高天里最高最轻的一片烟云之上去，忽然转念一想，他已经花了许多钱，于是克制住自己，把瓶子塞进口袋里，继续向前走，高高兴兴地回想那个老婆子。
“多好的一个老婆子啊！”扎哈尔这样想着，时而看看太阳，时而看看出现在远方的一些麦垛后面的灰色农舍。不久前，他经过一片休闲地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个讨饭的老婆子躺在一堆干粪上呻吟。那天他也喝了不少酒，像平常一样，在醉醺醺的状态下极想建功立业，不论好坏……大概多半是做好事。他快步走上前去喊了一声：“老奶奶！”问她：“是你不行了，还是谁捅了你一刀？你得罪谁了？”老婆子破衣拉花的，苍白的脸上有许多干了的血迹，眼睛闭着。听见有人叫，老婆子动弹了一下，又呻吟起来。扎哈尔威严地大声说：“你干吗不吭声？人家问你话你能不回答吗？你就打算这么躺着？人家就要赶牲口回村了，小心羊过来踹了你……马上起来！”老婆子看了他这个可怕的巨人一眼，竟哭诉起来：“老爷，别碰我！我这不已经让公牛踹了，饶了我这可怜人吧！”扎哈尔对这个老婆子忽然产生一股怜悯的温情，口气更加威严地喊道：“我不能饶了你！跟你说，起来！”老婆子勉强支起半个身子，立刻又倒了下去，并且哭得更加厉害。扎哈尔心疼得忘乎所以，一把抱起老婆子，几乎是跑步朝村子那个方向去了。老婆子搂着扎哈尔的粗壮的脖子，给他嘴里的酒气熏得透不过气来，让他颠得浑身发颤。扎哈尔呢，怕老婆子哭，用尽量柔和的低音急促地对她说：“你怎么啦？傻了吗？怕什么？闭嘴，跟你说，闭嘴，谁也别想！什么也别搁在心里！”老婆子说：“不行啊，老爷！我没过一天好日子，孤零零一个人，好吃的好喝的一辈子没见过……”扎哈尔说：“我跟你说，别嚎！”接着他突然有了一种狂喜的冲动，对着广袤的大地大声说：“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人人都有自己的伤心事！凑合过吧！吃麦秸的时候也别丢了干树枝！现在我恭恭敬敬把你送到家。公牛踹了你是你该挨一顿打。干吗东走西走，到处乱转？干吗往牲口群里钻？你该跟娘儿们在一块儿待着。可以跟她们聊聊天。公牛它才不饶人呢！”老婆子流着泪笑道：“哎呀，慢点，我的心都给颠出来了……”扎哈尔更加威严地吼道：“老奶奶，闭嘴！不然我把你扔到大沟里去，连尸骨都找不回来！”说着哈哈大笑，张开大嘴，摇晃着老婆子，做出要使劲把她从坡上扔下去的样子……
扎哈尔骄傲地看看还没有接触到地平线的太阳那个浑浊的红球，疾步走进住人村，这时候他的脊背汗湿了，脸因为充血而发青，也是汗津津的，心脏跳得像有许多小锤敲击着他的脑袋。四下里如死一般岑寂，看不见一个人。匀净的灰蓝色夜空笼罩着一切。洼地尽头远远的一片小树林越来越黑。一轮开始放射光辉的月亮已经升到那小树林上端。长长的空空的绿色牧场，它的一侧有一排农舍。三个明镜似的大池塘，池塘之间用畜粪筑起两道宽宽的堤坝，长着些光秃秃的枯干的白柳——树干粗，枝条细。牧场另一侧也有一排农舍。在这短暂的昼夜交替时刻，灰色屋顶的轮廓，牧场的绿色，池水的金属色，都清晰极了。靠左的那个池塘略现粉红色，其余两个镜子似的望不见底，月亮、树干、树枝一一倒映在池水中，如同浇铸的一般。
“呸，像是都死绝了！”扎哈尔停下来大声喘了一口气。
他真想怒吼一声，叫这些躲藏在小屋里的小人们胆战心惊地跑到牧场上来。可是他立刻摇摇头，心想：“不行，不行，我疯了，喝醉了……这想法不像话，不好……应该赶快回家……回家……”
他忽然觉得难过得要死，而且气恼，甚至闭上了眼睛。他的脸变成了铁青色的，与他的淡褐色大胡子一点关系也没有了，两只耳朵因为充血而肿胀起来。他刚闭上眼睛，立刻就有千万个红圈绿圈在他眼前的黑暗中跳动，心脏就要停止跳动而坠落下去，整个身子软绵绵地掉进深渊里。唉，马上到家，走进烘谷脱粒棚去倒在麦秸上就好了！然而扎哈尔站立片刻，睁开眼睛，没有向左转回杨树庄，而是固执地跨过堤坝，走到大路上，朝住人村的小酒铺那边去了。
这条望不到头的荒漠似的大路，大路那边的灰色平川，这寂静无声的草原之夜，多么使人愁闷啊！扎哈尔竭力克制着这种愁闷情绪，不停地说着，越来越贪馋地喝着，一心要犟过这种情绪，惩罚惩罚那个长一头拳曲的红发、两只白眼睛一动也不动的瘸子伙计。当扎哈尔提出跟他打赌，说自己还能喝下两瓶酒的时候，瘸子伙计幸灾乐祸地忙活起来。粉刷过的小酒铺在东方褪色的蓝天衬托下白得怪异，挂在那边天上的圆月越来越明澈，越来越添光华。小酒铺门外摆着一张小桌子和一条板凳。那伙计穿一件印花布衬衫、一双磨得发红的小牛皮靴子，靠一条腿立在小桌旁，另一条腿只以脚尖着地。他放下一个大木勺，就像猴子一样极其灵敏地迅速嗑他的葵花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扎哈尔。扎哈尔挺起胸膛，咬紧牙关，用几个粗大的手指铁钳似的抓住桌边，以酒润着他的干渴的嘴唇，继续说下去，吐出一个字大声喘一口气，脑子已经不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时不时地跌向一个黑暗的深渊。他赶着要把他抱那个老婆子的事讲完……
忽然间，他整个身子猛地晃了一下，迅速站起来，一脚把小桌子连同上面的酒瓶和玻璃杯踢出去好远，声音嘶哑地说：
“听着！你！”
伙计张开大嘴正要大骂扎哈尔捣乱，但是看了扎哈尔那发青发白的脸一眼就呆了。扎哈尔鼓起最后一点力气，不让他的心脏在不容置疑地说完下面一句话之前爆炸：
“听着！我要死了。完了。我不想连累你。我走开。走开。”
扎哈尔坚定地向大路中央走去。他刚走到那里，两个膝头一软，就像一头牛似的轰然仰面倒下，伸开两条胳膊。
这个八月的月夜是可怖的。乡下女人和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无声地奔向小酒铺，男人们审慎而又惊恐地交谈着走来。月光轻烟似的停在晒干的麦茬地上空。大路中央有个很大很可怕的东西，白白的，而且闪光，原来是有人拿一块细白布盖在了死者的身上。赤脚的村妇们疾步而又无声地走上前来，在胸前画十字，然后胆怯地搁一枚铜钱在死者的头边。
1912
* * *
[1] 第一救主日，在旧俄历八月一日，此时马林果成熟。
[2] 教堂管事，当时俄国东正教基层教堂的管事，由基层教区选出或聘请来管理基层教堂的财产和事务。